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经济参考报
——疫情下北京部分知名餐厅“触云”陷尴尬
赵乃育 绘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但餐饮业的“春天”还未到来。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一季度餐饮收入同比下降超四成。随着国内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餐饮堂食“关闭或有限开放”困局将延续。《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疫情倒逼下，北京一些知名餐厅“转战”外卖后陷入“上‘云’是亏，不上‘云’更亏”的尴尬境地，引发外卖平台应否“降低佣金”的讨论，更折射出危机面前餐饮业亟待加速转型。
一份醋溜木须套餐背后的“尴尬账”
“上平台做外卖是想尝甜头，但我们吃的全是苦头。”4月初，北京牛街一家知名清真餐厅外，虽然排队取餐的外卖员越来越多，但餐厅总经理吴刚（化名）依然愁眉不展。
“餐饮业难做，清真餐饮更难。”这家年营收超千万元的餐厅曾担心外卖降低服务品质而拒绝“上云”。疫情发生后，虽迅速加入“外卖大军”，但和疫情前相对丰厚的堂食毛利相比，外卖平台的高额佣金让吴刚感觉“赔钱赚吆喝”，他用新上架的醋溜木须套餐为记者算了一笔“尴尬账”：“我们做了市场调查，顾客吃一顿外卖在30元以内，因此醋溜木须套餐定价28元。我们只和外卖平台合作，平台抽走16%的点费，单笔外卖不到35元还要额外抽成，只剩下22.5元分到菜品里。”
吴刚接着“算账”——做一份醋溜木须套餐需要2两羊肉、1个鸡蛋，成本9元，土豆丝等配菜成本3.5元，再减去米饭和汤2元、包装耗材2元，剩6元。如果顾客开票，还要交总价6%的税，最后剩下4.32元，还要覆盖房租、人力、水电气热等各项成本。“如果只卖这一道菜，餐厅要卖出120份外卖才不亏钱，但目前只有50多单。”吴刚说。
疫情之下，主打羊蝎子火锅的穆益轩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鹏也发力外卖，他同时上线“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外卖平台，因有平台排他条款限制，两大平台佣金高达21%，导致企业利润非常微薄。“品牌餐饮企业经营成本高，和小店没法比。”为降低成本、养活近百名员工，“穆益轩”对外卖进行“自配送”，平台抽成降至9%。“疫情期间，我们的员工要骑单车，甚至打车去送饭，很不容易。”张鹏说。
北京知名餐饮企业华天饮食集团两年前上线外卖业务，平台佣金一路看涨。华天副总经理白森森告诉记者，目前旗下多数餐厅在外卖平台上的佣金为15%到20%之间，个别餐厅甚至更高。
“做外卖是为自救，却感觉在为平台打工。”一些北京餐饮人表示。
陷入佣金争议 外卖平台也有苦衷
4月10日，广东餐饮服务行业协会向美团外卖发出交涉函称，已经收到几百家餐饮企业投诉，美团外卖收取的高额佣金和实施的独家合作条款已超出商家忍受的临界点。广东餐饮人直言：“平台‘竭泽而渔’时，也要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然而，疫情之下，平台表示也有“苦衷”。
4月13日，美团外卖回应“降佣”诉求称，平台自创建以来一直亏损，并未在疫情期间赚取超额利润，目前每单利润不过两毛钱。美团方面解释称，平台佣金由三项资费即平台使用费、技术服务费、配送服务费组成。美团2019年财报显示，2019年全年美团外卖骑手工资总计支出410.4亿元，美团当年全部佣金收入为496亿元，骑手工资占总收入八成。此外，平台还需承担技术研发、平台运维、设备投入等各种费用。
美团方面认为，单纯减免佣金对餐饮业帮助有限，重点应放在帮助商家恢复经营和增加业务量上，提升整体收入自然可以覆盖商家固定成本。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果商家疫情期间每天外卖只卖五单，即使佣金为零也不能生存。如果想办法提升单数，即使收20%的佣金，商家仍可以维持生计或略有盈余。”
