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11月21日日，随着幸福街道解放社区光明街 27 号、29 号、 65 号解除相关封控区、管控区管理，充满“烟火味”的成都市都江堰生活又回来了！对于过去十四天在封控区、管控区里的人们来说，最想念的除了进出自由，那就是心心念的“都江堰美味”。这不，64家餐饮门店就带着他们的促销活动来了。
以消费促经济，助力餐饮业，都江堰市商投局组织市内64家有特色、有意愿的餐饮企业开展了此次“1元吃遍都江堰美味”促消费活动。从11月23日至29日这一周时间里，64家餐饮企业将分为中餐类、火锅类、小吃类开展促销活动。
“中餐类企业将根据自身特色选择一道特色菜品进行促销，活动期间销售价格仅为1元，每桌限量一份，仅限堂食，不得打包或外卖。火锅类企业则开展‘1元抵锅底费’促销活动。早餐、饮品、小吃商家将开展‘第二碗（杯）1元’活动。我们想通过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加快恢复新冠疫情给餐饮业带来的影响，向社会各界传递都江堰重拾‘烟火气’的声音。”都江堰市商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参加活动的菜品都以应季菜品为主，分为中餐、火锅、小吃三个篇章，主要的优惠内容为“中餐——特色菜1元”“火锅——锅底费1元”“小吃——第二份1元”，商家主要为“成都特色小店”、“成都绿色饭店”、“都江堰市餐饮名店”等，菜品中则不乏炝锅鱼、土灶鸡等都江堰十大名菜和钟鸭子、文记糕点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你想要尽有，尽善尽美。60道冬季暖心暖胃菜品饮品，让这个冬天充满了温度和人间烟火气。
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本次抗疫期间，都江堰市餐饮协会38个爱心企业，90多位志愿者冲在了第一线，用爱助力，为都江堰市7个镇街36个社区的执勤人员每天免费送去1000份早餐，以及一线最需要的防疫物资、取暖的木炭、暖宝宝、奶茶等共计23万余元物质，还有让人感动到哭的蹄花餐、海鲜粥、值班夜宵……志愿者们半夜三四点就起身做包子，六点钟就把热腾腾的早餐送到了值勤岗位上，真的是让人暖心又暖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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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瑾 编辑 | 盛倩玉
7月中，连涨半月的A股突然下挫，一场关于牛市来临的短暂雀跃戛然中止。
和大多数中小投资者一样，贾腾经历了如坐云霄飞车般的7月。
6月底发布的经济刺激政策，让贾腾觉得“市场必定会有反应”，随后他在A股“梭哈”了毕业工作三年以来攒下的50万，外加信用卡透支的20万，希望能借此“滚出”一套深圳房子。
7月初，牛市呼声日盛，贾腾一度看到了“暴富”的希望。但最终，这次大胆的尝试还是以大额浮亏收场。他最后押注的一只科创板新股，在他追高买入后转瞬大跌，不过10多分钟，账面浮亏20万。
贾腾并非一个“不值得同情”的冒进投机主义者。大学毕业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他曾为“创富”这件事，做出过脚踏实地的努力。他在科技园当过程序员，而后转战华强北成为职业“背包客”。
在深圳，他“无法心安理得地当一条咸鱼”。
是深圳选择了我，不是我选择了深圳
和贾腾约见的餐厅，坐落在深圳福田中心商务区林立的写字楼中间。时值晚7点，大批手拎便当盒的都市白领离开了办公楼，正沿着限流的围栏排队朝地铁口挪动。
逆着人流我找到了这家人均消费125元的椰子鸡火锅，在服务员的带领下落座。这时餐厅里顾客还很少，可以隐约听到邻桌顾客讲起他们游玩澳洲时的冲浪经历。
贾腾提前说了他可能会晚到，因为他要先到华强北跑一趟拿货。等了20多分钟，我还是微信问了他一句，“来了没？”他秒回，“到了，厕所打扮下。”
