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导医，满足服务需求；辅助医疗，减少误诊漏诊
人工智能+ 看病快准佳(聚焦高质量发展·关注人工智能⑧)
医疗人工智能正在从概念走进现实
“内科怎么走？”
“请问您想找哪个内科？还是说想去内科住院大楼？”
“我找消化内科。”
“请您到大厅里乘坐扶梯或电梯到五层B区北侧，科室在五层的详细位置请看下面的地图。”
这段对话，发生在不久前的解放军总医院门诊楼大厅，因腹痛前来就医的北京市民赵先生正在向智能导诊机器人“晓医”询问看病科室的位置。
“没想到这机器人的回复还挺准。”赵先生循着“晓医”指的路，很快就找到了就诊科室。
2017年3月，6台由科大讯飞研发的智能导诊机器人在解放军总医院上线，其中4台放置在门诊楼大厅。每天一早，这些样貌讨喜的机器人就被前来问诊的人团团围住，有人出于好奇，有人有事相求，对于人们提出的问题，机器人都会耐心解答，遇到和它开玩笑的人，它还能跟人逗个闷儿。
“现在它们可忙了，每个机器人每天平均要回答超过900个问题，患者想要找科室、找病房，以及咨询医院周边的生活服务信息，机器人都能提供指引。”解放军总医院门诊部主任国家喜介绍。
“如今的AI就像互联网一样，成了一种基础设施。”腾讯“互联网+医疗”负责人常佳介绍说，近年来，国内外多家涉足AI的企业加速向医疗领域布局，医疗AI正在从概念走进现实，除了智能导诊，还出现了能帮医生看片子、做筛查的智能医生。
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内镜操作室里，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医生操作内窥镜伸入患者的食管采集照片。这些照片被实时传输到电脑，再接入AI系统，拍照结束后十几秒钟，电脑上就显示出一行文字：“疑似癌风险55%。”医生根据这个结果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做病理活检，以避免癌症漏诊。
这行文字，就是来自腾讯的医学影像AI系统“腾讯觅影”给出的癌症风险提示。“它用起来非常方便，就像医生的第三只眼睛。”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徐国良介绍，“有个医生给患者查食管内镜，看着没问题，就让患者走了，后来AI提示患者的食管有异常，医生叫人回来一复查，还真是早癌。”
具备学习能力，正在解决医疗行业难题
培养一名主治医师，需要十几年时间，培养一个熟练的导医也至少需要一年。AI到底凭什么本事，能在这样一个行业站住脚？
“智能导诊机器人和几年前遍布公共场所的电子查询机不一样，它们具备学习能力。”国家喜说，遇到答不上来的问题，电子查询机可能一直“卡壳”，但智能机器人通过积累、更新数据，能够不断解答人们提出的新问题。
这种汇集并运用经验的能力，正在解决一些医疗行业的难题。
第一是高效填补医院中巨大、复杂的信息服务需要。
解放军总医院日门诊量约1.8万人，其中70%为外地患者。许多人来这看病，先就诊还是先挂号？看病科室各自在哪？住院、手术在哪栋楼？“每碰见一个‘白大褂’，患者就上前询问，但指路并非医生的主业，他们也不是每次都知道答案，所以长期以来，群众对信息服务的需要得不到很好满足。”国家喜说。
以前医院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导医团队。2014年，解放军总医院在门诊楼招了14个专职导医，又外聘了17个小时工，却依然无法满足巨大的咨询量。“智能导诊机器人上线后，很好补充了信息需求和供给不平衡的问题。”国家喜说，“它们反应快、不厌其烦，连‘川普’‘广普’等口音浓重的普通话都懂，这正契合实际，可以更好地帮助外地患者。”
第二是减少医生检查中的误诊、漏诊。
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系副教授阎威武表示，在医疗领域，AI已应用到信息咨询、医学影像、电子病历等方面，其中在医学影像上进展最快。
“我国食管癌高发，但早癌诊断落后于发达国家。”徐国良分析，我国早癌发现率低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医生普遍工作量大，难以保证对患者的精细核查；另外，早癌表现难以察觉，比如早期食管癌，从内镜观察，症状往往表现为局部充血、黏膜粗糙或细微糜烂，同一般炎症非常相似，一些经验不足的医生很容易忽视。
