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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温州富一代北京发迹史:醒醒,只有努力挣钱才能治愈生活的苦

来源:餐饮加盟
作者:小吃加盟·发布时间 2025-10-13
核心提示:去过北京丰台区的大红门吗,书单君没去过。这听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为《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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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北京丰台区的大红门吗,书单君没去过。

这听起来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最近,在看了一本名为《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的书后,我有点儿为早前没去过大红门而感到遗憾。

大红门虽然距离天安门只有5公里,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这里的大部分常住人口,并不是北京人,而是浙江人。

他们在这里缔造了一段真正的传奇——这群来自浙江的农民在此打造了北方最大的服装集散地,成为了小有成就的商人,成为了富翁,甚至成为了新北京人。

时至今日,“大红门”的百科页面上依然写着:“近20年,大红门地区成为由浙江人为主的外来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说法,现逐渐形成以服装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不过,这句话即将成为历史。

2017年,大红门的服装城开始陆续关闭,大楼外挂着巨幅标语:“感谢大红门商户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明年这里的批发市场将全部“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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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代表浙江村历史的终结,也意味着这些在一起打拼生活了30年的浙江人将劳燕分飞到燕郊、沧州、白沟、石家庄……

《跨越边界的社区》写的正是大红门的浙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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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是本社会学读物,勾勒的却是他们再真实不过的日常——吃饭、劳作、上街买菜、接送孩子……

他们是怎么来的,如何在这里扎根生活?

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平凡生活中最朴实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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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早来到“浙江村”?


“浙江村”的姚信安原本不会做衣服,是个木匠。

1971年,他刚满18岁就随着师傅去甘肃敦煌做家具。

温州地区向来有人口外流的传统,虽然当时的政策不允许,还是有村民想办法趁乱外出讨活路。

害怕暴露,他们通常在县城或郊区的村里挨家挨户问要不要打家具,给哪家做就在哪家住下,付房租,请雇主帮他们买米和煤。

尽管当时阶级斗争激烈,但百姓的儿女结婚总归要置办张床,打个柜子。

生意还算可以,就是常年在外太苦,后来他的师傅和师兄都回到村里不再干了,他就独立当了师傅带着堂弟和外甥继续在外做活。

直到1983年,姚信安才放弃木工,转行跟着老婆和堂妹她们开始做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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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去的兰州,后来听说有帮温州人在北京赚了不少钱,他们第二年过完春节就坐火车来了北京,在老乡聚集的木樨园落脚。

最早来“浙江村”的人里,有不少人和姚信安一样来自温州地区的农村,多年前就开始在外做工,当泥瓦匠的、补鞋的、给供销社跑推销的、养蜂的......

如今温州人以四海经商闻名于世,有人说,他们是东方犹太人。

犹太人有句谚语:你需要在口袋里经常放两张小纸条,一张写“我只是宇宙间的一粒尘埃”,另一张写“世界为我而造”。

温州人与犹太人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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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早上五六点起来就要跑到市场去看衣服款式,九点跟着工人们一起扒拉几口早饭,又要出门继续跑生意,晚上回来吃了晚饭,继续和“老司”(制衣工人)一起赶工。

最开始,谁都没有摊位,很多人只能摆地摊。

周住权1985年来的北京,那时他在前门摆摊,远远地看到警察来了,就要赶紧跑,有时候来不及抱地上的东西,心疼得要死。

有次他躲在一个小商店的柜台后面,刚钻进去就被店里的售货员一脚踹了出来,只好跑进旁边的厕所里憋半个小时。

等警察走了,他出来以后才发现12岁的儿子不见了,急得心急火燎,好在晚上孩子自己走回了家,原来是贪玩跑去逛街了。

他气不过,狠狠揍了儿子一顿。

小孩儿不懂事,问他:怎么别的人做生意都不用逃。

一瞬间他的眼泪就被问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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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来到浙江村的拓荒者,已经无法追溯,但正是因为很拼,他们才在这里站稳了脚跟。

