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幽若
父亲走了已过七载，这七年来我不断穿梭于北京和维也纳之间，处理着他走后留下的各种事宜。父亲走后，母亲、姐姐和我共同商量，将父亲的藏书捐赠给他曾经工作过的中国人民大学，以泽被后学。从2021年12月16日始，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帮助下，我和图书馆的工作小组历时一个月整理了父亲留下的近三万册书籍，2023年7月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四位同学的帮助下整理了家藏古籍和再造善本约七百余种，并将整理出的近一万六千册书籍和全部古籍捐赠给了人民大学图书馆，同时将余下的一万两千册书籍捐赠给了无锡冯其庸学术馆。看着一册册老书从书柜中被取出，其中不乏从我有记忆起就陈列在书架上的，它们被盖上父亲的藏书印编辑入书目，一册册装箱运走；看着在暮色下空荡荡的书柜，心绪如五味杂陈，那些书籍如影随形，似乎在空旷的书柜中低低地吟唱，叙述着它们各自的故事，刹那间许多有关书籍的记忆碎片在不经意间重新徘徊于脑海，自然而然地列队成行，像电影画面般一帧桢浮现在眼前……
吾父冯其庸嗜书如命，爱书如己。我打记事起，就印象深刻。小学入学第一天，发了新课本，回家的第一项功课便是包书皮，而这一功课，记忆中是父亲教我完成的。小学二年级时父亲给我介绍的第一种课外读物，就是汉语成语典故。那是一套暗红、墨绿两册竖开本的小册子，记不清是哪家出版社的读物，好像是文物出版社，封底是个墨色龙戏珠的汉瓦图案，对每个收录的成语典故都做了简单精准的解释，并赋予生动的插图，活灵活现，令人仿佛身临其境，使年幼的我学会不少成语典故并领会其中道理，我至今对里面的许多插图还记忆犹新。
少时我家住在张自忠路中国人民大学宿舍，家中居室面积小，每当我将正阅读的书籍背朝天地随便放置于床头或桌上，看到耸起的书脊，父亲的眉头就会像耸起的书脊一样皱起，提高嗓门叫我过去，严厉地教训我要爱惜书，告诉我，如此放书，时间久了，书脊就会散开，云云。看到我有时会在阅读的书中折角，以示阅读记忆，更会非常光火，不依不饶地一定要看着我把折角重新展平，千叮咛万嘱咐，下次再不许如此做。尔后特意为我备了几柄树叶做的书签。儿时的我，少不更事，看到父亲为书生气，总觉得他小题大做，哪至于发那么大火。其实，回想起来，正是那时父亲的严厉，让我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如今在整理他留下的古籍时，每当看到有折损的地方，都会小心翼翼地展平、压好。
再有一桩事情被牢牢地刻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不可磨灭。上世纪六十年代，父亲痛失他所爱的影印本《庚辰本石头记》。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他担心以后再也读不到这部千古名著，为了弥补这一损失，于是又借来一部，开启了手抄《庚辰本石头记》的工作。
那时张自忠路3号的三居室住宅被分配给两家同住，我家四口人拥有两室加一间大厨房。父亲的书房和父母的卧室不分，只有十三四平米。从小受溺爱的我一直与父母同寝一室。自我有记忆以来，从来都是我与母亲先睡，往往是一觉醒来，父亲依然在书桌边或读或写。父亲抄书的那段时间，每晚吃完饭，他处理完琐碎杂事，都会沏好一杯绿茶，从书桌上的小水盂中取出一小银匙清水，开始慢慢地研墨。父亲研墨时神情十分专注，旁若无人，通常研墨，左手提起右手袖角，把住右手腕，一转一转慢慢磨，磨到墨每转一圈刚好在砚台上留下一圈的痕迹，直至研好。然后试笔，试笔时他会把前日洗好的毛笔尖放入口中泯湿，而前日未完全洗净的墨迹自然会在他舌尖和唇畔留下深深的印记，他却全然忘我。然后用湿润过的笔试研好墨的浓淡，反反复复，这样一通长长的准备程序，每每开始抄书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就这样日复一日，从1967年12月3日起至1968年6月12日止，历经一百九十二天，终于完成了一部《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并写下他那首泪干肠断、透骨酸心的诗句：
