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交通的便捷是古人无法想象的。作为“乘客”的我们被快速发往各地，短短数个小时的旅途让我们无须担心任何有关饮食的问题，哪怕不喜欢高铁或飞机上的餐食也能忍一忍达到目的地后找到餐馆。
那么古人呢？大概也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他们要是出门去外地经商、赶考，大半时间可能都花在了路上，单边少则要五六天，多则半个月一个月。如此漫长，他们是如何在途中补给的？旅店、驿站、茶铺……若是我们再想一想，可能在脑海里会浮现一个亭子的样子，建在去往某集镇的必经之路上，有台阶，也有座椅。路人渴了拾阶而上，小坐一会儿，有时还能喝上一壶当地人的免费茶水。这样的亭子一般被叫作茶亭、路亭。《新白娘子传奇》《倩女幽魂》等众多古装剧均有它的影子。倒不是因为剧组有意策划，其实凡讲古人出门都离不开亭子。哪怕在山区道路上也可能有用石头堆砌的拱洞。相比于大坝、运河、书院、道路等公共设施，亭子很少受到关注，偶有经济史方面的文章提及。
《牡丹亭》（1986）剧照。
前段时间的新书《近世基层治理及制度变迁》有一章专讲这个被忽视的设施。茶亭或者说路亭，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人、赶考者、僧人和其他一切过客提供了休憩的去处。我们都知道，旅店和饭馆一般设在城镇，客人不间断，才能把生意做下去。没有老板愿意把店开到人烟稀少的地方——除了小说想象的“黑店”。本书的这一章通过对福建、湖南、浙江、广东等地的地方志史料整理和研究，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别样的传统中国公共设施图景。
1915年，中国首次亮相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正门两侧空地上就建有茶亭。
茶亭在道路上数量多、分布密，有的区域两至三里就设有茶亭。茶亭由当地人集资建造，七八人或数十人，人数不等。茶亭有其产权和管理制度，比如个人可以向茶亭捐资土地，通过粮食供给和租金源源不断地“支付”茶亭的公益性开销。也因茶亭的产权被官府和民间承认，后续捐资也都纳入茶亭户下，长久保障茶亭。有关茶亭的创造正是传统中国基层治理的一个例证。
下文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近世基层治理及制度变迁》一书。内容为通过碑刻与方志探索普遍存在于民间社会却又多被忽视的茶亭公共品及其特征。摘编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起。注释见原书。
原文作者｜龙登高 陈月圆 黄一彪
《近世基层治理及制度变迁》，龙登高、陈月圆、黄一彪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
“千里迢迢”，必经茶亭
虽说茶亭属于路亭的一种，但众多有关茶亭或路亭的调查统计是将两者等同的，而且不少路亭在实际运作中也承担了供茶服务，只不过称为路亭。与其相似的还有风雨亭、凉亭等。此外，有些南方山区的茶亭可能只是简易的石砌拱洞，样式上与现今常见的景观亭有较大区别。因此茶亭在传统中国的实际分布情况可能超过了一般人的想象。
兹以现有统计数量做说明。清代江西的宁都、瑞金和石城三地有茶亭343座。民国时期，各地拥有的茶亭数量如下:福建的龙岩县107座，上杭县178座，永定县93座，长汀县73座;广东的大埔县272座，和平县82座。这些是明确记载在清代民国志书中的茶亭，由于当时志书记载的公共设施往往是当地比较重要或有名的，事实上存在着大量没有被编纂者收录的茶亭，故而茶亭的数量远不止此。
小青（陈美琪）身后是茶亭的一角。图为《新白娘子传奇》（1992）剧照。
茶亭在道路上的密度同样证明了其分布数量之多、社会需求之盛。在安徽绩溪县，沿途道路呈现三里一路亭、五里一茶亭的面貌。新化县的密度则是五里或十里一亭。浙江新昌县不到五里就设有茶亭。同府的上虞县的茶亭在东向宁绍平原上的设置间隔五里到八里，而在南向上至奉化交界处，途经四明山麓，则基本上两至三里路就设有茶亭。广东的《曲江乡土志》《始兴县乡土志》《和平县乡土志》等列有专门的《道路》，其中的一些路线即呈现了当地每隔数里路程便有一座茶亭的面貌。
由于山路崎岖，行人休憩的频度高于在平原上行走时休憩的频度，使得山路茶亭的密度高于平坦道路;平原的内陆河流畅达又减少了行人徒步的需求。茶亭又多建于物资流通频密、商旅往来频繁的商路上，这些商路往往联结了区域间的市场交易以及国内的长程贸易，众多茶亭的碑刻开篇往往强调其处于通衢要道，又或往来过客、商贩必经之所。
下图是根据志书记载的茶亭及其方位和里程制作的新化县和浙江宣平县的茶亭分布密度图。两个县均属山区，其茶亭分布特征明显，既集中在特定的交通要道之中，又密集分布在县城周边。
新化县和宣平县的茶亭分布。资料来源:道光《新化县志》卷二十九《茶亭》，载《中国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5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7—311页;民国《宣平县志》卷二《舆地志》，载《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06号，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376—388页。图片为《近世基层治理及制度变迁》插图。
