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
（紧接上期）
上期聊到何曾在个人生活的两个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哪两个方面呢？
一、夫妻关系。何曾没有声色嬖幸之好，年老以后，每年和妻子相见二三次，每次相见都穿上正式的衣服，戴上冠冕，相敬如宾。自己南面而坐，妻子则北面而坐，互相对拜二次以后上酒，对饮完毕就结束（感觉就像举行个仪式），各自回到各自的居室，当时的人对此大为赞赏。
二、奢侈的生活。何曾极力追求和享受奢侈豪华的生活，家庭设施、车辆装饰，服装配饰都绮丽到极点。讲究美食，厨房烹调出的佳肴超过诸侯王。对美食挑剔的程度达到每次朝堂宴饮时，从来不吃宫廷膳食官做的菜，只吃自己家里做的饭菜。每天的饭钱上万，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有朝臣弹劾何曾奢侈无度，司马炎也因为他是重臣而不加以责问。
何曾是个十分自私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倒向司马懿只是为了自己能够获得高官厚禄，享受人间富贵，并没有政治上的忠诚。为什么这么说呢？何曾有次陪司马炎宴饮，回家后对几个儿子说:“陛下创建了基业，还要把基业传给后世子孙，但我从来没听他说过治理国家和图谋久远的谋略，只是说些平生的常事，他后代恐怕很危险啊！他的太平基业也仅能是他一人而已，他的子孙真够让人担忧的呀!”他对几个儿子说：“你们还可以安然无事。”对几个孙子说:“你们这一辈人必定会秧及祸乱!”后来果然爆发八王之乱，何曾的孙子何绥被东海王司马越诛杀。他的另一个孙子何嵩哭着说:“我的祖父真是大圣人啊!”何曾判断出后面会出事，却从来没对司马炎提起过，连卫瓘都不如，卫瓘还知道装酒醉提醒司马炎注意立嫡的事情，何曾是知道了也从来不说，这就是不忠。
何曾的人品也不大好，是个趋炎附势，外宽内忌的人。司马昭做晋王时，何曾与高柔、郑冲为三公，觐见时，只有何曾独自下拜，其余二人只是作揖罢了。司马炎称帝后，朝臣中最有权力的是司空贾充，何曾就低三下四，依附于他。
有次贾充与庾纯因为饮酒发生争执，何曾就偏袒贾充，压抑庾纯，受到时人非议。都官从事刘享曾经上书弹劾过何曾奢华无度，后来何曾就征召刘享作掾属，有人劝刘享不要应征，刘享以为何曾会秉公办事，不会借公事报私怨，就应召而去。没想到何曾就公报私仇了，借一件小事把刘享痛打了一顿。
何曾死于咸宁四年（278年），终年八十岁。朝堂追谥时，博士秦秀就提议谥为“缪丑”，这是个恶谥，可见他的人品之差。当然司马炎不会同意，下策命令谥为“孝”。到太康末年（289年），何劭上表为何曾改谥为“元”。
一个是裴秀。
裴秀，字季彦。祖父裴茂、父亲裴潜，分别在东汉和曹魏官至尚书令。河东裴氏是著名望族，裴秀是少年英才，八岁能文。但裴秀是庶出，生母出身微贱，时常受到嫡母的欺凌，裴秀成名后，被称为“后进领袖有裴秀”，来往宾客对裴秀生母都尊敬有加，嫡母这才有所收敛，不再欺凌其生母。
度辽将军毌丘俭将裴秀推荐给大将军曹爽。高平陵事变后，裴秀因为是曹爽故吏，受到牵连而免官。但没过多久就出任廷尉正，后来一直跟随司马昭，在司马昭任安东将军及卫将军时都担任他的司马，又迁任散骑常侍。随司马昭平定诸葛诞之乱后，升任尚书，后又升尚书仆射。
司马昭选立世子时，司马炎去争取裴秀，问裴秀说：“人有贵贱之相吗？”并把自己身上奇异的标记给裴秀看。现在能够见到的史料只说了司马炎有两大体征，手长过膝和长发拖地，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裴秀建议司马昭立司马炎时的理由就是：“中抚军既有德望，又有上天给予的标记，这绝不是人臣的相貌啊！”这个理由和何曾说的一样。
裴秀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功绩是编写《禹贡地域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学。
一个是贾充。
贾充，字公闾，曹魏名臣贾逵之子。因参与平定淮南叛变和指使成济弑杀魏帝曹髦，成为司马昭最宠信的人。贾充有两个女儿，分别嫁给司马攸和司马炎次子司马衷。
司马昭临死前，司马炎请问后事，司马昭说：“知你的人是贾充。”就此一人，其他没有提及任何人。司马昭立世子前，贾充极力劝阻司马昭不要立司马攸，理由是：司马炎为人宽仁，又是长子，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
这四人中无疑以贾充的劝谏最为有力和有效。虽然贾充在其中耍了个花招，就是立长的话。贾充说司马炎是长子，是暗示司马攸是次子，应该立长，但司马攸已经过继给司马师，是司马师的长子，不是司马昭的次子。
司马炎顺利继承相国和晋王位，那些曾经帮助过他进位世子的人都得到重用。何曾是魏国司徒，被任为晋王国丞相，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议郎裴秀为尚书令、光禄大夫，这些人都可以单独开府署设僚属。
看上去确实没有什么曲折复杂的地方吧？可是事情还没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有些复杂了。
司马炎禅魏建晋，诸事顺利，唯独一件事让司马炎头痛，就是选择谁做继承人？由此引发新一轮夺嫡之争。
司马炎有二十多个儿子，其中与皇后杨艳所生的嫡子有三个：司马轨、司马衷、司马柬，其他的都是庶出。其中长子司马轨早逝，次子司马衷因此居长。按照立嫡立长的原则，司马炎立其为太子。
看上去也合乎礼制无可厚非，问题出在司马衷身上，他是个白痴。这不是骂人的话，是他智力低下的医学评价。人人都知道他有这个病，司马炎为什么还要立他为太子呢？
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因为他儿子司马遹聪慧，司马炎是想隔代相传（司马炎荒淫无度后宫紊乱，司马遹是司马炎的儿子还是司马衷的儿子感觉是个谜，以后有空聊聊）。这和曹操因曹睿聪明传位给曹丕，康熙因乾隆聪明传位给雍正的传说是一样的，都没有证据证明。
