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著名艺术家、艺术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黄永玉先生，于2023年6月13日逝世，享年99岁。老先生已逝世一周年，此文回忆了与老先生的点滴往事，原题为《无愁河里的一愁》。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2009年开始在《收获》刊发。前面二十万字，是黄先生早已经写好的，曾经在《芙蓉》上发表过，为了这部作品的完整（当时属于正在展开），据说也是为了激励黄先生写下去，李小林老师决定重新以连载的方式刊发，黄先生为每期连载的内容配插图，插图是新创作的。这部长篇巨著的第一句话是：“他两岁多，坐在窗台上。”黄先生配的插图是一个娃娃——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序子——趴在窗台上，双手搭在栏杆上，正往外看。窗外有房子，有城墙，有山，有太阳正放光芒。近景有一只座钟，时针指在九点上，那序子看到的太阳就是冉冉升起的太阳了。小说连载到2020年，最后一期写的是走南闯北的序子闯荡台湾，遇到了险情，结尾是这样的：
早饭刚吃过，戴铁郎来招待所找序子：
“我爸爸在门外桄榔树那边等你，有话说。”
见到坐在路边铁椅上的戴美浪：
“明天中午十二点，台湾警备司令部彭孟辑要抓你。明天大清早六点钟有一部老货车停在你门口。不要问，带好行李上车。去基隆。下车有人接你，给你去香港的船票。”
（未完待续）
这是最像连载小说的一个结尾了，只是自传体小说，结果肯定是有惊无险了。
拢共算起来，大约有两百多万字，序子从两岁长到二十多岁。
我是编校人员，从头算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的。
《无愁河》的每次刊发是一个小小的工程。先是黄先生手写在带格子的稿纸上，钢笔竖写，然后再由人输入电脑，然后打印出来，好像是经李辉老师寄给我们美编李筱老师，或者把电子文本Email过来，由李筱老师打印出来，然后由我来编校，同时黄先生的手稿也复印一份寄过来，编校的时候打印文稿要跟原稿对照着看。有一些字输入者可能会认错，或者认不出来留着空白，有些字要根据上下文去猜测。这方面，钟红明老师是行家，遇到“疑难杂症”，就得请她出手，从字形到字义，到黄先生的写字习惯，努力猜出一个妥帖的字来。实在猜不出，最后还得请黄先生明示——在返给黄先生亲校的校样上打上问号。有一次，我好像误会了黄先生写到的一个植物“胡萝卜”，改成了其他植物，黄先生直接在返回的校样上画了一个胡萝卜，还附有一行小字：请编辑大人明察。
饶是如此反复校对后，最后李小林老师把关的时候就好像前面没有校对过，各种错误还能层出不穷。黄先生有惊人的记忆力，多么久远的生活都能如数家珍地呈现出来，到我辈这里只觉乱花渐欲迷人眼，只想“一日看遍长安花”，细处经常失察，幸亏李老师亦具惊人的记忆力，能“兵来将挡”。比如序子儿时见过的一个人物，到序子青年时期又出现了，而这个人物三个字的名字可能会差异一个字，李老师会打电话说：“小王，我记得前文提到过这个人，好像不是这个名字，你核对一下。”此时，所谓“前文”可能已经是五十万字前面的事了。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凡是李老师让核对的，一核一个准。
黄先生的写作是“一个人的社会史”，先不讲内容，单讲用以表述内容的文字就很丰富，有古老得只能在《汉典》里查到的字，比如胡同的同，黄先生多用繁写的“衕”。还有民国的简化字，也有新中国的“一简”“二简”的字，比如建设的建写成走字旁加一个占有的占。如果没有那么严格的规范化写作的要求，这不同的字体本身都有呈现不同时代气息的用处。用“衕”表达朱雀城的巷道就比用“胡同”更有古意，更准确体现序子两岁多时朱雀城的情景。我查了一下，明沉榜《宛署杂记·街道》里说：“衚衕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盖取胡人大同之意。”