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公作《游侠列传》以推重侠客。史家专为游侠立传，固然自史迁始，至班固终。虽则如顾颉刚所言，“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但汉魏名人号为“任侠”“尚游侠”者史不绝书，待到南北朝时，胡风浸染之侠，尚武任侠之俗尤盛，《南史》《北史》《齐书》《梁书》之中描述豪杰性格，常有“雄豪任侠”“仗气任侠”“好游侠”“性任侠”的词句，到了《隋书》中，这种性格甚至被赋予了地域风俗的含义：“（冀州之地）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
及至唐代，“侠”风兴盛，侠义文学与咏侠诗歌爆发，侠从史家实录转为文士幻设，侠文化在唐宋之间，经历了历史性的转折。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与司马迁的态度不同，班固虽然在《汉书》中保留了《游侠传》，却并不认可侠，一方面承认他们在道德上有“绝异之姿”，另一方面又认可“侠以武乱禁”的论断，认为西汉社会游侠流行的原因是，没有“明王在上”以礼义齐民，百姓不能知禁而反正。故此，《汉书·刑法志》中描述东汉初年，建武、永平年间的中兴景象时，以“邑无豪杰之侠”为显例。
可见，自西汉景帝、武帝时代开启的，与地方上武断乡曲的豪杰之侠的战争，在绵延两百年之后，看似以汉王朝的胜利而告终，然而，随着东汉王朝的衰微，游侠由一种治世之下家族传承的异行，逐渐转变成一种区别于一般官僚士大夫的生活方式，比如凉州三明之一的段颎，年少时就“尚游侠，轻财贿”，随着年龄的增长，却“折节好古学”，以狂放任性知名的嵇康则是“尚奇任侠”。
甚至东汉王朝的掘墓人，无一不与侠有关，如董卓“少好侠”、曹操“任侠放荡”、袁绍“好游侠”、刘备“豪侠少年争附之”、孙权“好侠养士”、袁术“尚气侠”等。自此之后，中原大地爆发了长达数百年的战乱，成为豪杰用武之地，也是各种侠的温床，直至隋末唐初，豪侠们最后一次在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年5月17日专题《侠》。
撰文｜刘三解
男儿不惜死，破胆与君尝
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被迫”指使豢养的门客斩杀了自己的亲兄弟太子与齐王，出自明万历刊本《新刊徐文长先生评唐传演义》。
《旧唐书》记载：“时隋祚已终，太宗潜图义举，每折节下士，推财养客，群盗大侠，莫不死力。”唐高祖李渊于太原起兵之后，各地豪侠纷纷响应，比如盛彦师“少任侠”，率宾客千人到汾阴投奔李渊；李神通“少轻侠”，与京师大侠史万宝、河东裴勣、柳崇礼在关中鄠县举兵响应，后封淮安王；柴绍“任侠闻于关中”，李渊妻以平阳公主，后封谯国公；丘和“少时重义任侠”，归降唐朝时，李渊亲自起立迎接，引入卧内，谈论平生之事。如此种种，只是唐初招贤纳士的一部分。
占领长安之后，李渊更是发布了《授三秦豪杰等官教》，明确号召“侠少良家之子弟”投奔自己，许诺“縻之好爵”，表现出了对豪侠少年的一视同仁，这种政治姿态充分承认了“侠”的合法地位，而非如汉代一般，将其视为统治的不安定因素。
这与唐王朝与汉王朝的制度侧重不同有关，汉王朝的赋役负担对贫民、富户理论上平均，实则是主要损害贫民的利益，在任官体制上，州郡豪杰则多数只能在本地出仕，容易形成持续、稳固的地方势力；而唐王朝的服役负担则主要向富户、强户倾斜，尤其是兵役，甚至强制富户为贫民士兵置办衣粮装具，在任官体制上，则全国一盘棋，不给地方豪强武断乡曲的机会。所以，唐王朝有足够的体制空间来吸纳侠少豪杰，不需要通过运动式的打击来削弱之。
这种“容纳”的结果就是，唐代宗族豪侠的势力逐渐衰落。虽然隋末唐初的群雄之中，不乏宗族豪侠，如薛举、李轨、梁师都等人，以及前述的唐初功臣，可随着唐朝统治的稳固，我们已经很难在史书记载中看到“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的豪侠了。说得直白些，曾经是体制对抗者的侠，在唐代已经湮灭，代之而起的，是以个人身份行侠仗义的独行侠。
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
《长安三万里》剧照，诗仙李白少年时也曾有过一个侠客梦。
《剧谈录·潘将军》中说：“京师多任侠之徒”，至于具体是哪些人，品流相当复杂。比较确定的是，高官贵族已经很少有“任侠尚气”的评价，下级官吏和军将比较多见，如十八岁考中进士的郭元振，受任通泉县尉后，“任侠使气”，曾经盗铸私钱和略卖辖区百姓一千余口，得来财物养育宾客，此人后来得武则天赏识，官至宰相。有“伉侠”之称的范阳掌书记甄济，面对安禄山的威逼，竟能引颈待之；泾原兵马将刘海宾则“以义侠闻”，与名将段秀实为友，后二人一同谋刺叛将朱泚，双双遇害。
可见，此时的侠，已经需要以“义”“伉”冠之，才能保证侠行的正义性，因为实在太过泛滥，不仅当兵的有“禁军侠少”，文人也有“少有侠气，所从游皆五陵少年”的王之涣，“少任侠，手刃数人”的李白，体弱多病，少威仪的陈子昂也是自幼“驰侠使气”，还有“少放肆为侠行，因酒亡命杀人”的刘义，“以豪侠为事”的赵中行，就连僧道也有《酉阳杂俎》中的僧侠、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唐摭言》中的宣慈寺门子等。
