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爷爷的“集体”

人立言是很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就算这个人是我爷爷；就算我亲自“采访”过他，也曾在和他偶尔闲聊时，从只言片语中发现了某些历史碎片；就算我还曾就这些“历史”的真实性，询问过奶奶、姑姑、爸爸。

但当我真正落笔时，还是发现文字里面有太多“我”的影子。我并不想简单复述爷爷的话，也不想“拼贴裁剪”以塑造一个有着波澜起伏人生的爷爷。事实上，他的人生平淡如水，而这也可能是大多数人的人生。

我只能基于“我”的感受和“我”的视角，重构出了一个可能并不存在的“爷爷”。他的经历、他的过往当然是真实的，可在我的叙述中，许多他所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被我重新发掘并讲述出来了。他亲历了这一切，却茫然无知，或者说习以为常，几十年的生活足以模糊掉他所有的感知。但是当他将他的人生浓缩成几个小时的絮叨后，想必他也隐隐约约感受到了这些被时间稀释了的变化。

他的一次回忆和我的又一次书写，将文章与历史的“真实性”拉开。不过对爷爷而言，这就是他的历史。对我来说，这也将变成我历史的一部分。

“集体”的含义

在正式开篇前，还需要澄清本文中“集体”的含义。

辞源中“集”字的解释为：集本作“雧”。群鸟棲止树上，喻人棲止、棲身，引申为停留。辞海对“集体”的解释是“为一定目的而紧密结合起来的许多人”。至于社会学上的定义则是：集体，是一种组织形式团体，具拥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共同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政治目的和社会利益。当多个团体中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或动机，为了达到同一目标而组合成集体来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目标。

以上的列举是一种极其学究式的做法。它们的定义足够准确，却不够贴切，让事物本身失了真，成为了一个空泛的冰冷的学理——它们都不是爷爷眼中的“集体”，也不是文中所写的“集体”。

实际上，“集体”一词的含义是模糊又具体的。其原因最主要在于，爷爷头脑中也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概念，但这种观念又切切实实地被爷爷所感受到。真要细究起来，他确实说过这个词语，就是人民公社的时候“吃集体”的。这仅仅是“集体”被具象化以后的一个表现。也许在爷爷眼中，它可以是观巢人民公社、带源生产大队，也可以是3547部队、新钢焦化车间。当然它也可以指一种宗族观念，一种乡族团结的意识……每一个都是“集体”，每一个又都不是“集体”。但重要的是，它们都是有温度的。

总而言之，在本文中，“集体”是一个被概念化的事物，同时，它在不同的时期又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拥有历史的温度。它是难以被定义的。就像爷爷絮絮叨叨的回忆一样，“集体”既有模糊性，也有具体性，而它也只能存在于爷爷那模糊不清却又历历在目的回忆中。

从一本家谱说起

“集体”的瓦解早就开始了，甚至早于爷爷的出生。他自然是没法“观察”到这一现象，但是在口耳相传的故事里，在那本残旧的家谱中，还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陈氏家族的总谱放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欧里镇高峰村。由于与东南边的皇华村临近，所以两者常常混淆。又加上皇华村的村居不断“北扩”，面积远大于高峰，以至于地图上只标明了“皇华村”，“高峰”只有特意去搜索才能发现。陈氏行卓公派、本占公系的本支世代居于此处，再加上村中陈姓占绝大多数，因此总谱被放在这。而这里也是爷爷这一支的起源之地。

家谱里记载了“新喻陳氏”第二十九世至三十三世，也就是爷爷的太爷爷到我的爸爸这五辈。为了讨一个好彩头，每一辈都有一个字。从第二十九世到三十六世八辈，连起来刚好是“開纘基續、天佑有德”这八个字，其寓意无非是希冀子孙后代能够承续家业、持德秉善以获得上天的眷赖，延续陈氏一脉。

爷爷的太爷爷就是“開”字辈，算得上是我们这一脉的“祖宗”了。按家谱记载，他辈名“開裕”，“字祥雲，一字學廷，行杰二，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辛酉三月十五日巳時生，民國七年（1918年）戊午十月廿三日卯時歿”。陈祥云确实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他考中了秀才！在那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子里，竟然出了一个秀才！无怪乎爷爷会说“当时有十八台大轿来村里”。功名的获取让陈祥云在当地风光了好一阵，可很快他就因为与兄弟们不和而搬离高峰村。他选择在西边的茶山口村定居，带着他的妻子“易家张氏”和两个儿子——“纘”字辈的“纘集”（陈池十）和“纘式”（名字皆不存）。两村相距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两公里左右，但其间有孔目江相隔，又多有丘陵。当陈祥云跋山涉水来到茶山口时，由于他秀才的身份，茶山口村特地“聘了大轿，敲锣打鼓”去迎接他。一家人很快在这里落了籍。在不知不觉间，陈祥云一支已经开始脱离了高峰村的陈本占公一系。

实际上，这种脱离现象并不罕见。从族谱中就可以看见，仅行卓公一派，其子嗣就已经遍布各村落。本占公世系在高峰村，本初公世系在带源村……各陈氏宗族的分离，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增殖，成年子嗣只得向其他地区发展，以求出路。当然也不排除像陈祥云这类兄弟不和的情况。但是，这种脱离是缓慢的，且距离并不远，成年子嗣往往会选择临近的尚有荒田的村庄，其范围都不超过今天行政区划的欧里镇。可陈祥云一定没想到，他的后代又会再一次背井离乡，与最初的乡里高峰村渐行渐远。

民国十四年（1925）乙丑九月，在丈夫陈祥云逝世七年后，他的妻子张氏也死去。陈祥云还是落叶归根，被葬在高峰“石山岗东瓜形乾山巽向”。根据当地习俗，“夫妻在‘搭甘’，死哩地下埋座山”（“搭甘”为方言音译，全句意为夫妻生前住在一间屋子，死后埋葬需要隔座山），张氏被葬在“茶山口土塂背”，两人墓地并没有放在一起。纵观陈祥云一生，他算是幸福的：年轻时取得了功名声望，年老后又有儿孙相伴。在他尚未入土前，长子“纘集”，即陈池十已经结婚，并生下两个儿子。家族的香火有了延续，陈祥云心里的石头也算是落了地。

