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新华每日电讯
某MCN机构在前厅展示自动刷量的手机矩阵。受访者供图
“从内容的角度出发，商业植入太多，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好。”陈欣仍在为自己争取，由于内心忐忑，双手不自觉地掐着手指甲。
“之前讲过，商务合作由我们来决定，是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你一定要搞清楚！”对方态度强硬，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
有近500万粉丝的微博大V陈欣，生活中是一个性格温和的90后大男孩，经常用镜头记录美好生活。刚刚通话的，是他在2019年夏天签约的一家MCN机构。
在与疫情主题相关的视频是否商业植入上，双方产生分歧，甚至要对簿公堂。陈欣怎么也没想到，这份去年草率签订的合同，会令自己如此被动，甚至面临数百万元的违约赔偿。
诞生于国外的MCN（Multi-Channel Network），俗称网红经纪人，在国内壮大，并形成了一定的“本土特色”——不仅从事网红筛选和孵化，还承担内容开发管理、平台资源对接、商业化合作变现等一系列链条化工作。
简单来讲，MCN就是网红“大红大紫的背后推手”。目前，超九成网红都有签约的MCN机构。
据商务部统计，今年第一季度，我国电商直播超400万场。直播带货像野草般疯狂生长，超级网红动辄上亿元的销售数字司空见惯，直播达人成了“行走的货架”，手握众多网红资源的MCN机构受到资本追捧。与此同时，网红与MCN机构之间纠纷频现，MCN机构屡屡被曝水平参差不齐，内部水深“坑”多。
网红经济是迎风起飞还是昙花一现？一团火热背后有多少泡沫？参与者如何避“坑”脱困？本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卖水产不如养网红，机构个人跑步进场
疫情对影视行业冲击巨大，不少公司转型做MCN。大量机构和个人跑步入场，与申请入驻各个直播平台的低门槛有关
陈欣签约的MCN机构位于深圳，成立于2017年，注册资金只有几十万。
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1.7万余家网红直播相关企业。从地域分布来看，浙江数量排名第一，辽宁、广东、江苏紧随其后。
新冠肺炎疫情，让原本备受青睐的直播行业更上一层楼。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发现其中蕴藏的商机，跑步入场意欲抢占风口。
有数据表明，自3月份以来，直播相关企业月度注册数量屡创新高。仅5月份就达到2877家，较2019年同期上升了684%。
“我们本来打算做小海鲜，工厂装修已经完成了90%。现在打算全部拆掉，改行做自媒体公司。”说到自己的转型之路，岑哥显得格外自豪。截至目前，工厂一层还是存储冷库加水产发货，楼上已经全部改造为自媒体运营团队的办公区。
岑哥的商贸公司成立于2008年，搭上了电子商务的风口，当年销售额就超过2000万元。但他认为，传统生意做得越大死的越快。
“2011年时，我经销高档海鲜，库存占款5千万元，其中2千万元还是贷款，需要在一个捕捞季囤好全年的货。万一遇上个‘黑天鹅’事件，垮掉就是一瞬间的事。”看到同行在疫情下纷纷倒闭，岑哥心有余悸，“还是轻资产的项目船小好调头。”
一个人，一部手机，超低的成本给了无数人当网红的梦想，而利用这一个个梦想实现商业变现，就是岑哥的新方向。他已经开始对外宣称，自己是“旗下粉丝超千万”的MCN机构老板了。
岑哥的转型，影响了一位原本做汽车改装的朋友。今年春节后，这位朋友也组建了新媒体团队，目前也有十来个账号的矩阵。
在向MCN转型的机构中，影视类公司格外抢眼。疫情对影视行业冲击巨大，不少公司努力自救，其中就包括转型做MCN。此外，华谊兄弟、万达传媒等行业龙头，也纷纷增加了MCN业务。
李想是一名80后影视行业从业者，今年前4个月没有开工，5月份发布的一条视频上了热门，为他引来一笔6万块钱的广告拍摄订单。他说，“今年许多公司和影视基地都开不了工，相比之下，MCN业务更稳定。”对于影视公司来说，MCN更像是一个业务的延伸，本身在内容制作、艺人培养上就有一定积累。
