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2日下午3时40分，北京地铁10号线三元桥站，一名女士手拿着一份盒装冰淇淋进入了地铁车厢。旁边的人看了她几眼，都没有说话。不远处站着一名乘务管理员，向女士这边瞅瞅也没有说话。女士一直在吃，直到呼家楼站下车。而车厢内，拿着奶茶、饮料的人不在少数，有的乘客还时不时饮用。
5月15日，新修订的《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和《关于对轨道交通不文明乘车行为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的实施意见》同时开始实施。在《乘客守则》中明确规定，不得在地铁车厢内饮食。同时在《实施意见》中明确，在地铁车厢内饮食可能会被记录个人信用不良信息。这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能不能在地铁上吃喝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有人认为可以吃，因为没有影响到他人。但也有人认为不可以，因为地铁是公共场所，一些味道比较大的食物影响了别人的乘车体验，饮品的洒漏甚至还可能造成安全隐患。一些城市出台规定禁止地铁上饮食，很多人赞成，但也有人质疑。
禁食令 是否支持有分歧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对是否支持地铁禁食，受访者都给予了肯定回答。然而，对禁食的条件和方式却各有各的见解。
“以前觉得没有必要限制在地铁上吃东西。但是有一次见到有人吃猪肉大葱包子，那个味道实在很大，那时就有点理解为什么要在地铁上禁食了。”在北京一家国企上班的小马说。
小马上班每天乘坐地铁要2个小时，单程超过50分钟。她的印象里，在地铁上吃东西的人很少，倒是不少人都在喝一些奶茶、咖啡等饮料，还有人上下班时会带一些食物，虽然不吃但味道不小。
从不理解到理解，小马对地铁禁食的规定因为自身经历有了转变。与小马不同的是，小林从一开始就支持地铁禁止吃东西。小林在上海的一家国企工作，之前每天都是乘坐地铁去上班。“上海地铁里面很少有人吃东西。即使有，也没有造成特别差的印象，所以也记得不是很清楚。”小林说。
有的人也支持地铁禁食，但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小靳在北京的一所高校工作，他每天乘坐地铁的时间是110分钟。当记者问他对在地铁上饮食的看法时，小靳说：“上下班时，有时饥肠辘辘，看到别人吃我也想吃。”但据他观察，在地铁上吃东西的人确实很少。
小靳没有明确支持地铁上禁食，“吃，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不吃，对我依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小靳也表示，如果因为在地铁上饮食引起了公共卫生问题，那还是应该要禁止饮食。
小杨和小靳的想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小杨在深圳工作，每天也是要花费2个小时在地铁上。据小杨描述，从他去深圳工作之后，没有在深圳的地铁上碰到吃东西的情况，“感觉深圳人还是比较自觉的。”
然而，对于能不能在地铁上吃东西，小杨表示，只要不影响他人，吃与不吃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吃东西，味道不要太大，高峰时段不要吃。”小杨说。
“对于地铁是否禁食，我认为不要‘一刀切’地回答是与否，而要考虑每个城市的特殊性。”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院长李志刚说。他表示，首先地铁禁食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乘车环境，但在地铁上饮食有可能是生活所迫，也有可能是生活习性使然。其次，如果实行禁食令，还需考虑这个城市是否有足够的人力、物力确保规定执行。一方面，城市的公共安全资源不可能大量投入其中，禁食令面临取证难、执行难的问题。另一方面，一旦禁食令被确立，就不应该形同虚设。
山东省济南市地铁车厢内。崔 健摄（人民视觉）
执法难 特殊情况要考虑
记者在北京市的地铁上随机采访了一些乘客，大家都表示了对出台地铁禁食令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也希望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对饮品的限制，对没有刺激性食物的限制等。