《红楼》抄罢雨丝丝，
正是春归花落时。
千古文章多血泪，
伤心最此断肠辞。
那时作为孩子的我全然不知世事变迁和父亲所为，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害怕。现在想来那段特殊年代父亲承受的是怎样的精神压力，而他却又能如此从容淡定地抄出这样一部几被焚毁的历史名著。而从另一视角回顾这件往事，在他抄写《庚辰本石头记》时，怎能预料这本书日后对他的影响呢？又怎能预知日后他与“红”结缘在红学研究上一发不可收拾？这一番抄写为他日后的红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也由此成就了他的红学论著《论庚辰本》。
记忆中我父母亲似乎很少逛街，只有需要某物时，才会去商店，而且每次去商店也是直奔主题，目不斜视，找到需要的东西，不问价钱，买了就走。而鲜有逛街的父亲却非常喜欢逛书店。幼时的我耐不住寂寞，到了周末常吵着父母带我出去。父亲不堪其扰，就会带我逛书店，我会跟着他一路走到隆福寺。那时隆福寺胡同里有家中国书店，从胡同走出来，右手边还有一家新华书店，这两家书店因离家近，成了他的最爱，工作累了，就近逛逛这两家书店，就是他那时的消遣。中国书店在路南，门朝北，门脸不大，卖古籍和旧书，还会有少量的字画。这次当我整理他的古籍和旧帖时，偶尔还会发现书中夹着这家书店的发票。新华书店则门朝东，卖刚出版的新书。当时的我，每次陪着父亲逗留在旧书店中，都觉得很无聊，但又不能有悖父意，只能耐心地等他仔细看完所有新上的旧书，挑选到心仪的旧书，然后再和他一起逛新华书店。到了新华书店，父亲和我各有所喜，他专注于他的兴趣所在，我则在连环画和儿童读物中流连忘返。特别有趣的是，如果他寻到好书，心情好，就会给我买一两册儿童读物，否则我俩则悻悻而归。记得有一次父亲从中国书店不知觅到一摞什么好书，回家的路上兴致勃勃，竟然破天荒带我去了东四八条口的百货商场，而商场入口处的布匹柜台上，摆放着一匹淡紫色底子上面布满黑白两色细碎小花的人造丝面料，这匹布料在当时北方以大红大绿为主的花布面料中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他不假思索，不问价格，就为我买了一段裙料。那时街上的主流色调是红、白、蓝、绿，同学们都为得到一件绿军装而兴奋，父亲却突兀地买了这样一块面料回家，不仅显得不合时宜，对上小学的我来说也太过奢侈。母亲虽有顾忌，但还是为我制作了一条穿上松紧带的碎褶小短裙，让我心里美美的。现在想来，这条淡紫色黑白细碎小花的短裙，也许就是幼时的我对美的最初感悟，因为它有别于街上流行的蓝绿两色军装，令我对色彩产生了遐想。而父亲呢？也许这块素雅的花布勾起了他那一刻对老家江南水乡烟雨朦胧、暮色氤氲的记忆？而无论如何那一次的逛书店给我留下了童年美好的回忆。
更让我记忆难忘的是，大约1968年，院子里的叔叔阿姨们都准备到江西五七干校下放，许多家庭都全家一起迁移，父亲当时考虑北京的教学质量好，遂让母亲留京农场改造，这样姐姐和我可以继续留在北京上学。那时家家为了减少搬家的行李，都将很多书籍作为废品处理掉了。而父亲为了保护他的藏书，到北新桥的杂货市场，买了八只硕大的木箱，连夜将他重要的书籍装箱封存，用铁钉钉死，以备日后回京再用。其他无法入箱的书籍，则脸对脸地将两只书架并在一起，再用牛皮纸将书架封闭包装，使人无法看到里面的书籍。就这样，我家的图书保存相对完整，八只大木箱中和所有书架上的书籍都被集中放置于红一楼丁组九号五楼的北屋中，静静睡了三年，直到父亲从江西干校回来才将它们唤醒。后来，这八只大木箱被他改造成了四个书柜，这是父亲干校结束返京后我家的第一次基本建设。
