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光明日报
一段时间以来，个别知识分子利欲膨胀，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向与追求抛诸脑后，一心只想当富豪，甚至梦想一夜暴富当“土豪”。在论文写作中抄袭剽窃、侵占他人成果者有之，在科研项目中上下其手、浑水摸鱼者有之，在教学过程中当“老板”、搞钻营者有之。这些行为，极大地破坏了学术生态、科研环境，对社会风气也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
当代知识分子不能只想着当富豪，更不能只想当“土豪”。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责任担当空前，机会机遇空前。这其中，知识创造价值、科技改变命运的机会更多了。但个人的命运改变终究不能离开民族复兴的宏大背景，国家前途、人民福祉始终应该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心目中的首要责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只有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当代知识分子才能真正有所作为。
传统社会中，文人最崇高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尽心上》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横渠语录》也有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也“不改其乐”的颜回以及“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的虞卿；魏晋时期，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嵇中散和他的竹林贤士以及“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的靖节先生；唐代，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圣杜甫以及“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诗豪刘禹锡。中国历史上，文人墨客，浮白载笔；君子贤士，抱瑜握瑾。他们不仅实践了自己通达、豁然的人生理想，更成了众望所归、万古垂青的“鸿儒”与“巨匠”。今天，更多的知识分子献身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伟大斗争，功在当代，堪称楷模。
知识分子的才情、品格、学识可以影响到某个群体，甚至可以引领社会风气。一旦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失守，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必定扭曲，精神生态将受到重创。因此，知识分子重节操、守底线、知荣辱，绝不仅是个人的事情。
无论从本源上还是在发展过程中，“富豪”或“土豪”所包含的内在指向性基本上是以金钱为核心，通过有形的消费行为来标识自身身份，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为人所调侃甚至鄙夷的审美品位。而“文人”恰恰是与之相对的，视清贫与苦难为磨炼，将精神充盈置于物质富有之上，以追求无形的道德境界作为自己快乐人生的价值目标，并始终具有人文情怀地秉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知识分子一旦转而如法炮制富豪、土豪的种种行态，必然失却文化的本心，为名利所累，为名利所驱，进退失据，言行无状。
知识分子可以也应该通过劳动获得财富，但绝不能利字当头而失却风骨与气节，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与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就如何做一名好老师提出了4点要求，即要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今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这四点。应该看到，这不仅是对教师的要求，也是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期望。