然而好景不长，五年后，民国十九年（1930年）庚午十月初八日亥时，年仅四十三岁的陈池十病殁。此时他和妻子“何家边张氏”已经育有三男一女。长子陈文登、次子陈美登、幼子陈丰登分别十七、十三、十一岁，其中陈丰登便是爷爷的爸爸。恰逢当地闹饥荒，要养活家中五口人，对于张氏来说更加困难。迫不得已，像自己的公公陈祥云一样，张氏选择再次向西迁徙。不过这次，往日风光不再。张氏带着四个孩子一路乞讨，算是真正的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所幸，西边不远的带源村中也有陈姓家族，亦即上文提及的带源村本初公系。虽然本占公与本初公世系不同，但两者同是行卓公后代。也许张氏当年的考量也正是此：寻求陈氏宗亲的帮助。至于她是否获得了实质性的帮助，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长子陈文登的确出继给了当地“纘”字辈的陈江清，在此之前，江清一家只有两个女儿。张氏则又带着其余的子女，嫁给了当地的潘氏。到这里，爷爷这一支似乎要完全脱离高峰本占公系，转而加入带源的潘氏。也许是张氏改嫁时就与潘氏约定，又或者是当地陈氏的压力，陈美登、陈丰登并没有改从潘姓，而是保留本姓并在带源安居。至此，从高峰到茶山口再到带源，爷爷的太爷、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爸爸，三代人在三个村庄流转，高峰村的陈氏乡族是起点，带源村却远不是终点。爷爷这一支虽然脱离了“故土”，但是乡族似乎还在维系。这就是爷爷出生前的故事。

迈入狂飙年代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癸未四月初七日子时，爷爷出生了。家谱上他有好几个名字，“乳名水生、水包，字寶有”。可惜在退伍军人证、身份证上，以上没有一个是他的名字。“陈水保”才是爷爷的官方认证的“真名”。

爷爷出生的地点是后来被分为带源大队下的五队新华村。不过这个时候，“新华”的名字还没有出现，此时它仍然归属于“带源”这个更大的村落集体。爷爷出生的屋子非常逼仄，是很典型的江西农村民居。两间木屋子紧挨着，屋后搭了一个草棚，有时养牛，有时养猪。屋子内几乎是家徒四壁，“撒吗都冒有，除哩两张榻”（方言音译，意为什么都没有，除了有两张床铺）。这是奶奶1969年嫁过来时看到的场景，在此之前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环境都没有改变。屋里屋外的地自然都是泥土地，不过屋里是夯实的泥土，屋外则是掺杂着鸡屎的松软黄泥。“鸡窝”是屋内为数不多的“摆设”，不过这个窝是“半地穴”式的，实际上只是一个浅坑，把木板一盖就隐去了它存在的痕迹。厨房、客厅、餐厅在农村里，这些都还是没有被发明的词语。“厨房”是露天的砖搭的灶台，两间屋外的一切地方都可以看作是客厅，餐厅则是流动的木凳。当时的贫穷可见一斑，而这只不过是带源村众多农民家庭的一户。

不考虑出继的大伯，按理说，爷爷应该还有一个伯伯陈美登。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陈美登随其母亲张氏迁到带源以后就早夭了，谱上只记载了一个“殤”字。爷爷的爸爸陈丰登一下子成了家里的独苗，爷爷也变成了“嫡长子”。等到了该上学的年纪，爷爷也很自然被家里送进了学堂。说是学堂，其实是村里的“栋梁”（即祠堂）改的，学堂的匾额上还写着“陈氏宗祠”四个字。整个学堂都是木制的，除了门口的匾和四角翘起的檐，外面看起来几乎和普通民居一样。学堂内部分上下两厅，上厅自然是老师讲课的地方，下厅则有几张用木板搭起来的桌子凳子，不过也常有学生从自己家带更好的木凳来。爷爷七岁上学时，恰好是村里选保长、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爷爷家里土和田一共分了四亩左右。不过这时的爷爷并不关心这些，他关心的也许是放学后“剁完柴”和同学去哪里玩。

学堂里只有一个老师，姓何，是东北边白梅村的。他可能是爷爷当时能接触到的少有的来自“外村”的人了。学费5毛钱一个学期，课上教语文和算数。除了每天帮老师和家里剁柴，每天上课成了爷爷生活的重心，虽然略显单调，但是大体上安稳又快乐。那时的乡村也是平静的，虽然有点封闭，但村与村之间还依靠着血缘维持联系。“挂清明”就是这种维持联系的方式之一。爷爷的太爷爷陈祥云被葬在高峰村，爷爷的太奶奶张氏被葬在茶山口村，爷爷的爷爷陈池十也被葬在茶山口，所以每年清明节一家人就会一路东向，一路扫墓。从带源到茶山口再到高峰，“重走来时路”。当到了高峰，就和当地的陈氏宗亲一起去扫墓。这时扫墓就不分哪个墓是哪家人的“祖宗”、由哪家人来扫了，大家都搭把手，除草的除草、添土的添土，最后再一起放爆竹、烧纸钱。说是扫墓，对爷爷来说其实更像是一种春游。各种体力活自然是轮不上小孩的，他们只需要跟在大人身后，在泥泞又黏滑的山路上慢慢爬着。山路周围都是葛藤、松杉还有映山红等等各种枝蔓开来的植物。所谓“路”，也仅仅是一条由新踩扁的植物铺出的只能一人通行的小路。这种踏青的模式从爷爷童年一直延续到现在。扫完墓以后有时还会在高峰的“陈氏宗祠”吃饭。高峰的祠堂相比于带源的要大上好几倍，是方圆十几个村子里最大的陈氏祠堂。扫完墓回来，几百号人乌泱泱地从祠堂四面的小门走进来，然后按关系亲疏远近、年龄长幼大小，选择七八人，围坐一桌。但是爷爷出继的大伯不在此列。陈文登彻底脱了高峰籍，融入了带源当地，就连现在族谱里也把他记在带源一支。他自然就是随着继父母在带源挂清明了。就像所有事物的瓦解一样，先在局部出现裂痕，再逐渐分崩离析。小的高峰村陈氏乡族在保持联系的同时成为那个出现破碎的局部，但是宏观意义上的乡族依然保持着隐隐的联结。

1956年，爷爷十三岁。他的读书生涯结束了。上学只要识得几个字，会算数，就够了。这是农村的共识。自此，爷爷的主要任务转移到了看牛和种田等力所能及的农活上。大步一跃，短短两年间，整个农村的平静被激进与狂飙的热烈气氛所取代。新的“集体”出现，旧的“集体”被拆散、重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这些词突然产生，带源村从一个小乡村聚落，一下子上升到“带源生产大队”，统属于“观巢人民公社”。大队下又分了七个生产队，带源本村被“肢解”成“西头”、“老屋里”、“新华”、“连里”四个队，周边的“上山”、“生上”、“茶山口”三个村也被大队“吞并”成为另外三个生产队。大规模的整合确实一程度加强了村与村的联系，尤其是大锅饭吃“集体”——随便去哪个地方都有食堂吃。一时间“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食”天下一家的局面似乎形成了。但这种局面毕竟是短时间的，也是表象的。实际上乡村中原有的“姓氏平衡”被打破，新构建的集体并不牢固。

