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半月谈
如果不是4年前的偶遇，李永年，这名在青海东部山沟沟里代课20年的乡村教师，恐怕到退休也不会想到，自己和山外的世界会有什么联系。
2014年，半月谈记者在一次采访中遇到了当时48岁的李永年。当时黢黑瘦小的他正在上课，看到有生人来访，赶忙安抚下十几个顽皮的学生，把炉火捅旺，翻出几个杯子使劲擦了又擦。
事出匆忙，记者没有和李永年过多交流便离开了没有手机信号的大山，但那个名叫拉盖的教学点和李永年，给记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4年后，记者重回那座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卡力岗山，找到依旧守在教学点教书的代课教师李永年。几杯咸涩的熬茶，不时捣乱的学童，一个关于坚守和信念的故事，伴随着满目的黄土和干冷的空气被娓娓道来。
李永年：
你上次来，是2014年4月29日，我不会记错的，这里一般没有外人来，谁来了都是大事。这个教学点是去年新修的，新围墙、新屋子，桌椅板凳都和县小学的一样，屋里有台电视，黑板也大得很。
如今的李永年，已从当年代课的化隆县阿什努乡拉盖教学点调到不远处的日芒教学点。日芒教学点离县城18公里，来时需要爬上卡力岗山，下坡后的第一个乡就是阿什努乡。
教学点一共11个孩子，一年级的3个，学前班8个。这两年，学校条件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李永年过去三餐基本以土豆为生的日子，也随着山下乡中心小学建起大灶而结束了。
不变的，依旧是他的沉默和内向，如同大山里的小草，若遇风吹，才会抖动弯腰。
翻修一新的日芒教学点的院子里，李永年和学生们站在国旗下合影
李永年：
去年，大女儿考上了大学，江西南昌师范大学，可能我做教师对她有影响。考得不算理想，本来想考重点师范类本科，可以免学费。筹钱太难，我和她说，你在保证吃饭的情况下，能不花的钱就别花了，家里就这么个条件。
我一个月代课工资2000元，要给大丫头1500元。二女儿、三女儿还在读小学，学费和营养餐国家都包了，等老大读出来，我再一个个地供。
半月谈记者：经济压力这么大，为什么一直选择做代课教师？
李永年：
我老家在乐都县浅山地带，不算太远，可是回一次也得绕上大半天。地太贫，也没啥收成，原本在老家村里当了8年代课老师，后来别人介绍我来化隆教书，已经12年了。
我也去过新疆那边打工挣钱，我不是那块料，眼睛近视得太厉害，拌水泥眼镜还掉进了池子里……我是高中毕业，上学把眼睛熬坏了，就教书还行，凑近点看就是了。
我性格不好，内向，出去做营生也不会讲话。教孩子还可以，孩子干净纯洁，学得认真，我就有成就感，学得越好我越高兴……
我已经教过500多个学生了，有走出大山考上大学的，有的还回来看我，高兴得很。娃娃们在我这读书认字，大人们也尊敬我，回到老家，也没人小瞧我，受尊敬。我老家村子里共产党员不多，我是一个。
半月谈记者：教学中有什么值得骄傲自豪的事情？
李永年：
2013年教过一个回族男孩叫马德林，聪明，学习好，化隆这边不是都流行到内地开牛肉拉面馆撒？
他家里要领上他去开拉面馆，我就去劝，去了两次，反复说还是要好好念书，念书才能走出大山，有好工作，现在政策好，念书花不了什么钱。
他家祖祖辈辈都不念书，不能为了挣眼下钱把娃正事耽误了，后来他家里听了我的。
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一直如同“挤牙膏”般、不提问不说话的李永年突然大吼一声冲了出去。原来是学前班的4岁捣蛋鬼才让当智爬到了大门上……
李永年：
得看着，不然摔了娃娃，新漆的大门也刮了。这些娃娃都是藏族，听不懂我的话，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得一直和他们说汉话，去中心小学的时候才能跟上进度。
半月谈记者：平时的教学都是怎么进行的？
李永年：
早上升国旗，然后开始上课。一天7节课，照顾他们吃中午饭，晚上批改作业，再准备第二天的课。
4岁的这个是昨天才送来的，调皮得很，8岁的班长当智卓玛已经能听懂汉话了，也能写，她帮我给学前班的翻译汉话，没有她不行。