除了影视行业，还有大量教育机构向MCN转型。与游戏、聊天等强娱乐项目不同，教育类内容的核心价值在于效果，优质的内容会与粉丝建立强信任关系，进一步实现C端商业变现。早在2017年，新浪旗下的微博教育就推出MCN合作计划，合作机构近百家，且覆盖考研、四六级、公务员、司考、留学等各个领域。
今年以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也在快手、抖音等平台做了多场直播授课。据艾瑞咨询统计核算，2019年通过短视频平台成交的教育类产品，总成交额达117.5亿元。
目前，快手、抖音、B站等平台纷纷推出了同教育机构的合作计划。去年11月，快手宣布拿出66.6亿流量助力教育类账号启动；今年2月，抖音所属的字节系短视频联合教育培训机构和公立学校，推出“在家上课”项目；今年2月，B站上线“不停学”课程专题，为UP主提供流量扶持以及现金奖励。
各行各业都有人涌入，据天眼查数据，截至7月6日，以工商登记为准，我国今年共新增直播相关企业9，284家，已经超过了2019年全年新增的此类企业数量。
大量机构和个人跑步入场，与申请入驻各个直播平台的低门槛有关。成为快手的入驻MCN，只需提报3名已签约的原创作者，其中一人的粉丝数超过2000，提报作者两个月内更新过3个以上的作品；成为抖音的MCN机构，也只需要公司旗下签约5个直播达人，粉丝总数超过1万即可。
批量孵化变简单，变现却越来越难
行业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各类资源向几家大公司的头部网红倾斜，中小型机构赚钱越来越难。“看起来是‘蓝海’的市场，其实已‘红得发黑’”
“所谓网红，说穿了也就那么点事儿。”北京一位MCN机构职员凯哥直言，“就是打造‘人设’，就得和普通人不一样，网友喜欢看不一样的内容。”
快节奏时代，短短的15秒短视频，如果前3秒不够吸引人，用户就会划走。“我们讲‘3秒定生死，7秒必转折’定律，要的就是视觉强冲击的反差感。追求让人看完不由自主地感叹‘我去’！”凯哥说。
他以一个炫富网络红人陈玉福为例，每天佩戴26斤的黄金出门，一串堪比核桃直径粗的大金链子下，挂着砖头大小的金牌，从头到脚金光闪闪。如此高调奢华的装扮，让陈玉福吸睛无数，甚至引来警方调查。事实上，陈玉福戴的黄金都是假的。
“出位的言行确实抓眼球，只是把握不好容易翻车。”凯哥认识一位走精英人设的网红，租了上亿元的豪宅拍视频，结果被敏锐的网友发现，这套房子在好多人的视频里出现过。
靠感官刺激，是初级阶段的吸粉方式，平台也知道这一点。比如注册成为抖音或快手的新用户，系统会自动推送吸引眼球的内容。先抓住用户在平台停留，然后再根据用户观看习惯，有针对性地推送内容。
“大数据不会骗人的，你爱看什么，它比你妈还清楚。”凯哥半开玩笑地说，“有个指标叫‘完播率’，即使用户不评论、不点赞、不收藏，但一条视频看没看完，却是没法造假的。当平台算法知道你爱看这类视频，你就会越容易刷到同类型作品。”
在海量的选择面前，网友容易审美疲劳。所以，要想持久地抓住用户，还得靠过硬的内容。
凯哥说，孵化网红之前，他们首先考察人品和性格，避免因为太多负面新闻导致崩盘；其次看外在和内在的优势或特点，外在如身高颜值，能不能让人瞬间记住，内在就是指学识经历，或者是否掌握一项技能。“不强求内外兼备，有一项特长就可以。”
做好定位，拍好视频，但还是不火怎么办？照样有办法。
“2万播放+150真人点赞+30转发+15条真人评论，只需28元！”记者联系到一位做抖音推广的微商，随机选择了一个抖音短视频，在线购买了这个28元套餐，果然在预定时间内，兑现了承诺的效果。
这位微商还接“直播间上人气”业务：“5个真人互动一小时”收费50元，“10个机器人刷3小时”收费40元……
298元，则是他向记者推荐的刷单系统的报价。“只需一部手机就能运行，之后可以自己接单，也可以把这套系统卖出去继续招代理。”这位微商还透露，有很多机构也在用这套系统，“自用省钱，帮别人刷还能挣钱。”