此前，带源村中有张、刘、潘、陈等主要姓氏。陈姓在带源地位相对弱势，但东边的茶山口村以陈姓为主，两村多少有点沾亲带故，真遇到困难邻村同姓也会帮一把，所以各村姓氏之间大体“均势”，“大姓”也少有机会欺压。随着生产队成为了新集体的基本单位，“姓氏格局”也被重新组织。西头张姓多，老屋里刘姓多，茶山口陈姓多……爷爷所在的新华村五队中则是张姓占了主导，二十多户中只有两三户是陈姓，姓氏“均势”的状态不再。加之生产队的独断性、封闭性——农活由生产队分配，工分由生产队计算，权力集中到生产队长个人，各种事项在生产队内部处理——“大姓”有了更多机会和借口来刁难。这些刁难又常常会伪饰成“队里的矛盾”，轮不到“外人”即其他生产队的陈姓来插手。如果矛盾闹大了，还可能被扣上不团结集体的帽子。新华村成了张姓的“天下”。在插秧放水、工分换算等种种小事上，“小姓”都受到刁难。其他“被张家欺负”的情况可能多如牛毛，可爷爷每次都只是半自嘲半洒脱地说，“在农村人少被人欺负还不正常吗？”

宗族血缘网络被经济政治组织取代，乡族庇佑同姓的作用难以渗透进各个封闭的生产队，乡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当然，上述的现象在1958年并没有立即出现，或者说没有被注意到。“姓氏平衡”的打破要到1962年之后，饥荒的威胁已经过去、生产队的工作步入正轨与常态，才逐渐让人感知到。但其开端却源自1958年。

让我们把目光放回到1958，正如烧得红红火火的土炉子，当时的人们也处于一种狂热的状态。十五岁的爷爷加入了这场全民族的狂欢。挑土担石、剁树烧炭，爷爷的任务一下子加重了。所幸食堂还“蛮饱潲”（意为吃得饱），每八个人围坐一桌，饭不限量，菜通常只有蔬菜，肉偶尔才有。可这种日子也马上结束了……饥荒潜伏到村口，在秋收以后发动突袭。饿，是一种无法被填满的空洞感。挨饿的记忆在爷爷脑海中还很鲜明，一提到就滔滔不绝、滚滚而来。公社食堂“一斤米煮四、五斤。稀饭不像稀饭，干饭不像干饭。”1961年更是“吃了大苦”，“树皮、葛藤根、甜心菜（马齿苋）、山萝卜（党参），什么能吃吃什么”。有时候吃得好一点就是番薯煮饭、拌饭，又或者是糠磨成粉，做米饼吃。生产队的工作还是要照常做。爷爷一般是给队里挑牛粪、猪粪，挑到田里施肥，或者是去田里割草，草再堆起来沤肥。也有修水坝时帮忙挑土、装“土方”，挑一担土，给一片“乜嘚”（竹片）。“乜嘚”也分大小，爷爷这种非“劳动力”就只能拿小“乜嘚”，挣2、3工分一天。

一边挨饿一边干活总是难熬的。但饥饿又像时间的流逝一样，习以为常，以致于无法感知、无法言说。当饥饿感终于逐渐淡去，时间也终于恢复了秩序。农村的“三节”回来了。对于爷爷来说，端午、中秋、过年这三节意味着可以吃上肉了。生产队会特地杀猪，给每家每户分一点点。二两鱼肉、三两猪肉，这些都是难得的荤腥。虽然新“集体”的内部“大姓”与“小姓”的矛盾开始浮现，但生产队也实实在在作为一个共同生活的“集体”提供着温暖。除了“三节”发肉，年底工分算钱，生产队也承担着分发稻谷、菜籽油，晚上开会组织第二天生产任务等日常事项。何况要是收成好，工分还能多换点钱。在共同的利益下，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新华村五队”这个新造的“集体”被慢慢接纳。

也是在1962年，爷爷与高峰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乡族受到了重创，却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恢复着。爷爷的妈妈温润英是皇华村人，温润英的妹妹嫁给了本村的一个木匠。靠着这层关系，爷爷向他的姨夫拜师学习木工手艺。一下子变成学徒的爷爷住在了他的师傅家，也就是皇华村。平时爷爷就跟着师傅去周边的村帮做木工。哪个村哪家人要打张桌子、凳子，又或者是甑子（蒸饭的炊具）、床之类的，就会请师傅去，管饭，按天算工钱，1、2块一天。皇华村不远就是高峰村，这也是爷爷和师傅重要木工生意的来源之一。按血缘算起来，高峰村里年长一点的都是爷爷叔叔伯伯、姑姑婶婶辈的。每年回去挂清明又都会碰个照面，一来二去就更加熟悉了。甚至修缮高峰的祠堂的时候，也请了爷爷他们帮忙。当学徒不到两年，除了高峰村，九龙口、江背、陂下、柳树塘……周边的村庄爷爷基本跑了一遍。

各个村从最初陌生的名字变成了村中一个个具体的人。就连学堂的何老师所在的白梅村，也从一个只存在想象中的“外村”，变成了“在这个村里吃过几天饭”的可知可感的“乡村”。在无意识中，一个具体又鲜明的“乡村网络”被爷爷所构建起来。“我们带源就是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在山沟沟里。往西翻座山就到了上山河和西头，再往西就是双林。往南就是九龙口、老棚里，再走一点就到了欧里镇上……”以带源村为中心，每个村的地理位置得到了清晰的呈现。村与村之间就像驿站，一个又一个连接着，勾连起一张地图。相比于生产队，更原始的村倒变成了一个更鲜活的“观念”。生产队强行分割了村，可村的观念、村的认同还顽强地延续着。多个“集体”在此时并存，高峰陈氏乡族、带源生产大队、新华村五队，以及隐隐约约的各个村落所构成的一个更大的乡村集体。不过这些都只是模糊的概念，只有当爷爷离开了新华村五队、离开了带源生产大队，切断了与高峰陈氏乡族，切断了与乡村集体的联系，才能更清晰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从农村到城市

1965年村里征兵，爷爷很快以贫农的身份顺利入选。1966年，爷爷入伍。

入伍那天，各种干部、首长亲自来家里接，从村里送到镇上，再送到县里。一路敲锣打鼓，风光了好一阵。但风光之后就是漫长的军旅。从江西到南京，爷爷真正的离开了乡村，离开了乡族。

南京军区3547部队电话员成了爷爷的新身份。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六点拉练跑操，白天训练七个小时接线架线，晚上有时候也要摸黑站岗。两个人一个铺，几十个人一个宿舍。从1966年到1969年，爷爷没有回过一次家。“思乡”的情绪从最初的饱涨到消弭。师、旅、团、营、连、排、班，每一个等级都可以视为一个集体，给离乡的人带来归属感。战争似乎迫在眉睫，恐惧与兴奋杂糅，更加强了对集体的依赖。尽管义务兵三年，爷爷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争，但他确确实实和抗美援越擦肩。“当时连里面派部队援助越南，派炮兵连去。高炮三师也去了，就回来一个买菜的上士，保了一面军旗。”“第一批去的基本死了。”“我们团里因为搞演习的时候死了七八人，所以没去成。”“到六八年的时候，我们团里也派了人去，打了个转身就回来了，也没去几个人。”跳跃又模糊的叙事中，仍然能窥见“劫后余生”的庆幸。