记者在北京地铁10号线车厢中采访了一位地铁乘务管理员。他告诉记者，在新修订的《乘客守则》出台之后，加强了对饮食方面的管理。但更多的是以劝告为主，而且主要是针对那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的食物，如果不影响他人，就不会干预。
此外，这位乘务管理员告诉记者，地铁方面要求他们尽量柔性管理，不要和乘客起冲突。如果遇到不听劝告的乘客，就使用随身携带的摄像头拍摄乘客的视频，然后交到上级，由地铁站管理层去处理。
目前，除北京之外，上海、南京、西安、厦门等城市都已经有了明确的禁止在地铁上饮食的规定。南京、西安、厦门制定了详细的处罚措施。
小张在南京就有过一次被处罚的经历。根据《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规定，禁止在车厢内饮食，饮品仅限于瓶装矿泉水和自带茶水，瓶装饮料等都禁止饮用。小张当时携带一杯奶茶进入地铁站，并在车厢内饮用，结果被地铁执法人员看到，当场给予警告并开出了罚单。
“罚款的钱数不多，更多是起到了宣传的作用。尤其当时是假期，能有更好的效果。”小张向记者表示。
在大城市上班，许多上班族会面临通勤时间达到1小时以上的情况。而对于一些体质虚弱或者患有疾病的人来说，及时补充一些食物或者水分就很有必要。这就与地铁禁食令的规定产生了矛盾。
小马在采访中就表达出了同样的疑问：“如果有低血糖症状出现，在车厢里面吃了一颗糖，那算不算违反规定？应该如何处罚？”
许多城市虽然有明确规定禁止饮食，但法外有情，对于病人、婴幼儿等有特殊情况的乘客，地铁方面也会给予照顾。
此外，较长的通勤时间会导致很多上班族选择在路上吃早餐，有时着急在地铁上吃东西就不可避免。小马的公司提供早餐，所以她没有在地铁上吃早餐的需求。“出外勤时很想带点东西在地铁上吃，但想想还是忍住了，不给别人添麻烦。”结果就是不吃或者迎着风走在路上随便吃两口。
上班族的这些需求应该得到重视。“现在，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多元化。面向‘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目标，人性化、精准化管理的需求也更加迫切。”李志刚说。
多举措 共创地铁好环境
地铁环境的好坏，不仅仅取决于执法力度的大小，更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让乘客能够主动遵守规定，与地铁工作人员一道创造良好的乘车环境。
好政策取得好效果，离不开公众参与，地铁禁食令的实施必须让公众参与其中。南京市自2014年实施地铁禁食令以来，不断加强执法和宣传，让地铁禁食的观念深入人心。现在，南京地铁上经常会出现乘客制止乘客饮食的行为，这说明公众参与的重要性。
“公众参与是推动地铁禁食的最重要、最核心环节。”李志刚表示，尤其是否实行禁食令、哪些食物属于禁食令范围等，更需征询市民意见。前期方案的共同参与、共同制定，都有助于禁食令推行后的共同管理、共同维护。
网络上的反应印证了这一点。对于新修订的《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不少网友就指出，新的规定是“一刀切”。网友们对口香糖、巧克力等小零食被禁止以及喝水被禁止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疑问。
为此，小马建议，应该细化执法的标准，把禁止的食物和饮品列出具体清单，“这样一是有助于乘客更了解禁食的范围，在乘车时避免携带；二是有助于执法人员执法，避免出现管多了被指责不人性化管理，管少了被认为不认真履职。”小马说。
李志刚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包括在地铁安检环节实施“准入”原则，对榴莲等气味较大的食物、对饮料和汤水等易泼溅食物实行禁入；设立“禁食车厢”与“可饮食车厢”，并张贴相关标志，有助于不同需求的乘客自主选择乘车空间；采取分时段策略，如在规定的高峰期内允许饮食；采取因人而异的群体差异策略，考虑老人、小孩、孕妇、特殊患者等群体的特定需求等。
李志刚表示，如果确实需要在地铁上饮食，要选择对其他乘客影响较少的食物种类，例如不食用气味较大的食物、不食用易泼溅的食物等。此外，饮食者也要注意维护公共环境卫生，如自觉清扫食物残渣、不乱扔垃圾等。
