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间文书与契约精神》，周正庆 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5月版。
民间文书属于社会的日常存世不多
与生活相关的文字几乎伴随着中国最早文字甲骨文的出现而为后世所知，随后，古人的日常生活账册、雇工、土地的转让与买卖内容，见于居延汉简、敦煌文书之中，但是这些上古的文书并不以民间生活为主，而是偏重于政令等，反映的是上层社会的生活与情趣。真正以民间生活为导向的文书起始于宋代，此时，土地开始私有，民间经济趋向活跃，与民间生活相关的文字日渐增多，但是由于民间文书属于社会的日常，所以存世不多。
雍正元年（1723年），政府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土地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证明土地财产的契约，成为人们证明产权最重要的证据，清代政府以契约为重要证据，对土地产权加以认证，强化了人们对于私有财产的意识，推动了民间对契约以及与契约相关文书的保存，这些积聚起来的私家生活文书与产权文书相互叠加，成为家族珍藏的民间文书，最终成为以契约为中心，反映民间细微故事的私家文书。
《古代民间文书与契约精神》一书从闽东最常见的原生态留存体系“契盒”入手，对中国古代民间文书体系进行解构。认为民间文书看似零碎与杂乱，但文书之间脉络相通，存在着有机联系，正如郑振满先生所说，“是从老百姓日常生活逻辑来的”，其逻辑关系我们可以用“产权与颜面”几个字对其内容进行概括。所谓产权文书，即以契约为主，可以证明产权归属的文书，大致由土地买卖与租赁契约文书群构成，文书群中的文书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产权所有证据链。比如，白契是产权的见证，但毕竟是私契，为了证明买主的产权，契约的签订与确权除了众人参与见证外，业主方通常将官方发出的民田推收单、交纳粮易知单、纳户执照等赋役文书，民间私立的收钱（粮）字、推收条等与赋役及经济往来相关的手条相应收存，从而形成与白契产权相关的文书群。
福建省周宁县泗桥乡硋窑村连洪法家族文书契盒，《古代民间文书与契约精神》内页插图。
契约由民间私法，演变为乡村社会经济行为准则，并不只是当事者双方的契约与意合，契约只是界定签约两造的权、责、利，并不具有实操空间，契约条款如何落实，需要补充说明，由此产生各种各样补充契约说明的私人契据，包括合同（含合同约、合同字据）、凭票、订口、协议等。这些契据，处于皇权管控下，宗族自治空间缝隙中，其法律效应虽然很有限，但仍可对社会经济行为造成很大的影响，犹如黏合剂一样对公法与私契的缝隙进行了有效的填充。
以契约为核心的民间文书不仅对于地权与物权交易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影响到古代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婚姻为例，在正式婚姻中，聘礼就是婚礼过程中，男女双方最明显的契约，是男女双方财物承诺的合同。契约与相关的合同、约、契据等产权文书群一起，影响着社会，人们以契约精神行事，构建起了民间经济行为契约秩序。
“文书”一词最早见诸《史记》
民间文书留存历史悠久，我们很难追溯其源头，但甲骨文中存在着与民间生活相关的诸多内容，此后，中国古代文献的多次大发现都与民间文书有关。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先生将中国古代文献的前五次大发现总结为：
20世纪前期有学术界艳称的甲骨文、内阁大库档案、敦煌文书和居延汉简“四大发现”，此后徽州文书为学术界认知，是为第五大发现。
这些文献所载内容都与古人的日常生活、民间经济往来相关。作为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其中记载了大量与民间生活相关的字形与字义。例如甲骨文中的“鼎”字，其字形为，是“和五味之宝器”。其字形像上古人们生活中使用的炊具。按许慎说法，“鼎”是“象析木以炊”，与人们烧火煮饭有关。从甲骨文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与民间生活与生产息息相关的信息。孔子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人们重视诚信，奉为立国之本，所谓“一言九鼎”是也。西周时期，人们将承诺镌刻于鼎上，鼎成了诚信的象征，与权杖一起成为国家两大仪器。在鼎上铸誓，成了有文字记载的中国早期的诚信证据。鼎不仅是立国重器，也教习做人之道。这些镌刻在铜器上的文字，除了与诚信相关的内容，还涉及私人生活，大约是文书的早期发展形态。
“文书”一词，最早见诸文献为《史记·李斯列传》，内中载有“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书。治离宫别馆，周遍天下”之语。书中所指之“文书”，其含义为文字的意思，“同文书”即是一统文字之意，与后世所指的公、私文书无关。