很快，贾腾出现在了餐桌前。他穿着黑T和大裤衩，脚踩一双洞洞鞋，整张脸眉毛尤为突出，浓黑有力，与M字额后的稀疏头发形成对比。
他对此倒是不避讳，“之前的工作就是让人没头发。”
“之前的工作”指的是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央企当程序员。最开始，这份工作对于贾腾而言，是个值得惊喜的意外。
“第一天做完笔试就没多想了，第二天一觉睡到中午醒来，竟然看到通知面试的短信，就急急忙忙去参加面试，没想到最后都过了。”
在此之前，他投出了大量简历，但悉数石沉大海。
直到入职培训进行到半程，贾腾才知道，工作地点是在深圳。他因此一直认为，“是深圳选择了我，不是我选择了深圳。”
在珠海培训期间，他按照公司的安排，到深圳办理了落户。“我现在还记得那天的情景，当时就在皇岗租了一间公寓改造的旅馆，那里的客厅都摆了床。”
当时的一切让贾腾觉得新鲜而充满希望。
他在朋友圈晒培训的照片，穿上红色队服的他和新同事们笑得灿烂；晒落户后更新的身份证，重点在地址那栏。
他将自己对工作的那股干劲描述为“热爱”，除此之外，公司的一切都让他觉得莫名的自豪。
他喜欢每个月都有一次的豪华版下午茶，满桌的小蛋糕，或者干冰还冒起气儿的寿司拼盘，让他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他关注公司的各种动态，适时将链接在朋友圈转发。
他到现在还没用完公司发放的电影券福利，总是喊着要约朋友去深圳最好的电影院看电影……
毕业三年，50万现金成功到手
到深圳落户当天，贾腾专门挤出时间，到华强北跑了一趟。大学期间，贾腾就小打小闹地搞起了卖手机的生意，货源全都来自深圳华强北，但他一直没有亲自到过那里。
这次到访后，他便知道，华强北日后会是除了出租屋和办公室之外，他在深圳最常跑的地方。
有些人认为华强北是“山寨王国”，最新款的苹果产品出炉一个星期后，就立马会有全真高仿在这里的柜台上架。2013年后，华强北开始更多地以“硬件硅谷”的标签名扬。这里还诞生了一个“机械妖姬”，专门发布硬件制作视频，Youtube上的粉丝在国内出海Up主中排行前列。
但贾腾并不关心这些，他只在乎，以后自己的卖手机生意，做起来会更方便，规模也会变得更大。
在南山的科技园当了一年多程序员后，贾腾选择了辞职，开始全职卖手机。让他选择离开的原因有很多：“一直加班使人掉头发”“负责的项目产品没多大意义，全是上司提出的伪需求”“跟谈恋爱一样，工作久了新鲜劲儿也就过了”。
但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当时卖手机的副业收入就已经超过了当程序员的收入。他也找过其他公司的程序员工作，最后还是因为收入不理想，把offer拒了。
在提出离职前的一段时间，贾腾形容自己一直处于“博炒”（让公司解雇自己）的状态，他每日无心工作，一到下班时间就冲回家，通过各种渠道给自己的卖货微信小号引流。
卖得好的时候，就一晚上的功夫，他能盈利千把块，而当程序员的收入，一个月下来到手也只有8000元。
朋友对贾腾当“背包客”的选择有些不理解。张小婉对贾腾的职业记忆，还停留在大厂当程序员上，得知他正全职卖手机后，她先是怀疑，“不会吧？真的在卖手机吗？”然后是不解，“当程序员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会想要卖手机？”
虽然人们爱说程序员“秃头”，常常对他们做“猝死”警告，但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程序员还是一个体面且收入尚可的工作，尤其是大厂里的程序员。
贾腾倒是不以为意，“无论你做什么层次的工作，难道不都是奔着钱去的吗？”
今年春节，贾腾留在深圳没回老家。原因是去年国庆回家，和母亲由于琐事吵架，母亲撂下气话，让他以后都别回老家去。在疫情还不太严重时，他经常一个人出去吃烤羊，一顿就是300-400块钱。
“如果你早几个月找我吃饭，我是根本不会理你的。”他给我看自己的Instagram帐号，最近一次和朋友聚餐喝酒的合照，已经是去年11月，这之后他就中断了自己的动态更新，直到几天前。
“因为我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了卖手机上。”他边扫码看菜单边说，“那时候出来吃饭我也是根本不会看菜品价钱的。”说完，他放下了手机，让我决定点些什么。
