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新京报
住邦2000地下三层停车场，工作人员张贴错时停车说明。新京报记者 吴宁 摄
海淀区满庭芳园社区安装了红色地锁的车位是共享车位，目前，这个社区的共享车位有所减少。新京报记者 吴婷婷 摄
住邦2000地下三层停车场错时停车说明，写有错时停车时间、价格等。
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改善节假日旅游出行环境促进旅游消费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倡导社区、社会单位停车场对外开放，增加临时性停车位供给。
去年5月起实施的《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也提出，北京推进单位或者个人开展停车泊位有偿错时共享。公共建筑的停车设施具备安全、管理条件的，应当将机动车停车设施向社会开放，并实行有偿使用。
目前，北京社区、社会单位停车场对外开放的情况如何？新京报记者近日探访发现，一些写字楼和商场已经探索向居民开放夜间停车，而有些社区的共享车位数正在缩减。
专家建议，引导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做规范化的安保措施，同时建立相应免责措施与激励机制。
探访1
写字楼为居民提供400余共享车位
朝阳区远洋天地、十里堡南里、城市华庭三个社区，有一万多户居民，几乎家家有车。但由于小区大多建于2000年左右，车位配建不足，缺口约有1000个。此前，很多居民将私家车停放在小区周边道路上，加剧了慈云寺东路、十里堡南里东路等道路的拥堵。
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副主任马思来说，今年，八里庄街道引导协调小区周边住邦2000、阳光广场、远洋国际、莱锦产业园、万科时代中心等写字楼和商场，提供400多个车位用于居民共享错时停车。
“通过政府引导、企业经营，居民在周末休息日和限行当天也可以错时共享。每个写字楼情况不一样，居民大概是每天17时至18时开始停车，到第二天8时离开。收费为每月300元至400元之间，基本比小区车位便宜了100元至400元。”马思来说。
北京住邦物业管理公司副总刘刚告诉记者，住邦2000共有5栋商务楼，两个停车场有900个车位。商务楼东侧的八里庄路经常被居民停车“塞住”，在街道引导下，物业公司开始考虑向居民开放夜间停车。
“刚开始确实有顾虑，担心安全问题，估计这也是很多同行不想夜间开放的原因。”刘刚说，一方面，夜归居民通常比较疲惫，担心车主在车里休息睡觉出现窒息等危险。另外，工作人员也担心居民车辆夜晚被剐蹭后第二天一早离开，很难查明具体情况、找不到肇事者等。最终，公司决定加强夜间巡视频次，夜间值守人员从俩人增加至12人，及时发现剐蹭等事故并拍照取证，同时杜绝安全隐患。
停车场晚上空置350个至400个车位，考虑到写字楼办公人员平时加班、早上早到等情况，物业只开放了200个车位，以防居民和办公人员停车时间上出现交叉，这样也保证居民限行日和周六日可以在此停车。
写字楼长租车位安装有电动地锁，居民无固定车位，只要没有地锁的车位都可以停车，每月300元。刘刚坦言，目前错时共享停车利润很少，不仅夜间有感应灯等电费能耗，另外也增加了夜巡的人力成本。“但考虑到大家在同一个区域工作生活，我们还是希望尽一些社会责任。”
据马思来介绍，目前商场停车库使用电子化管理，夜晚停车不增加人力成本，反而使闲置资源得以利用，收入有所增加，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双效益”。他说，未来八里庄街道计划动员更多写字楼加入，再多向居民开放一些车位。“现在很多商场、写字楼和居民楼交织在一起，实现车位资源共享更能发挥最大效益。”
探访2
共享停车缓解友谊医院周边拥堵
位于西城区天桥地区的北京友谊医院，日均接诊量超一万人次，人流众多，车辆往来十分密集，高峰期，周边道路拥堵，行车不便。去年，医院附近交通状况好了不少，以往总是进车缓慢的停车场入口，也变得较为通畅。
这样的变化源于医院与周边单位共享停车位。
天桥艺术中心与北京友谊医院相隔不远。去年，医院发动院内职工将车停到天桥艺术中心，这一举动让医院内部腾出400多个停车位，全部开放给患者。更多患者能直接将车停入医院，周边交通拥堵问题有所缓解。
除了医院，共享停车的新模式在西城已有较广泛的试点。
西城区城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老城区，停车位供不应求一直困扰着在此工作和生活的市民。停车位不够，很多职工将车停在马路边上。近两年来随着道路停车的改革，路边无法随意停车了，停车矛盾更加突出。不少市民找到街道和政府部门反映情况，希望能有收费合理的停车场所。
“大家要求不高，不过是不想下班回家后开好几圈也没地儿停、停了还被贴条。”该负责人介绍，从2017年开始，城管委、街道参与，帮助社区和周边单位“结对子”。
目前，西城大部分街道都开始尝试共享停车。在什刹海景山停车场，80%的停车位被拿出来让周边居民错时停车；在金融街头发胡同，拆除违建后留下的一片空地上盖起了两层立体停车楼，晚上，这里成了周边居民的“停车场”；广内街道的部分自治停车位，晚上停放居民车辆，白天国华商场、奋斗小学等单位职工则将车停进来。
据初步统计，新街口、什刹海、金融街、展览路、广内、牛街、月坛、陶然亭、大栅栏、天桥等10个街道已开展试点，“结对子”的除了居民社区、经营性停车场、医院、企业外，还有不少国家部委也参与其中。
在上述负责人看来，单位与居民的需求正好吻合。早先，居民停车呼声最高，随着停车改革，单位职工也开始头疼停车问题。以此为契机，城管委和街道两方协调，让双方都参与停车共享，盘活潜在资源。