中国古代文献五大发现之一的敦煌文书，有五百件以上，虽也称为文书，但更多属于“官文书”，包括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词﹑籍账等﹔还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段。籍账方面﹐包括计账﹑户籍﹑差科簿等。除“官文书”之外，寺院文书也是敦煌文书中重要的文书种类。如僧官告身﹑度牒﹑戒牒﹑僧尼籍﹑转经历、追福疏﹑诸色入破历﹑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
此外，敦煌文书也存在着种类众多的私家文书，主要有分家书、土地租典地契、民间经济往来的借贷契、雇工契等。也有与古人生活相关的日常账册、休妻书等，其中一则《放妻书》被学界广泛引用，当中有言：
某专甲谨立放妻手书：
盖说夫妇之缘，思深义重，论谈共被之因，结誓幽远,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年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妻则一言十口，夫则反目生嫌，似猫鼠相憎，如狼一处。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于时 年 月 日，谨立手书。
敦煌文书 S.0343 号背《放妻书样文》，《古代民间文书与契约精神》内页插图。
《放妻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宋时代，民间文献已被民间广泛收藏的事实。
宋代以前，民间文书内容多涉及公文，如案牍、公函等，民间经济往来常以口头承诺为主，票据与契约使用不普遍，民间文书较少出现。宋代，人们的身份管理由身份化向契约管理转化，“官有政法，民有私契”，“私契”在民间大量流行。随着土地私有化，民间文书用于经济领域日益频繁，由以口头契约为主转至立契为证的时代。宋代，国家允许民间买卖土地，土地交易双方必须草拟契约，前往官府进行过户交割，办理契税，是为官契。而另一方面，民间私自进行土地交易，包括买卖与典租等形式。这些民间私自交易的土地，为了确权又产生了一系列协议，民间文书范围进一步扩大。
明清时代，随着经济来往比前代更加频繁，私人借贷往来形成的带有承诺的各种形式的契约与经济手条剧增，比如土地买卖契约、民间凭票、借贷字据等。这些围绕着经济往来产生的文书，都是民间文书的范畴，除此之外，民间往往也收藏了与家族相关的家庭日常往来的散件，如生活账本、婚书，以及占卜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吉课书，甚至是民间的科仪书等，也可视作泛义上的民间文书。
福安市坂中乡铜岩村陈云生家族契约长卷（局部），《古代民间文书与契约精神》内页插图。
民间文书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很难清晰地确定其起源边际，所以，本文讨论古代民间文书中的时间分段，并不是历史分期上的古代，而是泛指传统时期的民间文书，最多延长到1949年。契约是证明民间私产的重要证据，现存的契约文书大量集中在清中期至民国年间，所以，本文所论的契约精神也以这段时间为主。又由于中国幅员广阔，清中期以后民间文书的书写存在着同质化，其功能也大同小异，但并不说明契约的发展停滞不前，而是以另一种方式，演变成无形的精神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思维，甚至更广泛地继续影响着社会经济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产权相关的经济往来的凭证，内容与形式都参照契约进行拟就，甚至在民间陋习比如送卖妻儿、典租活妻等领域均看到契约的踪迹。
民间文书多以散件的形式见之于世
民间文书产生于乡村社会，以契约文书居多，契约文书中又以土地买卖文书占多数，清代以前人们被固定于土地上，很难离乡别土以末业进行谋生，所以，土地买卖并不发达，又加之耕种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业，不到万不得已，人们并不典卖土地，所以，典卖土地产生的契约，以及与之相关的文书相对稀少，民间文书多以散件的形式见之于世。
笔者依据民间文书收集所见，民间文书的留存形态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家庭文书为单位的个人收藏。这些文书收藏于村民之家，被学者发现，整理出版，是原生态留存的民间文书。比如闽东家族文书、石仓文书等。二是研究机构或文书研究者的批量购买。比如太行山文书，是邯郸学院一次性向乔福锦教授购置的涉及晋冀鲁豫地区的批量民间文书，约有10万件。三是文物市场的零星购置。比如贵州民族大学王涛老师所收购的数万件福建家族文书，是多次异地购买所得。
周宁县博物馆郑勇藏契盒，《古代民间文书与契约精神》内页插图。
民间文书什么时候被人们有意识、原生态、成体系地收藏于家中，我们很难从时间上确定，但从文书被发现的规模上看，清代以后的民间文书居多，所以我们可以作个基本的判断，起码从清代中期开始，人们便有意识地收集与产权相关的民间文书，至于其留存形态，我们将在下文以闽东民间文书为中心进行分析。