对于上班族的需求，小靳建议，加强地铁沿线重点站点附近的小商业布局，解决“一口饭”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在一些重要的地铁站设立一些带座位的食品店、便利店等，方便乘客能够在上下车之后饮食。如果在上车之前或者下车之后能解决吃饭喝水的问题，那在地铁上就没有必要吃喝了。”小靳说。
延伸阅读
香港
不得在地铁内饮食
按照香港地铁的有关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地铁付费区内饮食，包括月台和车厢等，否则处以定额罚款港币2000元。但在实际执行中，港铁工作人员主要通过惩罚和教育两方面执行。初犯只是警告，再犯就要面临罚款。
新加坡
地铁上饮食最高罚500新加坡元
新加坡地铁上严禁吃喝，就连开水、矿泉水、瓶装饮料、含在嘴里的糖、花生也不例外。根据快捷交通系统法令，初犯者可面对罚款30新加坡元，一旦被控上法庭，重犯者可被罚最高500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2500元）。
日本
允许地铁饮食但这种现象很少
在日本东京的电车车厢内，吃东西和喝饮料是被允许的，不过东京人以有礼貌闻名，就算可以在车厢饮食，也不会真的有人大口吃喝香味四溢的食品来干扰他人的“乘车空气质量”。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地铁站内便利店今天（25日）开始营业了！从今天起，6号线青年路站、7号线菜市口站、5号线和平里北街站内便利店开始试点营业，为乘客提供多种零售服务。
首家便利店主打便利鲜食
在6号线青年路站西站厅，一座颇具现代感的便利店今天正式迎客。记者注意到，这家新开张的便利店位于站厅西端，店内一整面冷藏柜里摆满了鲜食，虽然面积不大，但显得亮堂干净。店内还设置了可供乘客站立就餐的桌板，方便乘客在店内就餐。支付方式上，便利店目前支持微信、支付宝扫码支付和现金支付。便利店营业时间从早上6点到夜间23点，基本覆盖了地铁运营的主要时间段。
“终于能在地铁站里买到东西了，这对于早上赶地铁的乘客来说比较方便。”今早，刚刚下地铁的李女士走进便利店，购买了一杯美式咖啡后离开了地铁站。
记者注意到，这家便利店售卖的商品主要为鲜食产品，覆盖盒饭、沙拉、三明治等冷藏食品，同时提供艾窝窝、茶叶蛋和炒肝等特色小吃。此外，店内还提供热咖啡和豆浆等现做热饮。无论是早中晚三餐还是下午茶，乘客都能购买到合适的定制美食。除了鲜食之外，便利店内还提供雨伞等日用品，满足乘客雨天的出行需求。
为了服务赶时间的乘客，便利店内还设置了一排智能提货柜。未来乘客在搭乘地铁时就可以提前在手机下单，下了地铁，就可以通过扫码打开提货柜，提取到购买的商品，减少了排队等待的时间。提货柜内还安装了紫外杀菌和加热装置，确保了食品安全卫生。
店址不影响乘客正常进站 依然严禁车厢内饮食
在为乘客提供美味食品及便利服务之余，北京地铁公司也倡导乘客遵照乘客守则文明乘车，不要在车厢和站内进行饮食。
北京地铁增值服务部管理副部长齐燕介绍，此次开设的三家便利店，都在显著位置和食品包装上贴有“请勿在车站内饮食”“严禁在车厢内饮食”的提示，让乘客安心享受优质服务的同时，遵守文明秩序，共同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让更多的乘客获得美好的出行体验。
青年路站所属呼家楼站区站区长张卫东介绍，在便利店开业前，车站已对消防安全设施进行了排查，并对便利店开业之后的客流进行了系统分析，同时对车站客运组织进行了优化。在选址上，这家便利店选择了人流量相对较少的西站厅，确保开业之后不会影响乘客进出站。
试点结束后将公开招标
青年路地铁站周边以居住区为主，周边有珠江罗马家园、天鹅湾、星河湾等多处大型住宅小区，以及连接姚家园、甘露园、北京朝阳站等方向的公交线路。目前，青年路地铁站工作日每天进出站量约在8到9万人，属于6号线客流量较大的车站。
不过，青年路地铁站附近原本就是东四环外的成熟商圈。地铁站东北角是11层高的朝阳大悦城，商场地下一层与地铁口相连，内部有面包房、奶茶店、熟食店和多家餐饮店面，并开设了一家带有就餐区的大型综合超市，乘客出站后，可以很方便地进入商场就餐购物。而在地铁站西侧，距离地面出站口外约50米的商业楼底商，也已经开设了一家便利店和一家烟酒超市，沿街还有主打肉饼、驴肉火烧及四川小面等多家便民小吃店铺，竞争十分激烈。
面对站外商铺的挑战，地铁便利店运营方仍信心满满。该站便利店运营方新合作集团总经理韦斌介绍，地铁便利店直接为乘客服务，可以为乘客提供便捷、好吃的鲜食餐饮，解决之前乘客在地铁站”买不到吃的“这一痛点，为赶时间的乘客提供了一个更加方便的购物环境，相比站外店面有着独到的优势。
