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
三亿汉人在满清三百万八旗的统治下生活了整整276年，为何汉人没有选择反抗这样的统治！
是打不过还是甘愿俯首称臣？是小众智慧的扩张还是一盘散沙没有齐心协力？
让我们揭开历史的面纱，深入这个问题，探索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和复杂的情感。
< class="pgc-img">军事实力的悬殊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个基本的事实，在清朝早期汉人和满族人在军事力量上的对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自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中原地区彻底成了汉人的生活领地。
< class="pgc-img">记得小时候爷爷讲过，那些满族的八旗兵是怎样的悍不畏死。
他们在战场上骑马如飞，箭无虚发，而且身体素质惊人，每个壮汉都像是狼一样的存在。
相比之下长期从事农耕的汉人民众，虽然数量众多，但大多数并没有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缺乏足够的武器装备。
在面对如此强悍的对手时汉人只能选择忍气吞声，保留自己的生命和力量，而不是盲目地反抗。
< class="pgc-img">八旗制度与民族融合
清朝政府对待汉人的策略，可以用“以静制动”来形容。
他们并没有选择排斥汉人，反而是吸纳汉人加入八旗，让汉人成为他们统治的一部分。
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融合，更是社会和文化的混合。
< class="pgc-img">这种政策非常聪明，它让许多汉人感到自己并非外来者的统治下的奴隶，而是这个国家的一份子。
皇太极时期就已经有大量汉人官员被赋予了贵族的地位和权力，甚至许多汉人家庭也通过与满族人的联姻获得了政治上的保障。
< class="pgc-img">汉人的政治参与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人在清朝政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从科举考试到官场任职，汉人逐渐占据了朝政中的重要位置。
科举制度的公平性保证了汉族士子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学和能力进入官场。
< class="pgc-img">这种做法大大提升了汉族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清末的“中兴四大名臣”，他们都是汉人，并且在政治舞台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汉人官员的普遍存在，使得汉族人民感到自己的利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维护。
< class="pgc-img">文化融合与和谐共处
不得不提的是，满族人对汉文化的学习和吸收也是促进民族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康熙到乾隆，清朝的皇帝们都极力推崇和弘扬汉文化，他们不仅学习汉语，甚至在文学、艺术、政治等多个领域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和深刻的理解。
< class="pgc-img">清朝的皇帝们通常会在皇宫内设立汉学馆，邀请汉族的学者来讲解儒学经典，并将这些知识和文化理念应用到治国的实践中。
这种文化的尊重和借鉴，让汉族人民感到自己的文化并未被压制，反而得到了新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清朝的文化政策并不仅仅局限于上层建筑。
< class="pgc-img">在民间满汉文化的交流也极为活跃。
无论是在食物、服饰还是日常生活习惯上，两种文化逐渐融合，创造出了独特的清代风情。
清朝时期的绘画、书法和建筑，都达到了非常高的艺术水平。
这些艺术作品不仅体现了汉族文化的精髓，同时也融入了满族文化的元素，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典范。
< class="pgc-img">还有满族的火锅和烤肉逐渐被汉族人民所喜爱，而汉族的诗词书画也深受满族贵族的推崇。
这种文化的互补和融合，让两个民族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共同构建了一个多元而和谐的社会。
清朝的历史还展示了和谐社会对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
在汉族和满族和谐共处的环境中，艺术、科技、经济和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这是因为和平环境为创新提供了土壤，而文化的多样性则激发了创造力。
< class="pgc-img">民族政策的成功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人民对清朝政府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
许多汉族人不仅在政治和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且在经济和文化领域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尤其是对汉族官员的重用和文化的尊重，极大地减少了民族冲突。
< class="pgc-img">汉族人民逐渐认为，与其通过暴力反抗来改变现状，不如在现有的体制内寻找机会，通过合法的途径改善自己的生活。
清朝的统治也展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和平与和谐往往比对抗和破坏更能带来长远的稳定和繁荣。
