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夏河县甘加草原的十三个部落村，几乎每个村都有捡垃圾的志愿者。他们不仅付出体力，还付出财力来处理捡来的垃圾。

为了草原的洁净，他们自愿做着这一切，因为草原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桑杰介绍甘加环保志愿者的情况

在黑牦牛毛编织的帐帘上，一张张A4纸大小的照片，镶嵌在黑毛线缝制出来的菱形框里，照片的内容除了助学，还有生态保护的内容。

“甘加草原13个部落村，10个村都有捡垃圾的志愿者。”桑杰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为十多位参观者讲解着。

桑杰的汉语是自学的，使用的教材是《环球时报》和《小说月报》。

参观者是参加今年第二批生态旅游的游客。今年，甘加生态协会组织实施了带有实验探索性质的旅游项目，期望能为协会筹措到一些资金。

爱 心 助 学

桑杰，法名全称是桑杰嘉措，1977年出生于夏河甘加乡西科部落村。

桑杰姐姐家在拉卜楞寺镇，经营一个做藏族传统帐篷的作坊。她家墙上挂着一个相框，都是家人的合影，其中有不同年龄段身披红色喇嘛服的桑杰。

“舅舅12岁时，自己提出要当喇嘛。”卓玛看着镜框里的舅舅，对记者说。

镜框里有几张家人合影的天空位置，被从其他照片剪下来的布达拉宫重叠，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在拉萨照的，可见布达拉宫也是他们一家人向往的地方。

记者听另一个人讲的桑杰出家的故事，细节更具体一些。

12岁时，还是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桑杰，突然向阿妈发问：“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

那时，母子俩正冒着风雪赶路。

桑杰快出生时，他阿爸离开了人世，是阿妈一个人拉扯着几个孩子，生活相当艰难。由于时间隔得太久，阿妈和桑杰说了些什么已无考。但这次谈话的结果，却令阿妈非常高兴。桑杰说，他要去当喇嘛。藏族人家如果有孩子自愿提出当喇嘛，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12岁的桑杰，开始在拉卜楞寺学佛经。16岁那年，适逢拉卜楞寺“文革”之后招第一批未满18岁的僧人，他幸运通过了考试。现在，他已获得拉卜楞寺然坚巴佛学学位。

2013年，桑杰成立了善觉助学，开始和伙伴们在甘加做助学活动。

西科小学和哇代小学最先得到资助，桑杰分别为这两所学校送去了书籍，数学课会用到的尺子，以及保暖手套。“学生们冒着严寒帮着搬运书籍，等校长给书上盖好章后，便迫不及待地开始翻阅了起来，阅读的快乐变成脸上掩饰不住的微笑。”那一幕让桑杰印象极为深刻。

一年后，桑杰的助学活动引起广东春桃慈善基金会的注意，双方开始联手在甘加做活动。

从2014年起，每个“六一”儿童节，桑杰的助学项目增加了一个内容——给小朋友们送奖品。

有老师反映说，如果对优秀学生进行奖励，对他们的学业一定会有很大帮助。于是，从2014年起，每个“六一”儿童节，桑杰的助学项目都有给小朋友们送奖品的内容。

2014年，春桃基金会为甘加草原设定的助学主题是“藏不住的快乐”。他们为六所学校的孩子们送去了藏汉图书和绘本，并给学习成绩优秀的孩子们准备了奖品——书包。得到新书包的孩子，对自己的奖品格外珍惜，即使自己的书包已很破旧了，仍不舍得启用新书包。

在基金会助学志愿者分拣图书时，学校的小朋友都会自动跑来帮忙，核对、分类、整理、盖章、打包……简单培训后，孩子们迅速进入角色。忙完分配到手上的事后，就静静地看书。

西科小学的两位藏族小姑娘，很幸运地参加了春桃基金会在厦门举行的春桃萤火虫互助阅读计划的启动仪式。

春桃萤火虫互助阅读计划，是由春桃慈善基金会和厦门市东林电子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关注小朋友阅读的公益项目，旨在为城市小朋友和甘肃甘南高山草原上的孩子建立互助阅读关系，帮助及支援孩子们获得更多有益的图书，丰富他们的学习生活。