贾腾在华强北进货
今年6月，贾腾的存款数字已经跳升到50多万，全是他通过之前的工作和卖手机赚回来的，当然大头还是来自卖手机。“毕业三年有50万现金，这在同龄人里没几个吧？”
大起后大落，我坐在副驾上哭
2017年大学毕业来到深圳时，贾腾每天只想着一件事：“多搞点钱。”在他看来，没有比深圳更适合赚钱的地方了，“在深圳都搞不到钱，那你还能在什么地方搞到钱？”
他租住在月租1500元上下的出租屋，不氪金玩游戏，对奢侈品也没有欲望，甚至也一直没交女朋友，除了对吃和兄弟聚会比较大手笔，其他消费他一概极尽克制。
有时候，他也搞不清自己对赚钱的焦虑和渴望到底来自于哪里。
“在老家可以安心当一条‘咸鱼’，但在这里不一样，每天早上一睁眼就想着怎么能多赚钱。”
他最终把这种迫切的渴望归因于深圳这座城市营造的外部环境，“这里的氛围就给人这种感觉。”此时，夜幕初降，正值第一波晚高峰，车辆在城市高架川流不息地驶过，发出大城市特有的无休止的轰鸣。
只有存款数字向上翻动，能让他心生平静和满足，但这也曾让他一度迷失。
去年国庆节跟母亲吵完架后，他不仅没有再回过家，也没回复过母亲的任何信息。他形容，那段时间的自己听不得任何别人对自己的一点不满和批评，“谁敢跟我争，我肯定……”
他摔了一下桌上的纸巾，歪着嘴，做出凶狠的表情，但没把后面的话接着说完。
但另一方面，50多万的存款，也仍然无法让他在这座城市拥有足够的安全感。
在没和母亲闹掰前，贾腾曾经和母亲商量过，母亲拿出30万，再加上自己的50万，凑一套深圳房子的首付，真正在深圳“settle down”（安定下来）。但他还是没有“上车”，原因是，卖手机虽然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收入，但毕竟缺乏稳定性，这让他担心“断供”。
还有就是，他更希望买房的钱全部来自自己。“我想过了，即使我妈说了会出钱，我最后应该还是不会接受，因为我不想花家里的钱。”
7月初牛市将至的呼声，让贾腾看到了希望。继科技园、华强北之后，这次，他把淘金点定在了A股，梦想将原来的存款“钱滚钱”，在深圳滚出一套房子来。
存款+信用卡，贾腾攥着70万进场了。他先后买了三只股票，第一支最后亏8万卖出，第二支亏17万卖出。心灰意冷下，他本来打算就此打住，亏剩下的钱用来作为自己在深圳打拼最后两年的生活费。但一念之间，他还是押注了第三只股票。
“那天上午看到这只科创板新股，一路上涨，涨幅大到触发临停，我就决定买入，当时挂了每股80多块买入，但一直没买进，直到120多块才买入，但没想到，一买入立马就大跌。”每次说起这段失败的投资经历，贾腾就会手扶额头，不停叹气。
事实上，此次入市前，贾腾已经有大半年时间没碰股市了，因为“亏得一塌糊涂”。时隔半年再度进场，他不曾想，自己竟掉进了同一条河流。
在这顿吃了将近两小时的晚餐中间，贾腾频繁把手机听筒凑到耳边，听外放的微信语音，然后用家乡方言回复。语音来自他的妈妈，从隐约听到的语音中可以推断，他和母亲交流了这顿饭的所有细节，从约饭人是谁，到自己比以前吃得少了很多，再到剩下的食物要不要打包带走。
这是这次投资失败后的变化。
亏成实际上的负资产后，贾腾联系了母亲。“我觉得对不起我妈，所以想给她打个电话。”他还记得那通电话的细节：接听后他没直接说自己经历的事情，而是“问我妈，她身体怎么样，老爸对她好不好。”
那通电话之后，贾腾立马就坐车回老家了。这趟车很破旧，跑在路上能感觉到车内地板在轰轰震动。他坐在副驾位置上一路一言不发，默默掉泪，“司机一路上也没问我到底怎么了。”
4个多小时后回到家，他面对着母亲，继续流泪。
都说要衣锦还乡，现在回去，不像个逃兵吗？
贾腾想起了2013年高考的前几天，他也曾经这样崩溃大哭。
“好像人都是非要到这种重要的时间节点，才会反思，后悔自己过去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
尽管深圳并非他主动选择，但他对深圳的一切都感到满意。他喜欢这里干净宽阔的街道，不像老家和上大学的城市，街道又旧又窄又脏；深圳还很包容，不排外；在深圳的路上经常能看到有人踩着滑板从身边经过，这在其他去过的地方“是不敢想象的”。
“总之，深圳很好，是我不配。”