父亲在江西干校期间，母亲也同时在北京郊区，我和姐姐处于无人问津状态。多年以后，看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描述的那一群孩子，就像当时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那部电影还采用了我们的院子——张自忠路三号，曾经的段祺瑞执政府做拍摄场地，更令我仿佛置身其中。那时最高兴的事就是收到父亲的信件，偏偏他又勤于写信，所以我们几乎每星期或十天就会收到他报平安的信件。有一次，正值暑期他快回京探亲之际，他来信说，给我买了一套新出版的《西游记》小人书，因他回京前会辗转别地，所以让其他同事先将这套书带给我们，《西游记》小人书不日将到北京。接到信，我高兴坏了，数着日子期待得到这套小人书。幼时父亲讲的三打白骨精等《西游记》的片段我耳熟能详，现在要看到全套的了。那时候院子里的孩子们都暗暗地攀比着谁收集的小人书最多，我不是拥有小人书最多的孩子，但这套系列小人书无疑给我收集的连环画增加了不少光彩，在我的书匣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成了宝中之宝。
父亲嗜书如命，爱书如己还体现在他从不情愿将书借阅出去。往往他的好友借书，他都会反复叮咛，看完速还。为了不忘记，有时他还会在书架中藏书的位置放置纸条，上面记录下书名和借书人的姓名和借阅时间。更多的是记在他脑子里。所以，到了后来，跟他聊天，他推荐某本读物时，偶尔他会说，家里曾经有的，只是某某借去未还，让我再去买一本。最有戏剧性的令我至今难忘的一次是，大约我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大家的阅读物都很少，班里的刘姓同学得知我家中书多，问我借阅，因平日里大家聊得来，我不好意思拒绝，遂偷偷从父亲的书架中取出一套《封神演义》，借给了同学。那时候家家几乎都无客厅，同学之间聊天大多在厨房，同学很快读完，来还书的时候正碰上父亲下班回来到厨房洗手，怕被父亲看到之后训斥，慌忙中我集中生智，将书藏到家中的米缸里。后来从米缸中取出，《封神演义》上沾满米屑。还好没被他发现，但我因此留下深刻记忆，以后再不敢造次，将他的书借给朋友。
还有许多与书有关的故事，比如，父亲担心他的书籍生虫，不知从哪儿听说，烟叶夹在书中可以防虫，即让在乡下插队的姐姐买回烟叶，置于书架上和书籍之中，结果书未生虫，倒是他的烟叶先生了虫，因此这项防虫举措就此罢休。
大约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生活渐渐变好，大院里开始流行做家具，当时木料紧缺，谁家能够搞到木料，找到工匠，做一套流行的组合家具，就会让人羡慕。那时，院里红楼之间就是木工车间，从春暖开始，家家户户都排着队做家具，日子显得红红火火。1986年，父亲愁于无处放书，托朋友从东北为他寻得一方坚实的木料，打算做一排组合书柜，我领衔为他设计。当时的设计很简单，不过是两段式，上面是玻璃门的书架，下面是木门书柜。我量好家中墙壁尺寸360公分，设计了四组书柜，并将图纸给了木工师傅。
过了一天，木工师傅开工先搭起了上面玻璃书柜的框架。父亲下班回家顺路在楼下看看，不料这一看看出问题，这尺寸怎么看怎么小，随即回家拿我是问。我摸不清头脑，赶紧下楼问师傅，师傅说，没错呀，是按照你的图纸做的呀。我连忙查看图纸，天呀，原来我把90公分宽的一组书柜标写成80公分宽，一字之差，浪费了四个小书架的木料。可想而知，一向仔细的父亲当时的感受不仅是非常生气和懊恼，还十分沮丧，觉得他的书柜终将成泡影。我急忙和师傅商量，如果重新再做四组，木料够不够，答案是肯定的，只是其他家具可能就不能做了。当机立断，我请师傅重做，让父亲安心。事后父亲如愿以偿，添得四组大书柜，这组书柜一直用到他退休后。而那四组小书柜，父亲看后也十分满意，只缘家中居室过小，安置了四组大书柜后，再无余处安置它们，于是成全了我的婚房。