“当知道AI能学习看内镜照片的时候，我们很欢迎，因为AI能对医生主观的疏忽做出弥补。”徐国良说，2016年底，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把积累的10多万张脱敏的食管内镜照片提供给腾讯觅影用于科研，AI通过深度学习大量照片数据，形成一套检查标准，可以显著提高早癌发现率。
在浙江省人民医院，腾讯觅影已用于食管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肺结节(用于诊断早期肺癌)的筛查发现工作。实验环境下，AI系统对前两种疾病的发现准确率超过90%，对肺结节的发现准确率达85%。
浙江省人民医院院长黄东胜认为，借助AI来分析胸片、CT、病理切片等影像资料，提高了看片效率，把医生从辛苦的重复工作中解放出来。“这有助于医生投身于攻克既往经验缺乏的罕见病、疑难杂症，这些才是目前机器无法学习的。”
社会认可度提升，技术实用性增强
常佳告诉记者，腾讯觅影自2017年8月推出，已同全国30多家三甲医院组建“人工智能医学联合实验室”，“如今，AI对行业的渗透在增加，社会认可度在提升，技术实用性在增强。”
但在现阶段，医疗AI的前景并非一路坦途。
“在技术上，医学影像设备与AI系统的兼容是个问题。不同厂商的拍照设备、数据格式和图片质量都不同，这给机器学习的准确性带来干扰。另外，各地医院的AI数据库需要精细微调，AI诊断的准确性可能受地域影响，同一疾病在不同地区会呈现微小的数据差别，对此技术人员正在解决。”常佳说。
“在用户习惯上，老百姓对人机交互还停留在触控方式为主，不习惯与机器人直接说话交流。还有一些人不信任机器，只选择求助于人，这说明社会要完全接受新技术还需时间。”国家喜说。
在宏观上，阎威武指出，医疗AI的发展面临如下几个障碍：一是行业认可，医生对AI持观望态度，这项新技术尚未完全取得医学界信任；二是数据资源，政策上还没有完全开放，对居民健康数据的隐私、权属等问题有待明确；三是法律伦理，AI既不是传统医疗设备，也不是人类，对它如何进行技术认证？医疗事故责任怎么认定？这都值得讨论，毕竟AI辅助的准确率尚未达到100%。
“最重要的，是对医疗AI的解释问题。”阎威武说，“医学是一门严肃的学问，诊断病症有一套传统逻辑，但AI正在挑战这种逻辑。尽管它能达到乃至超越医生诊断的准确性，但它基于大数据的诊断原理和医生运用医学知识做诊断是不一样的，对这种不同于既往医学规律的新技术的可解释性，影响着医学界对AI的接受度。”
尽管离普及尚有距离，但许多业内人士对医疗AI的发展持乐观态度。
“综合来看，中国在医疗AI上的水平仅次于美国，发展非常快，在很多AI竞赛中成绩突出，我们是国际领先的。”阎威武说，工信部此前印发《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重点培育的8类智能产品中，就有医疗影像辅助诊断系统。“行动计划的推出，给定了时间表，给出了发展路径，具体的要求都提出来了，我认为在这个领域很快会实现产业化。”
“有些人对AI的安全性心存忧虑。站在医院管理者的角度，我觉得面对一项新技术，不能一开始就抗拒它，而要先去了解它，如果验证是好的，就应该主动去拥抱。”黄东胜说，“通过医生和技术人员不断合作，我认为医疗AI会越学越聪明，未来能向人们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本报记者 邱超奕
源:中国服装网
快时尚，即以"快、狠、准"为主要特征的快速时尚，品牌定位为20-30岁年轻群体。
自2006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快时尚品牌因平价、上新品速度快、紧跟时尚潮流三大特点迅速占领中国市场。
当时仅仅不到一年时间，H&M(瑞典)、KM(丹麦)、Zara(西班牙)、C&A(荷兰)、GAP(美)、E.LAND(韩)、MUJI(日)、M&S(英)、TOPSHOP(英)、FOREVER21(美)等诸多国外品牌迅速进入国内各大城市，快速掀起了一股"快时尚"的风潮。
时至今日，2019年已过一半，快时尚行业洗牌加剧，不少外来品牌纷纷“水土不服”，“来得快去得也快”成快时尚近期状态，服装行业早已江湖迭代，暗流涌动。
