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13日晚上10点多
一名8岁小女孩独自出现在
盐靖高速泰州新街出口
一问，孩子竟然是被母亲丢下的！
当时，小女孩找到附近一家加油站求助。“妈妈把我送到快到前面的高速出口那边，我自己走过来的。”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报警后，民警很快赶到现场。
小女孩告诉民警，自己家住在泰州姜堰区顾高镇，因为自己撒谎，被妈妈在高速上赶下了车。
“我跟妈妈说作业写完了，妈妈发现我作业只写了一点点。”小女孩说，自己暑假要做很多作业，都没有休息的时间，“我只是想今天休息一下。”
民警随后将女孩带回派出所，并联系上了孩子的母亲。
不久，孩子母亲陆女士赶到了。
“她妈妈当时开出去几百米，但是后来又回头了，但是没有找到孩子。她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孩子不要说谎，吓吓她，以此作为惩罚。”泰州泰兴市公安局新街派出所民警孙嘉新说。
陆女士承认，暑假期间，她给女儿报了不少补习班，作业较多。经民警批评教育后，陆女士当场落泪，表示一定改正。
民警提醒，成绩固然重要，但同时也要注重孩子的身心健康，更不能采取极端方式教育孩子，一旦出事，可能后悔终身。
来源 / 泰州台 泰兴台 李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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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之都黄桥：中国制造的美丽与哀愁
本刊记者/程昕明
本文首发于总第896期《中国新闻周刊》
一把中国制造的小提琴能有多便宜？
在淘宝网上，产自江苏黄桥的入门琴价格从199元起。
就是这不可思议的低价位，撑起了中国提琴总产量的70％，也占据了世界提琴版图的30％。
2019年4月12日，在中国乐器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提琴产业之都黄桥”作为“乐器行业功勋单位”受到表彰。
在当地，不会拉琴的农民造琴的历史已有50多年，并连续24年提琴销量稳居世界第一。阳春白雪遭遇下里巴人，高雅艺术邂逅发财致富，共同谱写着“中国制造”的美丽与哀愁。
从“社办”小厂到琴韵小镇
黄桥的“提琴之都”是行政区划调整的结果，原本这里最出名的是特色小吃黄桥烧饼。
2010年，黄桥镇合并了周边的数个乡镇，变成了拥有二十多万人口的“超级乡镇”。原来经轻工业部和中国乐器协会联合命名的“中国提琴之乡”溪桥镇也并入了新设立的黄桥镇。
从黄桥镇政府向西五六公里，才是这个“提琴之都”的大本营。沿途，琴韵小镇的地标优雅而醒目，宽广的道路两侧是提琴状的人工湖和建设中的乐器产业园区。
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的数据，2018年全镇乐器生产及配套企业完成产值22.8亿元，销售收入24亿元，占到了全镇经济总量的1/5左右。全镇年产各类提琴逾百万套，其中OEM（品牌代工）约占60％。
在故事开始的1960年代，这里只是给上海提琴厂加工配件的一家“社办”小厂。几位下放回原籍的上海知青拿着公社资助的几百元钱，在旧民房里做起了琴头、弓杆等零配件。
“一个琴头五毛钱，一个弓子一块钱。”江苏凤灵乐器集团董事长李书回忆说。
1971年8月9日，江苏省泰兴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溪桥人民公社乐器厂。1973年4月22日，溪桥生产的第一把“向阳牌”小提琴诞生了。
到上世纪70年代末，因为机制和市场等多种因素，上海提琴厂下达的生产计划萎缩，工厂处于严重亏损状态。
1980年，李书担任提琴厂副厂长，他对内整顿风纪、调整生产布局，对外拓展合作、参加“广交会”，逐步将企业扭亏为盈，跃升为全公社排名第一的工厂。