对于闽东文书，民间一家一户以“契盒”的形态对家族文书进行有意识、成体系的保存，这种保留方式从什么时候开始？或许我们从民间的采访中能看出端倪。在周宁县，老一辈有个传说，在20世纪30年代，闽东苏维埃政权没收地主土地，焚毁地主的契约，将土地划成小块，重新颁布土地新证，无地的农民拥有了土地。我们在周宁县泗桥乡硋窑村发现连洪发家文书的过程，似乎印证了这个民间的传说。
闽东文书最早发现地为周宁县泗桥乡硋窑村。泗桥乡位于周宁县西北部，是清代闽东的福宁府由西南通往闽北建宁府之政和县镇前镇、澄源乡重要的古代陆上通道，素有“闽东北大门”之称。硋窑村位于泗桥乡东部8公里的仙风山东北脚下，此地因有优质的高岭土及林木、水利资源，早在南宋时期，就有江西景德镇的制瓷工人到此烧制青白瓷，其产量远超当地消耗水平，主供出口，是海上丝绸之路商品的原产地之一。明嘉靖年间由于东南沿海倭寇的侵扰，瓷器出口受阻，滞留于此的产业工人成为硋窑村最初的村民。闽东地区传统村落多为单姓村民，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为主，笔者2022年到硋窑村调研，村支书告诉我们村中仅有331户，共1221人，却由16个姓氏的村民组成。其中以连、林姓居多。
连氏家族文书是我们在闽东发现的第一户家族文书，其主人是连夫保，2015年时已经96岁。他告诉我们自懂事起，他家的文书就一直收藏于“契盒”中，其他人家也是如此。他家的契盒自他记事起就存在了。如果6岁记事，时间回到90年前，也就是1925年前后，与1927年闽东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的时间相吻合。当然，我们不能由此推断，契盒普遍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但起码我们可以推知契盒的出现应在此之前。雍正元年，政府推行“摊丁入亩”制度，取消了“人头税”，将丁税摊入田亩统一征收地丁银，土地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地凭文契官凭印”“买地不税契，诉讼没凭据”成为民间的口头语。清代政府对土地产权的认证，强化了人们对于私有财产的意识，推动了民间对契约以及与契约相关文书的保存，这些积聚起来的私家生活文书与产权文书相互叠加，成为家族珍藏的民间文书。
周宁县李墩镇楼坪村张氏家族文书契盒，《古代民间文书与契约精神》内页插图。
这就不难理解周宁县博物馆郑勇馆长告诉我们的一个故事，他说在周宁，如果出现兵匪，或是突遭灾祸，人们第一时间就抱着契盒往山上逃跑。契盒不仅是家族财富的证明，也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社会维系家庭传承的重要法宝，它记载着家族的故事，收藏着先人的承诺与企盼，更是承载着祖先的荣耀与对后人的祝福。
仔细梳理闽东民间留存的契盒文书，我们发现其收储的内容十分繁杂。最早为明崇祯时期，至1949年，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文书之间具有关联性，成为以时间为主线，以土地买卖契约为核心的系统性家族档案资料。契盒的文书大致包括：土地买卖与赋税类文书，如纳户执照、纳粮清单、上忙下忙票据、收租单等；家族经济类文书，如抄契簿、田价单抄本、家族账簿、收借据、当铺赎回登记单、清末股票、民国盐引单等；宗族文书，如宗族族谱或家族简谱（宗族族谱一般放置于宗亲会保管）、清代中后期的各种做会与人情往来流水抄本（如周宁县纯池乡的“父母会公议书”、寿宁的福喜寿账册等）、家族分阄书、家族诉讼文书等；家庭生活文书，如吉课书（闽东人称为命簿）、婚嫁彩礼单、清人照片、科举捷报、福建振捐总局手札等。
文书中除了家族文书，也有不少涉及明清时期寺田的契约，比如纯池郑氏300多件家族文书中，就有20多件与寺院契约有关，涉及的寺院建寺时间早、区域较广泛，包括始建于唐末位于周宁县的云门寺、凤山寺，始建于元代的方广寺，还有政和县的定风寺，等等。
本文选自《古代民间文书与契约精神》，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周正庆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古代家谱一般不会登录女儿，吴孟复《梅尧臣年谱》所依据的《梅氏世牒》就没有记载梅尧臣女儿的资料，年谱中的相关信息来自欧阳修所撰的《梅圣俞墓志铭》。《墓志铭》载：“（梅尧臣）初娶谢氏，封南阳县君；再娶刁氏，封平恩县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埛，曰龟儿，一早卒。女二人，长适太庙斋郎薛通，次尚幼。”梅尧臣有五男二女，有一子早卒，所以尚有四男二女。这个早卒的儿子，梅尧臣集中有《书哀》《悼子》等诗，对其追思悼念。两个女儿，一个嫁给太庙斋郎薛通，一个在梅尧臣去世之前，年纪尚幼，待字闺中。实际上，梅尧臣集中还提到一个早逝的女儿。欧阳修《墓志铭》只记录早卒的儿子，却未提及这个女儿，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女性既在家谱的普遍缺席，过早夭亡甚至让她们在父亲的墓志铭缺席。好在梅氏集中多有记录，这就给我们重新考索的空间。女儿入诗，其实有源远的传统，最为有名是西晋左思的《娇女诗》。到了宋代，对女儿涉笔最多最早的士人，无疑要推梅尧臣。
