新中国七十三华诞
李文朝（北京）
五星旗展九州红，七秩三秋硕果丰。
探海巡天彰伟业，再迎盛会起强龙。
渔家傲? 建国寄怀
何云春（北京）
旭日驱云兼敛雾，惊天鼓乐旌旗舞。巨手城楼开序幕。回声处、方知站起来时路。
愰若时光恰正午，高山放眼春常驻。侧耳穿林听鸟诉？昆鹏翥、乘风展翅同欢度。
欢度国庆
潘衍习（北京）
大众欢佳节，神州映彩霞。
长河连沃野，海角到天涯。
日照红旗展，风吹绿柳斜。
江山无限好，万里颂中华。
浣溪沙?国庆73周年
萧艾（黑龙江）
深海蛟龙下五洋，嫦娥揽月太空翔。山河万里焕新妆。
百姓欢声歌巨变，神州起舞颂华章。人民逐梦步康庄。
醉太平?庆祖国华诞（新韵）
徐满庭（北京）
深蓝练兵，云端弄筝。神州已是龙腾。气雄长贯虹。
八方凤声，九皋鹤鸣，愿江山万千龄，四海皆太平。
清平乐?国庆节
王文荣（天津）
一声站起，开拓新天地。自力更生功举世，华夏东方雄峙。
七十三载辉煌，兴业民富国强。坚守初心逐梦，青山绿水祺祥。
行香子·重上陶然亭
——写在建国七十三之际
李茂涛（北京）
前岁栽桑，今日乘凉。悼先贤、感党恩长。荒园变美，幽径飘香。听鸟声脆，水声悦，曲声扬。
慈悲树下，时空洞里，探遗踪、红色连航。航图接手，托出辉煌。看史魂芳，英魂美，国魂强。
喜迎国庆
李雪莹（黑龙江）
喜气层层漫省城，推门顿感惠风倾。
五星闪烁红旗展，百鸟留连绿径行。
金谷归仓祥雾笼，翠蔬满桌福氛萦。
追求康养成时尚，骋目河山处处情。
贺圣朝?庆祖国华诞（新韵）
李灵光（北京）
七十三载风云路，环球瞩目。蟾宫折桂，碧霄摘斗，太空踱步。
八方来雨，越洋亮剑，气吞豺虎。祝福华夏，百千万代，江山恒固。
欢度国庆节
张兆嵩（湖北）
天安门上一声呼，万里江山入版图。
自此人民皆站起，从今战事未曾输。
神舟向往太空梦，母舰巡游宝岛区。
应是炎黄来问讯，香飘对岸与京都。
庆国庆
李孟书（湖北）
把歌讴国庆，户外满清光。
绿地高天碧，中华盛世长。
天池遥感砚，水墨近生香。
挥手狼毫泻，书文寄艳阳。
行香子?国庆放歌
王世繁（广西）
泉水淙淙，旭日曈曈。凝眸处、天际归鸿。锤镰共举，草木兼容。测四时晴，晴时雨，雨时风。
风清气正，德重情浓。忆当年、千里冰封。金秋逐梦，玉宇腾龙。看国旗飘，军旗猎，党旗红。
国庆祝福
周发玲（湖北）
秋日阳光情似火，研磨七彩染山林。
半岩松影江河照，一地欢歌华夏吟。
紫气升腾庆佳节，红旗飘动奋人心。
炎黄儿女担风雨，除疾驱狼守故岑。
壬寅国庆节抒怀
徐首翔（ 天津）
华灯璀璨映苍穹，百卉争妍别样红。
岁月如歌萦两耳，江山若画醉双瞳。
披荆斩棘迎难进，破浪扬帆稳舵冲。
圆梦征途蹄自奋，龙腾盛世抖雄风。
国庆剪影
雷春（湖北）
秋光潋滟对新天，雁影扶摇向故川。
京广人喧歌蹀躞，沪蓉车啸舞翩跹。
朝尝秦岭黄金枣，夕品湘江白玉莲。
嘉峪雄关寻古趣，蓬莱崇阁找今缘。
国庆颂
李小华（四川）
时光弹指去，华夏跃雄关。
已把穷根拨，犹将富径攀。
蛟龙惊海宇，北斗誉人寰。
马列旗高举，复兴奏凯还。
诗贺国庆七十三周年
蒲俊（四川）
十月金风别样情，神州万里朗吟生。
飞船破曙蟾宫晓，航母巡疆小岛惊。
百业宏图民曼福，千山博富国康平。
东方伟绩惊寰宇，火树银花伴凯声。
眼儿媚·新中国73周年庆
吉怀康（四川）
锣鼓喧天赤旗飘，华夏乐陶陶。灯笼标语，鲜花彩带，放眼红潮。
重生决意探新路，步步有奇招。国强民富，河清海晏，更向明朝。
国庆怀先烈
杨荣庆（四川西充）
谁将热血沃中华？纪念碑前献束花。
烈士精神传万古，英雄业绩慰千家。
每逢国庆思先辈，不忘初心励后伢。
民族复兴担使命，长征万里永无涯。
浪淘沙·贺国庆
范文钟（四川）
潮涌海江翻，瑞气弥天，大江南北驶红船。破浪乘风新局举，壮丽江山。
盛世颂华年，快马加鞭，开今华夏启诗篇。前路金枝垂硕果，春满人间。
一剪梅·壬寅年国庆抒怀
文光焰（四川）
四海飞歌庆诞辰。山也欢欣，水也欢欣。万民同舞举金樽，花影缤纷，帜影缤纷。
京张冬奥荟嘉宾。近亦相亲，远亦相亲。上天入海梦成真，翻转乾坤。威震乾坤。
建国七十三周年吟
吉世君（四川）
崛起神州盛景长，山河巨变感沧桑。
敢酬宏愿宏图绘，更展雄姿雄志昂。
北斗横空巡昊宇，红船斩浪震重洋。
喜迎廿大丹心献，万众高歌国运强。
银杏丹枫贺国庆
陈瑞瑜(四川)
欣逢圣日欢声起，银杏丹枫颂诞辰。
华表巍峨经四夏，广场壮丽历三春。
麦风尽染长安路，稻浪平铺北海滨。
鼓乐齐鸣歌盛世，龙腾凤翥看新晨！
乡村新貌迎国庆
张丽（四川西充）
十月蜀山生五彩，有机农业话丰年。
巨型稻穗晚香熟，优质黄花早味鲜。
南薯北禽承古训，东桃西橘续新篇。
乡村蝶变宜居地，归雁无由梦始牵。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
徐振旺 (北京)
十月金秋披彩虹，飘飘霞染五星红。
紫云舒瑞萦华表，龙舞烟花唱大风。
咏国庆(新韵)
范曜阁(北京)
秋飘丹桂万枝香，陌野金菊向晓阳。
礼炮烟花龙凤舞，山河壮美颂国强。
贺国庆（新韵）
毕秀梅（黑龙江）
金秋旖旎伴晨光，乐享华辰九域扬。
万众铿锵多瑞彩，巨龙飞跃贺辉煌。
西江月·贺国庆
范子夫（江苏）
旗帜飘扬四海，初心不忘担当。党民共建国安邦，华夏众人钦仰。
世事如棋变幻，护城子弟忠良。举杯同贺万家昌，激起豪情千丈。
庆祝新中国成立73周年
吉洪花（山东）
红旗摇曳靓如虹，举国欢腾庆党功。
实现小康民众乐，中华大地遍新风。
十一感怀
杨金香（北京）
时下西风风正狂，烽烟弥漫费思量。
喜看华夏金秋暖，黎庶安康国更强。
国庆山河颂(新韵)
李海英（黑龙江）
金风吹遍醉华秋，红染栌枫放眼收。
片片平川田涌浪，排排果树醉心眸。
十一共舞邀新月，万众同歌举碧瓯。
放纵豪情词数阕，挥毫泼墨赞神州。
满江红·国庆抒怀（通韵）
韦志华 （北京）
万里红船，七三载，中华驰骋。乾坤转，奋扬镰斧，俱兴昌盛。地覆天翻国巨变，龙腾虎跃程前猛。聚精英，奋进势恢弘，神州庆。
军科劲，功过硬。疆海固，安边境。巨龙长声哮，睡狮苏醒。辟地开天新纪始，波澜壮阔强军政。气磅礴，伟大复兴心，圆国梦。