岁月如梭，长大以后因为忙碌，加上我上大学、工作、留学、再工作，我们各奔东西，我和父亲的交流慢慢地变成了鸿雁传书亦或电话问候，以及后来每年一次短暂的探亲相处。
父亲晚年在通州张家湾芳草园居住，他的藏书空间随着居室变大而越来越大。除了早年他积累的文史类书籍和古籍，因研究《红楼梦》，他收藏了许多《红楼梦》的珍贵版本以及相关书籍。随着离休后对祖国西北的考察和调研，他有关西域的藏书也不断丰富起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他长年身体力行的生活方式，而“余事书画”则令他沉浸在探古寻幽的意境中，自然少不了对有关古代碑文、画卷、字帖书籍的收藏。这些书得到他毕生的厚爱。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后，父亲将他收藏的部分珍贵古籍文献无偿捐赠给了人大国学院。一时间家中客厅的书柜空空荡荡，每每父亲坐在客厅中望着空着的书柜，眼睛里难免流露出落寞无神的目光，似乎他的心随着他的书一起暂时和他分开了。我探亲回家不忍看到他那失魂落魄、若有所失的神情，连忙叫着我先生将父亲堆积在大书房书桌上和摞在地上的书籍填充到空旷的书柜中，缓解了父亲那一阵的神伤。
2016年底，线装本《瓜饭楼抄庚辰本石头记》影印出版。父亲感慨万分，说他当年抄写：“只因太过喜爱这部书，怕日后再也读不到了，万万没想到五十年后这个抄本会被出版。真好！”
父亲晚年时，有些单位想征得他的同意，在他身后珍藏他的书籍，父亲都一一婉拒。私下里，他同我们说，书是用来读的，珍藏的意义远不如留给读书人用。2017年1月22日，父亲从容安祥地走完了他色彩斑澜的一生，直到临终前他也未曾交代给母亲、姐姐和我，等他走后如何安置他的书籍。我想这正是他嗜书如命，心里不忍与这些陪伴他一生的老朋友做最后的割舍，而始终将它们置于家中，留在身边吧。我想对于一个笃学好古的读书人，书就是父亲精神寄托之地，更是他灵魂安放之处。
来源： 文汇报
这次疫情期间，全国各地的人几乎都居家不外出，堂食关闭，餐饮行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尽管如此，但是依然有很多的餐饮企业和餐饮人体现出了应有的担当，对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令人感动。
餐宝典通过各种渠道统计到直接捐赠企业超过300家，直接捐赠现金更是超过1亿元，另外还有大量防护物资、爱心餐及其他物资等。
以下是茶饮企业捐赠情况（不完全统计，排名不分先后）：
- 蜜雪冰城：捐赠700万元
- 喜茶：捐赠100万元，赠送暖心餐食
- 快乐柠檬：100万元，3000瓶冷冻柠檬汁
- CoCo都可：100万元
- 益禾堂：100万元+茶饮
- 一点点：50万元+茶饮
- 古茗：50万元
- 鹿角巷：50万元
- 吾饮良品：50万元
- 一芳水果茶：30万
- 茶百道：30万元
- 书亦烧仙草：20万元
- 新时沏：15万元+暖心奶茶+数万只口罩
- 老虎堂TIGERSUGAR：10万元
- 一只酸牛奶：100吨酸奶
- 7分甜：70万个口罩
- 麽麽蜜呀：5万元
- 奈雪の茶：为武汉医护人员每天提供350份茶+包，累计上万份
- 茶颜悦色：移动肺宝+芝士茶
- 乐乐茶：送暖心餐
- 悸动烧仙草：6万多杯饮品，同时公司董事长向麻沙中学捐赠一次性防护口罩10000个，额温枪20个
- 逅唐茶业：2万元
- 糖半甜：1万元
- 丸木制茶：暖心奶茶
- 广芳园：暖心奶茶
- 茶屿：3000杯奶茶
- 百分茶：8000元
- KOI：1000口罩
- 700cc：暖心奶茶
- 1柠1柠檬茶：暖心饮品
- R&B巡茶：2000杯暖心热饮
- 美＋果茶：400多杯饮料
- 沪上阿姨：爱心奶茶
疫情结束后，这些品牌的奶茶值得喝一杯！