元张可久《小桃红·寄春谷王千户》里写道：“紫箫声冷彩云空，十载扬州梦，一点红香锦衚衕。”到《儿女英雄传》里还在用：“我也没那大工夫留这些闲心，横竖在前门西里一个衚衕儿里头。”黄先生笔下的朱雀城不是跟现代都市相对的浪漫淳朴的“边城”，而是承古融今的斯文之地。这个“斯文”既能通古，也能接今，有点像保守主义保守又改良的架势，是“衕”——《说文》里解释“通街也”。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简”“二简”，我小时候是学过的，因为后来废除了，后来几乎再没见过，更不用说使用了，偶尔在黄先生的手稿上看到几个“一简”“二简”的字真是分外亲切。如果有“唯二”的话，大概是在编贾平凹先生的手稿时看到过这种“一简”“二简”的字。以贾先生的年岁，这种字的出现比较“适龄”，倒没有留下特别印象，而出现在黄先生的手稿上，有点类似在二十年代的朱雀城里看到了七十年代的招牌，这种穿越，就是仇家相见也有点老乡感了，其中还有点魔幻的味道。有些时段的状态，真要精准地表现，局部地使用这些字其实更贴切，就像有些地方的事物或关系只能用方言传其神一样。这是文字本身的社会性，任何主义任何规范到不了的“境界”。所以黄先生要再现他的“社会”，在《无愁河》里大量使用了方言，方言很多时有音无字，只能找同音字加引号表达。比如“帕犭+面”（打不出这个字）代表“果子狸”，比如“夏”，指代“竹背篓”，比如“又还有个上海客，是个有匡的”，这个“有匡”是指“有钱”。还有“满”是“叔叔”的意思，等等。我不是朱雀城人，没有第一时间的那种亲切的“感同身受”，但是浸淫久了，这些方言能更直接地进入小说中朱雀城的世界里。如果是湘西的读者，肯定会在第一时间里感到亲切吧，就像我读《金瓶梅》，里面出现家乡的方言时，会产生非同寻常的真实感。方言里的词语可以找到对应的普通话里的词语，但是只是大致的对应，里面的韵味却不是完全对应的。比如“朱雀有几个著名的‘朝’神”，这里的“朝”是指人精神不正常，但是如果说“朱雀有几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则完全不能表达黄先生要表达的意思。朱雀城里的那几个“朝神”，也就是几个精神不正常的人，如果放到“文明”社会里基本上是要打入另册的，但是在序子儿时的眼睛里，他们不是“朝”而是有点“神”，羝怀子，小孩子逗他唱戏，他唱完会说：“不晓得怎么搞，今天的嗓子硬是特别之清亮……”罗师爷，顽童纠缠他，他会说：“莫闹！你闹，我只要稍微一抬手，你就会摔几丈远，不得开交。”还有个唐二相，是朱雀城打更的人，似“朝”非“朝”，遇到真情的人，他喜欢，他信服，会捏着你手杆问：“喂，昨夜间，我那个三更转四更的点子密不密？妙透了是不是？”这些都是序子陌生的“朝神”，序子有一个亲二舅，自小害过一种病，四十多岁的人还是十一二岁的心态，熟读诗书，不能解其味，但是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引经据典”，他挨母亲的打，会说：“伯俞泣杖还不到时候，家婆手底还重得很。”跟几岁大的序子一见如故。“我也疼狗狗（序子），我把狗狗当儿。”他还补充道，“不是真的当儿，我心里把他当儿。”序子家变，先躲到深山里，后再次来到外婆家，外婆说：“他想狗狗得很……他盼狗狗多年，讲他发梦忡都叫狗狗……”二舅自己则说：“是是是，我填了一阙《临江仙》，题为‘雪湿梦’，我要和狗狗论一论。”黄先生笔下这种形象的人，用“不正常”或者“神经病”或者其他词来形容都是不能道出其中的意蕴的，这个“朝”字在某种意义上勾连着整个朱雀城的人文意蕴。这些“朝神”的意蕴跟文光小学的先生们的意蕴，跟义字当先的王伯、隆庆的意蕴，跟老师长、爷爷、音乐家父亲、黑帮当家的意蕴是牵扯在一起的，有庄子《齐物论》的痕迹，它不一定是思想的结果，而可能是生活自然而然的“智慧”，因为日常生活里，童心是持久的结构性的一种力量，有“非理性”的一面——自然地亲近“朝”。福柯说“疯癫与终极性的联系一旦消失，也就同时意味着它的独立性的消失：疯癫不再是揭示理性所无法达到领域的力量了，而逐渐成为理性的仪仗和随从。”什么是“理性所无法达到的领域”？比如超功利的境界。“昨夜间，我那个三更转四更的点子密不密？妙透了是不是？”