发布会上，藏族小姑娘代表甘加草原上的伙伴们，向萤火虫集团负责人贾强先生、厦门市慈善会秘书长，厦门市民政局救助站站长献赠哈达，并表演了歌舞。她们用藏语唱道：别以为我们什么都没有，寺院就是我们的宝；别以为我们什么都没有，草原就是我们的宝；别以为我们什么都没有，身体就是我们的宝……

“在过去三年中，爱心伙伴们按老师的要求，给小朋友们捐送了各种爱心物品，包括以藏文为主的儿童书籍、书架、教具、文具、玩具、体育用品等。”桑杰对记者说。

关 注 环 保

2016猴年来临之际，为了让村民们在干净整洁的环境中迎接新年，志愿者们冒着零下二十度的严寒，捡拾垃圾并焚烧处理。

焚烧垃圾是一项技术活，需要了解当地风向和地理状况，否则易引火烧身。

这是甘加环保协会成立后全体志愿者集体行动的首秀。

2015年底，在征求各个部落村志愿者意见的基础上，桑杰发起成立了甘加环保志愿者协会。“善觉”微信公众号成为他发布志愿者活动的一个平台，将过去关注助学、藏族传统文化的内容有所扩大。

桑杰接触了年宝玉则环保协会后，一边研究山神文化，一边开始关注草原的环保。

在草原上捡拾垃圾的志愿者

“扎西德勒是藏区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话，其中‘扎’这个字的主要意思是生态平衡。”桑杰认为，“在藏地做环保，传统文化提供了最强大的基础。”

藏族人的传统思想中把宇宙分为两类，外器和众生。外器指的是动物以外的万物，众生指的是所有动物，这两种物种生存的空间即宇宙。为了动物的健康，以及外器不被破坏，就要保持生态平衡。

过去牧民生活是吃牛羊肉，喝奶茶，生活废弃物少，而且都是能被自然消解，成为自然循环的一个环节。牧民生活的现代化，不仅仅表现为骑着摩托放羊，加工食品也被广泛接纳，食品包装废弃物——塑料袋、饮料瓶等自然消解不了的垃圾，随着牧民放牧带到草原深处，对草原构成了污染。

2012年，瓦尔塔部落村成立了甘加草原上的第一个捡垃圾志愿者队伍。那时候甚至没有志愿者的叫法，这些牧民就是单纯出于对自然的爱护，聚在一起捡村庄周围、草场的垃圾。

甘加斯柔下七组环保队有11个志愿者，他们每半个月就会对部落村内外周边环境进行一次清理，最多见的垃圾是塑料袋和饮料瓶。哪个志愿者有事不能参加活动，但50元的活动经费——焚烧垃圾经费是必须缴纳的。

朵杰嘉是作海村环保志愿者年龄最大的一位队员，是乡里的一户贫困户，但他坚持每年缴纳活动经费，这些钱几乎占了他家收入的一半。

甘加乡斯柔村六组有31户人家，村里的志愿者有8名是女性，她们从未上过学，不懂汉语。冬天是她们捡垃圾的大好时节，因为这样可以少伤害一点生灵。她们没有任何工具，就是用手捡。从2014年起，每年捡五六次垃圾，每次都能捡满五六辆农用车，花费1000多元，主要用于购买焚烧助燃的汽油以及租车。

一开始，她们被讥讽为“那群捡垃圾的”，现在，很多村民都不乱扔垃圾了，垃圾量也减少了一半，一些户主还会出一些费用。

藏族全民信仰佛教，转圣山、神湖、雪山具有很大的功德。人们常说：马年转雪山，羊年转神湖，今年猴年，是转圣山（森林）年。

从正月始，各地前来甘加智格尔白石崖圣山、拜谒神奇溶洞的人就开始增加。朝圣路上没路标，走错、走岔的情况时有发生。3月11日，甘加环保协会斯柔部落下七组的15位志愿者，沿着转山的路径安放自己动手做的60多个路标，同时捡拾垃圾。他们还做了50多个垃圾收集架，放置在每户人家门口，这样可防止垃圾飞到草原深处，也减轻了清理垃圾的负担。