目前，地铁便利店还处于试点阶段，未来根据试点的效果，地铁方面还将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将地铁便利店推广至更多车站。（记者 李博 程功）
原标题：有盒饭、三明治、炒肝......地铁便利店来了！首批三家今日正式开业
点特稿第1162期
地铁最后一站
北京每天的苏醒和入睡是有节奏有次序的。以早高峰为例，最先活泛起来的地方是神经末梢——那些地铁线路的终点。比如地铁4号线最南端的天宫院站，早高峰来得很早。早晨6点30分左右，站台上已经排起长队。晚高峰又结束得特别晚，以至于在通往这里的末班车上，仍然难以找到座位。
天宫院确实是一个敏感的末梢——它客流量的潮汐，直接反映了住在这里的人群早出晚归的作息。
从这里出发，24岁的赵倩要见到地铁列车的29次“吞吐”，才会到达目的地。她的工作地点是中关村，互联网巨头和新兴经济组织密集之地，被视为中国的硅谷。
她和一只猫住在天宫院。与4号线上的“北宫门”或“圆明园”站不同，“天宫院”地铁站并非因为拥有一座皇家建筑而得名。它是北京南端的大兴区北臧村镇23个村庄中最大的一个。但是，赵倩给她的猫取了个名字叫“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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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地铁2010年年底通到这个村庄起，“天宫院站”就是承前启后的。它是北京地铁4号线延长线的终点，赵倩回到天宫院站就算到了家，但对车厢里的另一些人来说，它还是一个起点：出站之后，他们乘坐一趟专线公交车，回到河北省固安县的家里。这种生活每天的通勤时间可能达到5个小时。
天宫院再往南，过了永定河，就到了固安县的地界。北京的手机用户即便身在县城中心，也未必收到移动服务运营商“河北欢迎您”的短信。有人开玩笑说，可能是固安离北京太近，你还用着北京的信号呢。
赵倩当初在不同的租房中介网站上寻找住处，最终锁定了一条“急！转租”的帖子，房子距天宫院地铁站321米。发帖人由房东手里租下这套两居室，赵倩则以月租1700元分租到次卧。她的工作单位附近条件相当的一间卧室，租金要“贵一倍还要再拐个弯儿”。
前任租户把钥匙递到她手中，告诉她，天宫院是“荣华富贵之地”。由天宫院地铁站向西数，四条南北向大街分别叫“天荣大街”“天华大街”“天富大街”“天贵大街”，“荣华富贵”齐了。
她在地图上仔细对照，发现自己周边尽是各种村、场、庄，庞各庄、皮各庄、韩村、丁村，“有点回到老家的感觉”。
到北京前，她想过一串“竹竿胡同”“草帽胡同”这种地道的北京地名。“胡同”这个词本身就来自蒙古语，带着元朝大都的味道。
她又很难将“天宫院村”与自己安徽老家的村庄归到一起。
通车之后，天宫院地铁站的4个出口中有3个出口，在随后的几年里盖起了住宅小区。虽然3个小区分属于不同开发商，但有一个共同点——名称里都带“春天”。
年轻人在这些“春天”里成家生子，然后将父母接来一起生活。7年后，头期开盘的商品房价格已是最初的近3倍。业主拿到钥匙时，方圆1公里内基本没有商店和其他生活服务设施。除了一个报刊亭和巡逻的警车，再就是几个早点摊。
现在，同一个地方长出了高层住宅和购物中心。在高楼的脚下，每天早高峰时段，会有8000至9000人进入城市的轨道交通。打着呵欠的人们，通过幽深的地下隧道，被输送到北京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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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租户临走时叮嘱赵倩，“早晨上地铁一定要坐到座位，不然路上会很惨”。在天宫院，这是一种共识。
“如果你在天宫院站没有坐上座，那基本不会再有座了。每一个抢着要坐下的，至少有1个小时路程。”在附近住过一年半的周迪说。
北京这座城市已铺开的22条地铁线上，有398座车站，承载着每天超过1000万人次的人口流动。跟市中心的地铁站不同，天宫院地铁站的4个出口，都设有免费的自行车停放处，带有顶棚，上下两层。外面圈出来的空地上，则整齐地停着一排排电动车，车把上挂着厚厚的挡风罩。
附近的道路两边通常停满了汽车，几乎是车头挨着车尾。那些带有“黑晋鲁豫冀蒙苏”等省份简称的车牌，可以为一个正在学习国家地理的孩子提供一份指南。
再往北1公里，就是北京的六环。根据2019年11月施行的办法，外地牌照车辆进入北京六环及以内区域，需要办理“进京证”，每年限办12次，每次期限最长7天。非“京牌”车违规上路和停放，都面临罚则。
