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讯（记者 陈琳 吴婷婷 张璐 黄哲程）北京的美食不少，但想随时随地吃到可口的早餐却并不容易。近日，北京金融街街头出现的一辆“移动餐车”引起不少人关注，早晨7点到9点半，“移动餐车”售卖包子、豆浆、煎饼等传统早餐和套餐，解决周边白领和居民的早餐问题。新京报记者了解到，这是“早餐车”被明确列为“不鼓励业态”之后，北京再次启动的商业便民服务设施“移动餐车”试点。
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在联合相关部门，制定早餐车2.0的“游戏规则”。据透露，除了对“移动餐车”的硬件设施有了具体要求，还首次提出了“退出机制”。
正在金融街试点的移动餐车。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宁
现有的早餐车经营状况如何？企业对新的“移动餐车”怎么看？新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探访1
地铁站早餐车不“移动” 全天占地经营
根据第三方调研，北京证照齐全的约7万家餐饮门店中，经营早餐的仅占两成左右。“早餐难题”由来已久，尤其对于上班族来说，比较突出。毕竟人人都需要吃早点，但不是所有人都有条件、有时间坐在餐馆里享用，所以移动早餐车对于一部分市民来说是“刚需”。
但记者近日对北京一些人流密集地走访发现，目前很多正在经营中的早餐车，已经失去了“移动性”这个优势，变成了占地经营。
记者近日在东城区崇文门地铁站E口旁的地铁便利车旁，看到七八位顾客排队买早餐。车内，一份打了鸡蛋的手抓饼正在铁板上冒油，一两分钟后，店员往手抓饼里加了根烤肠，放在纸袋中递给一位顾客。这样一份加肠加鸡蛋的手抓饼，售价10元。便利车内还售卖玉米和烤肠，售价分别为5元和4元。
在地铁5号线和7号线换乘的磁器口站、地铁1号线和5号线换乘的东单站，记者都发现了类似的地铁便利车。这些便利车从早上6点左右经营到晚上，早晨售卖的食品大致包括粥、豆浆、鸡蛋、手抓饼、煎饼、包子、玉米等。一位店员告诉记者，这些地铁便利车由几家公司承包，定期派专人配送食材。
在地铁5号线立水桥站，记者看到，该站A出口、B出口均设有一辆地铁便利车，售卖的早餐品种包括煎饼、手抓饼、豆浆、烤肠等，也是全天经营。一位正在购买早餐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她在磁器口附近工作，日常通勤时间在1小时左右，所以都在上地铁前解决早餐，“还算比较方便，就是老吃煎饼和手抓饼有点腻了，希望能多添加些品种，比如粥、包子之类的。”
国贸地铁站的西北、东北、东南角，各有一辆地铁便利车，这些车从早到晚运营，除了卖煎饼、包子、粥等早点，还销售口香糖、香烟等。
位于地铁7号线、14号线九龙山站A口的广场便利早餐车。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宁
探访2
个别移动早餐车卫生堪忧 商户“卖一天是一天”
4月28日早上8点，记者在望京大厦门前发现一个经营“金三元”早餐车的商户。这辆早餐车主要售卖鸡蛋灌饼和煎饼，还有粥、豆浆、鸡排、矿泉水和饮料等。早餐车不大，车内摆放着不少包装箱，窄小的空间仅容一人在里面张罗生意。一张张已经烙好的灌饼码放在一旁，前来购买灌饼的市民络绎不绝。
这个早餐车位于花家地北里公交车站旁，正值上班高峰，不少上下车的乘客都到这里购买早餐。市民郭女士告诉记者：“平时上班也来不及自己做早餐，都是下公交车后在早餐车买个煎饼或者灌饼，凑合吃点。”
不过记者注意到，这辆早餐车卫生堪忧，外观早已斑驳，斜开上去的窗户看上去脏兮兮、油腻腻的。早餐车后面还堆放着两个泡沫箱，外面缠绕的黄色胶带也沾上了不少污渍。
“我们早上6点多钟就开始卖了，到9点就得关门。”商户告诉记者，这个早餐车是她阿姨的，“你问我谁来监管，这我哪知道，我只知道9点就不能再卖啦。”对于未来的生意，商户显得非常没有信心，“卖一天是一天吧，估计过不了多久就得撤了。我看城里撤不少了，望京好像也没几家了。”
在花家地西里小区门口有一家“金三元”便民店，与望京大厦前的早餐车相比，这个便民店面积要大很多，销售的食品同样是鸡蛋灌饼、煎饼以及饮料、粥等。居民吴女士告诉记者，其实早年间这个便民店并不销售灌饼等现做食品，“自从2006年我家搬到望京的时候就有这个便民店了，到今年至少13年。以前只卖些带包装的面包、饼干之类的食品，夏天饮料、冰棍卖得比较多。好像也就这一两年吧，才开始卖灌饼。”
对于早餐车的租金、谁来管理运营等问题，正在店内张罗生意的小伙子说：“我们老板在河北，我也不知道谁来管、租金多少，我也想知道哪还有租这种便民店的，我自己也想租一个呢。”
探访3
没条件到店堂用餐 上班族偏爱早餐车
探访中，不少市民告诉记者，早上时间紧，去店里吃早餐不现实，一般都是到地铁站购买。天通苑居民邵先生表示，由于早上时间比较紧张，早餐只能“时吃时不吃”，偶尔会到地铁站前的便利车上。
记者在东城区西花市大街和国瑞北路交界处，到西花市大街和北羊市口街交界处看到，大约200米长的街道两边，至少有5家早餐店。不过，有市民表示，地铁便利车比早餐店更方便。市民李先生带着女友到崇文门地铁站附近的医院看病，他们的早餐是从便利车买的两个手抓饼。李先生说，早餐店离地铁站有点远，他平时上班赶时间时，一般都在便利车买早餐，“我能在去地铁的路上顺道买早餐，何必专门跑一趟早餐店呢？”
北京城市象限社区商业团队调研发现，到地铁站附近的麦当劳等连锁店或便利店解决早餐问题，是很多上班族的习惯。“回天”地区有大量上班族选择到邻近的交通站点购买早餐。以交通站点为依托，规模化布局早餐网点，形成一定的聚集效应，是很多居民的诉求。
问题在于，北京区域内早餐店分布并不均匀。北京城市象限社区商业负责人张希煜介绍，2018年7月，城市象限通过对互联网开放数据进行计算发现，北京的早餐网点不仅少于上海，而且分布东多西少。从每平方公里的早餐网点数量来看，排名第一的东城区有24个，西城区19.4个，朝阳区8.1个。城六区中，东城区数量是丰台区的6.3倍。从人口分布密度和区域功能规划看，“回天”地区和国贸、金融街、上地、亦庄等商圈和科技园区都在早餐网点布局上存在短板。
正在金融街试点的移动餐车。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宁