更恶劣的，则是种种为人驱使的“伪侠”“豪武”，比如《唐语林》中说：“天宝以前，多刺客”。《唐国史补·故囚报李勉》亦云：“天下未有兵甲时，常多刺客”。武周时雇侠客杀人“须绢二百匹”。唐德宗时宰相窦参就以“畜养侠刺，交通节将”之罪被罢黜，之后的唐宪宗朝，更是“奸人遍四海，刺客满京师”。张读《宣室志》中提到的李生“好与侠客游，往往掠夺里人财帛”，王建《羽林行》中则说“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可见，中唐之后的侠少们已经堕落到盗贼的层次，这还不算最恶劣的，《酉阳杂俎》中的盗侠更有“前后杀人，必食其肉”之说。
这些人与《韩非子》中提及的“私剑”如出一辙，或依附强宗豪右，或投靠节镇幕府，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比如唐肃宗时新安豪侠沈千载就曾交结椎剽之党公然劫掠，地方州县官竟无力镇压。至于节帅们豢养的刺客，在唐宪宗时当街刺杀宰相武元衡，以至于长安城门加设岗哨，看到“伟状异服、燕赵言者”就要严加盘问，才能放行。
可见，侠不但行为上失去了正义性，就连外形上也一目了然，其间的鱼龙混杂，自然可以推知。当时的侠，“浑身装束皆绮罗”“锦衣鲜华手擎鹘”者有之，举止与常人无异者也有之，不过冯翊在《桂苑丛谈》中提到，有人以“非常人装饰”冒充侠士，可见唐代市井游侠的装束确实与常人不同，结合上面说的“伟状异服”，应该近似于嬉皮士和杀马特了。
正因为侠的品流堕落，中唐名相李德裕才撰写了名篇《豪侠论》，其中说到，“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难兼之矣……士之任气而不知义，皆可谓之盗矣。然士无气义者，为臣必不能死难，求道必不能出世。”简言之，士大夫如果只是尚气任侠，而不知义之所在，其行为无异于盗贼，而士大夫如果不具备这一缕侠气，作臣子必不能为君王死难，求仙问道也得不到正果。那么，这缕侠气到底在哪里呢？
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
张大千绘红拂女。红拂这一隋末唐初的传奇女子，成为后世侠女想象的重要灵源。
事实上，秦汉之前，侠与刺客并非一个群体，《韩非子》中的“侠”与“私剑”并称，《史记》中游侠与刺客各有专传，直到唐代，才将刺客与侠混同。邵志国在《唐代刺客文化考》中就曾论及，在很多情况下，唐人和我们都很难对刺客和侠客作出区别。根本原因就在于，曾经仗义疏财，蓄养宾客，从而“立强于世”的宗族豪侠，在唐政权的法度之下，已经被裂解为原子化的家庭个体，丧失了他们独立社会势力的地位，而只能依附于体制内的强者。
不过，由于统治者存在一定的伦理追求，对于符合标准的个体暴力行为，并不抵触。比如复仇，替父报仇、为友报仇是体制能够接受的合法暴力，也符合百姓对侠义行为的期望，故此，相关的侠风盛行不衰。比如《新唐书·杜审言传》中就记载了杜审言之子为父报仇的故事，当时，州司马周季重、司户参军郭若讷构陷杜审言入狱，将要害死他。杜审言年方13岁的儿子杜并，于袖中藏利刃，于酒宴中刺杀周季重，左右侍从杀死了杜并，杜审言由此获释，返回了洛阳。
《旧唐书·列女传》也有孝女为父复仇之事，孝女姓卫，字无忌，6岁时，父亲被同乡人卫长则所杀，长大后，有一天她叔叔宴客，仇人在座，卫无忌复仇杀人后到官自首，说父仇已报，请判自己死刑，唐太宗得知案情后，予以赦免，并把她迁到了雍州，赐给田宅，命地方官以礼婚嫁。类似的血亲复仇案件还有不少，基本都得到了统治者的宽容和推崇，正因如此，一人一剑，血溅五步的复仇，成为了唐朝人对社会公正的最后期盼。
以侠义小说为例，初盛唐时的数目非常少，牛肃《纪闻》中有4篇，张文成的《朝野佥载》有6篇，表现的内容主要是仗义和炫技。
其中，《吴保安》写吴保安为赎朋友郭仲翔筹集千匹绢, 弃家十年, 将郭赎出南蛮。吴保安死后，郭仲翔负其骨归乡安葬，为之料理后事，妥善安置他的孩子。《裴伷先》则写裴伷先因其伯父遇害而被贬岭外为民，被武则天召见，因仗义执言被贬南中。后来，潜逃回乡，又被贬北庭，结果做买卖五年，得到千万家财，又娶了突厥可汗女儿，门客达千人，之后被赦免，官职一年四迁。
这两篇的写实成分还大一些，《朝野佥载》的几篇就比较怪诞了，柴绍弟会飞檐走壁，宋令文、彭博通有神力，炫技之余，篇幅还相当短小，《周李详》只有76个字，《彭闼高瓒》更不足70个字。整体来说，现实关怀很少，应该与唐朝前期的社会矛盾相对缓和，且朝廷管制严格有关。
以安史之乱为界，唐代中晚期的侠义小说进入了爆发期。小说中的民间游侠尤其多，仗义逞技和报恩复仇是主要内容，比如《车中女子》《田膨郎》《潘将军》《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崔慎思》《昆仑奴》《红线》《聂隐娘》和《上清传》都属此类，涉及侠中有胥吏，如周李详，有市井中人，如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周皓，有专职的刺客，如李龟寿、聂隐娘，有屈身为奴的，如昆仑奴、上清、王义和红线等。
《刺客聂隐娘》剧照。
不过，这里面又有区别，报恩的典型者如《无双传》中的侠士古押衙，他为报王仙客知遇之恩，深入戒备森严的宫廷，救出无双，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自己却自刎身亡，有古君子之风。复仇的典型者如《谢小娥传》中的谢小娥，父亲与丈夫在行商途中被盗贼所杀，得知仇人姓名之后，谢小娥乔装为男子，潜入仇人家中做佣人，终于伺机杀死了数十名盗贼。唐传奇《崔慎思》《贾人妻》中的故事与之类似，都是“弱女复仇”，正符合李德裕所说的，“侠非义不成”。