事实上，在深圳的三年，贾腾不可谓不努力，只是这种努力可能不太符合人们对“后浪”的普遍期待和想像。
他从小就似乎有些不太安分，在用电脑、上网冲浪这件事情上，永远比同龄人稍早一步。初中期末考“放榜前”，大家还在等最后的成绩和排名，他却已经拿到了全级成绩的完整电子文档；他总是在各种网站里面上下倒腾，搜到一些同学们都没看过的资料、照片。
吃饭期间，他几次建议我也去华强北的明通大厦（华强北的其中一栋大楼，因为转做美妆引发关注）拿货，然后通过直播带货卖点美妆，“这样能搞到钱。”
他还给我看他的手机，除了微博和Instagram，手机上基本没有用来娱乐的APP，没有抖音也没有王者荣耀，有的都是股票投资和买卖手机相关的APP，而微博也是因为运营自己的蓝V帐号所需。
他每天奔走于华强北的柜台间，给自己的卖货微信拍视频引流，因为技术问题，他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过着美国时间。
高考结束，他被广东一家一本末尾的高校录取，读计算机专业，这个成绩超过了他过去所有模拟考成绩，他从这里开始“一路坦途”。至少50万的现金存款，看起来确实比他最要好的、毕业于重本学校的兄弟混得好得多。后者三年内换了两份工作，而后待业将近一年。
但从无到有再回到无的大起大落，让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好像努力读了这么些书，最后还是没起到太大作用，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
“但是卖手机本来就跟你学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他忙不迭否认，“不对，我读书跟我卖手机的关系非常大，为什么我卖手机就是卖得比别人好，这就跟我学到的东西有关。”
贾腾一直觉得自己跟华强北其他背包客不一样，他觉得如果要在华强北的几家档口里赊账十几万，应该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他有别人没有的技术，几家熟悉的档口老板都很看得起他。
但这些目前看来都没有太大意义了，即便能赊账，卖不卖得出去也是个大问题。贾腾明显感觉到，疫情过后这段时间，卖手机的生意也不好做了。“一方面是全球疫情蔓延，货源减少了，另一方面是国内经济受到影响，人们的购买力也下降了。”
手机难卖，他开始重拾程序员老本行，自己做起了项目：依托微信公众号，提供付费查询服务。“好像再找工作朝九晚五地上班，已经不太能适应了。”
但他最想做的，还是逃离。
“经历了这些大起大落，真的很回老家，做稳定的工作。”
“那为什么还找房子租下来，不趁这个当口直接回去？”
“确实可以，但都说要‘衣锦还乡’，现在回去，不像个逃兵吗？”
他给自己在深圳定了最后两年时间，一边“搞钱”，一边考老家的公务员，如果赚到钱了，就留下，不行就撤。
新租的房间上下铺，贾腾觉得很好，一是可以存放物品，二是母亲来也有地方住
临分别在地铁口时，贾腾突然抛出了一个疑问，“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自己没有赚到钱，那无论他做多少对他人或社会有益的事，其实都是没有意义的，不是吗？”
我没有来得及思考和回答，地铁匆匆的人群，就将我们挤开到两个不同的地铁口。但或许贾腾的问题本身就不是抛给我的，他自己其实已经早有答案。（文中人名为化名）
源:新京报
9月4日，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参与“疯狂面包房”项目的精神障碍者在老师的带领下制作面包。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9月4日，托管中心的面包师们在北京一所国际学校售卖他们的“疯狂”面包。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让精神病人合作做面包？这听起来像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但在位于北京东五环外苏坟村的北京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托管中心”），里面的病人会制作各式各样的面包，法棒、牛角、桂皮卷、面包圈、火锅面包……这些面包，会在北京的使馆学校或外国公寓售卖。