以天宫院地铁站为目的地的“固安专线”公交车不存在这种风险——车上都挂着“京牌”。
周迪到现在都记得，早晨看到“固安专线”公交车进站时，自己的第一反应就是——“跑！”不跑就没有座位了。
地铁站口总有人小声地拉客，“固安走吗，10元一位。”她好奇，“固安到底有多少人在北京工作？”
仅据固安公交公司介绍，每天通过该公司专线公交往返天宫院的就有三四千人次。对“固安专线”上的人来说，天宫院拥有“进京第一站”的地位。2015年，由固安南站开往天宫院站的这条专线开通，每天早晨5点30分发车。公交车会在固安城内兜一个小圈，停靠若干站点，最快1个小时抵达目的地，全程票价8元。
公交车不是唯一选择，往返固安和北京的通勤族可以选择由大广高速开进北京南六环，也可以从大广高速转到京开高速，直抵北京南三环。
为固安一家地产公司工作的陈聪（化名）回忆，2015年时，固安的新楼盘大约9000元左右1平方米，那时候多是自住的年轻人，一个名叫“孔雀城”的楼盘，一个月能卖100多套。转年的年初，房价涨到每平方米1.2万元，最贵的时候两万多元。购房者看重位置，离附近的大广高速公路越近的房子越好卖。
“那时候卖房都不用太多介绍，对标燕郊，告诉客户固安就是下一个燕郊。那时候燕郊就是买‘环京’（地产）的标杆。”陈聪感慨。
燕郊是北京正东方向的另一个小镇，隶属于河北省三河市，距离天安门30公里。近10年来，它被视为北京的“睡城”，房价一度涨到每平方米4万元，比河北省会还高。燕郊的很多居民过着潮汐式生活，目前每天约有40万人往返于北京与燕郊之间。
一个在北京和固安之间过了3年“双城生活”的年轻人说，像他这样工作地点位于北京地铁4号线沿线的人，大都选择拼车或乘坐“固安专线”到天宫院，“地铁进城时间有保障”。他每天坐第一趟专线赶往天宫院，沿途至少要下车一次，接受进京检查。
2018年，一份更严格的有关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地方性文件出台之后，固安的房价有所回落。但仍有不少在北京发展的年轻人买房选择固安，当地一些小区在规划时就设置了通往北京的班车，直达中关村、望京或是西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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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六环外的天宫院站到北四环的中关村站，近40公里路，赵倩听到29次“车门即将关闭”的提示。
“车门即将关闭”的时候，常常有人以百米冲刺的架势挥动着胳膊撞进来，靠着那股冲劲，撕开一个口子，跟在后面的一两人也能趁机挤上地铁。
第一次经历地铁4号线的早高峰时，赵倩并不觉得人多。后来她才意识到，因为自己在始发站上车，坐在了座位上，“越往城里走人越多”。据她观察，自天宫院向北，前12站下车的人极少。到后来，车厢里人贴人，挤得像堵墙。直到过了西单站，人贴人、肚皮贴车厢、手把门边儿的状况才有所缓解。由此，人们可以稍微体面地进入在她看来“租金高、人少”的海淀区。
坐在座位上，她没怎么注意过拥挤车厢里乘客的表情和衣着。“看不到，你自己试一次就知道了。”
迄今为止，周迪在车上劝过两次架。车厢内部矛盾不外乎“你踩我了你推我了你干吗挤我”。但她自己有座时，不敢去劝架，因为当事人可能会嫌她“坐着说话不腰疼”——“你都有座了，还能说我？”
即便总要在这样的车厢里呼吸，打小儿生活在五六线城市的赵倩仍感到兴奋，她在心里告诉自己，“这就是北京，北京上班就是这样的”——上班远，路上花费的时间长，但机会多，可以让人变得很强大。
研究城市规划课题的学者也正在关注通勤问题。北京郊区化研究的传统界定方法，通常把北京划分为三个层次：内城区、近郊区、远郊区。学者刘常平在“北京城市职住空间演变、通勤需求与就业可达性特征”的研究中指出，在2015年，北京通勤距离20公里以上的就业人群占比超过了20%。到2018年，北京中心城区常住人口1165.9万人，占总人口的54.1%，较2015年减少118.8万人。近郊区成为近年来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人口出现向外疏解的态势。
在北京，年龄越小承受的通勤时间越长，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2018年北京市居民时间利用调查报告》是这么说的：15岁至39岁青年每天的通勤时间平均为1小时52分钟，40岁至64岁的中年人为1小时15分钟，65岁以上老年人为52分钟。