反观《红线》《聂隐娘》则差别较大，主题都是“报主”，且主君均为割据一方的节度使，因为蓄养之恩，就以奇技报之，可谓呼应时代脉搏，主旨却距离除暴安良差之远矣。
千里长安名利客，轻离轻散寻常
有现代“剑圣”之名的于承惠先生饰演的“黄河大侠”马义，生活在唐末乱世之中，目睹各路王爷争权夺势杀伐不休，自己的女儿也惨死于刀兵之下，于是愤而复仇，为天下苍生除恶诛暴。践行了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客理念。《黄河大侠》剧照。
宋代传奇之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快意恩仇、血债血偿的故事仍有体现。如《王实传》中，王实母亲与同乡张本私通，导致其父蒙羞而死。王实自知无力为父报仇，他就与杀狗屠夫孙立喝酒结交，时常馈赠钱物，孙立感激王实的恩情，在其提出代报父仇请求后，不顾妻子怀孕，杀死了王实的仇人，又甘愿领罪。断狱的太守由此慨叹，孙立真是一个义士。
看起来快意恩仇，故事的味道已经有一些功利，王实目的性极强地用一些钱财帮助，绑定了孙立，孙立固然是义士，王实的人格很难让人共情。类似的情况，在宋代侠义故事中并不鲜见，宋代传奇中的“侠”较之以往更理性、更懂得权衡利弊。这些“侠”的角色，与传统概念的“侠”渐行渐远。
在《侠妇人》一文中，董某独自困在异国，因为中原战乱，不得归家，侠妇人请来一位虬髯者护送他们回家乡，自己却因故不得同行，就千叮咛万嘱咐董某，回到家时，虬髯者一定会拿出很多钱来给你，你千万不能要，退却不过时，就把这件袍子给他看，因为虬髯者受过我的恩惠，这回把你送到家，不足以报答，应该把我也送回去才够，如果你收了他的钱，他就会说已经报答完毕，不管我了。
这位虬髯者冒着生命危险报恩，确实符合重然诺的豪侠气概，可是这个斤斤计较的恩德算法，就实在是太小市民了，权衡轻重、等量回报，已经取代了不惜一切的报恩思维。
更有意思的是，“侠以武犯禁”的武，在宋代也走向了分化，一方面，走向了文人化。比如费衮《梁谿漫志·范信中》里的范寥，年轻时“豪纵不羁”，因醉酒杀人而亡命他乡，可这么个人非但没有武艺描写，反倒能作诗、答题，书法也很精妙，至于他的侠行也很简单，因醉酒闹事被雇主驱逐，得某州太守翟公收留，翟公待之深厚，后赠之百贯钱使去。范寥听闻翟公仙逝的消息，大哭吊唁，第二天却带走了灵堂陈设的金银器皿。可在黄庭坚离世时，范寥又变卖这些东西，为黄庭坚操办后事。偏偏小说中并没有交代他与黄庭坚的交情，此举很有些杀熟的嫌疑。
至于武的另一方面，则走向了市井化，也就是详细描写各种市井异人的能力，打斗的细节等等，为长篇武侠小说的流行，创造了条件。在细节上，尤其热衷于展示奇观，比如《任愿》中的青巾者就自称为刺客，声称自己有大冤情，忍了几年时间，终于报仇，“乃于袴间取乌革囊，中出死人首，以刀截为胔……食其肉……取脑骨，以短刀削之，如劈朽木，弃之于地。”这种对于脔割人体，食用人肉的残酷场景的热衷，在《水浒传》中也可见一斑。
明天启刊本《水浒忠义传》中经典一幕，“鲁提辖醉打镇关西”。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延续自唐传奇《聂隐娘》《红线》《昆仑奴》的，侠义文学与神仙道术的融合，比如《林文叔》中的妇人是一位“在仙鬼之间”的侠女，能上诉天，下讼阴；《任愿》中的青巾者“能用药点铁成金，点铜成银”；《解洵娶妇》中解洵负心薄幸，酒后殴打妇人，“妇翩然起，灯烛陡暗，冷气袭人有声，四妾怖而仆。少焉，灯复明，洵已横尸地上，丧其首，妇人并囊橐皆不见。”
可见，及至两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不再被政治伦理所捆绑，平民社会对于“侠”的理解，已经在潜移默化地脱离“义”和“侠”的二元结构，人们对于孝子、孝女、血亲复仇之类的故事逐渐失去了兴趣，而是转向更广泛的娱乐化，“侠”也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世外高人，而是身边的平常人，有算计，有权衡，这是真正的“侠隐”，也是中国社会真正的进步。
石工安民本是北宋末年的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工匠。当权蔡京及其党羽，将司马光等人打成所谓“元祐党人”加以迫害，并将其姓名刊刻石碑。当时朝中正士噤声，无人敢言，唯有长安一位刻字石工安民拒绝刻碑，说：“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虽小民亦可称为侠士。
作者/刘三解
编辑/李阳
校对/薛京宁
讯员 童诗涵 记者 朱军备
“十一”黄金周还没到来，瞻岐的民宿已经被提前预订光了。这火爆的场面离不开瞻岐特色套菜：小八鲜。
水村炊烟童俱归，渔镇佳肴君皆醉。瞻岐地处海滨，可谓山珍海味齐全，熟生鲜干俱佳，道道美食蕴含着“山风海味”。以瞻岐小八鲜为代表的瞻岐特色菜，正以透骨新鲜的姿容迎接四海宾客的品尝。“生熟咸烤糟干、煮煎蒸盐酱醉”看似简单的操作，实则保留了海鲜“本鲜”，能让“原汁原味”的海鲜，瞬间征服你的味蕾，让你吃上瘾。
敲骨酱、红膏炝蟹、桂花泥螺、卷金龙、倒垛蛏子、乌葱烤麦鱼、红烧望潮、咸菜马鲛鱼……如果你来瞻岐，一定要品尝自山海而来的舌尖馈赠。