隔代相传是件不靠谱的事情，谁知道中间这个过度者能活多久呢？其中又会不会发生什么变故呢？所以这种说法几乎都是民间传说野史附会，帝王在现实中一般不会因此选定继承人。
综合史料来看，司马炎选择司马衷做继承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立嫡立长的礼制要求；
二、皇后杨艳的偏爱；儿子患病，母亲总会心怀愧疚，总会想方设法加以保护，由此产生偏爱。这是母亲的天性，也是母爱的伟大之处。当司马炎有改立太子的想法时，杨艳就会以“立嫡以长不以贤，岂能随便改动”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阻止。
司马炎宠爱杨艳，在两人的夫妻关系中，杨艳处于强势的一方。为确保司马衷的太子之位，杨艳临死前要求司马炎立其叔父杨骏的女儿杨芷为皇后，并将太子和太子妃托付给杨芷。杨芷成为皇后后，继续维护司马衷的太子地位和贾南风的太子妃地位。
三、侥幸心理。
司马衷被立为太子时才九岁，司马炎期盼司马衷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聪明起来，基于这样的想法，选配李熹、李密、卫瓘等名儒重臣教育辅佐太子。一个先天患有白痴疾病的人无论配备多么强的师资力量，都不可能将其变成为一个冰雪聪明的人。司马炎希望通过时间、教育改变司马衷的愿望至死都没能实现。
四、下属的蒙骗。
司马炎并没有因为给太子配备了良师就放心不管了，而是随时关注司马衷的情况，经常派人去观察，偶尔还出题临场考试一下。参与观察的官员和东宫太监中就有人作弊，谎称太子大有进步或为其答辩，蒙骗了司马炎。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司马炎的一块心病，到时总得面对。司马炎还有一个嫡子司马柬，只比司马衷小三岁，沉着聪明，有胆识，有器量，司马炎也很宠爱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想到以其替换司马衷，那样的话，也许不会有后面的悲剧，可能还是因为杨艳对司马衷那种过度的保护性偏爱吧。
杨艳的母爱放在平常人家是伟大的，即便因此产生不好的后果，影响的仅仅一家。放在皇家继承人身上似乎欠妥，影响的可是一国啊，为了自己内心的愧疚拉上一国人来垫背，就有些因小失大得不偿失了。作为皇后，保护弱小儿子的办法有很多，明知道他不能胜任，何必非要他当皇帝呢？当个亲王不行吗？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说了半天司马炎、司马衷的事情，另一个主角司马攸情况又如何呢？
司马攸本人有没有夺嫡之心？这个还真不好说，史书上没有记载他有什么僭越违礼密谋夺嫡的言行，不敢妄加评论。但他的存在，他的行为确实又引起了新一轮的夺嫡之争。一个人身陷两次夺嫡之争中，也属少见。
前面说过，司马炎与司马攸的夺嫡之争没曹丕与曹植之争那么残忍，司马炎禅魏建晋后，并没有压制打压司马攸，仍然将其与其他宗室子弟一样予以分封，封其为齐王。
这期间发生了两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件是分封诸王有权自选封国官员，司马攸却三度上书反对，坚持封国内官员由朝廷任命，自己绝不安排；一件是宗室所有开销由皇室负责，司马攸多次上表表示封国租赋足够开销，不需要皇室援助。
官员安置，财政分配，都是国家政策，可以把司马攸的上书看成是对国家政策的意见建议，可不可以看成是其有所标榜获取官心民心的行为呢？不知道。虽然客观上有这样的效果，但司马攸有没有这样的主观想法则不得而知，不能做诛心之论。
联想到一件另外的事情。司马昭去世时，司马攸在居丧期间过度悲伤，超过了礼节的规定。数天不进水米，生母王元姬亲往劝慰，强逼其吃喝，他才开始进食。司马昭是其生父，固然应该守丧尽孝，但是不是应该以这种过度的行为来表现呢？司马昭那么多儿子中，为什么只有他会做出这么过度的行为呢？要知道他是过继出去了的，从宗法意义上讲，已经不是司马昭的儿子。政治家都是天生的表演艺术家。
除了提出这些意见建议外，司马攸处理封国事务的一些做法，也为他争取到许多民心。司马攸一直呆在洛阳，并没到封国，但对封国内的官员百姓都十分友善仁爱，有疾病和死葬会赐钱抚恤；有天灾会振济和赊贷，减轻租赋，令封国官员百姓都对他十分信赖。
司马攸善举赢得的名声也给自己带来回报。在迁任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时，按规定应该撤除原有营兵，数千营兵却不肯离去。司马炎竟然破例允许他们继续留在司马攸麾下。其实这样做很危险，西晋短命和诸侯王都拥有兵马有极大的关系。
司马攸后来又接连升职，转任镇军大将军，加侍中，代理太子少傅，数年后改任太子太傅。接替贾充担任司空，仍然兼领侍中、太子太傅之职，可谓位高权重。
司马昭夫妇生前都特别关心爱护司马攸。司马昭临终前，以西汉淮南厉王刘长和汉文帝、曹植和曹丕的事情来劝说司马炎和司马攸兄弟要和平共处，含泪拉着司马攸的手将其托付给司马炎。母亲文明太后王元姬临终时也流着泪对司马炎说：“桃符（司马攸小名）性情急躁，你为兄的又不慈爱。我很担心你容不下他，特地嘱咐你，不要忘记我的话。”从司马昭夫妇的表现来看，司马炎与司马攸的关系并不融洽，也正常，两个夺嫡的人怎么可能融洽相处？
但起码到此时为止，司马炎并没有为难过司马攸，算是很好地听从了父母的遗嘱。那么，是从好久开始为难司马攸的呢？
279年，晋灭吴，天下归晋。普天一统，再无大敌，司马炎开始放纵自己，大兴土木，广纳宫女，大肆荒淫。妃嫔太多，以至不知道今晚临幸何处，干脆坐羊车上，车到哪里就住哪里，留下羊车望幸的成语。
不久，司马炎身体出现问题，病重期间，确定继承人的问题又开始折磨司马炎。他曾经问过中书令张华，自己百年之后，由谁来主事，张华毫不掩饰地直接回答说，齐王司马攸。
张华的回答反应出的是大多数朝臣的心中所想，并不是这些人图富贵追求拥立之功，而是为国所想，有合理的现实因素和心理因素。现实因素不用说了，太子司马衷是个白痴的事实人人皆知。司马攸深得民心，众望所归。心理因素是司马师与司马昭之间是兄终弟及，司马昭又从不隐瞒自己一直有还政于司马师一宗的想法，因此，张华等大臣敢于说出支持司马攸继位的想法。如果没有这段历史，张华等人就是想也不敢说。