班是兵营中最密切的集体。“当时成立革委会，实行军管。我们五班几个人是电话兵，跟着首长去开会。嘉兴、绍兴、杭州，浙江都跑膏了（意为跑了个遍）。”“每个月6块生活津贴，买点牙膏、肥皂。有时候还有战友偷偷买烟。”爷爷这个从十八线农村来的土小子，在各个城市间辗转，与班里的战友一同吃穿住行。国外的战争虽然无缘，但是国内的“革命”也轰轰烈烈。那段岁月似乎成为了爷爷生命中的高光时刻。乡族的羁绊被五湖四海的方言冲淡。“早上跑操，有七八种口音，喊‘一二一，一二一’。答‘到’的时候也是，大家普通话都不会讲。”爷爷的班里有一个江西宜春的老乡，其他人多是安徽、江苏和浙江的。“我们班长是长沙的，一开始班里都听不懂他说什么。除了江西的，其他人一开始反正也都听不懂。”各种口音在日积月累的磨合中，大家也慢慢熟悉了起来。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时不时夹带着方言成为了交流的日常。“我也是那个时候学会抽烟，有时候训练太累了，不抽不行。还要偷偷躲着抽。宿舍里几十个人，大家都抽。训练好班长还会偷偷发支烟。”聊到这，爷爷又从口袋里掏出支烟点上。没抽几口，他就一股子把肺里的烟气全呼了出来，慢慢说着，“现在的烟还是没有当时的好抽啊。”

恍惚间，军旅生涯就结束了。“革命”尚未成功，也尚未结束，爷爷却已经离开了兵营。1969年，土小子被分配回江西，分配进了“宜春华东机械工业公司”，一个军工轴承厂。也是在同一年，爷爷娶了带源村西边不远，双林镇七里?村的黄氏，也就是我的奶奶黄花香。“婚礼”很简陋，只有婚，没有礼。家算是成了，但总是聚少离多。爷爷住在宜春轴承厂的宿舍里，四人一间，都是宜春本地人。每天常早班，做木工的活，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30多块钱一个月。每周休一天，半年休十五天。这意味着爷爷大半年才能回一次家。回家也是极为周折的，先从厂里到宜春市里坐大巴，坐到分宜双林镇，再从双林徒步走山路到带源。

从农民到士兵再到工人，身份的不断转换间，集体也几经变换。爷爷在外上班，作为轴承厂里的外乡人。奶奶承担着生产队的农活，也被看作“外来的媳妇”。“新华五队”、“带源大队”成了奶奶工作的集体，“宜春华东机械工业公司”成了爷爷工作的集体。归属感是难以产生的，爷爷与它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当它们在二三十年后彻底瓦解时，爷爷心中也并没有什么惋惜之感。

退伍军人证书

家成了自然意义上的“核心集体”，也成了爷爷最关切的“集体”，尤其是随着儿女的诞生。为了改变聚少离多的情况，1973年爷爷申请调派到新余钢铁厂（简称新钢）焦化车间上班。相比于宜春，上班近了不少，也累了不少。常早班变成了三班倒，早中晚三班，每班都是“扫大盖”（给锅炉加煤炭）。最难熬的是晚班，从晚上十二点到早上八点。宿舍还是四人间，不过相比于宜春完全陌生的环境，宿舍和车间里都多了不少乡音。而且回家变成了一礼拜一次，每个礼拜六下午或走或坐车到家，礼拜一大清早再赶去市里上班。

来回的通勤割裂着知觉，也割裂了工与农，城与乡。无论是宜春的轴承厂还是新钢的焦化车间，都只是形式意义上的集体。只有回到乡下、回到村里、回到家，才算是回到了提供温暖的集体。从冰冷的钢厂步入乡土社会，才是爷爷所熟知的那片土地。但伴随着经济滚轮飞速旋转，这片土地也快要变得面目全非。各村人开始一个一个外出打工，欧里镇上开始采矿挖煤。滚滚尘土中，一条条水泥路蔓延开。在时代的挤压下，各个集体逐一瓦解。乡族的联系因村里人员流失而渐渐淡化。清明节不再回高峰村，一方面是没有时间，另一方面则是随着父母的逝去，二人都被葬在带源附近，扫墓也就在当地从简进行。陈氏乡族之间日益疏远。带源的宗祠如同它的木料，逐渐腐朽，无人问津。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存放村里老了的人的棺材。从学堂到灵堂，从儿时到暮年，它也被时代淘汰了。

日复一日的生活让时间飞逝。

1992年为了子女的读书，爷爷在市区落了户。小家庭一齐脱离了带源村，搬到了市里，在新钢边上的枫岭租了房子。

1993年，新钢分职工房，一家人又搬进了桑梓园，生活终于安定下来。爷爷这一支也终于落定脚步。

至此，大厦崩塌。对爷爷来说，除了家庭以外的所有集体，全都土崩瓦解。从农村生活到城市定居，爷爷离开了乡村集体、乡族集体。作为高峰陈氏的旁支，经过几代人的迁移，爷爷的爷爷与高峰的联系已经大大减弱。随着爷爷上一代人的死亡，乡族更是快速萎缩。当爷爷这代脱离了乡村、“孤悬海外”，在同心圆边缘的旁支，被快速遗忘。

乡族破碎了，个体像一块块碎片，分散各地。爷爷只是这其中的一块，却也是最典型的一块。

破碎的乡族

如今带源村几乎成了一个空壳子，就像许多其他村子一样。虽然新建了不少小洋楼，但还是掩盖不了它的空空荡荡。这种颓势早就开始了，也一直继续着。爷爷在2003年退休后没几年，就又和奶奶回到了带源。“集体”的瓦砾堆还四处可见，村口生产队的标语，落满灰尘的祠堂……

新钢退休证

2010年到2015年，几乎年年暑假，我都会回去住上个一礼拜。那时村里还有小卖部，也还算稍微有点人气：常常见一群老头在那间烟雾缭绕的小屋里打着牌。村里两个洗衣服的水塘边，偶尔会有几张年轻一点的面孔，用着木槌敲打着衣服。每到晚上，各家都会搬出凳子椅子，到村里唯一一条水泥路上乘凉，扇着蒲扇，谈天说地。不过那时的村子已经显得暮气沉沉。城市化榨干了农村残留不多的几滴新鲜血液。

也是在2010年左右，带源村里的陈氏宗祠重新修缮。老的木屋被全部拆毁，新砖红瓦被添上。“上栋梁”（类似于祠堂建好时，进行剪彩活动）那天，村里锣鼓喧天。从凌晨四点到早上八点，祠堂里撒糖撒钱，欢闹声、爆竹声交杂在一起。沉寂的村里久违的热闹了一阵。祠堂又成为了联系同姓的空间：每年回村挂清明，或者带源村里陈姓婚丧嫁娶，都会在祠堂里摆酒席、做大锅饭，祠堂里用的碗底，无不刻有一个“陈”字。

