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酒店开设于内蒙古赤峰市的一个小旗县——巴林左旗，这个地方曾是大辽国的古都，也算是一个古老的旅游城市。正常旅游城市达到一个很高的入住率应该不算什么，但由于地理环境影响，当地的旅游季最多持续3个月的时间，加上本身朱家这个品牌初始于餐饮，理念里也是一直发展大餐饮小客房，所以要实现一直以来的高入住率是比较困难的。
一直以来朱家酒店的客房就以干净、卫生立足于当地，但是随着人们意识的加强，客人的入住要求不断提高，各家酒店都开始从卫生着手，朱家酒店“干净、卫生”这个特点也就失去了光彩。直至2018年，朱家酒店董事长朱永奎先生带着公司高管开始出去不断的学习和提升，让企业又找到了许多值得宣传的曝光点，而这些曝光点就给朱家酒店的客房入住率带来了较大的转变。
客房管理利刃一：4D管理
4D管理体系让朱家酒店的卫生以及规范化管理再上一个台阶。4D之后，朱家酒店重新制定了日周月清计划表，之前的毫无章法的整理经过体系的规范，变得越来越系统化。现在朱家酒店制定出了客房部详细的日清理、周清理、月清理以及房间打扫流程，并要求所有员工按照计划表进行执行，如此一来4D标准体系着实成为了朱家酒店高入住率的一大臂助。
朱家酒店每天都按照计划进行清理工作，让客房没有死角，更加整洁规范。因为平时的维护及整理，大部分的卫生都是做得非常到位的，实施4D后朱家酒店反而有更多的时间去做细节的卫生，就连马桶盖的螺丝扣位都列入了清洁明细里。这样顾客住着更放心，企业也更安心。
< class="pgc-img">客房管理利刃二：提供优质的服务
服务要从未入住就开始实施，其实酒店客房也可以像餐饮一样给客人创造惊喜。朱家酒店根据不同岗位制定了各种要求和话术。从客人开始预定的时候，前台就要问好客人的需求、入住的具体时间、用途，从哪里来，来这的目的等等，然后将客人信息收集完成后，传达给楼层，楼层再根据前台对客人的记录进行后续的服务。
< class="pgc-img">为了让优质的服务形成系统，朱家酒店针对不同需求做出了不同的服务特点，特别注重细节服务。例如冬季室外温度常常在零下，朱家酒楼就会在前台客人办理入住的地方放上养生茶，并且温度控制在40度左右，方便客人直接入口，这么冷的天气喝上一口热乎的茶整个身体都会暖和起来；同时针对不同的客人也做出来了一套专门的用心服务方案，无论哪位家人来接待都可以按照用心服务方案做出一流的服务。
< class="pgc-img">吧台的工作不止是预定和结账，还掌握着客人反馈这一重要的信息，朱家酒店实施一客一访，对于客人提供的内容进行回复及整改。特别是现在网上预定的越来越多，为了区分客人入住的类型，朱家酒店专门设置了网上预定客人的房卡卡托，方便于及时掌握客人需求。同时酒店还设定了专人进行网上评论的回复及跟进，从而让酒店达到全年的高入住率，回头客也越来越多。
客房管理利刃三：培训与PK
培训使专业提升，PK让成长更快。当培训方案制定出来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需要对员工进行一系列的培训。在朱家酒店，除了每个月固定4小时的培训课时外，每个季度都会有一场大型的技能比赛，通过这种良性比拼，让家人们的学习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激发，自学能力、创新意识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备赛中的积极学习、赛场上的奋勇拼搏、获奖后的兴奋自豪都会对其他家人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起到带头示范作用，也就是成功树立了标杆。