月5日是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高邮市文联、全国十余家出版发行机构等一同发起纪念汪曾祺百年诞辰系列活动。纪念活动以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汪曾祺之子汪朗，学者孙郁、杨早，《汪曾祺全集》项目主持人郭娟等将与读者进行分享，这些学者也都曾撰文论述汪曾祺的写作。
值汪曾祺百年诞辰，人文社也拟将他存世的影像资料尽可能全地搜集汇总起来。人文社方面谈及，汪先生的口音、语调、谈吐、仪态乃至精神气质，以影像的形式将可以更加生动地呈现。
汪曾祺
杨早：汪曾祺的“气氛即人物”
汪曾祺在《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说：“我以为气氛即人物。”一篇小说要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人物，作品的风格就是人物的性格。八十年代寻根文学作家特别喜欢写各种乡风民俗，但是很多人写出来就是孤立的，那一段去掉对小说没有影响。“这些乡风土俗跟人物命运无依无傍的，而你的小说不是这样，在你那里乡风土俗就是人物活动，是借以展现人物灵魂的东西，他们不仅因为人而活泛起来，也给小说人物悄悄默默增添了活力和血肉。”
汪曾祺先生《羊舍一夕》手稿
汪曾祺还举了很多例子，《金冬心》那篇小说里面列出的菜单；《岁寒三友》里面列王瘦吾小店里面卖什么东西；《异秉》里面王二的熏烧摊子卖什么货物也一个个地列出来，在这个列当中，这种生活的氛围就已经凸显出来。这个本事看上去好像是读书可以解决，或者说博识可以解决，但不是这样的，杨早认为，你没有深深地理解那个东西的气味，你把它写出来就是呆板，没有办法跟人物的性格合为一体。而《岁寒三友》里面王瘦吾小店的命运，从卖东西的排列上可以看得出来。
杨早谈道，“气氛即人物”时，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回溯，他说：“中国的新文学发展到1940年代，其实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不均衡，小说看上去最繁盛，但实际上好像是那种在沙滩上建的大楼一样不稳固。经过三十年代革命风潮、现代风潮的洗礼之后，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故事。比如说当时张恨水的长盛不衰，还珠楼主风行一时，包括解放区出现的赵树理方向，甚至包括张爱玲向传统章回小说借鉴语言和故事，这些等等现象都在修正中国小说的演变方向。所以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郁达夫说中国的小说不是中国小说，中国的现代小说是欧洲小说的一个分支，走到1940年代的时候这个小说出现一个困境，走不下去。”
汪曾祺1961年全家在北京中山公园
而汪曾祺的出现恰在这个小说发展的一个末梢，他开始写那种看不懂小说的时候，也是按照西方的路数来的，不管是瑞恰兹、阿左林，还是伍尔夫，他从联大学到的东西运用到中国小说的时候，他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但是就像沈从文批评他的小说一样，说你写的这不叫小说，你写的是两个聪明脑袋打架，每个人都要说格言，每句话都充满智慧的色彩，但这不是小说。
所以四十年代一批最好的小说作者，他们的小说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诗化或散文化的倾向，这就是汪曾祺说为什么他年轻时候想把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打破，比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张爱玲的《封锁》和《倾城之恋》，沈从文的《长河》。所以这不是青年汪曾祺一个人的追求，这是当时所有一批作家共同的认知。