汉族和满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支持，不仅保证了清朝政权的稳定，也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统一时期之一奠定了基础。
< class="pgc-img">汉族人民的日常生活证明，即使在外族统治下，人们也能找到共存共荣的方式。
通过教育、文化交流和政治参与，汉族人民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还在清朝的框架下实现了自我增值和社会提升。
< class="pgc-img">教育与文化的重要性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清朝的故事虽然随风逝去，但它留给我们的启示却是永恒的。
在今天这个多元化迅速发展的世界里，清朝与汉族人民的和谐共处提醒我们，文化的尊重与融合是任何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石。
< class="pgc-img">不论是在国家治理还是在日常生活中，尊重差异、促进融合不仅能减少冲突，还能增强社会的整体实力和凝聚力。
这种从历史中汲取的智慧，对于我们今天处理国际关系以及内部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class="pgc-img">教育和文化的推广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具。
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传播尊重和理解的平台。
通过教育我们可以培养下一代理解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学会如何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寻找共同点，促进合作而不是冲突。
< class="pgc-img">结语：
回顾清朝的历史，我们不仅见证了一个帝国如何管理其多民族国家，还学到了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共处。
这些历史教训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提醒我们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寻找共生的智慧和方法。
让我们携手共进，用尊重和理解构建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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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知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却不知这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竟能统治中原276年之久。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仅有300万八旗子弟，却掌控了3亿汉人的命运。这是何等惊人的统治力！
回首历史长河，汉人曾多次遭受异族统治。南北朝时期，胡人肆虐中原；元朝时期，蒙古铁骑席卷华夏。每每遇此，汉人总是奋起反抗，誓死不屈。可为何到了清朝，面对满人的统治，汉人却显得如此温顺？
难道是满人的统治手段高明到了极致？还是汉人的反抗精神已经消磨殆尽？亦或是其中另有隐情？让我们一同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探寻其中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原因，让3亿汉人甘愿臣服于300万满人的统治之下？
满清入关：铁蹄踏破山河
世人皆知满清入关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历史变局，却不知这背后竟有如此曲折离奇的故事。
< class="pgc-img">故事要从努尔哈赤说起。这位女真族首领，生于1559年，自幼生活在明朝的统治之下。谁能想到，这个出生在辽东偏僻山村的孩子，日后竟会成为一代枭雄，为后金的崛起奠定基础。
努尔哈赤年轻时，曾因父祖被杀，立下"七十孝"的誓言。他以复仇为起点，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伟业。1583年，努尔哈赤率领13副铠甲的亲兵，在赫图阿拉城打响了第一仗。从此，这位英勇善战的首领带领着女真勇士们，征战四方，逐步壮大。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政权。这一年，他已57岁高龄，却依然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后金建立后，努尔哈赤实行"八旗制度"，将女真人组织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支军队不仅能征善战，还成为了后来清朝统治的重要基石。
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继承了父亲的事业。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称帝，将国号由金改为清。这一决定，标志着清朝的正式建立。皇太极深知，要想入主中原，仅靠武力是不够的。他开始学习汉族文化，积极推行汉化政策，为日后统治中原做好了准备。