去年上学期，我的学生去乡中心小学参加期末统考，数学平均分95.5。乡上给我发了一年级数学教学质量奖，还奖励了1500元钱。
乡上几个教学点，就我拿到了这个奖，其他有正式编制的老师都没拿到。语文成绩不太好，都是藏族娃娃，过几年才能学好汉语，语文成绩真没办法。
我五音不全，拿手机给他们放音乐，就算是上音乐课了，和县上没法比，就这么个条件。体育课玩老鹰捉小鸡，我当老鹰，他们也爱玩。
说起老鹰捉小鸡，记者脑海中浮现出4年前在拉盖教学点的场景：在尘土飞扬的院子里，李永年带着十几个孩子跑得不亦乐乎。
队伍里还有他的二女儿和三女儿，两个小小的女孩，脸蛋布满紫红色的冻疮。
下课时，大孩子搂着小孩子坐在床上，一言不发，望着父亲批改作业。墙角处，一堆堆土豆就是父女三人的口粮。
李永年：
2012年乐都老家那边选村支书，我是党员，又是当老师的，他们都想选我，我当时动心了。拉盖这边的村民知道了，开始轮流给我扛面，说以后你吃的面我们轮流出，你走了学校就没老师了……就这么我就留下来了。
半月谈记者：留下来后悔吗？
李永年：
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可能我命里注定就是教书，和教育有缘分，也习惯了。我上学时学习成绩好，尤其英语。床是bed，桌子是desk，对吧？教书也算是我在学习。
半月谈记者：家里生活有什么困难吗？
李永年：
我倒是没什么，和读书时候相比现在已经很好了。我上中学的时候，都是背上炒麸面，泡水搅一搅就是餐饭了。就是家里人苦了些。我52岁的人了，欠了十几万的债。整村搬迁的时候交了十几万，大部分借的；父亲癌症住院借了两万。每年都打算还一些，可到了年根就又还不上了。
大女儿开学前，我和高中同学借了一万，交了学费，给她买了个华为的手机，买了一身新衣服。我这边也开学了没能去送，她和同学一道走的。
寒暑假的时候我都去老家，在熟人的工地上做小工。熟人不骗我，都知道我等着拿钱给孩子交学费，没拖欠过工资。他们都挺好的。
说话的时候，李永年的眼睛一直看着地面，很少抬起头，声音细弱，说多了就要深吸口气。
李永年：
打工的时候，一想起昨天还在讲台上讲北京上海，今天就在工地搬砖，感觉有点说不出来的……
尴尬了好久，他憋出这句话，茶釉色的脸涨红了，成了朱砂色。
午饭时间到了，男生女生在院子里太阳下分坐两堆，掏出从家带来的馍馍和奶茶。李永年给年纪小的拧开塑料瓶盖，绕了一圈便回到教室。
教室墙上，贴满了手写的值日表、课程表。虽然只有11个孩子，但是李永年根据年龄、汉语程度，仔细分工了班长、学习委员、体育委员。
高原天气多变，阴晴不定，时至下午，鼓鼓的风更大了些，干燥的空气中夹杂着牛粪和泥土的气味，书本吹得哗哗作响。关上门，李永年提高了讲课的声音。“我爱北京天安门”，一口浓重的方言普通话，把学生的发音也带得“跑偏”了。
根据学生的年龄，李永年仔细写下值班表
李永年：
学生在还热闹点，晚上黑得啥都不见。我走三四里去乡中心小学吃饭，天不好的时候就不去了。就我自己，我不怎么说话，换了你们耐不住。
乡上照顾我，让我来日芒教学点，因为这里每学期有1000多元的教学经费，买个粉笔板擦啥的日用品，我自己说了算。吃喝都去乡小学，别人还要掏点伙食费，给我就免了。
我有个高中同学张永武，他考了大学，现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做翻译。他来看过我，女儿上大学的一万就是他借给我的。高中同学还有在五矿集团的。没有看不起我，他们对我还是高中那会儿的情谊。
妻子在乐都县当环卫工，是“4050”计划给提供的岗位。我觉得大家都很照顾我们，要不这年头上哪里去借钱，特别是我又还不上。
半月谈记者：对人生有什么规划吗？
李永年：
把书教好，把欠钱还了，把娃娃供出来。人生的事儿，要一样一样来。能做到这几样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有其他啥规划了。我喜欢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电影、人物传记什么的，现在中心小学有无线网络可以反复看，我很满足了。
我也和乡里争取过编制，但是代课教师又不是我一人，还有更远更偏僻教学点的。解决了我别人也来找，乡里工作就没法干了。后来我就不找了，已经52岁了。（张曦 徐文婷 来源：《半月谈内部版》2018年第4期，原标题：《“人生的事儿，要一样一样来” ——访大山深处的李永年》）