该负责人透露，明年这将成为西城重点工作，争取在所有街道铺开。
探访3
一些社区共享车位数正在缩减
《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自2018年5月1日起实施，其中提出，居住小区的停车设施在满足本居住小区居民停车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向社会开放。
记者注意到，2015年开始，北京市部分社区引入了“丁丁停车”共享停车系统，满庭芳园社区便是其中之一。不过近日记者在采访中却发现，这种共享停车的模式发展并不是很理想。
12月20日12时左右，记者来到满庭芳园社区，此前曾有新闻报道称，这里的共享停车位曾达到近90个。不过记者在社区里看到，停车位基本上都停满车辆，仅有部分空车位，但也全都上了地锁。一位业主表示，他曾听说小区里有过共享停车位，“这也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好像没人弄这个了。”
不过在小区西门附近，记者发现了一个空车位，安装了带有“丁丁停车”标志的红色地锁。“丁丁停车”APP显示，12时左右，该社区仅有六个共享车位可供停放，停车价格为日间3元/小时，夜间0.5元/小时。记者从小区周边路面停车场了解到，这些停车场日间每小时停车价格为12元。
此外，东城区巷上嘉园小区也曾试点过“丁丁停车”，最初投入使用时也有80多个车位参与共享。不过，如今这里能提供共享的车位数量也已屈指可数。
“丁丁停车”创始人申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与共享停车最为红火的2015年、2016年相比，北京共享停车车位数量正在缩减，“2015年开始，我们在北京三环以里铺了200个社区，大约有1000多个停车位，到今天来看，数量有所减少。”
谈及共享停车位减少的原因，申奥说，除了公司发展方向的改变，一些车主对共享车位的认知也不尽相同，这些车主停车存在侥幸心理，总觉得停一次两次不会被贴罚单，所以不愿意使用共享车位。“对比其他城市，我们发现北京并不是每个社区都有条件做共享车位。满庭芳园之所以现在还能使用共享车位，主要是它周边有青云大厦写字楼，而且写字楼车位数量不能满足员工停车需求，恰好这个社区允许外来车辆进入小区，因此这个社区有一批忠实用户。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小区没有几个。”
另外，部分社区更换了物业负责人或者物业方，也会导致共享停车位数量变化。申奥告诉记者，满庭芳园共享车位数量大幅缩减，其中一个原因是物业更换了道闸，停车人将车从共享车位开出后，不仅要支付车位费，到了道闸口还需要再支付小区停车费，这样的二次收费直接造成共享车位和停车人大幅减少。
■ 难点
担心安全、过时不走 管理方为难
一些企业和单位开放停车场仍存难点。望京街道某社区负责人表示，社区周边有一所大学和一所高中，社区曾与两所学校沟通过，学校夜间能否开放部分场地用于错时停车，但最终学校还是担心安全问题，婉拒了这个提议。
亚运村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2017年左右，在街道引导下，曾有四五家企事业单位向居民开放了车位，用于夜晚错时停车，并采取低偿甚至完全公益的方式。然而目前，仅有北辰集团培训中心兼党校的小院仍提供夜间停车，能为安慧里北社区居民提供20个左右车位。
为何其他单位没有坚持下来？他说，当时出现了居民白天不将车开走的情况，占用了单位白天办公运营车位，“反复几次之后，单位就不干了。”
错时停车还需要面对居民多样化需求。市民索先生不久前在西城区铁路巷小区购买了房子，这是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老小区，停车位紧张。不过索先生从社区获悉，能在小区附近的金茂大厦错时停车。索先生还是有些犹豫，“万一遇上下雨、下雪天，或者是哪天不想开车，就必须一大早把车从停车场开出来，要不然这一天下来停车费就太贵了，这样也不是很方便。”
目前，大多数共享停车由双方协商时间，居民们在一天内固定时间，可以低廉价格入场，其他时间还要按正常价格支付。而对一些单位来说，钱不是主要问题，确保车位内部供应充足是底线。此外，如何为这类模式争取到真金白银的支持，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 观点
北工大城市交通学院院长陈艳艳:
规范安保措施尚需政策细则引导
北工大城市交通学院院长陈艳艳说，写字楼和商场等实行市场化运营，开放资源错时停车可以增加收入，只要把收费机制捋顺，是比较容易实现的。
但政府机关不以营收为目的，开放停车场地的营收收入是否能作为本单位收益也不确定，因此相关部门没有动力和积极性。当然，不对外开放停车位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担心出现安全问题。
陈艳艳说，政府机关若想实施错时共享停车资源，将其作为综合治理和为民服务的举措，就应该出台一些政策细则。一方面，引导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做规范化的安保措施，对不同的单位实行不同安保等级。“比如一些单位宁可不开放，也要保证安全。一些单位没有特别严格的安保等级要求，可以开放车位，但是要有通用的安全规则管理办法。”另一方面，针对不可预知的安全隐患，应该有比较宽容的相应免责措施，让大家放下心来做这件事。“最后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单位将车位拿出来错时开放共享。”