短短四年， 快时尚从辉煌走到“黯淡”
2016-2019上半年，8个快时尚品牌在内地新增门店在2017年“登顶”，对于快时尚品牌来说，跑马圈地的黄金时代早已结束，“开一家火一家”的辉煌也成为历史。
快时尚扎堆，“在华沦陷”
2019年上半年，内地新店数量同比去年呈正增长的国际快时尚品牌，仅有无印良品、GAP、ZARA，分别新增12家、11家、7家;
优衣库略微下降，新开28家门店，仍领衔一众品牌;H&M新店在过去三年同期连续“腰斩”，从21家减少至6家;
New Look、Forever 21相继关店，彻底退出中国市场。
三巨头死扛，“冷暖自知”
除了已经退出中国市场的品牌，仍在中国市场“拼杀”的其他快时尚品牌日子也并不好过，如Zara、H&M、优衣库三大品牌的发展都显示出了疲态。
据时尚头条网数据监测，自今年以来，除H&M在杭州、沈阳和长春开设了三家新店，Zara和优衣库在中国均暂未有开店举措。
过去两年间，Zara在中国市场销售的衣服价格平均下跌了10%至15%。
据Zara母公司Inditex SA集团发布的2018财年前三季度初步业绩数据显示，2018年前九个月，该集团销售额增长持续放缓至3%，与上年同期的10%的增长速度差距较大。
“快”时尚，为何消失也快
“卖方市场”转“买方市场”
实体经营，成本压力山大
有流入就有饱和，当产品自身大于用户选择，竞争就开始了，有竞争便有迎合。降价促销类的讨好式消费，已让国人疲于应对，盲目跟风变成了“你打你的折，我走我的路”。
其次，“快时尚”兴起时受众大多是70、80后，如今已过去十多年，90后、00后这是两个不同的阶层，消费从品牌营销驱动转变为了消费者驱动。
消费者重视的已经不是款式的新奇、价格的高低与否，而是我喜不喜欢，能不能凸显我的特点和个性。
这些品牌对市场不了解、对消费者不了解，是无法生存下去的。
可能很多人会有这种体会：买完快时尚品牌之后发现，经常与人撞衫，再或者，穿一段时间会发现或多或少质量问题。
如此一来，原本很喜欢的衣服很快便被束之高阁，性价比并没想象中的那么高。
另外，高昂的经营费用也是影响利润因素之一。据数据监测，某商场合作的门店当中，有一家Zara门店占一楼主要的位置，1200平，一年的销售也才三四千万。
因为在任何一个商场里面，快时尚品牌店都要求它的位置非常漂亮、面积非常大，但是给商场的租金坪效和利润坪效，却相对比较低。商场也不会给其太多资源进行互动，因而它们流失的顾客会越来越多。
潮牌限量版，成潮流趋势
个性化服装，正逆势扩张
在快时尚品牌遇冷的同时，更加符合年轻人追求个性的潮牌却迎来了爆发。近年来，潮牌消费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趋势。
部分商场也在试着把Zara、H&M这类的快时尚品牌从最主要的位置搬到了次要的位置，针对年轻人的喜好，引入一些个性化的设计师风格的衣服或者潮牌。
再加上一些潮流品牌，联名款和限量版服装的发售，无论它在市场上表现形式是什么样子，年轻人都是一味地喜欢。基本上在商场一开门，变会被一抢而空。
“国潮”运动品牌发力
服装行业可持续改革
近两年内，部分本土快时尚品牌迎来了一丝契机，李宁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2018年2月，李宁作为第一家亮相纽约时装周的中国运动品牌，以“悟道”为主题，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虎鹤双形”、“云中白鹤”形象推出卫衣，出乎意料地惊艳全场，一炮打响。
2018年6月，李宁又携2019春夏系列亮相巴黎时装周，以“中国李宁”为主题，用未来视角解读90年代复古经典运动潮流，再次吸睛无数。
还有一家女装品牌——江南布衣，它的“走红”经历同样可圈可点：邀请设计师设计服装，以“运动”、“环保”等多个不同主题短时间内推出品牌，参加国际知名时装周。
以李宁、江南布衣为代表的国产品牌走红，让外界对中国品牌信心大增。虽然李宁的成功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复古又有点潮的设计确实也“顺势而为”做了一些努力。
另外，年轻人对国家认同感越来越高，所以在设计中融入中国文化，或者融入环保元素等，都会让产品在这个圈层越来越受欢迎。
拿什么“猎捕”90后，00后?