1984年，李书抓住全国工业体制改革的机遇，走城乡联合的道路，与上海提琴厂签订了十年的联营协议，公社提琴厂由此变身为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这次联姻成为溪桥提琴产业腾飞的起点。
1995年1月1日，发展壮大的溪桥乐器厂正式独立，再也不用跟上海提琴厂四六分账了。当年，它就成为国内第一大提琴生产商，冲垮了众多国营乐器厂。
1996年，工厂又拿到了自营出口权，溪桥乐器厂更名为凤灵乐器有限公司，50％的产品通过合作的美国公司销往美国市场。自此，凤灵乐器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提琴生产商。
2007年1月13日，《洛杉矶时报》以《中国：小提琴制造王国》为题报道了溪桥的提琴产业。文中写道，“由于采用了流水线生产并拥有对每小时挣50美分感到满意的熟练工人，凤灵公司能以低于25美元的价格出售其产品……他们把德国和法国挤出了低价小提琴市场。”
在海外媒体眼中，“中国制造”在提琴领域里的异军突起与在玩具、服装、洗衣机、家具等领域的表现没太大不同——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快速提升的技术占据行业主导地位，而世界提琴行业的最高水平还在欧洲。
十多年过去了，这种产业格局没有太大改变，黄桥依旧生产着世界上绝对大多数的入门级学生用琴。不同的是，当年的“提琴之乡”早已升级为“中国提琴产业之都”。
2018年，以黄桥乐器文化产业园为核心打造的“琴韵小镇”入选全国特色小镇、江苏省首批特色小镇。
在琴韵小镇的沙盘前，黄桥乐器文化产业园管委会办公室主任钱富民娴熟地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起“一湖一厅两片区”的建设规划，这项占地3.17平方公里的工程将分10年逐步实施，目前已完成30％至40％。
在最新的政府规划中，黄桥镇力争到2021年聚集300家乐器企业，形成年产百亿元的规模，提升在全球乐器行业中的地位。钱富民介绍说，在黄桥现有乐器企业中，除了独占鳌头的凤灵集团，还有年产值6000多万的企业一家，年产值3000多万的企业七八十家，十几个人的家庭作坊上百家。
“上世纪80年代，凤灵乐器一家就可以代表黄桥的提琴产业，到90年代它还占80％以上，现在大约占到全镇产量的40％。”曾经在凤灵集团工作多年并对提琴产业深有研究的钱富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黄桥镇一家提琴厂的生产车间。一边是越来越高的人力成本，另一边是不到5%的利润率，这是提琴大厂面临的现实问题。摄影/本刊记者 程昕明
家族式的龙头企业
在黄桥的提琴发展史上，凤灵集团董事长李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在他亲手打造的中国最大的乐器博览馆，《李书的人生之路》也被制作成宣传画面悬挂在显著位置。
李书的身份很特殊，做过企业负责人，也做过乡镇领导。他如今的办公室仍是他30多年前当乡长时的政府办公楼，在这里，挂满了历任江苏省领导到黄桥视察的照片。李书介绍说，提琴行业是黄桥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所以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有的领导甚至上任的第一站就是到这里来视察工作。
1973年李书进入溪桥乐器厂做学徒，土生土长的他与音乐最早的关联是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拉二胡。他从做琴头学起，从保管员、会计、供销科长、生产科长一路做到厂长。
从1971年到1979年，厂里换过9任厂长，其中有一个厂长干了四个月被工人打到休克，没多久脑梗发作去世了。当地人把乐器厂称为“作气厂”，意思是厂里天天斗气，“大吵大闹三六九，小吵小闹天天有”。
1980年，“霸道总裁”李书接管乐器厂的十天内开除了13个不服从管理的工人。“我年轻时脾气很坏，我在理上我就狠，不在理上我向你打招呼。”年近七旬的他回忆说。
