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算着，等撑到解封之时，一定要坐在门店里，吃面撸串，好好喝顿大酒才行。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邓双琳

编辑｜李薇

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5月初，住在上海嘉定区的秋秋突然发现，又可以点外卖了。在此之前，她已经有近60天没有尝过外卖的滋味了。

3月9日，秋秋公司隔壁的酒店有了确诊病例，后来的几天，她家附近的小区也陆续出现阳性病例，秋秋成为上海最早一批居家封控的人。尽管已经“被迫”学会了做饭，但封控期间的食材十分有限，“不是西葫芦就是圆白菜”，秋秋十分怀念那些可以任意点外卖的日子。听说餐饮企业复工，她第一时间打开外卖软件，点了一份牛肉面。

一碗牛肉面，从餐厅出餐，到骑手配送到秋秋手里，这在几个月前，是再简单不过的流程，最多只需要1个小时。但在此刻的上海，却如同“西天取经”一般，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够成功到达食客的餐桌。

在得到复工通知后，胡国潘简单收拾了一包行李，里面有被褥、盆、洗漱用品和几件换洗衣服。他带着行李，骑上共享单车，从松江区的宿舍出发，横跨了闵行、长宁、普陀三个区，期间不断被警察拦下查看核酸和健康证，一些不能通车的地方，他只得下车背着行李步行。往常这段路程坐地铁只需要1个多小时，但在上海公共交通全部停运的状态下，胡国潘历经5个小时，一直走到天黑，才到达位于普陀区的餐厅。

胡国潘打工的这家餐厅已经停工一个多月了。停工的日子里，虽然还能住在公司宿舍，但收入只有规定的最低保障2590元。4月末，餐厅申请进入到了复工白名单，可以上线外卖，但要求符合复工要求的员工上岗，进店以后就不能随意流动，工资会按照正常标准发放。胡国潘主动请缨，在通过街道、物业、居委会的层层审核后，才获得这次复工上岗的机会。

复工后，胡国潘早上7点起床，简单洗漱后，开始处理前一天的外卖预订单，10点半后，还要处理当天的外卖订单。店里人手不够，他忙到只能在打包的间隙抽空吃几口饭，一直忙到晚上9点多，才能在地上铺好被褥，休息一下。眼下堂食开放还没有动静，胡国潘已经做好了在店里住上三四个月的准备。“有收入比什么都强。”他说道。

美团外卖上海嘉定东站站长李小权，家人在一个月多前突发重病，他带上电脑去医院陪护，在医院办公至今。嘉定新老城区三个配送站都算上，美团一共有250多个骑手，但在全城封控后，运力几乎停滞。

4月8日开始，骑手逐渐复工，至今，美团嘉定站的运力已经恢复了40%，但运力仍然十分紧张，一个骑手每天要送100单左右，是封控前的2倍。李小权还经常需要和用户协调因封路导致无法配送的订单。

来源：人民视觉

秋秋虽然人在嘉定，但她点的外卖位于普陀区，因为运力不足，被一个浦东的骑手接了单。由于很多街道设有路障，路况不熟，骑手从下午一直送到晚上，才成功把一碗牛肉面送到秋秋手里。

如今，上海的每一个外卖订单，背后都面临重重困难。而对于商家而言，最难的一环，是要有“取经”的资格。

4月下旬，一些成功申请保供白名单的上海餐厅逐步复工，但只能经营外卖业务。能够进入白名单的餐厅很少，截至目前，也仅有千余家。而根据上海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发布的2018年发展报告，截至2018年年底，上海就已经拥有10万家以上餐厅，餐厅数量和密度位居全国城市第一。

这意味着99%的上海餐馆依然处在完全停业状态。

2020年疫情时，餐饮行业堂食同样只能保留外卖业务。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因此对媒体大诉苦水，“账上现金流扛不过三个月，春节前后一个月预计损失七八个亿”。这一次上海疫情，餐饮业比两年前更加难熬。