4月12日， 西科部落村志愿者环保队清理牧区垃圾。环保队2014年11月成立时，只有8名队员，现在已经扩大为14个人了。

志愿者清理的垃圾中，也包括被牧民扔弃的羊尸。

经历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牧民储备的草料已消耗怠尽，导致一些牲畜饿死，年年如此。近十余年，甘加草原草地逐渐退化，草原牧草越来越难以供应牲畜的需要。一个冬天，牧民要为每只羊准备100多元的饲料，尽管有饲料补充，因食物不够而饿死牛羊的数量依然不小。

羊尸扔到草原，对环境卫生影响很大。据佛教和藏地民族习俗，焚烧肉类会给自然造成更多的破坏与不平衡。志愿者们或者将羊尸埋在地下，或运送到秃鹫或野狼、狐等能吃得到的山上，这对野生动物的生存也有帮助。

今年夏天，卡加村的志愿者大部分外出挖虫草去了。队长酿吉合说服卡加小学的校长，组织学生清理学校周边的垃圾。装垃圾的袋子由志愿者提供。从桑杰发布的照片上，能看到穿着校服的小学生，徒手拉着羊尸的腿，往临时垃圾收集点拖，小一点的学生，几个人合力连拖带拉地清理着羊尸。

小学生也被组织起来清理学校周边的垃圾

孩子们是出于爱护家园做的这些事情，这令桑杰感动的同时，又不由得在文后追问道：为什么那么小的孩子要在草原徒手清理羊尸和垃圾？为什么他们没有防护性清理工具？羊尸不仅会散发恶臭，最重要的是动物尸体上有很多致病菌，抵抗力原本就比成人弱的小孩子，在清理过程一不小心染病了怎么办？这属于政府的清理工作，怎么会落在孩子身上？

瓦代村牧民环保队成立于2014年4月9日，这个460多人、96户牧民的部落村，有29名志愿者。该村所在的瓦代沟，是安多藏学与佛学基地拉卜楞寺创建者第一世嘉木央大师的降生地。

垃圾对草原和部落村水源会造成污染；零食和饮料开支不仅会增大家庭生活开支，对人尤其是对孩子的身体健康不利；牲畜与野生动物很清楚草原上长的哪些植物能吃，哪些不能吃，但不知道被人类丢弃的现代化垃圾——塑料袋之类的是不能吃的，吃了会导致死亡。

瓦代村的志愿者们一个月会清理一次垃圾，范围包括村子内外、草原、水源、水岸等地。志愿者们形成的规矩是，如果不能参与捡垃圾，就必须安排一个代替的人，这个人要么是爱人，要么是孩子。

为减少垃圾，经与村民商议，他们制定了村规：不允许买易拉罐饮料，如果在一户人家门口发现一个易拉罐，罚款10元。他们如果在某人家门口发现了易拉罐，或较多的饮料瓶，就拍照发到村民的微信群里。微信群不仅沟通信息，也是“曝光”台。

志愿者发现，垃圾产生量最多的三个时段，是春节之后、11月份村里的年度聚会以及6月份剪羊毛的时候。以才塔加家为例，他们家的年货钱以前要花5000元左右，今年减少饮料等购买后，只要花3000元，开支降低了40%。

垃圾的主要来源是现代产品。志愿者将捡来的垃圾堆在以前修路挖沙留下的一个大坑里，浇上汽油焚烧。各个部落村处理垃圾都只能采用类似的办法。乡上为瓦尔塔村志愿者能提供的帮助是，安排挖掘机将坑挖得更深一些。最难处理的垃圾是金属类的易拉罐，因为金属是无法焚烧的。