“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知识分子当牢记嘱托，自爱自敬，言为士则，行为世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广阔舞台上擂定音鼓、唱响主旋律，勇作新时代建设的排头兵。（作者：郑艳，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读史札记】
作者：邵彦敏、李静（均系吉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吉林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耕读”是安身立命和治家的根本之道。早期儒家传统尊“劳心”贱“劳力”，孔子在回应“樊迟请学稼”时表示：“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焉用稼？”（《论语·子路》）他认为讲求礼义才是君子之选。孟子提出：“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孟子·滕文公上》）不过，当时也能看到不同情况，《说苑》记载，“曾子衣敝衣以耕。”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的曾子，不得已而力耕于泰山之下。颜回也曾亲自参与耕作，据《庄子·让王》载，颜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
后世儒家的价值观念逐渐从“焉用稼”转变到对“亦耕亦读”的追求，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耕读观念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变迁与拓展。“耕”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生产劳动，且可以扩展为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也不仅仅是传统四书五经的学习，而是指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到了汉代，人们开始把耕读相兼的教育思想加以强化。经学家郑玄，“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与学生一起力行耕读相兼的生活。《后汉书·袁闳传》有“以耕学为业”之语，其中的“耕学”暗喻文人应如耕者般勤于学问。《晋书·隐逸传·朱冲》中提出：“好学而贫，常以耕艺为事。”朱买臣“负薪读书”、倪宽“带经而锄”，都是代代相传的劝学励志典故。
三国时期，诸葛亮“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西晋学者皇甫谧“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徐苗“少家贫，昼执鉏耒，夜则吟诵”。范隆“隐迹不应州郡之命，昼勤耕稼，夜诵书典”。范宣“家至贫俭，躬耕供养”。东晋陶渊明“逃禄而归耕”，辞官归隐过着耕读生活，“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家颜之推强调要教育子女“知稼穑之艰难”，认为“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他在《颜氏家训》中指出，只有通过农业劳动来体会人生，才能做好官、当好家。士大夫如果不了解农业，不参加农业劳动，会“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随着颜之推等倡导耕读思想的流传，耕读教育对于维系家业的意义家喻户晓，耕读传家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唐代也不乏耕读的事例，如时人有诗云“儒翁九十余，旧向此山居……但有子孙在，带经还荷锄”。到了宋代，耕读教育逐渐走向鼎盛。“耕读”二字联合，并作为专词应运而生。宋仁宗实行劝耕政策，耕读教育成为当时重要的教育理念。苏轼就曾自称为识字的耕田夫，陆游的诗中也有“颓然静对北窗灯，识字农夫有发僧”之语。时人认为耕读不仅可以科举入仕，改变命运，而且可以明人伦，正家风。如《李氏长春园记》曰：“人生天壤间，有屋可居，有田可耕，有园池台榭可以日涉，有贤子孙诵诗读书，可以不坠失家声，此至乐也。”朱熹亦对耕稼非常重视，在《劝农文》中指出：“大凡秋间收成之后，须趁冬月以前，便将户下所有田段，一例犁翻，冻令酥脆……”苏辙有“般柴运水皆行道，挟策读书那废田。兄弟躬耕真尽力，乡邻不惯枉称贤”之诗句，表明其家已有耕读传统。南宋人舒邦佐的传家训词中，有“后世子孙，优必闻于诗礼，勤必苦于耕读”，也带有耕读传家的意思。元代理学家郑玉曾写过《耕读堂记》，借夸赞鲍生提出“耕田以养其亲，读书以修其身”的志向，并强调如果人人皆尽耕田之力，皆有读书之功，则人情自厚，风俗自淳。