这是一个典型的“无用之用”。黄先生笔下所有他喜欢的人物，不管是老学究，还是留学士，抑或乡间野人，都有一点“朝”的精神。黄先生自己说，想在死前就开追悼会，找个躺椅躺在中间，“趁自己没死，听听大家怎么夸我。”而《无愁河》里确实描写了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追悼会：“死者”是刘三老，“留学东洋和西洋，周游列国。曾与章炳麟、蔡锷等人交游”。他躺在灵床（一条长凳）上，一帮好友奏哀乐，致悼词，各种追思。别人说得不对的地方，他忍不住从灵床上坐起来纠正……应该是“‘朝’之至”了。
从2009年开始连载，到2020年结束，每年六期，那么就是刊发了七十二期，编辑下来自然有很多感受，但有一个感受贯穿始终，就是每期两万左右的文字里，总埋伏着一个精彩的点，有时候是一个人物，有时候是一个场景，有时候是一件轶事——它连载的不是前面故事的“下回分说”，而是正在展开的生活会带来什么“迷人”的东西——就不例举了。但编校下来，我还是最钟意《朱雀城》。朱雀也近乎边城了，但是《无愁河》里的这个边城，不是跟人性迷失的都市概念相对立的概念，而是人性的集合处。得益于作者特殊的身份，《无愁河》几乎再造或者说再现了这个城，也可能不是无意的，黄先生在小说里几次提到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他写朱雀城的街道、店铺、学校、寺庙、公馆……以及各种风土人情都是不吝笔墨，有点像乔伊斯写都柏林的架势，当然最重要的自然还是写人。而写朱雀城里的人，黄先生先天条件真好。他们家算朱雀城里的书香门第，家门楣上书有“拔贡”二字，用序子的父亲的话说是耕“砚田”的。民国了，不再设私塾什么的，序子的父母摇身变成了小学校长，自然广有人脉了。另外，父系母系都是大家族，单是姻亲这层关系，几乎就将朱雀城的各类人马一网打尽了，上至达官贵人（最达的是熊希龄，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其次湘西王陈渠珍），下至贩夫走卒，都有“自己人”，作者只写“熟悉的生活”就将全城的人写到了。黄先生写人不是本着某种主义去写，而似乎是本着情谊去写各种主义，国民党的、共产党的，地方军阀的，黑道的、白道的、中间道的，经济的、人文的，汉族的、少数民族的，男性的、女性的，理性的、非理性的……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很社会，很共和，而写人最丰饶最蕴籍的是写人的人情世故，善的、恶的，温馨的、冷酷的，正的、邪的，都不极端，极难的地方也留有转圜余地，即便是像序子的父母作为共产党员被追杀这样的事情，也有消息泄露，有机会逃逸，而序子还有更好的机会被带到深山里藏匿，过了一段桃花源的生活。而这个小小共和国的“道统”，或者说人情世故再往上一点的境界就是“朝”，就是“无用之用”的逍遥精神。
说是“无愁河”，也恰是要说愁事多，是说“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是幼儿的时候，序子的父母双方逃亡，生死未卜……生活正常了，爷爷过世，家境衰落，然后父亲又失业，湘西王被调走，朱雀城百业凋敝，不得已父亲到外地谋生，序子自己小小年纪也开始背井离乡，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常身无分文，靠各种侥幸混一口饱食，有一次理发，一颗炸弹就在身边爆炸，理发师死了，他无恙……换一个角度写可能就是“茫茫黑夜漫游”，但是凭着一点“无用之用”的斯文，愣是将“茫茫黑夜漫游”写成了“无愁河的浪荡”，在局促中转身，在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