茶亭供给的民间性
公共品的供给主体有如下三种:政府机构、非政府性和非营利性的民间主体以及营利性主体。不同于官修驿亭或邮亭，地方政府较少对茶亭设施予以相应的资金支持。
元代画家倪瓒《松林亭子图》。
茶亭以其规模小、门槛低吸引了不同个体、群体和组织的关注。其源起或与中古时期佛教僧人的施茶传统相关，直至近世，僧人、寺庙、会社及其成员仍是修筑茶亭的重要参与力量。宋明以降，宗族作为比较普遍和典型的民间组织，积极引领各种地方性事务建设，其中茶亭亦是重要构成。明清时期的士绅与商人则为民间公共品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士绅之中虽不乏曾身居官职者，但其倡建茶亭的资金又多来自个人的捐助;相反，官员以政府名义建造茶亭的行为不算太多。商人虽具有经济意识，但始终未从中谋利。值得一提的是，妇女在供给中亦有不少事迹展现。
进而言之，茶亭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复建和兴修更是证明了士绅和商人可通过公共品的完善来促进基层社会的治理，这种不同于地方政府在基层治理上的重要作用，既体现了他们共同的信念价值与社会共识，还表明这些公共设施对他们自身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效益。
近代以来，商人及商号对茶亭功能的客观需求大幅度增加，从而不断提高了其在交通要道中的分布密度和供给能力。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地区的茶亭，以其提供的免费茶水服务显示出其公益性。茶亭与民间生活的关联性可能远高于善堂、义庄、书院等类型的公共品，这也促成了民间力量对茶亭供给的积极主导。
协调民间公共资源的占有
茶亭由民间筹资并公益建造，能够很好地体现公共资源的特性。市场的逐利性使得茶馆、茶舍分布于城邑和市镇之中，加诸政府的管理空缺，促使民间自发协调公共资源的占有问题。一般来说，包括茶亭在内的公共品消费通常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却可以由竞争性的市场主体提供。
《一念关山》（2023）剧照。
民间自发供给茶亭的过程往往是财富或话语表现以及博弈互动的体现，从而有利于当地社会的公共资源协调和公共事务的处理。黄冈县马鞍山茶亭的捐户达261户，共计捐额7868文，每户捐额只有30文。这是普通民户通力合作的过程。在安化永锡桥捐资中，大户利用和消费公共品的需求往往比小门小户多，也因此愿意多捐资金，留下声誉和功德。这种模式在茶亭的创建中也有相当多的案例表现，无关乎公共品的规模。新昌县皇渡桥村造桥建亭，共有27人参与，姓氏构成较为复杂，潘、杨两姓占到50%以上。同邑的孙家田村积极动员族人捐建亭桥，除了4笔资金由吕姓祠堂捐助、2笔由孙姓祠堂捐助，剩余的23笔捐资有16笔来自孙氏族人。
茶亭以免费的休憩空间和茶水向交通道路上往来的地方民众提供服务，促进民众在跨村落、跨地域以及跨政区之间的协调公共事务能力。不同地区间的自发模式存在差异，但他们都在积极协调区域间的事务。
湖南株洲县的茶亭由当地乡都立会选出长者来主管，于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进行集会募捐。立会选择长者以及组织募捐的集会便是地方协调的过程。广西桂林的松桂茶亭的兴建光发起者就达到43人，捐款总共收到1749100文。与之最为密切的地方——大圩，共计有90个商号或个人捐资。此外，还有其他118个商号或个人捐资，人均1000文。据统计，他们至少来自27个不同的村落，足见涉及人数之多与范围之广。
又例如不同县之间的会社合建，河南伊川县的香火大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魏小寨、魏村、杨窑、耿村、苏村、张村等村的善众联合“茶社”，轮流提供茶水服务，但场所则得益于嵩阳县的“后干社”，他们在会社的余资基础上又募化钱财，为伊川县“茶社”创修起茶亭。跨省案例如境会亭则是由浙江长兴和江苏宜兴两邑士绅合捐而成。
道德量化和慈善信念
茶亭的供给与道德功绩紧密相连，就像个人信用分数累计会成为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比较典型的是由文人阶层推动的《功过格》，这种类型的善书将道德量化，劝人积极向善，个人在这种道德感化下，自觉践行善行，个人也坚信行善能得到世俗的回报。
例如，《十戒功过格》记载，造桥、平路、建立茶亭和渡船等事能够积攒“五十功”，这种量化标准在无形中对社会民众形成激励和约束。不仅如此，建设茶亭作为一种慈善行为，能够得到官方的表彰。光绪《长汀县志》的《凡例》明确规定:“凡茶亭桥梁或造或修，有善必录。”政府通过将相关的事迹收录进县志予以表彰，是一种公开的社会激励。
茶亭的普及与宗教的公益服务相关，民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慈善供给的社会信念。明清以降，众多茶亭附属于寺庙、祠庵之中或者修筑于其附近，其兴修多由信众来主导。
新昌县《真诏重建真岭庵茶亭碑》记载了庙庵和茶亭合一的现状:“庵与亭本两物也，一为礼佛计，一为行路计。兹乃合而有之，......士女悉拈香而至，萍水之循环不绝，仕商皆击毂而来，谓非一而二，二而一乎。”茶亭的提供事实上俨然成为宗教慈善的一种。有意思的是，1922年，真岭庵及茶亭因火灾烧毁，村民以“二者均在所难缓，茶亭其急务”，优先选择重建茶亭，体现出民间对茶亭的现实需求。