众多上海餐饮从业者告诉《中国企业家》，这次同行们都过于乐观，以为最多封控一周，没想到一直封到现在，并且大部分店铺连外卖都做不了，“只能咬牙硬扛”。

在最难熬的日子里，一些餐饮老板用尽各种办法，奋力自救，而另外一些只能“被迫躺平”，或者倒闭止损。西贝断了现金流尚且能扛三个月，一些日子本就艰难的中小餐饮企业，在困境面前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大多数餐饮企业根本等不到复工，即将陆续死去。

“扛不住了”

“4月初的时候，就有很多餐饮老板告诉我，说扛不住了，要倒闭了。”姜军告诉《中国企业家》，“餐饮是个特别倚仗现金流的行业，一旦现金流出问题，就是致命的打击。”

姜军是连锁餐饮品牌陈香贵兰州牛肉面的CEO。陈香贵是上海目前复工门店最多的餐饮品牌之一，已经有35家门店复工。但陈香贵在上海的连锁店一共有120多家，仍有接近四分之三的门店处于关闭状态。

从3月份开始，陈香贵在上海的很多门店就因为疫情防控，关了开，开了又关，持续到4月1号，所有门店彻底关掉。

“几乎没有缓冲的时间，当天就通知关掉，根本来不及做准备。一些保质期长的食材还能继续储存，保质期短的冷藏食品就只能自己吃掉，或者扔掉。”姜军惋惜地说道。

但食材的损失在整体亏损面前，已经显得微乎其微。餐厅无法开业，就没有现金流进账，这代表着闭店的每一天都在赔钱。

陈香贵有3000多名员工，上海就有接近2000人，员工的工资和社保、餐厅的租金和员工宿舍的租金，这些支出成本犹如一座座大山一般，日夜压在姜军的心口上，他一度焦虑到彻夜难以入眠。

来源：被访者

很多餐饮老板在疫情封控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算账上的现金流能够扛多久。姜军也算了一笔账，3月份一共亏损了近千万元，4月份店铺全关，亏损更为严重。陈香贵还算比较幸运，在2021年底拿了一笔上亿元的融资，撑到今年年底基本没问题。“但绝大部分餐饮企业都扛不过三个月，能扛到4月底、5月份都算不错了。”姜军说。

选择倒闭，几乎是很多餐厅唯一止损的办法。

上海隐溪茶馆创始人吕义雄也在朋友圈表示：“当前每月亏1000多万，已经连亏两个月了，看不到尽头。若不是靠私房钱撑着，早就倒闭了。”隐溪茶馆在上海有27家门店，吕义雄的另一个身份是上美集团创始人，旗下品牌包括韩束、一叶子等。

避风塘副总裁叶君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难掩焦虑：“避风塘将近三分之二的店都在上海，近60家门店都是停业的状态，几乎没有任何营收。而公司需要支付每家门店的租金，物业管理费，员工的工资、房租等，这些都是固定的支出和一笔庞大的开销。”

连锁餐饮品牌鳗满在全国有17家门店，上海有4家。鳗满联合创始人钟凯琳仔细计算了一下，封停期间，鳗满每家店一个月要亏损30万元，4家店至少要亏损120万元。其他城市门店也受疫情影响较大，以前单店每天营业收入平均能够达到5万元，现在只有1万元。

“其实鳗满是有现金储备的，并不怕短时间的亏损。我们能做的，就是要计算止损点亏到什么时候，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能用什么方式去弥补亏损。这个账算清楚，肯定就能扛过去。”钟凯琳说，“但不是所有企业都能这么亏下去。那些没有现金储备的餐饮企业，肯定选择立刻关门，不可能等下去。”

餐饮行业的焦虑，已经从上海蔓延到了全国。

陈香贵在十几个城市都设有门店，华东占60%，其他区域占40%。姜军说，从今年2月份至今，没有一个城市的门店完整经营过满一个月，基本都受到疫情干扰，陆续解封又陆续关闭，这让姜军颇有一种“打地鼠”的感觉。

即使受疫情影响不严重的旅游城市，餐饮行业也十分受挫。不少成都的餐饮老板都和姜军诉苦，说自己也“扛不住了”，因为现在游客的流动性太低，商圈和景点的门店收入都大打折扣，人员和租金的成本很难收回。