然而，皇太极并未能亲眼看到清军入主中原的那一天。1643年，他突然驾崩，留下了一个尚未完成的大业。此时的明朝已经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岌岌可危。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位叫多尔衮的满族亲王站了出来。他是皇太极的弟弟，为人精明强干，深得军心。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带领清军向中原挺进。
1644年，北京城内发生巨变。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紫禁城，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明朝覆灭，中原陷入混乱。多尔衮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率领清军南下。
< class="pgc-img">在山海关一战中，多尔衮联合明朝降将吴三桂，大败李自成的农民军。这场战役，被后世称为"山海关之战"，是清军入关的关键一役。战后，清军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了北京城。
多尔衮入主中原后，并未急于改变existing制度。他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政策，保留了明朝的许多官制和礼仪，以减少汉人的抵触情绪。同时，他大力推行剃发易服令，要求汉人剃发留辫，改穿满族服饰，以显示臣服。
这一系列政策，虽然在初期引起了一些反抗，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被大多数汉人接受。多尔衮的政治智慧，为清朝在中原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就这样，满清铁蹄踏破山河，300万八旗子弟开始了对3亿汉人的统治。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努尔哈赤、皇太极和多尔衮等一代代满族统治者的努力下，最终成为了现实。
汉人的困境：内忧外患之际
当满清铁骑踏破山河，汹涌而来之时，中原大地上的汉人早已陷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个困境，不仅来自外部的威胁，更源于内部的崩溃。
明朝末年，社会动荡达到了顶峰。崇祯皇帝虽然勤勉，但面对积重难返的局面，却显得力不从心。朝廷内部，党争不断，官员们为了自身利益勾心斗角，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魏忠贤专权之后，朝廷更是腐败不堪，官员们争相结党营私，导致政令不通，民怨沸腾。
< class="pgc-img">与此同时，自然灾害接踵而至。1640年前后，华北地区连年大旱，颗粒无收。饥荒蔓延，百姓流离失所。有记载称，当时"道路皆饿殍，人相食"，可见其惨状。紧随其后的是瘟疫的肆虐，大批民众染病而亡，更加重了社会的不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起义如火山喷发般此起彼伏。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李自成出身陕西米脂的普通农民，因天灾人祸而被迫起义。他率领的农民军，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数十万人，席卷中原，最终攻陷北京，结束了明朝的统治。
然而，农民起义虽然推翻了腐朽的明朝统治，却无法建立起稳定的新政权。李自成进京后，面对繁复的朝政事务，显得手足无措。他的部下也难以摆脱"打江山易，坐江山难"的困境，很快就陷入了新的混乱之中。
就在这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明朝的另一支力量——关宁铁骑，做出了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决定。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面对李自成农民军的进攻，选择了"引清兵入关"。这一决定，无疑是雪上加霜，让本就困顿不堪的汉人更加陷入了绝境。
吴三桂的投降，不仅仅是一个人的选择，更折射出当时汉人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心态。他们宁可接受异族统治，也不愿意看到农民起义者建立新的政权。这种心态，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满清入主中原的进程。
与此同时，南方的抗清力量也难以形成有效的反抗。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的弘光政权，虽然号称延续明朝正统，但实际上内部纷争不断，难成气候。史可法、黄得功等忠臣虽然奋力抗争，但终究难挡清军的铁蹄。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普通的汉人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有史料记载，当时"民逃亡者十之八九"，可见百姓流离失所之惨状。那些留在故土的人，也常常面临着被征兵、抢掠的危险。
< class="pgc-img">更为严重的是，长期的战乱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崩溃。盗匪横行，乡绅地主趁机兼并土地，加剧了贫富悬殊。普通百姓不仅要应对来自战争的威胁，还要面对地方豪强的盘剥，可谓是雪上加霜。