虽然入住率上来了，但由于大环境影响，房价上不去，想要达到较高的营业额，该怎么做呢？朱家酒店对于员工的绩效设计不仅有对房间数的要求，还有对营业额的考核。后来朱家酒店客房部任经理就想到用商品来弥补营业额，这一想法提出后得到了管理层的一致认可，随后便立马实施起来。朱家酒店在前台摆放展台，将当地工艺品、特色毛毛谷、草原牛羊肉等富有当地特色的商品列入到企业的销售清单内，同时制定好商品营销话术，针对前台人员进行话术培训，这一系列工作做完后，朱家酒店的商品售卖便如火如荼的展开了，没想到的是商品售卖效果异常的好。商品售卖不仅提升了酒店的营业收入，同时也满足了客人购买当地特色产品的需求，而且员工也能顺利拿到绩效，可谓是一举三得。据悉，朱家酒店每年都会接到很多电话，都是之前在酒店入住购买过特色产品的客户，要求快递一些当地的特产给他，这些都给朱家酒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入。
< class="pgc-img">< class="pgc-img">疫情之年虽然给了餐饮人沉重的一击，但也更加让他们明确了目标，现有的局面已然形成，但是如何跳脱出原来的行业掣肘需要餐饮人细细斟酌。在这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候，朱家酒店全面提升综合服务接待水平，不仅让酒店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为当地文化旅游的快速发展、打造契丹辽文化体验旅游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共同推动了契丹辽文化与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本文摘自《中国好餐饮》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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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渤
文/洪烛
2008年的八大胡同地区
八大胡同
谈论妓女，是比较敏感的话题。但在旧时代，把妓女也包括在三教九流的范围之内，与贩夫走卒无异。因而我辈在梳理城市的往事时，似乎大可不必刻意回避。
虽然唐宋的诗人(譬如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杜牧，以及擅长写“花间词”的柳永)与妓女的关系很密切，但妓女的影子仍然很难登上大雅之堂的，顶多属于“民间团体”罢了。到了元朝，取代柳永之地位的是关汉卿，他作为当红的词曲作家出没于勾栏瓦舍之间，与媚眼频抛的歌伎舞女们打情骂俏。关汉卿生长于元大都，堪称正宗的“老北京”了。他在脂粉堆里一样能找到大腕的感觉。
小戏班
对妓女的记载一般只能见诸于野史之中。恐怕要算《马可·波罗游记》，较早介绍了北京地区(时称元大都)妓女的规模与状况。马可·波罗说新都城内和旧都(金中都)近郊操皮肉生意的娼妓约有2.5万人，每百名和每千名妓女各有一个特设的官吏监督，而这些官吏又服从总管的指挥。给人的感觉，元大都对妓女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而督察大员相当于百夫长或千夫长，行之有效地统率着天子脚下的红粉军团。妓女甚至进入了这个欧亚大帝国的外事(外交)领域：“每当有外国专使来到大都，如果他们负有与大汗利益相关的任务，则他们照例是由皇家招待的。为了用最优等的礼貌款待他们，大汗特令总管给每位使者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并且每夜一换。派人管理她们的目的就在于此。”妓女的“觉悟”好像也挺高，“都认为这样的差事是自己对大汗应尽的一种义务，因此不收任何报酬。”不知马可·波罗统计的妓女数目是否有夸张的成分?其中是否包括未正式注册登记的暗娼?“卖淫妇除了暗娼以外是不敢在城内营业的，她们只能在近郊附近拉客营生……这些地方共有娼妓二万五千人。无数商人和其他旅客为京都所吸引，不断地往来，所以这样多的娼妓并没有供过于求。”看来那是一个“性解放”的时代。不过在当时，除了元大都之外，全世界恐怕没有第二座城市，能养得起如此庞大的妓女队伍。元大都的“客流量”真是太可观了。
民国时期八大胡同
