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醉驾入刑，“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公众对“醉酒后独自步行上路”即“醉行”的危害性普遍重视不足。事实上，“醉行”的危险丝毫不亚于“醉驾”，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
9月22日上午，北京西城法院通报，该院两年多以来审理了8起涉“醉行”交通事故纠纷，醉行者或死或伤，却都承担了同等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法官表示，不放任醉酒者自行出走，才能从根源上预防事故发生。
醉酒横穿长安街被连撞
醉行者致残仍要担主责
在西城法院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醉酒的李先生在夜里步行横穿长安街，先是被鲍先生驾车撞倒，继而又被司机赵先生驾车从身上轧过。经此事故，李先生构成十级伤残，鲍先生的车辆损坏，赵先生则在事发后逃逸。
交通队认定，李先生为事故主要责任，两位司机均负次要责任。随后，李先生诉至法院，向两位司机及其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28万余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李先生在醉酒状态下，违反交通法规，贸然进入封闭的机动车道，是发生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应承担60%责任。鲍先生未尽到足够注意义务，赵先生在发生碾压行为后未停车保护现场，二人也存在过错，均等分担40%责任。法院判令鲍先生投保的保险公司、赵先生及其保险公司共赔偿李先生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18万余元。
8起纠纷醉行者都是中年男人
无一例外被判承担事故责任
西城法院民一庭法官刘敏介绍说，从2018年1月至今，西城法院共受理了8起涉“醉行”的交通事故纠纷，醉行者全部是30岁至60岁之间的中年男性，平均年龄47岁。“这和我国饮酒文化息息相关，一般男性中爱好饮酒者居多。”
从损害后果看，半数案件中的醉行者在事故中死亡，另有3起案件的醉行者出现急性闭合性腹部损伤、急性重型闭合性颅脑损伤、多发脑挫裂伤等伤情，导致十级至一级不等的伤残，仅1件案例中的醉行者受轻微伤。
虽然醉行者在事故中大都受到重创，但在认定责任时，饮酒却不能成为“免责”理由。刘敏法官说，我国交通法规虽未禁止行人饮酒或酒后通过道路，但明确规定行人不得进入机动车道，不得在车行道坐卧、停留、嬉闹，不得追车、抛物击车等。涉“醉行”交通事故通常由行人交通违规行为引发，此次统计的8起案件的醉行者就都被判令承担同等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而承担较高的责任比例也使得醉行者索要巨额赔偿难以得到法院足额支持。
“醉行”危险不亚于“醉驾”
危害性未得到普遍重视
“当酒精在人体血液内达到一定浓度，人对外界的反应能力及控制能力会下降，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大大降低。”刘敏法官说，这8起案例中，所有醉行者都出现了进入机动车道、坐卧于机动车道、翻越护栏、边走路边打电话、闯红灯等违法违规行为，醉行者交通违规率高达100%，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再加上涉“醉行”案件的事发时间多在夜间或凌晨，光线昏暗、视野条件差，醉行者一旦出现交通违规行为，机动车避让难度极大，极易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醉行’的危险丝毫不亚于‘醉驾’，但无论是饮酒者本人、家属、同饮者抑或其他民众，对‘醉行’的危害性普遍重视不足，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预防事故发生。意识上的疏忽，也为人祸埋下隐患。”刘敏法官说。