政协委员调研
游商、无照经营占据北京早餐市场过半份额
“北京的早餐市场非常大，社会需求高，但需要有人来认真地做。”北京市政协委员、合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洪明基说。据他调查，全市约有4万个企业及个人经营早餐，其中合法有证经营的不足5000家，从业人员约2万多人。加上学校食堂、机关企业、宾馆酒店及商务早茶的供应早点，全市每日早餐供应约200多万人次（不含无照经营游商），营业额上百万元。
洪明基调查发现，目前，摊群点（游商）、早点店及早餐示范企业三种供应形式，占据了北京早餐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服务人次分别占总数的58%、18.5%和14.5%，销售额市场占有率分别为56%、25.5%和15.5%。也就是说，游商、无照经营者、外包早餐个人占据早餐市场超过50%的份额。
另一个现状是，很多经营早餐的正规企业发展并不乐观，没有利润可言。这是由于正规餐饮企业在全市尤其是人流密集场所的固定铺位并不多，而游商哪里人多就在哪里设摊，虽然方便、价格低廉，但食物卫生问题令人担忧。
2018年北京“两会”上，洪明基提出了“配合北京疏解为早餐增设便民车点”的提案。“政府应优先考虑有能力统一配送进货的连锁餐饮企业经营，在人流较大的地方设置临时早餐车售卖点，定点定时经营，还要强调早餐车‘不得外包或转租’”。洪明基表示。
洪明基的提案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近日，北京市最新启动的商业便民服务设施“移动餐车”项目开始在北京金融街试点。试点“移动餐车”是新能源车辆，造价接近70万元，太阳能制冷，车内面积6平方米，自带水电、有上下水和垃圾处理设施，能够现场制作。
新京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餐车早上7点到9点半营业，除提供包子、豆浆、煎饼等传统早餐外，还有套餐。一杯豆浆4元，一个肉包子3元，搭配起来10元左右就能吃饱。
回应
北京市商务局：正制定早餐车2.0版“游戏规则”
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北京市正探索支持品牌和连锁餐饮企业，在便民早餐网点不完善的社区等场所，设置规范安全的移动餐饮售卖车，在规定时间、规定区域售卖由中央厨房统一配送的早餐。这位负责人坦承，北京早前推出的早餐车1.0，确实是“失败的”，这是由于“没有退出机制”，目前要推的早餐车2.0，首先是制定技术规范，“先把游戏规则制定好。”
上述负责人并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但新京报记者从一些连锁餐饮企业了解到，“新能源车辆、有上下水、能现场制作”，是2.0版早餐车的基本要求。
北京吉野家公共事务部总监付军介绍，吉野家承担了部分北京新型早餐车的运营。“移动餐车的设计不限于售卖早餐，可以全天运营”，付军称，按照设想，餐车早高峰时段在人流密集场所售卖两个小时的早餐，中午撤到居民小区写字楼、旅游景区或人员密集但配套设施不完善的场所，售卖套餐；晚上可以开到小区附近，售卖净菜或简餐。车上的服务人员可以就近招募“4050”人员做小时工，解决一部分社区居民的就业问题。
不过一些企业负责人表示，一辆早餐车造价数十万元，实在太高了，卖早餐本来就不挣钱。
嘉和一品董事长刘京京直言，早餐的价格设置不能太高，不然消费者不愿接受，所以利润很薄，单独经营早餐很难盈利。因此，早餐车不一定非要能现场制作，可以依托门店配送。在嘉和一品顺义区站前东街店，记者看到该公司自己设计的早餐车，早餐时段会移到几百米外的地铁站口售卖，这个早餐车就是一个三轮车外带一个小柜台，提供6元、8元和10元套餐，由门店配送。但刘京京也表示，这种早餐车并没有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所以大部分车辆只能堆在仓库里。
位于顺义的嘉和一品早餐车。摄影/新京报记者 吴宁
背景
北京“早餐车”的前世今生
据媒体报道，2002年9月，北京启动早餐工程，提出在市民聚集的社区、街道设置早餐亭、早餐车，由指定餐饮企业统一配送早餐，解决北京人吃早餐难和早餐不卫生的问题。最终，首钢饮食、马兰拉面、千喜鹤餐饮、成龙华天、金三元五家企业竞标成功，成为早餐配送单位。北京在全市范围内设置了800余个正规早餐车（亭）经营网点。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餐饮企业负责人介绍，中标企业的早餐车还是以“转包经营”为主要模式，最后又开成了“夫妻店”，之后早餐车就不断爆出侵占公共空间、管理不到位、食品安全存在隐患等问题。
2009年，北京市启动新一轮早餐示范工程招标工作，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早餐车“淘汰说”第一次出现。随后，原北京市商务委出面辟谣，表示今后将采取多种早餐店经营模式，对于一些没有建店条件和不符合城市发展规划的地段，还将继续设立早餐亭和早餐车。
2012年7月，随着早餐示范工作顺利展开，卫生难以保证等问题再次将早餐车推到了风口浪尖，无论是地铁站旁常见的“蛋壳”早餐亭，还是路边加工制作鸡蛋灌饼早餐车，都被列入“不鼓励”的早餐业态。
各区也陆续开始对非正规早餐车进行清理，并停止新的路边早餐车、亭的审批。据媒体报道，2015年7月中旬起，东城区尝试撤除前门地区的14辆早餐车经营网点，由周边快餐门店代替早餐车。2016年6月底前，东城区93辆占道经营的早餐车退路撤除，改为用早餐店为市民提供早餐。截至2016年8月，东城区和西城区共有263辆早餐车退出。据媒体报道，从当年下半年开始，早餐车的“退路进店”陆续向朝海丰石四区扩展，最终要实现全市早餐车全部撤除。
记者观察
一些在营早餐车曾多次转手 产权不明
记者在望京地区看到的金三元早餐车，所属公司就是最初竞标成功北京早餐工程的五家企业之一。据了解，金三元辉煌时，有350多辆早餐车，每天十多万元的营业额，但之后陷入亏损，被一家名为佳明佳的公司收购。