明朝的北京，红灯区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不太清楚。手头没有现成的资料。我只听说，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的红颜——陈圆圆，就是“三陪女”出身：“姓陈名沅，为太原故家女，善诗画，工琴曲，遭乱被掳，沦为玉峰歌伎，自树帜乐籍而后，艳名大著。凡买笑征歌之客，都唤她做沅姬。身价既高，凡侍一宴须五金，为度一曲者亦如之。走马王孙，坠鞭公子，趋之若鹜，大有车马盈门之势。即词人墨客，凡以诗词题赠沅姬的，亦更仆难数。”后来，崇祯皇帝驾下西宫国丈田畹，以千金购之，将其包养起来。再后来，吴大将军去田府串门，一见圆圆，惊为天人，爱得要死要活的……
明清两朝，皇帝都住在紫禁城里，妻妾成群。紫禁城俨然已成最大的“红灯区”。大红灯笼高高挂。只不过三千粉黛，都是为一个人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宫女无辜(虽然也会争风吃醋“抢生意”)，皇帝才是天底下最贪婪最无耻的“嫖客”。明帝大多短命，想是太沉溺于女色的缘故。而清帝中，甚至出过觉得家花不如野花香、微服私访去逛窑子的人物。闹得最出格的是同治。他脱下龙袍换上布衣，让小太监扮作仆人，频频光顾八大胡同，跟上了瘾似的。结果染上梅毒，18岁暴卒。既误国，又害了自己。
好像这也是有传统的。更早的时候，宋徽宗就尝过去民间做嫖客的滋味。他迷恋东京名妓李师师，偷偷挖了一条地道通往妓院。不仅跟“追星”的词人周邦彦“撞车”了，还中过梁山好汉宋江的“埋伏”。
赛金花
明末出了个陈圆圆，晚清出了个赛金花。赛金花绝对属于“另类”。她生长于烟花巷陌，遇见大状元洪钧，就从良了。虽然只是妾，却以夫人身份随洪钧出使德、俄、荷、奥四国，算是出过远门，见识了外面的花花世界(甚至拜晤过维多利亚女王与威廉皇帝)。很出风头的。自海外归来，因洪钧早逝，家里断炊了，就重操旧业。陈宗蕃《燕都丛考》记载:“自石头胡同而西曰陕西巷，光绪庚子时，名妓赛金花张艳帜于是。”以昔状元夫人及外交官夫人之身份倚门卖笑，本来就适宜作为花边新闻炒作，赛金花的“生意”一定很不错，弄不好还能成为巴黎茶花女式的传奇。偏偏赛金花天生是盏不省油的灯，又卷入了更大的是非：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期间，她与德帅瓦德西闹了场满城风雨的“跨国之恋”……真不知她怎么想的。
赛金花旧居
1936年，刘半农领着研究生商鸿逵访问人老珠黄的赛金花，由赛口述、商执笔，写了本《赛金花本事》。此为比当代的畅销书《绝对隐私》要早得多的“口述实录”。“大学教授要为妓女写书，轰动了整个社会，书出版后销售一空。”(叶祖孚语)
说起老北京的妓院，人们首先会想到八大胡同。所谓八大胡同，并非某一条胡同的名称，而是由八条胡同组成的，位于前门外大栅栏附近，因妓馆密集而成一大销金窟。《京都胜迹》一书引用过当时的一首打油诗：“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陕西巷口的百顺胡同、石头胡同)。韩家潭畔弦歌杂(韩家潭)，王广斜街灯火明(王广福斜街)。万佛寺前车辐辏(万佛寺系一小横巷，西通陕西巷，东通石头胡同)，二条营外路纵横(大外廊营、小外廊营)。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胭脂胡同)。”
百顺胡同
陕西巷
民国后，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为八大胡同火上浇油。他出手很“大方”，花高价收买参、众两院800名议员(号称八百罗汉)，每人月薪800块现大洋。而国会的会址位于宣武门外象来街(今新华社)，“钱来得容易也就花得痛快，南城一带产生了畸形的繁荣，许多商界、娼界的人士直至40年代还津津有味地谈起‘八百罗汉’闹京城时的盛况……古有饱暖思淫欲之说。‘八百罗汉’酒足饭饱之后，当然不乏有些寻花问柳的青楼之游。位于前门、宣武门之间的八大胡同是北京的红灯区，许多妓院竟然挂出了‘客满’的牌子。”这段文字，见之于方彪著《北京简史》。唉，八大胡同，竟然“载入史册”了。