还有视频批量制作系统，可以实现一个人管理几百个账号，但是成本较高：支持32部手机的系统售价19200，支持96部手机的系统售价38400，后期还需每年3000元的维护费用。这只是软件部分，硬件的手机、SIM卡还得再自行购买。
把平台算法、用户心理和涨粉渠道研究透彻后，批量生产网红就不再是难事了。记者采访了多家MCN机构，无一例外，办公区都有两面墙。一面墙贴满了旗下网红的照片，称为“网红矩阵”，方便过来洽谈业务的商家选择；一面墙挂满了手机，以显示刷量系统的强大实力。
目前网红变现有三种方式：广告、带货、打赏。具体分成需要看合约，不同的人议价能力不一样，最常见的是三七开，机构拿七。
有人羡慕网红一晚上直播获“几个亿音浪”，按照规则换算，就是几千万元的收入。“但凡是几亿音浪级别，没有一个是靠零零碎碎刷上来的，背后都有机构在推。钱也不可能全到主播手里，但主播博个好名次，就能提高议价能力。”凯哥借用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形容，“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账”。
记者调查发现，一个网红的标配团队，至少应该是6个人：1个服装主管、1个设计师、1个助理、1个化妆、1个摄像、1个新媒体运营。一年下来，至少需要投入近百万元，还不见得能变现。所以现在的MCN机构在孵化网红时，已经谨慎很多。
此外，这个行业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各类资源向几家大公司的头部网红倾斜，很多中小型机构赚钱越来越难。凯哥觉得，个别人看起来是“蓝海”的市场，其实已经“红得发黑”。
“榨汁机式骗局”，吹牛成本就是一份PPT
“靠画大饼空手套白狼，广撒网囤作者的情况很普遍，不仅是野鸡MCN公司，大中型MCN都有可能，只是前者的几率更高”
目前，MCN机构大部分采用“广撒网”策略，专找有一定创作能力、粉丝数还不算多但有成长潜力的“小白”，用尽各种办法签到自己公司旗下，能捞几个是几个。
招进来后基本都是散养，能不能红全看造化。红了就赚，不红也没损失。
签“小白”的时候，机构都会拼命夸耀自己如何有渠道有实力有矩阵，有多少网红是自己孵化的。毕竟不好核实，吹牛的成本就是一份PPT。
陈欣遇到的MCN机构，就是这种状况。 “当时有好几家机构想和我签合约，但这家机构更积极，话也说得特别好听。”
他没有实地考察就签了合同，“这家机构在深圳，当时直接在网上把合约签了。现在要对簿公堂，我连他们的面都没有见过。”
陈欣回忆，在去年4月份签完合约后，对方似乎就消失了。他所有视频的策划、脚本、文案、拍摄、剪辑、字幕等，都是自己一个人完成。就在他涨粉到100万后，这家机构的老板突然出现在微信群聊中，开始评价陈欣的视频制作不专业，然后就把话题转到商单上面，要求陈欣做广告植入，佣金三七分账。
今年疫情期间，出去到处跑风险很大，公司没有提供任何防护措施，只一句“你要注意安全啊”，让陈欣觉得很心寒。另一方面，如果自己靠这个博眼球赚钱，他觉得无异于“吃人血馒头”，这是内心真正抵触的原因。
面对陈欣的拒绝，公司拿出当时的合约，丑话说到前头，“违约金一分不能少，取最高值300万。”
有点绝望的陈欣，甚至想到放弃做短视频。冷静之后，他想去找工作，或者再去读书上学，靠“拖”字诀把这个事情拖到疫情之后，同样遭到公司拒绝。
类似陈欣遭遇的人不在少数。上海做设计的90后周灵，已经做好了打三年官司的准备。她的父亲替她扛了这些活，“看着五十多岁的父亲一趟又一趟带着行李，从上海开车去杭州出庭，特别心疼。”
对于很多网红或者博主来说，如果想要走商业化之路，MCN难以绕开。像陈欣这样，只在做内容上有经验，但是对商务合作、签订合约完全不懂，需要MCN机构的协助。
“靠画大饼空手套白狼的情况很普遍，不仅是野鸡MCN公司，大中型MCN都有可能，只是前者的几率更高。”凯哥对这种情况见怪不怪。
另一位稍有经验的B站UP主黄瀚，面对合约就谨慎许多。他向记者形容，这就是一个“榨汁机式骗局”。今年4月份，黄瀚应邀去想签他的MCN公司聊，“在一个众创产业园，规模很小，也就是租了两间办公室。”
合约的基本内容，黄瀚没有工资，自己负责做视频并自行承担视频成本，赚了钱三七分账，视频版权归公司所有。