不过目前，北京街头还有经营中的金三元早餐车，问起产权，经营者大多一脸蒙，早已不知转了几手。记者拨打“金三元”便民店上的招聘热线和监督电话，发现两个电话均为空号。通过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网搜索 “北京金三元阳光餐饮有限责任公司”，一共查询到10条相关信息，均为该公司的早餐亭，位置位于三里屯、南磨房、团结湖、酒仙桥、亚运村、和平街、安贞等地，其中五家“金三元”显示吊销营业执照，另外五家显示“开业”。
至于为何停业，记者找到了三里屯早餐亭负责人李先生。他告诉记者，去年年初，他接到通知说，早餐亭占道经营，不符合规定，所以就没法再做下去了。三里屯另一家“金三元”负责人和团结湖店的负责人，也表示关店原因相同。
从这几家店的经营时间看，基本都于2003年至2004年间开店，最晚的一家成立于2010年。李先生介绍，当初自己花了三万元“买断”早餐车进行经营，刚开始早餐车的食品由金三元阳光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统一配送，自己不制作早餐，“后来好像金三元黄了，配送也就断了。”李先生的这一说法得到其他几位经营者的认同。
新京报记者 陈琳 吴婷婷 张璐 黄哲程
摄影 吴宁 编辑 张畅 于音 校对 刘军
开甲院士生前近照。资料图
那个参与制造“东方巨响”的人，如今静悄悄走了。
这一天，是公元2018年11月17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在北京去世，享年101岁。
54年前，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程开甲和他的战友们挺立在茫茫戈壁上，凝望着半空中腾起的蘑菇云，欢呼着。
那时，程开甲和战友们风华正茂；那时，他们芳华正好；那时，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创造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用自己的脊梁挺起了中国的脊梁。
时间，让事业不朽；时间，让人老去。程开甲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之中，是2017年 “八一勋章”的颁授仪式。和所有平凡的老人一样，皱纹爬满了他的脸庞。那一天，这个曾经许下科技救国誓言的热血少年，这个曾经留学英伦的物理天才，这个曾经隐姓埋名藏身罗布泊的“核司令”，只能坐在轮椅上，接受着年轻一代崇敬的目光。
在程开甲之前，曾经参与“两弹一星”的英雄们，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这是一些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名字：钱学森、朱光亚、任新民、陈芳允……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个不朽的身影、一个个传奇的故事。
这两天，很多人的微信朋友圈被程开甲去世的消息刷屏，大家痛惜地送别这位中国“核司令”。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程开甲也曾含泪送别昔日的战友，那场景平淡朴实，可仔细品味却壮怀激烈。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林俊德是程开甲的老部下、老战友。2012年，北京的春花还未落尽。在解放军总医院，75岁的林俊德偶遇94岁的程开甲。
那时，林俊德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胆管癌晚期。即便如此，林俊德还是用尽全身的力气，亲自到病房探望程开甲。相对无言，唯有心知。看着用尽全身力气站立在自己病床前的林俊德，程开甲的眼神里满是激动。
这位昔日的老部下颤抖着伸出手，紧紧地抓着程开甲的手。这是两只布满了老年斑的、瘦瘦的手。也正是这两只手，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与许许多多只一样有力的手，制造出那一声“东方巨响”。
林俊德永远离开的时候，程开甲悲痛不已，用颤抖的手写下挽联：“一片赤诚忠心，核试贡献卓越”。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对于铁骨铮铮的程开甲来说，亦是如此。
2008年，所有人都沉浸在北京奥运会的喜悦之中。一位“两弹一星”元勋静悄悄地离开了，他就是张蕴钰。张蕴钰病危时，程开甲赶到他的病床前，执手相看泪眼。两位老人的沉默，包含着荡气回肠的力量。
张蕴钰（右）与程开甲（左）合影。资料图
程开甲永远都不会忘记，在那段“吃窝窝头来搞原子弹”的艰苦岁月里，张蕴钰曾给了自己多么大的支持。
1976年地下核爆炸试验前的讨论会上，坑道临近出口处的宽度成了争执的焦点。程开甲认为出口过宽，如果不进行封堵就有泄漏的危险。当时，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这时候，张蕴钰站了出来，坚决地说：“这个问题，听老程的。”
1998年，程开甲去探望张蕴钰。那一天，他穿了一身笔挺的西装。回忆起22年前张蕴钰说的那简单却充满力量的八个字，程开甲默默流泪。静静坐在一旁的张蕴钰，沉默着，回忆着属于他们的马兰岁月，滚烫的泪珠，顺着脸颊滑落……
张蕴钰走了。程开甲翻出那首当年张蕴钰送给自己的诗：“核弹试验赖程君，电子层中做乾坤……”
如今，金黄秋叶落尽之时，程开甲也走了。也许，他在另一个世界，在那遥远的马兰，又与他的老战友们相聚。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中国核试验战场上的这些“老兵”，用一生诠释了一个信念——为国铸盾、自强不息的钢铁信念！历史选择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那一代人也创造了历史。
程开甲（左二）与科研人员探讨技术问题。资料图
生命是短暂的。在历史的舞台上，程开甲他们那一代人静悄悄地来，如今又静悄悄地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座无言的丰碑——罗布泊深处，那朵永不消散、冲天而起的蘑菇云。
西风凛冽，黄沙漫卷。这座历史的丰碑仿佛在告诉世人：无论过去多久，我们的记忆都不能随风而逝，也不能被黄沙掩埋。