8月22日，一场暴雨带来的洪水，将他们处理垃圾的坑填满了。入秋后，他们最急切的工作是把坑里的沙土挖出来，否则暂存的垃圾会被风刮得飘到草原上。

秋天，智格尔塔瓦部落村的志愿者在10公里左右的白石崖转山路上，捡了三车垃圾。善觉微信公众号公布的清垃圾活动，都以农用车、货车的运量来计算垃圾量。

“牧民本身就没有做数据统计的习惯，可能与不识字有关。志愿者也从来不做统计记录，每次都需要主动问参与人数、清理范围、垃圾量、处理方法等。”桑杰介绍说。

多 方 探 索

进入甘南自治州，在去夏河的公路旁，隔不远就能看见竖着的“全域无垃圾示范区”的大牌子。

桑杰与多位志愿者沟通后得知，由于部落村没有垃圾收集点，村民的生活垃圾扩散到草原深处、水源以及河边，捡垃圾是志愿者最辛苦的一项活动，志愿者最缺乏运输垃圾的工具和焚烧垃圾的汽油。

甘加乡政府组织低保户参加的环保活动，其垃圾清理范围只是公路沿线。

近些年，部落村环保志愿者清理垃圾的范围除公路沿线外，还包括村庄周边以及草场。他们开着自家的农用车，或花钱租车，将四处捡的垃圾运到集中焚烧点，还要自己出资购买焚烧垃圾的汽油。平均每个村一次焚烧垃圾的汽油费，大约要400元左右。

2013年秋，智格尔环保队成立时，有12名志愿者，一度曾扩大为16名。现在减少为12人。志愿者中除了队长，其余都是没有经济权的年轻人。惟一的一名女性志愿者，因为有很多家务活要做，不能保证参加活动，于是选择了退出。另外3名队员陆续退出的原因，与提供运输车辆存在困难有关。

智格尔志愿者活动间隔时间由过去半个月拉长到一个月，清理范围是智格尔村内外以及寺庙。智格尔寺庙许多师傅看志愿者辛苦，就为他们捐资，以帮助运输和焚烧垃圾。村里的规定是，夏天不让任何一只羊留在冬季草场，对环保志愿者则有特殊照顾。

最近，乡政府在智格尔塔瓦村四周建了四个垃圾收集点。志愿者不知道这个垃圾收集点是提供给谁用的，也不知道倒在这里的垃圾会由谁处理，但他们很高兴，捡来的垃圾能有个地方存放了。他们表示，垃圾如果没人处理，他们再着手处理。

第二期生态旅游参加者在八角城城墙下合影

环保协会成立后，当地出现的最大的变化是，志愿者的环保行动得到外界的关注，包括乡政府。

今年5月份，天津绿领环保机构的“我为家乡清垃圾”项目第一次安排志愿者到甘加做调研，甘加乡政府的工作人员第一次在现场看到志愿者清理垃圾，并欢迎志愿者到乡政府了解相关信息。

7月初，西科部落的旦巴坚措和作海部落村的嘉瓦旦增，作为环保志愿者到年保玉则参加了一场特别活动——与阿尔卑斯来的牧民进行交流。

过去曾经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变成了黑土滩，这是夏河牧民最关注、最担心的问题。牧民自发组织起来种草，希望能改善草场退化的现状。

从瑞士来的两位牧民给他们的建议是，种草要选择水热条件合适的时候进行，刚下过小雨后去种草比较好。为保证草种的生长，应使用围栏以避免家畜干扰，在陡坡或水土流失比较严重的地方，可考虑加盖一层防护网……

他们从草原工作站带回了草籽，准备回去进行种草试验。

为了给环保协会筹措资金，在天津绿领环保机构协助设计下，环保协会今年试推出了两期生态旅游。

夏河县甘加草原拥有八角城故址、斯柔城遗址、白崖溶洞等旅游资源，也是夏河推出的一日游的线路。除人文旅游外，环保协会重点推出藏家草原生活的体验项目，住在藏民家，吃藏餐，在草原骑马，挤牛奶，学捻毛线等传统手工艺活动。