托管中心常年有200多名病人，他们之中大部分是精神障碍者，托管中心选出几名病情稳定、具有基本社交能力的患者，培养他们成为面包师。
在坊间，精神病人有时也会被不礼貌地唤作“疯子”，他们索性就把自己制作的面包称之为“crazy bake（疯狂面包）”。
做面包，也为他们接触社会打开了小小的缺口。托管中心主任杨云和面包师们都希望，让他们有机会像手中的面包一样，融入人群。
味道“好极了”
托管中心穿白衣服的，除了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就数面包师。
9月4日早晨7点多，面包师李光景（化名）走出病区，换上洁白的厨师服，厨师帽立在头上，一身利落。
前一晚，大厨吕文海已经和好面，面包师们今早负责揉面、做造型、烘焙，再给做好的面包贴标签。
做面包本是托管中心的一项康复项目，在此之前，李光景还种过菜，学过电脑，练习英语口语，但只有做面包坚持了下来，也只有做面包的康复效果最好。
最早提议做面包的，是来自瑞士的伊万和德国的娜塔沙两名女志愿者。伊万曾在国外做过心理医生，和精神病患者有过长期接触，娜塔沙跟随在华工作的丈夫做家庭主妇。她们两人曾带着病人一起种菜，因为种菜受季节限制，她们希望全年能给病人找点事做，提议教病人做面包。
伊万回忆，十多年前，她看到这些病人都是一种沮丧的状态，“他们没有希望，在自己的生活里看不到任何改变，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帮助他们。
她下决心创办“疯狂面包”，“让他们看到希望，让他们知道有改变的可能性。”
托管中心主任杨云还记得，她把做面包的想法告诉病人时，人人都打起了退堂鼓，“大家说的最多的是，我们在家连饭都不会做，做面包更甭想。”
托管中心负责康复工作的王康乐能理解这种退却，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社交能力衰退，生活懒散，情感淡漠，“如果能组织他们一起做面包，会调动他们各方面的能力，是很好的康复项目。”
李光景、赵大宝（化名）和姜晓辉（化名）三人最早同意参加做面包。经过病情评估，以及征得家属同意，他们都成了托管中心的面包师。杨云把一间会议室改造后，“疯狂面包”项目就算成立了。
李光景还记得第一次做面包的时候，自己揉面不知道怎么用力，手一直哆哆嗦嗦，“常人”用一天，他学会用了快俩月。赵大宝也是，今天刚学会了怎么捏圆圈，第二天就全忘了，还要从头学。病人一直学不会拧麻花，就用毛巾来练习。厨师吕文海挨个指导，从擦桌子扫地到揉面，直到第一炉面包出炉的时候，所有人都记得当时的味道，“好极了”。
14年来，面包师们来来去去，有的被家属接走了，有的发病做不了，只有最初的李光景、赵大宝和姜晓辉坚持至今。
谁会买精神病人做的面包？
除了“学艺”艰难，大家更大的担心是，就算面包真做出来，谁会买精神病人做的面包？
“我们不停地推销面包，但让别人吃我们的面包很难，人们说他们不想吃面包，因为要减肥。实际上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做面包的人是精神病人。”在一次访谈中，伊万说。
好在一些使馆学校、国际学校、外国公寓里的老外，成了“疯狂面包”预订和零售的大客户。
李光景回忆，第一次出门去卖面包，他害怕跨出这道红色的铁门，“精神病人做的面包，会有人买吗？万一被人嫌弃怎么办？”
好在初战告捷。在外国公寓卖面包时，他们带着自制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我们是来自托管中心的精神病人，这是我们做的疯狂面包，欢迎品尝”，他们感叹老外对“疯狂面包”的热情，面包很快就售罄。
不过让李光景最伤心的，还是人们对病人身份的误解。有一年圣诞节，外国志愿者帮他们联系到一家外企，外企年会结束后，压轴的节目就是外企老板推销李光景怀里的面包，李光景还记得那是小人造型加了葡萄干的面包，面包师们用礼品带扎好，绚丽的灯光下，中国雇员们很快把面包抢购一空，可年会结束的时候，众人散去，留下了满桌的面包。