杨昊然与赵倩的通勤轨迹几乎一样：在天宫院进站，在中关村下车。他居住的小区与赵倩的住址之间只隔了一条马路，每天比赵倩提前半小时出发。他与3户人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到北京工作快3年，他月薪到手是5000多元。
这个年轻人坦言，住在天宫院，图的是交通便利、房租便宜。他偶尔也觉得通勤时间过长：3个小时，一天的八分之一，能坐高铁在北京和石家庄之间跑一个来回。相当于每10天就有一天用于通勤。“活着活着就这么白白少了1天，细思极恐。”
但在“把地铁当成第二张床”后，他感觉好了很多。坐上地铁，他就习惯戴上口罩和帽子补觉。他没兴趣睁开眼睛观察地铁里的芸芸众生。“坐着也看不到什么，你抬头就是人啊，手机啊，耳机啊，戴着耳机看手机，还有的看别人手机。”
他曾与朋友合租天宫院的这间10平方米的卧室，中介提供的单人床、衣柜和一张电脑桌之外，两人买了一张行军床，轮流使用。
尽管每天近3个小时在路上，赵倩仍对自己的第一个落脚点十分满意。入住半年后，她以每月4100元的价格与房东续租整套房子，也成了“二房东”。像前任租户一样，她在网上发帖寻合租室友。在帖子里，她增加了“比较高端的楼盘”“距大型购物中心一站地”“小区门禁和绿化都很好”等描述，还有一条是：“终点站！有位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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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迪和男友刘亚洲在2017年年初搬到天宫院，租了80多平方米的一套两居室，2012年建成，已是周围“最老”的房子。
此前，他们以同样的价格租住过天宫院以北的新宫站附近一套一居室，也曾在繁华的国贸CBD附近租过一间卧室。说起国贸，他说，“那个破烂地方，太令人嫌弃了。”“但毕竟位置在那，是那么核心的地方，出门走两步，就是整个国贸。”
那是在只有四五栋“老破小”建筑的小区里，一套三居室，客厅也打了隔断辟为卧室。房子里住着在附近上班的4户人。厨房里站两个人便错不开身，他们早晨在厨房洗漱后，匆匆赶去单位如厕。俩人眼见着其他三户人在拥挤的房子里接待亲友，这套房子最多时住过11口人。
刘亚洲说，穿过这四五栋楼，抬眼望去都是高级写字楼，他的住处，让人产生一种在“年薪百万”包围圈里穷得“瑟瑟发抖”的感觉。
事实上，他和女友是这套房子里挣得最多的，两人月收入接近2万元。他们所了解的邻居，有事业单位的合同工，也有“像在金融机构里发广告的”。
附近没有便利店，最近的超市需要步行20多分钟。他们在居民楼一楼找到了最“古朴”的小卖部——只有一间房子，出售香烟和冰棍儿，但一些常用物品比如袜子是买不到的。周边最多的就是山西面馆，“碗跟盆一样大”的面15元钱一碗，“吃完特别扛饿”。那时，附近的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还在建设中，同他们一起吃饭的大多是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
“因为穷，又想住得好一点。”趁着房东要装修房子，刘亚洲拉着女友搬离国贸，沿着地铁4号线找房。
蛋壳公寓联合知乎发布的《2019租房青年生活调查报告》显示，喜欢独自租房的90后和95后人群，占比超过80%。学历越高、收入越高的人，越愿意选择独自租房。
天宫院站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他们将“出城”的第一站定在了天宫院向北10站的新宫站，“住的品质有了大幅度提升”。一年后，房租涨价30%，他们继续南下。
“每向南一站地，租金会稍落一点点，天宫院不是最便宜的，但只有天宫院才能上得了车。”刘亚洲作为地铁“常旅客”总结着经验。“坐与站是质的区别。如果坐着，多坐十几站或半个小时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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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上的一个座位太重要了。
周迪不喜欢冬天，这也与地铁有关。“冬天大家穿得多，地铁的容量明显不够了。”
她在通勤路上，经常看到人们紧紧拉着栏杆，站姿都被挤歪了，陌生人被挤得几乎要贴到她的脸上。“那也无所谓！你都坐着了，还说啥？能上车就已经很幸福，多得是等了三四趟地铁都还没上来的人。”