她说，“居民使用夜间停车位、白天不将车开走”的情况比较容易规避，目前智能化停车越来越多，如果居民停车超过约定时间和约定次数，可将其车牌列入“黑名单”，不能再进入停车场。
（新京报记者 张璐 吴婷婷 戴轩）
者按：
北京城的故事，总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走在北京城里，不经意间就会和“历史”擦肩而过。人们熟知、游客追捧的，多是作为景点的历史遗迹。但事实上，还有一种鲜为人知的历史，藏匿在古都北京的街巷花木、古旧建筑、民俗百态，甚至泛黄的纸页之间……
作为北京文化的书写者，肖复兴将目光聚焦于那些常被人忽视、却带着温度和人情味的历史文化载体。此前，他已经出版过《八大胡同捌章》《蓝调城南》《我们的老院》等几部与北京相关的作品。在新作《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中，肖复兴写出了自己对北京的历史想象与文学记忆。
在其中的《北京老旅馆》一文中，肖复兴从六国饭店、崇文门内的德国饭店和前门外的第一宾馆这三家清末民初最有名的旅馆谈起，追溯了北京城旅馆业的发展过程，其中也不乏与当下的勾连与对话。文中，他特别提到一位住在施家胡同第一旅馆东侧的小院里，在自家墙上用铅笔描画了旅馆一角的门窗和墙体的外地中学生：“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从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他在北京上中学……旅馆和他家只有一墙之隔，近在眼前，却离他很远，远得如同画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以下内容节选自《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已获得出版方授权刊发。
撰文丨肖复兴
摘编丨何安安
自元代就有“饭店”这个词，专指住宿的旅馆
说起老北京的旅馆，在我小的时候，老人们最爱说的是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崇文门内的德国饭店和前门外的第一宾馆，因为离我们的住处都很近。没错，这三家都是清末民初最有名的旅馆，而且都带有点儿洋味儿，明显地印着那个时代西风东渐的痕迹。而屹立在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是这三家旅馆之后的事情了。
逝者如斯，如今，这三家老饭店，除了德国饭店没有了，其余两家都还健在，虽然改换了名称，但亦不失为那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最好的遗存。想当初，有人写竹枝词专唱六国饭店：“饭店直将六国称，外人情态甚骄矜。层楼已是凌云汉，更在层楼建一层。”最后一句说的是当年六国饭店刚建成不久，就嫌不够住了，又加盖了一层。当初让人叹为观止的“层楼已是凌云汉”，如今，在高楼林立的北京城，哪里还显得出来它呢？
《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肖复兴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7月
记得小时候，我对“饭店”这一称谓，有些不解。在国外，旅馆、旅店或宾馆都称为“hotel”。莫非那时候我们称之为饭店，是管饭吗？1984年，我的中学同学王仁兴所著《中国旅馆史话》出版，我看到他在这本书中引用了元杂剧《玩江亭》、明小说《醒世恒言》、清小说《儒林外史》和《三侠五义》中的材料，考证“饭店”一词并非“hotel”的转译，自元代就有“饭店”这个词，专指住宿的旅馆。
其实，在北京旅馆业中，上述三家并不是最老的。王仁兴在他的《中国旅馆史话》一书中考证，北京最老的旅馆繁华地，在卢沟桥东西两侧，元代时，那里的旅店已是鳞次栉比。因为元大都建立之后，文化、商业发展的速度很快，南来北往的人，从陆地进京，卢沟桥是必经之地。
（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日本侵略军就是攻打下卢沟桥后侵入的北京城。）
以后旅店业的发展，按照侯仁之先生的说法，日渐分布在更贴近城市的城郊附近。王仁兴则引用《宛署杂记》和《马可·波罗游记》，证明了侯仁之这一观点。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说：“在近郊，也许离城有一点六公里远的地方，建有许多旅馆或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为来自各地的商人提供住宿。”于是，“城郊也和城市一样繁华，也有城市内的华丽住宅和雄伟的大厦，只差没有大汗的皇宫罢了”。
《中国旅馆史话》，王仁兴著，中国旅游出版社，1984年
早在元明两代建立起来的这种繁华的旅馆客栈，如今已经见不到了。前些天，我特意去了一趟卢沟桥，四周已是一片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被围拦起来需要购票入内的卢沟桥，如同城市中的一个盆景。桥东新建的簇新的宛平城，面目可疑，似乎企图将遥远的历史一步拉近在眼前，和现实热烈拥抱。
追溯历史，会馆可以说是北京近代旅馆业的前身。《城垣识略》一书记载自清入关到乾隆年间，北京城共建会馆一百八十二座，全部在城南前门大街东西两侧，其中东侧八十二座，西侧一百座。这里所说的东西两侧，东至崇文门，西至宣武门，会馆全部密集地建在如今二环以内再以内的很小的范围里，因为它们离内城近，办事方便，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无论是做生意的，还是进京赶考的，或到皇宫觐见的、到王府办事的，自然都愿意住在这样的会馆里。