横空出世的“东方巨响”，毛泽东称之为“这是决定命运的”。我们要永远记得，正是有了程开甲他们这一代人的默默奉献，我们才能有今天的中国。
为共和国铸盾
晚年的程开甲在认真查阅科研资料。资料图
期望“家里能出一个读书做官”的祖父，早早地为程家的未来长孙取了一个“开甲”的名字，意即“登科及第”
1918年8月3日，程开甲出生在江苏吴江盛泽镇一个经营纸张生意的“徽商”家庭。祖父程敬斋最大的愿望就是期望家里能出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在程开甲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他就早早地为程家未来长孙，取了一个“开甲”的名字，意即“登科及第”。
后来的成长轨迹证明，程开甲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
1937年，程开甲以优异成绩考取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公费生”。在这所被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剑桥”的大学里，程开甲接受了束星北、王淦昌、陈建功和苏步青4位教授严格的数理学习训练和科学精神的训练。
1941年，程开甲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1946年，经李约瑟推荐，程开甲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来到爱丁堡大学，成为有着“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之誉的玻恩教授的学生。
玻恩一生带过彭桓武、杨立铭、程开甲和黄昆4位中国学生。后来，他们都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彭桓武、程开甲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黄昆、程开甲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程开甲院士（左三）年轻时出国留学时的留影。资料图
在玻恩身边的4年，程开甲结识了狄拉克、海特勒、薛定谔、谬勒、鲍威尔等科学巨匠。1948年，程开甲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博士学位，由玻恩推荐，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
1950年，沐浴着新中国旭日东升的阳光，程开甲谢绝了导师玻恩的挽留，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
回国前的一天晚上，玻恩和程开甲长谈了一次。知道他决心已定，导师便叮嘱他：中国现在很苦，自己多买些吃的带回去。他感激导师的关心，但在他的行李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全是他购买的建设新中国急需的固体物理、金属物理方面的书籍和资料。
程开甲先在母校浙江大学任教，担任物理系副教授。1952年院校调整，他从浙江大学调到南京大学。为了适应国家大搞经济建设的需要，程开甲主动把自己的研究重心由理论转向理论与应用相结合。
1958年至1960年，根据组织的安排，程开甲和施士元教授一起创建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为南京大学核物理发展打下了基础。
刚到核试验基地时的程开甲。资料图
一纸命令将程开甲调入北京。从此，加入到我国核武器研究队伍的他隐姓埋名，在学术界销声匿迹20多年
1960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突然把程开甲叫到办公室：“开甲同志，北京有一项重要工作要借调你，你回家做些准备，明天就去报到。”说完，校长拿出一张写有地址的纸条交给他。
看到郭校长满脸的严肃，程开甲什么也没问，很快就动身到北京，找到了那个充满神秘的地方——花园路3号九所。这才得知，原来是要搞原子弹。
就这样，程开甲加入了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
中国原子弹研制初期所遇到的困难，现在是无法想象的。根据任务分工，程开甲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那段时间，程开甲的脑袋里装的几乎全是数据。一次排队买饭，他把饭票递给师傅，说：“我给你这个数据，你验算一下。”站在后面的邓稼先提醒说：“程教授，这儿是饭堂。”吃饭时，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把筷子倒过来，蘸着碗里的菜汤，在桌子上写着，思考着。
终于，程开甲第一个采取合理的TFD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
1962年上半年，经过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孜孜不倦的探索攻关，我国原子弹的研制闯过无数难关，终于露出了希望的曙光，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提到了日程上。
为了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兵分两路：原班人马继续原子弹研制；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钱三强提议由程开甲负责核试验的有关技术问题。
这意味着，组织对他的工作又一次作了调整。程开甲很清楚自己的优势是理论研究，放弃自己熟悉的，前方的路会更艰难。但面对祖国的需要，他毫不犹豫转入全新的领域：核试验技术。