在这样的困境中，大多数汉人百姓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和意志。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能够获得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这种普遍的民心向背，为满清后来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当满清铁骑最终踏破山海关，席卷中原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社会。这个社会，既无力进行有效的抵抗，也急需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恢复秩序。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为满清300万八旗子弟统治3亿汉人提供了可能。
满清的统治策略：怀柔与强硬并行
满清入主中原后，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以少数民族的身份，有效统治占绝大多数的汉人。为此，清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策略，既有怀柔，又有强硬，堪称是统治艺术的集大成者。
首先，清朝统治者明智地保留了明朝的许多制度，以减少统治初期的冲突。这一策略的代表人物是摄政王多尔衮。他在入主北京后，并未急于改变existing的政治体制，而是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方针。例如，他保留了明朝的六部制度，只是在各部增设满族官员与汉族官员共同治理。这种做法，既保证了满族的统治地位，又给予了汉族官员参与政务的机会，有效地减少了汉族士大夫的反抗情绪。
同时，清朝统治者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笼络汉族精英。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康熙年间开始的"博学鸿儒科举"。这次特殊的科举考试，专门面向明朝遗老，给予他们进入仕途的机会。例如，著名的学者顾炎武就是通过这次考试被朝廷征召的。这种做法不仅收买了一批汉族知识分子的人心，还为清朝的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 class="pgc-img">在文化政策上，清朝统治者也表现出了高超的智慧。他们一方面大力推广满语满文，要求汉族官员学习满语，以巩固满族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积极吸收汉族文化，如康熙帝亲自编撰《康熙字典》，为汉语的规范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双向的文化政策，既维护了满族的特色，又促进了满汉文化的融合。
然而，清朝的统治并非全是怀柔政策。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清朝统治者表现出了极大的强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剃发易服令。这项政策要求所有汉族男子必须剃去前额头发，留辫子，并改穿满族服饰。这一政策在实施初期遇到了强烈反抗，许多汉人宁死不剃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口号在民间广为流传。面对这种情况，清朝采取了强硬措施，凡是不遵守剃发易服令的，一律处以死刑。经过一段时间的严厉镇压，这项政策最终得以全面实施。
另一个体现清朝强硬统治的例子是文字狱。清朝统治者深知"文人相轻"的传统，因此特别警惕知识分子的言论。他们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审查书籍和文章，一旦发现有"大逆不道"之语，就会严惩不贷。著名的案例如"庄氏史案"，仅仅因为在私人著作中使用了一些被认为不敬的词句，就导致数十人被处死或流放。这种高压政策，有效地控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维护了清朝的统治。
在民族政策上，清朝统治者采取了"满汉分治"的策略。他们在各地设立了"八旗驻防"，这些八旗子弟享有特殊待遇，如免除赋税、优先录用等。同时，清朝还实行了严格的"满汉通婚"政策，禁止满族与汉族通婚，以维护满族的纯正血统。这种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族矛盾，但也有效地维护了满族的统治地位。
清朝的这些统治策略，既有怀柔，又有强硬，可以说是恩威并施。这种统治艺术，使得清朝在入主中原后，能够迅速稳定局势，并最终实现了对整个中国的统治。尽管这些政策中有些是残酷的，但不得不说，它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了稳定统治的作用。
汉人的反抗：从武装起义到文化抗争
面对满清的统治，汉人并非完全屈服。从康熙年间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反抗此起彼伏，形式多样，从武装起义到文化抗争，持续不断。
< class="pgc-img">最初的反抗多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藩之乱"。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这三位曾经协助清军入关的汉族将领，在康熙帝亲政后感到地位受到威胁，于1673年发动了大规模叛乱。这场叛乱持续了八年之久，波及大半个中国，一度威胁到清朝统治的根基。
吴三桂起兵之初，以"反清复明"为号召，得到了不少汉人的响应。他先是占领了云南、贵州、四川等地，随后又北上攻占陕西、湖北等省。一时间，"吴三桂反"的消息传遍全国，引起了广泛的共鸣。然而，康熙帝采取了分化瓦解的策略，先是抚降了耿精忠和尚之信，然后集中力量对付吴三桂。经过长达八年的艰苦战斗，清军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
虽然"三藩之乱"最终被镇压，但它的影响深远。这场叛乱暴露出了清朝统治的不稳定性，也激发了更多汉人的反抗意识。在此之后，各地的反清起义此起彼伏。例如，在台湾的郑成功集团，就一直是清朝的心腹大患。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承父志，在台湾建立了一个独立政权，直到1683年才被清军攻克。