桑杰认为，目前最需要进行的工作是，政府相关部门给广大牧民普及垃圾处理的知识，在定居点设立分类垃圾回收点，集中处理。目前单靠志愿者定期在村子周围、草场捡垃圾，工作量非常大，也很辛苦。他建议政府不仅应该加大宣传，让牧民转场时，将塑料、金属等不能降解的物品一并带走，还需要推出相应的监管机制。

“蓝天，白云，绿毯般的草原，滚动着一朵朵蘑菇似的牛羊……”这是小时候桑杰记忆中的甘加草原，童话般美丽。他希望，这份美丽能永久保存下去。

文/图《新西部》记者 陈小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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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道-绥蒙红色国际通道 归化城-库仑（今呼和浩特-今乌兰巴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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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很多共产国际工作人员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等依靠古老的商旅驼道，取道归化城来往于苏联、蒙古和内地之间，开辟了联系共产国际的红色秘密交通线，形成了一条解放区通向共产国际活动中心莫斯科的秘密红色通道，由此在土默特大地留下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鲜为人知而灿烂光辉的事迹。

古驼道：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库仑（今乌兰巴托）

归化城——库伦驼道 ：公主路这条老驼道，是以清代以“公主路”留名于世。因地况与人居全程设39台站，称2870里，约1000多公里。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第六女和硕恪靖公主（1679-1735），下嫁喀尔喀蒙古四部之首土谢图汗部，额驸敦多布多尔济。原议公主去库伦蒙古王府完婚，但因清朝与噶尔丹作战，漠北烽烟正雄。康熙特准爱女先到清水河（今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老城）暂居，其地距归化城二百余里，靠近清军右玉驻防地。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和硕恪靖公主因清水河路途遥远，遂上奏父皇，请求在归化城地方修建府第，康熙恩准。是年十一月初三辰时，公主与额驸住进康熙赐建的公主府第，以后公主喜欢上了土默川这片宝地，便长期留住这里。由此，归化城与库伦土谢图汗部往来频繁，当年他们走出的这条路即以公主路称之，以后成为归化城——库伦驼道的终点。

民国时期：

“公主路”：由归化北行45公里至可可以力更（武川），再北行30公里至召河，再30公里至达汉德令，又30公里至忽吉敖包进入四子部落旗境内，又30公里至察汗止鸟 老鸟，30公里至戈壁善丹，30公里至古如布黑沙图，35公里至秃亥河，50公里至吉斯洪夥尔，至此越过台站路北行30公里至什不格入外蒙古境。

“信杆支道”：因沿信杆而行得名。由归化北行45公里至可可以力更（武川），再东北行30公里至哈乐，再30公里至乌兰花，20公里至四子王旗王府，50公里至布鲁图庙，由此过台站路东北行60公里至吉如木布鲁格，35公里至苏尼特右旗赛汉塔拉，北行30公里至明安（滂江）至什不格入外蒙古境。

归化城（今呼和浩特）

曾是赵武灵王的云中郡、曾是拓跋鲜卑的龙兴地、曾是车马喧阗尘不到的丰州城，1581年，阿勒坦汗和他的妻子三娘子正式在这里筑城，明王朝为其赐名“归化”；

1694年，清廷在归化城原址增筑了一道外城，并为其赐名“绥远城”；

1954年4月25日，新的中国将绥远城更名为呼和浩特，为内蒙古自治区首府。

库仑（今乌兰巴托）

它始建于1639年，是蒙古喀尔喀部最大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驻锡地，时称“敖尔告”；

1911年末，博克多汗国宣布独立，将其更名为“京都库伦”简称库仑；

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首都“库伦”，并将其改名为“乌兰巴托”。

资讯：

呼和浩特面积约17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13.7万人；

乌拉巴托面积约4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43万，内蒙古在国内是地广人稀的代表，和蒙古的城市对比仍旧称得上是地广人稀。

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GDP总量为1.72万亿元人民币，蒙古国GDP总量折合人民币约为955.6亿，仅仅只有内蒙古的5.5%。

内蒙古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78万元人民币，蒙古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95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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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GDP低，人均收入少，乌兰巴托的房价可一点都不低，8000元/平米的房价直逼呼和浩特。