民间提供公共品难以避免志愿失灵的现象，但传统中国在慈善过程中对供给者形成了道德约束。守亭人虽非供给的志愿者，但他同样接受茶亭理事会和社会的共同监督。绍兴傅氏在新昌县捐建了普济茶亭，但傅氏后裔将亭田出售给吕陈氏，后又转手给吕姓管业，以致亭倒茶断。
1930年，14名茶亭首事重新捐资整饬，刊石以志，并撰下“傅氏后裔不贤......陈氏不善”几字警示。1948年，蒲塘张氏路过，看到碑刻之后，愿将自置己田五石捐入此亭施茶。为此，茶亭又新立碑刻，其中的内容有“仰读重修碑记，其中刊有傅裔后世不良，顾将先人之田再三变卖，以茶坏亭断，抛破前功”。立碑记述的方式对民间在茶亭的供给有着极为显著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前人施与公共品的供给一旦由后人中断，后人易被指摘于世，刻于碑中，累积的慈善功德则会崩坏。
总的来说，官僚制与垄断性是政府的公共品供给机制的核心特征。不过，政府的能力有限，一些事务也容易因政府失灵而产生相关问题，茶亭则是其中的空缺表现。市场的营利性主体，例如茶馆、茶舍及茶铺等往往分布于城邑和市镇之中，道路沿途鲜见售卖茶水服务的茶亭。民众外出行路往往自带干粮，这些营利性主体若在山间道路等地经营，可能难以从中赢利。因此，民间非营利性主体出现在茶亭公共品提供中应该是现实的必然结果，民众对山区村落比较熟悉，具备灵活、效率等方面的优势，进而能够推动区域内部的灵活自治和良性竞争，由此呈现开放、多元的面貌。
运营的资金
施茶经费主要来自田租和房租。一些茶亭受捐时附赠了房宅店铺，得以通过市场化的出租补充施茶经费。
宁国府的江尚耀在茶亭东侧建房屋数十间，以房租作为茶资。光绪十七年(1891)，湖南攸县的艾简文捐建茶亭，附盖茅铺10间，茶亭由佃户掌管施茶，每年劳资是18仓桶田塘租额，铺租费1200文则作为茶水费。相比个人捐赠的房铺，由民间组织捐资置办带有合作的成分，房铺在产权上虽可能会发生纠纷，但其合作色彩又能限制他们从茶亭中撤资，这种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利于茶亭长久维持。
《龙门镖局》（2013）剧照。
桂林圣母池边上的茶亭在咸丰年间毁于兵火，同治年间在熊凤仪、廖元善和熊云倡修下，洪生号、广有号、荣茂号等16家商铺店主，以及秦东山、阳翠华、文永盛等13名善士或捐钱或捐资产，共同置办了铺屋9间、田4坦、塘1口作为修亭及施茶的经费。
不同地域土地市场的发达程度和历史传统影响当地捐租或捐田的行为比率。安化县第一泉亭的施茶经费主要由守亭人在茶山种植所得，茶山由捐赠人购入，守亭人则有8石租谷，作为自己的工资。同治《兴国县志》的《津梁》附载了20余处县内重要的茶亭，多数注明“捐租赡茶”，例如荷岭崠茶亭受捐田租18石7斗5升、田谷30石，灵山茶亭田租20石5斗，村头茶亭田租6石，五里亭茶亭的田租更是达到50石。
茶亭的受捐过程。图片为《近世基层治理及制度变迁》插图。
顺治十一年(1654)，江西安远县僧人融六和性莹在龙安堡募建白露岭茶亭，置田320把来赡茶。与此同时，融六一人于顺治十年(1653)、十二年(1655)分别在新龙下堡和濂江坊募建3处茶亭，分别捐100把来赡茶，上述总计620把田。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广西北流县六里岭茶亭会成立后，全县共有茶亭会7个，均以田租谷做施茶经费。民间组织的捐租比例亦是内部商量的表现。瑞金县风雨亭由朱本坚建于正德年间。乾隆十二年(1747)，朱本坚裔孙联同赖士璋及邑中绅士等40余人成立茶会，茶会分为城中和乡间两股，所购田在比例上分为2∶1，以田租来提供每年4个月的施茶经费。捐田记载在各地县志中相当繁多。它既可以指将田地推割至茶亭户，也可以与捐租相似，所有权仍归属在个人、家族或者其他户名之下，所产租谷每年赠至茶亭。
乾隆三十三年(1768)，安徽当涂县齐蕴安与族人共同为接梁庙茶亭置义田3亩。3亩义田在所有权上可能还属于族产，但其产生的收益则已单独供应于施茶。太湖县黄字保等人捐田6斗，册亩（指的是登记在官府的名义田地数）4亩2分，以田租作为施茶的资金。
茶亭的土地产权
土地所有权由捐助者决定是否进行推割，茶亭既可在政府处成为新的纳税户，承担起拥有土地的赋税责任，也可保留在捐助者头上。但这并不意味未进行土地推户的茶亭完全失去了政府的保障。
新立茶亭户多发生于民间组织或者多人合捐之中。永锡桥的产权单位和交易单位是“永锡桥柱”，此外还是纳税单位，可作为一“柱”向政府交税。茶亭与此略有不同，还普遍表现为茶亭户。道光年间，史氏和张氏两人为嵊县的茶亭庵赎买田地并进行推割，县邑为此“令立西三图史张茶亭庵户”。乾隆《上杭县志》单列了现存茶亭的田禾税，其中有座名为水竹凹茶亭的田禾税详细记载，雍正十一年，黄君捐施原载禾税2秤、民米1升的亭基；太平里众人又捐资建亭，并在亭前置田供茶，粮米入五图一甲，单立太平茶亭户。独立的纳税单位表明茶亭承担起土地的法定义务，受到政府给予的完整的土地产权保障。新昌县《小石佛续碑为记》专门交代了茶亭的土地来源及契书户规的保存情况:
前碑、路廊已成刻就，内有捐助名次未清。......续碑为记:买普济庵契书一纸，立明德堂户规一本，山田亩分字号在下家村陈根世家内;回赎四亩茶田，粮在刘门庄;立普济庵茶田户规，新买茶山，粮在岟嵔庄;立普济庵茶山户规，回赎当契两纸，新买茶山，契四纸。契据户规俱在刘门坞吴烂田公家内......