因为司马攸的正妃是贾充的长女贾褒，河南尹夏侯和以此为理由希望贾充支持司马攸，他对贾充说：“你的二个女婿，亲疏是相同的，立人应当立德。”贾充沉默，既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估计他是在观望，看司马炎的态度再来决定支持谁，正如夏侯和所说，反正都是他女婿，对他来说，支持谁都一样得益。
在朝中大臣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司马攸时，也有人反对，其中以荀勖和冯紞为最。
荀勖，字公曾，汉末司空荀爽的曾孙，和荀彧同一宗族。先跟曹爽，后跟司马昭，深得司马昭信任。荀勖善于逢迎，当时就被人比作倾覆国家、搅乱时局的贰臣。司马炎时曾任中书监。司马炎就是派他和中书令和峤去观察司马衷的。每次观察回来，他就极力赞扬太子有进步，越来越聪明了，而和峤却认为没啥进步，还是老样子。
冯紞，字少胄，曹魏司隶校尉冯浮之孙，曹魏汲郡太守冯员之子，也深得司马炎宠信，任左卫将军，与贾充、荀顗结为朋党，狼狈为奸。三人合谋做过一件对晋朝历史影响非常大的事情，就是设计让贾充嫁女给太子司马衷，并在后来力保太子妃贾南风。
司马攸平时一直厌恶荀勖和左卫将军冯紞的为人，荀勖由此担心司马攸继位后对自己不利，就指使冯紞到司马炎那里进谗言，说：“陛下前几天病重不愈，齐王成为公卿和百姓期望继位的人，太子即使把位子让给他，他能饶恕太子吗！应该把他遣返回封国，以安社稷。”
于是，司马炎下诏任命司马攸为大司马、假节、都督青州诸军事，立即离开洛阳回齐国。同时将夏侯和改任为光禄勋，为保险起见，还取消了贾充的兵权，担心他会支持司马攸。司马攸愤而发病，要求留守生母文明皇后王元姬的陵墓，司马炎也不同意。
本文开头说的羊琇与北军中侯成粲合谋谋杀皇后杨芷的从父、原尚书令、卫将军杨珧一事就是此时发生的。因为杨珧也是诬陷司马攸，建议将其逐出洛阳的人之一。以前支持司马炎的羊琇改变为为司马攸鸣不平了，也可见司马攸得人心处。
司马炎听说司马攸病了，派御医去诊断，奇怪的是御医们都说司马攸没病。既然没病就得走，司马攸只得抱病辞行，偏偏司马攸是个注重礼节仪表的人，虽然病重仍然着装整齐，衣冠楚楚，面容做了修饰，举止如常，看不出是个病人，司马炎更认为他没病。
但司马攸是真病了，不久就吐血而亡，享年三十六岁。司马炎知道其死讯后大为悲伤，痛哭不已，冯紞又在旁边煽风点火，说：“齐王名过其实，却得到天下人民归心，今天他病死是社稷之福，陛下不必这样伤心!”司马炎这才停止哭泣。
司马攸之子司马冏愤于父亲之死，状告御医们诬称司马攸没病，司马炎将那些御医全部诛杀，但已经于事无补。
司马攸之死，表面上看是荀勖和冯紞为自保使坏，真实的原因还是司马炎想要保证本支继承。古代是宗法社会，大宗与小宗的宗法地位有很大的差别，特别是在继承权上，可以由此演变出大宗越来越强，小宗越来越弱，甚至湮灭的状况，皇家也不例外，因此，古代皇帝传位首选是传给儿子，只有在自己无子或者被迫或者政变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包括兄终弟及在内的其他继承方式。
司马炎这个自私行为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白痴太子司马衷继位为帝，没有能力治理朝政，丑陋恶毒的皇后贾南风胡作非为，引发八王之乱，导致五胡乱华，西晋成为仅延续了五十年的短命王朝。
如果选择司马攸为继承人，历史将呈现出另一个走向。不敢说一定不会发生像八王之乱那样的局面，因为司马炎采取的分封政策让这些诸侯王有了拥兵自重觊觎皇帝宝座的机会和条件，唯一可以肯定一点的是，以司马攸的能力和官员百姓对他的支持、拥护，也许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亡国。历史就是这般吊诡，一念之间，不知走向何处。
司马攸两次与皇位擦肩而过，幸还是不幸？在皇权体制家天下环境里，继承人的选择事关江山社稷的延续，太重要，所谓的“立国之本”，此言不虚。司马攸两次与皇位擦肩而过，幸还是不幸？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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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因色失良机
最不愿意看到袁术僭号意欲称帝的是曹操。道理很简单，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只能有一个皇帝，而这个皇帝在曹操手里。曹操虽然自己不是皇帝，却可以通过这个唯一的皇帝发号施令，成为事实上的“皇帝”。
如果袁术成功，天下有了两个皇帝，到底该听哪一个的呢？曹操手里献帝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明显减小。
本来曹操有机会迅速攻打甚至消灭袁术，却被自己的色欲迷了心窍，丧失了这个绝佳的机会。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7年，就是袁术僭号那年初，曹操征讨凉州小军阀张济的侄子，已经投靠刘表的张绣，那个文奇葩贾诩此时就是张绣的主要谋士。
张绣很识相，知道打不过曹操，举兵投降。曹操兵不血刃占据宛县（今河南南阳），既解除了刘表、张绣对许县的威胁，又进逼荆州，威慑刘表。这本来是个非常理想的局面，却被曹操自己的下半身给破坏了。
张济的妻子，即张绣的婶子是个绝色美女，此时随军在军营。曹操一见就意乱情迷，把持不住自己，纳其为妾，整天在军营里秀恩爱。张绣受不了这个刺激，在贾诩的出谋划策下，又举兵造反，打得沉溺于酒色之中不能自拔的曹操落荒而逃。要不是典韦拼死杀敌舍身相救的话，曹操可能就死翘翘了。
曹操为自己的好色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逃跑途中，曹操战马受伤，长子曹昂像当初曹洪一样将自己的战马让与曹操，结果与曹操的侄子曹安民一起被追兵所杀。所幸的是当时才十岁的曹丕逃脱了。
爱将、爱子相继而死，可事情还没完。曹昂的养母即曹操正妻丁夫人对曹昂之死不依不饶，一直为此埋怨曹操。