但是有一个地方，有一段经历，序子却永远没有“转过身来”，那就是“幼麟心血来潮，居然把序子送到左唯一那座实验小学做四年级学生”。作者写道：“序子以后的一生变化、幻遇、魔劫都得益于这次冶炼。‘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这十字真言对于序子的未来，是再准确没有的了。”在作者看来，这次经历“是实验的地狱，是刀山、油锅、望乡台。”两百多万字编校下来，其间序子经历各种困顿，黄先生从没有下过这么重的“断语”，这只是四年级小学生的一种经历，而耄耋之年回忆起尤不能释怀，虽然用了“得益”两个字，但两百万字读下来，这个“转身”转得好像有点硬，体会不到黄先生的洒脱，序子得到的益处似乎没有在以后的磨难中用上过。序子的生活“一江春水向东流”，但终究是流逝了，只是这一愁，却如岩石一样一直艮在那里，消化不了。
关于实验小学，黄先生好像写得语焉不详，不乏矛盾之处。比如这个学校其实很简陋，校舍设在一个并不为人待见的傅公祠里面，学校教职工只有两个人，一个领导（没有成文批他为校长），一个员工。上下课的铃铛都是这两个人轮流摇，高年级的各种课，公民、书法、国语、自然、历史、算数等等都是领导一个人上，员工管低班。因为领导不擅长音乐美术，所以这个实验小学的音乐和美术课就不发达。学校里经费也不多，以至于领导自己写大字卖给学生临摹（属于作业）筹集经费。但是，“有头脑或自以为有头脑的朱雀城乡亲父老，都兴高采烈地把亲生骨肉奉献到傅公祠实验小学”，饶是序子的父亲本人贵为小学校长，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来，简单讽刺他们“自以为有头脑”肯定是不恰当的。
这个学校的特点，在序子看来，最突出的就是体罚——打板子，不管犯什么错，首先就是板子伺候。而犯什么错，也没有章法：“你们进实验小学，开门见山头堂课脑壳里头就要预备一个道理：‘一点不要想讲道理。’对错都由不得你。”关键是领导自己都不知道哪是道理哪不是道理，如果被打的人不服，就加打板子。然后是惩罚性大体量作业，比如每天交一张五百字的小楷和一张三十个字的大楷。有一个学生为了省事，小楷写的是“一、二、之、小……”这虽然有偷懒之嫌，但是并不违规，在另一处文光小学里面的先生看来，肯定是一桩趣事，实验小学却要打板子。这个同学重新写了“科、长、员、八、神、鸡”等，不行，领导亲自布置了字，这些字是：鸕、鸚、鹮、鸝、鸞……还有一个特点是我总结的，大概就是主张正能量。序子写了一篇作文，很纪实地写了自己大屋着火的事情，然后写到朱雀城木头房子多，经常发生火灾，还有孩子烧成焦炭，自己想不出救治的办法，哀叹了三声。在领导看来，“张序子的心跟别个人的心不同，别个人写朱雀城家山如何之秀丽、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景色之变化，城里城外老百姓过日子如何之太平融洽，父母兄弟在家如何之快乐温暖。他不写，他都看不见，他就喜欢写烧屋。自家的屋烧掉不算，还希望全城所有的房屋都火烧连营……这种人，绝对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人……”因此要打序子板子，引得序子英雄气起，狠狠地咬了领导一口，然后开始了漫长的灰溜溜的逃学生涯。
为什么朱雀城有头脑的父老乡亲要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
序子的父亲是这样想的：实验小学在教学中将采取“辩证唯物主义”和“阶级”学说。
戴国祥做旅长的父亲是这样想的：“打得好，打得好，这小狗日的总要有个人怕才行……严师出高徒嘛！放心打！”
湘西王陈渠珍是怎么想的，小说里没有直说，只是序子父亲的一个朋友说：“让玉公失望，虚有共产党之表。”
黄先生开脱说，这个领导背叛了共产党，投降国民党也不招人喜欢，他是两头招恨，也恨两头，所以“就拿伢崽们发气糟蹋，这要不得得很，不是办教育的样子”——归结为他个人的恶，只是恶到序子想“不晓得十殿阎王要不要他……让他上刀山，下油锅”，又担心阎王也怕他，“万一他一脚把阎王爷踢下宝座，自己当上阎王爷那如何得了？”
也许是个人的恶，也许不是，反正黄先生给这个实验小学的领导取名叫“左唯一”。
《无愁河》只写到抗战胜利后的事，再后面的事还没有写。同事们在一起聊天，都是很希望看到黄先生如何写再后面的事，其实是不能这样希望的。
作者简介：王继军，《收获》编辑，著有小说集《去海拉尔》。