1930年，普济茶亭重建完成，吴烂田和王君郁以茶亭无茶山为由，在劝募基础上，买得价值385元的茶山，并命名为“普济茶山”。
《倩女幽魂》（1987）剧照。
这些事情于当年的碑刻中有所交代。1933年，首事专门立续碑说明这些茶山的契约和户规。碑记显示，茶山已完全是茶亭名下的产业，茶亭有着独立的纳税户。这些契据户规保存于捐助者吴烂田手上。不过碑记又专门强调了“公家”，不同于“陈根世家内”，由吴烂田等人募捐的资产成为公产，并以立碑的形式确保了茶亭财产的排他性，吴烂田不可单独享有其收益。
受捐土地尚未登记至茶亭户名下，虽会有碍于茶亭独立法人产权的形成，但土地在实际秩序演进中能够逐渐转为茶亭所有。捐赠者的后代子孙若想取回祖先捐赠的遗产，可能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限制，包括但不限于宗族的内部协商、守亭人的控诉、社会舆论与政府官员的反对等。这种现象可从社会上的意识观念进行分析，在组织建设过程中，参与者所形成的共同信念与共识构成了基层公共事业主体的合法性的来源之一。
受捐土地尚未登记至茶亭户名下，虽会有碍于茶亭独立法人产权的形成，但土地在实际秩序演进中能够逐渐转为茶亭所有。捐赠者的后代子孙若想取回祖先捐赠的遗产，可能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限制，包括但不限于宗族的内部协商、守亭人的控诉、社会舆论与政府官员的反对等。这种现象可从社会上的意识观念进行分析，在组织建设过程中，参与者所形成的共同信念与共识构成了基层公共事业主体的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嵊县王城茶亭的田地由会稽县张子英在康熙年间捐助，康熙末年，子嗣擅卖，守亭僧人将其上诉至政府，官员详细追述了由来，开篇内容如下:
审看得县属之王城镇向有茶亭，当嵊新交会之地，冬夏施济茶汤，以惠行人。有山邑张子英乐善好施，舍山四片田十亩供是亭茶汤之用，延僧明源董其事，迄今几二十年矣。此茶亭之产，......卑职查茶亭之田山俱系张子英当日陆续捐置，契书俱付僧人收执，王城一镇无不知:山为茶亭之山，田为茶亭之田。
原文作者/龙登高 陈月圆 黄一彪
摘编/罗东
导语部分校对/穆祥桐
021年10月13日拍摄的额济纳旗胡杨林。本报记者刘磊摄
2019年10月18日拍摄的黑城遗址城池。本报记者彭源摄
10月17日拍摄的居延海（无人机照片）。本报记者李志鹏摄
2021年10月中旬开始，很多人对一个原本陌生的地名有了更多的关注。在媒体上，在互联网上，在人们的茶余饭后，这个地方的热度绝对空前。
如果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对西北大漠深处这个面积很大很大、人口很少很少（户籍人口三万余人）的地方，绝大多数人只是偶尔对着地图畅想一下。
这，就是内蒙古最西端的阿拉善盟额济纳旗。
什么是额济纳？
“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弱水在《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名著中，象征水势深广、一往情深，充满了诗情画意。而《水经注》中“弱水入流沙”，是指我国第二大内陆河——黑河。它从祁连山发源，先向西北，再折向东北，奔流到大漠戈壁，形成的一大片绿洲，就是额济纳旗。
额济纳一词，源于西夏语“亦集乃”，意为黑水。从北京驾车沿京新高速一路向西，在内蒙古境内的最后一个“补给站”就是额济纳旗。地表黑灰的茫茫戈壁，望不到头的浩瀚沙漠，低低隆起的几处小山，并不是这里的全貌。在母亲河黑河滋养下，40余万亩胡杨林茁壮挺拔，40多平方公里戈壁湖泊居延海波光粼粼，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路边，不时有三五成群的骆驼，悠闲地踱着步。耳畔仿佛响起声声驼铃，似乎诉说着古丝绸之路上的沧桑记忆。从汉朝起，华夏儿女就在此屯垦驻军、起塞筑垒，创造了灿烂文明。后来，这里又是唐、西夏和元朝重镇。
旗政府所在地达来呼布镇以南约150公里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神舟系列飞船发射的地方。看神舟飞天，赏金色胡杨，游戈壁绿洲，访居延古韵，近年来游人纷纷来此探妙寻幽，国庆期间更是经常爆满，游客往往多达一百多万。
眼下，当地因新冠疫情而按下“暂停键”。不过，悠久历史与独特景观依然令人神往。
古塞黄云共渺然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王维的《使至塞上》将读者带到西北边塞居延，感受其雄奇壮阔。
“居延”是匈奴语“祁连”的音转，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云“匈奴谓天为祁连”，祁连山即“天山”，居延海即“天池”。在这一天赐大湖的滋润下，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居延绿洲，即今天的额济纳绿洲。
穿过一片片随风摇曳的梭梭、红柳和胡杨林，记者来到戈壁大漠上耸立2000年左右的部分居延遗址。