曹昂是曹操庶妻刘氏所生，刘氏早亡，曹昂丁夫人一手养大，名分上是嫡长子。卞夫人当时只是个妾，其所生的曹丕、曹植、曹彰都只能算庶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曹昂是曹操的第一继承人。因此，丁夫人和曹昂之间存在着子以母贵，母以子贵的共生关系。
现在曹昂死了，丁夫人没有其他的儿子，终老就成了问题，其整天埋怨曹操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行为确实也有不理智之处。
失去爱子，曹操也痛啊，何况曹昂还是为救自己而死，痛悔之中还有被人整日念叨埋怨，曹操终于忍不住了，将丁夫人遣送回家，曹操一气之下，把丁夫人遣送回家，本想以此让丁夫人回心转意，但最终未能如愿，曹、丁二人之家因此而破。
丁夫人离去一事成为曹操终身之痛，一直挥之不去。临死前袒露心迹，感叹道：“我这辈子做的事情，内心里都没有过负疚之感。假若人死而有灵魂，遇到子修，子修问我‘我母亲何在’，我该用什么言辞来回答啊！”
曹操对自己一辈子做的事情都不后悔，唯独这件事让曹操追悔莫及，可见其对丁夫人爱得之深，丁夫人在其心中位置之重。一句“我将何辞以答”，饱含着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歉疚和深情，饱含着一个男人苦闷傍徨的心中情感，催人泪下！
家破人亡就完了吗？还没完。袁绍又在此时写信来要曹操将献帝送到其所控制的鄄城，并告诉曹操“当有所立”。这封信极大地刺激了曹操，使其精神恍惚，喜怒无常，言行失态。
家庭、事业双双受挫，可能曹操此时肠子都悔青了。
为平息袁绍怒火，避免矛盾早日激化，也不排除曹操畏惧袁绍之心，曹操以献帝之名派将作大匠孔融持节亲赴邺城，将自己的大将军名头让给了袁绍，并封邺侯，赐弓矢、节钺、虎贲三锡（最高为九锡），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事情完了吗？还没完。袁术率先带兵杀来，威胁许县。
完了吗？仍然没完。
张绣不除，始终对许县是个威胁，一不留神献帝被其抢走，曹操就亏大了。没办法，还得劳民伤财出生入死地二征、三征张绣。早知今日，当初何不把裤腰带扎紧一点啊。男人管不好下半身真会给自己带来不尽的麻烦。
不好意思，曹操的事情似乎说多了，就此打住，回头说袁术。
袁术凄凉而死
曹操没机会来找袁术的麻烦，袁术却主动去找曹操的麻烦。
197年九月，袁术进攻陈国。起因是袁术缺粮，派人到陈国找国相骆俊借粮。骆俊不借，而粮食问题已经影响到袁术的生存，袁术只好带兵强取。
陈国辖地大约有今河南淮阳、太康、西华、鹿邑、拓城等地，属豫州。陈王刘宠从小习武，尤善射箭，是个神射手。黄巾民变及董卓之乱诸侯之争时，陈王招募勇士守卫，使陈国没有受到战乱的破坏。国相骆俊善于治理，爱民如子。再加上老天眷顾，年年丰收，使陈国成为当时难得的一块乐园，附近遭受战乱的百姓纷纷前往避难。
在进攻陈国前，袁术派刺客张闿潜入陈国毒杀了骆俊。趁陈国人举城哀悼骆俊时，袁术率军夜袭，攻占陈县，杀了陈王刘宠。张闿就是原陶谦部下，刺杀曹操父亲的那位，投靠袁术后还在做着刺客的老本行（骆俊的妻子后来改嫁豫章太守华歆，儿子骆统为东吴名将）。
得到足够的军粮，袁术又信心满满雄心勃勃。正好此时曹操被张绣打败逃回许县，袁术想趁虚而入拿下许县，于是向许县进军。顺利占领蕲阳县（今河南周口店市），离许县近在咫尺，看上去胜利在望。
谁知曹操虽然兵败于张绣，但实力并没受到多大损失，通过设置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挖坟掘墓，获取了大量金银珠宝，以此迅速完成了部队整编，袁术于此时来攻，无异于自投罗网。
曹操出战，袁术惊慌而逃，留大将桥蕤、李丰、梁纲、乐就防守。这些人不是曹操的对手，被曹操一路追杀到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曹操先锋五子良将之一的于禁大发雄威，斩杀了这四员大将。
袁术功亏一篑，狼狈逃回寿春。
198年时，袁术成功地离间了吕布、陈瑀，导致吕布回归，陈瑀内乱，势头似乎又有了点起色。但随着当年吕布被曹操剿杀，陈瑀逃亡和孙策的彻底背叛，袁术最终还是陷入了孤掌难鸣的窘迫局面。
失去了吕布和孙策的支援与牵制，袁术再也无力抵抗曹操的进攻，率兵逃往部将雷薄、陈兰驻守的灊山（今安徽霍山县），却被二将拒之门外。
眼看众叛亲离，大厦难支，袁术身心疲惫，又为疾病所扰，终于低下高贵的头颅，向自己所称的“家奴”袁绍服软，打算北经徐州到青州与袁术长子袁谭会合，将帝位送给袁绍。
此消息被曹操得知（群雄争霸时，曹操的情报系统最为出色，郭嘉这个情报头子真不是白当的），立即派刘备带领大将朱灵、路招率兵阻截。袁术无法通过，只得返还寿春。
走到离寿春八十里的江亭，袁术饥渴难耐，派人去厨房要吃的，发现只剩下三十斛麦屑。时值盛夏，酷热难当，袁术想喝蜂蜜水，可是却没有蜂蜜。从小骄奢淫逸锦衣玉食的袁术沦落于此，心里倍感凄凉悲伤，声声叹息，不绝于耳，突然之间，化为一腔悲愤，大声狂呼：“袁术至于此乎！”一头栽下床来，呕血而死。
袁绍也想当皇帝
汉末诸侯中（体制外民变不算）独霸一方称孤道寡的多，称帝为天子的少，屈指算来，真就只有袁氏兄弟。
之所以如此，有思想观念和客观现实两方面的原因。思想观念上，当时的人笃信图谶、五行学说，认为天命所归自有天意，非常人所能左右。客观现实中，没有哪个诸侯有袁氏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巨大政治优势。
袁氏家族世传《孟氏易》，对图谶、五行颇有研究，总觉得袁家应该出一位天子来代替汉天子。不光袁绍、袁术二人这样想，其家族里也有人这样想，社会上其他士人中也有人这样想。
其实汉末诸侯绝大部分是野心家，只是实力不如二袁，有野心也只能藏在心里，等到实力壮大了，自然会表现出来，就像曹操，以及后来的刘备、孙权那样。要都没有野心的话，又何必争个你死我活呢？大家一心拥护献帝拥护朝廷不就万事大吉了？
袁绍究竟是什么时候想当皇帝的呢？不好说。这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袁绍不会公开表露出来，只能从他的行为中去推测。
