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财经网 张杨/文
每逢315，总有一些餐饮品牌被曝光，此前，外婆家也曾于“315”期间被曝南京水平方店后厨现卫生乱象，被南京市秦淮区市场监管局顶格处罚（“顶格罚款”指行政机关适用法定罚款幅度上限作出行政处罚）417858元。
据悉，外婆家餐饮集团有限公司目前的董事长为王晓霏，她与丈夫吴国平均为公司创始人，运营商财经下面就试图揭秘这对夫妇的个人经历。
< class="pgc-img">公开资料显示，在创业之前，吴国平曾当过体育教练，后又到一家生产塑料药材包的国有工厂工作了十几年，从普通工人一直做到车间主任。而互联网上却较少有关于王晓霏的资料。
1990年至1992年，吴国平曾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进修，但到底是否取得了什么学历或学位，运营商财经也无从得知。
1998年，吴国平辞去工作，和妻子王晓霏一起开了一家杭州餐厅，取名“外婆家家乡面馆”；2008年，外婆家开进了杭州大厦；到现在，外婆家已成为在全国拥有80余家门店及8000多名员工的大型餐饮连锁机构，旗下拥有“外婆家”、“指福门”、“第二乐章”、“炉鱼”、“锅小二”、等品牌。
值得关注的是，天眼查资料显示，2022年3月底，外婆家餐饮集团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吴国平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改由妻子王晓霏接替担任法定代表人。为何在任多年，转由妻子担任呢？运营商财经也无从得知。
< class="pgc-img">2019年3月份，有媒体曝光了外婆家某家门店的后厨卫生情况的视频，在视频中后厨工作人员在洗菜池洗拖布，因为担心蔬菜烂掉，不洗菜直接炒，还有厨师和工作人员直接踩踏案板，以及给过期食材更换生产时间等等恶劣行为。公司紧接着公开发布致歉信。
< class="pgc-img">对此，公司创始人吴国平在接受采访时致歉，“我公司总部非常重视，在获知消息的第一时间，立即要求该门店停业整改。我司直重视门店规范管理，对于此次事件的发生，我们向所有外婆家的消费者表示诚挚的道歉。”
此后有关外婆家的其他消息，运营商财经将继续关注。
于湖南长沙的陈慧珊女士，通常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姗姐。半年前，她毅然决定出售自己经营的酒楼和两套房产，将1000万元资金带回老家湘潭，开办了一家专门生产腊肉炒外婆菜的食品厂。
姗姐的转行之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好奇。她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其实源于她对饮食行业多年的深刻观察。在经营酒楼的过程中，她发现每到秋冬季节，酒楼里的一道名为腊肉炒外婆菜的菜式备受食客喜爱，成为了食客们挚爱的美食之一。
姗姐觉得，如果将这道美味的腊肉炒外婆菜做成预包装食品，不仅易于保存和食用，而且市场前景广阔。同时，这也能解决家乡乡亲们腊肉销售的难题，可谓一举两得。
姗姐一番决策之后，迅速行动起来。她先是与一家大型食品厂达成合作协议，将其车间改造成无尘自动化生产车间，引进一流生产设备，专门生产腊肉炒外婆菜。
接着，姗姐着手注册商标，办理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同时重新聘请了原酒楼的几位高级湘菜大厨，负责生产指导和原材料采购。
在试产阶段，姗姐与团队反复品尝市面上各种腊肉炒外婆菜，汲取经验，优化配方。经过精心挑选、严格把关，第一批腊肉炒外婆菜终于顺利生产完成。
在正式上市前，姗姐进行了一千份的市场调查，广泛征求消费者的意见。结果令人鼓舞，这款外婆菜被食客们一致好评，众多人表示香辣开胃，回味悠长，令人回味无穷。
随着产品上市，姗姐将目光投向线上市场。她先是与快递公司签订包月合同，将产品上架头条的抖店。接着，她立足抖音平台，通过直播带货吸引了大批粉丝，以低价优质策略打响市场，受到众多湖南乡亲的追捧。
姗姐的产品不仅开拓了线下销路，还迅速占领了线上市场，每天销售额超过3000件，产品遍布全国，其风味更是让异乡湖南人感受到家乡的味道。