机构也不是什么都不给，会给一个所谓运营老师，负责“监控与分析数据，以及观察互联网热点趋势”，说白了就是看看后台数据，然后每天刷刷热搜。
“这种运营老师通常由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担任，也不是一对一的，至少会是二三十个博主的老师。”看着这些条款，黄瀚觉得如果签了字，就等于把自己送进了榨汁机，然后恭恭敬敬送到别人嘴边。
内容创作者最需要的是流量，这也是机构能给到的最大帮助。当黄瀚追问有什么资源可以提供时，机构负责人开始顾左右而言他，谈愿景、谈未来，就是不谈资源。
接着机构负责人还谈到了奖励机制：一旦签约，黄瀚再介绍别的博主签约，就可以从这位博主的收益中提走15%，这位博主以后再介绍签约的博主中，黄瀚都可以分到15%。
作为一个成年人，他理智地控制住了情绪，只是发出了赞叹：“哇，你们可以在MCN业态中引入传销概念，也是一种创新啦！”
“你们从我们身上薅羊毛给了其他羊，那你们到底出了什么？”从这以后，黄瀚不考虑和MCN机构的合作了。
网红培训课程火爆，不缺韭菜不缺刀
在一夜暴富的激励下，很多人涌进这个风口。由于孵化网红烧钱耗精力，一部分业内人士又盯上了网红培训课程
任何一个行业的火爆，割韭菜时，镰刀是最锋利的。
割韭菜第一波：赚学费。
在各种草根一夜暴富的激励下，很多人涌进了这个风口。不过由于孵化网红烧钱耗精力，一部分业内人士又盯上了网红培训课程。
“十年前，你错过了淘宝，五年前你错过了微商，2020短视频带货风口期，你一定不能错过。想做短视频带货变现，联系我们，为你提供一条龙专业服务。零基础、零粉丝、没流量、没货源、没团队，也能快速做带货达人……”
记者在这条短视频后面留下联系方式，第二天就接到来自深圳的MCN机构电话，称加微信可以学习短视频创作。
记者加了课程顾问的微信后，每天都能收到下午三点一场、晚上八点一场的直播课程链接。主讲人身份要么是院长，要么是创始人，开场白总说自己平时很忙，“也就是今天有时间给大家讲课，今天来听课的同学都赚到了！”
课程内容都是各种走红致富的案例，这个账号三个月变现10万元，那个账号一个月做到粉丝50万等等，还时不时用打了鸡血的声音“刺激”听课人：“所有的资源都给到你，你们能不能赚钱？能的同学在屏幕上打‘能’字给我！”
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课程，在最后半个小时，开始进入正题催促下单：“我今天只收5个弟子！这5个人能接受我的亲自指导，而且享受今天的优惠价格3980元。过了今天，就是普通老师辅导，价格也会恢复到5980元。还有最后半小时，名额已经不多了！”
同时，课程顾问也会不停地催促，“还在犹豫什么呢？这样的机会只有今天有。”有不少网友反映，交钱之后就没反应了，信誓旦旦收钱，转头默默拉黑。
割韭菜第二波：赚回扣。
还有另一种承诺“带你飞”的机构，看起来似乎靠谱一些。比如承诺一个月将你的个人账号打造到粉丝10万。如果不达标全额退款，而且增加了对公司转账的条目，似乎增加了不少可信度。
但在制定人设之后，会以提升技能为由，向签约者提供各种才艺老师，安排培训课程，费用由个人承担，机构就忙着赚回扣、赚佣金；还有机构爱签约女主播，签完之后说，“你面部某个器官不和谐，要去做个整容手术”，接着推荐合作的美容机构，手术费用自行承担。
割韭菜第三波：赚利差。
有的MCN机构借带货合同的“壳”，做着“无息揽储”的生意。商家和MCN机构签合同带货，商家出30万元服务费，签订3个月带货合同。MCN承诺三个月达不到预期就全额退款，不收取佣金。商家一听觉得“很划算”，但是合同履行到一个月的时候，商品一点销量都没有。商家想退款，但是合同没有到期，只能等。三个月到期，MCN机构一定会把钱乖乖退还给商家，而且这个期间，他一点货也不会卖。
业内人士分析，这家MCN机构可能签了几十上百份类似的合同。按10份来算，这个资金沉淀就是300万元。他不会真的给你带货，只会用商家的钱去投资赚利息。如果他投资出去的钱在三个月时还没有回来，那他会用再签的合同，将前面10家的钱给还上。
近日，人社部正式发布“互联网营销师”等9个新职业，其中包括“直播销售员”工种。对于想入行的人，凯哥建议想清楚两个问题，“第一，我是谁，对方到底看中了我什么要来包装我；第二，他们是谁，他们什么资质，凭什么有能力来包装我。”而且一定要选择有信誉度的大公司合作，不要凭想象签合同。