法院建议
不放任醉酒者自行出走
从根源上预防事故
为减少涉“醉行”交通事故纠纷，西城法院建议行人饮酒后慎重自行。当聚餐饮酒后，未饮酒者或醉酒者家属应及时介入，不应放任醉酒者自行出走，可从根源上预防交通事故。
另外，机动车司机也应时刻谨慎驾驶，尽到充分的安全注意义务。遇紧急状况，第一时间采取制动措施。事故发生后，及时报警、拨打120抢救伤员并向保险公司报案，配合相关部门妥善处理事故。还应尽可能安装行车记录仪，避免在没有监控视频的区域发生事故难取证。另外，可以上足保险，避免出现损失超过交强险的赔偿额度，司机自身无力赔偿的情形。
法院还建议保险公司搭建车主、伤者、保险公司的三方协商机制，并进一步优化理赔程序，精简理赔流程，在保险合同约定框架内，尽快理赔到位，避免矛盾激化。（记者 孙莹）
节将至，又到聚会高峰期。一款可以随时随地，想喝就喝的葡萄酒成为年轻人饭局的必备品。2017年，张裕率先推出的升级版醉诗仙，就是将封瓶从软木塞换成了螺旋盖，掀起葡萄酒行业的消费新潮流。
“当看到醉诗仙的新包装是采用螺旋盖时，我震惊了，中国葡萄酒巨头张裕正在改变，正在引导中国消费者拥抱新的消费习惯，这是一件大好事。对于全球而言，螺旋盖葡萄酒本就是一种趋势。”法国波尔多左岸骑士会荣誉勋章获得者李斯伟表示，“螺旋盖包装的葡萄酒，并非酒商‘异想天开’，实则有其‘玄机’”。
瓶盖不是“等级标签”只是“因酒性而异”
众所周知，瓶塞对于防止葡萄酒氧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软木塞一度被看成是葡萄酒的“守护神”。
“但是，软木塞主要适用于需要陈年的葡萄酒，它能提供一种微氧环境,帮助葡萄酒在陈年过程中完成风味的阶梯式递进。”葡萄酒畅销书作家林殿理表示，“像醉诗仙这样追求新鲜果香的酒，维持其新鲜度最好的办法就是采用螺旋盖封瓶”。螺旋盖不是判断酒质优劣的标准，采用何种瓶塞只是由酒的性质决定。
此外，品质不好的软木塞会给葡萄酒带来不可逆转的发霉和湿纸板的味道,数据表明，发生软木塞污染的概率为1%-3%。
同时，李斯伟表示，张裕醉诗仙采用螺旋盖封瓶，在工艺上优势十分明显——优秀的密封性不仅更好地保证葡萄酒的新鲜度，避免了软木塞的污染问题，也便于饮用者保存，喝不完的酒，横着、竖着、倒着存放都可以。
随着技术的成熟，螺旋盖封瓶越来越受到市场的青睐，李斯伟介绍，世界上的很多著名品牌，包括拉菲、奔富都有在用螺旋盖封瓶。螺旋盖在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三个国家的覆盖率高得惊人,尤其以澳大利亚为最。2015年数据显示,澳大利亚本地产白葡萄酒有96.2%、红葡萄酒有87.5%使用螺旋盖。
成全年轻人的率性“随时随地想喝就喝”
当下年轻消费者渐成中国葡萄酒市场消费主体，而张裕醉诗仙作为一款针对年轻消费群体的入门级葡萄酒，率先推出螺旋盖，相比软木塞葡萄酒，也更是简化了品饮环节，也更符合当下年轻人随时随地、想喝就喝的率性洒脱的消费主张。
作为一名酷爱旅行的背包客，无论是爬山、徒步还是露营，李斯伟的背囊里，除了一些生存必需品外，还会备上一瓶美酒，等着庆祝抵达目的地时饮用。
而这样的场合，带着软木塞的葡萄酒就要面对繁琐的开瓶程序——开酒的时候不但要携带好专业的开瓶器，还需要十分注意开瓶技巧，否则一不小心把瓶塞弄坏了，只能“望酒兴叹”。
相信吗，1000多年前的中国唐朝，全社会流行“以茶代酒”！
或许你仍有疑问，唐代大诗人李白不就堪称“酒中仙”吗？其实在中晚唐时期，随着茶政的实施，《茶经》的风靡，饮茶成为“盛世之清尚”，当时全社会尤其在唐宫宴会中，宾客们确实会“以茶代酒”。
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茶文化兴于唐朝。唐朝奠定了茶为国饮的基石。唐朝人如何喝茶，又有哪些茶宴茶风？这一切，得从一个封闭了一千多年的神秘地宫讲起。
器具之盛：封埋千年的唐宫“顶奢”
1987年4月3日，位于陕西宝鸡扶风县的唐朝皇家寺院法门寺，沐浴在万里晴空之下。几名考古人员因重建需要，正在清理寺中400年前明代真身宝塔（即法门寺塔）的塔基。