后来，程开甲在一篇题为《核试验一定要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办》的文章里，谈到了当初他去开拓这一全新领域时的复杂与艰难：“这是一个大型的、广泛的、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理论和实践必须有机配合……既要有全局理论上的系统分析，又要通过实践，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脚印去干。”
经过一段时间探索，程开甲开始组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承担起中国核武器试验技术总负责人的职责。从此，程开甲既是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同时兼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后，兼副院长。直到1977年，程开甲被任命为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员，免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
一组组数据、一段段史料，记录着程开甲在核试验技术领域的开拓创新，以及他为中国核事业发展立下的不朽功勋——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资料图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700多台（套）仪器全部拿到测试数据。
1966年12月，中国首次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程开甲提出在塔基一定半径范围地面用水泥加固减少尘土卷入，效果很好。
1967年6月，中国第一颗空投氢弹试验成功，程开甲提出了改变飞机飞行方向的投弹方案，保证了投弹飞机的安全。
1969年9月，中国首次平洞地下核试验成功，程开甲设计的自封回填堵塞方案，实现了安全“自封”，防止了“放枪”和“冒顶”。
1978年10月，中国首次竖井地下核试验成功，程开甲研究设计的试验方案，获得成功……
从1963年第一次进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回京工作，程开甲在戈壁滩工作、生活了20多年。20多年中，他成功组织指挥了从首次核爆到之后的地面、空中、地下等方式各种类型核试验30多次。20多年中，他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
“说起罗布泊核试验场，人们都会联想到千古荒漠，死亡之海，提起当年艰苦创业的岁月，许多同志都会回忆起搓板路、住帐篷、喝苦水、战风沙。但对于我们科技人员来说，真正折磨人、考验人的却是工作上的难点和技术的难关。”多年后，程开甲院士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想，我们艰苦奋斗的传统不仅仅是生活上、工作中的喝苦水、战风沙、吃苦耐劳，更重要的是刻苦学习、顽强攻关、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是新观点、新思想的提出和实现，是不断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程开甲院士晚年时题词：“创新、拼搏、奉献”。
他一辈子都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当官人”，他头脑里从没有 “权力”二字，只有“权威”：“能者为师”的那种权威
科学家们为共和国的辉煌作出了巨大贡献，党和国家没有忘记他们。
1965年5月3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宴请为中国原子弹爆炸作出贡献的有功之臣。程开甲和他领导的核试验研究所的董寿莘、孙瑞蕃、忻贤杰、乔登江、陆祖荫、吕敏、王茹芝等技术人员受到接见。1966年，朱光亚、郭永怀、王淦昌、陈能宽和程开甲等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
程开甲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届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和资深院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一等奖，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和全国科学大会奖、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等奖励。1999年，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13年，获党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7年，中央军委隆重举行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习近平主席把“八一勋章”颁授予他。
这是党和国家的崇高褒奖，这是一名国防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
“写在立功受奖光荣榜上的名字，只是少数人，而我们核试验事业的光荣属于所有参加者。因为我们的每一次成功都是千百万人共同创造，我们的每一个成果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程开甲院士如数家珍，列举着战友们所做的工作。
一件件往事、一项项成果、一个个攻关者的名字，在他的记忆中是那样清晰——
从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主动请缨回国参战的吕敏；承担核爆炸自动控制仪器研制任务的室主任忻贤杰；从放化分析队伍中走出来的钱绍钧、杨裕生、陈达等院士；调离核试验基地年逾花甲又返回试验场执行任务的孙瑞蕃……