“在全力抗疫期间，平台已经损失惨重。”美团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导致外卖业务单量和骑手数量骤降，但平台固定成本没有减少，相反还增加了骑手防疫物资采购和商家帮扶等额外支出，预计美团外卖业务一季度出现亏损。他认为，商家和平台应同舟共济，“让平台帮扶国内300万商家通过外卖活下来，并且活得更好”是首要任务。
4月15日，广东餐饮服务协会就美团方面的解释再次提出质疑，至18日双方才“握手言和”。美团表示，在美团“春风行动”基础上，将对广东地区优质餐饮外卖商户加大返佣比例至3%至6%，扩大覆盖范围，返佣时间至少延长两个月。
餐饮业转变思路花式“活下去”
商家与平台“佣金之争”并非在疫情发生后才出现。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餐饮业经营成本陡增，同质化竞争激烈，经营利润愈发低薄。随着平台方的“资本大战”告一段落、开始依托百万商家和巨额流量布局变现，相对弱势的餐饮企业该何去何从？
“虽然平台收取的佣金高，外卖业务还是要做。”张鹏说，尽管多数商家没有和平台议价的能力，但在“生死劫”面前，商家要抓住一切机会活下去。
白森森则认为，如果商家只做堂食，有悖当下餐饮业发展形势。但是，堂食和外卖经营思路截然不同，照搬堂食“上云”必定水土不服。“堂食一道菜几个人吃，单价很高，菜量很大。外卖一般只有一到两个人吃，这需要商家根据外卖属性重新设计菜品、菜量并进行定价。同时提升外卖的软性服务，比如包装品质、送餐速度。做外卖利润没有堂食高，但只要达到一定单数，仍然有利润。”
无论是固定成本太高、过于依赖现金业务，还是面临佣金议价困境，这次疫情都让餐饮人开始思考“短板到底在哪里”。“餐饮人应该利用这个时间看长远。虽然很多东西在当下看不清楚，但拉开距离反而有利于把当下看得更清。面对不确定性，应该把应对放在第一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说。
如果鸡蛋不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可以放在哪些篮子里？北京华天饮食集团的应对措施或可为鉴。华天大数据系统显示，疫情发生后，集团直属餐饮企业营收同比降幅以每月10%速度收窄，至3月实现整体盈利。白森森说，秘诀就在于集团及早确立“严防疫情、多元经营”的经营思路。防疫是餐厅经营“生死线”，多元经营则让餐厅“恢复得快一些”。
在开发多元产品上，大年初三，华天集团总部召开营养专家和烹饪大师参与的电话会，要求旗下各餐厅根据现有菜系迅速研发满足疫情期间顾客需要的新菜，大力开发手拿食品和半成品，根据销售情况动态调整品类，做到常变常新。疫情期间，这些业务对销售的贡献超过50%。
在增加多元服务上，考虑到疫情期间一些百姓不愿出门就餐，华天要求在京门店与附近街道、社区等企事业单位形成结对关系，提高团体工作餐订餐量。借助门店员工下沉一线参与社区防控的机会了解社区居民的饮食需求，开发社区微信群点餐小程序，促进居民接龙团购，实现当日预定即时配送。
“餐饮人不能坐以待毙。”北京便宜坊烤鸭鲜鱼口店总经理吕宏宾说。为开拓市场，便宜坊让店员做起外卖小哥。外卖配送两公里以内免费，无最低消费。眼看生意不错，门店专门成立送餐组，增设接单员和送餐员，将新业态常态化固定化。
“遇到重大冲击时，核心方法只有做好自己，才能接受危机和挑战。企业必须以最大的定力去接纳变化，与变化共生。”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陈春花教授就“疫情下的企业自救”进行提醒。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常务副秘书长王洪涛指出，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餐饮业或出现行业洗牌。餐饮业需要调整产品服务，做好成本管控，解决管理中的痛点问题，提升整体经营效率。
企业要自强也需“看得见的手”
美团研究院统计显示，截至4月5日，全国餐饮商户复工率达到85.4%。尽管清明“小长假”加速餐饮复工脚步，但消费疲软仍是遏制行业复苏的主要因素。拯救餐饮业，商家、平台要“自强”，也需要“看得见的手”扶持。
难——仍然是中国餐饮人2020年的关键词。
中国饭店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给行业带来的影响已经超出一些商家承受的底线。至于报复性消费是否存在、何时到来，受访的北京餐饮人表示难以判断。