在姗姐的直播间里，我也购买了两瓶产品。我发现这款腊肉外婆菜不仅有着湘西腊肉的独特风味，而且萝卜干和梅干菜的清脆爽口更让人回味无穷。
由此可见，姗姐的成功离不开她对市场的深刻洞察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她的励志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敢于思考、行动和创新，也许就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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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胆照人间，余生艰险尽,后继可沾晖 ， 牺牲在崇阳的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周末，我来到了宁波镇海陈寿昌烈士纪念馆，重温了一段红色之旅。
四明大地，英雄辈出，丰碑“甬”存，灿若群星。武则横刀立马，浴血奋战；文则以笔为刃，不畏强权。翻阅、解读烈士生前的一篇篇作品，字里行间流露着一位位共产主义者对信仰的绝对忠诚和舍生取义的高贵品质。逝者如斯，初心如磐；跨越时空，在追忆中汲取奋进的力量，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陈寿昌《遗诗》:身许马列安等闲，报效工农岂知艰。壮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胆照人间。作者陈寿昌(1906-1934)，又名陈希堪，宁波镇海人。他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特委委员、福建省委书记、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红军十六师政委。
这首诗写作的具体时间已无法判断，可能是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时，或是在枪林弹雨冲锋陷阵时，但所饱含着，是作者为革命甘愿献出一切的决心和始终保持革命一定能够取得胜利的信心。陈寿昌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毕生为人民求解放，将自己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身许马列”印证了这份忠诚。而“安等闲”，表明了陈寿昌为革命事业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态度。“报效工农岂知艰”，中国共产党决心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谋幸福，这是伟大的历史使命，为完成这项艰险的使命将付出生命的代价。正是陈寿昌决心为党的事业随时献身，所以才有“壮志未酬身若死，亦留忠胆照人间”的夙愿。全诗28个字，字字珠玑，映照着陈寿昌一颗拳拳爱国心。
陈寿昌不畏艰险，为革命奋斗了一生，正如他留下的另一首诗所言明的：“不到深山里，焉能伏虎威。余生艰险尽，后继可沾晖。”
纪念馆里陈列着他生前用过的许多物品，这些东西讲述着他的一个个故事。
他是那么朴素的一个人，从墙上一张张旧照片里可以看出。他穿着灰色的长袍、黑色的布鞋，他的衣衫上打着多个补丁,鼻梁上戴的眼镜虽有些歪了，但他依然佩戴着，不舍得丢掉。
他是那么可爱的一个人。一只破旧的脱了搪瓷的脸盆，诉说着他的不拘小节。他时常用脸盆做饭，招待来家里的客人，倒也其乐融融。
他是那么聪明的一个人。为了隐蔽自己的身份，他时常变换身份，有时是一个外出做生意的商人，有时是一个电料商店老板，有时是一个斯斯文文的教师……纪念馆里的一匹老布料，讲述着他怀揣剪刀、背着裁缝布包，伪装成“奉帮裁缝”，在街头躲过敌人搜捕的惊险故事。我走出纪念馆，在陈寿昌的雕像前留影。他像普通人一样质朴，但他的眼神中充满的刚毅和坚强，展现着那峥嵘岁月中的崇高和伟大。
他的外甥胡忠明回忆说:
我外公陈寿昌烈士28岁去世，至今已整整84年。尽管对于外公生平的了解，我们都是从外婆、太祖母和亲友的口中以及外公的老战友们的回忆中，点点滴滴汇集起来，但是我外公在我们的心目中始终是一座‘永远的丰碑’!