1984年与上海提琴厂的合作也是李书千辛万苦争取来的。为了这次合作，李书在一个月内跑了11趟上海，花好几天把提琴生产183道工序的价格背了个滚瓜烂熟。
十年的合作做大了溪桥的乐器产业，也坚定了他独立发展的决心。“跟国营企业合作太难了，一个小时可以解决的事十天都办不完。”
1993年，李书第一次到德国、意大利参加展销会，深受震动。“差别太大，我们的提琴卖100多，别人的卖1800，工艺上强太多了。”
李书不服气，买了国外的好琴带回来研究，一个一个零部件拆开看。“同样都是人做的，我们是人吗？”个头不高的他始终有一股庄稼汉的执拗。
1996年他再次到国外参加展会，发现自己的琴卖180块还有30％的利润。按李书的说法，之后他们又花了五年的时间把全世界大的提琴厂都冲垮了。“品质不低于它，但价格是它的十分之一。”
1999年，李书辞去溪桥的乡长职务一心办厂，上级领导大惑不解，“1949年以来，我们泰兴的乡长、书记没有辞职的，你是第一个。”
2000年，凤灵乐器有限公司改制为民营企业，李书担任法人代表，买下了公司100％的股份。2006年成立江苏凤灵乐器集团。
2010年，年近60岁的李书把公司的法人代表变更为1978年出生的双胞胎儿子，如今他们分别掌管集团旗下的吉他厂和提琴厂。
曾经有好几次，凤灵集团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上市，但是每次临到合同签字前他都退缩了。“手抖，不想用别人的钱。现在想起来还是思想不够大胆，有点保守。”
如今，整个黄桥的乐器行业都多多少少带有“凤灵”烙印。李书介绍说，当地在工商注册的乐器企业有119家，其中有81个是从凤灵出去的。
在3.4万人口的溪桥社区，大约有2万人在从事提琴生产。作为龙头企业的凤灵集团现在会把更多的前道工序下放到农村，制定制作和验收标准，农民们白天可以务农，晚上可以制琴，用李书的话说叫“工农两不误”。
“低档产品让他们做，小市场让给他们。我们以出口国际市场、大城市大客户为主。”李书认为这是未来凤灵集团和黄桥提琴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东方克雷莫纳”之梦
“这种放下锄头就做琴的模式，从客观上讲是必须佩服的。他们竟然能把这么复杂的东西做出来。”在北京新街口的一家提琴专卖店，一位提琴制作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这位制琴师介绍说，提琴制作包含了桥梁学、力学、声学、化学、几何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在提琴行业，也一直有机器生产和手工制琴之分，真正的高档提琴大多是专业技师从头到尾独立完成，顶多是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而不是黄桥式的流水线生产。
这位制琴师制作一把价格在六万元左右的提琴通常要花两个多月的时间，一个月做“白琴”，一个半月做油漆。
“提琴的木材通常要存放5年以上，否则很容易热胀冷缩，但是木材存储成本是非常高的，一般的小厂肯定做不到。如果琴很便宜，那利润只能从材料上压缩，有些提琴用的胶甚至都达不到国际标准。”这位制琴师说。
在店里为学生挑选小提琴的一位音乐学院老师表示，她遇到过一些用低价入门琴的学生，结果是花五分钟给学生调好音，过半分钟又跑音了。“课时费也不便宜，如果非要用这种便宜的琴，每次上课有很多时间都浪费在调音上，其实是得不偿失。”
在这家提琴专卖店，最便宜的入门级手工小提琴售价也在1800元左右，是黄桥入门产品的好几倍。
面对“便宜没好货”的质疑，黄桥乐器文化产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钱富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首先，黄桥的提琴是一种半机械化生产。其次，我们可以拿温州小商品打个比方，有人认为温州小商品都是低档货，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它的产业集聚度极高，社会分工很细，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和物流成本，所以很便宜。”