到了清同治年间，此时出版的《都门纪略》一书中记载，在京的全国各地会馆和行业会馆有三百余家，这个统计数字明显不全，到了清末，统计在册的会馆实则四百余家。从乾隆到同治、光绪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会馆数量的增加是非常明显的。这四百余家会馆，都具有和旅馆相似的职能，以各地名字命名的会馆，实际上就是当时各地驻京的招待所，便利同乡来京的住宿。
《都门纪略》，(清)杨静亭编著。
一直到旅馆兴起后，会馆依然起着这样的作用，是为旅馆的一种替代和补充。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期间。刚到北京的时候，鲁迅先生住在绍兴会馆，张恨水先生住在潜山会馆，沈从文先生住在杨梅竹斜街上的酉西会馆。毛泽东最早到北京时，住的也是会馆，是烂缦胡同的湖南会馆。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首次来到北京时，住的还是会馆，是珠巢街的香山会馆。这些会馆，都是他们家乡的会馆。在会馆建立前后，和会馆一样具有旅馆功能的，还有寺庙。那时候，清末重臣来京，如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一些老派文人画家，如陈石遗、姚茫父、齐白石等人，都曾经在寺庙里住过。
到了清末民初，又出现了公寓。这些公寓没有会馆那样普遍，没有寺庙那样平易，可以接纳贫寒人士，因此，一般会建在比较清静的地方，环境刻意建造得园林化，以显其幽静雅致。最初，它们大多集中在西城阜成门内。清时有笔记记载说，这些公寓建得很漂亮，有亭台花木、假山水池，漫步在花晨月夕之下，不知门外有锱尘也。当然，这样的公寓，大多为来京花着公家银子的官员，或有钱的文人雅士所居住，比会馆和寺庙要高级、舒适许多。只是后来这些公寓渐废，因“士夫近多喜住东城，趋朝便也。
西城旧屋，日见其少，真如昌黎所谓‘一过之再过之，则为墟矣’者”。说得没错，清晚期东城贤良寺这样的大寺、名寺，成为外地进京大员愿意住的地方，便是明证。而到了民国之后，在东城出现大量公寓，如东四的大兴公寓、米市大街的北京公寓、海运仓的朝阳公寓等。五四时期，时兴教育，大学、中学冒出来很多，很多贫穷的学生和教师需要住处，于是公寓相应多了起来，而且，为适应需求，出租的价格便宜，大多建得能够简单住人即可，而非以前那样园林化般讲究。在小说和电影《青春之歌》里，从当时北大学生余永泽住的公寓，就可以看出来。
只不过，那时会馆也好，公寓也好，一般只是住人，吃饭的问题，另有附近的饭馆解决，各司其职，职能比较单一。所以，那时的会馆旁边一般都会有不错的地方风味的饭馆相配套，比如南海会馆边上有南方的老便宜坊，绍兴会馆边上有南味的广和居，像我居住过的粤东会馆，最兴盛的时候，当初附近有福寿堂、东兴居这样的大饭庄和大小饭馆。这几乎成了那时京城的一大特色。
南来北往的客人，
促进了前门地区旅店业的发展
“旅馆”这个名字的出现及其日渐兴盛，还是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这是和商业的发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北京近代旅馆业的真正发达，以1901年前门火车站的建立为标志。火车的开通，让北京城一下子从农商时代进入了蒸汽机时代，特别让北京城南受益，由于火车站就设立在前门楼子两侧，南来北往的各地客人日渐增多，进一步促进了前门地区商业和旅店业的发展。这是聪明的商家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旧时俗语说的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
交通的便利，必然增进人员的流通和货物的周转，促进商业的发展，那种以乡里为轴心的农业时代传统单一的住宿格局，那种仅仅为外地官员觐见、秀才进京赶考服务的宗旨，显然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了。于是，诞生了近代的旅馆业。本来北京四百余家会馆就有三百余家在前门一带，传统因素形成的客源，还会惯性地在这一带寻找住宿。到了民国时期，前门一带这三百余家会馆，不少已经变成了大杂院，再也无法起到原来“同乡招待所”的作用，无形中为新建的旅馆提供了商机。加之火车站的建立，近水楼台先得月，旅馆在这一带一时更如雨后春笋般大增，紧靠着火车站的西河沿和西打磨厂这两条老街，成为那时的旅馆集中之地，便也就是必然的了。
早在同治年间的《都门纪略》中记载，北京有旅馆一百零七家，前门一带有六十四家。到了光绪年间，《朝市丛载》中记载，北京有旅馆一百零一家，前门一带有七十五家。可以看出，前门一带的旅馆数量明显在增加。根据他们的记载，前门一带的旅馆主要集中在西打磨厂和西河沿两条老街，分别有三十家和三十二家，各占据了前门地区旅馆总数的小一半。因我家住西打磨厂街，便关心这条老街上的旅馆，把这三十家旅馆记之如下：鸿泰店、聚泰店、德泰店、同泰店、泰昌店、会成店、太古店、悦来店、三义店、玉隆店、永兴店、全盛店、复隆店、德兴店、吉顺店、升升店、恒发店、恒和店、公和店、万福店、吉隆店、宝盛合店、中尚古店、万福西栈、新大同店、兴顺车店、保安店、永平店、万福东栈、第一宾馆。
《都门纪略》，(清)杨静亭编著。
这些旅馆，很多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邓云乡先生小时候随家人来北京，最初住的就是兴顺车店，在西打磨厂街西口。有不少旅馆一直延续到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有的旅馆则变成了大杂院，比如大同店，就在我住的粤东会馆的旁边；同泰店，在我们大院东边的斜对面。这两家都是当时不小的客栈，大门很宽敞，可以进出马车。