还有，地下核试验时，花岗岩中核爆有无分凝问题是当年六队的邢梯良用高压釜给出了明确答案；丁浩然，在核试验新场区选址中立了大功；乔登江为各效应大队做了好多工作，使效应工作获得丰收；董寿莘为竖井钻井技术作出了贡献，试验很快进入竖井方式阶段；程耕对地下平洞自封所做的计算分析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还有长期战斗在大漠深处的阳平里气象站，在核试验场上徒步巡逻八千里的警卫战士，在罗布泊忘我奋斗的工程兵、汽车兵、防化兵、通信兵——如果没有他们每一个人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如果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协同和支援，就没有我们事业今天的成就和辉煌。
雷霆已经远去，向往和平的人们却永远铭记着那个年代。每每想起在核试验场区的生活，程开甲总是充满怀念。因为，那里有着他终生付出的心血，有着他事业巅峰的辉煌，有着他充满激情的岁月，有着他挥之不去的眷念……
走进程开甲的家，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这里的主人，与现代物理学大师玻恩的弟子、海森堡的论战对手、中国核试验基地的副司令员，以及中国“两弹一星”元勋联系起来。
这里陈设，简单、质朴得令人难以置信。离开戈壁滩后的程开甲，一直保持着那个年代的生活方式，过着与书为伴，简单、俭朴的生活。
程开甲一辈子都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当官人”：“我满脑子自始至终只容得下科研工作和试验任务，其他方面我很难搞明白。有人对我说‘你当过官’，我说‘我从没认为我当过什么官，我从来就认为我只是一个做研究的人’。”
程开甲一生除了学术任职，还有过不少职务，但他头脑里从没有 “权力”二字，只有“权威”：“能者为师”的那种权威。
程开甲一辈子最怀念的战友是张蕴钰将军。他称之为“我的老战友，我真正的好朋友”，“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核司令，更是我心中最伟大的核司令。”
作为核试验基地的司令员，张蕴钰全面负责核武器试验；作为核武器试验基地和基地研究所的技术负责人，程开甲全面负责核试验的技术工作。他们在戈壁共同奋斗了十几个春秋，共同完成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以及多种方式的核试验任务。
1996年，程开甲心中这位“伟大的核司令”写了一首诗，赠给程开甲：
核弹试验赖程君，电子层中做乾坤。
轻者上天为青天，重者下沉为黄地。
中华精神孕盘古，开天辟地代有人。
技术突破逢艰事，忘餐废寝苦创新。
戈壁寒暑成大器，众人尊敬我称师。
程开甲院士晚年时题词：“创新、拼搏、奉献”。
2月2日，据新华社自水利部消息，通过生态水量调度，永定河2022年实现全线通水123天。作为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从源出晋北管涔山到天津入海，滋养着沿岸人们的繁衍生息，也在不同历史时期留下了诸多名称。本期的京华物语，就来说说历史上的永定河。本文选自《永定河与北京》，较原文略有删节修改。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永定河与北京》，尹钧科 吴文涛 著，北京出版社2018年8月版。
隋唐时上、下游通称为桑干水或桑干河
先秦典籍《山海经》中称它为浴水，《汉书·地理志》称它为治水，据谭其骧先生考订，浴水即治水，或因字形相似而传抄致讹，或因读音相近而用字有别，一般多以治水为是，也就是今天的永定河。
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又称其为?水，文云：“?水出雁门（郡）阴馆（县）累头山，东入海，或曰治水也。”在三国时期的文献中，称其为高梁河。魏齐王嘉平二年（250），持节都督河北诸军事、征北将军、建城乡侯刘靖造戾陵遏、开车箱渠、导高梁河，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黄河之别源也。”这里说的出自并州（今山西）的高梁河就是?水，高梁河也就是?水的另一个名称。其后直至魏晋南北朝，均称?水，《魏书》中“?”写作“灅”。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专有《?水》篇（有些版本的《水经注》误作“湿水”），对?水流出西山后的下游河段，则称清泉河：“?水自南出山，谓之清泉河。”顾名思义，清泉河系因河水清澈而得名。根据郦道元《水经注·?水》篇中所引《魏土地记》的说法“清泉河上承桑干河”，又可知当时?水上游又称桑干河。关于“桑干”之名的由来，《水经注》说是源自桑干泉：“?水又东北流，左会桑干水。（阴馆）县西北，上下洪源七轮，谓之桑干泉，即溹涫水者也。”并进一步解释：桑干系“溹涫”之音转；而“溹涫”，是指水流呈现沸腾之状。也就是说桑干泉有“上下洪源七轮”，泉水喷吐，浪花涌动，状如水沸，故称之为溹涫水，进而音转为桑干水、桑干河。
隋唐时，则上、下游通称为桑干水或桑干河。如《隋书》之《礼仪志》记载：“大业七年（611），征辽东，炀帝遣诸将于蓟城南桑干河上，筑二坛，设方壝，行宜社礼。”而《旧唐书》的《韦挺传》中记载了唐太宗为征战辽东而命令韦挺筹运粮草之事，其中有“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以进，自桑干河下至卢思台，去幽州八百里”之句。可见，隋唐时期通称?水为桑干河。
宋、辽、金时期，永定河既称桑干河，又称卢沟河。《宋史·宋琪传》记载：端拱二年（989），宋太宗准备攻打辽，收复幽州，诏令群臣献计献策。宋琪上疏云：“从安祖砦西北有卢师神祠，是桑干（河）出山之口，东及幽州四十余里……其桑干河水属燕城北隅，绕西壁而转。大军如至城下，于燕丹陵东北横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狭，桑（干）水必溢，可于驻跸寺东引入郊亭淀，三五日弥漫百余里，即幽州隔在水南。王师可于州北系浮梁以通北路，贼骑来援，已隔水矣。”其中反复提到了桑干河，他建议引桑干河水阻挡辽军南进。又，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有一首《渡桑干诗》：“北渡桑干冰欲结，心畏穹庐三尺雪。南渡桑干风始和，冰开易水应生波。”（见《长安客话》卷四）