近年，瞻岐一带的饭店推出敲骨酱作为招牌菜，远近食客趋之若鹜，连宁波城区客人也有专程驱车来瞻岐的，只为尝一尝敲骨酱的美味。柔软的碎肉和黏稠的米糊相互交缠，碎裂的脆骨如豆沙般在舌尖来回摩挲，再加上扑面而来的米肉芬芳，味蕾霎时被激活。就着敲骨酱下饭，一口气就能吃下好几碗米饭。它的做法复杂，又十分耗时，可谓菜品中低调的奢华。按照瞻岐行家的说法，制作敲骨酱，食材就一定要选用新鲜的骨头，并且去干净里面的死血，最好是大块的猪腚骨，上面不沾一点肉屑。然后在锅里烧起热油，同时把骨头敲碎。敲骨头的手艺大有门道，一定要敲，而不能斩，否则就风味全无了。接着翻炒，加米粉，打勾芡，一边加要一边搅拌，这其中火候的老与嫩，浆的烫与温等，尽是在中国式厨艺的意境之中了。这道了不起的传统菜还颇有来历。相传百余年前，有户人家请一位厨师帮忙操办婚宴，不巧，厨房的大件食料不多了，若按陈规惯例，估计做不成像样的晚宴，主人甚是着急。这时，厨师灵机一动，把闲置的猪肉敲碎，煨在火缸里，在长时间焖制后，碎猪肉的原味被完全释放出来，变成了一锅黏稠喷香的糊糊。
乌葱烤麦鱼是瞻岐镇合岙流传了几百年的名菜。此菜在于鱼小名气大。乌葱烤麦鱼是道时鲜菜，只在冬春应市，过了这个季节，餐桌上就不见它的踪影。麦鱼长寸许，小的像麦粒，大的也不过像筷箸头，所以俗称“烤麦鱼”。洗麦鱼不用破肚取肠，只要放在竹篮里用洗帚洗去鱼鳞，然后用酱油、黄酒、糖稍浸渍一会儿就可以下锅了。麦鱼烤至半干，将乌葱切成两寸左右葱段铺在上面，盖上锅盖，烧至葱瘪盛起，麦鱼的鲜味和乌葱的香味浑然一体。只见一条条小指大小的鱼儿被烤得乌黑油亮，与乌葱交缠在一起。夹一筷入口，感觉舌尖上交集着鱼鲜、葱香，说不上是葱烤河鲫鱼的味儿，还是椒盐醋鱼的味儿，只觉那焦黑的乌葱已使咸香的鱼味更上一层楼。这盆色、香、味俱佳的乌葱烤麦鱼便跃然桌上，令人过舌不忘。许多远在他乡的合岙人对乌葱烤麦鱼感情甚深，据说一次有个合岙人去上海探亲，千方百计凑了一碗乌葱烤麦鱼作礼物。主人家的一位小辈见了不屑一顾，并埋怨小鱼不成品。老主人一听大为光火，说：“如果不是侬妈出生合岙，侬连见它（麦鱼）的资格也没有呢！”
瞻岐的美食无法一一列举。趁着周末，约上三五好友，驱车前往，感受滨海风情、古镇风韵，再品尝一道销魂的“海鲜大餐”，岂不美哉？
位现代诗人，如何看待和阐述一位古典诗词时代的诗人？历史中真实的唐朝诗人又是什么样的？2月25日，商震、霍俊明分别携新作《到唐朝寻找王维》《显微镜下的孟浩然》做客小众书坊，与林莽、彭敏、何郁、姜念光、聂权等一众诗人共同回溯汉语诗歌的过去和现在。
2月25日，“与唐代诗人握手：商震著《到唐朝寻找王维》、霍俊明著《显微镜下的孟浩然》新书分享会”活动现场。
作为《到唐朝寻找王维》一书的作者，诗人商震带我们重返王维生活的盛唐，走进王维的生活，用开阔的笔触描述了王维的成长经历、求仕，以及其与同时代诗人杜甫、王昌龄、孟浩然等人的交往，与裴迪亦父亦兄亦知己的情谊等。正如商震所言，书中的王维，有许多现代人的情绪，以及与当下社会类似的情境，“一位诗人，只要有作品在，你的思想、心境、感情就在。”
而在《显微镜下的孟浩然》一书中，霍俊明通过考究孟浩然作为一个诗人和隐者的人生境遇和精神世界，探究了唐朝的“烟火气”和唐朝人的微观日常生活，通过考究孟浩然纷杂的朋友圈、家乡襄阳、生平游历足迹等，力求还原真实、全面、细致的孟浩然——孟浩然并非是个纯粹的隐士，他嗜酒如命、爱好美食，还是个剑术高手。霍俊明表示，古代记述诗人的方式非常简略，较之同时代的李白和杜甫等曾经“得官”的诗人，人们对孟浩然的一生几乎一无所知。孟浩然给后世留下的除了“隐士”和“山水田园诗人”之外，似乎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因此，他在书中记述了诗人身份之外，作为普通人的孟浩然的一生。
那么，孟浩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他的一生是怎样度过的？他有什么样的性格、遭际和命运？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他有没有不为人熟知的侧面？以下内容节选自《显微镜下的孟浩然》，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显微镜下的孟浩然》，霍俊明 著，捧读文化丨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1月。
通过“诗歌”塑造的诗人形象
李白流传下来的一千多首诗歌塑造了他率真、狂放、怪诞、豪侠、放任不羁的性格，也由此把他塑造成了集游侠、求仙问道者、狂饮者、求仙者、狎妓者、笑傲权贵者、“诗仙”、“谪仙人”于一身的天才诗人形象。然而，诗中的“李白”是修辞化的以及想象性的，与现实生活中的李白显然是具有差异的。有学者指出：“包括杜甫在内的其他唐代诗人，没有人像李白这样竭尽全力地描绘和突出自己的个性，向读者展示自己在作为诗人和作为个体两方面的独一无二。”（宇文所安《诗的引诱》）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李白与孟浩然的形象是通过“诗歌”中的人物、意象、场景、情绪以及背景空间等塑造而成的，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诗歌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历史背景往往缺乏必要的具体的交代，即往往是虚化的、模糊的、不连贯的。甚至，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又增加了产生歧义和误解的可能性。李白的诗歌从题材来看相当广泛、多样，比如寻仙问道、山川风物、诗酒狎妓、离愁别绪、边塞远征、民间疾苦、怀古幽思……显然，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或“道教诗人”或“隐逸诗人”的简单化标签所能涵括得了的。