汪曾祺写过说沈从文在联大的时候教一门课，叫做《各体文习作》，他出过两道题，一道题叫做《我们的小庭院里有什么》，一道题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这都是做氛围的练习，用沈从文的话说这是在车零件，你把零件车好小说就能写好。但是你去看看现在的写作教材，都在教你怎么开头、怎么转折、怎么高潮、怎么结尾，它不会讲这些东西。
杨早认为，之所以说汪曾祺的小说“完整”，不是他的小说有头有尾，而是每篇小说写出独特的气氛，这种气氛让人物变得鲜活，而且连带人物所在的环境一起变得鲜活起来。以《异秉》里那个摆熏烧摊子的王二来说，这样的人和这样的行业在很多县城里都有，但是只有王二身上带有高邮熏烧摊上的五香味和青蒜味，而且因为生意兴旺，这个熏烧摊子从保全药店的廊檐下搬进隔壁源昌烟店的空店堂里去了，他身上又奇妙粘着高邮中药店里的气味和刨旱烟的气味，我敢说不是随便哪位作家都敢于这么一担三挑，同时把一支笔伸到熏烧摊、中药铺和旱烟店里去的。
1958年，在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下放劳动（右）
“我以前分析过《八千岁》里面关于高邮米行的生意，也是卡在那个点上，正好是机器轧米已经大兴，像八千岁那样用骡子转磨拉米的东西已经不流行的点上。所以这些小生意不仅仅是高邮的，而且是那个时候高邮的，现在去高邮也不是这样了。所以正式这个意义上，我将汪曾祺称为高邮的传记作者，更古的高邮和现在的高邮，都不是汪曾祺书写的那个高邮。”杨早说。
汪曾祺在他那个时代的作家里面，他经历的苦难并不是最深重的，或许都不如他的老师沈从文。但是说到他的创作延续性和浑然一体，跨越了民国文学到共和国文学，从“十七年”到“新时期”，我们很难数出第二个人。当然汪曾祺一直在学习，沈从文是他的老师，但在沈从文之外，老舍、赵树理，以及民间文学研究、张家口下放的经历、京剧创作经历，这一切都在他的作品里留下烙印，但你始终没有办法把汪曾祺归到任何一个派别当中，他就是躲在潮流之外悄悄写的汪曾祺。
汪曾祺自己说过一段自白，他说“前三十年生活在旧社会，后三十年生活在新社会，按说熟悉的程度应该差不多，但是我就是对旧社会还是比较熟悉一点，吃得透一些，对新社会的生活没有熟悉到可以从心所欲、挥洒自如。一个作家对生活没有熟悉到可以从心所欲、挥洒自如的程度，就不能取得真正创作的自由。所谓创作的自由就是可以自由的想象、自由的虚构，你的想象和虚构都是符合于生活的。”这段话实际在说明小说怎样才能写出最重要的“气氛”。
而这个“气氛”，不仅仅他的小说可以证明这一点，你打开整部汪曾祺全集，无论是小说、散文、戏剧、文论、书信、诗歌，都在营造这样一种气氛，不管你打开哪一种作品，汪曾祺都会把你代入他的那个世界，他的作品就好像爱丽丝奇境里面树洞的入口。一旦进去以后会发现用“汪眼”看到的世界跟你熟悉的世界不一样，他的这个世界不构成对现实世界的批判或者消解，但他的世界也不是现实世界的复制或者映射，用他自己的说法是“我想给读者一点心灵上的滋润”。
孙郁：汪曾祺的“杂”学
孙郁认为，汪曾祺是个杂家，精于文字之趣，熟于杂学之道。
晚清后的文人，多通杂学。周氏兄弟、郑振铎、阿英等人都有这些本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大凡文章很妙的人，也有类似的特点，唐弢、黄裳就是如此。汪曾祺的杂学，不是学者的那一套，但因为是审美的意识含在其间，每每能发现今人可用的妙处，就把古典的杂学激活了。和周作人那样的人不同，汪曾祺在阅读野史札记时，想的是如何把其间的美意嫁接到今人的文字里，所以文章在引用古人的典故时，有化为自己身体一部分的感觉。
1993年在家中
汪曾祺阅读量不算太大，和黄裳那样的人比，好像简单得很。可是他读得精，也用心，民谣、俗语、笔记闲趣，都暗含在文字里，他喜欢的是《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聊斋志异》一类的东西，对岁时、风土、传说都有感情。