不仅宋朝人这么称呼，辽人也称桑干河。《辽史·圣宗纪》记载：统和七年（989）五月辛卯，“猎桑干河”；十一年（993）秋七月己丑，“桑干、羊河溢居庸关西，害禾稼殆尽”。《辽史·地理志》于南京析津府下列有桑干河之名。由此可见，宋辽时期均称桑干河。但同时又有称卢沟河的：“自雄州白沟驿渡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又七十里至涿州……六十里至良乡县，渡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号燕京……门外永平馆，旧名碣石馆，请和后易之。南即桑干河。”这是《契丹国志》中收录的一篇北宋大臣王曾出使辽朝的《王沂公行程录》，其中就同时出现了卢沟河、桑干河的名称。
《晋献契丹全燕之图》。《永定河与北京》内页插图。
至金代，上游专称桑干河，《金史·地理志》于西京路大同府所属大同县，朔州所属鄯阳、马邑县，应州所属金城、山阴县，蔚州所属灵仙、定安等县下，都系有“桑干河”之名可证。同时，下游专称泸（卢）沟河。《金史·世宗纪》载：大定二十六年（1186）五月，“泸沟决于上阳村，湍流成河，遂因之”。
同书《章宗纪》载：大定二十九年（1189）六月，“作泸沟石桥”。明昌三年（1192）三月，“泸沟石桥成”。同书《河渠志》也载有“卢沟河”专条，但“泸”作“卢”。明朝人蒋一葵在其所著《长安客话》中有记：“以其黑故曰卢沟。燕人谓黑为卢。”也就是说，称其为“卢沟”是因为河水发黑。
永定河的名称先后共有13个
元、明两代，该河的名称进一步复杂起来，前代旧名如桑干河、卢沟河既沿袭不废，又出现几个新名。《元史·河渠志》云：“卢沟河，其源出于代地，名曰小黄河，以流浊故也。”又云：“浑河，本卢沟水，从大兴县流至东安州、武清县，入漷州界。”《明史·河渠志》：“桑干河，卢沟上源也。发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马邑雷山之阳，有金龙池者，浑泉溢出，是为桑干。东下大同古定桥，抵宣府保安州，雁门、应州、云中诸水皆会。穿西山，入宛平界，东南至看丹口，分为二，其一东由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其一南流霸州，合易水，南至天津丁字沽入漕河，曰卢沟河，亦曰浑河……《元史》名卢沟，曰小黄河，以其流浊也。”这里既有“卢沟河”“桑干河”旧称，又有“浑河”“小黄河”新名。特别是“浑河”“小黄河”的名称，直观地反映了河水中多泥沙的特点。
《卢沟运筏图》，国家博物馆藏。《永定河与北京》内页插图。
正是因为河水泥沙含量多，致下游淤积严重，使河道常常迁徙，故又有了“无定河”的名称。对此，清朝人包世臣在其《记直隶水道》一文中解释说：“浑言其浊，无定以其系流沙，倏深倏浅而名之也。”（载《安吴四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的名称都是自元代始有，而绝对不见于前代文献记载。
至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才有“永定河”的名称。《清史稿·河渠志》记载：“永定河亦名无定河，即桑干下游。源出山西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马邑复出，汇众流，经直隶宣化之西宁、怀来，东南入顺天宛平界，迳卢师台下，始名卢沟河，下汇凤河入海。以其经大同合浑水东北流，故又名浑河，《元史》名曰小黄河。从古未曾设官营治。其曰永定，则康熙间所赐名也。”又云：康熙“三十七年，以保定以南诸水与浑水汇流，势不能容，时有泛滥，圣祖临视。巡抚于成龙疏筑兼施，自良乡老君堂口起，迳固安北十里铺，永清东南朱家庄，会东安狼城河，出霸州柳岔口三角淀，达西沽入海，浚河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百八十余里，赐名永定”。同书《圣祖纪》云：（康熙）三十七年三月（丙子朔）辛卯（十六日），直隶巡抚于成龙奏偕西洋人安多履勘浑河，帮修挑浚，绘图呈进，得旨“于六月内完工”。（同年）七月（癸酉朔）癸巳（二十一日），“霸州新河成，赐名永定河，建河神庙”。
显然，康熙皇帝将治理后的浑河赐名“永定河”，是针对旧名“无定河”的，内中寄托着期许该河“永远安流”的美好愿望。虽然后来的永定河水并未完全“永定”，但此河名已沿用三百余年，看来今后也不会废弃，这也可以说是“永定”了。
综上所述，永定河的名称先后共有13个，即浴水、治水、台水、?水、湿水、清泉河、高梁河、桑干河、卢沟河、浑河、小黄河、无定河、永定河。毫无疑问，北京地区没有任何一条河流像永定河一样有这么多的名称。永定河名称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河流特性的变化。特别是清泉河、卢沟河、浑河、小黄河等名称的演变，直接反映了河水由清变黑，又由黑变黄、变浑，也就是河水中泥沙不断增多的变化过程。
永定河流域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
永定河官厅以上的上游河道长约416公里，流域面积约43400平方公里，约占总流域面积的92.3％，包括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市、兴和县，为黄土高原东北隅。这一大片流域内既有诸如管涔山、恒山、小五台山、灵山、大海坨、燕然山、大马群山等崇山峻岭，也有大同盆地、阳原盆地、蔚县盆地、怀安盆地、宣化盆地、怀来盆地等一系列山间盆地。在山区，历史上曾分布着茂密的森林；在盆地，则覆盖着厚厚的黄土。