今年2月起，不少地方官员、院士、高校教授等，组团到拼多多平台开展“直播助农”活动。负责对接活动的毛羽丰告诉记者，拼多多的直播消费扶贫模式中，没有MCN机构做中间商，这些带货群体也都是“义务劳动”，没有“坑位费”，也不会抽佣金。这在几大平台中，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模式。
因为产业链条比较复杂，网络主播、内容发布平台、产品供应企业等相关参与者，缺乏明确的管理标准和监管机制。面对行业发展初期的不规范现象，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通知，要求下属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牵头起草制定《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和《网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指南》等两项标准。这将是行业内首部全国性标准。
通过制定实施两项标准，将有利于引领和规范我国直播购物和网络购物行业的发展方向，杜绝直播行业乱象、重塑行业生态，提升新零售行业的技术管理水平，维护广大消费者利益。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博士生导师胡仙芝建议，监管部门应当逐渐提高对该行业的合规要求，助力行业健康发展。MCN机构应当在资质备案、内容合规、直播带货合规、知识产权合规方面积极响应国家法律、政府监管机构的要求，才能健康、长远地发展。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记者刘婧宇）
于教培机构而言，暑期往往决定了机构全年75%的收入，所以，为了应对暑期，机构往往会提前招兵买马。
但新员工的加入，往往会有一个入职培训期，这个培训期，长的可能要一两个月，短的可能要3~5天，那如何快速提升培训效果？别家的机构都是怎么做的呢？
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一套《教培机构7大岗位培训手册》，希望能帮助到各位校长。
1.员工培训手册
2.机构前台培训手册
3.教师培训手册
4.课程顾问培训手册
5.市场招生培训手册
6.销售培训手册
7.咨询师培训手册
私信 回复：培训，
情下就业市场“人岗错配”现象愈发突出——
从年薪30万到应聘地铁安检员被拒，不是身段问题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海市宝山区就业促进中心首席职业指导师李弘2020年的工作比往年更加“烧脑”。她从业13年，面对的是越来越复杂的求职需求，今年尤为如此。
像李弘这样的“首席”，全上海只有35人。疫情暴发以来，她为100多人提供了一对一的职业指导咨询服务，为超过2000名大学生提供了入校职业指导。其中，一拨年薪在30万元到50万元的青壮年求职者的来访，给她带来了挑战。他们大多来自受疫情冲击较大的线下教育、旅游、酒店等行业，在疫情中离职。
疫情带来的影响已经持续了近一年。过去10个月，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的150多名职业指导师为1万多人次提供了就业指导，平均指导时长持续一两个月，这些人中70%以上后来都实现了稳定就业。职业指导师们发现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前来寻求公共就业指导服务的人，不再是那些只为找一份工作的低学历、高年龄人群，取而代之的，是一群高学历、高薪酬、对职业充满期待和想法的年轻人。一拨年龄在35岁到45岁、具有15年以上垂直行业从业经验的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也找上门了。
有房有车有娃有贷，超级焦虑