小凤仙
八大胡同曾是赛金花“重张艳帜”之处，但毕竟出了小凤仙那样真正的义妓。袁世凯复辟称帝期间，滇军首领蔡锷身陷虎穴，为摆脱监控，假装醉生梦死，放荡不羁于八大胡同，因而结识了出淤泥而不染的小凤仙。小凤仙胆识过人，掩护卧薪尝胆的蔡将军躲避了盗国大贼的迫害。“一九一六年，一个叫蔡松坡(蔡锷)的人，在云南举行了倒袁起义，打碎了袁世凯的迷梦。这位蔡锷的名字永存于北海西北角的松坡图书馆。面对蔡锷的起义，袁世凯筹划已久的君主制度像一枕黄粱般破灭了……”(林语堂语) 蔡锷为中国的民主制度立下汗马功劳，其中似应有小凤仙的一份，多亏她助了一臂之力。古人常说英雄救美，可这回却是沦落风尘的美人救落难的英雄。
小凤仙旧居的门槛
有一部老电影叫《蔡锷与小凤仙》，就是表现这位红尘女子跟北伐名将的知音之情。蔡锷是王心刚演的，小凤仙是张瑜演的。
根据《燕都旧事》一书引用的资料：“民国六年(1917年)，北平有妓院391家，妓女3500人；民国七年 (1918年)，妓院增至406家，妓女3880人。民国六、七年间，妓院之外私娼不下7000人。公私相加，妓女就在万人之上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首都南迁，北平不如过去繁荣，妓院、妓女的数字也随之下降。民国十八年(1929年)，北京头等妓院有45家，妓女328人；二等妓院(茶室)有60家，妓女528人；三等妓院 (下处190家，妓女。1895人；四等妓院(小下处)34家，妓女301人。以上共计妓院329家，妓女3052人。但实际上暗娼的数字很大，真正妓女的数字比这大得多。”据说妓院的房间很矮小拥挤，跟鸽子笼似的，只能放下一张床及一桌一椅，那里面收容着烟花女子们扭曲的人生。幸好新中国成立后，妓女们也得到了解放。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决议，一夜之间封闭了全市所有妓院。“八大胡同”可以休矣！
聚宝茶室门楣
聚宝茶室内景
叶祖孚先生曾重新参观了从前妓院旧址。他去了朱芳胡同9号，原来是家二等妓院，叫聚宝茶室，门框上面“聚宝荣室”四字犹存。“听说在一次房管局修缮房屋过程中，居住在里面的居民愤怒地要求铲掉门口这四个字，他们不愿意这些象征耻辱的痕迹仍旧保存着。”朱家胡同45号，原先的妓院叫“临春楼”(一听这名字就很媚俗)，门框上刻有“二等茶室”的字样；里面的住户，抬头低头都能看见，估计同样很不是滋味。“这里楼下5间房，楼上也是5间房，每间房约9平方米，原先楼上楼下都是7间房，每间房只有6平方米，后来改成5间，略大了些，但仍是鸽子笼似的……”6平方米的空间，虽小，里面却浸染着一部血泪史。当然，故事早已失传了，面目模糊的主人公也下落不明。妓院分三六九等，其中的头等者，硬件设施要高档一些，甚至很豪华，可以想见其门前车马喧嚣的情景，进进出出的都是旧时代的大款吧?百顺胡同，就是精装修的头等妓院之集中点，专为上流社会提供服务的。譬如49号，是个四面环楼的院落(属于另类的四合院)，“每面4间房，楼上共16间，楼下也是16间，每间房均10平方米大。有个楼梯通到楼上，楼梯还结实，楼上还有雕花的栏杆。看了这个头等妓院，可以想像从前这里妓女倚门卖笑，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样子，从这里散发出来的污浊空气腐蚀着整个北京城。”我尝试用现成的古诗句串联一番: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可惜只批驳了站在台面上的商女，没来得及讽刺幕后的嫖客。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嫖客比商女更鲜廉寡耻——那是在花钱买“亡国”啊。头等妓院除了经营“老本行”，额外还提供餐饮游乐，堪称全方位的服务。韩家潭27号，即叫做“清吟小班”的地方，“门口上面有个名叫李钟豫的人题了‘庆元春’三字，是这家妓院的名字。这里院子比较宽畅，只有南北两面有两层楼房，每面都是楼上4间，楼下4间，两面共16间房，房子比二等妓院要好一些，每间约有10平方米。这是富人们的销金窟，除了可以嫖妓外，吃得也不错，经过修理的楼梯上还钉着一块‘本庄寄售南腿’的木牌，证明从前这里的饮食水平。”连金华火腿都成为一大招牌了。只是，闻风而至的公子王孙，并非真的垂涎于此地之伙食，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在乎美人之玉腿……楼宇间的妓女们，为投其所好，即使不会跳埃及的肚皮舞，也得将南美的大腿舞学上几手。嘣嚓嚓，嘣嚓嚓。推金山，倒玉柱。