今天的和平是用血与火的语言写就的，背后更有这群将领英雄们的无畏献身。硝烟散尽，但英雄气概不灭！我外公陈寿昌就是其中的一位。因此，我有必要将我外公的点点滴滴写出来。
我外公陈寿昌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陈继穰是光绪二十六年举人，为人敦厚诚笃，尽管家境并不特别富裕，但平时古道热肠，慷慨豪放，凡镇海县内兴办文教事业，无论策划筹措，捐赠款项，常有他一份。父亲陈伟贤为晚清秀才，也同样热心公益事业。他希望儿子能选择一个安稳的职业度日，不过他比较开明，并不强制儿子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这在那个时代也算难得了。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传到甬城，宁波各中等学校迅即响应，此时在省立四中（即“宁波中学”）读书的我外公陈寿昌的哥哥陈希垲成了学生运动的骨干，他为抵制日货，到处奔走呼号，不幸积劳成疾，得肺病后不治身亡。在学校举行的追悼会上，年仅13岁的陈寿昌代表家属致辞，表示要踏着兄长的足迹前行。他演说时态度激昂慷慨，言辞感人肺腑，与会众人无不为之动容。以后，他在镇海家乡也积极参加抵制日货、倡用国货等反帝爱国宣传演讲等活动。
哥哥希垲去世后，其太祖父母怕再遭丧儿之痛，将其改名为寿昌（原名希堪）。
我外婆胡有娣也是镇海人。由于外公奔走革命，家里常常依靠外婆变卖陪嫁的首饰维持，有一次她还把变卖得来的96元银元全部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从1932年起，外公一别17年，外婆拖着两个女儿和年迈的婆婆，艰苦备尝，默默地支撑着这个家，一直熬到全国解放，方才得知外公已经牺牲。
外婆在1994年因病去世，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罗青长特发唁电：“胡有娣同志早年配合陈寿昌同志战斗在隐蔽战线，受到老一辈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后又长期坚持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晚节可嘉。”
家中无大锅，便拿脸盆烧饭款待同志们
外公陈寿昌16岁那年跟随父亲去安庆，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庆电报传习所，并进入郑州电报局工作。1923年2月7日，郑州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年轻的陈寿昌积极参与组织电报局职工参加声援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他还利用接触电报传递信息的机会，有意延误吴佩孚的军政电报，且向罢工指挥部密报有关军阀来往的电函内容。这场罢工虽然受到残酷镇压，运动也趋于低潮，但我外公并不气馁，他随即调去武汉电报局，继续投身工人运动，并于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武汉电报工会负责人，他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一起，发动各界工人积极组织工会，配合北伐军胜利进军，光复武汉三镇。1927年1月3日，英帝国主义调集大批水兵，驱赶、刺杀在汉口听“庆祝北伐胜利”演讲的群众，制造了“一三惨案”。尔后，外公参与组织发动有30万人参加的反英示威大会和游行，进行大规模的收回英租界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6月20日，我外公陈寿昌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外公那时忙得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有一次家里来了许多人，一起在楼上开会，到中午还没有散，外公陈寿昌下楼请太外婆烧点饭菜。太外婆说，这么多人吃饭，家里饭锅太小，是不是要去买只大的？外公想了想说，都是好朋友，不要买了，免得太招摇，就拿脸盆烧饭吧。后来家人才知道，那次吃用脸盆烧的饭的客人中，有一位名叫刘少奇（该搪瓷脸盆现陈列于寿昌公园陈寿昌烈士纪念馆）。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整个武汉三镇，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工作。外公一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一些好心人劝他：年轻人，安分守己吧，电报局待遇优厚，何必再去冒风险呢！但我外公却毅然主动辞职，只身去上海寻找党组织下落。后在路上遇见了李立三，又重新踏上革命的征途。
包里全是裁衣工具，军警以为是“红帮裁缝”
1927年冬，我外公陈寿昌就任上海市政总工会党团书记。翌年2月，又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3月兼任中共闸北区委书记、沪西区委书记，在白色恐怖下积极开展工作。此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经从武汉迁往上海，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特科建立。1928年4月起，外公被抽调到中央特科，成为周恩来领导的“三陈”（即陈赓、陈寿昌、陈养山）之一。他主要负责情报和交通工作，与打入虎穴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单线联系，通过他把他们获取的情报转交给周恩来。