1983年就在这里扎根的刘泽波说:“我这一辈子睡了几个小时觉都能算得清楚。”

闯生活,不仅需要不远千里地奔走,也需要不辞辛苦地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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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犹太人的商业头脑


第一批“淘金者”回到老家,对“财富秘密”毫不避讳,很快“北京的钱好挣”的消息在村子传开,就这样一家带一家,越来越多温州人来到大红门,开起了服装作坊。


1984年,这里就已经聚集了200来户温州人。


不仅如此,他们还形成了产品加工链,有的专门负责剪裁,有的专门负责缝衣服扣眼,有的只做皮衣,有的只做羽绒服......做同类工种或服装的经常住在一个大院里。


这家接了大生意,赶不完订单,就转包一部分给邻居做。


用今天的话讲,“浙江村”就是一个由温州人自己搭建的创业孵化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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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服装产业孵化园”里没有设计师,但制作的衣服却是市场上最潮的款式。


每天各家都会派人去西单、王府井的大商场看衣服,哪个样式的最新最好卖,就买回家,拆开线来当样板照着做,再缝上从南方买来的商标布条,第二天拿到市场上卖。


这大约就是中国最早的山寨潮牌服装了。


搞定了制作,浙江村的人又开始为销售渠道而发愁。


1986年,饱受摆地摊之苦的周住权迎来了转机。


因为经常摆摊的地方就在红梅服装店旁边,门口有四五间绿铁皮摊,所以他一直以为那是商店的摊子。


有天他问里面的人能不能帮忙代卖衣服,对方答应了,收了他五条裤子,说好了等隔两天再来收钱。


结果好几天都没消息,过去看才发现原先的人跑了,这才知道原来那铺子不是红梅的,是他们租给一个河北人的,租期刚到,人已经走了,自己被骗了。


从店铺走出来,他很不甘心,咬咬牙买了三包中华烟又返回红梅的办公室。


刚进门就遇到一个50多岁的老伯,递过烟去,拆开一包给他们点上,开始在一旁倒起苦水,讲自己做小本生意真的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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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着,店里进的货来了,他赶紧挽起袖子跑上前去说:“我来搬,我来搬!”。


事情做到这份儿上,店里的人跟他讲了那个河北人的住处。


过两天,他又带了两条烟过去表示感谢,这次他留了个心眼儿,顺带着打听了自己能不能把那个河北人的铺子租过来。


老伯是红梅的经理,听他说完,想了想回复道:“明天,你带些你们自己做的衣服过来,看看再说。”


摆惯了地摊,周住权摸不清服装店会卖哪种款式的衣服,他在店里转了一圈,发现他们的东西很旧,就跑去西单买了两件正时兴的衬衫当样板,和老婆一起忙活了一晚上做了4件,听说有家衣服做的好,又去借了两件。


第二天带去商店,店里的人看了说衣服不错,干脆把店里的柜台租给了他,再三叮嘱他出去别乱讲这事。


就这样,他终于包到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个服装柜台,总算做上了不用逃来躲去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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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用今天的眼光看,周住权是一个舔着脸求人办事的小商人,但为了稳定的生活,他不得不为了那块几平米的柜台放低姿态。


一个柜台不能只卖一两种样式的衣服,因此浙江村很快就发明了新的经营关系——代销

没包柜台的人家,把衣服放在别家的柜台来卖。


后来,因为代销的利润并不比做衣服少,一部分浙江村的人干脆做起了包柜台做代销的生意。


生产和销售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默契:阿三的柜台上少了货,阿四就先帮他赶着把衣服做出来,而阿三也会尽量让这些衣服买个好价钱。


温州人经常把“亲兄弟明算账”挂在嘴边,忙尽力帮,利润也必须先讲清。


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一夜之间冒出了大量“倒爷”,在中国大量采购生活消费品。


“浙江村”竟成了他们购买皮夹克的基地,加工户和经营户迎来了他们有史以来最忙的时候。


为了赶制皮衣订单,很多人连着三四天不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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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台上摆着请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帮忙写的俄文标语“本柜台大量批发各种尺寸皮夹克”和报价单,不会讲俄语就靠敲电子计算器来讨价还价。