源:半月谈
如果不是4年前的偶遇，李永年，这名在青海东部山沟沟里代课20年的乡村教师，恐怕到退休也不会想到，自己和山外的世界会有什么联系。
2014年，半月谈记者在一次采访中遇到了当时48岁的李永年。当时黢黑瘦小的他正在上课，看到有生人来访，赶忙安抚下十几个顽皮的学生，把炉火捅旺，翻出几个杯子使劲擦了又擦。
事出匆忙，记者没有和李永年过多交流便离开了没有手机信号的大山，但那个名叫拉盖的教学点和李永年，给记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4年后，记者重回那座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卡力岗山，找到依旧守在教学点教书的代课教师李永年。几杯咸涩的熬茶，不时捣乱的学童，一个关于坚守和信念的故事，伴随着满目的黄土和干冷的空气被娓娓道来。
李永年：
你上次来，是2014年4月29日，我不会记错的，这里一般没有外人来，谁来了都是大事。这个教学点是去年新修的，新围墙、新屋子，桌椅板凳都和县小学的一样，屋里有台电视，黑板也大得很。
如今的李永年，已从当年代课的化隆县阿什努乡拉盖教学点调到不远处的日芒教学点。日芒教学点离县城18公里，来时需要爬上卡力岗山，下坡后的第一个乡就是阿什努乡。
教学点一共11个孩子，一年级的3个，学前班8个。这两年，学校条件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李永年过去三餐基本以土豆为生的日子，也随着山下乡中心小学建起大灶而结束了。
不变的，依旧是他的沉默和内向，如同大山里的小草，若遇风吹，才会抖动弯腰。
翻修一新的日芒教学点的院子里，李永年和学生们站在国旗下合影
李永年：
去年，大女儿考上了大学，江西南昌师范大学，可能我做教师对她有影响。考得不算理想，本来想考重点师范类本科，可以免学费。筹钱太难，我和她说，你在保证吃饭的情况下，能不花的钱就别花了，家里就这么个条件。
我一个月代课工资2000元，要给大丫头1500元。二女儿、三女儿还在读小学，学费和营养餐国家都包了，等老大读出来，我再一个个地供。
半月谈记者：经济压力这么大，为什么一直选择做代课教师？
李永年：
我老家在乐都县浅山地带，不算太远，可是回一次也得绕上大半天。地太贫，也没啥收成，原本在老家村里当了8年代课老师，后来别人介绍我来化隆教书，已经12年了。
我也去过新疆那边打工挣钱，我不是那块料，眼睛近视得太厉害，拌水泥眼镜还掉进了池子里……我是高中毕业，上学把眼睛熬坏了，就教书还行，凑近点看就是了。
我性格不好，内向，出去做营生也不会讲话。教孩子还可以，孩子干净纯洁，学得认真，我就有成就感，学得越好我越高兴……
我已经教过500多个学生了，有走出大山考上大学的，有的还回来看我，高兴得很。娃娃们在我这读书认字，大人们也尊敬我，回到老家，也没人小瞧我，受尊敬。我老家村子里共产党员不多，我是一个。
半月谈记者：教学中有什么值得骄傲自豪的事情？
李永年：
2013年教过一个回族男孩叫马德林，聪明，学习好，化隆这边不是都流行到内地开牛肉拉面馆撒？
他家里要领上他去开拉面馆，我就去劝，去了两次，反复说还是要好好念书，念书才能走出大山，有好工作，现在政策好，念书花不了什么钱。
他家祖祖辈辈都不念书，不能为了挣眼下钱把娃正事耽误了，后来他家里听了我的。
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一直如同“挤牙膏”般、不提问不说话的李永年突然大吼一声冲了出去。原来是学前班的4岁捣蛋鬼才让当智爬到了大门上……
李永年：
得看着，不然摔了娃娃，新漆的大门也刮了。这些娃娃都是藏族，听不懂我的话，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得一直和他们说汉话，去中心小学的时候才能跟上进度。
半月谈记者：平时的教学都是怎么进行的？
李永年：
早上升国旗，然后开始上课。一天7节课，照顾他们吃中午饭，晚上批改作业，再准备第二天的课。
4岁的这个是昨天才送来的，调皮得很，8岁的班长当智卓玛已经能听懂汉话了，也能写，她帮我给学前班的翻译汉话，没有她不行。
去年上学期，我的学生去乡中心小学参加期末统考，数学平均分95.5。乡上给我发了一年级数学教学质量奖，还奖励了1500元钱。