根据现有材料，我们不难厘清梅尧臣三个女儿的信息。
大女儿十九岁嫁给了薛通，梅尧臣《送薛氏妇归绛州》有言“看尔十九年，门阃未尝履”。这首诗写于嘉祐元年（1056），梅尧臣已经五十五岁。由此可以推知，宝元元年（1038），三十七岁的梅尧臣和第一任妻子谢氏生下大女儿。庆历四年（1044），谢氏去世，梅尧臣写有《悼亡》一诗。据欧阳修《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所载：“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阳县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邮。”大女儿即谢氏三十一岁时所生，在其七岁时，亲生母亲就与世长辞。
庆历五年（1045），梅尧臣《史尉还乌程》，其中有曰：“七月行丧妻，是月子又死。买棺无橐金，助贷赖知己。娇儿昼夜啼，幼女饮食止。行路况炎蒸，悲哀满心耳。青铜不忍照，憔悴邻于鬼。八月至都下，少长疾未已，一婢复嗑然，老媪几不起。”诗中的“幼女”就是大女儿，这时年仅八岁。欧阳修所说谢氏有两男一女，其中一男（小名十十）在这年七月离开人世。至亲之人在两年之间相继离去，对梅尧臣可以说是双重打击。梅尧臣《悼子》言其丧妻丧子的惨状甚为悲切，“前时丧尔母，追恨尚无及，迩来朝哭妻，泪落襟袖湿。又复夜哭子，痛并肝肠入，吾将仰问天，此理岂所执”，结尾呵问上苍，天下岂有此理。然而厄运还在降临，家中老小生病，伺候的仆人有的溘然长逝，有的卧病不起，生活犹如一个烂摊子，竟不知从何收拾。
朱东润著《梅尧臣传》书封
二
就在这一年，欧阳修的女儿欧阳师夭折。梅尧臣在开封因船只搁浅，耽误行程，听到消息后写诗劝慰欧阳修。《开封古城阻浅闻永叔丧女》曰：
去年我丧子与妻，君闻我悲尝俛眉。今年我闻君丧女，野岸孤坐还增思。思君平昔怜此女，戏弄膝下无不宜。昨来稍长应慧黠，想能学母粉黛施。几多恩爱付涕泪，洒作秋雨随风吹。风吹北来沾我袂，哀乐相恤唯己知。自古寿夭不可诘，天高杳杳谁主之。以道为任自可遣，目前况有宁馨儿。
两人是亲密好友，生活遇到不幸总会互相安慰。从其叙述来看，欧阳修平时非常疼爱这个女儿，含饴膝下，有过许多欢乐。女儿八岁夭折，欧阳修与其相互陪伴的时间不长，但也不短。梅尧臣能够理解其心情，不仅是因去年体会到至亲之人离去的悲痛，可能还因为梅尧臣的大女儿与其同龄，同样都是八岁。诗中所言“想能学母粉黛施”，大概是根据其女儿学母化妆的成长日常，悬想同龄的欧阳师应是如此。可是欧阳修的女儿夭亡，梅尧臣女儿的生母也去世。两个家庭，化妆的学习者和被学习者都少了重要一环。人生无常，天意难问，寿命长短到底由谁控制，有什么样的标准，这些似乎难以得到准确的回答。梅尧臣让其节哀顺变，以道自任，或许可以排遣丧女的沉痛，毕竟上天并没有做绝，膝下尚有这样值得疼爱的小孩。欧阳修此时还有六岁的儿子欧阳发，且在这年又诞下了欧阳奕。这应是梅尧臣诗中所说的“宁馨儿”。
欧阳修丧女之后有《白发丧女师作》《哭女师》等诗，前诗曰：“吾年未四十，三断哭子肠。一割痛莫忍，屡痛谁能当。”欧阳修庆历五年为三十九岁，未满四十，但连遭一男二女的夭折。男孩是第一任妻子胥氏所生，在欧阳修三十二岁的时候夭折。欧阳师是长女，其后欧阳修又生了一个女儿，但次女出生不久就夭亡，甚至都来不及给她起名。欧阳修疼爱长女，可能因为这是唯一的掌上明珠，但也没能逃脱命运的戏弄。欧阳修晚年又生了一个女儿，然而又是因病夭亡，五十八岁的他再次痛失爱女，虽无名字，但朝廷后来赐封此女为乐寿县君。欧阳修一生共有三个女儿，其倾注心血最多的无疑是在世时间最长，且有名字留存的长女。这在《哭女师》有真切而动人的描写。
同样在这一年，谢景初生了女儿，梅尧臣有《戏寄师厚生女》一诗曰：“生男众所喜，生女众所丑。生男走四邻，生女各张口。男大守诗书，女大逐鸡狗。何时某氏郎，堂上拜媪叟。”谢景初（1020-1084），字师厚，浙江富阳人，庆历六年进士，梅尧臣之妻侄。从诗题可见，其创作态度是戏谑的，但对古代重男轻女的现象却有细致的刻画。男孩可以耕读传家，女孩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注定要离开父母，常住夫家。世人生男会奔走相告，生女却只能面面相觑，目瞪口呆。女大当嫁，诗中结句说不知将来会是哪个女婿向谢景初夫妇拜别，把他们的女儿带走。有趣的是，谢景初后来有个非常有名的女婿——黄庭坚，黄庭坚恰巧生于庆历五年。不过他所娶的继室谢氏应是梅尧臣所写这个女孩的妹妹，现代学者已经考证出其生于嘉祐元年（1056）。谢景初当初看了黄庭坚诗歌后就想把女儿许配给他，说“吾得婿如是足矣”，而黄庭坚听说之后就带着自己的诗集上门提亲，从而促成这门婚事，成为一段佳话。婚后感情美满，无奈相处只有短暂的六年。