为助力餐饮业恢复，各地使出“浑身解数”。在南京市，除了领导干部带头消费，为餐饮企业鼓劲打气，南京还宣布发放3.18亿元消费券。抽到南京餐饮类消费券的市民，线下到店单笔消费满150元可使用一张100元消费券。3月21日至22日，南京市累计使用餐饮消费券23014张，总消费金额599.23万元，带动消费金额369.09万元。
在北京，一些餐饮商家已将相关诉求反映到政府部门。例如，疫情期间品牌餐饮商家投入高、亏损大，建议出台专项资金税费优惠政策；希望政府引导上游企业一起保质量、不涨价、不断货，降低原材料供应价格，畅通餐饮业上下游产业链等。
“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后，北京市允许餐饮企业在门口以大排档方式摆摊，一直开到9月底10月初，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当年疫情的冲击。”聚宝源牛街店总经理吴琳建议，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在不影响交通、确保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政府能继续支持餐饮企业在门店外摆摊经营。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副部长杨志明称，政府应大力扶持疫情防控过程中餐饮和批发零售行业企业出现的新业态、新消费、新零售，集成出台创业带动就业、“含金量”高的扶持政策，帮助企业增强创新消费的“造血”功能。要将创业创新的小额贷款贴息、创业培训补贴等“真金白银”的扶持政策落实到位“接地气”、见到实效受益“冒热气”。(记者 李斌 张骁 李嘉瑞 阳娜)
源:工人日报
用工可以“共享”，劳动者权益谁来保障？
劳动关系认定、工伤赔偿和社保缴纳等方面存在风险，要避免朝变相劳务派遣的方向发展
阅读提示
疫情让共享用工走进公众的视野，成为特殊时期企业间“抱团取暖”的用工模式。由于不同企业存在生产淡旺季之分，基于成本、效益最优化考量，共享用工有其继续的理由。不过这种三角型用工关系相对复杂，采用共享用工的企业应与员工签署书面协议，尤其要对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主体进行明确。
帮老人擦洗身体、喂药、如厕……8点，高娟已经拾掇好，来到老人家里，开始一天的护理工作。在福寿康（上海）医疗养老服务公司从事养老护理的她，在被“借”去家乐福超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随着居家养老服务的恢复和市场需求的增加，近日又回到了护理岗位。
因疫情引发的复工复产困境，使得共享用工成为一种调剂用工余缺的风潮，相继为生鲜电商、餐饮等企业所采用，这一方面降低了用工成本，另一方面维持了员工队伍的稳定。
事实上，共享用工并非疫情中新出现的用工模式，在此之前，一些淡旺季明显的企业也有采用这种模式调配人力资源。专业人士预估，共享用工或将成为灵活用工的一大新趋势。
共享用工让企业和职工都获益
收入因疫情受到影响，高娟心里十分着急。正犯愁的时候，她收到公司共享用工的通知，立刻报了名。随后，在公司的安排下，高娟成了家乐福超市的拣货员。工作有了、收入提高了，高娟脸上的愁云也散去了。
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餐饮企业劳动力闲置，生鲜电商平台缺配送员、分拣员。为此，盒马鲜生平台与一些餐饮企业率先开启共享用工。多家零售企业紧随其后，向当时尚未复工的餐饮、酒店、影院等企业发出邀请。
记者了解到，作为灵活用工的一种形式，早在疫情之前，共享用工就已被淡旺季明显的企业采用。此外，一些企业内部也通过共享用工缓解转岗压力。
共享用工不仅让企业受益,不少劳动者也从中得到实惠。何定豫就是其中一位。他曾是中原油田车辆管理中心的汽车驾驶员，2019年中原油田分公司下发《关于外部项目借聘员工管理办法》后，何定豫随即报名，成为中原油田分公司天然气产销厂外闯人才团队的借聘员工。
由于在岗表现优秀，何定豫顺利从借聘员工变为正式员工。
在山西大同大学法学院讲师唐莹看来，共享用工既能避免员工失业，同时在不同企业间的工作转换也能帮助员工积累更丰富的工作经验，提高工作技能。
“不同企业存在生产旺季和淡季之分，基于成本、效益最优化考量，共享用工在疫情后仍有继续存在的理由。”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罗明忠表示。