对于孟浩然，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他的山水田园诗，看到的是他隐居之地的山川风物，看到的是他游山玩水、与好友把酒临风，看到的是他的洒脱、淡然、放任。
那么，这些就构成了真实和全面的孟浩然形象了吗？
显然不是。
正如画家蒋兆和在1959年直接把自己的头像套在杜甫身上一样，对于一个人的形象往往后世附会和想象的成分更多。有意思的是，在2021年4月，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与艺术家合作，利用AI技术重新整合了蒋兆和的杜甫画像、北京故宫南薰殿《唐名臣像册》中的杜甫像以及吴为山所作的杜甫雕塑。《中国青年报》报道：“本次修复尝试了一个新的制作流程，运用AI风格迁移技术，让杜甫的相貌变得有血有肉，动了起来，仿佛杜甫穿越时空来到了现代了。甚至，AI人工智能还原之后的杜甫雕塑，还能吟诵自己的诗作《春夜喜雨》，令人十分惊喜。”
《大唐诗圣》剧照。
正如千百年来人们对李白和杜甫形象的不断猜想和描绘一样，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这就是我们也都非常好奇孟浩然长什么样。
大体言之，幽人、隐士以及落魄的诗人在人们的心目当中肯定不是油头粉面、肥头大耳、膀大腰圆的，而应该是瘦削的、憔悴的、多愁善感和病歪歪的。
明代陆深在《玉堂漫笔》中记述了张说、张九龄、孟浩然、李白、王维、郑虔以及李华在风雪中出蓝田关穿越松林游龙门寺的《七子度关图》（又名《七贤出关图》）。其云：“世传《七贤出关图》，或以为即竹林七贤尔。屡有人持其画来求题跋，漫无所据。观其画衣冠骑从，当是魏晋间人物，意态若将避地者。或谓即《论语》作者七人像而为画尔。姜南（宾）举人云：‘是开元间冬雪后，张说、张九龄、李白、李华、王维、郑虔、孟浩然出蓝田关，游龙门寺，郑虔图之。’虞伯生有《题孟浩然像》诗：‘风雪空堂破帽温，七人图里一人存。’又有槎溪张辂诗：‘二李轻狂狎二张，吟鞭遥指孟襄阳。郑虔笔底春风满，摩诘图中诗兴长。’是必有所传云。”
郑虔（691—759）擅长书法、绘画和作诗，因此被唐玄宗称为“郑虔三绝”，即文献所记：“工于草隶，善于丹青，明于阴阳，邃于算术，百家诸子，如指掌焉。家国以为一宝，朝野谓之三绝。”［《大唐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荥阳郑府君并夫人琅琊王氏墓志铭（并序）》］郑虔曾任左监门录事参军、协律郎、广文博士、著作郎。安史之乱平定后，郑虔与王维一同被囚禁于宣阳里，后郑虔被贬为台州司户参军。郑虔被贬后，其莫逆之交杜甫曾写道：“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苍惶已就长途往，邂逅无端出饯迟。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乾元二年（759）九月二十日，郑虔卒于台州官舍。
郑虔《七子度关图》，今存为明代的摹本，绢本设色，纵22.8厘米、横164厘米，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另外，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传为宋人李唐（1066—1150）所画的《七子度关图》。画中七人或骑马或骑驴或骑牛，其间穿插了执缰绳或挑担的八个脚夫。骑行者七人中有六人“重戴”“皂纱遮面”，这是唐代士人非常流行的出行配置。
裹发的幞头巾子一般用黑色纱罗制成。在隋唐、五代以及宋代的不同时期，幞头（折上巾）的样式和系法（裹法）就有不少，比如软脚幞头、硬脚幞头、长脚罗幞头，又如平头幞头、圆头幞头、前踣式幞头、翘脚幞头（朝天脚幞头）、直脚幞头（平脚幞头、展脚幞头）、交脚幞头、曲脚幞头、高脚幞头、宫花幞头、牛耳幞头、玉梅雪柳闹鹅幞头、银叶弓脚幞头、曲脚向后指天幞头等等。沈括《梦溪笔谈》载：“幞头，一谓之‘四脚’，乃四带也。二带系脑后垂之；二带反系头上，令曲折附顶，故亦谓之‘折上巾’。”
“重戴”就是在幞头上加一顶帽子。帽子一般为紫色衬里，帽檐上悬垂方形的黑色罗帛，帽下有紫色丝编的系绦（缨带）用于打结固定帽子。《宋史·舆服志》载：“重戴，唐士人多尚之，盖古大裁帽之遗制，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皂罗为之，方而垂檐，紫里，两紫丝组为缨，垂而结之颔下。所谓重戴者，盖折上巾又加以帽焉。”唐代薛调《无双传》亦提到：“午后有一人重戴，领妇人四五辈，欲出此门。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刘尚书。”
孟浩然留给后世的形象
到了宋代，御史台仍沿袭了唐代的重戴，其他官员则可戴可不戴。关于郑虔画中“七子”具体所指为谁，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有的认为是“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有的则“以其衣冠有类于唐而有乘驴者则以为李、杜、元、岑之流，而引少陵诗所谓旅食京华与太白过华阴事”（明代金问《七子度关图·题跋》），还有的则认为“此七人者乃宋之问、李白、王维、高适、岑参、崔日用、史白”（清代朗廷极《七子度关图·题跋》）。