除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外，民间的反抗也从未停止。例如，在江南地区，就出现了许多秘密社会组织，如天地会、哥老会等。这些组织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在民间广泛发展。虽然它们的力量有限，无法对清朝统治构成直接威胁，但却在民间保持了一种反抗的精神。
随着时间推移，汉人的反抗逐渐从武装斗争转向了文化领域。许多汉族知识分子通过著书立说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例如，顾炎武的《日知录》，虽然表面上是一部学术著作，但其中充满了对现实的批评。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点，激发了许多知识分子的民族责任感。
另一位著名的文化抗争者是黄宗羲。他的《明夷待访录》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进步思想。虽然这些著作在当时无法公开发表，但却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广为流传，成为了反抗清朝统治的思想武器。
在文学领域，也出现了不少表达反抗情绪的作品。例如，吴伟业的《圆圆曲》，表面上是描写一个歌妓的命运，实际上却寄托了作者对亡国之痛的悲叹。又如，顾贞观的《彭山遗民歌》，通过描绘明朝遗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清朝统治的不满。
< class="pgc-img">清朝统治者对这些文化抗争并非不知，他们采取了严厉的文字狱政策来压制。例如，在雍正年间就发生了著名的"朱毓宝案"。朱毓宝因在私人书信中使用了一些被认为不敬的词句，结果被处以极刑，连同他的家人和相关人等共70多人被处死或流放。这种高压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公开的反抗，但却加深了汉族知识分子对清朝的不满。
尽管面临种种压制，汉人的反抗精神并未消失。相反，它以各种形式延续下来，成为了后来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更大规模反抗的思想基础。这种持续不断的反抗，既反映了汉人对异族统治的不满，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满汉文化的交融与碰撞
满清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汉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刻的交融与碰撞。这种交融与碰撞既体现在物质文化层面，也反映在精神文化领域，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满汉合璧"文化现象。
在物质文化方面，服饰是最直观的体现。清朝初期强制推行的"剃发易服"政策，虽然在开始时遭到汉人的强烈抵制，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满族服饰逐渐被汉族接受。特别是旗袍，它源自满族的旗装，经过汉族裁缝的改良，逐渐演变成为中国女性的经典服饰。到了民国时期，旗袍已经成为中国女性的标志性服装，甚至在国际上也广为人知。
饮食文化的交融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满族人传统喜欢生食和涮煮，这种饮食习惯逐渐影响了汉族。例如，现在广为流行的火锅，就与满族的"涮羊肉"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汉族的烹饪技艺也影响了满族饮食。如今，我们所熟知的满汉全席，实际上是满汉饮食文化交融的产物，其中既有满族特色菜，也有汉族名菜。
在建筑艺术方面，满汉文化的交融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清朝皇帝在建造宫殿时，既保留了满族建筑的特色，又吸收了汉族建筑的精华。例如，位于承德的避暑山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的整体布局体现了满族人对自然的崇拜，而园中的许多建筑则采用了汉族的建筑风格。这种建筑风格的融合，不仅体现在皇家建筑中，也逐渐影响到民间建筑。
< class="pgc-img">在语言文字方面，满汉文化的交融更为深刻。清朝统治者虽然一直努力推广满语满文，但汉语的强大生命力使得满语逐渐衰落。到了清朝中后期，即使在宫廷中，日常交流也主要使用汉语。然而，满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汉语。例如，"阿哥"、"格格"等满语词汇被吸收进汉语，成为人们日常使用的词汇。
在文学艺术领域，满汉文化的交融更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清代的戏曲艺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京剧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形式，其形成过程就是满汉文化交融的产物。它融合了昆曲、秦腔、徽调等多种地方戏曲的特点，在清代宫廷的支持下迅速发展，最终成为中国戏曲的代表。
绘画艺术也呈现出满汉交融的特点。清代宫廷画家郎世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一位意大利传教士，但他的绘画作品却融合了西方绘画技法和中国传统绘画风格，创造出了独特的"郎世宁风格"。这种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满汉文化交融的过程。