还有人带着大量皮衣乘火车去满洲里这些边境城市搞展销会。

很多人看不上的小聪明,是他们现实中挣钱和生存的技能。

像蚂蚁筑巢一样,他们一点点地积累着财富,从个体户变成小老板升级成富一代。

虽是农民,泥瓦匠出身,没念过多少书,但为了生活,他们在不断地开发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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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村”的社区生活


到1995年,大红门的外来人口已经达到了10万,远远超过了这里的北京本地人口的数量。


人越来越多,这里的也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体系。


一些不做服装生意的温州人搞起了辅助行业:卖海鲜、黄酒、温州酱油、温州醋、温州咸菜、粉干、水蒸糕......形成菜市场。


很多食材是他们自己从老家带来的,这也是为什么那时候人们常在飞机场和火车站看到温州人带着大包行李的原因——都是为亲友们捎带的货物。


菜市场就是浙江村的“CBD”——最繁华的地段。


大家买菜的时候,都会悄悄地照顾经济条件差些的同族的生意。

看似不经意地在某个卖皮皮虾的摊位停下来,简单问下:“怎么样,生意还好做吧?”然后称两斤皮皮虾。

家乡的食物和相互的帮衬成了这群异乡人的心灵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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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边界的社区》的作者项飙,经常光顾大红门路343车站旁的一家温州小吃摊,经营者是一对母女,待客热情,时常跟客人唠几句,老家是哪里的啊,现在住哪个村啊,做什么的啊.....


家中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在村里做服装生意,丈夫总管后勤,帮小吃摊买菜,在儿子的作坊里打杂。

其实在温州老家,小摊的老板反倒不会这样和客人熟络地聊天。


1994年,邓村还开了间阿星酒家,卖温州菜,规模装潢和北京街面的餐厅差不多,还提供送餐服务,熟人可以打折赊账,“浙江村”人大多在此摆宴请客。


老板娘说:“干我们这一行,就全是靠朋友的。朋友带朋友来吃出名气,生意好做。”


除了饭店,温州人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幼儿园、甚至诊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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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人多也会带来麻烦。


“浙江村”出名的除了服装生意,还有脏差的环境和混乱的治安。

搭建扩张的平房占据了街道,生活垃圾堆放在路边,公共厕所污秽不堪,臭气熏天.....


虽然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是安分守己地讨生活,但总有一些人到了这里不做生意,以帮人解决矛盾、讨债之名为非作歹,甚至建立起帮派来。

毕竟是自己的“家”,有问题大伙就一起解决。


他们凑钱建立了“联防自卫基金”,雇佣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当“报警员”把守路口,一旦有事,就一起上,损失由基金赔付。

还组织了“民间联防队”,五六人一组,每天在社区里巡逻,因为以铁棍为防身武器,又被称为“铁棍队”。

为了让大家过得像样一点,在“浙江村”颇有声望的刘世民集合其他人一起包了片土地,齐心协力盖了当时“浙江村”规模最大,档次最高的“JO大院”。

这个大院就像现在的住宅小区一样,有公用厕所私用厕所、垃圾处理处、排污道,还成立了一个管理委员会,不仅像物业公司一样雇保安门卫、清洁工、维修队、电工组为居民提供服务,还发挥着居委会的功能,负责调解社区内的矛盾纠纷。

刘家的基础配套设施很齐全,自办的幼儿园招收了70多个小朋友,聘请的6个阿姨都是从丰台少年宫和北京其他幼儿园挖来的。


在刘的牵头下,附近的小学还给了他们120个招生名额,解决了孩子们上学的问题。


如果人们的心里只有服装生意,或许“浙江村”会变成一个野蛮生长的地方。

但他们最认的,还是彼此的关系和人情,在交叠的关系网络里,相互抱团的温情把这群人“粘合”在一起。

就这样,“浙江村”的人一遍遍念叨着要回老家去,却年复一年地留在了北京。


???