鹧鸪天·国庆抒怀
周中界（四川）
飒爽金风惠宇寰，江山如画艳阳天。花团锦簇红旗展，虎跃龙腾赤县欢。
歌曼妙，舞翩跹，载歌载舞慰轩辕。初心不忘金光道，跃马扬鞭永向前。
鹧鸪天?迎国庆
唐卫文（湖南韶山）
国庆今秋意更昂，迎来廿大放豪光。初心不改民同富，使命长担国益强。
人自信，步铿锵。寰球有目羡东方。金风万里吟华诞，锦簇花团喜气洋。
祖国颂
白凤英（山东）
七十三年步伐匆，神州巨变普天红。
革新举鼎攀科技，矗立东方盖世雄。
十月寄怀（新韵）
宣民庆（宁夏）
神往江山检阅台，战魂列阵整装來。
雄风振奋中华梦，浩气冲锋玉宇垓。
伟烈长城崇社稷，辉煌史卷颂英才。
百年国庆吾应到，不老兵心别样开。
礼赞国庆
张光林（江西）
当代巨龙惊崛起，昂然一啸壮山河。
重开赤县繁荣日，大国雄风举世歌。
贺新中国七十三华诞
邹恩亮（浙江）
洪流铁血铸霞光，万里江山着彩妆。
痛忆百年羞辱恨，心悲历次抗争殇。
烽烟尽处飞红帜，新政晴时撼昊苍。
七秩三春求大道，又逢盛会续雄章。
组稿：何云春 孙满桃
编审：王改正 张宁
来源： 光明网
有读书声最佳
——中华文明中的读书重学传统
作者：刘绪义（国家税务总局党校〔长沙〕教授、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
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呈现出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要问这些突出的特性是怎么产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读书重学的传统。泱泱中华，一直以一个读书大国、学习强国的姿态挺立于世界文明最前列。
“为人皆不可以不学”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作为进入文明社会标志之一的文字的发明，也是书籍的第一要素，意味着文明与读书一开始就结下了深厚的因缘。考古发现，汉字，作为中华文明原创性重要特征的标志，不仅起源早，而且以其独特的表意文字优势，成为维系民族向心力的“功臣”。
《周易·系辞上》记载：“河出图，洛出书。”这里的“书”虽不是后世意义上的书，但是，隐然可见中华民族对书籍的崇拜。在中华民族的文明早期，书是著之于竹帛的，书写和阅读都不方便，但这并不影响先民对书的重视。着眼文明的传承，古代官制中就设立史官，甲骨文中就有“乍（作）册”“作册右史”等职官出现，《后汉书》记载“古之帝王，左右置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有着众多职能，如记事工作、藏书工作、占卜工作、文书工作等，兼具治史与从政之职能。史在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亦巫亦官”，地位崇高，“通天人之际”。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才有传之后世的书籍。
书籍地位之高，也是现代人想象不到的。老子曾经担任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公元前6世纪初，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朝失败，率族人奔楚。作为王子，在逃难之际，竟然将宗周藏有的典籍都带到了楚国。毫无疑问，一个人在逃难之际，随身所带的东西当然是最重要的。老子因此失望“下岗”，楚国却因此成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
夏商周三代时期，“学在官府”。可以说教育为王官所掌控，足见官府对教育的重视，也可以说，囿于条件限制，私人与民间没有条件办学。清人章学诚说：“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校雠通义》）正是由于教育，士由一种等级转变为一个阶层。士在战国之前属于贵族，接受过正规教育，特别是军事教育。管仲进行士、农、工、商四民分业，规定士的主要职能就是从事军事训练和打仗。至战国，武士向文士转变，或者说，文士更多地活跃在社会。墨子称文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尚贤上》）。这就是有知识有学问有道德的一类人，这些人就是后世所谓的“读书人”。
读书人社会地位之高，在春秋末至战国，从诸子的活跃即可见一斑。孔子有弟子三千之说，即使不是确数，也足见数量之大；墨子一次性可以召集300名弟子帮助宋国守城；吕不韦有门客三千，能帮他写成《吕氏春秋》。这当然得益于王纲解纽，学术下移。其时的私学盛行，也充分说明了民间对读书的渴望与重视。
汉代以后，官学更向平民子弟开放，同时鼓励私人办学，教育的普及性远胜于同期的西方。西汉读书人群涵盖帝王公卿至平民百姓的社会各个阶层，许多经学博士，刚开始都是自己潜心读书，影响日著后被征召为博士；东汉更甚，有名的经学大师开门授徒者，名籍往往不下万人。千里负笈，诵经读书，成为习以为常的风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班固《东都赋》）。
唐代在中央、各省各地有官学，民间富户兴办有私学。更有许多东洋学子，不远万里，来到大唐，“打卡求学”。宋代书院大兴，读书之风更是盛行。