袁绍二十多岁离开濮阳县令回家借为父母守丧躲避党锢之祸时，也许就萌发了这个念头，其中和党人何颙有极大的关系。
结识何颙，并与何颙多次密谋后，袁绍回到洛阳的行为就有些居心叵测了。
简单回顾一下吧：
救党人，获取政治效益和社会声望；
蓄死士，相当于建立私人武装，可做非常之事，备不时之需。联想到184年，袁绍的奔走之友许攸联合冀州刺史王芬、沛国周旌等人邀请曹操参加谋刺灵帝，改立合肥侯为帝的行动，很难说没有袁绍的影子在其中。
谋何进、杀宦官、召董卓等一系列行为，核心就是希望董卓遵循潜规则，为自己所用，达到控制洛阳，控制朝廷的目的。
如果说上述那些只是推测的话，那么，从袁绍出洛阳，组建关东讨董联盟后，其心志就逐渐公开化了。
联盟期间，袁绍亲口对曹操说过“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明确表示要争天下了。
得冀州之初，沮授提出“横扫黄河以北，占领冀、幽、青、并州之地，收服天下英雄，拥有百万大军，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的策略，这里的“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只是托辞，真正让袁绍心喜的是“号令天下，诛讨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
袁绍有雄心大志，但能否得到部属的认同、响应和执行还是个未知数，于是，袁绍导演了一出劝进戏试探群臣的反应。
袁绍的主簿耿包秘密呈报袁绍说：汉朝的火德已经衰尽，袁氏为土德的继承者，你应该顺应天意称帝，以从民心。
袁绍顺势把耿包的呈报拿来给军府僚属讨论，没想到大家都认为耿包的话是妖妄，应该把他杀了。袁绍知道大家并没有拥立他称帝的想法，不得不杀了耿包来掩盖自己的心迹。希图拥立之功的耿包成了替罪羊。
其实同样的事情也在曹操身上发生过。曹操挟持献帝后，侍中太史令王立多次对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曹操听说后，立即派人告诉王立：“我知道你忠于朝廷，但是天道深远，希望你不要过多地说这些话。”制止了这些话的流传和影响。
从二人对相同事件的不同处理，也可以看出袁绍更加急于想称帝。可以说曹操狡猾，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认为曹操想称帝，反而认为曹操是真心辅佐汉室。
曹操终其一生都没有称帝的想法，原因固然很多，但和他相信天命有归有极大的关系，因为根据图谶、五行学说，曹操没有皇帝命。这也是曹丕当上皇帝后，拼命宣扬证实曹氏出于邾姓也是土德的原因。
袁术僭号惨遭失败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要袁绍称帝。在写给袁绍的信中说：“天子福禄离开汉室已经很久，政权要出在受天下人拥戴的袁氏家门。现在群雄割据，和战国七雄相似，只有强大的人才能兼并统一天下。袁氏家族受命当王，到处都有明显的符瑞显现。如今你拥有四州，人户上百万，没有人能和你争强大，也没有人能和你比地位，曹操即使想扶持衰弱的汉室，也没有办法延续已经断绝的天运，让已经覆灭的汉室起死回生。现在我恭谨地将大位归送给你，希望你能够让袁家的天子之命得以兴盛。”袁绍私底下同意袁术的想法和做法，派长子袁谭去接应袁术。
（此信也可证当时人对曹操的看法，不光袁术这么认为，刘备也这么认为，在当阳之败后与关羽会合时亲口对关羽说过同样的看法）
认为袁绍应该称帝的袁氏族人不止袁术一个，袁绍从弟济阴太守袁叙也是其中之一。前面提到过，他曾给袁绍写信说过：“如今天下衰败，天意是在我家，上天应该会有征兆，表明由你来担任天子。我曾经劝南兄（指袁术）即位，南兄说，凭年龄是北兄（指袁绍）长，凭位置也是北兄重。”
消灭公孙瓒后，袁绍减少甚至是停止了对朝廷的进贡，表现出对献帝的轻视与不屑，这和他否定献帝合法性的固有思想一脉相承。
袁绍当皇帝的梦一破于袁氏故吏董卓，再破于手下跟班曹操，也许这是袁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两次离帝位都只有一步之遥，梦寐以求的宝座似乎伸手可及，却都被自认为本该听从自己支配的故吏属下硬生生地拉出了千里之外，袁绍无比郁闷，也无比愤懑，可路还得继续走，梦还得继续做。
眼下妨碍自己皇帝梦的最大敌人是曹操，那就先灭了曹操再说。这就回到了上期所说的场面，袁绍、从冀、幽、青、并四州数十万人马中精心挑选了十万步兵，一万骑兵，组成攻打曹操的主力大军，杀气腾腾地扑向曹操，最终胜负如何呢？下期再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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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上期）
第二十七节 孙皓之死
孙皓被押送洛阳，以俘虏的身份实现了“青盖入洛阳”的梦想，司马炎封其为归命侯，比刘禅的安乐公还差一个档次，因为这时司马炎不需要通过高规格优厚降将来做榜样招诱其他的君王，赐予衣服车乘，田三十顷，每年拨给五千斛谷，五十万钱，五百匹绢，五百斤绵。孙晧的太子孙瑾拜中郎，其余诸子为王者，拜郎中。
没有了皇帝身份的孙皓反而表现出一些聪明机智。
孙皓投降后叩见司马炎时，司马炎指着给孙皓安排的座位说：“朕设了这个座位以等待你已经有很久了。”孙皓毫不嘴软，针锋相对地说：“我在南方，也设了这么个座位等待陛下。”
< class="pgc-img">也许是得胜者心态作怪，司马炎老是喜欢召刘禅、孙皓这二个投降的君王喝酒聊天。有次请孙皓，说：“听说南方的人喜欢做尔汝歌（魏晋时一种带有亲狎情调的民歌，因每句中有“汝”得名）你能作一首吗？”
孙皓毫不迟疑地举酒而唱道：
“昔与汝为邻，今与汝为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寿万春！”
看上去是歌颂，实际上有讽刺司马炎武力夺取吴国的强横，司马炎心里一阵后悔让孙皓做歌。
与刘禅的唯唯诺诺相比，孙皓要强多了，特别是嘴巴不饶人，谁惹他怼谁，除了上面提到的怼司马炎外，还怼过司马炎的宠臣，也是晋国重臣贾充。