“从塔基中心扒开扰土后，露出了一块一米见方的大理石盖，盖子的西北角开裂，成三块碎石。”法门寺博物馆首任馆长、地宫发现亲历者之一的韩金科回忆道。“当时临近中午，太阳光刚好直射下来，我们把碎石移开，往下一看，不得了，全是金银器，一摞压一摞，金碧辉煌，深不见底。”
沉睡了一千多年的大唐帝国，就这样不经意间，再次映入世人眼帘。
公元873年，唐懿宗从法门寺地宫中请出佛骨，迎到长安供奉。仪式还未结束，这位唐朝第17位皇帝突然病重离世，年仅12岁的唐僖宗继位，登基后首件大事就是归送佛骨。公元874年，佛骨归位，数千件皇室奇珍异宝安放地宫以作供养，随后法门寺地宫正式封闭。
唐末战乱、京畿地带逐步转移……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法门寺地宫就此结束了30年一开启的轮回命运，进入了“不知何时才苏醒”的沉睡期，直到1113年后，它才石破天惊般地“睁开了眼睛”。
4枚佛指舍利、121件（组）金银器、700多件丝（金）织物，400多件珠玉宝器及艺术品，10000余枚铜钱币……“穷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的法门寺地宫的发现，被誉为继秦兵马俑之后的“世界第九大奇迹”。地宫出土了目前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宫廷茶具——唐宫系列茶具，也让大唐皇宫茶宴，第一次以实物的形式，出现在千年以后的历史舞台。
地宫物帐碑记载，出土茶具由唐懿宗、唐僖宗供奉，包含储盐器、焙茶器、碾罗器、筛茶器、煮茶器、饮茶器等。这些茶具构思精妙，色彩玄秘，质地高贵，以金银为主，还有当时比金银还贵重的琉璃、秘色瓷。
以秘色瓷为例，晚唐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一诗中，用“夺得千峰翠色来”形容之，这也是明确记录秘色瓷的最早文献。茶圣陆羽更认为，唐代瓷业体系中，越窑青瓷当为瓷中之冠，而秘色瓷，乃为青瓷之绝品。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2件黄釉秘色瓷碗和5件青釉秘色瓷碗，系专为皇帝制作的饮茶器具，为宫廷御用极品，轻旋如薄冰，远观如明月染春水。“秘色瓷之‘秘’，与釉色、产地无关，更多关乎等级，即皇家机密，民间不得仿制，亦不可僭越使用。”法门寺博物馆馆长任新来说。
唐佚名《宫乐图》，描绘了一次唐代后宫茶宴的场面，画中贵妇端着的茶碗，规格与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碗非常相符。“秘色瓷光洁如月，极为精美，对原料、烧制技艺要求极高。法门寺出土的皇家秘色瓷碗，光影下如盛一碗清水，远非一般越窑薄釉青瓷可比，应是专门烧造。”任新来说。
刘禹锡诗云“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根据地宫出土的《物帐碑》记载，地宫出土的唐宫茶具中，金银器包含茶笼、茶碾、茶轴、茶罗、长柄勺等，制作于咸通年间（咸通为懿宗年号），并刻有“文思院造”字样。文思院，是皇宫金银器加工作坊。
这些茶具是谁在用呢？鎏金鸿雁流云纹银茶碾子等多个茶具上刻写的“五哥”字样，揭开了使用者身份之谜。
“五哥”乃唐僖宗继位前的昵称，因排行老五，称之“五哥”。根据刻文推断，“五哥”李儇在8岁时，已有了专属的金银茶具，可见在大唐皇室，喝茶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从娃娃就开始抓起了。
此外，唐宫茶具中，还有进口“奢侈品”——如冰似玉的琉璃器。
“法门寺出土了20件琉璃器，其中琉璃茶盏茶托，是明显的中国造型，但成分是典型的波斯萨珊玻璃和伊斯兰玻璃，推断是阿拉伯商人根据中国的需求专门设计的，通过丝绸之路再传入我国。”任新来说，“这是大唐王朝与其他国家文明互鉴的成果。”
美其仪，毕其器。器具之盛，描绘出一幅尽显皇家风范，极尽人间富贵的唐宫茶宴图。
庙堂之上：极尽富贵的“国之大宴”