不唯如此，中华民族基因里重教兴学传统也表现在女子教育与读书风气上。《礼记·内则篇》载，10岁前的基础教育并不分男女，从6岁始，女性可以和男性一起“教之数与方名”，因此，先秦通诗书、善属文的贵族女性很常见。齐姜可顺口引用《诗经》“莘莘征夫，每怀靡及”，穆姜通《易经》；据考，《诗经》中很多篇章，如《燕燕》《柏舟》的作者都是女子。汉代皇后多爱读书，窦太后好《老子》，明帝马皇后“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和帝皇后邓绥6岁“能史书”，12岁时精通《诗经》《论语》。班昭能指点皇帝绘画和书法，指导皇后习经史、天文和数学，被尊称为“大家”。
普通士民家也有不少识文断字的女子。汉代有“小戴”之称的大学者戴圣，早年丧父，其母能够跟他释《礼》，这样一部被现代人视为难懂的经典，在她这里却可以随口道来。前秦的宣文君出身儒学世家，幼年丧母，父亲传授其《周官》，并告诉她：“我膝下无子，你若不用心学习，这门学问便要从此断绝了。”
唐代社会更开放，女子教育涵盖道德、女红、儒家经典、文学、书算、音乐和宗教等方面，《女史》《女则》《女仪》《女诫》是唐代女性常读之书。因而，自嫔妃女官到村妇尼姑，皆善诗词文墨。唐代小说诗歌之中的女性无一不是知书达理、舞文弄墨之人。《唐才子传》记载：“唐以雅道奖士类，而闺阁英秀亦能熏染。”《全唐诗》载女诗人113位，诗作达600余首。宋代被视为对女性苛刻的时期，其实，理学家们大都赞成女性读书，司马光在《家范》中提出女人如果知道怎样阅读，会成为更好的妻子：“为人皆不可以不学，岂男女之有异哉？”
明代，随着出版业的繁荣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阅读活动增多，社会对女性的审美也从对女容女德的欣赏转向对才华气质的推崇。以女性阅读为主题的仕女画大量涌现，明清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女性阅读最活跃的时期，女学神频出。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面世后风行一时，唤起了万千闺中女子的梦想，内江自信有才貌而不轻许人的女读者爱上汤显祖，扬州女子金凤钿干脆直接托人寄书给汤显祖。1792年春，袁枚暂栖杭州西湖宝石山庄，江浙一带女弟子闻信后纷纷带上诗作前往拜谒。
上海大观园内“宝黛共读西厢”雕塑 资料图片
六经勤向窗前读
中华民族有深厚的文教传统，历代帝王都兴文教，重视并倡导读书。
有诗称“刘项原来不读书”，其实谬矣。刘邦尝为吏，秦朝文吏是有知识的人，“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史载“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汉文帝说：“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汉景帝说：“夫吏者，民之师也。”项羽虽学书学剑皆不成，但他爱学兵法，兵法有书传世。否则，刘项二人如何能各自写出《大风歌》《垓下歌》？汉代皇帝如昭、宣、元、成诸帝皆爱读书。昭帝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宣帝“师受《诗》《论语》《孝经》”，元帝“多材艺，善史书”，成帝“壮好经书”，等等。西汉诸王如梁怀王刘揖、淮南王刘安以及刘向、刘歆等都是大学者。东汉皇帝如光武、章帝等亦颇有学术造诣。此后历朝历代皇帝无一不是经过多年读书熏陶出来的。
出身武将世家的赵匡胤常于军旅中读书。有人向周世宗告密，称赵氏用几辆车满载私物财宝，经检查，原来所谓的财宝其实是数千卷书。世宗问：作为武将，要书何用？赵氏回答：多读书以广见闻，增智慧。做皇帝后，他以读书多少作为考察选拔官员的一项重要指标。赵匡胤曾问疑于宰相赵普，赵普竟无言以答，再问学士陶谷，得以解答。赵匡胤因此感慨：“宰相须用读书人。”宋代其他皇帝，如太宗也一样，史载“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以观书为乐。”有一次，宋琪对太宗说：“陛下好古不倦，观书为乐。然日阅三卷，恐至罢倦。”太宗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以为鉴戒，虽未能尽记，其未闻未见之事，固以多矣。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好学之士，读万卷书亦不为难。”真宗说：“朕听政之暇，惟文史是乐……机务之暇，惟以观书为乐焉。”
朱元璋苦于年少时与书无缘，从军以后刻苦读书，称帝后，“命鸿儒进经史，自批阅，终日忘倦”。明朝还确立了专门为皇帝开设的经筵制度，延续数百年之久。清自开国之初就重视文教。皇太极即位刚三年，宣布“兴文教”，称“从古至今，历来是文武并用，以武威克敌，以文教治世”。高宗乾隆更是组织各类专业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规模空前的编纂与整理历代文献典籍的活动。“列圣万几之暇，乙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为裁定，颁行儒官，以为士子仿模规范，实为万目之巨观也。”继明成祖时编纂《永乐大典》后，修《四库全书》，堪称文教之盛。
“帝王所图治，立学当为先。”这几乎成为历代君臣的共识。不仅帝王以身作则，表率天下，而且许多皇帝都在劝学。唐太宗常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告诫百官多读史书。最有名的莫过于宋代皇帝赵恒的“书中三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总之，“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因此，不仅士人读书，官员读书也成为风气。