当然，以上的记载远远不全，漏掉了很多。仅我知道的，就有西打磨厂街西口最有名的第一宾馆，还有我家西边斜对门的淑阳旅店、我家正对门的大丰粮栈、我家西边的大有店，以及东边一点儿路北的蚨隆店。前几年，蚨隆店门楣之上女儿墙上“蚨隆店”三个大字还清晰可见。至今大丰粮栈旧貌一点儿没变，只是后面的四合院已经完全拆除。淑阳旅店一直开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门脸很小，院子很深，一直通到后河沿。西打磨厂街上的旅馆，只要是在路北的，一般都会通到后河沿，那里有后门，便于来往商人运货进来，从前门火车站东站卸下的货物，走后河沿，很近便。这便是我们这条老街旅馆多的重要原因之一，一直到1959年北京新火车站建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旅店薪火依旧旺盛，因为客运移到了新的北京站，货车的运输，有很长一段时间，还在前门火车站。
前门第一宾馆，
历尽烽火岁月依然还在
前门火车站的建立，成就了前门地区的旅馆业，使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北京城拔得头筹。当时的代表作，是现在依然挺立在西打磨厂街西口路南的前门第一宾馆。最初，宾馆的名字里没有“前门”二字，就叫第一宾馆，这两个字带来的区别意义非常明显：有“前门”二字，只是前门地区的第一宾馆；没有这两个字，则是北京城的第一宾馆。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京奉火车站
（现在的前门火车站）
修成，第一宾馆开业于宣统三年
（1911）
，可以说它和前门火车站是并蒂莲。出火车站，穿过鸭子嘴，一到西打磨厂，往西一望，就能望见它，当时四层楼高的它，在西打磨厂老街的一片平房中，确实有点儿鹤立鸡群，建筑虽然没有六国饭店那样高大，但一样洋味儿十足；站在它楼上的窗前，能一眼看见火车站南侧的西式钟楼，两者遥相呼应，相看两不厌，似乎彼此有些惺惺相惜。
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俗称“前门火车站”。
可以说，自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国门洞开，西风东渐，这样东西合璧式样的旅馆，开始多了起来。前门第一宾馆之后，1912年，东长安街建有长安春饭店；1918年，香厂路建有东方饭店；1922年，东长安街又建中央饭店；1925年，西珠市口建有中国饭店……
有意思的是，这些当时名噪一时的饭店，如今大都已经见不到了。但是，前门第一宾馆却历尽烽火岁月，依然健在。这不能不说它的命实在是大得很。在历史变迁中，它自身拥有的故事也不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逮捕了不少进步学生，那一年8月，周恩来为救学生，专门从天津来北京，就住在这家旅馆里。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搞地下活动，也是在这里住店作为掩护。无疑，这样的传奇，让它越发出名。
曾几何时，能住在这样的旅馆里，是一种时髦和荣耀。即便一百多年过去，还是四层小楼，还是中式木骨架的清代风格，但从外表已经看不出来了，因为墙体是用水泥沙子抹上的，柱子也都是水泥的四方形西式的。很长的一排墙向东延伸着，一扇扇窗户临街向北，窗前粗粗的、洋味儿依然的铁艺花栏杆也有些年头了，多少还能看出点儿当年的风光。
而且，旅馆里面还是很宽敞的。我小时候常见有三轮车甚至小汽车停靠在那里等候客人。院落和室内改观很大，已经看不到最早的青砖铺地和一厅一室的布局。不过，房间和走廊的样子，还是能看出那个时代的影子，幽暗的光线斜射进来，如果有穿着旗袍的女人袅袅婷婷地走过来，恍惚间，会疑为是上个世纪的情景，以为是电影中的张曼玉或汤唯和你擦肩而过。
民国时期的旅馆
大致分为客店和货栈两类
当然，包括我们西打磨厂街在内的前门一带旅馆业的飞速发展阶段，还要数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时的旅馆大致分为客店和货栈两类，前者专门为散客服务，后者专门为商人服务
（为洋人服务的宾馆，最早是位于前门内东交民巷的会同馆，后来有了御河桥东南侧的六国饭店和长安街的北京饭店）
。货栈大多集中在我们西打磨厂老街上，它们必须有宽敞的空场，好装货停车用。货栈，当时兼有如今的物流作业功能，在北京近代旅馆业占据着大半江山，不可小视，如西打磨厂街现存的大同、太谷、大丰旧址，当年有前后门，有宽敞的货场，后门紧挨着前门火车站的货场，都是有名的货栈或粮栈。
《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中插图，1871年前门大街五牌楼前，绘于2018年4月。
旅馆又分几种，一种是客房讲究、服务周全的，比如位于西打磨厂街西口的前门第一宾馆，走廊轩豁，青砖铺地，一厅一室的布局；一种是鸽子笼似的，很逼仄，但价钱便宜，为下等人士居住，类似鸡毛小店。这些旅馆，又分为管饭的和不管饭的两种。民国时期的《民社北平指南》，对此有详尽的介绍：“北平自昔为文化中心，五方杂处，商贾云集，故旅店行之营业，均甚发达。大致旅店之中，或具饭菜，或备饭而自点菜，或饭菜均不备……近年旅馆客栈等之宿膳费，间有视人为转移者，如房租定价一元，备饭而不备菜，本为各栈公例，而不必以‘管饭随饭菜’为诱惑之招徕，初莅止者，以为随饭有菜，于愿已足，甚且有鸡鱼，正庆其公道，比结账时，开来清单，于所期之价，大相悬殊，甚至骇人听闻。乃至一切菜类与鸡也鱼也，均额外计价，价目亦奇昂。”