明代诗人徐勃有诗云，“半榻暮云推枕卧，一犁春雨挟书耕”，恰到好处地把“耕”与“读”结合起来。明末清初理学家张履祥在“耕读教育”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士人以耕为耻，“只缘制科文艺取士，故竞趋浮末，遂至耻非所耻耳”。他很重视“耕”与“读”的结合，提出无论为农为士者，均须耕读相兼。耕则力耕，学则力学，须知“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思想家颜元重视“习行”，要求学生学习农学知识，认为劳动能“治心”“修身”，“君子之处世也，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斯可以无失矣”。理学家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言及“樊迟问稼”时，对子孙提出了“不有耕者，无以佐读者”的观点，寄望子孙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的教育不仅拓宽了教育的社会基础，促使读书人自食其力，同时也成为培养其品格、磨砺心性的重要方式。
清末名臣曾国藩始终将耕读教育作为治家的根本，强调“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他指出“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曾国藩强调：“吾家子侄半耕半读……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这表明当时“耕读传家”不仅把农耕劳作纳入教育的范畴，而且把生活起居和日常礼仪等也纳入教育的内容。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04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文出处：《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作者：[美]艾朗诺，译者：赵惠俊，版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4年8月
虽劳苦却有味
将自我聚焦于世间万物永恒不变的变化之上，并且从明月清风之类的寻常事物当中找到自我的满足，是苏轼在《赤壁赋》里提出的消解贬谪苦闷的方式。然而贬谪给苏轼带来的苦闷与困惑实在太过特别，因此这种方式往往并不足以让他完全克服谪居期间的寂寞与悲伤，他依然会时不时地陷入抑郁消沉。比如第三次在黄州经历寒食节的时候，他便将自己比作厨火熄灭之后所剩的余灰，再也无法重新燃起生命的火焰。为了应对与此类似的情绪，苏轼也开始探索其他的表达方式，一种可以与无我的哲学思想相结合的，能够有效控制悲伤及自怜的表达方式。比如写作以躬耕居士为主题的诗歌便是其中的一种，苏轼在这些诗歌里主要描述的就是尽管自己被生计所迫而不得不亲自耕作，但这个此前从未干过的新工作却给他带来了诸多的快乐。
苏轼《寒食帖》（局部）
苏轼之所以会在诗歌当中描述起自己的躬耕生活，并非只是简单地因为他在黄州的第二年遭遇了不得不去亲自犁地种田的经济困境。就像他毫无疑问地会有意避免在诗歌里出现黄州时期的某些经历一样，苏轼同样也可以在诗中主动不表现这段生活。他一定是因为觉得将其在东坡之上的辛勤劳作书写下来，是一件非常适合现在的举措，所以才会动笔写出这些诗篇。实际上，苏轼通过这些诗向自己与他人证明，这项工作完全不是难以忍受之事，甚至还可以转化为对于自我的一种慰藉：“日夜恳辟，欲种麦，虽劳苦却有味。”苏轼想要在相关诗作里尝试捕捉的，正是这种“有味”。在这个话题下，最为优秀的作品当属那组由八首诗歌构成的组诗，它们被统一地冠以“东坡”这个诗题，诗前还附有一段序引，记述了马梦得是如何为他争取到这片废弃土地的。随后苏轼便在诗里相当详细地描述起自己将瓦砾遍地的废弃军营改造成适合农耕之地的艰辛过程。尽管这块地最终还是比较贫瘠，但也足以成为苏轼及其家庭的重要食物来源。下面引录的就是这组诗的前五首：
其一
废垒无人顾，颓垣满蓬蒿。谁能捐筋力，岁晚不偿劳。独有孤旅人，天穷无所逃。端来拾瓦砾，岁旱土不膏。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然释耒叹，我廪何时高。
其二
荒田虽浪莽，高庳各有适。下隰种秔稌，东原莳枣栗。江南有蜀士，桑果已许乞。好竹不难栽，但恐鞭横逸。仍须卜佳处，规以安我室。家僮烧枯草，走报暗井出。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
其三