本文转载自《收获》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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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C__让生活有态度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市财政局出品，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联合出品，北京科普发展与研究中心执行，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承制的科学文化教育节目《大先生》第二季第二期于今晚21:05播出。本期节目邀请到了太阳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国天文学最高奖项“张钰哲奖”获得者汪景琇院士和国家天文台冷湖基地首席科学家邓李才先生以及国家天文台怀柔观测基地主任邓元勇先生，三位学者一起带领“未来团”成员走进天文学家的世界，了解他们对科学的坚守及热爱。
我们这批人的责任是承上启下
著名太阳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汪景琇院士深耕太阳磁场和太阳活动研究领域四十五载，笃行不倦矢志不渝。这份力量部分源自对汪院士来说无比重要的一个人：他的硕士导师史忠先老师。史老师因脑血管栓塞导致半身不遂，行动不便，但每次怀柔观测和学术讨论场合，他都依旧会和汪景琇院士一同前往。哪怕怀柔基地路况极差，他也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坚持登顶观测。
一向情绪稳定持重的汪景琇院士，提起史忠先老师却是热泪盈眶情难自抑。史忠先老师这份对科学的尊重和热爱深深影响着汪景琇院士。而另一位让汪景琇深切怀念着的，是他博士研究时期的导师王绶琯院士。先生一生为中国天文事业奠基，铸国之重器。先生的报国之志、赤子之情让汪景琇不敢忘记，时刻用来鞭策自己。
在几十年脚踏实地的科研生涯中，两位老师无数次给了他力量。在后来的执教生涯中他也将这种科学精神传承给自己的学生。这是中国天文人从先辈传承至今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是汪景琇先生将一生奉献给科研和太阳的意义。
强国有你，砥砺前行
天文学界新的力量正在源源不断地涌现。未来天文科研的重心也渐渐转移到新一代的骨干力量身上。汪景琇院士说：“现在我就是在后面全力支持他们的那一个。”汪院士就如同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纽带，从青春芳华到耄耋之年，从物资匮乏的年代矢志不渝坚持初心，始终奔走在天文研究的道路上，见证和实现了中国老一辈天文人对科研的热忱和成果。“我知道我们这一批人的责任就是承上启下。靠我们去做出多大的成绩，我当时不敢想，但是至少把老一辈的接下来，再把年轻人带起来。”汪院士谦逊地说。尽管如今已年近八旬，汪老师却还依旧坚持在科研一线，分析数据，撰写论文。他沿着导师的足迹，为我国天文研究的发展和进步奔走不息，为新一代天文人的科研之路充当铺路的石子，为中国天文事业继往开来。
先辈们奋斗的岁月虽已远去，但这份为天文发光发热的精神却被传承至今。中国南宋理学家、诗人朱熹在《朱子全书·周子书》写道:“所以继往圣，开来学，而大有功于斯世也。”汪景琇院士在节目尾声时，对“未来团”说道:“我对我的研究生的教育就是，强国有你，你们是祖国最有希望又最需要艰苦奋斗的一代。”年轻人是世界的希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如此优秀的前辈的带领下，我们必将沿寻前人足迹，开创更精彩的未来！更多精彩请持续关注每周二晚21:05北京卫视大先生第二季！
来源：北京科普发展与研究中心
来源： 北京科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