马和驴的身价自是不同，二者也成为不同社会阶层的对应标识物，正所谓“衣服车马，易贵从贱，去马而驴，去驴而徙”（《太平广记》）。
唐人张鷟（660—740）有一次就做了一个极其怪异的梦，详见《朝野佥载》所言：“初为岐王属，夜梦着绯乘驴。睡中自怪：我绿衣当乘马，何为衣绯却乘驴？其年应举及第，授鸿胪丞。未经考而授五品，此其应也。”
在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因为战争的需要，马的价格要远远高于牛、驴、骡子等其他牲畜。驴子尤其是瘸腿驴（蹇驴）成为落魄文人、寒酸学士以及穷途末路之时艰难苦恨的行吟诗人的“标配”，一生布衣、不合时宜的孟浩然自然就与驴子扯上了关系。
落寞困顿的诗人于风雪中骑驴也成了千百年来诗人的典型形象。
电影《长安三万里》（2023）剧照。
孟浩然留给后世的正是于风雪中骑驴出行的形象，比如陆游眼中的孟浩然就是如此，如其诗云：“我似骑驴孟浩然，帽边随意领山川。忽闻风雨掠窗外，便觉江湖在眼前。路过邮亭知几处，身如估客不论年。未妨剩拥寒衾卧，赢取孤吟入断编。”（《夜闻雨声》）又云：“此头那可著貂蝉，瘦似骑驴孟浩然。一事比渠差省力，闭门无句与人传。”（《览镜》）
与孟浩然一样，杜甫也留下了潦倒、憔悴、多病、苦恨而多舛的“骑驴诗人”形象，如其诗云：“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孟浩然在开元二十八年即740年去世。王维在该年升任殿中侍御史，于冬寒之际往岭南任知南选途中经过襄阳、郢州、夏口。王维得知孟浩然已经离世后，在郢州刺史亭为其画踏雪寻梅的高士像以表纪念。王维还作诗追念老友：“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洲。”（《哭孟浩然》）
刺史亭因王维所绘的孟浩然画像而更名为“浩然亭”。到了咸通年间（860—874），刺史郑諴认为“浩然亭”的叫法是对贤者的不尊重，于是改名为“孟亭”。清代康熙年间《钟祥县志》将“孟亭梅雪”列为“郢中十六景”之一。
皮日休（约838—约883）为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曾隐居鹿门山数年，号鹿门子。作为晚唐杰出的诗人，皮日休对孟浩然极其尊崇，称赞其为“文章大匠”。皮日休在咸通四年（863）四月三日撰有《郢州孟亭记》。该文非常详细地记述了孟浩然画像以及当时孟亭的情。
北宋崇宁五年（1106）至六年，郢州孟亭重修。李复在次年作《书郢州孟亭壁》：“孟亭，昔浩然亭也。世传唐开元间，襄阳孟浩然有能诗声，雪途策蹇，与王摩诘相遇于宜春之南。摩诘戏写其寒峭苦吟之状于兹亭，亭由是得名。而后人响榻摹传摩诘所写，迄今不绝。”明人孙文龙亦有关于孟亭及浩然像的诗句：“千载风流未可追，新亭重貌旧丰仪。长松飒飒凉飙至，疑是骑驴冒雪时。一片秋云江上来，吟高白雪满平台。小窗今夜看明月，几度思君卧碧苔。摩诘丹青今复光，人人争睹孟襄阳。只今山鸟鸣亭畔，尽是先生白雪章。”（《题孟襄阳小像》三首）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孟亭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日本侵华期间毁于战火。当年孟亭所在的位置，如今我们只能通过地方志来探究一二了，如民国《钟祥县志》载：“孟亭在郡署东，即司马旧署也。”
据传在长安时王维曾为孟浩然画像
据传在长安时，王维就曾为孟浩然画过像，如文献载，“维常见孟公吟曰：‘日暮马行疾，城荒人住稀。’又吟云：‘挂席数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余因美其风调，至所舍图于素轴”（《韵语秋阳》）。后来，“茶圣”陆羽（约733—约804）在王维所画孟浩然像上题写：“余有王右丞画《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并其记，此亦谓之一绝。”在唐以来的历代画论中，涉及的王维所画之孟浩然像主要有《写孟浩然真》《孟浩然马上吟诗图》（又名《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以及《孟浩然骑驴图》。
北宋《宣和画谱》（成书于1120年）收录魏晋至北宋的画家二百三十余人，作品近六千四百件。御府藏王维画作一百二十余件，其中就有《写孟浩然真》。《宣和画谱》对王维的绘画水平评价极高：“至其卜筑辋川，亦在图画中，是其胸次所存，无适而不潇洒，移志之于画，过人宜矣。重可惜者，兵火之余，数百年间而流落无几，后来得其仿佛者，犹可以绝俗也。”
在《宣和画谱》成书之前，黄庭坚（1045—1105）已经看到了王维所作的孟浩然的画像，并于感喟之际作诗：
先生少也隐鹿门，爽气洗尽尘埃昏。
赋诗真可凌鲍谢，短褐岂愧公卿尊。
故人私邀伴禁直，诵诗不顾龙鳞逆。
风云感会虽有时，顾此定知毋枉尺。
襄江渺渺泛清流，梅残腊月年年愁。
先生一往今几秋，后来谁复钓槎头。
——黄庭坚《题孟浩然画像》