“现代的杂学，都是读书人闲暇时的乐趣。鲁迅辑校古籍、收藏文物、关照考古等，对其写作都有帮助。那是一种把玩的乐趣，在乡间文化里大有真意的存在。周作人阅读野史，为的是找非正宗文化的脉息，希望看到人性之美。连俞平伯、废名，都离不了乡邦文献的支撑，在士大夫不得志的文本里，能看到无数美丽的东西，倒可填补唯道德化作品的空白。中国有些作家没有杂学，文字就过于简单。比如巴金，是流畅的欧化句式，是青春的写作，优点是没有暮气，但缺的是古朴的、悠远的乡情与泥土味。茅盾是有杂学准备的，可是他把写作与治学分开来，未能深入开掘文字的潜能。”孙郁认为。
有人说汪曾祺的作品有风俗的美，他自己在《风俗画》一文就说：“我很爱看风俗画的。十七世纪荷兰学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我都爱看。中国的风俗画传统很久远了。汉代的很多像石刻、画像砖都画(刻)了迎宾、饮宴、耍杂技———倒立、农丸、弄飞刀……有名的说书俑，滑稽中带点愚昧，憨态可掬，看了使人不忘。晋唐的画以宗教画、宫廷画为大宗。但这当中也不是没有风俗画，敦煌壁画中的杰作《张义潮出巡图》就是。墓葬中笔致粗率天真的壁画，也多涉及当时的风俗。宋代风俗画似乎特别流行，《清明上河图》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我从马远的《踏歌图》知道踏歌是怎么回事，从而增加了对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行的理解。这种踏歌的遗风，似乎现在朝鲜还有。我也很爱李嵩、苏汉臣的《货郎图》，它让我知道南宋的货郎担上有那么多卖给小孩子们的玩意，真是琳琅满目，都蛮有意思。元明的风俗画我所知甚少。清朝罗两峰的《鬼趣图》可以算是风俗画。杨柳青、桃花坞的年画大部分都是风俗画，连不画人物只画动物的也都是，如《老虎嫁女》……陈师曾等人都画过北京市井的生活。风俗画的雕塑大师是泥人张。他的《钟馗嫁夫》《大出丧》，是近代风俗画的不朽名作。”
1990年4月在滇西湖上与青年作家们在一起。左起：凌力、李林栋、汪曾祺、高洪波、陆星儿
孙郁说：“风俗美是对士大夫文化无趣的历史的嘲弄。我们中国的旧文化最要命的东西，是皇权的意识与儒家的说教，把本来丰富的人生弄得没有意思了。行文张扬，大话与空话过多，似乎要布道或显示什么。张仃在“文革”中厌恶红色的符号，遂去搞焦墨山水画，在黑白中找思想感觉。汪先生其实也是这样的吧。他的作品有童谣的因素，也带点市井里的东西，色调都不是流行的那一套。在民风里实在有些有趣的存在，比如赵树理的小说，迷人的地方是写了乡里的人情，汪曾祺就十分佩服。沈从文的动人还不是写了神异的湘西？”
汪曾祺的阅读习惯与审美习惯，其实就是在边缘的地方找流行里没有的东西。他自己知道，士大夫文化没有生命力的原因，是与人间烟火过远的缘故。
郭娟：“生活家”汪曾祺
《汪曾祺小说全编》的责编郭娟认为，汪曾祺也是一位生活家。生活家，就是我们偶或得遇的热爱生活、多才多艺、兴趣盎然的那种人物。
都知道汪曾祺会做饭。之前郭娟参加《汪曾祺全集》编辑工作会议，大家聊起来，座中好几位都吃过汪先生亲自下厨烹调的美味佳肴，有的人还是经常性地到汪家蹭饭呢。“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这《沙家浜》中最经典的唱词，汪先生写的，原来不仅写的阿庆嫂的春来茶馆，竟也是汪先生自己。于是乎无论在汪家吃过还是没吃过的都更加感念汪先生的好，纷纷表示要把汪先生的书编好。
汪先生写文章自然经常写到“吃”。《故乡的食物》《葵·薤》《五味》《食豆饮水斋闲笔》《宋朝人的吃喝》等等，都是妙文。这是中国文章的一个传统，从古至今，写“吃”的文人与文章太多了，常见的有两类：一种是写文化，缺少烟火气，作者像是得了胃病没胃口，写到的吃食都像脱了水，放进了真空包装袋里；另一种相反，写得太实，作者一脸馋相，油腻腻的。汪先生文章超乎两者之上，既有典故、风俗、文化，又活色生香。