停摆两个月，一些餐饮企业即使现在能够开业，也无力回天，因为还有很多“坑”需要他们用现金去填。

一般餐饮行业供应商的货款都会压45天到55天，这说明一些餐厅3月的货款需要在5月付，4月的则需要在6月付。对连锁品牌来讲，这笔钱也许是几百万元，也许是上千万元，只有支付货款，供应商才会继续供货，否则就要断掉供应。

其次，很多餐厅的物业费、租金也欠了至少两个月。尽管现在国有房企已经表明可以免去最多6个月租金，但这一政策主要面对中小微企业，成规模的连锁品牌并不符合免租条件。况且，大部分餐厅的房东是民营房企，它们也在水火之中挣扎，没有减租的动力。陈香贵和多家门店房东交涉后，只有极个别购物中心表示可以减免半个月租金。

此外还有高额的人力成本。停工期间，按照政策指导，可以给员工发放最低标准补贴2590元，但复工后，员工继续拿最低补贴是不现实的。

“这一系列的次生问题都要去解决，如果前期没有足够的现金流，很多企业只能等死。”姜军感叹道。

复工后焦虑

上海最近多雨，空气总是很潮湿。晚上打地铺时，胡国潘会把一些厚厚的纸壳板垫在被褥下面，以免潮气入侵。早上醒来后，他又要把被褥都收拾好。

最麻烦的事情还是洗澡。店里的洗手间只能解决日常洗漱，对于住在店里的复工人员来说，洗澡成了一件奢侈的梦想，胡国潘只能拿着水盆去洗手间简单擦洗一下。

餐厅复工的防疫要求之一，就是必须要有洗手间，或者所在的街道有开放的公共厕所，因为员工要实现闭环管理。一些不符合这个规定的餐厅，想临时去买几个马桶以供员工方便，但被严令禁止，只能“望复工兴叹”。

4月中旬，作为保供企业的陈香贵，第一时间抓住政府的复工要求，才得以陆续将门店开业。“首先，企业要申请进保供白名单。其次，政府要求员工进了门店一定要闭环管理，并且不能堂食，只能做外卖，与外卖小哥也必须做到无接触。门店在消毒、食品安全等方面要求都非常高。”姜军说，“除了这些，还受制于很多条件，比如要征得物业同意、街道同意、员工宿舍小区同意，才能正常开店复工。”

复工后，陈香贵的外卖订单量比想象中要高出许多。陈香贵上海营运大区经理吴春峰告诉《中国企业家》，目前订单量最好的门店一天能够接到上千单，差一点的也有几十单，“而订单量最高的那家店，疫情前大概每天也就只有50单左右外卖”。

吴春峰分析，订单量暴增的原因，主要是周围居民封控太久，平时收到的物资也比较单一，已经吃腻了。住在陈香贵复工门店的员工，每天几乎要连轴转上10个小时，才能处理完订单。

来源：人民视觉

但这个业绩并不稳定，还要受制于政策的不确定性，也许这家店今天的业绩不错，但可能明天就关店零收入了。

不止陈香贵，上海每一家复工的餐厅都在面临这种窘境，不一定什么时候，门店附近的马路上就被设置了路障，外卖小哥只能在附近打转，根本进不了店。订单送不出去，餐厅只能被迫关店。再遇到个静默期，也只能关店。

外卖订单的翻倍，也并不代表利润的翻倍。运力和供应链成本的激增，是每个复工餐饮企业必须直面的问题。

上海能够正常配送的外卖小哥不多，经常门店接到了订单，但却找不到人送。

“一单外卖，小哥只能赚个十几块钱，但私下接跑腿，一单就能赚个两百块甚至更多。尤其是晚上7点以后，小哥基本都去接跑腿单了，只能我们店里的小伙伴自己骑着共享单车去送外卖。”姜军感叹，“但自配送的效率太低，我们还是只能给外卖小哥翻倍加钱。实在没人送的单子，只能给客人退钱。”

华东供应链在4月1号上海开始封控时，就陷入瘫痪了。现在虽然好一些，但上海的货物向外运依然十分困难。陈香贵虽然在许多城市都设有仓库，但大部分原材料还是储存在上海。这个阶段在各城市之间调货，运输成本非常昂贵，“以前货车跑一趟可能需要2万块，现在基本上都翻了2~4倍”。这让本来资金就很紧张的餐饮企业，更雪上加霜。