浙江人在北京的故事即将终结。


如今那个脏乱的城中村,终究像成为新北京人的温州人一样,与大都市的面貌融为一体。


在异乡找到一片栖身之地真的很不容易,不止是“浙江村”人,也包括我们这些漂在北京的年轻人。


我们在这个城市的角色究竟是什么,来这里寻找什么。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一直飘着《北京人在纽约》的主题曲:千万里我追寻着你......


“浙江村”人渴求的谈不上高尚,却无比朴实,因为那是一种叫“更好的生活”的东西。

他们的心里,或许不像在纽约的北京人那样,有个大大的金灿灿的American Dream,也不太会为应该怎样活着而迷茫,一遍一遍地问自己。

但他们明白只有努力挣钱,才能治愈生活的苦。


这就是平凡者的奋斗,实践者的创造,令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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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笔 | 清凉油 编辑 | 黑羊

图源 | 图片来源于网络

代有多少诗人到过辽南京、金中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地面?细说起来真不少,有些还是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大诗人。他们大多是朝廷派出的使臣,北宋时是从开封来,南宋时是从杭州来,肩负南北沟通的重任,渡过琉璃河,踏过卢沟桥,进入幽燕大地,甚至更远的北方游牧地区,一路旧山河,满眼异乡俗。马蹄哒哒,敲响在山间田畴,也震颤在他们心头,化作诗魂,留下一段印记着那一文化融合时期的特殊史诗。

苏辙像

欧阳修使辽35年后,北宋另一大文豪苏辙(1039-1112)于元祐四年(1089)也出使辽国,沿途所作奉使二十八首,可谓诗歌洒了一路,与他能够比肩的恐怕只有后来在1170年使金的范成大了。

“三苏”是古代文化史上一个奇迹,苏氏父子故事是进了《三字经》成为世代学子榜样的,苏轼和苏辙因“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词句成为兄弟情谊的千古佳话。当弟弟苏辙即将踏上存在许多未知情形的北行之路时,哥哥岂能无诗?

苏辙出使契丹时,苏轼曾写下《送子由使契丹》。苏辙身处契丹这期间,苏轼本人被频繁外放,留下《洞庭春色赋》。

于是,人未动身,苏轼的诗已摆在眼前:

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

不辞驿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

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

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送子由使契丹》)

苏轼肯定知道老苏家在辽国也有很多“粉丝”的,他在谆谆嘱咐弟弟:可要注意低调哦,千万别说咱们是中原最富才华的一家!苏辙抵辽,契丹人当然知道他本人就非常了得,但还是忍不住要向他打听乃兄苏轼的消息,没法子,东坡名望更大么!于是,苏辙寄语哥哥: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

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

请不要太出名哦,搞得我在江湖上都不自在了!呵呵,这是在和自己的哥哥开玩笑了。当其时,苏辙一口气给苏轼写了四首诗,其中另一首说:“夜两从来相对眠,兹行万里隔胡天。试依北斗看南斗,始觉吴山在目前。”他在北国幽州之地,仰观星夜,想起的是家乡和兄长。此番北行,苏辙是以翰林院学士兼吏部尚书资格出使契丹的,八月从汴京出发,去祝贺辽主生日,而苏轼此刻正贬在杭州。

思乡归思乡,作为使臣的大事当然还是要办的。苏辙在寄给苏轼的诗里说道:“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顾我何功惭陆贾,橐装聊复助归田。”(《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这是在说,哥啊,契丹朝廷是很羡慕咱大宋的,说话挺客气,礼数也周全,但我不敢说自己如同汉代出使南越国的陆贾那样建功立业,惟愿打点行李回老家种地而已。