借势自媒体，多渠道互通
腾讯数据实验室发布的《2018服装消费人群洞察白皮书》显示，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爱美、爱社交的30岁以下职场男女，是快时尚的主力消费人群。毋庸置疑，“快时尚”品牌主要挣的是90后、千禧一代的钱。
这个年龄消费群体独生子女居多，60后、70后家长创造的物质财富让这个用户群体衣食无忧，他们对于生活场景的需求，具有消费不确定性、对品牌偏好没有持久性、容易受热点影响等特点。
偶像明星、KOL这类知名人士对“快时尚”消费者的影响力表现得尤为突出，前者带货能力强，后者推荐商品更易被信赖。同时，有超过50%的年轻人会通过社交媒体渠道了解时尚、奢侈品潮流等品牌相关的知识。
所以品牌需要将各个平台打通，完美结合官方公众号、电商平台和品牌线下门店，来拉动流量，扩大市场。
创造无缝购物体验
以顾客喜好为核心
在线上购物时，消费者需要“方便”和“多选择”;而在线下门店购物时，则需要更多“体验”。
对于品牌来说，怎么真正提供给消费者一个无缝衔接的多渠道购物体验，也是品牌能否赢得年轻消费者的要素。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线上消费者，还是线下消费者的概念了，消费者希望的只是“get the product whenever they want and wherever they are”：明确目标消费群体，充分了解、迎合他们的喜好。
把握三四线城市新机
进军多行业产品市场
几年来，将发展的重点转向三四线市场，已成为各大零售商的重点发展策略。越来越多的快时尚品牌，也已将目光瞄向三四线城市并开始有所作为。
国际知名时装零售巨头 H&M 于 6 月 6 日隆重亮相兰州中心，这是HM首次进军甘肃市场，开业当天日均客流量达到近千次余人，场面较为火爆。
这些城市商业发展正处于快速上升的发展趋势，快时尚行业相对比较空白，因此对于快时尚而言，不在一、二线市场纠结，放下国际品牌身价，下沉到三、四、五线城市，发展市场空间或许更大。
除此之外，今年快时尚品牌们也越来越“大胆”，尤其是国际老牌快时尚，纷纷忙着下注优势产品和拓展新业务。
早在2018年底，C&A就传出今年将进军婚纱市场，面向中高端客群;新年伊始，一向高冷谨慎的ZARA宣布更换品牌LOGO，紧接着将全新的平价彩妆系列带到国内独家发售。
虽然婚纱、彩妆、童装等业务，在快时尚行业早已不罕见，但是对于这些“后来者”来说，也更是大胆且充满挑战的决定。
写在最后
“快时尚”江湖迭代仍在继续，最终谁能称霸武林，结果难以预料。
但只有抓住消费者偏好，才有可能走得更远。国外快时尚在中国未来的路，到底如何，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同时我们也祝福，更多的国内高质量品牌，能抓住消费空档这一契机，快速引领潮流，走向更大更远的国际市场。
京报讯（记者 曲筱艺）3.5万家天猫淘宝店铺，14个年成交过亿非遗产业带，1.4亿个抖音视频，年收入超百万的非遗传承人……随着国潮兴起，非遗搭上互联网快车道，吸引更多Z世代的传承人和消费者，打造出爆款和网红产品。今年双十一非遗相关商品更成为年轻人购物车里的“新网红”，天猫、淘宝等电商平台纷纷结合国潮，推出与非遗相关的各种活动。
2021年正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颁布十周年，专家认为，“非遗＋电商”模式拉近了非遗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带来了更大的经济价值空间，也是推动非遗保护传承最有效的途径。
双十一开售第一波同比翻倍，非遗成为新国潮
天猫数据显示，双十一开售第一波，非遗老字号荣宝斋、善琏湖笔、李廷珪等店铺销售额同比增长翻倍，00后的消费人数和金额同比增长均超过100%。其中，拥有两项国家级非遗技艺的荣宝斋，双十一开售首小时销售额超过去年全天。荣宝斋天猫旗舰店负责人介绍，“王牌产品木版水印信笺一直供不应求，几乎一上新就售罄。”另外，非遗老字号敦煌民乐更是卖出了3000多把古筝，成交额突破千万；西泠印社与《盗墓笔记》联名的鬼玺印章、与《三体》跨界合作的篆刻套装颇受年轻人欢迎。