至于高峰的陈氏，有时也会在挂清明时碰上一面，一同去扫那些遍布山头，已经湮没字迹的墓碑。

有意无意间，这些都成了重建乡村与乡族的努力。

2024年，清明节。我在高峰村看到了陈氏家族的总谱。它的封面基本残旧不堪，翻页时也要小心翼翼。事实上，我花了十几分钟才清楚它的编排。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当我看到高峰村几个并不熟识的远房亲戚和爸爸、爷爷围着这本总谱，一同辨认、追溯谁的祖先是谁、谁从哪里搬到哪里时，在欢声笑语中，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有些东西就算是瓦解了，也依然是存在的。

传统在恢复，破镜难重圆。乡村还在没落，乡族还在衰颓。但瓦砾堆里总有那么一两件能让我们重忆、让我们联系的东西。

杨大苗的担忧暂时结束了。至于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他的村小四面环山，在校园里能听到鸡鸣和流水声，大山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孩子们，他们没有学业压力，可以在课间无忧无虑地奔跑，每个月还有一节远程心理健康课，屏幕的另一头，上海的老师会为他们上课。

目前还有大量学校的防护网没有拆除，许诺的学校便是其中一所。不过，铁丝网也曾意外带来过发泄的乐趣。许诺的班级曾经短暂地换到加装高空防坠楼网的三楼，课间，偶尔有几只小鸟在防坠网上嬉戏，他和几个同学一起趴在护栏上看。

突然，许诺和同学大笑起来。

（除锁朋外皆为化名）

习生 汪航 澎湃新闻记者 任雾

眼泪泡肿了李兰的双眼，好几天走在路上，脚下踉跄。她总是忍不住想，是自己把孙子黄浩轩给“弄丢了”。

2月27日，李兰6点起床，下楼买了包子回家，她看到11岁的黄浩轩和往常一样，不等自己叫，就已经起身，在刷牙洗漱。

黄浩轩身形瘦弱，脸盘窄小，舒展的额头下有一双细细的眼睛，一笑就眯成了一条缝。3岁时，他的父母离婚了。5年前，他和奶奶李兰开始租住在江西省新余市一栋旧居民楼，在不到80平方米的房子里一起生活的，还有5岁的妹妹和16岁的姐姐。

黄浩轩和奶奶、姐姐妹妹一起居住的居民楼。澎湃新闻记者 任雾 实习生 汪航 图

居民楼内部。澎湃新闻记者 任雾 实习生 汪航 图

这天是五年级下学期开学报到的日子，黄浩轩刚结束了近一个月的寒假，他把作业塞进书包，检查了红领巾，理了理口罩，7点40分左右，他和李兰道别后出门。若是从四楼走下，再步行不足一公里，他就可以到达学校。

但黄浩轩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没有人知道做出这个决定花了他多久的时间，他来到了五楼楼顶，一跃而下。这个时候，还没到8点。

九天后，因创伤性脑疝过于严重，医院宣告了黄浩轩的死讯。当地警方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他们在黄浩轩的房间内发现一封坠楼前夜写好的遗书，落款是：“无药可救”的孩子。

即使遗书也没有透露轻生的原因，每个试图寻找导致黄浩轩自杀“证据”的人，都仿佛走入一条没有光亮的隧道，隧道尽头的角落，是一个孩子少有人靠近的心。

黄浩轩 受访者供图

分散的家人

2月27日8点半，黄凯的手机上多了几十条来自医院的未接来电，他得知儿子出事了。他正在浙江台州，这些年靠做眼镜销售，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销。

黄凯无法接受儿子离世的消息，陷入猜疑与崩溃。几个月来，他同学校交涉，向媒体发声，强调儿子的死与课业压力有关。他列举了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寒假里，学校给成绩处于一定分数以下的学生布置了额外的作业，黄浩轩就在其中；黄浩轩在自杀前留下了空白的习题本，这说明儿子没有写完寒假作业；黄浩轩遗书上的血迹，他则认为是“熬夜赶作业流的鼻血”。他想讨要“一个说法”。

“我们做家长的太失败了”，黄凯叹了口气说。

黄凯今年38岁，新余市分宜县人，他个头不高，面容消瘦，头发稀松凌乱。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黄凯操劳儿子的后事，眼睛下挂着黑眼圈，与去年的照片相比，看起来苍老了几岁。

分宜县霞贡村。澎湃新闻记者 任雾 实习生 汪航 图

2005年，他在温州打工，结识了来自江西上饶市鄱阳县的刘云，两人结婚并生下大女儿，2010年，儿子黄浩轩出生。

那是个瘦弱的孩子，身体很差，经常感冒，爱吃素菜不爱吃肉，曾经最让黄凯头疼的，是怎么让儿子多吃点，“开胃的东西吃了好几个月，一点用都没有。”

婚后没几个月，黄凯就去了台州打工，初中毕业的他常说自己没文化，“（在老家只能）干农活、打零工，或者帮别人砍树，卖点苦力，几十块钱一天”，“外面”才是赚钱的地方。

黄浩轩出生那年，黄凯事业渐渐有了起色，按照他的说法，自己曾经历过年入上百万、朋友成群的“风光时刻”。那一年，黄凯陆续投资了一些项目，但因缺乏管理经验，项目陆续失败，资金链断裂。2014年，黄凯彻底破产，欠债200多万。

长期分居两地，夫妻间的沟通也越来越少，2013年，黄凯和刘云协议离婚。双方约定，黄凯继续抚养两个孩子，当时的黄浩轩3岁。4年后，刘云离开新余市，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李兰回忆，刘云去了外地后生活异常艰辛，这两年很少再往家打电话，也没怎么管过孩子，甚至黄浩轩去年过生日时，“她都不打电话”，李兰说。

在电话里，刘云不愿过多提及过去的事：“一切由孩子爸处理。”她说，由于个人原因，去年一整年没去看过两个孩子。当被问起黄浩轩近些年的情况时，她说自己“真的不清楚”，在和记者短暂的交流中，电话那头，她数次低声啜泣。

黄凯回忆，破产后，他于2019年重新到外地打工，最窘迫的时候，“浑身上下只有五十块钱。”黄凯说，当时是家里最困难的一年，奶奶李兰为了给家里买菜，把自己买给她的项链也卖了。

黄凯老家的一位村民告诉记者，黄家近些年生活条件很差，在村里和外面都欠了很多钱。黄浩轩爷爷崔凯今年63岁，常年在深圳等地做建筑工人，除大儿子黄凯外，还有个小儿子也在外务工，黄家至今还未分家。

常年在外，黄凯一年见不上儿子几次，谈到父子间相处的细节，他大多“记不太清了”。“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是他能向孩子表达爱最主要的方式。每次回家前，黄凯会买一大兜儿子喜欢的玩具，遥控飞机、军事杂志和模型之类。