?呼和浩特与乌兰巴托除了历史文化与经济发展与蒙古语口音与文字也有明显的差异，但这两地人民的口味还是十分相似的部分——大家都爱吃牛羊肉和奶食品，爱喝咸奶茶，还爱烈性高度酒爱到骨子里。

多松年

1925年10月，多松年、乌兰夫、康根成等5人受中共北方区委与李大钊选派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后多松年、乌兰夫曾途径古驼道伊林驿站。

多松年1905年4月出生于归绥县麻花板村(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麻花板村)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又名多寿，蒙名乌力吉图。他的父亲叫蒙克，生有二子一女，多松年是长子。1918年，多松年进入归绥旧城石王庙小学读书，后转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就学。1923年5月，在归绥青年学生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打“盛记洋行”的爱国运动中，多松年都活跃在斗争第一线，成为骨干。1923年秋天，多松年考入北京蒙藏学校，同年底，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蒙藏学校团支部第一任书记，在此之后，参加了“二七”大罢工纪念、五卅反帝大示威、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和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会。1924年秋天，多松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蒙藏学校党支部负责人之一。1925年春，多松年与乌兰夫、奎璧创办了内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1925年10月，多松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回国担任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1927年4月作为热、察、绥的代表赴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8月多松年于张家口被捕英勇就义年仅22岁。

-《锡林浩特文史研究》文摘

中共早期蒙古族革命者沿古驼道往返从事革命工作

• 1929年3月，奎璧、贾力更、李森、勇夫、云得胜等人前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6月，按照党组织安排，贾力更、勇夫继续留在蒙古深造，奎璧、李森、云得胜跟着从苏联回来的乌兰夫、佛鼎返回家乡，协助他们工作。奎璧回家不久，因为叛徒告密，被敌人抓走。佛鼎听说后，召集乌兰夫和云润开会决定：第一、乌兰夫负责营救奎璧;第二、佛鼎、云润负责护送20多名蒙古族优秀青年去蒙古党务学校学习，云得胜也跟着一起去，他的身份是中共地下交通员，必须提前回来，向乌兰夫汇报共产国际方面的指示。
• 1930年，佛鼎、云润和云得胜护送20多名蒙古族青年到达乌兰巴托以后，接到了共产国际指示：“佛鼎调回苏联工作;乌兰夫接替佛鼎，担任中共西蒙工委书记;云润继续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工作。”云得胜从蒙古回来后，向乌兰夫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
• -《土默特文史资料》文摘

乌兰夫

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为加强对内蒙古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1929年，经共产国际东方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的同意，决定从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蒙古族干部中选派中共党员佛鼎、乌兰夫、联共（布）党员特布尔巴根、朋斯克、列宁共青团员德勒格尔等5人回国。6月末，乌兰夫等一行5人在蒙古国乌兰巴托与共产国际驻蒙古国代表阿莫嘎耶夫和中共驻蒙古国党组织负责人王瑞符会面，共同研究和部署回内蒙古开展工作问题。根据内蒙古革命形势和任务，商定佛鼎等分三路回内蒙古。佛鼎、乌兰夫与在乌兰巴托的奎璧、李森、三德胜为西路回绥远，以归绥、包头为中心开展革命工作，并以佛鼎、乌兰夫、奎璧3人成立中共西蒙工委，佛鼎任书记，后佛鼎回莫斯科，乌兰夫任书记。8月19日，乌兰夫等人随经商驼队到达大青山北麓（乌兰巴托经驿林-四子王旗-召河-大青山北麓-大青山南麓-归化土默特）成员就地分散开来，乌兰夫负责以绥包为中心，在土默川一带农村开辟工作。他和中共地下党员李森在美岱召、把什、察素齐等蒙古族为主的村镇建立联络点。美岱召内的达赖庙是乌兰夫、李森等同志革命活动的主要联络点之一。......