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品评官员不仅看其出身门第，还要识其谈吐风度，论其书法辞章，讲究名望口碑等，有了这些不成文的尺度，官场上读书、作文蔚然成风，不读书之辈很难在官场里立足和生存。文教大盛之时，许多武将也爱读书。关羽夜读《春秋》定格于史册，吕蒙因读书而致“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不少武将本身就是文人，如曹操、诸葛亮、辛弃疾、王阳明、曾国藩等，他们朝出鏊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既有“百战归来再读书”的自觉，也有始终以读书人自诩的荣耀，践行了“圣人法之，故有文有武”的信条。
读书引领风气，学风先导世风。宋代胡瑗在《松滋儒学记》中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士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基石，学风是士风的核心。由士而出仕为官，化民成俗则是士大夫的使命，也是考察官员的重要内容。宋代周敦颐看来，为官的最高境界是“上安下顺，风清蔽绝”。明代首辅李东相认为：“论吏治，则先风俗。”清代帝师朱轼将正风俗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地方官不仅有掌风俗之职，朝廷也重视览观风俗，察吏治得失，一个地方学风好坏，自然也在其中。士大夫对学风也保持着敏感，如宋代真德秀就批评当时的学风：“今之学者，自幼不由小学，以养其良知良能之本。不进之大学，以充其仁义礼智之性。”朱熹晓谕沧州精舍学者，读书是为了贪道义而不是贪利禄，是要做好人而不是做贵人。
不唯如此，大批士大夫官员践行着这一宗旨。他们关爱读书人，建书院，设书局，创学堂，礼名师，劝学资助，编书著书，刻书藏书，寄托着正人心、通时务、开风气的厚望。如清代名臣张锳在贵州兴义府任上免费给读书人添灯油，坚持长达13年；同光之际的曾国藩、左宗棠等大批督抚大兴书院之风、劝学之举，张之洞总督湖广18年间在武汉创办的各类新式学堂有120多所，总督直隶的曾国藩写《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勉励他们：“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张之洞作《劝学篇》告诫两湖读书人，“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希望他们通过读书正心同心。这种情怀正是中华文明能够辉映千年的内因之一。
读书声里是吾家
池塘四五尺深水，
篱落两三般样花。
过客不须频问姓，
读书声里是吾家。
官事归来衣雪埋，
儿童灯火小茅斋。
人家不必论贫富，
惟有读书声最佳。
唐人翁承赞诗中的这句“读书声里是吾家”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多少书香家庭的自豪。出身礼乐名家、东南茂族的翁承赞是大家族重视读书的代表，更多的普通士人则是渴望耕读传家，既希望“万卷藏书宜子弟”，又钟情“一樽满意说桑麻”。整体上，社会是以“家有读书子”为基本要求，以书香门第为无上光荣。
最晚至唐朝，城市街巷、乡村农家听到琅琅读书声就不再是稀罕事了。作为读书氛围深厚的朝代，唐朝的社会风尚近乎全民读书。不仅读书启蒙早，“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书”，而且涌现出大量少年英才。王勃、骆宾王、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等大批被后世敬仰的文人，少年时即善诗。究其原因，不外乎良好的家教和浓郁的社会读书氛围。
如果说唐以前，孙敬头悬梁、苏秦锥刺股、车胤囊萤学、孙康映雪读等甘贫苦学的事迹尚属特例，那么，唐以后则不论贫富和智愚，勤学读书则成为社会普遍风尚。特别是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书籍进入寻常百姓家。四岁而孤的欧阳修，家贫只能用荻画地学书，“勤读书史”；“博学而无所不能”的司马光，读书至不知饥寒酷暑；“读尽天下八分书”的郑樵，风暴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诵记不绝。家庭条件好的，如熟读百家的苏洵，用自身的优势为孩子创造浓郁的书香氛围。家境差的，如元稹、欧阳修皆幼年丧父，均受益于母亲的教育。明清时期“良母课子”的主题更是绘画中的一大风景。
家族和地方也鼓励赞助读书。族中富人或个人或几家合作，出资办学，邀请名师教子弟读书的情形非常普遍。史载江南“人皆知教子读书”，“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读书为事”。《都城纪胜·三教外地》载：两浙临安府“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会稽自建炎以来，“今之风俗，好学笃志，尊师择友，弦诵之声，比屋相闻”；“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浙江青田“贫士带经而锄，里巷市廛所至，辄闻读书声”。福建“城里人家半读书”，南剑州“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有人认为，读书风气与科举紧密相关。其实不尽然，科举固然是读书人的一条出路，有不少因子孙科甲鼎盛而成为世家名门的例子，然而更多家庭重视读书并不以科举为目的。如曾国藩家风好，然亦教子弟“科举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左宗棠家风正，书香浓，然其戒子求学切勿为功名。