沉默的房间与“懂事”的孩子

到黄浩轩6岁时，黄凯觉得农村学校的教学质量差，老师不怎么管孩子，“我堂哥的孩子在乡下读到五年级连名字都不会写，很多学生都只考几分。”

他找熟人将黄浩轩从村小转到了新余市明志小学就读，一家人也一同搬到县城一栋简陋的居民楼里生活，楼梯间的铁栅栏已经生锈，白色墙体发黄发黑，虽然看上去十分破旧，但毗邻马路，距学校也只有一公里。

大部分时间，黄浩轩都与奶奶李兰生活在这栋租住的单元房里。一位邻居告诉记者，李兰不太和周围邻居打交道，只知道她平时不仅要负责黄浩轩和姐姐的生活，还要照料5岁的妹妹，在旁人看来，这超出了老人的能力范围。

“这种房子都是关上门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去谁那里”，李兰说。在黄凯记忆里，从村里搬到县城居住，儿子变得沉默寡言，不似在乡下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开心的样子。

自黄浩轩三年级，由于李兰要照顾当时3岁的妹妹，黄浩轩就学会了独自上下学。但在李兰印象中，孙子是个胆小的孩子，出门怕小狗，怕小虫子，也怕黑夜，晚上不敢一个人买东西，还要姐姐陪着去。

在新余生活期间，李兰做饭、洗衣服，包揽了大部分家务活，但祖孙间很少交流。

“（他）回来了就是吃饭，他跟我平时不说话”，李兰说。

与黄浩轩相处时间更多的是大他5岁的姐姐黄雨菲。说起弟弟黄浩轩时，黄雨菲皱起眉毛，带着疑惑说：“我也不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坐在记者面前，除了回忆弟弟时会抬头思索，更多时候，她都在低头和手机里的同学对话。

黄雨菲形容自己和父亲、奶奶之间“不是很亲”，“我也不想和他们说话，有事的时候才会讲话，学校那点破事或没钱花的时候……我不知道表达对家里的情感。”

李兰回忆，黄浩轩对父母的想念也“从来都不说”，去年11月孙子过生日那次，她曾对黄浩轩说：“你过生日你妈妈连电话都不打”，黄浩轩只是应了句：“是啊。”

对父母离婚的事，黄浩轩看起来早已心如明镜。离婚后，黄凯曾对儿子坦承：“妈妈嫁人了。”他记得儿子回答：“嫁人就嫁人了，我不是还有你吗？”

平时，黄凯每隔半月左右和儿子通次电话，问问最近的学习情况，嘱咐和告诫他要听奶奶的话，黄浩轩通常回复：“知道了，爸爸。”

若是回到家，在和儿子头两天的相处中，黄凯总会感到有点陌生，儿子也不怎么和他说话，“我每次回去也没太注意他的情绪之类的，（他）放下书包就到房间做作业。”

“懂事”、“省心”，是黄凯和李兰在叙述中对黄浩轩最多的描述。黄凯回忆，以前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儿子会说，“长大了养我们。”那时候黄浩轩八九岁。

当有一次被爸爸问起“将来想做什么”，黄浩轩回答：“搬砖。”这个回答，让黄凯觉得儿子是个“比较随意、老实、没有主见的人”。

儿子坠楼后，黄凯不断回忆和黄浩轩相处的细节，想不明白：“出事的为什么往往都是懂事的孩子？”——买东西剩的钱，他会交给奶奶；和亲戚会主动打招呼；李兰让姐姐刷碗，姐姐不洗，黄浩轩就提出自己来洗；拖地、洗澡，他都会听话地完成；妹妹曾弄坏过他的玩具，在他的作业本上乱涂乱画，但黄浩轩也没有流露出责怪的意思，只是笑着说：“等她长大了就不会再捣乱了”；有时候，刘云打黄雨菲的电话，黄浩轩还会主动叮嘱妈妈：“妈妈你保重身体。”

刚离家前两年，刘云问过儿子很多遍：“你想我们吗？”黄浩轩总说：“想啊。”“恨妈妈吗？”“不恨。”

去年六一儿童节，刘云给儿子打电话，提出要买东西给儿子，黄浩轩只是说：“不用。”“他就自己叫妈妈，不像我女儿，我女儿还要她叫妈妈才叫……”刘云眼泪忍不住流。

作文里的心事

黄凯不知道，儿子对未来的想象，并不是“搬砖”。

黄浩轩曾和姐姐说，长大后想开赛车，还想养只狗，“也能保护他，也能一起出去玩”，黄雨菲回忆。

黄浩轩不是没有向家人表露过心事。

黄雨菲记得的为数不多的一次，刘云2017年离家时，弟弟哭过，“他就说他们俩干嘛要搞成这样，干嘛要走……”

刘云和儿子的最后一次见面发生在2019年。当晚12点，她乘火车赶到新余，推开房门时，黄浩轩依旧没睡。儿子在等她。那晚，他睡觉也要搂着妈妈，高兴得睡不着。

那次与母亲相聚的三天里，黄浩轩和妈妈一起逛超市、买衣服、吃好吃的，还买了玩具枪。刘云忆起，儿子会挑便宜的东西买，“贵的一律不要。”临走前，黄浩轩告诉妈妈，自己放学的时候，希望她还在。他希望刘云能多待几天。

黄凯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在去年暑假。他把姐弟俩接到台州，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他们一起走玻璃栈道、到海边玩。刚开始，儿子不太跟黄凯说话，黄凯就问他喜欢吃什么，点儿子喜欢吃的菜。“我在做事，会带着他在身边。他非常开心，非常活泼，有说有笑的，就是很干净的那种笑。”

那次回新余后，李兰感到孙子看上去开心了一点，走路都蹦蹦跳跳的。

今年春节，由于疫情，各地提倡就地过年，还在台州工作的黄凯取消了回家的计划。

黄凯把这个消息告诉儿子时，黄浩轩听上去特别惊讶，在电话那头说：“啊？你不回来啊？”黄凯隐约感受到了儿子的失望，但也没再多说什么。黄凯说，他想趁过节放假时多赚些钱，等清明再回去和孩子相聚。

唯一一次爸爸不在家过年，在黄浩轩心中引起多大的波澜不得而知，黄雨菲只记得，弟弟曾说，“好想他们”，当时黄雨菲正忙着刷快手，后天又要去上学，她马上玩不到手机了。“反正这次也不会回来，你也别想太多”，她对弟弟说。

黄浩轩把心事大多隐藏在作文里。直到出事后，黄凯从儿子遗物中发现了黄浩轩的内心一角。

2020年12月9日，在《写给爸爸的信》中，黄浩轩写：“亲爱的爸爸，您的身体还好吗？……您回家的时间很少，希望您可以回家的时间多一点，不要老在外面工作，注意身体健康。”