代朱景玄（生卒年不详，吴郡人）于元和初年中进士，曾任翰林学士、太子谕德。其在《唐朝名画录》中把王维列为“妙品上”。其云：“王维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家于蓝田辋川，兄弟并以科名文学冠绝当时，故时称‘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也。其画山水、松石，踪似吴生，而风致标格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合，画青枫树一图。又尝写诗人襄阳孟浩然马上吟诗图，见传于世。复画《辋川图》，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尝自题诗云‘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其自负也如此。慈恩寺东院与毕庶子、郑广文各画一小壁，时号三绝。故庾右丞宅有壁画山水兼题记，亦当时之妙。故山水、松石，并居妙上品。”在此，朱景玄提到了王维所画的《孟浩然马上吟诗图》。
唐代张彦远（815—907），蒲州人，曾任左仆射补阙、祠部员外郎、舒州刺史、大理寺卿。他在《历代名画记》卷十中也有关于王维的记述：“王维，字摩诘，太原人。年十九，进士擢第，与弟缙并以词学知名。官至尚书右丞，有高致，信佛理。蓝田南置别业，以水木琴书自娱。工画山水，体涉今古。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挥工人布色原野，簇成远树，过于朴拙，复务细巧，翻更失真。清源寺壁上画辋川，笔力雄壮，常自制诗曰：‘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时人知。’诚哉是言也。余曾见破墨山水，笔迹劲爽。”
关于王维为孟浩然画像一事，就二人非同一般的关系以及相关文献来看，此事为真。在遗留的一些线索中，据传北宋时期的张洎曾亲眼见到王维所作的孟浩然像——《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这也很可能是后世的摹本。其上有王维、陆羽及张洎三人的题识。
电影《长安三万里》（2023）剧照。
对于这一摹本以及王维所画孟浩然像，南宋葛立方（？—1164，丹阳人，进士及第，曾任校书郎、考功员外郎、吏部侍郎）在《韵语阳秋》这部诗话的卷十四中有详细的记述。
张洎（934—997，字师黯，一字偕仁）所生活的年代距孟浩然去世（740）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的时间。张洎，滁州全椒（今安徽全椒草庵沿河村）人，举进士，曾任上元尉、礼部员外郎、中书舍人、清辉殿学士、给事中、参知政事。
张洎在孟浩然画像上的题识内容颇值得玩味。
虽缣轴尘古，尚可窥览。观右丞笔迹，穷极神妙。襄阳之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揔角，提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
其中提到了唐人衣着服饰中典型的“重戴”。当然，这段话的真伪存在争议，但是在张洎的描述中，孟浩然的形象倒是非常符合后世对他的认知，比如颀长、峭痩，一身白衣，洒脱大方。正如闻一多所言：“这在今天，差不多不用证明，就可以相信是逼真的孟浩然。并不是说我们知道浩然多病，就可以断定他当瘦。实在经验告诉我们，什九人是当如其诗的。你在孟浩然诗中所意识到的诗人那身影，能不是‘颀而长，峭而痩’的吗？连那件白袍，恐怕都是天造地设，丝毫不可移动的成分。白袍靴帽固然是‘布衣’孟浩然分内的装束，尤其是诗人孟浩然必然的扮相。”（《唐诗杂论·孟浩然》）
有一点是肯定的，王维所画孟浩然像从唐代开始就有了不同的摹本，宋人和明人提及王维所画孟浩然骑驴图的非常多。以往所谈论的《孟浩然马上吟诗图》，其所骑之马甚至已经被换成了驴。由此可见，王维所画孟浩然踏雪寻梅图成为重要底本，后世不同的摹本或托名伪造之作时有出现。
孟浩然“灞桥风雪驴子背”这一形象被不断强化
唐代李贺、贾岛、卢延让、齐己、李洞等都有关于风雪骑驴的诗作，如贾岛《寄令狐绹相公》云：“驴骏胜羸马，东川路匪赊。一缄论贾谊，三蜀寄严家。澄彻霜江水，分明露石沙。话言声及政，栈阁谷离斜。自著衣偏暖，谁忧雪六花。裹裳留阔襆，防患与通茶。”
从唐代开始，孟浩然于风雪中骑驴吟诗的形象就被建构起来。如晚唐人诗云：“郊外凌兢西复东，雪晴驴背兴无穷。句搜明月梨花内，趣入春风柳絮中。”（《忆孟浩然》）该诗的作者是晚唐的唐彦谦。唐彦谦（？—893），字茂业，曾任节度副使、晋州刺史、绛州刺史、阆州刺史、壁州刺史。其于晚年隐居鹿门山，号鹿门先生。
此后，孟浩然“灞桥风雪驴子背”这一形象被不断强化，比如宋代秦观即有诗云：“驴背吟诗清到骨，人间别是闲勋业。云台烟阁久销沉，千载人图灞桥雪。”（《忆秦娥·灞桥雪》）
灞桥为唐代长安城向外的交通要冲，如程大昌《雍录》云：“此地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而入出峣、潼两关者，路必由之。”灞桥也成为著名的迎送之处。
1994年，灞桥遗址因当地人挖沙而重见天日。
《全唐诗》中涉及灞桥、灞水、灞陵的诗篇就多达一百多首。王昌龄的《灞桥赋》云：“惟于灞，惟灞于源，当秦地之冲口，束东衢之走辕，拖偃蹇以横曳，若长虹之未翻。”金代李纯甫有诗《灞陵风雪》：“蹇驴驼著尽诗仙，短策长鞭似有缘。政在灞陵风雪里，管是襄阳孟浩然。官家放归殊不恶，蹇驴大胜扬州鹤。”