他们找房时，一位房屋中介建议，如果觉得租金贵，可以考虑倒数第二站地铁附近的房子，会便宜几百块。“4000元到4500元可以租一套两居室，差一点的不到4000元，考虑一下吗？呵，在中关村附近，4500元能租个10平米内的卧室。”
这位中介强调，很多租房者都是这么坐地铁的，“上班的话，可以从倒数第二站坐到终点站，（再往回坐）能有座儿。”
赶着“北上”的乘客渴望着地铁上的一个座位，地铁尚未触达的地方等着地铁南延。固安县政务网站，多年里一直显示着乘客们对“固安专线”增加车次、更改线路等方面的建议。据这趟线路的工作人员介绍，专线的运营高峰有着“早进城、晚归乡”的特点，周二至周四每天发车103次，承载着3000人次的往返，周五至下周一每天发车113次，往返超过4000人次。
很多人在期待地铁南延。刘亚洲始终不认为“南延”能成真，根据他的观察，“4号线早高峰运力已经到极限了”。
运营这条线路的京港地铁公司总经理邵信明说，地铁4号线最小发车间隔已经临近极限。
曾有政协委员提交过“关于北京地铁4号线南延至大兴区庞各庄的提案”，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答复说，地铁4号线现状客流压力大，最小发车间隔为2分钟，高峰小时最大运力为4.2万人次，“已达到设计能力”。在菜市口站至宣武门站之间的路段，小时最高断面流量已达4.9万人次，线路满载率达117%。“未来进一步加强研究利用区域干路系统设置地面公交快线，构建覆盖全面、接驳便利的公共交通系统。”
不过，这并不妨碍网民们畅想地铁南延的话题，此类话题常常围着天宫院打转。“进京的怎么也得进，延长到庞各庄，从庞各庄上；延长到固安，从固安上。不延长，还是从天宫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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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天宫院，刘亚洲认为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我们和北京东边的人基本不打交道了，我们彻底告别了朝阳区和通州区，但依然能打通西城、海淀、大兴，包括昌平。”他又补充说，“认识的人都在西边。”
他们和“西边的朋友”约在中间聚会，还会相约坐跨城公交车继续向南，到河北省霸州市去泡温泉。他认为，自己在天宫院“基本没朋友”，“租房哪有什么邻居不邻居的？”
周迪每早7点20分之前出门，晚上8点半左右回到住处，偶尔加班坐末班车，“依旧不会有座”。她工作日一日三餐在单位食堂解决，周末主要“靠外卖活着”，偶尔逛街时顺便在商场吃饭。她结识的同小区的其他住户，是遛狗时认识的。她养过一只猫和一条狗。“只要你们的狗玩到一起了，你们大概率会熟悉起来。”遛狗时拴绳和不拴绳的、训练狗和不训练的，都成为大家找朋友的依据。
在天宫院，赵倩也没有交到新的朋友。成了“二房东”后，她倒了3趟公交车，从同事家抱回一只出生不久的猫，因为猫通体黄色，她给起名“皇上”。
“皇上”是她在天宫院的第一个朋友。
看到她的招租广告，来租次卧的是个文静的姑娘，东西分了好几趟搬来，之前她住同学宿舍，在东六环外。赵倩跟她商量好，房租每月2000元。没有合同，只是口头约法三章——不能带异性回来，不能养大型宠物，如果要搬走至少提前一个月提出。
她的室友每周四休息一天，周末照常上班。她们偶尔在吃饭时间一起在客厅里观看综艺节目。赵倩记得，室友第一次敲自己的房门，是要借手机充电器。
她评价这是一种“危险与温暖并存”的生活。她觉得在北京，对陌生人变得不害怕了，会容易相信别人，但温暖也是陌生人给的。她觉得幸运，找房没被骗，找室友没遇到坏人。
但当遇到吃火锅找不到同伴、逛街没有人陪、除了同事和微信好友没有说话对象时，她会感到孤独。
市场研究机构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全球独居生活人数已经从1996年的1.53亿上升到2011年的2.77亿，预计到2020年，全世界将新增4800万独居家庭。在中国，超过5800万人过着“一个人的生活”，其中20岁到39岁的已达2000万，他们也被称为“空巢青年”。
而宠物行业的一份白皮书说，2019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达到2024亿元。在2017年的养宠人群中，未婚及已婚无子女者合计占了65.2%。
赵倩的日常生活很简单：养猫，在客厅里跟着健身App做瑜伽，在小区里跑步。经她测量，绕小区一圈恰好是一公里。
她还跟着网上认识的一群户外活动爱好者，去过雾灵山、喇叭沟和乌兰布统草原。她发现，同行的队友几乎都是一个人报名来玩。