额济纳旗文物保护中心负责人傅兴业说，居延遗址分布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由烽燧、障城等建筑设施组成，是汉代修筑的边塞军事防御设施。
地处西北边陲的居延地区，是蒙古高原通往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必经之道，也是穿越巴丹吉林沙漠和茫茫戈壁、通往漠北的重要通道。如果控制了这里，就扼住了自漠北向南转而至河西、西域之咽喉要冲。
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骠骑将军霍去病重创匈奴后，匈奴败退漠北。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汉王朝派强弩都尉路博德在居延地区修筑亭鄣、长城、烽燧等军事防御设施，抵御匈奴入侵。
路博德同时修建了肩水都尉府、居延都尉府和遮虏障。秦汉时的都尉是仅次于将军的武官，都尉府直接的下属军事机构称候官。隶属于张掖郡的居延都尉府，在北部、西部、南部下设三大候官，分别为殄北、甲渠、卅井候官。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文平介绍，有的研究者认为居延都尉府之下还应有一个候官——居延候官。因为出土汉简简文中有“居延塞”“居延候官”“居延塞尉”的称谓。“塞尉”往往简称“尉”，也称“障尉”，是候官长吏之一。如果居延候官确实存在的话，其治所初步推断为红城。
记者在达来呼布镇以南20多公里处的戈壁滩上看到，红城遗址是一座方形城堡，南侧有门，城墙高大而厚实，且没有采用常见的夯土建造，而是用土坯砌筑。
考古资料显示，居延都尉府之下的三大候官治所所在障城主体均为边长约23.1米的方形障城，南侧附带较大坞院。红城虽不见坞院，但其主体障城边长亦约为23.1米，符合候官治所的规格。
汉代居延地区的兵马活动，不仅留下城址和烽燧遗址，更形成大量居延汉简。
达来呼布镇南24公里处的甲渠候官遗址，只残存风化的夯土堆和由三层土坯夹一层芨芨草筑成的城墙残垣，其轮廓依稀可辨。这个俗称为破城子的地方，曾出土大量居延汉简。
1930年四五月间到1931年初，中国和瑞典学者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之后在甲渠候官的城堡遗址中发掘出汉简5200多枚。
城堡东侧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贝格曼又在小屋遗址中发现成册的木简。专家们推测，此小屋很可能是当时的档案室。
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队对甲渠候官遗址发掘时，共发现7000多枚汉简，《烽火品约》《甲渠候请罪》等一枚枚字迹清晰、坚固如新的汉简，仿佛让人穿越到“烽火高飞百尺台”的汉代。
考古队还重点对推测为档案室的小屋遗址进行挖掘，出土了从王莽天凤元年（公元14年）到东汉建武元年（公元25年）的各种簿籍70余册，每个簿册以2道或3道绳索编缀，档案室内还发掘出各种简牍900余枚。
居延地区1930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共发现汉简35500余枚，是我国发现简牍最多的地区之一。
傅兴业说，遗址内出土的居延汉简，是记录汉代边塞屯戍活动的文书档案，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民族、宗教等诸多领域。居延遗址边塞军事防御设施及出土的汉简被誉为20世纪重大考古发现，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知名度。
居延遗址边塞军事防御设施始建于西汉武帝时期，东汉以后，它们逐步失去功能与作用，最终废弃。汉代的辉煌过去了，但只要有黑河水滔滔流过，居延的文明就不会消失。
繁华落尽掩浮尘
除了居延遗址，沐浴千百年风雨的唐代和西夏古城，也因历经沧海桑田、岁月更替，而显得从容深邃。记者继续拂去历史尘埃，探寻它们的印迹。
在达来呼布镇东南约19公里处，是唐代的大同城遗址，城址在黑河故道右岸。记者在这里看到，这一回字形城址由内外两道城墙组成，夯土墙残存已不多，但城墙基础依然明晰。
此城前身是北周武帝宇文邕所筑的大同城旧址，因多圈马群、套捉坐骑而又名“马圈城”。此城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曾侨置安北都护府，但不久后，安北都护府内移至西安城（今甘肃省民乐县西北）。后来在此设立屯戍的同城守捉，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改为宁寇军。
唐代的城址遗址仅此一处，因此考古学家推测，唐代居延屯田范围要比汉代缩小许多，这是居延屯田史上的衰落期。
然而这座城文化内涵非常丰富。王维、陈子昂等唐代诗人曾在此驻足。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王维在此写下脍炙人口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一被称为“千古壮观”的诗句。唐朝将安北都护府迁至大同城后，从军至大同城的诗人陈子昂上书谏言，阐述大同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写下《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居延海树闻莺同作》等诗篇。