这些年，黄桥也一直在努力突破“低端琴”的标签。
2019年3月28日，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创始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郑荃的提琴制作大师班在黄桥开课，当地近50名提琴制作人听取郑老师的专题讲座。
郑荃是第一位被公派到小提琴发源地意大利克雷莫纳学习提琴制作的中国人，也是中国加入国际提琴制作大师协会的第一人。2018年，他作为乐器行业唯一代表被授予轻工“大国工匠”称号。
二十多年来，郑荃多次往返于北京和黄桥之间，作为凤灵集团的技术总顾问提供技术指导。2018年7月，黄桥镇人民政府向郑荃颁发了黄桥“琴韵小镇”名誉镇长的聘书。
第一次到黄桥，郑荃被李书的管理方式震惊了。工人六点钟上班，李书四点就到厂里，上班以后先做早操、喊口号宣誓，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十点。
受聘担任技术顾问之后，郑荃在凤灵集团建立了一个高级提琴车间，亲自驻扎过一段时间，又派自己的学生去那里住过几个月。但郑荃发现，消费者的观念还是很难改变，大家觉得到黄桥就是去买学习琴的。厂里做出的高端琴不太好销，同时对工艺的要求又高，总之费力不讨好，渐渐地做高端琴的人就越来越少。
“生产廉价提琴不是可耻的事情，它满足了很多刚开始学琴的小孩的需要。”郑荃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工，就像有人当工人有人当工程师一样，互相不可取代。
其实，在黄桥人心中一直深藏着一个“东方克雷莫纳”之梦，那是全世界提琴行业的发源地和制高点，那里有500年的造琴史和300多位注册的造琴师，当地出品的提琴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做不到最高水平，这是整个中国制琴行业的痛点。但也不是遥不可及的事，关键是转换理念。”比如，郑荃近期在黄桥讲课时就反复提到返璞归真、回归传统。
近年来，为了提升提琴行业“中国制造”的水平，他还不遗余力地打造了“中国国际提琴及琴弓制作比赛”。将于5月4日开锣的第四届赛事就吸引了全世界464把提琴参赛，其中来自中国的提琴有400把。
在采访中郑荃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五六百元的琴也能做得很好，“工业化提琴也有自己的规律，不一定要硬往艺术提琴上靠。”
曾经在克雷莫纳游学5年的郑荃教授认为，黄桥的提琴制造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但中国的提琴文化底蕴不如欧洲是事实，因此也没有必要盲目模仿。与其从外壳上去学，或者是搞一场成千上万人的活动、造一把全世界最大的提琴，倒不如踏踏实实把琴造好，“每一把琴好一点点，那就不得了”。
报记者 史志鹏
常泰长江大桥一瞥。 邵 旭摄
焊接机器人对U肋板单元进行焊接。 张孝远摄
施工人员对沉井承台进行第二次混凝土浇筑。 孙 璐摄
大桥南主塔封顶。 邵 旭摄
大节段从码头滚装上船。 陆严苏摄
对大节段进行吊装。 陆严苏摄
在江苏泰兴七圩渡口，车辆排队等待乘坐轮渡前往江对岸的常州。常州和泰兴隔江相望，平均距离仅约3公里，但若不乘轮渡，只能绕行泰州大桥或江阴大桥。建桥，是当地百姓的真切期盼。
5年时间，长江中下游，泰州大桥与江阴大桥之间，一条新的“钢铁巨龙”横卧江面，蔚为壮观。这条“巨龙”就是常泰长江大桥。大桥全长10.03公里，主航道桥采用主跨1208米斜拉桥，天星洲和录安洲两个专用航道桥采用主跨388米钢桁梁拱桥，均刷新同类桥梁世界纪录。目前，全桥合龙在即，大桥建成通车后，常州至泰兴车程将缩短至半小时左右，对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扬子江城市群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常泰长江大桥有何特殊之处？大桥设计与建设背后有哪些故事？日前，记者探访了常泰长江大桥建设现场及相关工厂。