黄浩轩作文《写给爸爸的信》。受访者供图

作文中，黄浩轩还回忆了四年级暑假和父亲去游乐场玩乐的场景：“那是我最难忘的时候……我坐海盗船的时候，很害怕自己飞出去，因为我很轻，所以每次坐海盗船的时候，我都要用腿顶着前面的椅子，可这次我没有，因为您用手抓住我，让我感到很安全。”

黄浩轩在作文里回忆和爸爸姐姐一起玩的场景。受访者供图

同一学期，黄浩轩陆续写了五篇关于父亲的作文。在一篇题为“xx即景”的命题作文中，黄浩轩离了题，仍然在文中写了父亲的事。他称爸爸是“严厉又温和的”，因为黄凯会夸黄浩轩的画“不错”，也会在他考了45.5分后骂他。

黄浩轩在作文中离了题。受访者供图

黄凯边翻阅作文，边对记者说：“他的心声写在里面，表达得太明显了，这些还都是一个学期写的，说明心理肯定是出现了问题，老师应该及时发现孩子的心理变化，及时和我们家长沟通，至少我们能重视起来”，黄凯提高了声调，激动地说。

作文里，除了提及最多的父亲，黄浩轩还曾写过妈妈，只不过，他所提到的是后妈吴倩。

2015年，黄凯与女友吴倩组建新的家庭，生下小女儿。

第一次见黄浩轩时，吴倩觉得他特别内向腼腆，不太爱讲话，但会主动和自己打招呼，“很懂礼貌。”她带他逛街、买衣服，嘘寒问暖。

黄浩轩在作文中回忆和吴倩最初的相处时说：“那时的我一点也不珍惜爱，直到我遇见了她（吴倩），我的妈妈。”

黄浩轩在作文《珍惜的爱》里提到吴倩。受访者供图

“这些话孩子从来没有表达过”，吴倩认为，黄浩轩内心其实非常敏感。

有一次，吴倩的大儿子告诉她，黄浩轩曾私下无意中透露，吴倩上次回家只给妹妹买了玩具，自己却什么都没得到，这让黄浩轩觉得吴倩只对妹妹好，不对自己好。

“那只是商城送的低龄小玩具，没想那么多，妹妹还小不懂事所以顺手就给了她，但平时买任何东西都会给所有孩子带一份，一视同仁。”事后，吴倩也专门向黄浩轩澄清了此事。

吴倩说，后来一起居住的日子里，她每天都会喊黄浩轩洗脸刷牙，生活上的一些小事，会习惯性地多说几遍。黄浩轩在作文里以郑重的口气记下：“在这一刻，我感受到她对我的爱，因为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直（只）有她在关心着我。”

下滑的成绩和“做不完”的作业

在新余市明志小学，黄浩轩度过了近五年的时光。

同班同学杨欧告诉记者，黄浩轩平时在班里朋友不多，也不怎么爱说话，班级同学放学后偶尔会外出游玩，但黄浩轩一放学就回家，不怎么参与。

在杨欧眼里，黄浩轩“有点自卑”。有一次，黄浩轩因琐事和一个同学起了冲突，对方站在他面前骂他，黄浩轩坐在座位上，没有还击。

这并不是黄浩轩第一次被欺负后沉默。刘云记得，黄浩轩一年级时，告诉她自己在学校被人弄痛了，那次刘云提出一起去找那个同学，要跟对方家长理论，经过同学家门口时，“算了算了，妈妈，算了算了算了”，黄浩轩说，刘云感觉儿子很害怕。

在校园里，更让黄浩轩在意的或许是成绩与作业。

黄凯说，自己对孩子的成绩并不做过多要求，只希望他能把英语学好，“尽量不给孩子更多压力……有什么资格去说他？我也就初中文化毕业。”黄浩轩一二年级时，黄凯还能勉强批改儿子的作业，当时他的学科成绩几乎都是满分。

刘云记得，过去她接儿子放学，当黄浩轩考了90多分，达到了妈妈的要求时，他会拿试卷给刘云看，“你现在可以笑得开心了”，他说。但当成绩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黄浩轩不愿意说分数。

到了三年级，儿子的功课越来越吃力，特别是英语，“家里没人能够辅导得了。”黄凯曾考虑过给黄浩轩报补习班，但却负担不起每月一两千块的学费，“学习上的事，只能是尽量靠他自己。”

过去，姐姐黄雨菲做不完作业，黄凯偶尔会凶一下：“你作业不做，你在干什么，别人都可以把作业做得很好。”更多时候，他在外地，盯不上两个孩子的学习，有时是老师发信息给他，说黄浩轩作业没完成，他才打电话给儿子，“老师又说你哪个作业没交。”

五年级上学期，黄浩轩的成绩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每门功课都只有五十几分。1月31日放寒假那天，班主任唐老师把成绩较差孩子的家长拉进了一个微信群，在群里说：“……想请各位家长配合负责，在寒假期间督促孩子完成作业，补不足。”

班主任建立的寒假进步群。受访者供图

刚进群时，黄凯心里一紧，他意识到儿子学习又退步了。

据黄浩轩所在班级的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除原本的寒假作业外，低于一定分数的学生还需要抄写九篇课文、六个单元的英语单词和购买一套额外的数学试卷。

寒假作业。受访者供图

事后，黄凯认定繁重的作业是儿子自杀的导火索之一。

李兰记得，黄浩轩去年就和她抱怨过，“读书好累，写字写得手好累。”疫情过后，她发觉黄浩轩作业要做到十一二点，有的作业需要在手机前等到七八点老师发过来才能做。

平时，黄浩轩有不会的题会向姐姐请教，黄雨菲好几次听到，弟弟写作业时会突然情绪崩溃，大声说：“不会写，不会写。”把笔重重地摔在地上。黄雨菲告诉记者，自己成绩也不好，只能教他一些简单的拼音，“难一点的数学题我都是从网上搜的答案。”

事发后，黄凯翻阅家长群，发现过去也有其他家长反映，孩子做作业做到十一二点。

黄凯提供的群消息截图显示，1月19日，期末考试与放寒假之前，有家长说，“写到十二点差四分”、“又是一个十一点半的作业”。

部分家长在班级微信群中抱怨作业太多。受访者供图

4月15日，记者试图联系上述在班级群发言的两位家长，对方拒绝了采访。班级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家长告诉记者，学校老师在考试前会增加作业量，也会给成绩差的孩子额外增加作业，但“自己家孩子学习成绩还可以，如果坐在旁边监督他的话，大概两个小时就完成了”。

李兰回忆，事发前的寒假，一家人在乡下度过，她发现黄浩轩“似乎每天都有写不完的作业”，判断的依据是，一吃过饭，孙子就上楼回自己房间，而对于孩子在房间内做什么，李兰也说不上来。她不识字，判断孩子作业是否完成的办法是“看作业本上有没有东西”。