上与妃斗茶，顾诸王戏曰：“此梅精也。吹白玉笛，作惊鸿舞，一座光辉。斗茶今又胜我矣。”
上文选自《梅妃传》所载唐玄宗与梅妃在宫中的茶宴趣事。不过，此时大唐王朝正值最鼎盛的时期，四海调和，九州繁华，帝国流行的盛世佳酿，并非茶，而是酒。
“安史之乱前的大唐，是沾着美酒，崇尚痛饮狂歌的。酒风炽盛的长安城，酒肆林立，半城酒仙，大诗人李白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法门寺博物馆第二任馆长、研究员姜捷说，“此时，酒在整个帝国占据着压倒性优势，茶更多是私人雅饮。玄宗与梅妃斗茶，诸王围观，推断只是家宴，有点不足为外人道的色彩。”
玄宗末年，安史之乱爆发，唐帝国盛极而衰。动乱被平息后，曾经浓烈醇香的长安酒家们还未缓过劲，就面临着新一轮的命运转折——因为战乱导致粮食奇缺，饥馑不断，王朝统治者认为酒是奢靡之物，在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至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陆续发布禁酒令，随后的榷酒政策（专卖）进一步产生叠加效应，致使酒价走高；此后的德宗、文宗又相继推出茶税、茶马互市、榷茶法（茶叶专卖）等一系列茶政、茶法，客观上导致全社会逐渐“以茶代酒”。
“历代以来，不管是朝廷还是民间，祭祀都是用酒，但安史之乱后，皇室逐步以茶祭祀，这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姜捷说，“此外，茶清静雅和的气质受到文人推崇，解困解乏的功效也博得了民间喜爱，多种因素驱动下，从中唐到晚唐，茶文化逐步由兴到盛，直至无异米盐，造就‘比屋之饮’，饮茶‘难舍须臾’。”
此时的大唐皇宫内，茶宴已由私饮逐步演变成“国之大宴”。这其中最为隆重的，是一年一度的大唐宫廷清明茶宴。
“清明茶宴概源自长安清明三月三踏青扫墓的古俗，一方面为祭奠先贤，抚慰英烈后代，另一方面也可礼遇群臣，渲染太平气象。”姜捷说。既为茶宴，当仁不让的主角，便是特贡而来的明前茶。中晚唐皇宫茶宴的明前茶，又名急程茶。
中唐以后，朝廷不满足于由各地“土贡”的被动贡茶方式，于大历至贞元年间，在浙江湖州顾渚山，设立了集管理、种采、焙制于一体的皇家贡茶院。后来名闻天下的书法大家颜真卿，就曾在担任湖州刺史期间，到贡茶院监制贡茶。
“贡茶院的设立，既满足了皇家追求茶中极品的口腹之欲，也避免了民贡不赶趟的问题，可集中一切力量确保皇室成员喝到最新鲜的明前茶。”姜捷说。
唐宫茶宴的明前茶，正是千里“快递”而来。茶宴前夕，贡茶院便组织千余工匠、数万茶农，星夜赶制，此后，通过专门的运输组织“驿传”，换马不换人，赶在茶宴前一天到达都城长安，故称“急程茶”。晚唐诗人李郢诗“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所云正是此景。
湖州紫笋、常州阳羡、巴蜀蒙顶……极品贡茶齐聚，宴会在茶香袅袅、“珠翠歌钟俱绕身”中渐入佳境。
根据出土的皇家茶具考证，中晚唐时期，唐宫茶宴流行煎茶法，所谓“莺歌蝶舞韶光长，红炉煮茗松花香”。具体步骤是，先将茶饼从精美考究的包装盒中取出，置于银笼中烘烤，冷却后敲碎，放在茶碾中反复碾磨、罗筛成“细米”状。
煮茶环节中，釜中水烧至出现“鱼目”般气泡时，即为一沸，加适量盐调味；二沸时，舀出一瓢水贮放，再用竹筴从沸水漩涡中边搅边投入碾好的茶末；烧水至三沸时，加进二沸时舀出的水暂时止沸，以“育其华”。此后分茶，趁热连饮，因为“重浊凝其下，精英浮其上”，茶一旦冷了，“则精英随气而竭，饮啜不消亦然矣”。
官居长安的诗人吕温在《三月三茶宴序》这样描写置身宫廷茶宴，酌茶后的微妙感觉：“……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
茶宴的高潮，是皇帝在“荐宗庙”后，将极品贡茶分赐给文武百官、高寿老人、先贤后人等。作为最高礼遇，这也带动了上表申谢之风。唐代最有名的谢茶故事来自武元衡。为谢皇帝赐茶恩泽，武元衡写了一篇《谢赐新火及新茶表》后，见皇帝没有反应，身为高官的他忐忑不安，找刘禹锡代写再呈；后仍不踏实，又去拜托柳宗元，可谓一谢再谢。