然而，满汉文化的交融并非总是和谐的，有时也会产生激烈的碰撞。这种碰撞最集中地体现在思想文化领域。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大力推行程朱理学，试图通过这种保守的思想来控制知识分子。但这种做法却激发了一些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抗。例如，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就通过他们的著作，对清朝的统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另一个文化碰撞的例子是"国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乾隆皇帝下令编纂这部著作，目的是为了彰显清朝的文治武功。然而，在编纂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要收录一些明代学者的著作。这种情况引发了一些满族官员的不满，认为这会动摇清朝的统治基础。最终，这部著作虽然完成了编纂，但却一直未能正式刊行。
总的来说，满汉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有冲突，也有融合，最终形成了清代独特的文化景观。这种文化交融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礼记》“礼运篇”讲：“夫礼之初，始诸饮食”。陶冶人格培养规矩当从最基本的生物本能开始，礼在食中，尊长爱幼，中庸谦和，构建一大套食文化规矩。
清廷负责宴会与饮食的衙门
清朝负责朝廷宴会与内廷日常饮食的衙门，主要有四个：礼部精膳司、光禄寺、御膳房与掌关防管理内管领事务处。在此根据《清会典》《国朝宫史》《宫史续编》等典籍，分别简要介绍各衙门职能。
礼部下辖四司，其中精膳司负责筵飨事务。凡朝廷法定宴会，提前上呈宴图拟定程序，获皇帝批准后，行文相关衙署准备。
< class="pgc-img">演讲人：李宝臣
李宝臣 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社科院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文化冲撞中的制度惯性》《礼不远人》等，发表《礼法社会的政治秩序》等论文六十余篇。
光禄寺下辖大官、珍馐、良醖、掌醢四署。负责筹办宴会事务。
御茶膳房负责皇帝一家人日常饮食与内廷筵宴，隶属内务府。初分茶房与膳房，乾隆十三年合并为御茶膳房。御膳房分两处：一在景运门外，称外御膳房，分担部分朝廷宴飨事务，以及供应宫内值班官员的膳食；一在养心殿南面，称内御膳房，只服务皇帝一人。御茶房在乾清门内东庑。乾隆三十六年（1771）设御茶膳档案房，掌本房题本奏章、文书档案等事宜。
< class="pgc-img">掌关防管理内管领事务处，简称掌关防处，负责内廷的物资供应，管理饽饽房、菜库、酒醋房、官三仓、恩丰仓等。饽饽房雍正二年设，亦分内外，内房专供皇上；外房供妃嫔、皇子与朝廷宴会所需。饽饽即糕点，乃是宫廷日常饮食、宴会与祭祀上供必须之品，消费旺盛。
朝廷例宴的分级
朝廷例宴按性质、等级而供应宴品不同。分为：满席六等，汉席三等，上席、中席。这种分类，查阅光绪《清会典》卷七十三“光禄寺”开列的清单可知：
一等满席：用面一百二十斤。定额玉露霜方酥夹馅各四盘、白蜜印子鸡蛋印子各一盘、黄白子松饼各二盘、合图例大饽饽六盘（合图例系满语什锦之义）、小饽饽二碗、红白馓枝三盘、干果十二盘、鲜果六盘、甎盐一碟。陈设高一尺五寸。
二等满席：用面一百斤。定额玉露霜二盘、绿印子鸡蛋印子各一盘、方酥翻馅饼各四盘、白蜜印子黄白子松饼各二盘。饽饽以下与一等席同。陈设高一尺四寸。
三等满席：用面与二等席同。定额方酥以下与一等席同。无黄白子松饼，别有四色印子四盘、福禄马四碗、鸳鸯瓜子四盘。陈设高一尺三寸。
四等满席：用面六十斤。定额方酥以下俱与三等席同。陈设高一尺二寸。
五等满席：用面四十斤。定额方酥以下俱与四等席同。陈设高一尺一寸。
六等满席：用面二十斤。无方酥夹馅四色印子、鸡蛋印子，余与五等席同。陈设高一尺。
据《清会典事例》记载：乾隆年间，一至六等满席分别用银为八两、七两二钱三分四厘、五两四钱四分、四两四钱三分、三两三钱三分、二两二钱六分；到了嘉庆年间普增至十两、八两、六两、四两、二两八钱等等。
一等汉席：肉馔鹅鱼鸡鸭猪肉等二十三碗、果食八碗、蒸食三碗、蔬食四碗。道光《光禄寺则例》卷四十“造办汉席”详细记录了宴品构成。有兴趣可以一查。
二等汉席：肉馔二十碗，不用鹅。果食以下与一等席同。
三等汉席：肉馔十五碗，不用鹅鸭。果食以下与二等席同。
上席：高桌陈设实一座，用面二斤八两，宝花一攒，肉馔九碗，果食五盘，蒸食七盘，蔬菜四碟。
中席：高桌陈设宝一座，用面二斤，绢花三朵，肉馔以下与上席高桌同。
从史料来看，满席只有各式饽饽与干鲜果品。制度规定，三等满席以上皆用于祭祀供品，四等以下才在宴会中使用。譬如，帝后过世灵前随筵用一等，皇贵妃用二等，嫔妃用三等，贵人、公主用四等，常在、答应奠筵用五等。
筵宴场所，宴品丰俭，这是由礼典政治等级决定的。譬如：元旦、万寿、冬至、皇帝大婚，在太和殿举行；凯旋宴在西苑丰泽园。皆用四等满席。
招待外藩王公与各国贡使宴会在礼部或下榻馆舍，兼用五六等满席。
进士恩荣宴、衍圣公来京宴于礼部，用六等满席。
文会试主考等官员入场前、出场后宴于礼部；武会试入、出场宴于兵部。皆在三等汉席中选择一等。
盛大宴会皆上茶酒。茶系乳茶。酒分乳酒、祭酒（黄酒）、燕酒与烧酒。
清朝国宴什么样
在古代，国宴被称为宴飨。在清朝，最重要的宴飨就是元旦、冬至、万寿三大节的太和殿宴会。
今人可能会以为既然是国宴，必是珍馐毕集豪奢无比，能够享用珍品极尽口腹之欢，如今甚至有人把现代商业炒作的“满汉全席”误认为昔日的宴飨食单而大加渲染追捧。其实，所谓的“满汉全席”是清亡以后，清朝宫廷膳食档案公开，商家打着皇家旗号营销高档宴席的行为，与清廷并无关系。
清朝早期的国宴，延续关外传统，由皇帝与宗室王公共同出资。这是因为，当时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建的八旗制度是兵民合一行政军事组织，遇到战争，将士自带武器、干粮出征，所获战利品由八旗均分。既然如此，逢上喜事聚会庆祝，就不能只由汗王努尔哈赤一人出资，必须各家分摊。