近年来，随着国潮在年轻人中流行，承接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在电商平台火了起来，非遗传承人、中华老字号纷纷在天猫、抖音等平台开店甚至直播卖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实验室发布的《2021非遗电商发展报告》，淘宝天猫平台上的非遗店铺超过3.5万家，淘宝非遗直播达380万场次，非遗商品的消费规模已达亿级。可以说，这几年的直播热和非遗热几乎是同步的。据抖音发布的非遗数据报告显示，过去一年，抖音上的非遗内容迎来爆发式增长，截至2021年6月国家级非遗项目相关视频数量超过1.4亿，涵盖率达97.94%。
新京报制图 记者 倪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舆情实验室首席专家刘志明表示，非遗商品正在成为一种潮流，非遗消费进入了从冷门到热门、从小众到大众的阶段。他指出，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积极推动，另一方面国潮热创造了良好环境，互联网平台则直接带火非遗，“通过电商平台，非遗传承人、商家可以与九亿量级的消费者连接，打造爆款和网红产品，让小众的、碎片化的、分散的非遗商品能够广泛、精准地触达消费者。”
搭上电商快车，非遗传承人年收入百万
最近，王晓璐有些忙，她和非遗工作室的12位手艺人一直在加班加点，为双十一筹备银花丝货品，“我们手工制作产量有限，为了避免双十一缺货，尽可能花时间多备些货品。”王晓璐是一位85后的“非遗二代”，她的母亲是国家级非遗项目成都银花丝指定代表性传承人。她从2015年开始尝试电商，“要拍照、后期、制作页面，也不懂得如何获客、引流，感觉比经营实体店还难。”直到2020年，实体店受到疫情影响，王晓璐决定在网上二次创业，加入了淘宝手艺人的平台。“参加了很多活动，有了知名度，作品销量开始增加。”目前，工作室的“工匠”也增加到12人，最小的师傅是一名95后。
五六年前，电商平台开始关注非遗及非遗手艺人。据了解，淘宝从2015年底开始筹备“淘宝手艺人”业务，为了解决手艺人不善经营的问题，开展线上购物节、线下展会、市集活动等，帮助手艺人商家提升线上运营能力，增强在消费市场的曝光。据天猫国潮负责人锦雀介绍，很多非遗店铺都是由几百位游走在国内各个角落的“乡村振兴特派员”挖掘的。
非遗乔家手工皮艺传承人乔雪几年前从北京回到银川创业，公司曾因销路问题而濒临破产。她加入抖音推出的“非遗合伙人计划”，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通过拍摄抖音，介绍手工皮艺的文化及制作过程，获得了超56万粉丝的关注，“去年做了200多场直播，累计卖货近300万元，最多一场同时在线人数过万。”据了解，从2019年开始，抖音连续推出“非遗合伙人计划”“看见手艺计划”，通过加强流量扶持、提高变现能力、打造非遗开放平台及开展城市合作等方式，扶持非遗手艺人。抖音电商相关负责人告诉新京报记者，计划推出以来，已有10位传承人年收入超百万元。
如今，乔雪已拥有70万粉丝，每天至少要直播4小时，其他时间还要打版、做包、雕刻，“双十一期间，直播间的氛围很活跃，我们准备了新款和活动特别款。”
“非遗二代”集体做直播开网店，创新是重中之重
随着国潮兴起，80后、90后成为电商平台非遗商品的消费主力，但是我国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平均年龄达63岁。业界认为，生产者与消费者存在的年龄代沟、审美和需求差异，是非遗产品在电商平台乃至现代商业环境中遇到的困境之一，也是非遗活化保护的过程中最大阻碍之一。
越来越多的“非遗二代”通过电商平台，看到了非遗工艺的未来机遇。数据显示，电商平台上近一半的非遗商家主理人都是90后，其中65%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非遗产业化需要进一步注入年轻化动力，除了消费者的年轻化，更需要非遗店商经营者和非遗手工艺人的年轻化。”刘志明认为，“与上一代相比，他们更了解市场和消费者需求，懂得设计和产品创新，熟悉直播等营销手段，能把现代设计和市场元素注入到非遗的改良和创新中。”