“焊接时要全神贯注”
在中铁工业旗下的中铁宝桥扬州公司生产基地，两块钢桁梁大节段静置地面，等待从码头启运，拉往桥位吊装。这一步骤后，常泰长江大桥将拉开全桥合龙序幕。
从下往上看大桥，并未觉察其中一块节段有多大，但真正站在未出厂的节段面前，记者不禁被其庞大身躯所震撼。“建桥就像搭积木，对于常泰长江大桥主航道桥来说，就是把一块块大节段拼接起来。”中铁宝桥扬州公司常泰长江大桥项目副经理秦勋介绍，大节段好比积木，别小瞧这块“积木”：标准长度28米，宽35米，高15.5米，最大单重达1866吨。
大节段由板单元及不同类型杆件组成，板单元由板材切割后的零部件拼焊出来，大桥的质量和安全与此直接相关。“跟做衣服类似，用什么料子，领子、袖子缝得结不结实，都会影响衣服的耐久性。”秦勋说。
在基地钢桥梁智能制造示范线，记者看到围绕板单元加工制作的诸多工艺，目标只有一个：焊得更牢固。“这叫‘U肋’，在板单元中扮演重要角色，是提高桥面强度的关键。”走到一块船位焊的板单元旁，秦勋介绍，桥面板单元的一面过车，有车时就有压力，车通过后压力消失，这样反复作用会导致疲劳载荷，路面易开裂。这就需要在另一面焊上一根根U肋，在一定区域形成箱体结构，大大提升路面承载力。
“这个焊缝焊得光滑，外观好，内部也没啥缺陷。”中铁宝桥扬州公司常泰长江大桥项目副总工曹林说，以前U肋焊到板上主要靠人工，常泰长江大桥建设过程则采用了焊接机器人。激光传感器就像“眼睛”，扫一下就知道点焊位置在哪儿，精度和效率明显提升。
来自河北的曹林是90后，大学毕业就来到中铁宝桥扬州公司技术研发部工作。常泰长江大桥对零部件精度的追求和把控，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桥面板单元U肋的熔深必须控制在80%。换句话说，U肋厚度8毫米，单面焊接的坡口部分熔透角焊缝焊根未熔透的最大尺寸不超1.6毫米。”曹林说，“焊接时要全神贯注，熔深低于80%达不到标准要求，可如果电流电压稍微大一点或设备抖动一下，就会直接焊穿，因此必须格外精准。”
“我们还引入了破坏性试验。”曹林介绍，项目随机抽取板单元成品，将其焊缝切割来验证焊接质量，为提高板单元疲劳性能及耐久性提供可靠保障。
中铁工业旗下的中铁山桥南通公司也承担了常泰长江大桥钢桁梁大节段的制作。老家安徽的马浩鹏是公司工程技术部部长，虽为95后，却是工作9年、参建20余座大桥的“老司机”。现在，他的脑海里仍不时浮现当时大节段装船发运的场景。
“大节段尺寸大、重量大，码头的吊机根本吊不动，只能采用滚装上船的方式。发运要密切关注当天水位，那时江面水位较低，经常凌晨启运，把大节段从厂区运往船上的时间很紧张。节段一上船，船一边就翘起来，然后赶快往另一边船舱注水，保持船的平衡，整个过程需要各方紧密配合。”马浩鹏说，“一块大节段，从板材运来，经下料、组焊、涂装，再到发运，周期约半年。眼瞅着一个个节段被拎上去，那叫一个激动!”
“两侧同位置孔的圆心间距偏差不超过0.5毫米”
常泰长江大桥所处位置，深水航道宽900米，往来航船如织。繁忙的航道如一条车辆川流不息的高速路。为了减少对航道通航影响，大桥设计者选择了斜拉桥桥型，并将跨度做到极大。
走在下层桥面，工人正加紧安装防抛网、防撞护栏等附属设施。“上层桥面为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咱们在的这层，这边是两线城际铁路，那边是四车道普通公路。”中铁大桥局常泰长江大桥项目副经理赵政说，这是大桥最特殊的地方之一。
有啥特殊？赵政介绍，按照传统做法，一般将两线铁路放中间，两边各布置两条公路车道，这样结构是对称的。而现在铁路和公路分列桥梁两侧，是一座“偏心桥”，这对于设计者和建设者而言，是亮点，也是难点。
据介绍，铁路与公路的恒载差异很大。荷载不平衡，将导致主梁横偏变形，桥面一边高一边低，威胁行车安全。为了解决荷载非对称问题，大桥设计者一方面尝试采用轻型化铁路桥面系结构，减轻铁路侧重量；同时，调整斜拉索索力，使铁路侧的张力大于公路侧，保证两侧桥面一样高。