—《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运动》

乌兰夫妹妹云清回忆：

......“我清楚地记得，1945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大哥乌兰夫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后，中央派大哥去开辟内蒙古绥蒙政府的工作。那时，我也在延安。临走前，大哥和我畅谈了好长时间。他说:“中央对我从1929年一直到1942年,13年的地下工作给以充分的肯定。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地下工作，没有受‘左倾的影响，革命力量没有被破坏。”

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大哥在1929年从苏联回到国内。1929年的中国还处在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带来的低潮和白色恐怖中，成千上万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血流成河。革命队伍中那些意志不坚定的胆快了。他们离开革命，退出共严党。就在这年秋天，大哥主动提出回国做蒙古民族的工作:从苏联回到家乡。他认为:解放是民族自身的解放，蒙古民族的振兴和解放，主要应依靠本民族人民的觉醒和斗争。

大哥回国接受的任务是:开展秘密地下工作，培养革命干部，保存革命力量。他直接接受共产国际驻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阿莫嘎耶夫的领导。

1929年到1930年，国内革命形势总体上比1927年的形势有好转，党内有人误认为是革命高潮的到来，出现了以李立三,后来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他们认为党不应执行在革命低潮时期积聚力量的策略，而是要积极进攻，提出各地要组织工人政治罢工、地方暴动和兵变，并集中红军进攻大城市。“左”倾冒险主义推行的结果是:党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我党在白区十几个省的地下组织损失很大，武汉、南京等地的很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害。历尽千辛万苦建立的农村根据地缩小、丢失，红军也遭受极大的损失。“左”倾机会主又路线也波及内蒙古西部地区。

大哥当时不是受中央苏区的直接领导，他受第三国际的领导。每年冬天，大哥冒着风雪，骑着骆驼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汇报、请示工作。

大哥根据当时、当地具体情况去汇报,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始终认为，要根据实际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展工作，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他的意见得到阿莫嘎耶夫的支持。大哥的脚步走遍包头、忽洞沟门、阿麻板申、美岱、黑沙兔、沙尔沁、把什、乌素图、毕克齐、台阁牧、东甲兰营等以蒙古族为主的村镇。这就使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地下工作没有受到“左”倾路线的破坏。后来，大哥被派去做军队工作,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开辟我党的工作。革命力量一 天天壮大，星星之火在逐渐形成燎原大火。

13年，多么漫长的时间，大哥一直从事着危险而又艰巨的地下工作,地下工作卓有成效。在那个到处充满艰难险阻的日月，是多么不容易。一直到1942年春天，由于蒋介石派人要杀他,大哥才回到延安。”......

—《云清文集》

王若飞

1931年中7月为加强共产党对西北地区革命的领导，共产国际东方部通知王若飞，让他以共产国际、中共西北特派员身份回国，负责建立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领导陕、甘、宁、绥、青地区的农民土地革命和据实际开辟革命根据地。

共产国际、中共同时决定王若飞、吉合、潘恩溥，朱实夫等人一起回国，建立西北特别的党组织，领导革命斗争。共产国际派奥希洛夫指导中共在西北地区开展工作。

1931年7月底，王若飞三人分头从莫斯科出发，8月初到达乌兰巴托。根据共产国际、中共的指示，在乌兰巴托赤色职工国际的中国工人俱乐部举行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别委员会，王若飞任书记，吉合任军事部长，潘恩溥、奥希洛夫、朱实夫任委员，决定将西北特委机关设在宁夏，制定了具体的工作计划。计划的核心是以宁夏为中心，组织西北各级党组织与陕甘宁红军，领导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全面建立红军，实行民族革命和民族自决，完善打通共产国际西北路线。.......