徘徊在大同城外，脑中不禁闪现出“边地无芳树，莺声忽听新”的千古名句。
许多游人来额济纳旗，总会去游览古丝绸之路北线上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古城——黑城遗址。它位于达来呼布镇南偏东方向约22公里处。黑城又称黑水城，是西夏在黑河下游设立的黑水镇燕军司。
1286年，元世祖在此设“亦集乃路总管府”，大规模扩建黑城，使这里成为中原到漠北的交通枢纽。相传马可波罗曾从这里经过。
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明朝征西将军冯胜攻打元军残余，筑起沙坝截断黑河上游的水源，断水攻破黑城后撤军而去，这座繁华一时的古城因黑河改道而废弃。
直到1886年，俄国探险家波塔宁发现已在黄沙中沉睡500多年的黑城遗址，黑城的宁静才开始被俄国、瑞典和日本等外国探险家打破。
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这里挖掘大量文物，包括珍贵的汉文、夏文对照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及《音同》《文海》等古籍。
科兹洛夫对黑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挖掘，第一次在城内的街区和寺庙遗址上挖出十多箱绢质佛画、钱币等文物，以及书籍、信件、金属钱币、女性饰物、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等。
第二次到黑城，他雇人打开一座覆钵式佛塔，里面秘藏着许多佛教塑像和成百上千的书籍、绘画、经卷等。他们随后挖掘30多座塔，出土2000多种抄本书籍、300多张佛画和大量木制、青铜镀金小佛像等。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在成堆的文献中发现了一册《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世界上仅存的西夏文、汉文的双解词典。
经历多次挖掘后的黑城伤痕累累。由于周边地区沙化严重，近年来流沙从东、西、北三面侵蚀黑城，许多遗址已埋于黄沙之下。考古专家们预测，至今城内还埋藏着丰富的西夏和宋、辽、金、元等朝代的珍贵文书。
“沙阔独行寻马迹，路迷遥指戍楼烟”，这座被流沙半掩的古城经历过繁华，也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如今万人空巷的景况随风而去，只留世人赞叹其雄浑与幽静。
大湖重生万物兴
淼淼居延海，萧萧芦荻林。从达来呼布镇驾车向北开行50多公里，就抵达黑河的尾闾湖——东居延海。
金秋时节，站在湖畔，只见成群的鸥鹭欢快飞翔，丛丛簇簇的芦苇随风摇曳，平静的湖面在阳光照耀下晶莹剔透，好似一面镶嵌在茫茫戈壁上的明镜，在这片干旱荒凉的土地上，撑起生命的希望。
很多人难以想象，如今碧波荡漾、鸥鹭翔集的东居延海，20多年前曾彻底干涸，变成了“死亡之海”。西居延海更是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已干涸，几乎成为第二个“罗布泊”。
居延海在汉代时被称为居延泽，魏晋时称为西海，唐代起称为居延海。居延海的湖面因黑河下游的改道而时有变动，清代以来又分成东部的苏泊淖尔和西部的嘎顺淖尔，人们习惯称为东居延海和西居延海。
额济纳旗水务局局长齐金花说，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由于气候变化、人口增多、工农业发展和水资源总量不足、时空分布不均等原因，进入额济纳旗的黑河水量大幅减少，甚至经常断流，不少湖泊、泉眼和沼泽地随之逐渐消失。
据地质学家考证，历史上的居延海最大面积曾达2600多平方公里，至秦汉时期尚有720多平方公里。据1958年中科院考察队调查测算，西居延海有267平方公里的水域，东居延海水域面积也有35.5平方公里。然而仅仅过了3年，西居延海于1961年彻底干涸，东居延海也时断时续，于1992年干涸。
2000年初，记者在干涸的东居延海附近采访时看到，湖盆里堆积了一层厚厚的细沙和白花花的盐碱，还能看到鱼骨和动物的骨头。缺少了黑河的滋养，额济纳绿洲急剧萎缩，植被大面积退化，荒漠化加速蔓延，还经常刮起遮天蔽日的黄沙，成为北方沙尘暴重要策源地之一。
年逾古稀的萨仁格日勒生活在东居延海西侧的赛汉桃来苏木。她回忆说，儿时房前屋后都是高高的草甸，牛、羊走在其中都看不见身影，可后来黑河断流，居延海慢慢干了，地下水降了，草木缺了水，也都枯死了。
为遏制黑河下游生态系统整体恶化，2000年8月，国家决定实施黑河跨省分水，水利部随即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黑河流域管理局，对黑河干流水量统一调度、全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