自昔有微泉，来从远岭背。穿城过聚落，流恶壮蓬艾。去为柯氏陂，十亩鱼虾会。岁旱泉亦竭，枯萍黏破块。昨夜南山云，雨到一犁外。泫然寻故渎，知我理荒荟。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芽何时动，春鸠行可脍。（自注：“蜀人贵芹芽脍，杀鸠肉为之。”）
其四
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自注：“蜀人以细雨为雨毛，稻初生时，农夫相语稻针出矣。”）分秧及初夏，渐喜风叶举。月明看露上，一一珠垂缕。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但闻畦陇间，蚱蜢如风雨。（自注：“蜀中稻熟时，蚱蜢群飞田间，如小蝗状，而不害稻。”）新舂便入甑，玉粒照筐筥。我久食官仓，红腐等泥土。行当知此味，口腹吾已许。
其五
良农惜地力，幸此十年荒。桑柘未及成，一麦庶可望。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农父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
苏轼在这组诗的开篇描绘了这片废弃营地极度荒芜贫瘠的景象，以及他是如何渐渐地将其改造成勉强可供耕种之地的。而在这组诗余下的未被引录于此的诗篇里，苏轼提到了自己想要种植果树的念头，他认为这样可以为自己多年之后的未来人生积累起一定的经济基础；他还记录了自己与黄州的一些寂寂无名之人结下的友谊，以及他们的深情厚谊与长期陪伴给自己带来深切的精神满足。
这组诗歌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之所以会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其间所有的未被明说出来的内容。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在这些诗的已说与未说之间，存在着悬殊的差异。因为这组诗是苏轼在贬谪期间写下的，所以没有一位中国读者不会在阅读这些诗作的过程当中强烈而持续地受到其背后所承载意蕴的冲击。这些诗歌的每一个句子都能让我们意识到，这位正在卑微地从事劳作的人是一位声名显赫的诗人，同时还是一位旧党领袖。于是我们同时还会惊叹于他居然还具备如此强大的自控能力。在这几首诗歌里，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的苦涩情绪，也几乎发现不了任何发生在东坡以外之事的痕迹，似乎诗人现在就只关心东坡之上的庄稼以及自己在这里的生活。正如我们在依次翻阅这组诗的时候所能感受到的那样，诗人就这样一首接一首地描述着自己的躬耕之事，而且还从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满足感。苏轼在这组诗中只提起过一次自己过往的仕宦生涯，这便是第四首诗里所说的自己曾经吃的是官仓里腐烂的粮米（这其实是他的俸禄）。但是他之所以会提起自己过往生活的这方面经历，并不是要抱怨此事，而是为了强调他现在正热忱地期盼着可以通过自己种植的新鲜大米养活自己。看上去苏轼似乎已经极为成功地将所有的纷扰喧嚣全然抛诸脑后。
不断将自己和陶渊明联想在一起
论者总是喜欢在称赞苏轼《东坡》组诗的同时，顺便提起那位著名的东晋诗人陶渊明。这样的比较确实是符合实际的做法，因为苏轼在当时就是不断地将自己和陶渊明联想在一起，甚至还说过他是渊明转世这样的话。在两宋之际，陶渊明彻底地被认作是最早的也是最伟大的能够安然于归田园居的诗人，而且也是由他开创了描绘归耕士人的诗歌传统。不过除了承继陶渊明所奠定的传统，苏轼还在如下两个方面做出了有别于陶渊明的拓展。首先，尽管陶渊明高度享有“田园”诗人的声望，但他从来没有写过像苏轼这样的细致描摹自我实际耕作内容的诗歌。农耕场景只是零星散见于陶诗当中，而且通常也只是一两行笼统模糊的句子而已（比如“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从本质上来看，陶渊明的诗歌始终是充满智识与哲思的，他是在利用躬耕这个事实，反思自己做出的那个从官场抽身而去的决定究竟给自己带来了怎样的后果。他既没有详细描述过自己躬耕生活的具体细节，当然也不会像苏轼这样刻意地记录下自己对这项工作的熟练程度。其次，陶渊明担任过的最高官职不过是一县之令，但是苏轼却是一位享有全国性名望的人物，尤其是在他经历了乌台诗案之后。因此相较于地位要低下得多的陶渊明，苏轼不得不去亲自种田这件事情，显然更加地出人意料，也更加地具有反讽意味。
明 沈周《紫桑招隐图》（局部）