临春楼
值得一提的是，这花枝招展的韩家潭(今名韩家胡同)，曾是闲散文人李渔的隐居之地(大隐隐于市嘛)。“他生于明清之际，进北京似在入清以后，请张南垣为他在韩家潭垒石蓄水，仍以他在金陵的别墅‘芥子园’为名，题楹联曰：十载藤花树，三春芥子园。”此语我是听诗人邵燕祥说的。我想，芥子园，恐怕是八大胡同地带惟一的文化遗迹吧?想这放荡不羁的李笠翁，即使挟妓醉饮，也不会怎么脸红的。他老人家并不在乎与八大胡同的秦楼楚馆为芳邻，不在乎后人说闲话。
而邵燕祥，50年代中期，曾和袁鹰结伴去韩家潭小学跟少先队员们见面。是否辅导作文?“那时候还不知道李渔在这条街上住过。只知道韩家潭是所谓‘八大胡同’之一，不免有些感慨；当时看校舍破旧阴暗，猜想或许正是旧日青楼，又不便问，心中如堵。近年有时去铁树斜街(原名李铁拐斜街，颇富民俗色彩，不知为什么一定要改名，是怕误解为嘲弄残废人吗)，房管所在那儿；左近属于‘八大胡同’的石头胡同、陕西巷，四十多年前已尽扫勾栏秽气，不过民居没太变样；韩家潭胡同较大，宽敞些，但也绝无芥子园的痕迹了。”
前一段时间，有好事者，倡议修缮八大胡同妓院遗址，作为旅游景点，吸引中外观光客，哪怕是进行一番“忆苦思甜”的教育，也有积极意义。此言一出，在报端立即招致众人反对：有人说，老北京的风俗，不能靠八大胡同来表现，有趣味的地方多呢，天桥、大栅栏、琉璃厂等等，够玩的了；有人说，让八大胡同重新曝光，不过是为了满足某些现代人对妓女生活的好奇心与窥视欲，会产生毒害作用的。凡此种种，都恨不得将八大胡同夷为平地，最好是索性将其从中国人的记忆里抹去。
抹，是抹不去的。八大胡同毕竟是北京特定的历史阶段的产物。至于是否有必要列为景点隆重推出?确实够让人为难的。怀古乎?怀旧乎?八大胡同，似乎跟巴黎的红磨坊、纽约的红灯区还是有区别的。东、西方的道德观念，也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本地虽然一直向外来游客推荐“胡同游”(坐在老式的人力车上，体验一番“胡同窜子”的感觉)，但八大胡同并未列入其中，即使不能算禁地，也属于被(刻意)遗忘的角落。
像我前文中提及的叶祖孚、邵燕祥诸君，要么是“微服私访”，要么是不期而遇，都没有大张旗鼓的意思。我本人，也不大敢打着“文化考察”的幌子，去八大胡同探古溯源。甚至写这篇文章，都不得不斟词酌句，生怕错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
至今没踏访过八大胡同旧地，加上不想招惹是非，只得借助前人的文字，想像并评述一番这昔日青楼地带的风风雨雨。
谈论妓女，一如在谈论洪水猛兽。八大胡同，乃至天底下所有的红灯区，仿佛是人类囚禁、奴役自身的“动物园”。或者说，都展览着人性向兽性演变的复杂过程。令后世之观众惆怅不已、五味俱全。是的，我们无意间目击了人类心灵中曾有过的阴暗面。华美的肉体与丑陋的灵魂，形成鲜明的对比。
《燕都往事谈》一书，在原则乃至语气上把握得很准、很正，虽涉及了一些烟云往事(或烟花往事)，但特意在代序中强调：“旧北京也有它的阴暗面：公开和不公开的妓院，形形色色的赌博，以及算卦相面、坑蒙拐骗……充斥着这座古城的底层，散发着臭气，毒害着人民。纸醉金迷的‘八大胡同’是罪恶的渊薮，使古城失色。北京解放以后，这些垃圾堆被铁扫帚扫到九霄云外去了。本书记下这些资料，目的在于让后人知道旧社会曾有这样的渣滓，以便提高警惕，千万不能让沉渣泛起。”正气凛然，可作示范。该序言虽署名“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听说执笔者正是叶祖孚先生，文风老辣!