一骑红尘：茶宴背后的民生苦楚
“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位于江苏无锡的惠山泉，能被苏轼等历代文人公认为“人间第二泉”，得益于茶圣陆羽。
陆羽在《茶经》中认为烹茶择水以“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他在亲自考察天下诸水后，将庐山康王谷水廉水列为天下之冠，名列第二的，便是无锡惠山寺泉水。此水以“甘味”著称，被许多文人雅士称为人间灵液。
名贯天下的泉水，自然引起了唐王朝达官贵人们的垂涎。史料记载，武宗时位居相位的李德裕，性嗜茶，所求“茶必精，水必名”，不惜劳民伤财，命人以坛装水，密封后从千里之外的无锡，一路快递至京师。晚唐诗人皮日休作诗讥讽之：“丞相常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只嫌迟；吴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
庙堂之上的唐宫茶宴背后，同样如此，正所谓一口富贵汤，满杯苍生苦。
有唐一代，茶贡逐渐制度化，并日益严苛，不仅要定额纳贡，还要定点定时，违期都要科罪。为此，每逢采茶季，皇权重压之下，茶农和督办的官员们，都不敢有一丝懈怠，正如卢仝诗云“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
作为朝廷命官，诗人袁高亲自在顾渚参与茶事，他用目击者的视角、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情写下了《茶山诗》。“氓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说明当时茶役之苦，农事被停，全家都在服役；“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写采茶之累，致手和脚像鱼鳞一般开裂；“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众工何枯栌，俯视弥伤神”，没日没夜地干，人瘦得像骷髅一般……
袁高被史书赞誉“天下仰其直”，其《茶山诗》痛陈茶贡之弊，揭露了茶宴背后的民生之艰。
另一位诗人李郢直抒胸臆，将批评的笔头对准了皇家清明茶宴，其诗作《茶山贡焙歌》写道，为了确保明前茶准时抵达皇宫，在“春风三月贡茶时”，“官家赤印连帖催”，茶农们“朝饥暮匐”，“喧阗竞纳”。诗人忍不住发问，这些事情如果“谏官不谏”，君主又怎么知道呢？
“所谓的贡茶制度，是保证皇室权贵们喝到最好的茶，往往是通过层层施压强制施行的，很多时候，茶农怨声载道。”茶文化专家韩星海说。
同时，大历、贞元以后，贡茶州府和茶贡数量都增加迅速。最多时候，浙江湖州顾渚贡焙岁造达到18408斤！长庆以后，全国贡茶州府达到了17个。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诗人卢仝在品尝友人赠送的阳羡茶后，发出了时代之问：“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
安史之乱后，随着藩镇割据的加剧和政治动乱的增多，国库空虚，军费匮乏，而王公贵族仍旧穷奢极欲。为缓解财政不足，唐政府开始实施茶税政策，此后进一步实施榷茶政策，即茶的采摘、焙制、运销完全由国家垄断。没过几年，茶税从刚开始的年税额四十万贯不断增加。苦不堪言的大唐百姓，在“官逼民反”之下，陆续走上抗争之路——当风卷残云般的唐末农民起义爆发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顺势揭竿而起，加入起义军，成为杀向京师的“黄金甲”。
风从大唐来：远播四方的中国茶
公元805年3月，在浙江产茶盛地天台山，日本学问僧最澄即将乘遣唐船归国。台州刺史陆淳召集了当地名流，与最澄话别，众人以茶代酒，“酌新茗以饯行，劝春风以送远。”回到家乡的最澄，把带回的中国茶种，播种在了京都日吉神社，结束了日本列岛无茶的历史。
这只是大唐王朝茶文化向海外辐射的一个小片段。