那时候，外公经常穿一件旧灰布长衫，戴一副近视眼镜，扮作小学教员模样，与有关同志进行秘密联络。在一般情况下，他总是步行，有时在路上买个大饼充饥。他对每件工作都要求有个结果，决不许有始无终，半途而废。平时他要看很多中文和英文报纸，认真细致地分析研究从不同途径搜集来的资料，准确判断敌人的动向，以确定对策，力争主动。
1928年，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外公利用电报工人、熟悉无线电技术的特长，以无线电老板身份开设商店，把自己的家当做了“机关办事处”。
其间，外公接受了党组织的一项重任，去武汉把一批金银财宝转移到上海来。原来这是湖南农民打土豪时没收的财物，现掌握在湖南党组织手中，并且已经秘密运到武汉，要求设法转送到上海，作为党中央的活动经费。外公接受任务后，扮成一个大老板，身着长袍马褂，偕同夫人胡友娣，还有一名身材魁梧的“听差”（党组织派来的警卫员）跟随，到了武汉，迅速接上关系，接收了这批足可装半个枕套的金银财宝。顺利回到上海后，他为了避人耳目，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今天上这个银楼兑一点，明天上那个银楼兑一点，成功地把兑换得来的钱陆续汇给了上海党中央秘密机关。
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外公外婆常常搬家。因此上海每个区他们都住过，但居住时间最长的也不过两三个月，有时一个月要搬几次家。外公外婆上街时，总不让外婆抱着孩子与他同行。他说：女人抱着孩子在街上走，不可能离家很远，万一被特务盯梢，就很容易被他们找到住处。
当时，上海街头经常发生“抄靶子”，即军警突然搜查行人。有一次，上海举行游行，外公在途中被军警拦住盘问。他机智地用宁波方言与军警交谈。对方听他说着宁波话，手里又夹着裁缝布包，打开一看，里边全是剪裁衣服用的尺、剪刀、划粉和各种各样的布，还真以为遇到了“红帮裁缝”，便很快将他放行，其实他正是这次游行运动的组织者。
陈赓大将与与我外公陈寿昌关系非常密切，既是同志，也是挚友。有一天陈赓在外公家吃饭后，建议与外公外婆一起出去走走。那天大家的兴致很高，走到外白渡桥，陈赓问：你们有没有拍过结婚照？听说没拍过，便从包里取出照相机为我外公外婆俩拍了平生唯一的合影照。照片中外公身穿一袭长衫，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手持礼帽，风度翩翩；外婆梳着流行发髻，身着一件旗袍，足蹬皮鞋，一副摩登女性打扮。其实这是他们惟一的新婚着装。平时他们的日子过得相当清苦，他不吸烟，不喝酒，身上常穿的也就是这么一件旧灰布长衫。
1961年初，陈赓大将身患重病，住在上海华东医院。将军有个心愿：就是要见我外婆一面。在陈赓将军去世前十来天，他由两个警卫员连扶带背地又一次来到了陕西北路简陋的家，陈赓将军与外婆再次谈到了陈寿昌，两人都泪流满面……
1931年4月24日，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特科领导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由于他掌握着我党中央机关、江苏省委、中央领导人地址等大量核心机密，危害十分严重。不过由于及时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在周恩来、陈云的指挥下，外公和其他同志一起抢先行动，终于保护了党中央机关的安全。
在此期间，外公经常彻夜不归，紧急通知有关同志及时转移，其中李强（前外贸部部长）就是得到外公的通知才得以度过厄运的一位。外公在周恩来领导下，与陈赓等人作为特科的联络员，在保卫党中央，及时了解敌人进攻革命根据地的部署，开展营救同志、镇压叛徒、打击敌特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临危受命反“围剿”，不幸中弹牺牲
1931年12月的一天，外公对外婆说，组织上决定要他到苏区去。不料这一走竟成了他和家人的永诀。
后来从聂荣臻同志的回忆录中知道，这次外公与聂帅结伴同行，走了一个月才抵达瑞金。翌年他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主任、党团书记、反帝总同盟主席，后又被派往福建任省委书记。寿昌工作能力很强，每到一地，每担负一项工作，他都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像磁铁一样把大家吸引在他的周围。1933年7月，苏区中央又任命他为湘鄂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外公临危受命，率领46人组成的省委工作团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抵达湘鄂赣省委驻地——江西万载、仙源。在这里，他既要纠正原省委工作上的错误，又要面对几路前来侵犯的强敌，更要领导军民开展反封锁反“围剿”斗争，一直日夜操劳，生活极为艰苦，他一天只吃一餐或以野菜充饥，把剩下的一点粮食让给伤病员食用。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北上长征，敌人以数十倍于我军的兵力疯狂进攻湘鄂赣苏区。在省委一次讨论去前线率领红军十六师人选的会议上，同志们提出鉴于我外公全身浮肿严重、眼睛又高度近视，应该留在后方，可他本人坚决要上前线。
11月21日，外公与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率红十六师抵达崇阳、通城之间的老虎洞一带，遇到敌人两个团的袭击，他亲自登上前沿阵地察看敌情，不幸右膝中弹，经抢救无效，当晚在崇阳县的河坪村牺牲。
崇阳金塘河坪村陈寿昌牺牲处
后来，湘鄂赣省委苏维埃政府为纪念他，在崇阳、通城之间建立一个新的县城，命名为“寿昌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