“多数是80后，跟我一样，工作了十几年。有房、有车、有娃，有房贷、车贷、学费压力，一个月没有收入还能扛一下，三四个月甚至半年没有收入，就超级焦虑了。”李弘说。
每每遇到这样的服务对象，李弘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帮助对方缓解“超级焦虑”的心情。
焦虑之下，很多人会走上一条极不理智的求职路线，从而导致自己“备受打击”，然后更加焦虑。
40岁的李潮（化名）原本在上海一家传统制造业企业从事研发工作。受疫情影响，企业资金链断了，老板结完最后一个月基本工资后，宣布关门。
“一开始也并不是很着急，这家关门了去另一家，很正常。”李潮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以往换工作，大约1个月就能找到下家，并且会有猎头主动联系他，“年薪30万元基本是可以保证的”。但这一次，因为行业整体受到冲击，他的职业真空期延长到了近6个月。
近6个月里，李潮不得不像应届毕业生一样天天在网上搜索相关的工作机会，他甚至还用并不熟练的PPT制作技巧自制了一份简历，用于线上求职。过去，他汇报工作时的PPT有下属给做，跳槽时，也会有猎头为他安排好与HR面谈时间。
但这一次，做了种种努力，他还是没能找到工作。他真的慌了，再不工作，房贷就要还不起了。他开始胡乱投简历，想的是只要能有一些薪水也是好的。他列出的年薪期望值从30万元降到20万元再降到10万元。最令他崩溃的是，他拿着漂亮的简历去应聘地铁公司安检员岗位，也被拒绝了。
“人岗严重错配。地铁安检员要每天8到12小时站立时间，你行吗？”李弘说，在人岗错配的情况下，高学历人群受挫是必然。
除了李潮，李弘今年还遇到过旅游产品经理应聘做酒店前台被拒的、线下教育机构中层管理者应聘做企业前台被拒的。“有的人害怕跳出行业，有的就啥也不怕，随便找工作”。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从微观上来看，就是人和岗位的错配问题。”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职业介绍处处长张云鹰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疫情下人岗错配问题特别值得关注，“都只看到华为、阿里开出年薪200万元请一个应届生，都想去金融、科技、互联网行业，却没人分析自己有什么能力、适合做什么工作。”
他们要的绝不仅是一份工作
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主办的2020年“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全国赛”上，李弘以总成绩第一名荣获“全国十佳职业指导人员”称号。比赛中，一道案例分析题是模拟一名财务管理专业女大学生执意转型做网络主播的求职场景，李弘拿了高分。“太真实了，日常工作就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她说。
过去，找李弘寻求帮助的人，以四五十岁的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年人为主，多数只是需要“介绍一份工作”；现在，多是不愿安于现状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年轻人。他们最喜欢的职业，是“自由职业”——不用朝九晚五，收入更高，可以积累资源，有助于未来创业，一个个都喜欢做“斜杠青年”。
智联招聘《2020中国年度最佳雇主评选报告》显示，大学生最看重雇主的因素是“尊重员工”，其次是“前景”。智联招聘执行副总裁李强认为，未来年轻人选择工作可能会和兴趣、爱好“完全挂钩”，“未来工作形态最大的变化，是灵活用工会变得非常普遍，所以一定要多做准备，找到自己热爱的方向去投入精力”。
现实中，还真有为了“前景”离职的年轻人。罗杰（化名）与家人的冲突，在疫情期间发生。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罗杰，听从父母安排进了一家国企做质检员，年薪10余万元。在同事里，罗杰学历最高，其余人多是中专、大专学历。