庆历六年（1046），宋敏修的女儿夭亡，梅尧臣写了《宋中道失小女戏宽之》。欧阳修周围的士人普遍有这种相互戏谑的创作态度，宋人深知这种态度可以用来消解生活的苦难，超越难以名状的悲痛。悲伤是真的，但生活不能只有悲伤，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往前看。原先自己丧子会呵壁问天，但宽慰欧阳修的时候已经清楚寿命长短不可诘问，因为很难知道谁该为此事负责。此诗则进一步解构生命：“宋子失汝婴，苦将造物怪，造物本无恶，尔责亦已隘。且如工作器，宁复保存坏，收泪切勿悲，他时多婿拜。”宋敏修因为女儿夭亡，怪罪于苍天，但梅尧臣指出上苍本身无善恶之分，寿夭乃自然之理，就像工匠制作器具一样，难道能够保证其后不会损坏吗？正如器具有其使用寿命，人也有其生死。造物的工匠无法保证东西永远不坏，造人的上苍同样无法确保人的长寿。所以请不要悲伤，来日方长，以后可以生更多女儿，有更多女婿。宋敏修哥哥宋敏求是1019年生人，宋敏修此时不过二十多岁，相比于梅尧臣、欧阳修都算是年富力强。
在这两年之中，亲人朋友中有人生女，有人丧女，梅尧臣都有与之相关的诗歌，或从自身出发宽慰，或超越自身宽慰，甚至完全调侃，情感脉络非常清晰。对于子女的诞生与离去，似乎逐渐看开，不过，只有在旁观者的角度，才会有这么多抽离的旷达。如果身陷其中，感受可能又会不同，如果还能化解，那就足以称得上切身的旷达。
三
谢氏去世之后，梅尧臣为其服丧一年。庆历六年（1046），四十五岁的梅尧臣续弦，第二任妻子为刁氏。结合上述的分析，梅尧臣绝对不会长久沉浸在丧妻丧子之痛之中，选择重新开始生活合情合理，也是防止沉浸于悲恸之中的最好方式。袁采曾说：“中年以后丧妻，乃人之大不幸。幼子穉女，无与之抚存。饮食衣服，凡闺门之事，无与之料理，则难于不娶。”这确实是当时男性的一个普遍行为，梅尧臣无缝衔接，或许更能说明他并无妾媵，家中急需女主人主持内闱，照顾子女。
庆历七年（1047），刁氏婚后一年就诞下梅尧臣的二女儿。由于头胎即是女儿，宋敏修还拍手称快。梅尧臣有诗《宋中道快我生女》曰：
尔尝喜诅予，生女竟勿怪。今遂如尔口，是宜为尔快。亦既以言酬，固且殊眦睚。慰情何必男，兹语当自戒。
结合前面宋敏修因为丧女之痛，梅尧臣宽慰其将来会有更多女儿和女婿来看，在重男轻女社会中，这种祝愿明显不会讨人喜欢，大部分人可能更愿要个男孩光宗耀祖。可以想见，宋敏修收到梅尧臣诗歌后，对其调侃的祝愿不以为然，所以可能也反过来诅祝对方：刁氏这胎生女不生男。宋敏修当了一回预言家，结果如其所说生了女儿。梅尧臣说，虽然你会为预言应验而高兴，我也会为此而怨恨，但是让人情感得到慰藉又何必是男孩呢，生了女孩同样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慰情何必男”就该牢牢记在心中，不断用来自我警醒。
这个女儿不到两岁就夭亡，在欧阳修的《墓志铭》甚至都没有提及，其实梅尧臣非常疼爱这个女儿，在其身上倾注大量情感，集中频频出现。
二女儿小名叫称称。名字含义则如梅尧臣说“我名命汝，平御妾媵”，希望其将来为人妇后，善于持家，公平公正。梅尧臣有《咏秤》诗：
圣人防争心，权衡为之设。后世失其平，有星徒尔列。物物尚可欺，铢铢不须别。将淳天下民，安得必毁折。
在此之前的诗人绝少题咏这件物品。次女名字跟秤的特性相关，朱东润认为此诗就是指这个女儿。诗中说，秤是圣人为公平而设的，但后世风气转变，不追求公正，尔虞我诈，让它形同虚设。秤可以保证天下的公平，存在有其必要性，想让民风淳正，就不能让它受到摧折毁坏。事实确实相反，就如同女儿命运一样。
庆历八年（1048），不到两岁的女儿夭亡，此时他已年近半百。梅尧臣为此写下三首悼亡诗和一篇砖铭。我们不妨从诗看起，《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殇小女称称三首》其一：
生汝父母喜，死汝父母伤。我行岂有亏，汝命何不长。鸦雏春满窠，蜂子夏满房。毒螫与恶噪，所生遂飞扬。理固不可诘，泣泪向苍苍。
女儿是梅尧臣再婚之后的首胎，夫妇两人没有因为重男轻女的现实，而对女儿的降临感到沮丧，这正是前言“慰情何必男”的体现。面对女儿夭逝，其心情不再像前面宽慰、戏谑别人那样轻佻。他陷入自责之中，难道女儿遽亡是因自己德行有亏。但是他察觉到的自然现象，又不足以支撑这种想法。乌鸦、蜜蜂子女成群，与诗人的处境刚好相反，但它们的德行并非完美无瑕：蜜蜂有毒刺蜇人，乌鸦则聒噪烦人。德行与子女命运没有太强的联系。梅尧臣觉得天理无法追究，只能无语泪流，面对苍天。这个“诘”字在三年前就出现过了，天高难问，命运对我们来说，有太多的不确定。
其二：
蓓蕾树上花，莹絜昔婴女。春风不长久，吹落便归土。娇爱命亦然，苍天不知苦。慈母眼中血，未干同两乳。
哭泣显然无法完全宣泄心中的悲恸，看到树上含苞待放的白色花蕾，就会想起同样洁白晶莹的女儿。梅尧臣在《小女称称砖铭》对其形态也有刻画，称其“禀气血为人，丰然晳然，其目了然”。不过春华苦不持久，春风一吹，就凋落在地，尘归尘土归土。人亦是如此，虽然无比宠爱，但也无法保证永恒，随时都会像花一样陨落。苍天并不与人共情。梅尧臣本就说过“造物本无恶”，他不会去指责上天。无善无恶，同样就无情无义，最伤心的还是与孩子血肉相连的父母。两首结句都写父母之哭，但上首写梅尧臣泣泪，这首则写妻子刁氏泣血，悲伤程度大大不同。泪水已干，继之以血，血泪未干就像还没来得及给孩子哺乳的奶水一样。对女性而言，这是有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痛楚。