乡上几个教学点，就我拿到了这个奖，其他有正式编制的老师都没拿到。语文成绩不太好，都是藏族娃娃，过几年才能学好汉语，语文成绩真没办法。
我五音不全，拿手机给他们放音乐，就算是上音乐课了，和县上没法比，就这么个条件。体育课玩老鹰捉小鸡，我当老鹰，他们也爱玩。
说起老鹰捉小鸡，记者脑海中浮现出4年前在拉盖教学点的场景：在尘土飞扬的院子里，李永年带着十几个孩子跑得不亦乐乎。
队伍里还有他的二女儿和三女儿，两个小小的女孩，脸蛋布满紫红色的冻疮。
下课时，大孩子搂着小孩子坐在床上，一言不发，望着父亲批改作业。墙角处，一堆堆土豆就是父女三人的口粮。
李永年：
2012年乐都老家那边选村支书，我是党员，又是当老师的，他们都想选我，我当时动心了。拉盖这边的村民知道了，开始轮流给我扛面，说以后你吃的面我们轮流出，你走了学校就没老师了……就这么我就留下来了。
半月谈记者：留下来后悔吗？
李永年：
不后悔，一点都不后悔。可能我命里注定就是教书，和教育有缘分，也习惯了。我上学时学习成绩好，尤其英语。床是bed，桌子是desk，对吧？教书也算是我在学习。
半月谈记者：家里生活有什么困难吗？
李永年：
我倒是没什么，和读书时候相比现在已经很好了。我上中学的时候，都是背上炒麸面，泡水搅一搅就是餐饭了。就是家里人苦了些。我52岁的人了，欠了十几万的债。整村搬迁的时候交了十几万，大部分借的；父亲癌症住院借了两万。每年都打算还一些，可到了年根就又还不上了。
大女儿开学前，我和高中同学借了一万，交了学费，给她买了个华为的手机，买了一身新衣服。我这边也开学了没能去送，她和同学一道走的。
寒暑假的时候我都去老家，在熟人的工地上做小工。熟人不骗我，都知道我等着拿钱给孩子交学费，没拖欠过工资。他们都挺好的。
说话的时候，李永年的眼睛一直看着地面，很少抬起头，声音细弱，说多了就要深吸口气。
李永年：
打工的时候，一想起昨天还在讲台上讲北京上海，今天就在工地搬砖，感觉有点说不出来的……
尴尬了好久，他憋出这句话，茶釉色的脸涨红了，成了朱砂色。
午饭时间到了，男生女生在院子里太阳下分坐两堆，掏出从家带来的馍馍和奶茶。李永年给年纪小的拧开塑料瓶盖，绕了一圈便回到教室。
教室墙上，贴满了手写的值日表、课程表。虽然只有11个孩子，但是李永年根据年龄、汉语程度，仔细分工了班长、学习委员、体育委员。
高原天气多变，阴晴不定，时至下午，鼓鼓的风更大了些，干燥的空气中夹杂着牛粪和泥土的气味，书本吹得哗哗作响。关上门，李永年提高了讲课的声音。“我爱北京天安门”，一口浓重的方言普通话，把学生的发音也带得“跑偏”了。
根据学生的年龄，李永年仔细写下值班表
李永年：
学生在还热闹点，晚上黑得啥都不见。我走三四里去乡中心小学吃饭，天不好的时候就不去了。就我自己，我不怎么说话，换了你们耐不住。
乡上照顾我，让我来日芒教学点，因为这里每学期有1000多元的教学经费，买个粉笔板擦啥的日用品，我自己说了算。吃喝都去乡小学，别人还要掏点伙食费，给我就免了。
我有个高中同学张永武，他考了大学，现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做翻译。他来看过我，女儿上大学的一万就是他借给我的。高中同学还有在五矿集团的。没有看不起我，他们对我还是高中那会儿的情谊。
妻子在乐都县当环卫工，是“4050”计划给提供的岗位。我觉得大家都很照顾我们，要不这年头上哪里去借钱，特别是我又还不上。
半月谈记者：对人生有什么规划吗？
李永年：
把书教好，把欠钱还了，把娃娃供出来。人生的事儿，要一样一样来。能做到这几样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有其他啥规划了。我喜欢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电影、人物传记什么的，现在中心小学有无线网络可以反复看，我很满足了。
我也和乡里争取过编制，但是代课教师又不是我一人，还有更远更偏僻教学点的。解决了我别人也来找，乡里工作就没法干了。后来我就不找了，已经52岁了。（张曦 徐文婷 来源：《半月谈内部版》2018年第4期，原标题：《“人生的事儿，要一样一样来” ——访大山深处的李永年》）
019年7月，我曾途经山东潍坊市坊子区的坊茨小镇，匆匆一瞥后便前往下一站。小镇的核心是一组德日式建筑群，形成于1898年至1914年德日占据时期。已经修缮过的区域不大，清幽安静，自成体系。周边老建筑则相对凋零，不少地方还在施工。