跟李光景相比，杨云遭受到的冷眼更加直观，她组织病人出游，大巴车租不到，公园不让进，只在公园门口合张影就走了，就连上厕所也被拒绝。
对于这些，杨云不愿意称之为歧视，更愿意理解为误解，“是外界不了解精神病人，我们不能要求外界怎么样，就从自身来改变，比如出游少带人多批次地出去。”
“我们是一个团队”
对于李光景、赵大宝、姜晓辉三个人来说，现在做面包算是手到擒来。赵大宝将面饼擀成一张圆饼，用小刀把饼飞快地切成八个角，众人一人捏一个角，用手盘出牛角的形状，李光景烧开一壶水，放入小苏打，把牛角放水里一焯，捞出来，女面包师刘俊（化名）控水，码进烤盘，姜晓辉接过烤盘，放进烤炉烘焙。十几分钟后，几人通力合作的牛角面包就出炉了。
每个面包师都分工明确，做桂皮卷的时候，有人揉面，有人研磨桂皮粉，有人搭造型，有人码盘，有人烘焙。
“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都是战友，没有谁能一个人就把面包做好。” 李光景一直强调，这是团队合作的力量，仿佛让他重拾当年开公司的感觉。
但还是出了一点小岔子。首先是刘俊的厨师帽找不到了，吕文海让她仔细想想，还是想不起来，杨云给她找了一个头套代替。做瓜子面包的时候，烤盘上要刷一层植物油，刘俊差点刷成了黄油。她歉意地笑笑，“脑子有点晕，还没适应过来。”
偶尔也有返工的时候。有一次面和的不合适，烤出来的面包不成形状，面包师们讨论怎么办，最终赞成返工，“虽然我的身份是病人，也可以糊弄一下，说我吃着药呢就那样得了，但我不想凑合砸自己的牌子，要有担当。”李光景说。
上午十点半，历经三个小时，面包师们的劳动成果是做出了6种口味的118个面包。这些面包被装进特质的包装袋，贴上“疯狂面包”标签，除了几个是德国使馆学校老师预订的，其余一百多个要在校园里零售。
半根蜡烛的价值
11点20分，北京亮马桥附近的德国使馆学校的一批学生下课，李光景三人在明亮的教学楼大厅摆好桌椅，售卖面包。他们在这里卖面包已经十多年，允许“疯狂面包”来校园零售，是这家学校的一个公益活动。
一些学生迅速围了过来。李光景英语好，他负责介绍crazy bake，他有时候会尽力避开与疯有关的解释，“crazy其实还有时尚的意思。”姜晓辉收钱找零。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姜晓辉指着一个大孩子说，他从念小学就来买面包，现在都读高中了。
李光景喜欢出来卖面包，这里就像是一个小窗口，让李光景走出铁门，离人群更近了一点。
下午两点多，100多个面包只剩下4个桂皮卷，一共卖出了600多块钱，姜晓辉小心翼翼把这些钱锁进盒子里。
吕文海说，因为暑假，加之托管中心面临搬迁，面包房已经停工三个月了。许多学生不知道他们今天来卖面包，很多没带钱，一名小姑娘甚至要用自己的一罐糖果来换一个面包。若在以前，姜晓辉会把没卖出去的面包送给这些金发碧眼的小孩，“后来家长找到我们说，不能免费给小孩面包吃。”他至今感叹老外的教育方式跟中国人如此不一样。
面包房给托管中心带来了可观的收益，14年来，他们用面包换了一台冰箱、两台洗衣机、三台空调、200个收纳箱和100把椅子，还为200多个病人更换过几轮床上用品。除此之外，每个面包师每月会有三四百元的薪水。
“自己还有一点用处，不是待着没用的。”赵大宝对这笔收入很欣慰，他打算攒一部分钱，给母亲买一份礼物尽孝。
李光景找到了存在感和价值感，他坦诚自己身体有点毛病，但特别愿意跟常人交流，“尤其当别人买完面包，那种鼓励你的眼神，带给你阳光的眼神。我们赶不上整根蜡烛，但半根蜡烛也愿意，为了光明，燃到最后。”
变化还不止这些。托管中心主任杨云觉得，坚持下来的病人，他们的社交能力、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都在变好，“犯病”的次数也变少了。
杨云试图让托管中心连接外界的窗口更大一点，她找过知名的面包连锁品牌门店谈合作，找基金会谈赞助，自己工商注册面包店，但都失败了。
不过杨云仍然希望，有那么一天，人们渴了累了，走进大街小巷或写字楼里的一角，能有精神障碍者烘焙的面包，研磨的咖啡，一切往来如常。
新京报记者 王瑞锋 实习生 李想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