贾充曾经参与过修订《泰始律》，也算是个法律专家了，有次问孙皓说：“听说阁下在南方喜欢挖人眼睛，剥人面皮，这是什么样的刑罚？”孙皓说:“有做臣子的却弑杀他的国君，以及有奸险狡诈不忠的人，就对他用这种刑罚。”这是讽刺贾充指使人杀害高贵乡公曹髦。
贾充本来是想询问下吴国的刑罚问题，暗讽一下孙皓，谁知被孙皓怼得哑口无言，心中惭愧。孙皓则脸色不变像个没事人一样。
太康五年（284年），孙皓在洛阳去世，年仅四十二岁，葬于洛阳北邙山。
< class="pgc-img">第二十八节 二王争功
先说事情的经过。
王浑对王浚不听节度，擅自率先进入石头城的行为十分不满，立即上报朝廷。朝廷有关部门认定王浚有罪，判定将王浚装入槛车押解回京。司马炎不同意，采取自己下诏的做法指责王浚。
扬州刺史周浚向王浑呈报王浚私自取拿吴国财宝，王浑将周浚的上报转呈司马炎，王浚上表反驳，反指王浑拿取财宝。
王浚回到京都后，有关部门弹劾他违诏不受王浑节度，应坐大不敬罪，交付廷尉。司马炎亲自下诏为王浚辩护。
有关部门又奏报说，王浚被赦免后，烧毁贼船一百三十五艘，应下令交付廷尉追究责任。司马炎仍然下令不予追究。
再看王浚的罪名能否成立。
综上所述，王浚有三大罪名：一、违背诏书，不听王浑节令；二、私拿财宝；三、焚烧战船。
私拿财宝一事说不清楚，战乱期间，将领士兵趁乱捞取财宝是常见的事情，因此，王浚也指责王浑私拿了财宝。
焚烧战船一事的原因不明，也说不清楚是非对错。
最严重的罪名是违背诏书，不听节令。这个是事实，司马炎指责王浚的诏书中说得很清楚：“伐吴是件大事，应有统一军令。以前有诏使将军受安东将军王浑调度，王浑思谋深远稳重，按兵等待将军。为何径直前行，不听王浑命令，违背制度，不明利害，甚失大义。
将军的功勋，铭刻朕心，应当按诏书行事，以维护王法尊严，而在战事将终时，恃功肆意而行，朕将何以行令于天下!”
< class="pgc-img">问题就出在这里，司马炎是什么时候下的让王浚听从王浑节令的诏书。
按《晋书·王浚传》记载是最初就是这样制定的，结合司马炎指责王浚的诏书来看，也是这样的，那么王浚确实有违背诏书的罪过。
但是，王浚接到司马炎诏书后立即上书为自己辩解，其中提到“臣前被庚戌诏书曰：‘军人乘胜，猛气益壮，便当顺流长骛，直造秣陵。’臣被诏之日，即便东下。又前被诏书云‘太尉贾充总统诸方，自镇东大将军伷及浑、濬（王浚亦名王濬）、彬等皆受充节度’，无令臣别受浑节度之文。”
也就是说，王浚接到过两道诏书，一道是让他出征伐吴，直抵秣陵；一道是让他接受贾充的节令，没有接到受王浑节令的诏书。司马炎一定是下过这两道诏书的，因为王浚绝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撒谎。
这就是一笔糊涂账了。
如果没有让王浚接受王浑节令的诏书，那么王浚就没有违诏的罪名，但从王浑和有关部门的指控，司马炎的指责中又都十分明确地提到王浚违诏的罪过，这又是怎样来的呢？
照王浚上书中的解释是“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诏书以十六日起洛阳，其间悬阔，不相赴接，则臣之罪责宜蒙察恕”，就是说即使有这份诏书也因为时间关系没收到。
司马炎给朝廷有关部门下诏时接受了王浚的解释，说：“王浚开始接受率兵直抵秣陵的诏书，以后才又下诏让他受王浑调度。诏书在途中滞留，没有按时到达，这种情况与不受诏同样看待，于理不通。王浚没有及时上表说明王浑向他宣布诏书的情况，应当责备。王浚有征伐灭吴的功劳，一点小错不足以掩盖他的大功。”
这个解释看上去说得过去，其实不然，里面存在一个漏洞，就是王浚什么时候接到的什么内容的诏书。
< class="pgc-img">王浚的辩解中总共提到前后接到了七封诏书，但每封诏书接到的具体时间王浚却没写明，这个漏洞被朝廷有关部门的官员发现并指出来了，其中最不合理的一条是王浚说到秣陵王浑招他过去商议军情时，王浑并没有说是奉诏书节令他。
这个理由不成立，王浑没有得到节令王浚的诏书的话，有什么理由要求王浚到自己军营中议事呢？
司马炎、杜预、王浑都知道王浚攻克建平后受杜预节制，到秣陵后受王浑节制的事情，王浚自己会不知道？杜预主动放弃了节制权，但王浑并没有放弃啊？王浑不听周浚、何恽的率先渡江建议中的一个理由就是王浚是归自己节制的。
因此，王浚违背诏书，不听节制的罪名是成立的，而这个罪名很严重，如果认真追究，不说灭族，起码也得杀头，但司马炎没有追究，是因为王浚在灭吴之战中功勋卓著。
这就又要说到王浑、王浚二人的功劳问题。
灭吴之战中战场上功劳最大的就是这二人。王浚准备充足，侧翼出击，又是水军，顺流而下，沿途基本没有受到吴军大部队的阻击，攻击路线最长，攻克城池最多，对吴军的震撼力最大。
而王浑的功劳并不逊于王浚。王浑是正面战场，最早与吴军交战，并且遭遇了张悌率领的吴军主力部队的大规模阻击。王浑击败张悌，使得吴军再无还手之力，同样是功勋卓著。
< class="pgc-img">从战后的封赏来看，司马炎很清楚这一点。王浑为公，王浚为侯；王浑为四征将军之首，王浚还是杂号将军，中间还差着两个等级，虽然司马炎格外开恩，给予其外镇将军的待遇，仍然低于王浑，并且名实不副。
许多人为王浚鸣不平，同时还认为王浑诬告，这不是事实。从事后二人的表现来看，王浑人品比王浚要好。
王浚自以为功劳很大，却被王浑父子和其他豪强压制，多次被有司上奏弹劾，因此，每次进见司马炎时，总要陈说自己征伐的劳苦，被诬告冤屈的情状，有时甚至显得非常愤怒，以至于退出时都不向司马炎行礼告辞。君前失礼，大不敬。好在司马炎不和他计较。
王浚的外亲益州护军范通对王浚的行为看不下去了，劝他说：“你的功业是很大，可惜有大功业的人未必能善始善终。”王浚不解，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范通说：“您凯旋之日，就应该戴上隐士的角巾，回到私宅，口不言平吴之事，如果有人问起，您就说:‘平吴全凭圣主之德，群帅之力，老夫哪有这种力量呢！’如能这样，那么颜回老聃之不夸其德，汉龚遂‘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功’的雅对，又怎么能胜过您呢！这就是蔺相如所以能让廉颇屈服的原因，王浑对此能不惭愧吗？”
王浚这才有所醒悟，说:“我开始害怕会发生类似邓艾灭蜀而被杀的事情，怕灾祸及身，不得不说，也不能把话藏在胸中，这是我的偏激啊。”