—《共产国际东方部》

1931年7月，王若飞、潘恩溥等人回国，当时王若飞走了乌兰把托-驿林-四子王旗-归化到达绥远包头组成中共西北特委任书记，王若飞与乌兰夫等同志在内蒙古西部地区从事党务、军运、情报和民族工作，在极其艰苦条件下开展组织交给的任务。

......。

-《阿拉善史志》文摘

贾力更（康富成）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绥远地区。已经在蒙古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工作的贾力更密切关注国内动态，为了抗日斗争的需要，专门学习了军事知识、爆破技术和日语。初冬贾力更强烈要求下，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家与中共党组织同意贾力更从蒙古（乌兰巴托经驿林-四子王旗-召河-大青山北麓-大青山南麓-归化土默特）回国，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让他以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蒙古特派员身份回国，负责建立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发展党员，领导蒙古农牧民革命和开辟革命区域与开展抗日斗争。贾力更与勇夫相继回到土默特蒙古家乡，贾力更在打尔架村开了一个杂货铺作为掩护，成立蒙古工委，贾力更任书记，勇夫、李森、云浦、赵诚为委员云清为书记员，蒙古工委主要工作是培养革命与抗日骨干，发展共产党员，秘密建立【抗日救蒙会】，积极策划抗日武装斗争。......

—《共产国际与赤色职工国际》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贾力更以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共蒙古特派员身份回国，负责建立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发展党员，领导蒙古农牧民革命和开辟革命区域与开展抗日斗争。贾力更与勇夫相继回到土默特蒙古家乡，贾力更在打尔架村开了一个杂货铺作为掩护，成立蒙古工委，贾力更任书记，勇夫、李森、云浦（乌兰夫胞弟）为委员，云清（乌兰夫胞妹）任书记员，蒙古工委主要工作是培养革命与抗日骨干，发展共产党员，建立【抗日救蒙会】积极策划抗日武装斗争。在包头、归绥、大同一带从事地下抗日斗争。

1937年8月，贾力更亲手炸毁日本侵华日军大同城北卧虎湾的大型军火库。严重延止了日本侵略者军队于山西与绥蒙军队进攻与挺进布置与战争效力，特别是日本侵华日军的华北绥蒙空军轰炸弹药一度短缺几乎无法配合日军地面军队的作战，延止了从张家口-四子王旗-库仑（今乌兰巴托）南线进击蒙古威胁苏联中区压制苏联远东地区日军进攻计划实施。

山西大同卧虎湾供应绥蒙与华北日军大型军火库毁灭获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重庆军令部、八路军总部称赞嘉奖。同时鼓舞了绥蒙各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志。

......。

《共产国际东方》文志文摘

伊林驿站旧址：

二连浩特伊林驿站是位于东经112°00′，北纬43°25′地处二连盐池西北岸边的一处占地约1600平方米的建筑遗址，初设于清朝嘉庆25年（公元1820年）。元代，有一条由大都（今北京）经上都（今正蓝旗）、哈喇和林（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阿拉泰，西接钦察道通往欧洲各国的驿站。归化城经四子王旗、二连浩特到乌兰巴托也经此，上都至哈喇和林段途经二连，在二连盐池北岸设立玉龙栈。清代，该驿站成为内地商贾前往北方草原进行茶叶以及其他物品交易的重要站点，称“伊林”驿站，汉语译意为“纪元、初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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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浩特】隶属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正北部，北与蒙古国口岸城市扎门乌德隔界相望，两市相距4.5公里，东临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西、南与苏尼特右旗毗邻。距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360公里，呼和浩特市390公里、北京690公里，是距首都北京最近的边境陆路口岸。距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714公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7623公里，边境线长72.3公里。辖区面积4015平方公里。二连浩特辖区面积4015平方公里。下辖一个苏木（5个嘎查）、8个社区。有汉、蒙、回、满、朝鲜等17个民族，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二连浩特常住人口为75794人，其中蒙古族人口约14000人。2020年，二连浩特全市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完成65.94亿元。

【扎门乌德】（蒙古语：Замын-??д）

意为“道路之门”，是蒙古国东南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二连浩特市交界处的一座边境城市，邻近中国边境的二连浩特，是中蒙铁路自中国进入蒙古国后的第一站。

蒙古国南端临中国口岸扎门乌德的行政建制为县级，隶属东戈壁省，东南与二连浩特口岸相距9公里，行政区划面积为460平方公里，下设两个行政村，现有居民1428户，6071人。有国家机关、驻市单位、联检单位、企事业单位共80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