元末明初的梁寅（1303—1389）在一幅孟浩然画像的摹本上题诗：“孟君故人好事者，摩诘当年号潇洒。荐之明主既不能，彩笔徒夸善描写。浐川风急天正寒，灞桥云黄雪初下。蹇驴行行欲何之，妙句直欲追大雅。饭颗山头杜少陵，溧阳水滨孟东野。饥寒一身人共叹，声名千载天所假。南山故庐拂袖归，五侯七贵俱土苴。龙钟如此君莫嘲，平生贵在知我寡。”（《题王维所画孟浩然像》）
自此，“灞桥风雪驴子背”就成为古代诗人尤其是孟浩然留给后世的一个典型形象。
张岱在《夜航船·天文部》中设有“踏雪寻梅”条目，其中有言，“孟浩然情怀旷达，常冒雪骑驴寻梅，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明代于谦在一份摹本上留诗：“满头风雪路欹斜，杖屦行寻卖酒家。万里溪山同一色，不知何处是梅花。”（《题孟浩然踏雪寻梅》）明代诗人高启亦在孟浩然骑驴吟雪图上题诗：“西风驴背倚吟魂，只到庞公旧隐村。何事能诗杜陵老，也频骑叩富儿门。”（《题孟浩然骑驴吟雪图》）
宋元两代是孟浩然骑驴吟诗形象形成的重要时期，元代甚至还出现了关于孟浩然踏雪寻梅的杂剧。
电影《长安三万里》（2023）剧照。
宋代徐涛画有孟浩然踏雪图并且影响很大。王庭圭（1079—1171）对其评价甚高：“徐生画人不画鬼，点目加毛必佳士。迩来下笔更逼真，勿论山僧及童子。会貌诗人孟浩然，便觉灞桥风雪起。如今傥欲画卢溪，一庵宜著深岩里。”（《赠写真徐涛》）北宋著名画家、书画鉴赏家、收藏家董逌在《广川画跋》中对《孟浩然骑驴图》的阐发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说：“诗人每病畸穷不偶，盖诗非极于清苦险绝，则怨思不深，文辞不怨思抑扬，则流荡无味，不能警发人意。要辞句清苦，搜冥贯幽，非深得江山秀气，诣绝人境，又得风劲霜寒，以助其穷怨哀思，披剔奥窔，则心中落落奇处，岂易出也。”
牟巘（1227—1311），字献甫，一字献之，井研人，徙居湖州。牟巘曾任浙柬提刑、大理少卿。德祐二年（1276），元兵破城攻陷临安之后他杜门不出，隐居四十年。牟巘撰有《王维画孟浩然骑驴图》一诗：“穷浩然，老摩诘，平生交情两莫逆。也曾携去宿禁中，堪笑诗人命奇薄。只应寂莫归旧庐，此翁殷勤殊未足。作诗借问襄阳老，诗中犹苦忆孟六。悠悠江汉经几秋，一夕神交如在目。分明写出骑驴图，丰度散朗貌清淑。更有个倜一片心，不是相知那得貌。行行复行向何许，酸风吹驴耳卓朔。向来十上困旅尘，驴饥拒地愁向洛。不如乘舆且田园，万山亭前大堤曲。鳊鱼正肥甘蔗美，鸡黍可具杨梅熟。一樽相与寿先生，醉归勿遣驴失脚。”
南宋宰相杜范（1182—1245）有《跋王维画孟浩然骑驴图》：“唐王维画《孟浩然骑驴图》。孟浩然以诗称于时，亦以诗见弃于其主。然策蹇东归，风袂飘举，使人想慨嘉叹，一时之弃，适以重千古之称也。明皇虽善扬相，如忠佞之言，而积忤生憎也。萌于此，此力争之，张九龄所以得罪，媚柔之林甫所以见用，而卒以危社极也欤。”
宋代董逌在《广川画跋》卷二中描述和辨析了王维所画《孟浩然骑驴图》：“孟夫子一世畸人，其不合于时宜也。当其拥褦襶，负苓箵，陊袖跨驴，冒风雪，陟山孤行襄阳道上时，其得句自宜挟冰霜霰雪，使人吟诵之，犹齿颊生寒，此非特奥室白雪有味而可讽也。然诗人每病畸穷不偶，盖诗非极于清苦险绝，则怨思不深，文辞不怨思抑扬，则流荡无味，不能警发人意。要辞句清苦，搜冥贯幽，非深得江山秀气，诣绝人境，又得风劲霜寒，以助其穷怨哀思，披剔奥窔，则心中落落奇处，岂易出也。郑萦谓：‘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綮殆见孟夫子图，而强为此哉？不然，綮何以得知此？”
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代诗人不断加深着孟浩然风雪骑驴的形象，如苏轼诗云：“君不见潞州别驾眼如电，左手挂弓横捻箭。又不见雪中骑驴孟浩然，皱眉吟诗肩耸山。饥寒富贵两安在，空有遗像留人间。”（《赠写真何充秀才》）
非常有意思的是，苏轼在诗中提到的正在游猎的潞州别驾不是别人，正是时任临淄王的李隆基，其于景龙二年（708）四月的时候兼任潞州别驾。在很多版本中，孟浩然是因赋诗忤唐玄宗而遭弃用，由此，二人在诗中同时出现就非常富有戏剧化效果了。
苏轼在《大雪青州道上有怀东武园亭寄交孔周翰》中亦提及孟浩然风雪骑驴的形象：“君不见淮西李侍中，夜入蔡州缚取吴元济。又不见襄阳孟浩然，长安道上骑驴吟雪诗。何当闭门饮美酒，无人毁誉河东守。”
苏轼之所以不断写到孟浩然，是因为他视孟浩然为知音，如其诗云：“老手王摩诘，穷交孟浩然。论诗曾伴直，话旧已忘年。”（《至真州再和二首·其一》）
渐渐地，“伯乐马，浩然驴”（《声律启蒙》）已成为文坛典故。踏雪寻梅已成为中国绘画中的重要题材，从唐宋至明清以至近代，这一题材画作蔚为壮观，如韩滉《踏雪寻梅图》、戴进《踏雪寻梅图》、吴伟《踏雪寻梅图》、朱端《寻梅图》、王谔《踏雪寻梅》、陆治《雪后访梅图》、黄慎《踏雪寻梅图》、王翚《寻梅图》、萧晨《踏雪寻梅图》、戴瑛《踏雪寻梅图》、汪圻《踏雪寻梅图》、沈燧《孟山人踏雪寻梅图》、虚谷《踏雪寻梅图》、张风《踏雪寻梅图》、任伯年《踏雪寻梅图》、何翀《踏雪寻梅图》。清代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1687—1772）甚至画有一系列的踏雪寻梅图。
时代在变，始终不变的是踏雪寻梅高士图中一名文士骑在瘦弱的驴背上，正蹒跚着缓缓经过落满大雪的石桥……
节选部分原文作者/霍俊明
综合/何安安
编辑/罗东
校对/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