我工作过的单位，曾租借泡子河一带某宅院办公。这幢老房子格局较奇怪，四面皆两层小楼，中有天井。房间数量多，但各自的面积小，颇封闭。作为互不干扰的单人办公室倒正合适。于是同事们纷纷抢占有利地形。虽然年久失修，但室内及走廊所铺实木地板绝对是好材料，依旧棱角分明，只不过踩起来咯吱响而已。后来听街坊说，此处日伪期间曾为妓院，各间暗室里皆搁有贴地的榻榻米。有女同胞顿时花容失色，上班时全敞开着门。我想她们的紧张是可以理解的：谁知道这老宅里有没有孽债，有没有冤魂?说不定曾有铁蹄下的歌女（或慰安妇)在此被逼迫而死呢。天井里本有一口枯井的。我在井边跟领导下过棋。从此尽量绕道而行。
后来，单位搬迁了，离开那幢宅院，那条胡同。大家全由衷地舒了一口长气。
读老照片，能对清末的妓女有更为直观的印象。我发现，当时有两类女性颇爱照相的，其一是宫廷女性 (以慈禧太后为代表)，其二是烟花女子。前者是因为与洋人接触的机会多，难免忍不住好奇心，摄影留念。后者也同样如此，只不过场合不同罢了。外国使节或传教士，在紫禁城与颐和园里，跟慈禧太后之流打交道，是很累的，生怕破坏了礼仪。于是，业余时间，就去泡八大胡同，放心大胆地见识神秘的东方女性。饮酒作乐之余，难免技痒，顺便掏出照相机来，摁一摁快门。在中国，民间的女子中，很难有谁能像妓女这么大方，经得起陌生的蓝眼睛的挑逗与注视。于是，这些来自大洋彼岸的“摄影爱好者”们，终于在胡同深处寻找到最称心如意的模特儿。
赛金花各个时期的玉照，我见过许多幅。她堪称是当时最“上镜”的中国女性了，拍照时比慈禧太后要放松，况且也更年轻。挺会摆姿势、做表情的。如果不加以说明，你会以为画中人是某大家闺秀。
更多的则是一些无名女郎，穿着形形色色的旗袍，或中式棉袄，在画栋雕梁间搔首弄姿。客观地说，北京妓女的打扮比较朴素(有些尚未摆脱村姑的稚气)，比同时期上海滩的摩登女郎要显得土气一些。她们虽然碰巧进入“洋镜头”了，但估计还没使用过巴黎香水、伦敦口红。
有一幅照片，我看了特别不舒服。那是两位俄国大兵(肯定是八国联军的)，各自正搂着一个强作笑颜的妓女(至少我希望其笑容是强作出来的)，围坐在八仙桌边，高举酒杯合影。只需看一眼，你就会明白，所谓的“铁蹄”，指的是什么。当时，连紫禁城都在洋人的刺刀下颤栗，更何况八大胡同呢?这一回，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照相机了，还有口径更大的枪炮。想一想那一时期的中国，命运的悲惨，似乎并不比苟且偷生的妓女强到哪里。需要同时面对一大群如狼似虎的虐待狂。简直连招架之力都没有。
旧中国，对于垂涎三尺的西方列强来说，就是可以自由进出、肆意妄为的八大胡同。他们到这块古老而丰腴的土地上来，是为了寻芳的，为了探宝的，更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蹂躏其自尊。他们并不是腰缠十万贯来消费的，而是借助坚船利炮来掠夺的。
从上面这张妓院的照片里，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影子，一个无比屈辱因而无比漫长的瞬间。对其中的那两位表情尴尬的女性，我很怜悯，有什么办法呢，身若飘篷的弱女子，只能随波逐流地忍受命运的摆布；她们承担着的其实是双重的耻辱(从肉体到灵魂)，因为她们不仅是饱受欺凌的妓女，同时又是毫无尊严的亡国奴。
著名妓女合影