其三：
高广五寸棺，埋此千岁恨。至爱割难断，刚性挫以钝。泪伤染衣班，花惜落蒂嫩。天地既许生，生之何遽困。
女儿的棺椁不过五寸，埋葬的却是千年的遗憾。至爱本来就难以割舍，即使最为刚强的人，遭受这种打击也会不知所措，变得迟钝。第五句写到落泪，可看作与前两首的勾连，第六句写花落又照应了第二首。花卉不可避免会凋零，但有些未免凋零得太早，与《砖铭》所言“鸟兽蚁蚁犹有岁时之命，汝不然也”一样。诗人前此反复说过，诘问苍天是没有意义的，但他还是有巨大的困惑，既然让她们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又让她们如此匆忙地离开这里呢？
“生之何遽困”即《砖铭》“何病夭之遽”。梅尧臣《砖铭》对这种困惑着笔更多，“耳鼻眉口手足备好，其喜也笑不知其乐，其怒也啼不知其悲；动舌而未能言，无口过；动股而未能行，无蹈危；饮乳无犯食之禁，爱恶无有情之系：若是则得天真与保和，何病夭之遽乎！”诗歌的容量无法倾泻巨大的困惑，所以通过另一种文体承载其情感。诗歌毕竟要讲比兴，要温柔敦厚，但情感的释放更需要体量更大的文章。梅尧臣的答案是“得不推之于偶然而生，偶然而化，偶然而寿，偶然而夭，何可必也”，这一切都是偶然的，难以预料。这不就是《庄子》所说“虽有大知，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测其所将为”吗？最后，梅尧臣仍是自我和解：“汝之魂其散而为大空，其复托为人，不可知也。其质朽而为土，不疑矣。富贵百年者尚不免此，汝又何冤！”寿命之长短，不能改变死亡的相同命运，由此视之，似乎又不必觉得冤屈。这种思想在上述宽慰别人的诗歌中是一以贯之，诗人最终还是要通过文字走出悲痛的困局。
这个故事值得考索一番，是因欧阳修所写梅尧臣墓志铭中只出现夭折的男孩，而没有出现这个也在梅尧臣生命史留下重要一页的女孩。
秋庭戏婴图
四
另一个女儿，梅尧臣去世时年纪尚幼，还未出阁。在其晚年诗歌偶有提到。嘉祐元年（1056），梅尧臣五十五岁，某次参加朱处仁（字表臣）宴会迟到，写诗呈给杜挺之说明其中缘由。《将赴表臣会呈杜挺之》曰：
莫怪去迟迟，予心君亦知。膝前娇小女，眼底宁馨儿。学语渠渠问，牵裳步步随。出门虽不远，情爱未能移。
诗中所言“娇小女”“宁馨儿”应是梅尧臣的三女儿，此时出生不久，已经牙牙学语，对世界充满好奇，且学会走路，对父母有很强的依恋性。可以推测，女儿大约两三岁。四年之后（1060），梅尧臣撒手长逝，所以欧阳修说她年纪“尚幼”。
关于家庭的温馨，与子女相处的欢乐，在梅尧臣诗歌颇多描写。庆历元年（1041），梅尧臣在风雪天想再游金山寺，家人担忧其人身安全，以天气恶劣劝阻，其《瓜洲对雪欲再游金山寺家人以风波相止》所说“忽牵儿女恋，空听远钟撞”。因家人牵念，不能任性出游，只能与家人一起，在远处听金山寺的钟声。皇祐元年（1049），濛濛细雨，天色将晚，梅尧臣赶路回家，仆人饥馁，路又泥泞难走，可谓舟车劳顿，但快到家的时候，仍然感到身心舒缓，疲累不再，其《雨还》曰“关已度兮心缓，家将至兮涉溪。喜膝前兮童稚，饷灯下兮女妻”，最重要是马上可以见到妻子和小孩。这些描写，如果非要寻找文学传统，那可以上溯鲍照《行路难》：“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只不过在梅尧臣笔下，这类书写反复出现，虽有传统可循，但足以说明他乐意与家人相处，且能在其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快乐。正因如此，出门在外的他特别害怕家人的牵挂和担心。《登瓜步山二首》有“舟师添系缆，儿女望人回”，正是叙说这种情状。皇祐三年（1051），梅尧臣爬瓜步山，在山上遇到暴风雨，下山时还电闪雷鸣。“心速湾犹远，行迟伴屡催。”内心虽然着急，但离渡口尚远，行动迟缓，同伴还屡次催促。船只终于靠岸泊舟，儿女正在家中期盼父亲的归来。以上这些诗歌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外面的风雨多么的难以预测，但家庭永远是可靠的避风港。
五
了解以上这些信息，或许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梅尧臣的一些诗作。
（一）梅尧臣《汝坟贫女》。朱东润说这首诗是诗史，各类文学史教材或宋诗选本都会提及这首代表作。这首诗写于康定元年（1040），梅尧臣三十九岁。如果我们知道此时他的大女儿刚刚三岁，那么或许更能理解贫女嗷嗷无告，僵死河边对他的触动。诗中说“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但触动心弦的是贫家女的惨剧。“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孤苦无依，死后都没人帮你下葬。白居易有诗曰“贫家女难嫁”，贫女想要寻找依傍，无疑难上加难。梅尧臣最后说“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贫女既没有依靠，又不能代父应征，那活着到底要怎么办？是继续挣扎，还是一了百了。梅尧臣充满困惑。