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孟康、前温县令李密等人认为王浚功劳大而封赏轻，一起上表为王浚鸣不平。司马炎顺势升王浚为镇军大将军，加散骑常侍，领后军将军。
王浚以前是个节俭朴素的人，平吴之后，功高位重，一改旧日品行，食则佳肴，衣则锦绣，纵情奢侈，贪图享受，也许其中仍然有躲祸的动机。古代功臣害怕因功高位重招来君主的猜忌或同僚的嫉妒而惹祸上身，故意贪物欲以显示自己只是个胸无大志只知享乐的庸俗之人。这种事情很多。
后来王浚转为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散骑常侍、后军将军。
太康六年（286年）底，王浚去世，享年八十岁，谥为武。
< class="pgc-img">王浑镇守寿阳，处事决断公正。吴国人刚刚归附，大多有畏惧之心。王浑安抚外乡人，诚心安慰接纳，座上没有空着的席位，门前没有滞留的宾客。江东人士无不欣然依附，为安定江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后来被征召回朝为尚书左仆射，加任散骑常侍。刚好遇到司马炎要将齐王司马攸遣返回封国，王浑立即上书劝谏，虽然未被采纳，但也尽了为臣的本分。
王浑回到京城后，还主动去拜访过王浚，王浚竟然严加防备，设置好警卫后才出来相见。这也太没雅量风度了。
后任司徒，晋惠帝继位后，加侍中。贾南风联合楚王司马玮发动兵变诛杀杨骏后，朝廷推崇看重旧臣，又加授王浑军职。
司徒是文官，主掌国史不统领军队。要统率军队的话，所属官吏就穿红色服装。王浑认为自己是偶然受到宠幸，权且掌管军队，不符旧典章，于是命令所属官吏全部穿黑衣，时人赞美他谦虚而识大体。
楚王司马玮要害汝南王司马亮等人，属下公孙宏给司马玮出了个主意，去请老成有名望的人来助阵，以此镇服拉拢人心，最佳人选就是司徒王浑。王浑声称有病拒绝了司马玮的邀请，回到宅第后安排一千多名家兵闭门抗拒司马玮。
晋惠帝曾就元旦朝会时如何向郡国计吏问询方俗一事向王浑咨询，王浑建议省去形式上的东西，注重实际，得到晋惠帝认同。不久晋惠帝皇帝下诏任命王浑录尚书事，掌管朝廷行政事务。
王浑历任都有名望，官居宰相后声望才开始降低。元康七年（297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谥为元。（能思辩众曰元；行义说民曰元；主义行德曰元）
< class="pgc-img">第二十九节 司马炎功过
司马炎统一天下，成为同时代君王中的佼佼者，居功至伟。虽然因其立储不当，因其错误地估计形势撤销州郡兵，因其矫枉过正分封诸王，造成后来的八王之乱，但都不能因此而否定司马炎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
因为一句“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炎建立晋国，统一天下的功绩始终蒙上了一道阴影，以至于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对司马炎是不公平的。
要完全评价司马炎的功过是非，得把其在位的历史讲完才行，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畴，只能简单地谈谈。
司马炎还真是一位不错的皇帝，执政二十多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卓有建树。建国初，与民休养生息，制定推行较为仁义的《泰始律》，设置义仓，爱护百姓，扩大生产。下诏在全国释放奴婢，推崇节俭，多次下诏严格禁止奢靡，并以身作则，在位二十六年没有再新建过宫殿。
统一天下后执行占田制，允许百姓占田百亩，国内太平，有太康盛世的景象，当时就有“天下无穷人”的民谚，无论朝野都把司马炎比作汉文帝。
司马炎释放奴婢，推行占田制，都是为了抑制豪强势力的膨胀，甚至让州郡二千石以上官吏的女儿必须入宫选拔，也有限制士族豪强家族之间联姻，强化皇家地位尊严的含义。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司马炎不好杀人，对投降的君王和朝中的大臣比较宽容。比如禅魏不杀魏国宗室；不杀刘禅、孙皓。
贾充胡作非为，太康三年（282年）病逝后，朝廷追赠太宰。在讨论谥号时，礼官议定为“荒”。这是个恶谥，司马炎不同意，改谥为武。
< class="pgc-img">由恶谥改为好谥，这其中有贾充是为司马家族禅魏立下特殊功劳的人，也是司马昭给司马炎指定的值得信赖的人等原因，但司马炎已经给了贾充足够的恩宠，算是报答了贾充，贾充仍然不遵法度，屡违君心，作威作福，司马炎还能容忍，不要说杀，连一个恶谥都不愿意给，够仁慈了。又比如上面提到的对王浚的宽容。
司马炎的好脾气曾受到孙皓含沙射影的讥讽。有次司马炎和王济（王浑之子）下棋，孙皓在旁边看，王济问孙皓：“你为啥喜欢剥人脸皮？”孙皓说：“有对君主无礼的人就将他脸皮剥掉。”王济这时的坐姿失礼，把脚伸到了棋盘下面，孙皓故意嘲讽他，也暗含对司马炎没有帝王威严的讥讽。
司马炎最为人诟病的是荒淫，留下羊车望幸的成语，其实这是皇帝的通病，或者说男人的本能。一个正常男性，在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情况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用之不竭的财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会荒淫。
历代大一统皇帝中只有几个屈指可数的不荒淫的皇帝，其中都还有隐情。隋文帝杨坚，现在还有人将其奉为帝王中夫妻恩爱的楷模，这是睁眼说瞎话。
杨坚是很想荒淫的，迫于独孤皇后的雌威，不敢罢了。因为受到独孤皇后在这方面的限制和约束，气得连皇帝都不想当了，要离家出走，弄出个宫廷闹剧来。
明宪宗朱见深不荒淫，那是病态，他有恋母情结，喜欢比自己大十七岁的万贞儿。
清顺治皇帝不荒淫，那是因为他受到神圣罗马帝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一夫一妻婚姻观念的影响，再加上本人信佛。