我关心的是：在画面之内以及之外，中国的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抛弃了自己柔弱的姐妹?据了解，当时中国的天字第一号“男子汉”——皇帝本人，已一溜烟地逃出紫禁城，到偏僻的大西北避难去了。唉，光绪真够窝囊的，临出逃前不仅无法搭救心爱的珍妃(被慈禧太后下令投进井里)，更顾不上照料皇城的妇女们(包括社会底层的妓女)，眼睁睁地看着她们即将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难怪有骚客借用古代国夫人的诗句(当时她所在的王国的军队，全部向入侵者缴械投降了)，来形容公元1900年的北京城：“尽无一人是男儿!”
这张八国联军逛窑子的照片，是侵略者亲手拍摄的。他们以此纪念自己的双重征服(或全方位的征服)?
日本电影《望乡》，通过在南洋的山打根妓院所经历的沧桑，表现了一群“南洋姐”被祖国抛弃(甚至归国后还受到歧视)的苦难生活。作为一个战败国，能以电影的方式对那一卑微的群体加以关注与追悼，恐怕需要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才能做出决定的。
而中国人，不大可能为八大胡同(尤其是作为联军侵华期间的)拍一部电影的。正如他们在心理上，把八大胡同排除在古迹保护的范围之外。八大胡同，哪能算“文物”?哪能辟作旅游景点?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吗?传统的观念是：家丑不可外扬，旧事(主要指负面的)不必重提。
中国人，不大好意思(或没有勇气)直面惨痛的历史与惨淡的人生。
更谈不上反思以及检讨了。
他们通常选择回避或遗忘，来化解曾遭遇的尴尬与羞耻，包括自己曾犯下的错误。
莫非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虽经历了几千年兴盛衰亡的大循环，却一向被公认为是“乐观”的民族?
自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屡屡受伤，很容易受伤。却很少真正地“伤心”。因为他们掌握了遗忘的技巧。因为他们的想法很简单：要活下去，就得朝前看。你说这是鲁迅先生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也罢，你说这是民族性格中坚韧的一面也罢。
毕竟，而今的中国人，已彻底改变了“亡国奴”的身份，并且“洗脑”般地摆脱了耻辱的记忆。
可我想，痛定思痛，倒也不失为一种美德，或一种勇敢。
逛北京城，无意间碰见八大胡同遗址，其实大可不必绕道而行。
代景区美景与美食，相互交融，成为旅游文化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9月21日，南充市餐饮行业协会朱德故里餐饮分会成立大会暨朱家简餐培训会在仪陇朱德故里景区举行。 随着朱德故里餐饮分会成立，该景区所有农家乐将步入高品质、规范化发展的正轨，为游客谋福利，深度挖掘美食文化。
晚报党支部搭桥 朱德故里餐饮分会成立
2015年10月30日，在南充日报社党委的安排下，南充晚报党支部与朱德故居管理局达成协议并揭牌，共建红色爱国主义基地。2016年， 晚报党支部把精准扶贫作为共建活动的核心内容，在朱德故居管理局、仪陇县旅游局、朱德故里景区管委会的支持下，组织川北凉粉、筷乐兄弟、河舒豆腐3家餐饮名店为景区所有农家乐从业者提供了全方位的技能培训， 打造了5家精品文化农家乐样板店，2017年5家样板店年纯收入近500万元， 解决就业岗位69人。
现代化餐饮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市场开拓意识为朱德故里景区全面达标5A，农家乐提档升级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南充3家餐饮名店“产业扶贫，智慧帮扶”项目的带动下， 朱德故里景区不仅植入多元美食文化， 满足了各方游客的差异化需求，也促进了景区村民的脱贫致富。