比如，90后的孟祥君是淘宝店“VINE维内”的主理人兼设计师，他的母亲尹慧菊是阳都草编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三年前，他回到山东沂南县，带着一群会非遗草编的奶奶，打造原创草编包品牌。迄今为止，他的团队在沂南县和周边设立了5个工作站、70多个加工点。“目前很大一部分精力会放在产品的设计和原创中，我在考虑除了家乡的玉米叶，采用更多草编材质混搭，让产品更时尚、更有设计感。”孟祥君表示，他还计划明年推出家居系列。
今年8月，王晓璐用银花丝做的东京奥运会马龙夺冠图登上了微博热搜。她认为，虽然银花丝是古代宫廷贡品，但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能接触到银花丝，特别设计了一些平价饰品，还结合生活中的灵感和热点创作，比如大熊猫、三星堆面具和兵马俑等。她告诉新京报记者，几百元的饰品在网上卖得更好，而母亲做的传统银花丝作品属于收藏级别，代表了非遗的顶尖技艺，价格高达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目前并不适合电商渠道。
引入新的设计，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并与新的商业模式结合，是非遗焕新的重中之重，也是年轻人追捧的“新国潮”。据了解，双十一期间，天猫国潮邀请了10位先锋艺术家和潮流设计师，对10种非遗技艺进行重新设计，使之成为年轻人喜欢的模样。比如，将定瓷打造成潮玩手办，凤翔年画跨界马应龙推出联名款等。抖音电商负责人表示，今年也做过多项非遗与国潮相结合的活动，还为非遗传承人与特步、花西子国货品牌搭建主题直播间等，“发售的皮影戏印花T恤10天就卖出万余件。”阿里巴巴集团CMO董本洪指出，年轻人喜欢非遗，不仅因为其历史悠久，技艺精湛，也因非遗与他们的新需求合拍，“非遗的保护与活化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新生力量参与进来。”
给传承人商铺“打标”，以防非遗商品泛滥
当非遗借助电商沃土“茁壮成长”的同时，似乎也出现了泛滥的端倪。一位消费者抱怨，她在电商平台上搜索“非遗”，冒出无数相关店铺或者视频，“人人都说自己是非遗传承人，家家都说自己产品是非遗，鱼目混珠，无从甄别。”
而非遗商家在最初获得流量扶持，增加销量之后，也遭遇了经营瓶颈。多位非遗传承人或“非遗二代”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在运营、宣传和视频拍摄等方面并不专业，而且身为“工匠”，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设计和制作上，“现在为了直播、拍摄视频花费太多精力。”一位非遗店主坦言，“虽然今年直播销售额不错，但前期请专业团队做视频，投入也非常大。”另一位非遗店主的苦恼则是在电商环境里，纯手工产品的竞争力太弱，“销量上去了，我们的生产速度跟不上，而其他商家拷贝了我们的款式，机械化批量生产，又快又便宜，消费者也看不出什么区别。”
锦雀告诉新京报记者，这几年非遗市场发展迅速，电商平台也在加速非遗市场的规范化管理。她表示，未来平台将对非遗类商铺进行更加细致严格的梳理和认定，实现规范化管理，“比如给非遗传承人的商铺进行打标，就像认定中华老字号一样。”在她看来，电商平台除了为非遗商家提供引流、资源、培训课程、科普宣传等支持，还可以利用供应链资源优势，帮助非遗工艺创立IP，甚至为一些非遗打造日常生活使用场景，“比如与头部品牌合作，或者针对非遗手艺人推出原创保护计划，提升品牌价值和竞争力。”
中国社科院教授、研究员魏翔认为，对于个体非遗商家来说，可以依靠平台的力量，线上线下“两条腿”走路。“电商平台不仅是一个销售平台，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和展示平台。”他指出，“未来电商平台可以结合高科技，比如VR、AR以及当下热门的元宇宙技术，增加非遗商品的体验性。”
新京报记者 曲筱艺
编辑 李铮 校对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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