自谦而又自信满满,这是古诗常有的意态。

其实苏辙一入契丹,就已经有了另一种感觉,作为政治家,他怎能看不到民间的真实状态?辽地存在着契丹、奚族和汉族等多种民族,在幽州,苏辙写下一家奚族的生活状况:“奚君五亩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民杂汉编。不知臣仆贱,漫喜杀生权。燕俗嗟犹在,婚姻未许连。”(《奚君》)

苏辙元祐四年《晚来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 元祐四年也是苏辙出使契丹的年份

另一首《出山》写古北口一带百姓的样貌:

燕疆不过古北关,连山渐少多平田。

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

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

汉人何年被流徙,衣服渐变存语言。

力耕分获世为客,赋役稀少聊偷安。

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

石瑭窃位不传子,遗患燕蓟逾百年。

仰头呼天问何罪。自恨远祖从禄山。

汉唐数百年间,幽州并非文化中心和富庶之地,安禄山谋反时,曾经搅动流民大迁徙,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晚唐暂且的安定又一次被打破,兵荒马乱,多族杂处。石敬瑭献燕云十六州之后,正式由契丹统治这块土地,流风又一次大变,这便是苏辙诗中所说契丹、奚族和汉族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通婚都不允许。苏辙途经燕山古北口,一路感受到汉族在契丹地位卑微,他们中有不少当年被安禄山裹挟驱赶着来到北地,如今低人一等,难免“凄然”。苏辙在另一首三十二句的长诗《燕山》中更是沉痛写道:

“燕山如长蛇,千里限夷汉。

首衔西山麓,尾挂东海岸。

中开哆箕毕,末路牵一线。

却顾汝漠平,南来独飞雁。

居民异风气,自古习耕战。

上论召公奭,礼乐比姬旦。

次称望诸君,术略亚狐管。

子丹号无策,亦数游侠冠。

割弃何人斯,腥臊久不澣。

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

玉帛非足云,子女罹蹈践。

区区用戎索,久尔縻郡县。

従来帝王师,要在侮亡乱,

攻坚甚攻玉,乘瑕易冰泮。

中原但常治,敌势要自变。

会当挽天河,洗此生齿万。”

我国北方奚族来源于鲜卑,史上名称始见于北魏,与契丹同族而不同部,分布于河北的北部、内蒙古和辽西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生产方式主要为狩猎和畜牧,也有少量农业。唐代时,奚族与契丹实力相当,民族特征相近。唐玄宗时封奚族首领为郡王,并两度以皇室女下嫁,奚族与中原此时走得最近,每年朝贡不绝,派大量人员至幽州和长安,朝廷回赐金帛丝绸。契丹在耶律阿保机时期空前强盛,与奚族矛盾加深,阿保机率大军讨伐,终于使奚族臣服。自此,契丹开始了对奚族的奴役,但在北方各族中,奚族的地位还是比汉族要高一点点。此种状况延续到宋代,苏辙的诗中“奚人自作草屋住,契丹骈车依水泉”如实地反映了奚族与契丹之间的生活差异。“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是苏辙沉痛地感觉到的北方现实。

苏辙行旅中另一首《木叶山》更是清晰地道出幽州北部地区与中原在物产、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异:

奚田可耕凿,辽土直沙漠。

蓬棘不复生,条干何由作。

兹山亦沙阜,短短见丛薄。

冰霜叶堕尽,鸟兽绝无托。

乾坤信广大,一气均美恶。

胡为独穷陋,意似鄙夷落。

民生亦复尔,垢污不知怍。

君看齐鲁间,桑柘皆沃若。

麦秋载万箱,蚕老簇千箔。

余粱及狗彘,衣被遍城郭。

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

遂令尧舜仁,独不施礼乐。

木叶山在辽中京与上京之间,苏辙行进到此处,满眼是草原和沙地,间或有少量可耕之地,发出“胡为独穷陋,意似鄙夷落。民生亦复尔,垢污不知怍”的感叹。

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翰林学士宋绶任使辽生辰使出使契丹,也是途经木叶山的,归来著《宋绶使辽行程录》,其中非常精彩地写出契丹王宫和当地习俗:“山在中京东微北,自中京东过小河,唱叫山,道北奚王避暑庄,有亭台。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与契丹等,后为契丹并。所在分奚、契丹、汉人、渤海杂处之。奚有六节度,都省统领,言语风俗与契丹不同,善耕种,步射,入山采猎,其行如飞。”又写道:“欲至木叶三十里许,始有居人瓦屋及僧舍。又历荆榛荒草,复度土河,至木叶山。本阿保机葬处,又云祭天之地。东向设毡屋,署省方殿。无阶,以毡藉地,后有二大帐。次北,又设毡屋,曰庆寿殿,去山尚远,国主帐在毡屋西北,望之不见。尝出三豹,甚驯,马上附人而坐,猎则以捕兽。蕃俗喜罩鱼,设毡庐于河冰之上,密掩其门,凿冰为窍,举火照之,鱼尽来凑,即垂钓竿,罕有失者。回至张司空馆,闻国主在土河上罩鱼,以鱼来馈。”

就连国主都去冰河捕鱼,还当即赠给宋使尝鲜,何其有趣的画面!

苏辙是不是也像宋绶这样吃到冰河鲜鱼,不得而知,但他这趟差没有硬指标,不像有些使臣那样需要在割地、通婚、赔款和礼数等具体事项上在辽廷唇枪舌剑、殊死争辩,所以,他除了看到旧土遗民心下潸然而外,有时他是很轻松的,甚至不乏与同行官员幽默一把:“邻国知公未可风,双驼借与两轮红。它年出塞三千骑,卧画辎车也要公。”(《赵君偶以微恙乘驼车而行戏赠二绝句之一》)

自辽归来,苏辙无比轻松,于路上写的一首《春日寄内》应该算是最温馨的了:

春到燕山冰亦消,归骖迎日喜嫖姚。

久行胡地生华发,初试东风脱敝貂。

插髻小幡应正尔,点盘生菜为谁挑。

附书勤扫东园雪,到日青梅未满条。

题名“寄内”,这是写给诗人妻子的平安信了,满是欢喜俏皮的语气,这在苏辙整个使北二十八首诗中最为脱寒向暖,厚重的裘衣也换了春装,燕山的雪夜融化了,遥想妻子该收拾一下庭外屋内,预备些菜肴接风啦!

苏辙意犹未尽,又写下一首富有总结意味的长诗,除了述说自己不习惯北国饮食之外,还如实写下与契丹陪伴官员结下的真挚友情:

北渡桑干冰欲结,心畏穹庐三尺雪。

南渡桑干风始和,冰开易水应生波。

穹庐雪落我未到,到时坚白如磐陀。

会同出入凡十日,腥膻酸薄不可食。

羊修乳粥差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

相携走马渡桑干,旌旆一返无由还。

胡人送客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

年年相送桑干上,欲话白沟一惆怅。

(《渡桑干》)

桑干河自山西流入幽燕,一些河段在历史上称永定河、白沟河、琉璃河、大清河,最终汇入海河,所以,古诗文中常把这些河的名称混用。如今人们但知河北白沟为北方商业交流重地,谁料这个商业气氛萦绕的地方,曾令大宋王朝诗人眼中百感交集。“欲话白沟一惆怅”,苏辙这句诗可谓道尽宋臣五味杂陈的心迹。

(原标题:苏辙,欲话白沟一惆怅)

来源:北京晚报 | 作者 赵润田

流程编辑:U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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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丨冯骥才