干了两年后，罗杰在没有经过父母同意的情况下，直接辞职了。他要考研，读“大数据分析”专业。疫情暴发后，罗杰又遭遇考研失败，经历了长达一年时间的职业空窗期。
在一次社区就业咨询会上，罗杰的母亲向职业指导师李弘“告状”，认为儿子“能力有问题”，一来考研考不上，二来“海投”简历也没能找到工作。
李弘分析了罗杰的求职路径后发现，这个男孩只给“数据分析岗”投递简历，而从未尝试可能需要一些数据分析能力的市场营销岗，或者需要一些客户对接或者文案撰写能力的战略分析岗。
罗杰说，自己不擅长与人交流，只能对着数据作分析，因此不能接受那些可能需要与人沟通的岗位。
与罗杰紧盯自己专业相反的是，很多专业技术能力较强的大学生，在求职的关键时候，突然产生了要做“网络主播”或者电竞职业玩家的想法。
张云鹰说，来求职的多数青年人都把目光放在金融、大数据、互联网、直播、电竞等高光、高薪职位上，却对自身职业技能的“迁移”关注不够。
比如，一名因疫情影响而离职的导游，如果去应聘银行客服岗位、移动公司客户经理岗位，大概率是有可能成功再就业的。“导游的特长是善于沟通，善于为客户服务，相对应的，哪些岗位需要沟通、客服的，导游都可以去应聘试试。而不是去酒店做前台。”李弘说。
罗杰在李弘的指导下，尝试去应聘一些需要80%的计算机专业能力外加20%沟通、文案能力的市场部岗位，很快拿到了一家银行和一家初创型新能源企业的offer。他选择了后者。“家庭条件还可以，没有那么着急地要挣钱。我是男生，希望在更有前景的行业闯荡一下”。
很多年轻人对自己有什么能力并不清楚
“人岗错配”在疫情下显得尤为扎眼，这让很多人觉得“找工作特别难”。来自智联招聘的数据显示，疫情下企业校招规模并未削减，今年仍然有58%的企业选择扩招。相较去年，企业在校招上投入的预算也有所增加。BOSS直聘数据显示，2021年秋招“早鸟季”对应届生需求回暖，同比增长4.5%。值得注意的是，要求候选人拥有博士学位的岗位，平均薪资达到了26523元，同比增幅达16.4%。
职业指导师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帮助求职者梳理自己的“职业能力”，再找到这些职业能力可以“迁移”的部分。哪些能力，可以运用到哪些岗位的工作中去。
经常有大学生向李弘“吐槽”，“我不擅长沟通，不会讨价还价，我没法做采购岗或者销售岗。”这个时候，李弘往往会问他：“你向父母要生活费时，会不会讨价还价？会不会先考虑一下怎么开口比较合适？”
她说，很多年轻人对自己“有什么能力”并不清楚。这也是要把职业指导前置到大一、大二阶段的一个重要原因。“很多时候，不是市场上岗位不够多，而是大学生对自身的定位不合理。到了大四他突发奇想，要干这个、干那个，却没想清楚自己手头有什么技能。”
李弘曾带着一群大一学生去宝山区的电竞基地参访，很多学生看到电竞基地的工作后恍然大悟，“原来不是会玩游戏就能做电竞行业”。每当遇到一门心思要放弃所学专业技能转身做直播的大学生，李弘总要耐心地告诉他们，“一个主播背后有很多不同职业技能的堆积，而且职业寿命有限，真正能在这个行业做到头部的只是凤毛麟角”。
11月底，在上海大学举办的应届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上，职业指导师咨询台前的队伍，排得比招聘企业前的还要长。招聘会临近收尾，还有很多学生在排队——求职者对职业指导的渴求，十分明显。
33岁的魏秋（化名）疫情前在一家国外学术交流中心工作，从4月开始四处谋职。她对记者说，她的年龄不占优势，工作经验又多是教育培训行业，属于受疫情冲击大的行业，很难遇到同类型企业招聘。她简历投出去基本是“石沉大海”，起初不能接受大幅降薪，后来也向一些工资比较低的通用性岗位投递过简历。在李弘的帮助下，她重新“提炼”总结了个人核心能力，找到了新的“轨道”，求职成功。她感慨，上次投简历还是在2013年，当初投简历的网站如今都已衰落。
她对记者说，疫情这只“黑天鹅”对自己的影响，很难说是正面还是负面，但不管怎样，自己都会努力面对。（记者 王烨捷）
来源：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