今年7月，我再度前往这里。因为时间充裕，便开启暴走模式，大大拓宽了探索的边际。相比四年前所见，原有的德日建筑群区域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清幽可喜。周边街区的博物馆等陆续开放，但整体变化仍然不大。不远处那座不亚于国内任何网红老火车站的坊子火车站则显得落寞，旁边的大片街区在多年前就已被列入重新规划范围，如今处于局部施工状态。绝大多数居民都已搬走，街区看起来相当凋零。数公里外的旧时坊子煤矿，依然是博物馆园区，室内展馆和室外留存共同展示着百年煤矿开采史。
坊子炭矿博物馆大门。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拍摄
从整体上来说，坊茨小镇乃至坊子区的历史街区改造和工业遗迹保护仍然“在路上”。它看似零散，许多地方甚至有些灰头土脸，但拭去历史的尘埃，仍然可以见到内里的光芒。
坊子区作为行政区划的历史并不算久。19世纪中叶之前，“坊子”一名并不存在。清乾隆年间，山东潍县煤业开始勃兴，鼎盛时民办煤窑已不下200余座。1862年，山东第一座民办大型煤窑——丁家井诞生，井深百米左右，由潍县首富丁善宝家族营建，这也是“坊子”这一地区的工业发端。但当时限于技术能力，人们对坊子煤矿的分布和储量仍无清晰认识。
1898年，随着《胶澳租借条约》的签订，德国取得胶济铁路的修筑权和沿线15公里范围的矿产开采权。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坊子一带发现丰富的煤炭资源，胶济铁路也因此向南拐了个弯，在坊子修建了火车站。坊子从此开始了一段不能自主的复杂历史，“坊茨”之名，其实是德语对“坊子”的音译。
1914年，日本趁德国在一战中无暇东顾之机，在青岛挑起日德战争。德军战败投降，日军随即打着没收德国资产旗号，控制了青岛、胶济铁路和沿线矿山。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列强不顾中国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
自1914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的31年间，日本建设的大量带有掠夺性经济色彩的设施，构成坊子作为工商业市镇的基本格局，“东西十里洋场、南北三条马路”的格局正是在这一时期确立。
纯粹因煤矿而生的坊茨小镇乃至最初的坊子区，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工矿业小镇，也是山东近现代工业发展的最古老遗迹，还是潍坊近现代工业的发源地，目前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见证了历史跌宕，也见证了坊子人的种种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潍坊这个城市的名字比坊子更为“年轻”，1949年后，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将古老的潍县与年轻的坊子合而为一，各取一字，命名为潍坊市。这样拼合而成的大城市，在当时非常少见。
坊茨小镇旁的铁轨
坊茨小镇：百年德日建筑群构成的完整城市体系
如今潍坊坊子区政府所打造的欧式风情生态小镇——坊茨小镇，所依托的是旧日德日占据时期的行政中心区域，意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历史上的坊茨小镇以胶济铁路坊子段为中轴线，向两侧发展。核心建筑群现有德式建筑103处，日式建筑63处。
在专家看来，坊茨小镇具备作为文化遗产的三个基本特征，即原真性、整体性和唯一性。103栋德式建筑组成了一个完整社区系统，有德军司令部、德军医院、火车站、机车维修段、电报大楼、邮局、煤矿、教堂、学校、兵营、水站和高级军官别墅区等完整建筑群落，建筑面积31131.73平方米。63处日式建筑则包括领事馆、宪兵队住所、旅馆和银行等，建筑面积14114.26平方米，为1914-1945年间所建。