主播丨秋 阳

我常常在黄昏时分,坐在书房里,享受夕照穿窗而入带来的那一种异样的神奇。


此刻,书房已经暗下来。到处堆放的书籍文稿以及艺术品重重叠叠地隐没在阴影里。



暮时的阳光,已经失去了白日里的咄咄逼人;它变得很温和,很红,好像一种橘色的灯光,不管什么东西给它一照,全都分外的美丽。


首先是窗台上那盆已经衰败的藤草,此刻像镀了金一样,蓬勃发光;跟着是书桌上的玻璃灯罩,亮闪闪的,仿佛打开了灯;然后,这一大片橙色的夕照带着窗棂和外边的树影,斑斑驳驳投射在东墙那边一排大书架上。


阴影的地方书皆晦暗,光照的地方连书脊上的文字也看得异常分明。《傅雷文集》的书名是烫金的,金灿灿放着光芒,好像在骄傲地说:“我可以永存。”


怎样的事物才能真正地永存?



阿房宫和华清池都已片瓦不留,李杜的名句和老庄的格言却一字不误地镌刻在每个华人的心里。世上延绵最久的还是非物质的——思想与精神。能够准确地记忆思想的只有文字。所以说,文字是我们的生命。


当夕阳移到我的桌面上,每件案头物品都变得妙不可言。


一尊苏格拉底的小雕像隐在暗中,一束细细的光芒从一丛笔杆的缝隙中穿过,停在他的嘴唇之间,似乎想撬开他的嘴巴,听一听这位古希腊的哲人对如今这个混沌而荒谬的商品世界的醒世之言。但他口含夕阳,紧闭着嘴巴,一声不吭。


昨天的哲人只能解释昨天,今天的答案还得来自今人。这样说来,一声不吭的原来是我们自己。



陈放在桌上的一块四方的镇尺最是离奇。这个镇尺是朋友赠送给我的。它是一块纯净的无色玻璃,一条弯着尾巴的小银鱼被铸在玻璃中央。


当阳光彻入,玻璃非但没有反光,反而由于纯度过高而消失了,只有那银光闪闪的小鱼悬在空中,无所依傍。它瞪圆眼睛,似乎也感到了一种匪夷所思。


一只蚂蚁从阴影里爬出来,它走到桌面一块阳光前,迟疑不前,几次刚把脑袋伸进夕阳里,又赶紧缩回来。它究竟畏惧这奇异的光明,还是习惯了黑暗?


黑暗总是给人一半恐惧,一半安全。人在黑暗外边感到恐惧,在黑暗里边反倒觉得安全。



夕阳的生命是有限的。它在天边一点点沉落下去,它的光却在我的书房里渐渐升高。短暂的夕照大概知道自己大限在即,它最后抛给人间的光芒最依恋也最夺目。


此时,连我的书房的空气也是金红的。定睛细看,空气里浮动的尘埃竟然被它照亮。这些小得肉眼刚刚能看见的颗粒竟被夕阳照得极亮极美,它们在半空中自由、无声和缓缓地游弋着,好像徜徉在宇宙里的星辰。


这是唯夕阳才能创造的景象——它能使最平凡的事物变得无比神奇。


在日落前的一瞬,夕阳残照已经挪到我书架最上边的一格。满室皆暗,只有书架上边无限明媚。


那里摆着一只河北省白沟的泥公鸡。雪白的身子,彩色翅膀,特大的黑眼睛,威武又神气。



这个北方著名的泥玩具之乡,至少有千年的历史,但如今这里已经变为日用小商品的集散地,昔日那些浑朴又迷人的泥狗泥鸡泥人全都了无踪影。


可是此刻,这个幸存下来的泥公鸡,不知何故,对着行将熄灭的夕阳张嘴大叫。


我的心已经听到它凄厉的哀鸣。这叫声似乎也感动了夕阳。


一瞬间,高高站在书架上端的泥公鸡竟被这最后的阳光照耀得夺目和通红,好似燃烧了起来。

动 听

作者:冯骥才,当代著名作家、画家,代表作有《俗世奇人》《铺花的歧路》《一百个人的十年 》等。


主播丨秋阳

河南省朗诵协会会员。

用声音诠释美好生活,用赤诚感悟秋日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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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剪辑+编辑 丨邱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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