《清稗类钞》中记载，清时“京师逆旅有二种：一则备饭不备肴，肴须客自择，别计钱，饭兼米麦而言之，无论食否，必与房资合算。一则仅租房屋无饭肴，即水钱亦须由客自给”。和那时明码标价相比，后来的店家经商之道多了狡诈，为了多赚钱，不惜手段，北京店家越发“聪明”起来。更有甚者，不仅用水要加水费，连电灯电话、冬日之煤火、夏日之电扇，都需要另加费用，真的用心无所不有其极，小算盘打得哗啦啦直响。
还有一种旅店，店小且陋，为招揽客人，迎合一些人的心理，提供特殊服务。《京华春梦录》中说：“京城逆旅，旧称曰‘店’，布置简陋，聊蔽风雨，环外城北隅，栉比皆是。而艳闾毗邻，若升官、三元等店，则均勾栏龟鸨之巢窟也……他如李铁拐斜街之同和旅馆，及樱桃斜街之华兴旅馆，则逆旅之外，兼营媒介生涯，轻薄少年，群焉趋之，莫不利市三倍焉。”这里所说的“环外城北隅”，指的就是靠近前门楼子的那几条街巷。这里所说的“媒介生涯”，说得实在太客气，其实就是皮肉生意；所列举的同和旅馆所在的李铁拐斜街，和八大胡同毗邻，近在咫尺，寻花问柳，自然方便，成为旅店的生意一种。《都门纪略》里的诗句“引见还兼乡会期，店家习气最随时，老爷无事闲游好，下处堂名我尽知”是这种生意最生动形象的写照，所谓“下处”，即妓院也。
在这一段《京华春梦录》中，还说了另一类大旅馆的景象：“近顷俗趋奢侈，故西河沿打磨厂等处，多有设置旅馆者，如中西、金台、燕台、第一宾馆者，为此中翘楚。间有丽姝赁为私舍，名之曰‘小房子’，或觅得素心，避开曲院尘嚣，而借此作高阳台者。”这里所说的在第一宾馆等豪华宾馆里租赁客房的丽姝，不就是曹禺先生的话剧《日出》里的陈白露吗？自然，这是旅店当时所做的另一种特色生意，与同和旅馆的“下处”生意分工有别。足见旅馆业的发达，和娱乐业，甚至和色情业密切相关。
在这一点上，前门一带的旅店和这里的商店、饭馆、戏园子，乃至八大胡同相互借力，水涨船高，当然，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今，前门一带商业、娱乐业、餐饮业的相继衰落，带动旅馆业无可奈何的衰落，是必然的。在前门一带，还能见得到一家像点儿样子的旅店吗？当初这一带最高级、最现代、最昌盛的第一宾馆，如今又能怎么样呢？十几年前，电视剧《秋海棠》和《甄三》拍民国早期的外景，还专门跑到这里来拍摄。现在的第一宾馆，还立在那里，可没有了火车站里汽笛的鸣叫和浓烟的喷吐，它就像失去了背景的衬托，像是早期电影里的默片，显得死气沉沉了。
《甄三》（1986年）剧照。
前几年，改造前门大街，将西打磨厂街西口拆除，第一宾馆突兀地立在那里，门窗紧闭，空荡荡的，又让它没有了胡同的依托，没有了人气的烘托，显得孤零零的，即便从里面还能袅袅婷婷地走出来张曼玉或汤唯，也只是迟暮美人了。
前门一带旅馆的前身：镖局、饭庄、银号
想当初，前门一带，旅馆业是那样的发达，不仅在西河沿和西打磨厂这样两条紧靠着火车站的老街，粮食店街、珠宝市街、煤市街、观音寺街、珠市口、鲜鱼口、廊房头条、长巷头条……大小旅店，也遍布在这些大小街巷中。这样繁多的旅馆，不可能都如第一宾馆那样气派地新建而成，许多是改建的。这大概是北京旅馆业发展史中的特别景象。探求这一点很有意思，往往会拔出萝卜带出泥，带出相关的历史，让你觉得北京这座城市的道儿真是深得很。
在前门一带，不少旅馆的前身，一是镖局，一是饭庄，一是过去的银号，还有一种，是妓院。
这是因为时代的发展，特别是现代银行和火车的兴起，使旅馆的需求量增大，但相应的，有些行业却处于江河日下的趋势，原来专门为客人武装押送货物的镖局，即便是前门一带拥有过“大刀王五”的最出名的顺源镖局，也无可奈何地衰落，只好改作他用，其中一部分镖局便改成了旅店。而连年战争和由此导致的经济衰败，必然也连带着饭庄和妓院的衰败。于是，借助它们原本合适的地方，就地取材，现汤煮现面，摇身一变，成为旅馆，这是它们最便捷的求生之路。
粮食店街现在的施家胡同第一旅馆，就是原来有名的三义镖局，所谓“三义”，指专门护送山西青云店、娘子关和阳泉这三路的货物。清末改为三义客店，一直到现在还在开张营业，北平和平解放初期，政府花了一千匹白布的价格将其收购，改为招待所，“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名为向阳旅店，现在又改叫施家胡同第一旅馆。
西打磨厂的福寿堂，原来是清末建起的一家有名的老饭庄，当年前门一带的富商，如同仁堂的乐家、瑞蚨祥的孟家、马聚源的马家，宴请客人都要到那里去，才感到有排场。卢沟桥事变之后，原料运不进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被迫倒闭，改成了旅店。现代银行出现后，很快就取代了晚清以来兴盛一时的老银号，有些银号便改造成了旅店。如我们西打磨厂街原来的乔家大德通银号，新中国成立以后改为部队的招待所，一直存留到现在。院子北面正房是座二层木制小楼，前出廊后出厦，有高高的台阶。这是典型的山西银号的格局。前些年去那里，招待所的负责人告诉我，二楼重新装修时发现墙都是双层的，当年是为了藏钱用。这位好心的负责人还让我踩着椅子爬上他们前堂的柜台，让我看看房梁下的檐檩枋板前后两层的龙纹浮雕。
《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中插图。
施家胡同东口里面一点儿，路北的一座三层楼，现在的施家胡同第二旅馆，由原来的裕兴中银号改造而成。当年，裕兴中是整个施家胡同里最大的一家银号。它有前后两个宽敞的天井，每个天井四周的楼上楼下各有二十多个房间，看起来，还真像是旅馆。这是因为裕兴中这样的大银号，可以安排客人及其家属居住，成为他们有吃有住有玩的地方，由此，它自身就具有了旅馆的功能，改造起来更为便当。如今，裕兴中大门两旁窗户前的铁栏杆中央各有一个小圆圈，中间镂空雕出三个篆字“裕兴中”。十几年前，我去那里时，老街坊指着楼对我说，唐山地震那年，这楼有些裂纹，附近的居民都要求拆了它，后来政府用了一百吨三角铁，把楼上下好几层给牢固下来，你看上面，现在还能看见三角铁。真是幸亏用了那么多吨的三角铁，要是真的拆了它，后悔都来不及了。