劳动者权益保障存风险
共享用工能灵活调配人力资源，但其隐藏的法律问题不容忽视。人社部和多地人社局纷纷要求用人单位规范管理，在共享过程中不得侵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何定豫也曾担心其在社保、薪酬、休假等方面的权益。“天然气产销厂、车辆管理中心和借聘员工三方签订《借聘协议》，明确借聘员工的劳动关系仍属于原单位。”天然气产销厂负责人力资源的副总经济师孙常敏告诉记者，借聘员工管理办法对借聘员工的薪酬发放标准、休息休假等权利都作出明确规定。
日前，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发布《“共享员工”用工模式下法律风险与防范白皮书》，提出该用工模式下，用工主体呈多重性，一定程度上导致责任归属的不确定性，由此带来劳动关系的认定风险、工伤赔偿风险、社保缴纳等问题，劳动者权益保障存在风险。
其中，在工伤认定方面，由于被“共享”的员工与输出企业的劳动关系处于持续状态，输入企业仅支付工资不承担社保，如在输入企业受到职业伤害，劳动保障部门以缴纳社保主体与用工主体不一致而驳回工伤认定的风险很大。
而在社保方面，按规定，共享用工下社保缴纳主体只能为输出企业。在输出企业支付基本生活费，输入企业支付劳务费的模式下，输出企业因支付工资较低，通常以最低标准作为社保缴费基数，而输入企业虽支付的劳务费较高，却不缴纳社保，员工因此面临因社保缴费基数低而影响将来养老保险待遇的风险。
此外，员工在输入企业工作期间的工资计算发放、工作年限计算，以及退出时应否获得经济补偿金等事项，均尚无法律依据，共享员工相关权益较难得到充分保障。
对此，北京朝阳区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王巍表示，采用共享用工的企业应与员工签署书面协议，尤其要对劳动者的权益保障主体进行明确。
不能朝变相劳务派遣的方向发展
在诸多建议共享用工规范化发展的呼声中，“不能演变成劳务派遣”为多位学者专家所认同。
前不久，人社部行风办负责人吴礼舵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提醒，共享用工不改变原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间的劳动关系，原用人单位和借调单位不得以共享用工之名，进行违法劳务派遣，或诱导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以规避用工责任。同时，原用人单位应保障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社保权益，并督促借调企业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合理安排劳动者工作时间和工作任务，保障劳动者身心健康。
中国社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全兴认为，共享用工与劳务派遣有相似之处，也有很大区别，如劳务派遣需有两个协议，即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的派遣服务协议和劳动者与派遣单位的劳动合同，而共享用工只需三方协议；在雇主责任划分方面，派遣机构与用工单位之间对劳动者的责任划分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共享用工的雇主责任划分在现行立法中没有规定，一般由三方约定。
北京市门头沟区法院发布的《白皮书》指出，从形式上来看，共享用工有些像劳务派遣，但我国劳务派遣实行行政许可准入制度，而输出企业不具备劳务派遣资质，不能收取服务费。如果输出企业在输出共享用工的过程中营利，则有可能被认定为非法劳务派遣，面临着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等行政处罚。
共享用工常态化的前提是针对其存在的问题制定规则，以制度化保障其常态化。对此，王全兴认为，规范共享用工的关键点在于雇主责任划分，应就借出、借入单位之间的雇主责任划分制定原则性的底线规定，允许借出、借入单位和劳动者在底线的基础上协商。（记者 关晨迪 通讯员 范永光）
源:证券日报