苏轼对于渊明诗的仿效始于黄州，而要到贬谪岭南的时候他才变得对此近乎痴迷起来。他在那里开启了一个极为艰巨又令人敬畏的事业：他决心将陶渊明存世的120余首诗全都次韵一遍（也就是各写一首韵脚完全相同的新诗）。在北宋时代，朋友之间相互次韵酬唱是相当常见的事情。但是正如苏轼自己指出的那样，像他现在所从事的这种大规模地次韵几个世纪之前诗人的诗，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陶渊明对于苏轼的重要意义似乎也在他贬谪岭南期间得到了显著的加深。在苏轼看来，陶渊明不仅仅是一位躬耕士人或者“田园”诗人，更是一位因为不愿意让自我生命在这片污浊的世间里委曲求全，从而被迫过上寂寂无名生活的人。而且尽管如此，陶渊明在他寂寞的田园生活当中，从来没有流露过苦涩的情绪。苏轼曾特别留意过陶渊明写给其子的一篇短疏：“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僶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并予以了这样的评论：“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随着苏轼对于陶渊明的钦佩与日俱增，他对陶渊明也产生了越来越强的自我认同感，甚至他心目当中最为喜爱的诗人也在岭南期间由杜甫换成了陶渊明。然而即便如此，陶苏二人之间的人生经历差距同时也在变得越来越大。如果说苏轼在黄州的时候是半遮半掩地宣称自己是渊明后身的话，那么当其多年之后被朝廷进一步贬至海南岛的时候，则可谓堂而皇之地公然重复起了这个说法。但是苏轼的亲弟弟却在记录下他自比于陶渊明的同时，也指出了其间明显存在的不协之处：“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
从整体上来看，苏轼创作的和陶诗是一个结构复杂的体系。其间的每一首诗几乎都如我们所愿，在苏轼所进行的跨越几百年的时空对话之中，建立起了对于陶渊明原唱的新诠释。这种通过和韵行为而发生的变化，值得我们予以深入的探究。在这里，笔者只想提醒大家关注苏轼对于陶渊明所作回应的某些重要方面。在苏轼的和陶诗当中，有一些诗作似乎与陶渊明原唱的情感及口吻非常地相似，或者说与我们心目当中的陶诗体貌极为接近。比如下面这首诗便是如此，其次韵的是陶渊明著名的组诗《归园田居》中的第二首：
穷猿既投林，疲马初解鞅。心空饱新得，境熟梦余想。江鸥渐驯集，蜑叟已还往。南池绿钱生，北岭紫笋长。提壶岂解饮，好语时见广。春江有佳句，我醉堕渺莽。
苏轼此诗中的许多句子都能让人联想起陶渊明的原作，比如第一联（陶诗“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与第三联（陶诗“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即是典型。这段论述所引用的其他陶渊明诗句的英译，亦见于海陶玮的译本。不过苏轼和诗的整体面貌还是明显不同于陶诗原作，读者可以在苏轼的和诗当中发现某种程度的对于新生活环境的坚定满足感，这是陶诗原作绝对不曾有过的内容。对于自己选择的这个归耕田园的人生新路，陶渊明在诗中不仅表达了喜悦之情，同时也直率地流露出了深切的担忧。于是陶渊明会用这样的句子结束第二首《归田园居》（正是上引这首苏轼诗作的和韵对象）：“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同时还在第三首的结尾如此写道：“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正如陶渊明在许多诗歌里表现出来的那样，他在归耕岁月间并不仅仅是在担忧自己的庄稼，还会深沉地思考时间、历史以及自我的有限生命（“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但是在苏轼的和韵诗里，乡野生活的乐趣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陶诗原唱当中的那些其他的忧患情绪被苏轼在次韵的过程当中大量地消解掉了。
在其他的和陶诗里，苏轼也始终超越于他认为的陶渊明所能展现出的高洁德行之上。陶渊明曾经写过一组赞美贫士的诗，他试图通过在诗中吟咏这些享有崇高声誉的古代高节隐士来慰藉穷困潦倒的自己。这组诗歌能够让读者频繁地联想到陶渊明自己的穷困生活，同时其间还有不少能够反映出陶渊明的妻子儿女时常无法忍受这种生活的线索。陶渊明在吟咏这些古之贫士的时候，不仅会具体描述他们是如何在极度穷困潦倒的状态下依旧能够从恶劣的生活环境里找到自我满足感的，而且更会强调穷困潦倒其实是他们为了保持自我德行的完美无瑕而不得不做出的牺牲（“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因此他们才会成为如此极为不同寻常之人。陶渊明还在这组诗里表达过其本人对贫困生活的沮丧与无奈之情：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但是苏轼对于这组诗的和韵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关注重点。他在那些提到陶渊明的诗句里，总是想着陶渊明在贫困状态下的自适自乐：
谁谓渊明贫，尚有一素琴。心闲手自适，寄此无穷音。