汪曾祺小说全编
“记得汪先生有一篇文章专写韭菜花，他从五代时书法家杨凝式的《韭花帖》说起，先欣赏了不常见而极有风致的古人书简，遥想古时候朋友间交往的郑重和古人的口味，推测北京涮羊肉缺不了韭菜花，原来早在五代就这样搭配了，并不是来自蒙古或西域回族——清简有趣的一番饮食考古之后，笔调一转，写北京小户人家，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小碟腌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冬天热乎乎地吃下去，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又写从前科班里学戏，给饭吃，但没有菜，于是韭菜花、青椒糊、酱油，开水一沏，这就是菜。”郭娟说。
文创产品
生活家对世间万物皆有情，体察得细致。汪曾祺就如此。他写早春的诗，有这样的句子：“远树绿色的呼吸”。他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改造，心情自然不会好。即便这样，也不曾完全磨灭他的生活情致。他给果树喷波尔多液，这活儿细致，喷少了起不到防病害作用，喷多了叶子挂不住到处流，而且叶子背面也要喷到。汪曾祺细致，也耐烦，于是他成为农场里喷波尔多液的能手。他下放的单位有个马铃薯研究站，集中了全国各地百来种马铃薯品种。“右派”摘帽后，他的工作任务一度就是画马铃薯。喜欢画画的他兴致很高，坐长途汽车进城买纸、笔和颜料，每天蹚着露水，到田里摘几丛开花的马铃薯植株，对着描画。他有诗给朋友叙述这时的生活，其中有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画了花，画叶，画薯块，还切开画剖面，画完了顺手扔到火堆里烤烤吃掉。他很得意——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人，除了他，全国盖无第二人。而他也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的“巨著”。此外，农场演戏，他帮忙化妆，把几个跑旱船的女职工打扮得如花似玉的，轰动一方。他还用土农药在宣传牌上粘贴出“松鹤图”，古色古香的，引得附近美专老师领着学生来观摩……他总是能够发现生活中的乐趣。
“生活家”的身份似乎支撑了许多作家的人生，如一生都坎坷的沈从文，他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两人很对脾性。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叙事抒情之后，写他住所窗外婉转的鸟鸣，而最后一句是：杜鹃还没有开口。惊艳！任什么美人也会被打动。他爱自然，他笔下的边城、长河，他的湘西。人，进入社会以后不应该忘了自然。
写作外，沈从文迷恋文物。他搜集瓷器，汪曾祺记得，有一个时期他家里用的餐具都是很名贵的旧瓷器，就是不配套，因为是一件一件淘来的，所以他们家饭桌上的杯碗盘碟一定很有趣。他一度专收青花瓷，买到手，赏玩一阵就送人，西南联大好几位助教、研究生结婚时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酒杯。他还搜集旧纸，乾隆以前的，多是染过色的，瓷青、豆绿、水红，美丽至极，纸质细腻，汪曾祺形容像“煮熟的鸡蛋白外的薄皮”。他还研究丝绸，弄到许多大藏经的封面——都是各色各样的丝绸；研究刺绣，就搜集衣裙乃至扇套、香袋、眼镜盒，研究上面的刺绣针法。他给汪曾祺看过一种绣品，叫“七色晕”，是用七种颜色的绒绣成一个团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