上游和中游“勒紧裤腰带”省下的水流到下游，恢复了额济纳旗生态，也使东居延海起死回生。2003年，消失11年的东居延海湖盆首次过水，并且蓄积起稳定的水面。2004年8月至今，东居延海已连续17年再未干涸，水域面积稳定在40平方公里左右。
额济纳旗胡杨林研究专家吕慧说，随着黑河有效补给，东居延海有了稳定水面，额济纳绿洲的地下水位升高了，胡杨林得到黑河水的浇灌，面积从2000年的39万亩增加到目前的44万多亩。东居延海附近出现的候鸟种群、数量逐年增加。
祖祖辈辈生活于居延海附近的苏泊淖尔苏木牧民青格勒说：“以前梭梭林、柽柳林下长的是碱草、骆驼刺等不好的草，浇上水后长起了甘草和沙拐枣等好草。”
当地还通过疏浚河道、科学导流等方式，让黑河水于2016年首次进入消失半个多世纪的西居延海。2018年9月，黑城遗址附近沉寂600多年古河道也进水了，灌溉和浸润面积达到25平方公里。很多牧民兴奋地说，河道过水后，一些枯朽多年的小胡杨树居然发芽了。
千年胡杨守家园
在额济纳旗，入眼最多的是胡杨。戈壁深处的胡杨，身躯死死阻挡着风沙，保持着水土，守望着美好家园。居住在黑河两岸的人们常这样赞美胡杨：生，一千年不死；死，一千年不倒；倒，一千年不朽。
这不屈不挠的“胡杨精神”，被一个个扎根戈壁、种树战沙的英雄所诠释。
在巴丹吉林沙漠西北边缘，年近七旬的图布巴图与老伴手持铁锹、拎着水桶植树的身影格外显眼。他们脚下，一棵棵高矮大小不一的梭梭簇拥着围成1000多亩绿洲。一年当中，图布巴图有300多天在林子里与梭梭相伴。近20年来，他跟妻子把5万多棵梭梭植进荒凉的沙漠里，筑起一道绿色屏障，保护着家乡的生态环境。
“我宁愿做挡风沙的梭梭，也不愿当好吃的老鼠。梭梭死了，横在地上也能挡住沙子。”图布巴图说。
已故退休干部苏和，曾放弃安逸舒适的城市生活，2004年起到无房、无水、无路、无电的沙漠中种树。2018年，他在治沙中腿部受伤，但依然坚守在治沙一线。扎根沙漠17年，植树造林6307亩。他种下的梭梭，在黑城遗址西侧上风口形成一条500米宽、3公里长的灌木林带，迎头砍断了扑向黑城的“沙魔”……
这坚韧不拔的“胡杨精神”，也在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中闪耀着光芒。
达来呼布镇以南150公里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又称东风航天城），书写了中国航天事业的多个“第一”：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第一枚远程运载火箭，第一艘载人飞船……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飞船……中国航天事业的每一步发展都凝聚着航天人巨大的付出，他们用汗水和心血，书写了中国实现技术自主创新的辉煌篇章。
东风航天城内一片密林之中有一座烈士陵园。长眠在此的600多位航天人，有的人为了巡道被沙暴掩埋在茫茫沙漠中；有的人为了攻克技术难关，年轻的生命早早凋零；有的人为了排除险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们，就像倒而不朽的胡杨，静静躺在这里，继续注视着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守望一次又一次的发射任务。
在额济纳旗，就有着为了国家航天事业而让出故土、数度搬迁的居民，他们如同饱经飞沙走石和风霜雨雪的胡杨一般奉献与守望。
嘎拉朝鲁是巴彦陶来苏木乌苏荣贵嘎查的牧民。为支持东风航天城建设，他的父母在1958年举家搬迁。他曾听老人说起搬迁的情景：一家人收起毡房，赶着牛羊，骆驼上驮着三大箱家当，与其他牧民一起离开。人们走一阵回头看一阵，虽然舍不得，但没有人拒绝搬迁。
这其中不少人是蒙古族土尔扈特部落后裔。
土尔扈特部落是我国蒙古族的一个古老部落。明朝末期，由于蒙古族各部之间征战不断，土尔扈特部被迫西迁，在伏尔加河流域一带游牧。清乾隆三十五年腊月（公元1771年初），身处异乡的土尔扈特部决意东归。首领渥巴锡率部众3万多户、约17万人开始了行程万余里回归祖国的伟大壮举。
一路上，他们穿越险峻山川、浩瀚沙漠，历经艰难困苦，经过半年，终于抵达伊犁河流域，回到祖国怀抱。
此后，土尔扈特部众主要生活在新疆、内蒙古、青海一带。他们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内勤耕牧，外御强敌，为开发和稳定我国西北边疆、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今，他们与生活在额济纳旗的各民族兄弟姐妹，守望相助，团结奋进，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让锲而不舍的胡杨精神传承发扬。
10月27日夜间，一列从郑州始发的旅游专列，在额济纳旗滞留10天后，踏上返程之旅。随着首批586名滞留游客平安有序离开额济纳旗，当地正式开启了滞留游客转运工作。
截至25日15时，滞留在额济纳旗的游客有9412人。
疫情发生之后，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滞留的游客，都像梭梭造绿那样携起手来，守望相助；像胡杨挡沙那样顽强不屈，防控阻击疫魔。