2月25日，黄浩轩曾告诉黄凯，自己的假期作业还有周记没完成。2月26日，事发前一天，一家人从乡下回到了新余市。晚上约十一二点，李兰起床上厕所时，发现黄浩轩依旧在写作业，她记得，当问孙子寒假作业是否还没完成时，黄浩轩回复，“还有一点点。”

事发后，黄凯在儿子的书包里发现，他仍有一半的英语寒假作业没有写完。

黄凯提供的聊天记录截图显示，2019年，老师曾表示，在没完成作业前，就不算报名，不会发新书。黄凯回忆那年暑假，“他那天写作业写到凌晨两点钟，边做边哭，叫他睡觉他都不敢”，他想，这次儿子一定也面临同样的境地，黄浩轩理解能力差，读题和写字都很慢，“冬天那么冷的天，在房间昏暗的灯光下，我都能想象我儿子一个人在深夜写作业的痛苦和无奈……”说到这里，黄凯泣不成声。

儿子出事后，他希望学校能够赔偿并道歉，但双方交涉无果。

新余市明志小学校长接受漩涡视频采访时表示，“（对）小孩，我们也是表示沉重的哀悼……这个事情跟学校没有关系啊，一个暑假（家长）不管一下小孩，留守儿童一样的，小孩从早到晚就是玩手机。”

班主任唐老师在九派新闻的采访中称，因孩子已到高年级，假期布置额外的作业是为接下来的升学做准备，如果作业做不完可以调整，但孩子父亲没有向老师反馈过。

“布置作业没有任何私心，孩子每天做完作业老师也都会批改”，唐老师称，黄浩轩平时在学校精神状态正常，和同学相处得挺好，以前作业完成度也不错。

4月12日，新余市教育局回复红星新闻称，学校老师拉群辅导学生是无偿行为。该工作人员表示，责任认定应由公安部门确定。对老师所说“作业不完成无法报名”的情况，该工作人员并未回答。

对此，唐老师4月12日在东方今报的采访中称，“假期作业未做完领不到新书只是口头上的（规定），正常情况下，开学前两天不会讲新课，不拿新书这两天上课没有影响。”唐老师称，这只是一种督促学生写作业的方法，并且她会事先向家长说明，个别学生假期作业没写完需要补作业。13日，她补充称，“孩子本学期的新课本早在上学期放假前已经发放，不存在家长所说孩子担心拿不到课本有损自尊（的说法）。”

游戏中的“崽崽”

在孤独的生活里，黄浩轩一头扎入手机的世界。

李兰记得，在家里的餐桌上，常常是黄浩轩一边吃饭，一边盯着手机里的视频看，姐姐也拿着手机，桌上没人说话。“你不要总是玩手机，要好好上学，玩游戏我就给爸爸说，让爸爸说你”，不知道该怎么应对那块小屏幕的李兰通常这样对孙子说。

黄凯回忆，黄浩轩周末放假后，会把作业拖到星期日完成，先用姐姐或自己的手机玩游戏、看视频。到了去年疫情期间，为便于上网课，黄凯给儿子买了人生中第一部手机。老师会在微信群里布置作业，有时也需要提交电子版。

那时候，黄雨菲早上一起床，就经常看见弟弟在玩手机，“之前天天出去玩，现在他那些朋友也都玩手机，没人跟他玩了”，黄雨菲说，黄浩轩三年级时就开始玩游戏，“王者”、“吃鸡”、“第五人格”，“打得比我都好。”

黄雨菲印象里，事发前，最让黄浩轩念念不忘的游戏，名叫“光遇”。这是一款画面瑰丽的冒险游戏，玩家需从扮演通体漆黑且不时发出黑烟的小人开始，一步步在未知的世界里探索，而“社交”是这个游戏的部分核心情感体验，当玩家与另一名玩家“陌生人”相遇时，起初看不到对方的模样，只有当靠近，并举起蜡烛，才能“用心照亮”对方的样貌……而在成为好友后，两人就可以牵着手一起游历。

玩了一个月后，黄浩轩在游戏里结识了一位女性好友，并用姐姐的QQ加了她，两人的交流日渐频繁。黄雨菲回忆，弟弟每隔几天就要用自己的QQ和对方发消息，“就是喊对方一起玩游戏。”

这名女性好友叫陈晨，来自陕西西安，今年19岁，在外地工作。她告诉澎湃新闻，游戏中，她是黄浩轩的“监护人”，会经常带着他一起跑图（注：游戏术语），并亲切地称呼他为“崽崽”。

两人的聊天记录显示，今年学校放寒假前的那段日子，他们的大部分游戏邀约都发生在中午十二点和晚上六七点间，这是黄浩轩刚放学的时间段，他会先玩会儿游戏，吃过饭后再写作业。

到了期末考试前，由于作业实在太多，黄浩轩几天没有上线，他告诉陈晨：“对不起啊，这几天上不了游戏，不能和你玩了。”但五分钟后，他又向对方询问：“上王者吗？”

两人的交谈大多只与游戏相关，仅有一次，黄浩轩告诉陈晨，自己晚上做了个噩梦，“很惨。”陈晨安慰他：“你不开心了可以来找我，想我也可以来找我，半夜醒了睡不着也可以打电话来找我，我一直在。”

第二天，黄浩轩连回了她八个欢呼雀跃的表情。

2月10日，由于自身工作缘故没法继续再玩游戏，陈晨告诉黄浩轩自己“要退游了”。为此，她特意给黄浩轩购买了68元的游戏季卡作为纪念，并感谢他在游戏里一路相伴。

没有人想到，17天后，黄浩轩从五楼楼顶坠下，连同亲情、友情、作业和游戏一同清零。

在遗书里，他留下了最后的心声：“当你们看见这些字时，我已经跳楼了，我真的撑不下去了，会不会直接死我也不知道，当（但）还是谢谢你们陪了我这么多年，如果我直接死掉的话，希望你们好好对待剩下的孩子们（我们家的），不要让她们也得抑郁症，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得抑郁症，再见。”

“对了还有，如果我真的直接死的话，我希望有人可以一直玩我的游戏。手机里的。”

事发后警方在黄浩轩房间里发现的遗书。受访者供图

但这个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去世后，因为触景伤情，家人焚烧了孩子生前的大部分物品，他的手机被一同下葬到了距家几十公里外的地方。

在黄浩轩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遗物中，有五本作文簿，他在其中一篇作文里推荐了一本书——《爱的教育》，书籍描写了四年级小学生安利柯身边发生的各种感人故事，包括社会、父母和朋友等几个方面，而在书中的每一章、每一节中，关于“爱”的情感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黄浩轩在作文里说，这本书曾教会他很多道理，“一个人要有道德、亲情、友情。”而每当自己津津有味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会忍不住的（地）流了出来，滴在书面上。”

他推荐的理由也很简单：“具有真实情节……仿佛我就置身于这个故事中。”

黄浩轩作文《推荐一本书》。受访者供图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黄霁洁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