一次，我去那里，还到施家胡同第一旅馆东侧的一个小院里，想看看旅馆的外墙，进院的第一间小屋房门开着，站着一个上中学的小伙子，我问他能进屋看看吗，他侧过身子让我进去。他家的西窗正对着旅馆的外墙，还能看见旅馆的外窗和大门的一角。我忽然发现就在他家西窗下面的白墙上，用铅笔画着一幅画，我凑过去仔细看看，原来画的就是旅馆这一角的门窗和墙体。我问小伙子是他画的吗，他说是。然后，我得知，他的爸爸妈妈都是从外地来北京打工的，他在北京上中学，爱画画。他画得很不错，不仅很像，线条也非常流畅。旅馆和他家只有一墙之隔，近在眼前，却离他很远，远得如同画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离开他家之后，我想起问，为什么他不画在纸上，而要画在墙上呢？刚才我忘记问他了。过了两年之后，我路过粮食店街的时候，在离施家胡同很近的地方，又想起了他画的那幅画，又想起了这个问题，我拐了个弯儿，进入施家胡同，想去找找那个小伙子问问。第二旅馆还在，可他住的那间小屋和那个小院都不在了。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妓院被取缔，空了出来，肯定要改作他用。其中相当一部分渐渐成为人们居住的大杂院，一部分好些、大些的妓院，则改造成了旅馆。石头胡同的石头胡同旅馆、蔡家胡同的蔡家胡同第一旅馆、陕西巷的陕西巷旅馆，它们都在老北京的红灯区——八大胡同之内，无一不是由原来的妓院改建而成。
其中陕西巷旅馆相传是当年和蔡锷将军有一段革命加爱情风流史的鼎鼎有名的小凤仙挂牌的地方，此地先是改成醉琼林餐馆，餐馆办不下去，又改成旅店。如今这些地方都还健在，里面的格局和以前大致相仿，依稀能看到当年的影子。只不过，如果要进陕西巷旅馆看看，得花两元钱的参观费，真是借历史发财的聪明法子。前两年，我花了两元钱，专门进里面看了看，典型的民国早期妓院的格局，中间有阔大的天井，两边有楼梯，二楼有跑马回廊，回廊四周是隔开的一间间的单间，如今成了客房。整个旅馆油漆得红红的一片，阳光透过天井顶上天棚的玻璃，洒满厅堂，温暖得很，安静得很，仿佛只要老鸨站在天井中一喊，就会有好多女人挤满跑马回廊。
这让我忍不住想起二十多年前，我的一位北大荒的荒友来北京办事，住在西河沿的一家旅店里，我去那里看望，那家旅店跟陕西巷旅馆的格局一模一样，也是中间一个跑马回廊，四周隔出来一间间幽暗的小屋。显然，也是由妓院改建而成的。如今，西河沿已经拆得没有一点儿影子了，这家旅店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中插图。
有时会想，如果把这些旅馆的故事都写出来，挂在店里的墙上，该是多么有意思。前生今世，时光错位，光影迷离，况味丛生，住一日而知百年。北京这些老旅馆，别看破旧，没准儿能够老树发新枝，让好奇的人们多一个寻思古之幽情的好去处呢。住一回这样的老旅馆，长了见识，知道了这么多和老旅馆相关的老北京的前生今世，是和住其他宾馆，尤其是新建的宾馆完全不同的感觉和体验，这店钱，花得一点儿都不冤。幸好陕西巷旅馆、施家胡同第一旅馆、石头胡同旅馆、蔡家胡同第一旅馆、蔡家胡同第二旅馆，以及前门第一旅馆，这几家旅馆还都健在，为我们留下岁月的标本，让我们能看到旅店的变迁中历史摇摇晃晃却也丰富多彩的影子。
在前门一带，这样的老旅馆，已经没有什么外来的年轻人或外国游客愿意去住了。如今时兴的由四合院改造的新式旅店，在前门大街之西的大栅栏街区和之东的草厂街区，已经陆续出现，样子貌似从前，里面的设施完全现代化。这些人更愿意去这样的旅店，品味一下“老北京”的风味。其实，这种风味，已经不再属于老北京，而只属于今天对昨天的想象、改造和挪用。
逝去的历史，如同逝去的时间，无可追回，无法如陈年老酒那样，活色生香地斟满今天的酒杯。我只是在想，这些或新或旧的旅馆，会让前门一带风华曾经的旅馆业情何以堪？它们又会沿着历史，沿着现今，沿着未来，走向何处呢？
本文节选自《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撰文 肖复兴
摘编 何安安
编辑 徐伟
校对 李铭
京报讯（记者 李一凡）一栋拥有60年历史的老建筑，陷入了存废之争。
这座建筑是原徽州行署文教局老楼，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屯溪老街的建设控制区，是当地罕见的上世纪50年代建造的徽式建筑。它已被列入当地“提升改造”的范围内。
近两年来，这座建筑的存废，引发了当地市民和相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保留的观点占据主流。徽州文化研究者、安徽日报原主任编辑鲍义来认为，拆掉历史建筑，改建整齐划一的文旅景区，缺失历史厚重感。
2019年5月以来，有媒体报道称，该建筑的屋瓦、石台阶遭到破坏，疑似已进行拆除工作。黄山市相关部门回应称，掀掉该楼屋瓦，并非官方的意见，已叫停这一行为，并已要求有关机构加强对该楼的维护。
现状：当地罕见的50年代徽式建筑或被拆
根据黄山市政府网站的介绍，屯溪老街全长832米，宽5~8米，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具有宋、明、清时代建筑风格的步行商业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徽州行署文教局老楼为二层青砖黛瓦楼，建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位于屯溪老街附近悟岗巷，占地约200平方米，距离老街仅30多米，系黄山市尚存的罕见的50年代建造的徽式建筑。