苏轼的确会在诗中提到自己的贫困潦倒，但他却总是如此地将其与陶渊明的生活状态相类比。在苏轼看来，陶渊明的平静内心从未因贫困而泛起过波澜。苏轼还在这组和诗的最后一首中更加直接地将自己的处境与四散他州的六位子侄的处境进行了对比，并强调他们的生活确实是非常艰苦的，但自己则“独遗以安”。
苏轼在一首与怨愤或苦涩这个至为重要的主题密切相关的和陶诗里，做出了非常明显的与上述相类的改动陶诗原作意旨之举。陶渊明曾写过一首“怨诗”，记录了他在人生当中遇到的一些艰难困苦（例如其生逢“世阻”、第一任妻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幸去世、目睹了他的房子被大火烧毁、因断粮而挨饿）。在这首诗行将结束的时候，陶渊明认为上天并不应该对自己的艰辛人生负有什么责任，但他从来没有为其官场同僚或者整个人类社会说过类似这样的开脱之辞。实际上，陶渊明的这首诗毫无疑问就是在将自己异常艰苦的人生归咎于人类社会，从而他才会相应地在结句之中提到那位唯一能够充分理解伯牙琴意的完美朋友钟子期。
然而苏轼却将和韵诗写成了好像陶渊明在原作里完全没有提及怨愤似的（除了在标题中出现了“怨”字）。其开篇云：
当欢有余乐，在戚亦颓然。渊明得此理，安处故有年。
苏轼还在结句里提到，尽管他会为自己没有早悟此理而感到遗憾，但仍然觉得现在才推尊“渊明贤”并不算太迟。
在这些和韵诗里出现的对于陶诗原作意蕴的改变，其实是苏轼努力避免沉溺于悲伤与自怜情绪的一个结果。这番努力始于苏轼在黄州写下躬耕东坡之诗的时候，并在惠州与海南的和陶诗写作中达到高潮。苏轼在和陶诗里回应的陶渊明其实并不完全是那位在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诗人陶渊明，而是一位比其更加符合苏轼自我目标与需求的陶渊明。
“自我满足感”是苏轼的刻意表现
除了这些深受陶渊明影响的诗歌，这样的人生态度还促成了苏轼不少其他的引人注目的文学表达。比如他会将自己谪居海南岛的经历称作“游”，也就是一段令人倍感愉悦的远行，并在北归大陆的途中将其总结为“兹游奇绝冠平生”。他也会在其他的诗作里声称自己本来就是海南乡民，而且还会更进一步地把惠州与海南形容成蓬莱仙境甚至是桃花源。
下面引录的这篇短文是又一个能够展现这番坚定的乐观主义的例子，其写于苏轼被迫渡海离开大陆后不久。
吾始至南海，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已而思之： 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涸，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与客饮薄酒小醉，信笔书此纸。
鲜有读者不会在读罢这篇短文后露出苏轼所云的一笑。苏轼在文中并没有把这片令人生厌之地形容成一个令其适意的避难之所，而是转而将其视作是一个极易逃离的地方，因为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让南海全部蒸发掉而已。
苏轼具备的这种能够在艰难困苦当中发现足可慰藉甚至欢愉之处的能力，当然是其所获名望的核心组成要素。无论是他效法陶渊明所擅之平静安然的诗风，还是他将瘴毒横行的荒凉之地形容成仙境（抑或是将贬谪说成是一场至少对人无害的愉快远行），苏轼似乎从来不会让自己陷入灰心丧气的境地。这足以让我们明白，为何近千年间相继积累起了数不胜数的倾心仰慕于苏轼的读者。此外，中国文学中的谪臣早在唐宋之前就已经主要用孤独凄凉的心境与以君子自居的形象示人，故而在这相当成熟且牢固的书写传统映衬下，苏轼的这种能力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也就更加璀璨夺目。
然而我们还是得提醒自己注意，上述的这种乐观时刻只能代表苏轼对于贬谪经历的一种反应。正如下文将要具体论述的那样，在苏轼其他的围绕贬谪的反应当中，也存在着不少压抑内心之怨恨与反抗的时刻。除此之外，也正是因为苏轼的那种明显的自我满足感是他在贬谪期间刻意表现出来的，所以其本身就足以提示我们需要注意它的复杂性。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那样，苏轼和陶渊明的人生其实大相径庭，他完全不是陶渊明那种即便是出仕为官也行迹甚为模糊不清的士人；他也没有像陶渊明那样主动从官场中转身离开，去往具有文化中心意义的庐山进行躬耕劳作。苏轼如果真的想要变成他在诗中所写的陶渊明、躬耕居士，或者不为人知的海南本地乡民，那么他一定得为之付出巨大的努力。而这种努力正是在他那些表现自我安然适意之诗的背后，所潜藏的深层意蕴。尽管如此，安然与适意仍然是这些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苏轼的每一个看似只是简单地记录下自己新近发现的乡野之乐的诗句里，都深深回荡着这种对待贬谪的人生态度。
原文作者/艾朗诺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