与此类似的还有皇祐五年（1053），梅尧臣《淘渠》所写：“老翁夜行无子携，眼昏失脚非有挤。明日寻者尔瘦妻，手提幼女哭嘶嘶。金吾司街务欲齐，不管人死兽颠啼。”根据前面的考证，写作这首诗的时候，梅尧臣的三女儿刚刚出生。虽说这类描写早有王粲《七哀诗》、杜甫三吏三别等珠玉在前，但关注这种现象于女儿降临之后，可能并非时间上的巧合。创作源于生活，知人论世或许不能忽略这类情感共振。
（二）王昭君是北宋中期文坛一个重点关注和书写的历史人物。王安石写成《明妃曲》之后，梅尧臣、欧阳修、刘敞、曾巩、司马光等人都有唱和，形成一组同题诗。宋代文学研究者对此有精细的研究，如内山精也《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事实上，在此之前，梅尧臣、刘敞已有相关题材的创作。
关于诸家《明妃曲》的异同，内山精也指出要从“年龄辈分的差距”上寻求，“凡是青壮年时期多作讽刺社会矛盾的政治色彩浓厚之作品的诗人，到了中晚年就会转成不涉政治的作风”。欧、梅与王、刘、曾等人并不是一辈人，所以像王安石更倾向在诗歌里面探讨出处、君臣关系的问题，而两位年长者却没有回应这一话题。朱刚说这是两代人的代沟。
梅尧臣和作往往被学者视为是对欧阳修的重复，如其“明妃命薄汉计拙，凭仗丹青死误人”“男儿返覆尚不保，女子轻微何可望”，与欧阳修“汉计诚已拙”“红颜胜人多薄命”相似。换句话说，虽然两人政治地位悬殊，但老友之间的观念互有影响。欧、梅诗歌自然不能说与政治绝缘，至少都批判了汉朝和亲政策，但两位年长者不约而同地关注女性的命运。这就不能仅仅解释为年长者“看破”，“身心的衰老”，或为了“保身”，而是与其个人经验，尤其是女儿的命运有关的。
在嘉祐五年（1060）《和介甫明妃曲》之前，梅尧臣早有昭君题材的诗作。嘉祐三年（1058），刘敞写下五古《王昭君》，梅尧臣有《依韵和原甫昭君辞》，其后两人又各写了一首。看两人关注的地方，仍是女性无解的命运，如刘敞“丹青固难恃，远嫁委尘埃。十步一反顾，百步一徘徊。出门如万里，泪下成霰摧……”，梅尧臣则有“未弭后世患，玉颜困黄埃……在昔李少卿，听笳动悲哀。壮士尚如此，蛾眉安得开”、“一嫁异域去，不复临镜台。……故国万余里，此生那得回。乃知女子薄，莫比原上莱。”。这些与两年后所写的《明妃曲》基本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过是一为五言，一为七言，所以不必强调两年后所写受欧阳修影响。
明妃出塞图
梅尧臣第二首通篇描写远嫁异域的痛苦，在异国他乡，重回故土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中间铺排生活他乡的困顿，无不表明女性的命运，远比地上的草芥卑贱。如果结合上述的女儿诗歌，我们就可以理解梅尧臣这种心情是如何产生的。嘉祐元年（1055），梅尧臣送十九岁的大女儿出嫁，其目的地是绛州（今山西临汾）。对于宣城梅氏来说，这可以称得上是一次远嫁。女儿想要回来娘家，恐怕不太容易。严格来说，山西临汾在汉代算是南匈奴的地盘，蔡琰《悲愤诗》所写塞北环境之恶劣，应是这个地方，而昭君出塞或许经由这里。可以想象，女儿远嫁之事对梅尧臣的冲击，这种事情很难不影响其昭君书写的立意，或许因此更能共情昭君远离故土，身入异邦的命运。因此看到刘敞的诗歌，马上想要唱和，一首不够，还要再写一首。两年后诗坛兴起昭君故事创作热，梅尧臣又写一首。立意不像年轻人那样锐志翻新，梅氏不去回应，而是重复两年前的旨意，或许这种保守的重复才能有效纾解心中的沉郁。新鲜只是一时，重复才是永恒而稳定的。红颜薄命看似陈腐的议论，其背后仍有其生活经验的投射，可以说，即使平常，也是深厚的平常。
稍微年轻的王安石（嘉祐五年，四十岁）即使理解，也不屑在诗中表达。王安石也有三个女儿，小女儿在其三十岁时夭折，其他两个后来分别嫁给吴安持、蔡卞。在他诗集多以“吴氏妇”“蔡氏妇”出现，这些寄赠女儿的诗歌多在晚年退居南京所写。女儿与王安石分开之后，书信往来极为频繁，所谓“家书无虚月，岂异常归宁”。书信多是用来表达思念之迫切，见面之艰辛，所谓“汝何思而忧，书每说涕零”。文字上的往来无法取代回家真切的接触。或许只有在这种情感的煎熬下，诗人到晚年才会更加思念不在身边的子女，才能体会女儿远嫁之后“知汝凄凉正忆家”的心情。
“昭君不归”的主题是当时成年女子命运的缩影。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马上自作思归曲”“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虽与王安石原作离题，但明显更为普遍。七年之后，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明妃小引》又重申此意，“汉宫诸女严妆罢，共送明妃沟水头。沟上水声来不断，花随水去不回流。上马即知无返日，不须出塞始堪愁。”这样看来，“不归”的主题更受诗人的青睐，更具普遍性和生命力。
以上从女儿的背景切入，至少能够读出诗歌不一样的情感深度。
在的人学拳的似乎越来越少了。就比如电视上的拳击比赛，也不再是以前那种那么传统的拳法，慢慢的，有些拳法都在流失了。而且拳法这种传统文化似乎也成了城市文化中的另类文化，山东的四大名拳就属于此列。
螳螂拳：
螳螂拳产生于明末清初，相传由明末清初王郎（山东栖霞人于七）所创。于七家道富有，酷好武术，曾投万贯家资往少林习艺，一心报效国家。无奈清兵人关，报国无门，他愤然回到山东，组织义军，与清廷作对。