以乾隆三年元旦太和殿宴飨为例来说明这种传统：计划需用饽饽二百一十席、羊百只、酒百瓶。《清会典礼部事例》记录了王公进献的份额：亲王每人八席，郡王五席，均羊三只，酒三瓶；贝勒三席，贝子二席，均羊二只，酒二瓶；奉恩公一席，羊一只，酒一瓶。当时亲王十二人，郡王八人，贝勒五人，贝子二人，奉恩公十五人，共应进一百七十三席，羊九十一只，酒九十一瓶。不足部分由礼部行文光禄寺补办三十七席、羊九只、酒九瓶。
这里所说的席系指四等满席，俗称饽饽桌。王公进献的是否成品，还是按额折算出资，估计应是后者，交纳相应银两由光禄寺统一办理。假如缴纳实物，羊比较好办，而酒与饽饽就很难做到口味、包装、形态一致。
不过后来，随着清朝王公们逐渐丧失旗主权力，国宴也不再要求王公们出资，而改由朝廷担负。
清朝国宴主打满洲饽饽、羊腿与干鲜果品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清末。
宴席上的羊肉，初期为烧烤，康熙二十三年改作蒸煮，餐具也由银器改用瓷器。满席糕点由光禄寺煠食房与清宫外饽饽房预先制作，按宴会规制等级装盘，分别额码放在红漆长方形矮桌上，酒分灌于瓷罐，系以红络。安放在饽饽棚内，光禄寺官员验看合格后，按桌缠以红布覆以红袱，命人日夜看管，宴前抬至会场布席。“御桌”由御膳房单独预备。
届时太和殿丹陛正中设黄幔，内设反坫（接手桌案）与炭火铜盆上置两口大铁锅分别用来热酒热肉。两侧卤簿后设蓝布帐幔，排列宴桌。上午十时开始入场，王公与一品大臣在殿内，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员在丹陛上檐下。四品以下官员坐帐幔下。一般两人一桌，地上铺毡上置蒲团，席地而坐。全体官员就位，皇帝驾临升座，奏中和韶乐，众臣一叩首坐下。
宴会进程分为三进三赐：进献皇上茶，皇上饮茶，随后赐众臣茶；进献皇上酒，皇上饮酒，赐众臣酒；进献皇上馔，皇上进馔，赐众臣馔。一进一赐，全体官员都要在原地一叩首。随后分场次乐舞表演，有满洲庆隆舞，蒙古、瓦尔喀部舞以及朝鲜、回部等杂戏。每场演出结束，众臣依然要原地一叩首。演出全部结束，奏丹陛大乐，众臣三叩首，鸣鞭，奏中和韶乐，皇上还宫。众臣散去。桌上宴品可以打包带回。
这里要说一下，出席国宴，抛开政治荣誉意义不谈，其实很为辛苦。清廷三大节中的元旦、冬至都处在寒冷季节，穿戴厚重朝服、听口令反复站起叩头坐下，其实很劳累。若是坐在殿外，不但寒气逼人，又无法观看殿内舞蹈杂戏，却要随班行礼，甚至会感到无聊。而且万寿节由于根据在位皇帝生日而定，譬如：康熙生于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乾隆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两帝万寿分别在春秋季，气候宜人，实是出席官员的幸事。若皇帝生日在夏季，那么其中的闷热难安之状，自不待言——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太和殿举行万寿宴会，时任吏部郎中的何刚德参加，所著《春明梦录》说：“宴列于丹陛，接连及殿下东西，两人一筵，席地而坐。筵用几，几上数层饽饽，加以果品一层；上加整羊腿一盘。有乳茶，有酒。赞礼者在殿陛上，赞跪则皆起而跪，跪毕仍坐。宴惟水果可食，饽饽及余果可取交从者带回。赤日行天，朝衣冠，盘膝坐，汗流浃背，然却许从者在背后挥扇。历时两点钟之久。”
再如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八日记，记录了他出席慈禧寿筵的情况：“雨稍止。卯正二刻，颐和园仁寿殿筵宴。入座皆朝服。毓鼎改与庶子庆颐同桌。光禄寺斟酒一巡，内务府斟奶茶一巡，均系银碗。计：羊腿四只，一大盘国语名色食牡丹；苹果四盘，葡萄四盘，荔枝、桂圆、黑枣、核桃仁各一盘；五色糖子四盘；五色饽饽二十盘，牛毛馓子三盘（每盘十六件，虚架起）。谢宴，谢盘赏，行一跪三叩礼。辰初宴毕，以口袋携各品果饵而归。唯苹果、葡萄尚可吃，馀则或生或蛀”。其中所说的“国语名色食牡丹”，国语系指满语，“色食牡丹”，牡丹亦作穆丹，乃糖蓉糕之类的点心。宴品的“生或蛀”，是晚清政治腐败、官员惰政的绝好例证。尽管慈禧庆寿，筹备充分，投资预算不菲，但是光禄寺、内务府等衙门皆是敷衍了事，以次充好，乘机中饱私囊。
清宫日常饮食各设膳房
宫廷日常生活饮食自有一番规矩。皇帝一家人平日各吃各的，不像寻常人家聚在一起用餐。帝后嫔妃以及太皇太后、太后、太妃、皇子女等内廷主位各设本宫厨房。依其身份等级，御膳房每日供应食材与蜡炭。食材包括米面、油盐酱醋、时令鲜菜等品类齐全。蜡炭则是照明用的白蜡、黄蜡、羊油蜡，烧饭取暖用的红罗炭、黑炭。
《国朝宫史》卷十七“日用”详细记录了内廷主位的日用、月用分例，在此仅举猪肉一项，可以从中感知清代后妃等级待遇之间的巨大差距：皇太后：猪一口；皇后：猪腿肉菜肉共二十五斤；皇贵妃：十二斤；贵妃：九斤八两；妃：九斤；嫔：六斤八两；贵人：六斤；常在：五斤；答应：一斤八两。
在清朝，皇帝每日两次正餐，两次加餐。呈现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用餐习惯。一般来说，早膳多在卯正到辰时（六到八时）；晚膳午正到未时（十二时至十四时）。晚清宫廷作息时间逐渐摆脱农业社会习惯，早膳基本上变成午餐，晚膳成为名副其实的晚餐。
御膳房每日按事前报批核准的菜谱烹饪，何人制何菜，职司明细，全部记录在案。皇帝餐毕，随同用膳记录一并存档，按月结集成册。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卷帙浩繁的《膳底档》。
皇帝用膳地点不定，行之所在只要传膳，大监需要立即从膳房运送到指定宫殿布置。御膳房做饭都是按点提前做好以备随时传送的。齐如山《清宫史话》讲，做好的菜品，“盛于黄砂碗之内盖好，然后都摆于一大铁板之上，板下有炭火，上边再盖一铁板，板上仍生炭火，如此则上下都是火，碗中永是沸度，永远扑哧扑哧冒泡。几时敬事房太监喊一声传膳，则立刻把铁板撤下，把各碗之菜，由黄砂碗倾入细瓷碗中”。
只要传膳令下，太监结队用食盒运送，清末太监耿进喜说“盒子里盛着家伙，盒子外头包着被窝”。被窝就是黄云缎的棉袱子。