但宁可不赚钱，姜军也要让门店坚持做下去。“利润重要还是现金流重要？”姜军时常这样问自己，但随即又会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当然是现金流重要。”对眼下的餐饮行业而言，能够有现金流进账，比什么都重要。

想尽办法自救

在陷入封控的停滞后，上海的餐饮企业依然想尽各种渠道创收。

3月31号，陈香贵申请了上海疫情物资重点保供单位，同时也申请了一些物资运输的资质。4月2号，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姜军带着陈香贵的员工们开始做起了团购。

“因为临时封控，很多人都没来得及准备物资。我们在上海有200多万会员，还有200多个分散在各个小区里的员工宿舍，针对会员和员工小区居民的需求，我们调动自己在供应链端的能力，开始采购一些蔬菜、卤味还有预制菜之类，做社区团购。”

做社区团购的念头，根本来不及打磨，就投入执行。在姜军提出以后，陈香贵管理层立刻召集所有店长开会，建群，快速成团。吴春峰的团购群第一天就进了二三百人。从4月初做到4月下旬，不到20天时间，陈香贵的员工们已经开辟了238个社区群的团长。

团购为陈香贵带来了一定的收入。不过，陈香贵这样规模的餐饮企业，每个月正常运转的费用至少数千万，团购带来的收入杯水车薪，但有现金流进账，不至于让企业“躺平”，对姜军来说意义就足够了，意外的收获也锻炼了团队“打硬仗”的能力。

来源：被访者

据《中国企业家》了解，上海众多餐饮企业都在疫情期间，利用自己在供应链端的优势，做起了“团长”的角色；一些餐厅还做起了自媒体，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快手等平台上教粉丝做菜；还有一些餐厅选择“直播带货”自救，在抖音、快手上直播售卖套餐优惠链接，可以包送到家，也可以恢复堂食后到店使用。北京的餐饮企业在暂停堂食后，也学了这个办法。

鳗满也一直没有停下自救的脚步。钟凯琳告诉《中国企业家》，鳗满门店销售量比较大，所以此前一直没有上线外卖业务。上海疫情刚开始时，一些餐厅开始限制堂食，鳗满第一时间找到大众点评，加速通道，在两天之内上线了外卖。鳗满主打现杀活鳗，但疫情后上海的物流不可能保证隔天送到，所以鳗满又调整了食材上的处理，在工厂处理好，将半成品运过来。

当疫情加重，上海外卖出现运力不足的情况后，鳗满又立刻安排员工送外卖，直接变成团购的形式，在两天内上线了自己的小程序。但随着全城封控的到来，鳗满的外卖业务也不得不暂停。

餐饮业想要止损，最重要的就是减少房租成本和人力成本。从4月1日闭店以来，钟凯琳一直努力和物业方交涉，目前争取到的结果是上海4家店面全部免半年房租。听到复工的消息后，鳗满也一直在为复工做准备。目前，鳗满已经争取到一家店铺在5月22日复工。

除了复工，钟凯琳也在通盘考虑做一些决策，比如一些已经收回成本的店面，是要继续承受亏损，还是直接关掉。

在钟凯琳看来，除了止损，企业也要学会在危机中挖掘一些机会。鳗满创立于2020年，在疫情期间抄底了许多位于市中心的优质店铺，成本只有平时的三分之一。这一轮疫情发生后，又有很多店面空置，钟凯琳计划在疫情好转之际，再拿下一些低成本的紧俏点位。

成立于2020年3月的陈香贵，也是在疫情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品牌。彼时，考虑到疫情后消费力相对较弱，姜军决定做一个“接地气、高频、刚需、容易标准化、容易复制”的餐饮品类，兰州拉面是不二选择。在同行都在观望或者撤退的阶段，姜军迅速拿下了很多优质商铺，仅用两年多时间，就在全国开出200多家店铺。

但这次疫情，让姜军思考更多：如果“打地鼠”的形势成为常态化，也需要考虑放弃一些规模上的战略，把负担较重的门店优化掉，保留公司的实力。

这一轮疫情中，上海的餐饮企业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因为可借鉴的经验并不多，经常旧的问题还未解决，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封控以后，姜军没有一天不处于焦虑之中，但为了公司3000余人的生计，他不得不打起精神与疫情继续纠缠。