曹林告诉记者，两侧脚下踩的路面材质也不同。铁路侧是更厚的复合钢板，由碳钢和不锈钢采用爆炸工艺结合而成，之后放道岔；而公路侧使用的只有碳钢，上面将铺沥青。
大桥两侧的弦杆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螺栓与孔群。从工厂运来的大节段，正是采取先栓后焊的方式拼接起来。中铁山桥常泰长江大桥项目经理李福生带领团队，连续几天在现场测量钢桁梁的拼装精度，其中就包括弦杆箱口栓孔的同心度。
“螺栓孔群的精度决定了大节段能否顺利拼接、大桥能否成功合龙。两个节段吊上来后，在弦杆间放置拼接板，打上螺栓固定，下一步就是焊接了。如果连栓孔都对不齐，节段根本拼不起来。”李福生说，“我们使用了大型双龙门三维数控钻床，实现双机精密联动，一次性完成杆件两端栓孔的钻制，同时在实体拼装前，进行模拟预拼，保证栓孔精度。”
在中铁山桥南通公司的工厂，记者见到了李福生说的钻孔设备，钻床正在进行下一座桥梁的弦杆作业。
“常泰长江大桥的栓孔就是这台机器打出来的，我们先打定位孔。3个定位孔，能控制这一区域的孔群位置。”马浩鹏介绍，“两侧同位置孔的圆心间距偏差不超过0.5毫米”。
定位孔钻制后，工人将一块样板放到弦杆位置，和3个定位孔重合，操作摇臂钻床开始钻其余位置的栓孔。“样板是特殊材质做的，钻头钻上去也不会损坏。”马浩鹏介绍，孔群钻好后由质检工程师对栓孔直径、极边孔距、螺栓孔间距等项点进行检查，合格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
“只有控制好总体倾斜度，塔顶才不会偏”
整座常泰长江大桥，最引人瞩目的要数桥塔。南北两座“钻石型”主塔耸立长江，直指蓝天。
两座主塔高度均为350米，分上、中、下塔柱三部分。桥塔采取分节段施工，建塔的过程就像串糖葫芦。此时，南塔已封顶，北塔封顶在即。“常泰长江大桥桥塔是目前世界最高斜拉桥桥塔，也是整个桥梁的核心工程。”中铁大桥局副总工程师于祥君介绍，一般桥塔是两塔肢，而这座桥的中、下塔柱设计成四塔肢、正八边形截面的形式，且塔肢尺寸不固定，做了收窄、内倾设计，“这对精度要求很严格，只有控制好总体倾斜度，塔顶才不会偏”。
换乘两趟施工升降机，记者来到北塔顶部，一部分工人正在吊装斜拉索。往下看，宽阔的江面上，偌大的船只也变得渺小。接着，记者进入桥塔内部，一排排孔洞映入眼帘。
“这是斜拉索的一个锚固端，另外一个位于钢桁梁的锚箱上。”曹林介绍，大桥首创了“钢箱—核芯混凝土”组合索塔锚固结构，利用的正是钢和混凝土两种不同材料的力学性能差异。混凝土抗压性能好，但抵抗弯矩产生的拉应力能力较弱，而钢结构抗拉、压性能均较好。将混凝土布置在上塔柱中性轴附近，钢结构布置在远离中性轴的外围，便能实现索塔锚固体系局部受力和整体受力的协调统一。
两座桥塔如人之两腿，稳立江中，靠双脚有力。双脚就是在水下的“沉井”。常泰长江大桥主航道桥桥塔基础沉井采用钢结构，一个沉井的面积相当于13个篮球场大小，高度差不多有24层楼高。将这样的“大块头”平稳放入江中，不是一件容易事。
“我们将沉井基础在船坞内整体制造，然后用拖轮浮运至桥位。施工期间，接高两次，下沉分了三次。”于祥君介绍，为了减少下沉施工风险，团队采取了“上小下大”结构，让沉井减轻自重的同时又有效限制了水流对沉井周边河床土体的冲蚀，减少冲刷深度。
沉井的每次下沉，都意味着向下不断取土，然而特殊的地质情况让施工人员犯了难。“沉井下沉区域分布着不同厚度的粉质黏土，这种黏土黏度极高，在水下好似橡皮泥，一旦把钻头糊住就很难把土吸出来。”于祥君告诉记者，建设团队研发了双头绞吸机、履带式绞吸机器人、龙门绞吸机器人、高压射喷钻机等“利器”对付黏土。同时，在沉井安装土压力传感器，在关键点监测应力，自动采集沉井姿态和结构受力数据，实现取土的精准控制。
看着即将合龙的大桥，曹林很感慨。“越到最后，越怀念大家一起攻坚克难的日子。大桥就像我们的小孩，一点点长大，能参与这个超级工程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曹林说，“等大桥通车后，我一定带家人来跑一圈，向他们讲讲造桥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