有人说，读书是为了改变命运。诚然，其中也未尝不涵盖了读书改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的意思在呢？
书自香我何须花
“茶亦醉人何须酒，书自香我何须花。”这句出自清代小说《狐狸缘全传》的名诗，道尽了古今多少读书人的心意。千百年来，无数读书人既有“三更灯火五更鸡”饱读诗书以图康济万民的宏伟政治抱负，也有“天为读书留种子”寄情诗书以图自修自娱的惬意人生襟怀；既有“以读书著文忧国爱君为事”的名臣，也有以“愿读尽世间好书”为人生乐事的普通士人。
《论语》中孔子提出了读书的三重境界，即由“知”至“好”而“乐”。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要达到“好学”的境界不容易，如孔子所言“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或如子夏所言“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要实现“乐学”的境界更不易。孔子尚且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为己忧。然则古代历史文化画卷中常常出现以读书为乐、以书香为美，以读书充实人生，修养品格，提升精神的读书风景。最有名的莫过于晋陶渊明不仅种豆南山下，还“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初唐宋之问茅斋读书：“暝还探旧史，颇知古人趣。”武元衡“惆怅管弦何处发，春风吹到读书窗”。宋代翁森有《四时读书乐》，“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赵季仁自述：“某平生有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欧阳修也感叹，“至哉天下乐，终日在书案。”朱熹读书，能读到如此境界：“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明代陈继儒在《小窗幽记》说：“人生一世，有三乐：开卷读书，闭门修禅，一语济世。”郑成功亦说：“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清人曾国藩以“读书读出金石声”为一乐。
更能引起人们心向往之的风景有三：一是打卡山林寺庙读书。自隋唐始，寺庙就成了读书人心中的圣地。唐肃宗时，李泌隐居南岳十二载，潜心读书。后其子李繁任随州刺史时，于南岳建邺侯书院以纪念，就成中国书院之始。刘长卿、孟郊等自幼在嵩山读书；李绅在无锡惠山寺读书；温庭筠、杜牧、杜荀鹤都曾在庐山读书；王播寄居扬州木兰院中读书多年；范仲淹在醴泉寺僧舍中读书；苏轼更与寺庙僧人佛印交友，留下不少趣事。一则古代山林寺庙环境清幽，可以息却红尘功名之心，可以陶冶性情诱人诗性；二则寺庙省钱，省去不少烦恼；三则不少寺庙有藏书，僧人有学识，可以交流请教，真正是个读书好去处。
二是古代读书人笔下那一幅“红袖添香夜读书”的唯美画面。清代亦学亦商的管斯骏在《题查履光〈红袖添香夜读书图〉》中抒怀：“怜我青灯常寂寞，泥他红袖细商量。”“红袖添香”出自宋代词人赵彦端的《鹊桥仙》，清代女诗人席佩兰将其化为诗意：“绿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夜读书。”静夜、青灯、红袖、暗香，这一幅有声有色、动静适宜、别有韵味的文人夜间生活图景就此成为读书人向往的一种赏心乐事。如果加上雪，那就更妙了：“夜半梅花春雪里，小窗灯火读书声”（汤显祖《与李太虚》)。
这并非古代文人的情色幻想，实则与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潮开始接受女性作为智力型的同类，认同女性才华，甚至渴望拥有能与他产生共鸣的伴侣有关（参见李晓愚《明清才女文化与女性读书图研究》，《学术月刊》2017年第10期）。“泥他红袖细商量”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清人毛大瀛初婚时，赠诗其妻：“他日香闺传盛事，镜台先拜女门生。”其妻笑道：“要改一字。”毛问何字？其妻将“门”字改为“先”字，就成“镜台先拜女先生”。那种自信，就是学神配学霸的自信。席佩兰伴夫读书至深夜：“夜深衣薄露华凝，屡欲催眠恐未应。恰有天风解人意，窗前吹灭读书灯。”（《夏夜示外》）颇有画面感。
三是书与茶、知己组成的黄金搭档图。要问古之读书人，什么是简单人生，什么是惬意活法？无他，一书一茶一知己而已。《礼记·学记》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因此，游学交友就成了一种古老的读书风景。孔子本人就是著名的游学者。司马迁、郦道元、徐霞客、李白、杜甫等更是亲身体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找寻他们的“诗和远方”。一如《史记·春申君列传》中所说“游学博闻”，游学不仅可以开阔视界，增长见闻，而且可以寄情山水，拜师访友，留下了诸如“兰亭雅集”“岳麓双讲”“程门立雪”“雪夜访戴”等经典文化史话。不仅传播了思想文化，也践行了知行合一。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茶和书无疑是最好的伴侣。古代读书人嗜书与嗜茶，几乎达到了浑一的境地。本来，茶就是伴读之首选。“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其堪夸。”一杯茶，使人神思清明淡定；一卷书，使人沉静冲融从容。茶似禅，书似友；一个清心，一个明智，再加一知己，让人情悦。风轻云淡无如茶，书卷多情似故人，在这里达到一个高度和谐而完美的统一。这种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关怀，正是中华文化中读书传统的重要价值体现。