1999年，还是一名高中生的韩寒以一篇《杯中窥人》在当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上一战成名。两年后，年仅18岁的郭敬明独身前往上海，一举夺得第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历史总是如此相似，倒推十年，年少成名而又风格迥异的郭敬明与韩寒，不仅是报刊亭中对垒相争的80后明星作家，也皆是新闻头条的常客。巅峰之时，郭敬明名下的最世文化成立三年估值即近7亿元，韩寒主控的亭东影业4年内完成三轮融资。
3月伊始，据多家媒体报道，郭敬明旗下的四家公司被接连注销，包括柯艾文化、旗下作者笛安持股的上海令秧文化等，而由主力作家落落主编的《文艺风象》也面临停刊困境。
另一厢，曾被打上“另类青年”标签的韩寒，已经学会与商业世界和平共处。在与负面频出的网红餐厅“很高兴遇见你”划清界限后，韩寒花在电影和投资上的心思越来越精细。
但随着商业化这条路越走越远，以青春文学声名鹊起的两人，却鲜少再有新作问世。在更多书迷看来，自新概念出身20年后，郭敬明与韩寒构建起了繁杂的资本版图、挖掘了更多快速变现的方式，但眼下扩张也好收缩也罢，只是再无时间提笔写字了。
文学商人郭敬明
郭敬明成名的起点，仍源自于文学本身，但其发展之路却颇具争议。
“中国文学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现象，一个作家转型为一个成功的全能策划人”，在业内看来，虽说文学是个包罗万象的林子，但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仍占主导，文学活动家乃至文学商人就有些边缘化的意思。但郭敬明，却是后者的杰出代表。
2004年，业已成名的郭敬明成立工作室“岛”，主编《岛》系列杂志，最高发行量达40万册；2006年底其成立柯艾文化，出版刊物《最小说》，2007年该公司版税收入即破千万元；2010年，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由郭敬明100%控股。
他对于个人身份的定义异常明晰， “我对作品或文学事业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飞蛾扑火一般地把整个身心都投进去。小说可能只占我人生的一部分，甚至一半都占不到，我还有其他大部分事，比如公司。”
彼时，围绕最世文化，郭敬明以“THE NEXT·文学之新”选拔活动，挖掘了萧凯茵、卢丽莉、陈晨等一众年轻作者，建立深度商业合作模式。借助最世文化的运作体系，其旗下作者“明星化”、“偶像化”效果明显，在青少年群体中有着强大的粉丝基础。
据《外滩画报》此前的报道，最世文化旗下80余位签约作家每年为图书市场贡献2亿元，旗下《最小说》、《最漫画》、《文艺风尚》、《文艺风赏》等期刊的发行量，一度超过全国传统文学期刊的发行总量。
如今回顾，那是最世文化与“作家”郭敬明最为辉煌的时期。
2007年、2008年、2011年，郭敬明分别以1100万元、1300万元、2450万元的年度收入登顶中国作家富豪榜。2013年起，郭敬明跌出该榜单前五，此后逐渐下滑。与之对应的，是其文学作品的出版时间停留在2014年。
“作家”郭敬明，逐渐转向了“商人”的角色。
2013年6月份，郭敬明电影处女作《小时代》上线，首日票房7323万元，刷新国内电影市场2D影片首日票房纪录。此后三年时间内，小时代系列电影的4部作品累计收割近18亿元票房。
根据影片出品方和力辰光此前披露的数据显示，其在2013年的电影销售收入主要来自于《小时代》前两部作品，毛利率高达69.52%。
商业上的成功，使得郭敬明与最世文化备受资本关注。2013年底，华策影视宣布拟以1.8亿元的价格收购最世文化26%的股权，以此计算，彼时最世文化的估值已触及7亿元门槛。而其注册资本仅为500万元。
文艺青年商业化
在2008年新概念十周年庆典上，《萌芽》编辑胡玮莳曾提到，“未来，郭敬明比韩寒清晰”，在她看来，郭敬明对市场具有足够的敏锐力，而韩寒则“没有看到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计划”。
事实上，相较于郭敬明热衷于商业变现，韩寒似乎确实“开窍”的没那么早。
“郭敬明一定是最有钱的，他一个月的收入等于我一年的收入”，2009年，韩寒在采访中表态，“当然，要比他有钱对我来说很容易，但是可能要牺牲一些自由和自我，我并不愿意。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由自在，我不认为和他去比谁有钱是件很光彩的事情”。