她也参加一些线下活动和免费抢票福利，但要看地方，“有的太远就不想去了”。她邀请朋友来家里打牌，因为她租的房子最“宽敞”，十几个人聚会都没问题，但她最多约到过4位。朋友们选择周末“跋山涉水”而来，带零食带水果也带麻将牌，这样的热闹要按季度算。
“慢慢就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赵倩说。
有人将“空巢青年”与“孤独经济”联系在一起，认为“孤独的年轻人孕育了孤独经济”。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则认为，“孤独经济”的兴起不是因为“孤独”，而是人们对自己人生异常精致的诉求。就像不结婚的人无法忍受自己“精致生活”里的他人，“对于一切随随便便的生活都不能用随随便便的态度去应对，在没头没尾的细节消耗大量的心力和时间”。
在他看来，当技术高度发展，人们只需要干好份内的事就能活得很好，可以不依靠他人生活；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让人们能够应付各种风险和担当各类消费。除了生活范式的改变，更核心的原因是，婚姻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
合租的室友搬离，谈了一年半的女朋友分手，杨昊然开始一个人使用一间卧室。他联系密切的仍是大学同学，他们常约着回学校踢球，当然，次数按年计。手机游戏是他每日必备消遣。他买了一个电煮锅，不点外卖的时候，吃得最多的就是煮面条。
“走出房子就不孤独了，不能天天在这小屋里呆着。”杨昊然说。但多数时候，他都因为“拖延症”或“行动力不足”而留在房间。“可能也是因为也没有特别想做或是要做的事，就是没有明确的目的。”
他也有疑虑，“微信里很热闹，但是生活里好像没什么人，但是你又感觉你有很多朋友，也挺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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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生活让赵倩学到了一些人生哲学。诸如“人本来就是孤独的，不管成家与否”，以及“和自己相处更重要”。
她也发现，可能因为独自生活，“和我妈的关系好了很多”。2019年春节后，赵倩的母亲再次提出，退休后的生活很无聊，想搬到北京和女儿同住。赵倩告诉她自己还有合租室友，母亲表示没关系，她可以照顾“两个孩子”。
“我说我爸在家不吃饭吗？我妈说，你爸吃食堂。”
除了一箱子家乡特产，赵倩的母亲还带来两口铁锅。赵倩的生活质量随之大幅提升。她下班回家，家里已经备好了粥和小菜，周六日还有鱼虾。她不再热心于每天抢外卖红包，也会偶尔邀请室友或朋友一起吃饭。
“现在觉得他们真的老了，想多陪陪他们，只要她不老催我找对象，不天天挑我毛病。”赵倩说，“她唠叨的比如东西乱放、老玩手机这些我都能接受，就是关于找对象这个比较麻烦，因为我也不能立刻解决。”
2018年年底，天宫院地铁站的一个出口位置，开了一座大型购物中心。赵倩可以不用步行20分钟或坐一站地铁去逛街了。她可以在这里的电影院买到任一场次的座位，不用担心没位子。而工作日，购物中心更显空荡，她在城里需要排20分钟队才能买到奶茶的店铺，在这里很少需要排队。
她也习惯了天宫院的慢节奏。和城里风风火火的外卖员不同，她在送餐高峰的晚7点见过任外卖箱敞开、悠闲地把腿翘在电动车车把上的外卖员。
2019年5月，赵倩将一位同事“忽悠”到自己住的小区租了房子。除了母亲和那只叫“皇上”的猫，她有了可以一起看电影和逛街的人。
对于所有暂时以天宫院为栖息地的人来说，房租是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刘亚洲和女友租的两居室原本租期一年半，月租是3200元，房东突然毁约。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被轰了出来。
房东退给了他们押金，3200元。他们没去索赔，因为忙着找下一个落脚点。等到半年后再从中转房搬走，有些当初打包的箱子还没拆开过。
刘亚洲起了买房的念头，将攒下的钱和借来的钱折腾了一年，凑够了100多万元首付，花300万元在北京房山区买了一套房子。
他告别了天宫院，“从六环外1公里搬到五环外1公里”，“前进”了一环。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马宇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