雍正皇帝也不荒淫，是因为康熙太过宽仁，给他留下看上去华丽，实际上四处漏风的破屋，他要忙于修补，夜以继日地勤政，没时间荒淫。
要是用这条标准去看待古代皇帝，就几乎没有一个值得称道的皇帝了。
和历代大一统王朝一样，司马炎也在经济社会上开创出了太康盛世的辉煌，在文学史上还开创出了太康文学的辉煌，并不比其他大一统王朝的开国之君差，仍然是一位伟大的皇帝。
< class="pgc-img">第三十节 足以改变历史的盗墓案
晋国统一天下，不过是中国古代分合轮回的一个节点，说特别也特别，说平常也平常，但在太康元年（280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却是非常特别，特别到可以颠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改变中国的历史演变。
一桩盗墓案引出的惊天发现。
时间：太康元年十月；（另外有三种说法，一、咸宁五年；二、太康二年；三、太康八年。综合考虑，应该是太康元年发现，二年送到京师整理成书）
地点：汲郡；（今河南省汲县西南）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盗墓贼不准（读为“否彪”，今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人）盗掘进入战国时期魏襄王（一说魏安厘王）的陵墓，走了一段路后，手里的火把快要燃尽，他低头发现地上散落着一地竹简，顺手捡起来点燃作火把，燃完一把，又抓一把，一直到完成整个盗墓行动。
几天后，盗洞被当地农夫发现，告到官府。官府紧急派人前来查看，结果发现竹简上写满了文字，赶紧将余下的竹简全部收集起来，火速呈报朝廷。
司马炎立即派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总体负责，集中了束皙、傅瓒、张宙、卫恒等几十位名士对竹简进行整理、释读，共整理出十万多字，编辑成书。因其出自汲郡古墓，故称为《汲冢书》，也称《竹书纪年》。汲冢原书比《史记》的成书时间要早二百年。
< class="pgc-img">《竹书纪年》共十三篇，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魏国史官所记之史书，是唯一逃过秦始皇焚书浩劫而留存下来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录了从夏朝开始的八十九位帝王，一千八百四十七年的历史，李学勤先生认为：“《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竹书纪年》的发现，在历史学上的地位不用多说，使历史学脱离经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其真正的意义不在这里，在于其所记录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与儒家经典中所记录的截然不同，而这些不同点惊世骇俗，严重震撼了当时人的思想观念。
尧舜禅让、伊尹辅政、周召共和这些都是儒学体系里推崇备至的以仁以礼治国，恪守君臣之道的典范，但在《竹书纪年》里，这些事情全部被颠覆。
没有尧舜禅让，舜是监禁了尧，流放了尧的儿子，武力夺取了政权。没有伊尹辅政，伊尹放逐太甲，两年后太甲逃出，杀伊尹，夺回王位。没有周召共和，是共国的伯，名叫和，摄行君位，故称共和行政。
这些骇人听闻的记载完全推翻了儒家的史学观，并使依附在这些史学观上的思想观念受到质疑，儒学基础开始动摇。
如果当时学者以《竹书纪年》为依据，对儒学进行检讨，开展一场大争鸣大辩论，儒家学说是否还能统治禁锢中国思想数千年呢？没有了儒学一家独大的统治和禁锢，中国人的思想是不是会更理性更开放呢？如果出现理性、多元的思想，中国历史的走向又将如何呢？
< class="pgc-img">非常遗憾的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竹书纪年》出土整理后，对当时产生的最大影响是掀起了一股修史热潮，单就晋国历史，就出现了《汉晋春秋》《晋阳秋》《晋纪》等编年体史书，完全忽略了《竹书纪年》对儒学思想观念的冲击。
晋国人还没来得及对《竹书纪年》进行深入研究，永嘉之乱中《竹书纪年》的竹简亡佚，只剩下文字版本，初释本、考正本传世，更为不幸的是这些文字版本到宋朝时再次亡佚，真实的《竹书纪年》再也无法看见，今天看到的都是后代学者在各类史籍中四处寻找出来的佚文，其真实性已经大打折扣。
清著名学者朱右曾著有《汲冢纪年存真》，在该书序言中暗示《竹书纪年》亡佚于宋代是宋代学者有意为之，他认为“学者锢于所习，以与《太史公书》及汉世经师传说乖牾，遂不复研寻，徒资异论。越六百余岁而是书复亡。”
朱右曾这段话中指出了一个表面现象，文人学者不研究《竹书纪年》，是因为其中所记和司马迁《史记》所记以及汉代以来的儒学经典传授的内容有很大的出入，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就会出现相对于儒学来说的异端邪说。
隐藏在表面现象下的真相他没有说，清代文字狱盛行，他知道了也不敢说，就是这些异端邪说对儒学思想观念的颠覆，而一旦帝王赖以统治国家臣民的思想基础遭到颠覆的话，统治地位就会岌岌可危。
历代学者都只能局限在对《竹书纪年》的史学意义上进行研究，不敢对其思想意义进行研究，悲剧所在，宿命如此。上苍给了中国人一个思想解放的机会，而中国人没有接受，或者说不敢接受，只能在儒学的统治和禁锢中颐养天年。
< class="pgc-img">本长篇连载到处结束，感谢各位读者的耐心阅读。如果能对喜欢三国历史的读者有所帮助的话，就算没白写。最后，用唐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来结束全文：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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