“这趟旅行看到了不完整的风景，却收获了数不清的暖心感动。愿早日战胜疫情，明年继续未完的旅程。”上海游客徐女士在列车发车前对记者说。
战胜疫情之后，未来的额济纳一定会更美！（殷耀、于嘉、魏婧宇）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为海淀区“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工作中的一部分，海淀区启动三山五园功德寺片区北旱河滨水绿廊景观提升项目。该项目位于海淀区功德寺桥北，东起青龙桥西街，西至北旱河与北五环交接处，治理河道长度为1.8公里，占地面积约为4.4万平方米。
记者从海淀区获悉，此次景观提升，将从历史溯源出发，“延续空间记忆，以水为脉，构筑蓝绿公共空间骨架”，对北旱河进行改造提升；重塑河道岸线，形成多元高品质滨水空间；激活河岸的休闲功能，将河道与周边融通，在河道相邻功能区内植入文化、娱乐休闲等功能业态，打造目标节点，让三山五园地区彰显文化底蕴的河流在新时代重现。
慢行活动空间所在地现状图。海淀区发展改革委供图
慢行活动空间效果图。海淀区发展改革委供图
整合成多功能景观体验，打造1.6公里的滨水蓝带
此次景观提升，将打造“一带八景”的整体景观空间结构，“一带”是在蓝绿融合的设计前提下，突破现状边界，整合成多功能景观体验且长达1.6公里的滨水蓝带；“八景”是沿北旱河打造五处自然野趣且充满活力的滨水体验空间，三处功能多元且丰富开放的景观空间。主要分为礼仪形象展示区和社交休闲游憩区两大类，在此基础上细化为主入口空间、慢行活动空间、综合活动空间、老年活动空间、儿童活动空间五个重要节点，分别对应万柳叠翠、清碧上方、登高远眺、竹海清听、疏林童趣五个好听的名字。
主入口空间为滨水绿廊的整体礼仪形象区，包含入口形象景墙、林荫广场等，通过特色造型松、置石以及灰砖营造三山五园的独特景观风貌；细节上主入口景墙以灰砖砌筑花墙，参考了颐和园南湖岛的花砖墙，地面的地雕则来源于颐和园颐乐殿的影壁墙图案，构造出传承颐和园文脉的形象入口。
慢行活动空间位于玉泉山路桥的西侧，河道治理的起点位置，从现状照片可以看到两岸基本为较硬的垂直岸坡形式，且缺少亲水空间，种植效果欠佳；河道宽度范围在17米至30米，有条件在南北两侧都设置浮水栈道和滨水慢行空间，且能够做到降坡增绿，达到岸坡和绿地整体设计考虑的初衷。
临近主入口的综合活动空间，设有小型平台与坐凳，以及临水的观景台，可为居民提供停留休息、亲子活动等综合活动空间，营造更适宜的亲水空间，水边平台上设有知鱼亭，更是对谐趣园知鱼桥前石牌坊的传承与再现。
综合活动空间所在地现状图。海淀区发展改革委供图
综合活动空间效果图。海淀区发展改革委供图
设置老年活动空间、儿童活动区、滨水休憩空间等
在老年活动空间，一部分设有健身设施，周边种植竹林，形成宁静舒适的健身空间，另一边在大树下设置可以交际、休息的林下空间，靠近河道的另一侧结合场地现状将垂直岸坡变成台地景观，并设置滨水休憩平台，丰富景观体验。
儿童活动区的游乐设施包括有多人秋千、攀爬网、滑梯、沙坑等，可以满足各年龄段儿童日常活动需求，并设置家长看护区，从设计的角度尽可能考虑到儿童的人身安全问题。
滨水休憩空间主要景观节点分别为水谷流泉、莺啭乔木、临水风荷，这三处跟水密切相关的亲水休憩空间，利用可拓展绿地向外延伸水面。水谷流泉主要设计策略是通过高低不同的木栈道，错落别致的叠水景观体验相互交叉融合，既能装点原本生硬的岸坡挡土墙，又能提升滨水景观体验。
水谷流泉所在地现状图。海淀区发展改革委供图
水谷流泉效果图。海淀区发展改革委供图
莺啭乔木利用20米宽的岸坡绿化空间，将河道岸线内凹，设计节点在理念上借鉴颐和园澄碧亭遗址呈现出的野趣且充满中式人文特色的景观风貌，将近3米的现状高差做台地景观处理，从而形成多层次的景观空间和慢行系统。
新建滨水慢行铺装5100平方米，地区居民出门见园
临水风荷通过多功能广场和景观廊架逐步降低岸坡高度，再利用亲水台阶提高岸坡空间的互动，亭廊的文化概念来自于颐和园谐趣园中的洗秋亭，采用现代材料工艺来复现古典风景建筑的气质，整体营造出三山五园山水田园的景观风貌。
临水风荷所在地现状图。海淀区发展改革委供图
临水风荷效果图。海淀区发展改革委供图
除此之外，景观工程包括新建滨水慢行铺装5100平方米，包含广场铺装980平方米、木栈道810平方米、台阶470平方米、园路2841平方米，新建节点6个、完善项目功能配套设施与滨水空间、周围环境美化等。
三山五园功德寺片区北旱河滨水绿廊景观提升项目将全方位提升区域城市形象，形成以皇家园林为中心，以山、水、路为基底，自然要素与历史文化要素有机交织，既完整统一又丰富多变的整体格局。项目在整合绿地资源、提升景观质量的同时，还将进一步完善游憩功能，凸显海淀山水园林特色，把片区变得更具历史感、文化感，通过历史文脉吸引游客，将生态功能、城市内涵、民众需求融为一体，实现地区居民开窗见绿、出门见园的美好愿望。
“提升北旱河滨水绿廊景观工程，不仅能够更新城市公共空间，打造文化御园滨水慢行环滨，还对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呼吁绿色出行、低碳生活有极大帮助。”海淀区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新京报记者 吴为
编辑 张牵 校对 刘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