中华文明能够绵延至今，读书重学传统基因居功甚伟。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传承这一传统基因，推动全民阅读。既要有“读书破万卷”“读书如克名城”的劲头，也要善于“从无字句处读书”，养成读书好习惯，端正读书价值观，做新时代知行合一的实学实干者。
《光明日报》（2024年04月19日 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者：唐洲雁（山东师范大学教授） 毛强（中央党校报刊社副编审）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给人以重要启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掘和运用历史文化资源，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基础上，不断从我国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
1.“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民惟邦本”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最为突出的准则。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着眼于安邦定国，以“民生”为核心，以安民、富民、养民为基础。比如，《尚书》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些主张的中心意思是，政权兴盛在于顺应民心、政权废弛则因为违逆民心。又如，《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同样强调人民的重要地位。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涵盖中国古代爱民、重民、利民、富民、顺民、亲民、养民等一系列民本思想，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高度重视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和力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党的初心使命，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以民为本的思想资源也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了历史文化滋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思考、继承与发展，彰显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彻到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牢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要求全党“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造福人民的大事实事办好办妥。
2.“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周易》之“易”，实为“变易”，即要顺应时势做出变革。《史记·商君列传》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意即治理国家不能拘泥于古法旧制，而是要在创新中发展制度，探寻符合历史潮流的治国法则。从制度的层面看，《周易》认为应该“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也就是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既以开拓创新精神加强和完善自身，又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这种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推动几千年中国历史赓续发展、中华文明经久不衰。