坊茨小镇的“大门”有着童话之美，典型德式建筑风格，花岗岩为墙基，绿色大门上方是不规则菱形山墙，水泥拉毛的粗粝墙面上有“坊茨小镇”四个大字。
坊茨小镇大门
步入园区，一栋栋斜顶红瓦、黄色墙身的德式或日式建筑散落其间，有的精致小巧，有的古朴大气。学者殷力欣曾在《坊子近代建筑与工业遗产之我见》中写道：“坊子建筑之美，不在于其中一单体建筑或雄伟或精致，而在于其质朴、娴静、不求奢华而尺度适中的整体面貌。”
德式建筑有着特色的牛舌瓦，门窗外棱均采用青灰色石块垒砌。日式建筑则采用四坡顶，屋顶多为平瓦，门窗多用简单木质框。
这些百年老建筑都已经过修缮，但修旧如旧，几乎看不出新的痕迹。就连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水塔，红砖墙身都相当古朴。当年住在这里的多半是德国军官，房子格局疏朗，都带有花园和绿地。如今，这些建筑不少被艺术机构或工作室占据，还有一处被改造为酒吧。
坊茨小镇园区内的70年代水塔也显得古朴
坊茨小镇园区内部建筑
园区东侧是旧时学校区域，穿过拱形门廊，中间连廊将建筑分为两部分，一边是德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一边是日本人开办的侨民学校。长廊深深，白墙与木地板吸纳了窗户传入的阳光，廊道上摆满高脚凳和小桌子，一间间旧时教室显得幽深。如今，这里被辟为“1898啤酒联合国”，提供各种精酿。
坊茨小镇园区里的精酿馆，原先是学校
在其背后的院落中，一座写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年纪念——潍坊一战华工”字样的青铜雕像屹立。
坊茨小镇之所以有一战元素，是因为华工的血泪。在一战时期的欧洲西线战场上，曾有14万华工与英法军队并肩作战，其中8万为山东人，潍坊更是有2.5万人。他们从事武器搬运、修筑工事、清理道路、抢救伤员等后勤保障工作，有的甚至直接参加战斗。
一战爆发后，因为伤亡惨重，协约国一方企图通过招募华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1916年5月，法国开始在华招工，当年10月，英国也启动同一工作。此后两年时间，共招募14万人。原本招募工作的首选地是香港，但因南方人难以适应欧洲北部冬天的寒冷，英国军方决定在山东进行招募。
当时对华工招募的身体素质要求，几乎与新兵入伍相同，被招募后还要进行体能和军事训练。因为参加招募者多半来自农村，当时农村卫生条件差，仅仅沙眼一项就淘汰了许多人，某些时段淘汰率高达60%。
对于华工而言，这是为了养家糊口的不得已之举，面对的困难超出想象。仅仅是赴欧旅途，便要在海上漂泊一两个月，许多人在恶劣条件下病死，尸体只能直接投入大海。战争威胁更是无处不在，1917年2月17日，载有华工的亚多士号邮轮在地中海被德国潜艇击沉，543名华工遇难。
在战场上，华工面对凛冽寒风和雨雪，只能在临时帐篷中抱团取暖，粮食不足时只能靠野菜度日。但华工的吃苦耐劳也赢得尊重，法军总司令福煦就盛赞华工“是第一流的工人，也是出色士兵的材料”。
1918年底到1920年9月，一战华工分批回到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借助旅欧见闻和心得，开办工厂、医院，或投身各种社会活动，默默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前行。
1998年，法国政府在巴黎13区中国城内树立起华工纪念碑，上书“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捐躯的中国劳工和战士”。
除了关于华工的陈列之外，园区里还开辟了各种展馆。与园区一墙之隔的旧时厂区建筑，则是2020年11月开馆的坊子博物馆。它结束了潍坊市辖区无县级博物馆的历史，馆内分古代、近代和城市记忆三大篇章，共8个专题展厅，展示着坊子的历史，还有自然和文化遗产等。博物馆内还有一块刻于1923年的“天鉴欧工”石碑，为一战后归国华工所立，上世纪80年代被发现，上面刻有48名立碑华工的姓名。
天鉴欧工石碑
坊子区这片土地有悠久人居史，可以追溯到氏族时代，有杞国故城遗址、乐都城址和桑犊城址等众多古文化遗存。近几百年来，它则走上了因煤而兴之路。
明末清初，这一带还是荒山野岭为多，附近村民刨地拾荒时，偶尔发现当时叫“石炭”的煤，便偷偷挖掘，以解缺少柴薪之困，但官府以风水为由而禁止开采。