中国是茶树原产地。2016年，陕西汉阳陵出土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古老的茶叶，即西汉早年，茶已经出现在皇室宫廷。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战乱频繁，农业经济不稳定，茶叶谈不上商品生产和规模经营，饮茶文化只处于萌芽阶段。
唐太宗年间，24岁的文成公主肩负“和边”重任，在江夏王李道宗的护送下，前往吐蕃，皇室为其准备的嫁妆中，就有茶叶。因饮茶能止渴生津，解油腻、助消化，便很快在吐蕃上层贵族中流行。100多年后的公元743年，唐蕃会盟，建立“茶马互市”，此后，藏区逐渐形成了“可一日无盐，不可一日无茶”的饮茶习俗。
随着唐朝国力的强盛，经济的富庶，茶产业迅速发展。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鼎盛时期超过12万人，这些带着香料、药物、珠宝的异国面孔，通过丝绸之路长途奔袭而来，就是为了换取大唐的茶叶、瓷器，还有丝织品。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作为当时国际性大都市，兼具世界商贸中心与文化交流中心的帝国首都长安，更是“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官方的商业区东西两市，涵盖了220个商业行当，商铺鳞次栉比，大唐西市尤其繁华，来自大食、波斯的西域胡商们，在这里收集大唐的各种时尚之物，然后源源不断地运往他们的母国，这其中，自然少不了中国茶。
向西，唐茶进入突厥、回鹘，再经波斯、阿拉伯各国进入欧洲地区；往东，茶风跟随佛教，除了东渐扶桑外，还到达了朝鲜半岛；往南，饮茶时尚也飘到了东南亚地区。史载：“湖南衡山茶……自潇湘达于五岭……交趾之人，亦常食之”，交趾，即如今的越南。
“中唐以后，随着陆羽《茶经》的问世，中国茶对海外的传播，更有茶文化的传播。”韩星海说，“《茶经》中的制茶工艺、饮茶艺术、茶德茶风，这在海外尤其对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
陆羽跟他钟爱的茶一样，均系“草根”出身——三岁就成孤儿的陆羽，在山林间的寺院中被禅师收养长大。安史之乱爆发后，正在长安的陆羽被迫南迁，顺道一路考察茶事后，在浙江湖州一带落脚。颜真卿在此主盟的湖州茶会及由此形成的“大历茶风”，对陆羽产生重要影响。
此后，陆羽结合十余年的考察经历和实践经验，在广泛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前后历经26年，完成了《茶经》一书，一经问世后，便风行天下。中国茶文化、中国茶道也因陆羽奠基而正式形成，辐射周边，流布天下。
《茶经》问世二十多年后，最澄和他的同伴空海一起随日本遣唐使来到中国，与最澄所不同的是，晚两年回国的空海，不仅带去了茶种，还把制茶工具和《茶经》带到了日本，并积极推广。
《茶经》中所载的24种茶具，几乎悉数应用在今天的日本茶道中。《茶经》在后世也被日本奉为圣物，其所提倡的烹茶艺术及“精行俭德”“清静雅和”的茶道思想，都在日本得到传播。以陆羽《茶经》为主要代表的唐代茶道，给予日本茶道多方面的深刻影响。
唐朝以后，中国茶传入印度、肯尼亚及世界各国，得到了“普世的尊敬”，与咖啡、可可成为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日本茶道、韩国茶礼、英国下午茶、俄罗斯茶俗，都是接受中华文明的例证，中国也被誉为“茶的故乡”。
在中国本土，王朝的更替也没有让茶文化停下向前的脚步。“兴于唐，繁于宋”的中国茶文化，通过文学、艺术、宗教等多种方式，深刻融进了中国传统文化，茶亦成国人最富情趣和最具全民性的生活习俗之一，与“柴、米、油、盐、酱、醋”并列为“开门七件事”之一。
（参考书目：李斌城、韩金科主编《唐代茶史》，韩生、王乐庆主编《法门寺地宫茶具与唐人饮茶艺术》《法门寺博物馆论丛2017》） （记者孙正好）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