整个永定河上游流域都是河水侵蚀区，大约有一半面积为易侵蚀的黄土丘陵区和自然集中产沙区，是永定河中砾石、泥沙的主要源地。正是在这片土地上，200万年前就孕育出了人类的祖先。今河北阳原县境内的泥河湾一带，从200多万年前到1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一直都有人类在此活动的痕迹，呈现出一个古人类文化遗址群落。它包括了距今200万年左右的马圈沟遗址、170多万年前的黑土沟遗址、136万年前的小长梁遗址、100万年前的东谷坨遗址、10万年前的侯家窑遗址以及1万年前的虎头梁遗址等，共出土各种石器、化石5万余件。遗迹内容十分丰富，文化序列相对完整、连贯，几乎涵盖了人类起源和演变的全过程，昭示了永定河流域是人类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
在山西阳高，还发现了距今约20万～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许家窑人；在山西朔州，发现了距今10万年～1万年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峙峪人和鹅毛口古石器工场遗址。鹅毛口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石锄、石镰等农具，还有割剥兽皮、兽肉用的刮削器、尖状器等，可见当时这里人们的生产方式已经由刀耕阶段进入到锄耕阶段，过着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驯养业的经济生活。鹅毛口石器工场是华北地区最大的一处古石器工场遗址，与内蒙古的大窑、广东的西樵山，合称中国史前时期三大石器制造场。这些都说明了永定河上游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贡献。
官厅水库至三家店之间的中游河道长约108.5公里，流域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占总流域面积的3.4％，包括门头沟区大部、昌平区老峪沟乡以及河北怀来县东南部。流域内绝大部分为高山、丘陵区，历史上也曾是茂密的森林。这段河道蜿蜒曲折，河道纵向坡度较大，又是北京市暴雨中心之一，故一到汛期，洪水峰高、量大、流急，往往给下游造成威胁。中游流域也是河水侵蚀区，是砾石粗砂的主要产地。
王府井遗址说明了永定河对北京早期聚落形成的影响
在这一片流域内，也有不少远古先民留下的遗迹，在门头沟区军庄镇灰峪村、王平镇的王平村、清水镇的齐家庄、雁翅镇青白口、松树峪、斋堂镇石羊沟大东宫村、西胡林等地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而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是距今11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前桑峪人、距今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东胡林人和卧龙岗遗址等。
前桑峪人遗址，发现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前桑峪村马兰黄土台地上，永定河支流清水河北岸，出土的是一个完整的古人类股骨化石，形成于11万年前。结合其出土环境及附属物判定这一带在旧石器时代起已是人类的活动区域。
东胡林人遗址，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西，也是永定河支流清水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它是新石器早期的一处重要遗址，碳-14测年校正约在公元前8300年至前8000年。1966年曾在该遗址发现3具人骨架以及石器、骨器、装饰品等文化遗物，被认定是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墓葬，成为探索北京市乃至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重要线索。
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对东胡林遗址进行了新的发掘。此次发掘，除搞清了遗址的文化堆积情况，出土了包括石器、陶器、残存人骨、动物骨骼在内的一批重要遗物外，还发现了人类烧火灶址5处，其中一座灶址底部用砾石块围成近永定河孕育似圆圈状，堆积的灰烬平面范围呈不规则圆形，灰烬内包含烧烤过的砾石块和动物骨头。这为探索整个永定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重要素材。卧龙岗遗址，在门头沟永定镇的卧龙岗村，位于永定河出山口附近的山前台地上，曾出土过石斧、石磨棒、刮削器、陶器等新石器晚期直至战国时期的器物，显示了其作为人类聚落的历史悠久和持续不断。
三家店以下的下游河道长约155.5公里，流域面积2016平方公里，约占总流域面积的4.3％。永定河由三家店出山后，进入平原地区，河道较宽，纵坡平缓，河流随意迁摆，变化较大；同时由于河水流速骤减，泥沙沉淀淤积，地表地貌的变化也非常大。尤其是随着上游地区开发力度加大、植被破坏，泥沙含量增加，永定河下游河床填高，形成地上河，汛期洪水暴涨时，极易决堤改道，泛滥成灾。所以，下游是永定河的泛滥区、淤积区。也正因如此，永定河下游地区古人类文明遗址的发现反而稀少，而更多呈现的是有农业开垦史后的人类文明。
这其中，极为珍贵的是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遗址的发现。王府井遗址，发现于东城区王府井东方广场地下12米深处，出土了石器、木炭、烧骨、骨片化石等2000余件，还发现了人类用火的遗迹——炭灰坑、炭屑层等，被认定为距今2.5万年的旧石器晚期人类遗址。从其旁边的河漫滩沉积物分析，两万年前这里曾是永定河的主河道——高梁河（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三海大河”）的故道，遗址正好位于其东岸堤上。这一发现直接说明了永定河对北京早期聚落形成的影响和北京城产生的基础。
可以说，从200多万年前到现在，永定河流域内的人类活动遍布多地，生生不息，而这，正是与永定河水如同血脉般的供养分不开的。
原文作者/尹钧科 吴文涛
摘编/何也
编辑/袁春希
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