此时潍县手工业已相当发达，对煤炭需求量日增，全国各地情况类似的地区还有不少，因此民间和朝堂之上的有识之士都纷纷呼吁解禁煤矿开采。最终在清顺治年间，政府开始逐步放宽采矿限制。到了乾隆年间，更是下令“各省产煤之处，无关城池龙脉、古昔陵墓、堤岸通衢者，悉弛其禁，各督府酌量情形开采”，坊子煤矿也因此弛禁。
这远近闻名的“潍县炭”，不仅仅让坊子渐渐繁荣，也让列强垂涎。
坊子煤矿遗址内，有保存完好的竖坑
《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后，德国人迅速派探矿队在坊子一带钻探。相比当地人的土法探矿，德国人采用了当时的高科技仪器，很快便探得地下160-192米处有数层煤层分布，总储量约为300至350万吨，且均为适用于工业的优质煤，德国人立刻决定在坊子建矿采煤。
1901年，德国人在宁家沟村东开始采煤，开建山东第一口欧式矿井——坊子竖坑，后称1号井，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座德式机械凿岩矿井。1904年6月又开建安娜竖坑（以胶澳租界德国总督奥斯卡·冯·特鲁伯夫人安娜之名命名），1905年5月再建敏娜竖坑（以特鲁伯妻妹敏娜之名命名）。1905年，坊子竖坑产出的煤炭大批量外运，首次以“山东煤”品牌出口各地。
德国人兴建的坊子竖坑，创下诸多历史第一的记录
1906年，矿井的大型生产设备和地面基建，包括储煤场、矸石场、洗煤厂和炼煤厂等配套系统全部安装完毕，坊子炭矿彻底进入大规模机器生产阶段。为了长期霸占坊子煤矿，德国人还成立了德华山东矿务公司。
到了1911年，坊子矿区总面积达到528平方公里，成为当时全国煤田面积最大的矿区。1949年，坊子炭矿更名为坊子煤矿公司，收归人民公有。2004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的坊子炭矿博物馆和矿井体验馆，记录着这段历史。可惜我到访时，175米深的地下矿井体验馆并不开放。但炭矿博物馆仍然通过各种实物与图文介绍着煤炭基础知识和坊子煤矿的变迁。
坊子炭矿距离坊茨小镇园区只有两公里左右，重修过的大门为西式风格，仿照1906年的大门复建而成，两侧各有一段残墙。大门前的石碑刻有“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字样。步入其间，除了70年代旧车间改造而成的博物馆之外，还有保留着的各种旧设施。
近十米高的锅炉烟囱依然高耸，它使用德国进口青砖，特别之处是它呈不规则形状，一头宽一头窄，以蛋清、糯米和石灰调和加热成黏合剂后垒砌而成。德国人兴建的变电所是井下供电中心，一百多年前就已经为井下生产、水泵排水和照明等进行供电，西门子电机至今保存完好。1903年兴建的水仓和泵房仍在，昔日以骡马拉矿车的运输道也留下痕迹。
坊子煤矿内的运输设施
坊子煤矿旧建筑
如今的露天园区，既有历史沉重的一面，又有工业演变的痕迹，还有休闲一面。即使将它当成公园来逛，也颇为惬意。园区里的运煤小火车静静停在铁轨上，是孩子们喜欢攀爬的去处。古老竖坑充满沧桑气息，德国人于1898年栽种的两棵银杏树高大茂密，一起见证着岁月。
坊子煤矿的辉煌随着储量的枯竭而逐渐黯淡。早在1953年起，坊子煤矿便已连年亏损，不过它也是“文革”期间全国唯一始终没有停产的煤矿。上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成本增加等原因，亏损倍增。这个曾经养活两万人的大型煤矿，最终在2002年破产重组，改制为山东新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而一直在运作的坊子竖坑，也在2012年彻底“退休”，逐渐被改造为眼前的体验区。
坊子站与老街区
相比修缮一新的德日建筑群园区，充满工业气息的坊子煤矿遗址，我倒是更喜欢不起眼的老街区。这片街区距离坊子火车站相当近，也是旧日繁华的见证。
坊子火车站完全是因坊子煤矿而生，正是因为矿藏丰富，德国人在修建胶济铁路时专门绕了个弯，兜了一个相当突兀的弧线，设置了坊子火车站以便运输。从筑路角度来看，它毫不经济，但从矿业角度来看却是必然。