勇于改革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建党百年来，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坚持立新义、开新篇、闯新路，不断开拓创新，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转向系统集成、全面深化。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绵延历史的高度，深刻阐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还充分运用历史文化资源，阐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在谈到当前的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时，强调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从全局看问题，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正是充分汲取历史智慧，在这些科学方法论的正确指导下，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崭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3.“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
“法者，治之端也”。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隆礼重法”思想，法家的“以法治国”“任法而治”“法不阿贵”“刑无等级”思想，商鞅的“不法古，不循今”思想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文明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思想，形成了独特的法律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形成了自成一统的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汲取历史养分，提出“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协调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传统法治思想内核的基础上，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总结我国古代法制成败得失，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强调要着力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指出“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都是改革和法治紧密结合，变旧法、立新法，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到明代张居正变法，莫不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借鉴历史智慧，指出“古人说：‘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则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强调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有一支高素质队伍。习近平法治思想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沃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新境界，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我们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
《论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也讲，“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注重礼义廉耻，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主张正己修身，“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治乱之要，其本在吏”“吏不廉平，则治道衰”，等等。中华文化中关于修身立德、正身律己、清正廉洁、忠于职守等的传统思想，是古代政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传统吏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新时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正己”智慧。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牢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尤其注重汲取历史文化智慧来教育全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比如，在谈到如何做好反腐倡廉工作时，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监察、御史、弹劾、谏官等方面的制度。这些制度有不少在历代反腐倡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们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在谈到如何发挥巡视作用时，引用唐代御史韦思谦所言，“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认为“巡视就是要形成震慑”。