御膳传到，当班太监摆膳。清末太监信修明自述《宫廷琐记》讲，摆膳所用膳桌为金花清地漆八仙炕桌。桌之下有一楠木矮桌，名叫土子根。殿当中铺油纸一张，以防菜油污地。膳桌左右，靠墙设八仙桌各两张，距膳餐桌甚远，以备放置膳菜、点心、粥罐之用。殿外院中仍设红漆油桌四张，为膳菜落脚之用。盘碗为江西黄龙瓷，皆有银盖，以防菜冷，冬天有火碗和火锅，以及暖盘和暖碗，皆银质。名菜上均有银牌，长三寸，宽五分，菜如有毒，银牌则变色。
若论吃饭，皇帝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延续生命的本能，只不过皇帝享用机会比较充分。至于菜品繁多，餐具精美，布席上菜程序化，并不代表皇帝能吃下多少。繁文缛节、声势浩大超出食物与工时浪费意义，往往是所谓皇朝物阜民丰的象征。
清朝的皇帝一般坐在炕上用餐，侍餐太监按皇帝心思布菜。溥佳《清宫回忆》讲，皇上吃饭是“吃一看二远观三”，多数菜品只是摆样子。
皇帝每餐后，大量的剩菜，则用来“克什”。郝懿行《证俗文》卷十七说：“满洲以恩泽为克什，凡颁赐之物出自上恩者，皆谓之克什。”吴振域《养吉斋从录》卷十三说：“每日膳单指出某物赐某处、赐某人。”后妃、阿哥、公主与御前、内务府、军机、南书房入直大臣以及总管、管事太监皆可能得到赏赐。获赐者，向来视为恩宠荣誉。这也是皇帝笼络人心的手段。
至于御膳味道，不要说今人无从判定，就是当初众多曾享受过克什待遇的人，也没留下多少关于御膳味道的文字记忆。显然，皇帝的餐饭没有什么令人叫绝之处。溥仪曾评价御膳是“华而不实，费而不惠，营而不养，淡而无味”。
御膳房不同于市面上的经营性饭庄，它只服务皇帝一人，年节家宴扩大到后妃，没有靠精研提高厨艺牢笼食客的动力。而且御膳房更不是厨艺实验所，它只是照本宣科、维持祖制旧法的地方。膳单预先拟定审核后，皇帝之外，谁也不能改动丝毫。御膳房机构庞大，花费惊人，食材优质高档，厨艺却不见得高超。厨役终身制，且父子相承，按部就班依样画葫芦就可以衣食无忧。内御膳房三旗厨役五十七人、招募厨役十人、夫役三十人。众人各司其职，按烹饪专长、食材种类，分工明确细化，落实到个人头上，不过每日做同一类别的几道菜而已，即使想钻研厨艺有所创新，也难冲破层层管制直达天颜。道光以前，御膳基本上以烧蒸煮炸为主。每日正餐大致由火锅、蒸食、熘烩、烧炸、酱菜、主食、粥汤、饽饽以及时令应景菜组成。烧蒸煮炸菜品的制作工艺相对简单。
即使烹制精良，但这种装盒保温的传送方式，让大部分菜品失去品尝最佳时刻，譬如在膳单上经常出现的两大片盘：挂炉猪与挂炉鸭，即今日之烤乳猪与烤鸭。片盘经过盖盖包裹保温，蒸汽内敛致使肉片疲软，错过食用良机。炸制食品同样如此。再如蒸煮菜肴，有的不怕保温时间久，有的太久则软烂如泥失去质感。而中国美食素来推崇出锅第一时间趁热吃最地道。
皇帝的家宴
内廷例行宴会莫过于皇帝家宴。皇帝与后妃聚餐一年到头不过几次，皆选在年节之际。聚则聚矣，却是同堂分桌用餐。更为奇特的是，皇帝、皇后与嫔妃之间，按等级使用的餐具与菜品数量递降的差距悬殊。当代清宫剧的皇帝与后妃同桌共餐谈笑，属于超时代创意。
以乾隆二年除夕家宴为例：乾清宫内正中地平上安置金龙大宴桌，地平上左侧西向安置皇后金龙宴桌。地平下，东西两侧对摆妃嫔宴桌。西边：头桌贵妃，二桌纯妃，三桌海贵人、裕常在；东边：二桌林妃，三桌嘉妃、陈贵人。
本日的《膳底档》记录的膳品摆桌是这样的：
皇上金龙宴桌上：群膳、冷膳、热膳四十品（白里黄碗），两边干湿点心四品，奶饼敖尔布哈（满语奶饼子）一品，奶皮一品（俱五寸黄盘）。中：金匙、象牙筷纸花筷套，两边小菜三品、清酱一品（金碟）；
皇后桌上：群膳三十二品，两边干湿点心四品（五寸黄盘），匙箸纸花筷套；
嫔妃桌上：每桌群膳十五品。两边干湿点心四品（紫龙黄碟），小菜四品（银碟），匙箸纸光筷套。
宫廷餐具，瓷器为大宗，多由江西景德镇官窑烧造。此外亦有金银、玉石、珐琅、翡翠、玛瑙的热锅、暖碗、盘碗、匙筯等。皇后用黄釉黄龙盘碗，贵妃、妃用黄地绿龙盘碗，嫔用蓝地黄龙盘碗，贵人用绿地紫龙盘碗，常在用五彩红龙盘碗。
酉时（晚六时）开宴，先上汤饭，帝后各一对盒，嫔妃各一盒；再上奶茶；第三上酒馔；最后上果桌。每一程序都是先呈进皇上，其次皇后，再次妃嫔。按顺序分别演奏丹陛清乐、中和清乐与承应宴戏。宴毕，奏中和韶乐，皇上离去。乐止，皇后以下各还本宫。
第二天是乾隆三年元旦，申时（下午四时）仍在乾清宫，赐宴宗室王公、额驸。两人一桌，开宴九桌。宴品与程序类似除夕宴。
“满汉全席”非清廷宴式
民国以后，清宫膳底档公开，同时，御膳房厨役大批流向社会，让人有机会了解御膳的构成与宫廷烹饪技法。可是在这千载难逢最容易进行商业炒作的时刻，餐饮业界却未创造“满汉全席”之名进行营销。日本田中静一《一衣带水：中国料理传来史》认为，“满汉全席”作为成型宴单，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香港餐饮业的炒作。既是商业营销就要编排相对固定的菜谱进行推介。
近些年，随着查阅清宫膳底档的便利，难以尽数的满汉全席菜谱大都是以同治、光绪时期现成的添安膳单为底本，进行改造重编的。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清帝膳单多如牛毛，这对于餐饮营销者来说，剪裁拼接花样翻新的食单菜谱易如反掌，而且名正言顺挂上御膳之名。何谓“全席”？中华佳肴数也数不清，谁能一网打尽？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清廷膳单记录的菜名虽多如牛毛，却没有一件详细记录了烹饪技法。所谓宫廷秘制、秘方、秘法大都缺乏历史实证。在古代，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四项，衣住行三项皆有等级限制，唯独食无贵贱之分，有条件即可随心所欲。
正如我们前面一再强调的，皇上拥有食材的优质与品类繁多，让常人望尘莫及，但不见得他就能够享用绝佳的烹饪技法。
当代打起宫廷美食旗号进行商业营销的，常常贴上乾隆或慈禧喜爱标签。其实，谁又能确凿知道这两位被当下视为奢华讲究的旧时人物，究竟爱吃什么。口味乃身内之物，并不因身份地位差异而分高下，在生物本能的吃上扯古今名人，荒诞之极，如果味道好恶不由己出，却被名人声威镇住，那就不是品尝，而是耳餐了。
原标题：想象之外：历史上的清宫宴
来源：光明日报
声明：本文图片来源于“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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