当年的坊子火车站，是来往济南与青岛的必经之路。也是胶济铁路上与济南站、青岛站和张店站齐名的四大站点之一。如今，它仍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老火车站之一，只是已经荒废。
坊子火车站
大门紧闭的坊子站，近年来经过修缮，黄墙红瓦，三角形山墙，既有德式建筑范式，又有日式元素，后者是日本人接手后整修所致。因为无法入内，所以见不到站内情况，找了时日最近的航拍照片，可以看到站内非常荒凉，只有几节废弃车厢，长长的铁轨向远处延伸。火车站建筑呈凸字型布局，候车室和票房的结构仍然清晰可辨。此外如机车库、维修车间、加水站、上煤台等附属建筑，同样保存完好。尤其是其中的扇形机车库，是世界上仅存的两座扇形机车库之一，极具保护价值，可惜资料显示，它已经破损严重，屋顶基本毁坏，砖墙局部破损，大部分铁门、欧式圆形和拱形窗户都已毁坏。
车站旁有一座气派的民国老建筑，名为万和楼，见证着旧日繁荣。当年坊子站的落成，带来了大量人口流动，促进了经济发展，使得坊子一带形成了繁荣街区。日本控制时期，大量日本侨商迁入，制造了畸形繁荣，各种商铺、饭店和旅社林立，工人、商贩在周边街区生活。这一地区也随之扩大，最初的居住区域只有坊子站所在的一马路，此后二马路、三马路和四马路陆续延伸而生。
旧街区已经凋零
当时，日商经营的华北烟草公司、正金银行、中昌洋行、藤本食堂和锅田商店等联系着这片街区的衣食住行，冷饮店、照相馆、药房和各种娱乐场所一应俱全。
民族工商业在这夹缝中也实现了发展，至抗战胜利时，这片街区的民族工商户发展至39个行业共345户，包括隆丰机器磨坊、德兴百货商店、协成利绸布庄、聚东铁工厂、聚丰火柴厂、聚鲁制杆厂、振华商行和群兴货栈等，繁华程度超过旁边的千年古城潍县。
大门旁的苏式建筑建于上世纪70年代，是坊子站综合楼，曾经承担坊子站单身职工宿舍、职工饭堂和职工文化活动中心等多种功能。当年的坊子站员工们，曾经在此忙碌，也曾在此欢笑。
忙碌与欢笑在1984年戛然而止，当时坊子煤矿已经实质性停产。之后胶济铁路复线改造，也不再绕行坊子，1984年7月3日，最后一趟客运火车驶离坊子站，此后的坊子站只有几趟货运火车班次。1995年，坊子区政治中心北移，这片街区也随之更加凋零。
行走于坊子站旁边的街区，横平竖直的道路构成了旧日的商住区肌理。如今原住民基本已经搬走，偶有行人经过，也都是难舍故居的老人。街区异常宁静，等待着改造。建筑以平房为主，内部自有院落，虽然破败，但结构基本完好，可见旧时建筑质量。
旧街区非常清幽
当年的三马路，曾有1905年兴建的天主教堂，“文革”时遭毁坏和拆除，仅存修女楼和神父住宅。修女院最初由玛利方济格修女管辖，共有修女40余人。修女院下设医院、崇光女子小学和仁慈堂等。仁慈堂设有孤儿院和残老院，孤儿院最早收养孤儿60余人，抗战前最多时收养达300余人。1949年后，仁慈堂更名为潍坊市福利院。
街区的宁静使之十分适合步行，无人居住的院子里长出茂密花丛，残败墙头长出顽强植物，种种细节都令人欣然。只是不知道这片街区的正式改造何时开启，又会走向何方。
中国建筑学会专家张复合曾惊叹道“（坊子区）各种功能的建筑几乎应有尽有，这样的德日式建筑群在我国独一无二……此类建筑我在世界各地只看到过两处，一处在德国的汉堡，再就是这里，值得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古城保护专家阮仪三教授也曾认为：“坊子德日式建筑是中国的，也是整个世界的。与其他近现代历史建筑遗存相比，具有许多独特的价值。游人至此，可以慎终追远、凭古吊今。无论从发展抑或传承的角度，我们都不能遗弃记忆。”
坊子的老街区确实有着与众不同的一面，作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工矿业小镇，它从无到有，没有最初的规划包袱，煤矿、火车站和商住这三大元素互相推动并成就，就此形成一座现代城市的多功能街区。它的基础建设也领先于时代，比如德国人一百多年前兴建的下水道，至今仍在使用。
它当然是落寞的，煤矿的枯竭、铁路的改道，都让它早早凋零。但它也是幸运的，正是因为这落寞，虽然不少优秀建筑在城市改造大潮中未能幸免（比如2000年被拆除的原炭矿官员办公大楼），但原有的商住或办公建筑、大型车间都因为无人问津而得到大部分的保留，历史的印记也因此得以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