在谈到廉洁自律问题时，指出“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正是在总结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为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还大量援引中国古人的名言警句教育各级党员干部。比如，“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传递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意志；“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强调了慎独慎微、手握戒尺的意义；“道私者乱，道法者治”宣示了执纪问责、严明纪律的决心。习近平总书记赋予这些古训以新的时代内涵，不仅丰富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也推动了以党风政风带动民风社风的探索，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5.“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道德经》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的“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荀子》的“物各从其类”；《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传统思想和观念，都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生促进，彰显了万物共存、顺应自然的科学认知。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理念，并在指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传承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基因，蕴含着深厚的传统生态文明智慧，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
6.“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
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文明一贯倡导的处世之道。《论语》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墨子》的“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礼记》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传统智慧，无不蕴含着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理念，体现着中华民族对世界和谐、人类和平的珍视。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和合”智慧，秉承“天下一家、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主要抓手，以全球治理为主要平台，有力推动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这深刻彰显着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深刻彰显着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的重视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在不同外交场合，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深刻思考与总结中华传统文化和合思想重要内核的高度，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外交理念”。正是在传承弘扬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历史智慧、继承发展新中国和平外交方针的基础上，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为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举旗定向。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如何传承弘扬好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更好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作出贡献。
《光明日报》（ 2021年12月31日06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