2018年4月28日，全国劳模、南充市餐饮行业协会会长，大蓉和、筷乐兄弟联盟企业董事长于烈阳在晚报党支部组织的共建扶贫回访中提出，成立南充市餐饮行业协会朱德故里餐饮分会。在南充晚报党支部、仪陇县旅游局、朱德故居管理局、朱德故里景区管委会的共同努力下，这一方案得以最快速度实施。
不仅要做餐饮 更要传承朱德精神
9月21日上午，由南充日报社、朱德故居管理局、仪陇县旅游局主办的南充市餐饮行业协会朱德故里餐饮分会成立大会上，与会人员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朱德故里农家乐餐饮分会章程》和协会领导人员，南充市餐饮行业协会副会长李炳伟宣读了第一届会长、 副会长、秘书长名单。
记者注意到，在当天成立大会上当选的朱德故里餐饮分会5名班子成员都是朱德诞生地———琳琅村的村民， 其中4人为当地农家乐的业主，副会长许宏权是客家水席的厨师。“朱德故里餐饮分会， 不仅仅是做餐饮，更要传承朱德精神和客家文化。”第一任会长、川北凉粉月亮田农家乐业主张书斌在就职发言中表示，在南充市餐饮行业协会的领导下，朱德故里餐饮分会将在改革创新、队伍发展、组织交流、品牌打造等方面，有所作为。“朱德故里餐饮分会的成立，标志着朱德故里景区农家乐由分散经营、粗放经营向抱团发展、全面发展转型；由无序竞争向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是一个根本制度性保障。”朱德故居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邓成功说：“朱德故里人就是朱德精神的传承人。” 他希望餐饮分会，把品格和精神看高点，做良心菜，赚良心钱，要诚实厚道，办出特色，不欺客、不宰客，不出售过期变质食品，大胆履职，严格管理，让游客感受客家文化和健康特色餐饮。“南充市餐饮行业协会朱德故里餐饮分会今天正式成立，这是贯彻脱贫攻坚精神的灿烂成果；这是南充日报社党建育出的鲜艳花朵；这是南充餐饮企业家们扶贫济困精神的丰硕结晶。”南充日报社负责人说，期待新的餐饮分会班子弘扬朱德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严于律己、乐于奉献、学习进取、顾全大局的理念，展示朱德故里人良好的形象。
朱家简餐培训“筷乐兄弟”传厨艺
9月21日中午，在现场观摩客家水席制作流程后，与会人员和30家农家乐业主、厨师在弘德休闲山庄，参加由南充市餐饮行业协会举办的朱家简餐现场操作培训会。
在于烈阳的带领下， 以土菜闻名的筷乐兄弟精英厨师团队早早地来到现场， 在弘德山庄农家乐的院坝铺开了案板、 食材、配料、厨具和煤炉，大蓉和、筷乐兄弟联盟企业行政总厨周德章、筷乐兄弟厨师长陈强等5名大厨轮番上阵， 为朱德故里景区所有农家乐业主精心传授了德乡小炒肉、包浆豆腐、莲白粉丝等4道朱家简餐的烹饪技艺。
“朱家简餐的主要特点是荤素兼搭， 以素为主， 注重膳食平衡， 对追求健康餐饮的游客来说有吸引力。” 邓成功告诉记者，目前，已在10多家农家乐试行朱家简餐，下一步将规范标准、形成品牌，进一步挖掘客家美食文化，与百姓生活相融合。
在当天朱家简餐培训会上，南充市餐饮行业协会副会长、市华鑫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杨给朱德故里餐饮分会的农家乐业主捐赠了300余包、价值3000多元的果香系列调味品。
南充晚报记者 吴奉天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