但时间走到2010年，在郭敬明创办最世文化的节点上，韩寒推出了杂志《独唱团》，2000元/千字的稿费标准曾一度震惊业界。但好景不长，仅一期之后，《独唱团》因刊号问题宣布“无限期停止”。
岁月漫长，年少时曾直言“靠稿费”过日子的文艺青年韩寒，也逐渐被市场打磨成了权衡利弊的商人。
2012年，韩寒担任主编推出文艺生活类电子读物——“ONE·一个”；2014年起，其执导的多部影片陆续上映；2015年7月份，韩寒携手“ONE”团队成立亭东影业，全面拥抱资本市场。
如今回溯韩寒的执导之路，《后会无期》、《乘风破浪》、《飞驰人生》的累计票房分别达到6.29亿元、10.49亿元、17.14亿元。今年春节档，韩寒一度跃居第一梯队。而与郭敬明不同，其影视作品在口碑上显然更为大众所接受，淡化“愤世嫉俗”的标签后，韩寒在对大众喜好的探索中找到了些许契合。
这也使得，成立不足4年时间，亭东影业已迅速完成三轮融资。
2016年2月份，亭东影业获普华资本1000万元A轮融资；2017年10月份，获得高达3.1亿元的战略投资，投资方包括博纳影业、辰海资本等，彼时有报道称，亭东影业估值已达20亿元。此后在今年1月9日，阿里影业确认战略投资亭东影业，但并未公开具体投资金额。
目前在亭东影业的股东名单中，有着阿里影业、博纳影业的身影，而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东，阿里影业高级副总裁、淘票票总裁李捷等人均在亭东影业任职。
清晰可见的，韩寒在与过往的自我和解。
除亭东影业外，企查查信息显示，目前韩寒名下有15家公司，涵盖文化、体育、娱乐、住宿餐饮、租赁和商业服务等多个类别。同时，其充分挖掘个人商业价值，先后代言了雀巢咖啡、凡客、斯巴鲁汽车、骆驼服饰、一加手机等。
80后作家遭遇中年危机
郭敬明低调了很多。
时间回溯到2016年，在《爵迹》路演的最后一场，郭敬明现场哽咽落泪。不同于《小时代》系列所带来的票房收益，《爵迹》的失利让郭敬明压力倍增。而在2018年，本已定档暑期的《爵迹2》临时撤档，让郭敬明的字里行间难掩失落。
而眼下他再次站上风口浪尖，却是因为名下公司接连注销的话题。
天眼查信息显示，目前郭敬明关联10家公司，其中有4家已显示注销状态，分别为上海双子惠兰文化工作室、上海最线代动漫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令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郭敬明均为其实际控制人。
具体来看，柯艾文化由郭敬明、龙丹妮、长江新世纪文化三方持股；令秧文化则由最世文化及作家李笛安持股；最线代动漫的两位股东分别为郭敬明及其母亲邹惠兰。
至此，郭敬明担任法人的公司中，仅余2家处于存续状态，分别为上海遐迩文化传播创作室及最世文化。3月8日，郭敬明在微博回应此次注销公司的动作，称“只是合并了几个子公司的业务，全部并到最世一起而已”。
而另一厢，韩寒方面也已与网红餐厅“很高兴遇见你”划清界限。2014年，韩寒在上海与他人合伙成立该餐厅，其母亲周巧蓉曾为“很高兴遇见你”背后主体公司上海烨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但随着该餐厅频繁曝出欠薪、食品安全等问题，韩寒的名声显然有些损耗。
而虽然韩寒与郭敬明在资本市场动作不断，但令更多书迷所感伤的，是他们已停笔许久。
“遥想当年，《最小说》可以发到每期50万册左右，《最漫画》30万册，《文艺风象》25万册，《文艺风赏》20万册，而到今天，差不多都要停刊了”，南京先锋书店的一条微博，道出了80后青春文学曾经的辉煌。
2018年12月3日，最世文化旗下杂志《文艺风象》宣布目前“面临无法出版发售的艰难处境”；而曾经风靡一时的《最小说》，在2017年就已改版为选题书，每逢双月出版。
市场在变，一同落幕告别的，还有诸多曾经活跃在青春文学市场的80后明星作家。在转行做编剧、做导演、自主创业的选择中，留给读者的唯有怀念。
“高中那会一放学就去书店买书，在课上偷看还被老师没收，那时候的落落、七堇年、笛安、安东尼、消失宾尼，大概是我对青春最深刻的印象了”，有粉丝感慨，“去年冬天去报刊亭问有没有《最小说》，老板很诧异的告诉我：‘小姑娘说啥呢？早就没有了’”。记者 陈 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