这座建筑建成后，先后作为屯溪市人民委员会办公楼、徽州行署文教局办公楼等，见证了建国初期徽州地区地方政权的建立和运转过程。
徽州文化研究者姚顺涞告诉新京报记者，黄山当地的徽式建筑，现存的基本都是明清建筑，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的建筑非常少有，“从传统建筑的时间体系上来看，它对于徽式建筑的延续、继承，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
不过，这栋拥有60多年历史的老楼，正面临着被拆的命运。
黄山市政府官网信息显示，目前，该市正对屯溪老街及滨江西路进行提升改造。而这幢老楼正位于改造范围之内。
李湘（化名）是屯溪老街附近的一家商户老板。他向新京报记者介绍，这栋楼虽然处于闲置状态，但前往参观的游客并不在少数，很多人在屯溪老街游览时，会过去拍照。
他向新京报记者提供的现场照片显示，灰色建筑墙体的二层小楼，已爬满绿色的植被，庭前小院杂木堆积，部分石条块已被拆卸，堆在一旁。
李湘告诉新京报记者，该楼办公的原单位名称“徽州行署文化局”标识牌，已不见踪影，而前不久，“连老楼的部分屋瓦也被掀掉，后来门前的石台阶也没了”。
几天前，闻讯老楼的屋瓦被下架后，姚顺涞曾前往这栋老楼现场勘察。他发现，这栋老建筑属于盖瓦房，墙体并没有开裂，屋顶漏水，局部坍塌。
“如果不对在建筑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指原徽州行署文教局老楼）进行保护，那么，我们的后代会不会就见不到这个建筑的影子了呢？”姚顺涞认为将这一建筑纳入改造范围，“有些不妥，可能会造成断代”。
4月30日，行署文教局老楼大门石台阶被人拆掉。 受访者供图
公众：呼吁保留老楼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近两年来，这座老楼的存废问题，引起了当地市民和专家学者的讨论，呼吁保留的声音占据主流。
2017年9月，九三学社黄山市委建议原地原貌保护这幢徽州特色历史文化建筑。
2018年9月，知名徽学专家、安徽省文史馆员方利山，致信安徽省有关部门，紧急呼吁“保留该特色建筑”。今天（5月5日）下午，方利山向新京报记者发来两篇文章。他在文中称，这幢徽州老青砖楼结构尚牢固，作为屯溪老街历史街区建筑多样性文化生态的保护，亦有保留价值，可在保护后结合实际利用。
老楼拆除的消息，经当地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关注。不少关心这幢老楼命运的市民在网络发帖， 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黄山市民杨先生担心古城古街改造，会使原本很多的老街、老建筑，最后变成“假古董”，“没有根基，没有文化的渊源”，他认为，“真的东西永远比仿古的要好”。
“修建性破坏，没有历史的厚重感”，鲍义来5日下午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呼吁不应拆除该特色历史建筑，建议黄山市官方尽快确定保护这座拥有60年历史的建筑，并在后期合理利用。
据当地媒体报道，黄山市房产部门的房屋鉴定中心曾邀请黄山市城市设计院的结构专家，对该楼进行鉴定，该老楼后被认定属于“C级危房”。
“C级也就是局部危房，这很正常”，姚顺涞说，从总体的概念来讲，建筑超过50年都是危房，“明清建筑都几百年，更是危房”。
他补充称，历史建筑是砖木结构，不定期维修、养护，很容易成为危房，甚至倒塌，因此，历史建筑需要在保护中利用。按规定，C类危房可以在维修加固后使用。
官方：将暂停拆迁工作
方利山告诉新京报记者，黄山市原文化委（现已合并为黄山市文旅局）及规划部门、住建部门、屯溪区政府等机构，也为该楼去留进行专题讨论，并邀请了多位专家研商。日前，他收到回复，经过论证，黄山市文旅局方面认为该楼虽未被列为文物，但有一定历史文化价值，属历史文化建筑。
黄山市屯溪老街文旅公司，负责该栋老楼所在的屯溪老街的商业文旅开发。5日下午，该公司一杨姓负责人，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栋老楼并不是古建筑，也未被列入文物保护的范围，目前它已经被纳入到此次的改造范围之中，“像它这种有历史的老房子，在屯溪老街上并不在少数。”
上述负责人还对新京报记者称，这栋建筑是拆还是留，政府有关部门会做出决定。当被问及具体施工进展及细节，该负责人对新京报记者表示目前尚不清楚。
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山市2004年老街保护规划中，这栋被专家呼吁官方尽快确定保护的老建筑，曾被纳入保护对象范围。但缘何未被列入文物保护范围？
5日，黄山市文旅局副局长胡荣荪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该局主要是管理文物保护，原徽州行署文教局老楼并不在该局的管辖范围，“这种历史建筑归住建部门和规划部门。 ”
胡荣荪在电话中告诉新京报记者，“能不能被列为文物是由三大价值决定的，历史的、艺术的和科学的（建筑），因为它年代比较迟，历史价值不够，它建于50年代，我们一般列入文物保护范围的建筑，都建于1911年以前。”
5月5日，黄山市国土规划局相关负责人在新京报记者问询时表示，掀掉该楼屋瓦，并非官方的意见，官方得知后，对这一行为进行了叫停。
屯溪区区委一负责人5日称，将暂停拆迁工作。目前，该区已要求有关机构加强对该楼的维护。
截至新京报记者发稿，黄山市相关职能部门尚未就这一建筑是否拆除做出明确答复。
新京报记者 李一凡 编辑 郭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