有一次因寡不敌众，几乎全军复灭，于只身走到崂山脚下，匿在渔民家中，清兵追至，于七急上崂山华严寺，找到以前同在少林学艺的师兄——华严寺的主持和尚，以求庇护，师兄出寺一看，连忙入来，令于七换上僧衣，削去头发，扮成和尚，并且以开水烫到他脸又红又肿，叫他睡在禅房、盖上被子，不得出声。
俄顷清兵搜到，师兄说了这个是新来的僧人，患了天花病，清军官怕被传染，只望了于七一眼就退出来。根本认不出他，瞒过了清兵。师兄对于七说，外面风声仍很紧，叫他索性在此当和尚，避过风头火势再算，于七应允。
因他是义军首领，时有旧部下秘密找他，于七深居简出，不轻易见客，与旧部下定暗号，凡来找他的，必须写一个“王”字，交给守门和尚，守门和尚才允许进内。（“王”字就是“于七”两字的重叠）后来于七索性说自己姓王，人呼之为王郎，“郎”是男子汉的称呼，以后音误为王郎，“王郎”名字，一直流传至今。
螂拳的手法，主要是：勾、楼、采、挂、黏、沾、贴、靠、刁、进、崩、打十二字诀。要求：“不刁不打，一刁就打，一打几下”的连环进攻。
螳螂拳的风格，总的来讲，是快速勇猛、斩钉截铁、勇往直前的气势。其特点是：正迎侧击、虚实相互、长短兼备、刚柔相济、手脚并用，使人难以捉摸，防不胜防；用连环紧扣的手法直逼对方，使敌无喘息机会。
手法很丰富，既有大开大合的长打手，又有短小快捷的偷漏手，既有肘靠擒拿，又有地趟摔打。在套路演练方面，讲究快而不乱、刚而不僵、柔而不软。套路结构严谨，动作之间衔接巧妙。外功是铁砂掌，内功是罗汉功。常练螳螂拳，可以培养人们的坚强斗志和敏捷应变能力。
孙膑拳：
孙膑拳风格独特，击技性强，重实用。拳法以组合形式为主，每一手即为一个用法，三百六十手可以互相串联，进时可以组合连击。出拳讲究拧、绞，缠螺旋劲，旋臂出拳，拳走曲线，曲中求直，攻中有防，防中寓攻。方法讲究“三出而一主”，两臂一腿并发。战略上以“圆、角、线、点”为原则，即采用孙膑步左晃右移，走弧走圆不停，时刻保持侧身对敌。
要抢占站位角度，利我而不利于敌；一触即发，一发就到，一点就胜；以动作迷惑对方，有真有假，有虚有实。演练中要求“内外相合，形意相通”。主要手法有蹦、弹、抓、挑、钻、擂、拉、劈、抄、砍、截、摆、封、捅、砸。步法为蹒跚步，拔跟掀脚，蹒跚跛行。主要腿法有踢、碰、蹬、踹、踩、挂、跪、截、播。
孙膑拳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系统，蹲走跛行是其最突出的特点，出拳走曲不走直，曲中能够求直，看似偏离，但击中点却是那样准确。这种曲线出拳的理论以不招不架、转向进取为表征，最容易使对手产生错觉。
孙膑拳在套路上最讲究手手相连，技击动作往往连发，很少有单击动作，给人以轮拳滚打的感觉，孙膑拳套路数段，每段都有重叠动作，此乃“一招不成，再来一招”的打法。
四通捶：
该拳起于何时，已无据可考。清嘉庆年间，黄县人冯立旺将此拳传给潍县人卞相庭。四通捶原为“撕捅拳”，取意于技法上的“撕抓捅打”。经卞氏父子的演练，特别是卞相庭之子卞佃奎的勤习揣摩，该拳得以传播，因而“撕捅捶”又称“卞家捶”。经过多年流传，“撕捅捶”演化为“四通捶”，即拳理要求的“意与势通，势与法通，法与气通，气与力通”的“四通”之意。现主要在潍坊、青岛、济南等地流传。
该拳强调功力，注重下盘功法，以静力桩功为主，突出功靠，有靠手、靠腕、靠肘、靠肩、靠脚、靠腿、靠膝、靠胯的专门练习。拳理讲究“四通”。主要方法有撕、采、揪、抓、抄、绊、拉、提、举、挫、劐、挑、贯、砸、顶等。动作简练古朴，势法分明，动静相兼，疾徐有序，刚劲有力。
四通捶徒手套路包括八大功靠和辅助功靠共26路，群仗势33路，八步捶36路，铁地耕牛9路，地八门34路。
文圣拳：
文圣拳亦称五步架、杜家拳、神拳、长寿拳。据传为赵匡胤后代，将赵匡胤所习的老洪拳和文功静坐法相结合，发展演变为文圣拳。“文”字取意于文功静坐之法，“圣”字显其拳理高深。清乾隆年间，山东冠县杨四海将文圣拳传嘉祥县的杜宏信。后杜宏信返回家乡广授文圣拳技艺，杜去世后，为纪念他，将文圣拳称为“杜家拳”。
文圣拳动作稳健，无窜崩跳跃，五步之距就可练拳，人们又称之为“五步架”。清朝末年，文圣拳中反清复明的有志之士聚会时，总是先烧香敬神，继之习拳练武，燃香习武渐成规矩，文圣拳由此被称为“神拳”，又因为文圣拳门中长寿来人甚多，有“八十出功，九十步松”的说法，故人们又叫“长寿拳”。
文圣拳以古代阴阳无形变化的原理为拳艺指南，有文功和武功两部分组成，文功即静功，武功即动功。文功主要是调息，入静，养气，练意，为功法拳法之根本，方式有静坐、侧卧、仰卧、站立等式。武功，主要是练形求法，动作中将讲究阴阳变化，刚柔含展，伸筋拔骨，以意引气，以气催力，气到力到，意气力结合，方法上讲究粘、沾、连、挤、推、托、靠、钻等。
文圣拳历史久远相传在唐宋年间，分别有李世民，赵匡胤之后隐名在山中修时所创，明未清初传为神拳，清朝时期代表人为河北官县杨四海，杨四海传山东嘉祥杜洪信，叫文圣功，后人称杜家拳82年国家杨武术挖掘中，被济宁汶上县宋庄村宋传平大师更名文圣拳。
【结束语】拳法虽然值得去学习和研究，也希望我们一代一代能够传承，但是先人留下的拳法只是让我们学会用在有用的地方，而不是动用武力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