他盘算着，等撑到解封之时，一定要坐在陈香贵的门店里，吃面撸串，好好喝顿大酒才行。

（文中秋秋、胡国潘为化名）

参考资料：

《因疫情亏损千万，倒闭还是活着？上海餐饮人真难！》，上海美食攻略

#上海明日起分阶段推动复商复市#

利店做外卖早已不是新鲜事，但便利店在外卖平台的销量却出奇的一致，绝大部分便利店的销量都不佳。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如此多的便利店在外卖市场失利呢？我们总结了一些便利店外卖做得好的一些特点：

一、便利店店名

外卖店铺的取名不仅仅是考虑自己的店铺名称，还需要考虑自己的主打产品或者折扣活动方便顾客搜索。便利店不像餐饮有详细的品类划分，例如粉面、快餐、小吃等，便利店在线下经营的过程中都是尽可能的全，因此便利店做外卖更需要找出自己的特色产品，或者折扣力度大的产品以此达到吸引顾客点击进来。

二、商品分类

便利店的商品成百上千，要想顾客快速找到自己的需求商品，左侧的分类就特别重要。这里总结几个小技巧，一级分类尽量不要超过35个，二级分类控制在3个以内，分类的顺序按照商品的热销量从上往下排。

三、营业时间

便利店线下经营只有一小部分是24小时经营，如果要经营外卖平台，晚上的销量会更好，因此要根据自己的时间合理安排营业时间。因为深夜很多人不愿意跑下楼买东西但又很急需，外卖此时就派上了很大的用场！

四、商品名称及图片

在后台上传商品的时候要确保品牌名、产品名、口味、克数、计量单位这些都要有；同时商品售价、商品条码等数据一定要准确核对。图片方面一定要选择高质量图片，背景尽量选择白底或者是产品宣传图，如果网上找不到就自己拍。便利店线下经营靠陈列，线上靠图片。

五、配送

顾客对配送费的敏感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因此一般可以在22点前设置为免费配送，然后把这部分费用可以计算在包装费等里面。另外就是配送距离，便利店的配送距离太近不行，扩大配送范围可以参考销量高的地点以及地图软件上的热力度。

六、活动力度

便利店的毛利相对外餐饮本来就没有优势，再做外卖就更加没有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去做活动了。相反，便利店外卖更应该加大活动优惠力度，因为便利店做外卖的上限是很高的，量跑起来盈利的空间自然就出来了，不要想着在一个顾客一个商品能赚多少钱，现在除了电商、团购，还有直播，哪个渠道不比便利店便宜，所以要改变思维，不要用经营线下的思维来做外卖。

七、流量

这一块也是特别大的问题存在，前面所说的都是一些经营上的小技巧，那流量才是最大的挑战。很多店家以为只要开通外卖平台就会有订单，这个思维只会出现在线下，门店开起来就会有客流。而线下可不一样，如果不做推广，外卖平台上销量为0的便利店数不胜数。因此参加平台的活动，以及付费的广告投放都是很有必要的，至于付费投放技巧这里就赘述了。

八、好评

便利店做外卖是最容易获得好评的，因为基本上都是标准化的商品，通常情况下顾客是不会去评价的，这里就需要去引导顾客去拍字加文字好评，具体方法可以参考电商的，网上一搜有很多方法技巧。

| 职业餐饮网 刘妍

又一外卖代运营诈骗团伙被抓获！

近日，湖北孝感警方成功打掉一个冒充“美团”运营商的诈骗团伙，抓获涉案成员17人。

该团伙专挑生意不好的商家下手，谎称可以帮商家提升店铺销量，进而实施诈骗！

外卖已经存在这么多年了，按理说这种事情不应该再有了，但还是有一些外卖小白商家希望通过代运营解决自己店铺的销量问题，这才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曾经给餐厅外卖提供过助力的代运营，为何现在大多数都沦落为诈骗了呢？

冒充“美团”运营商，17人诈骗团伙被抓！

7月16日，微博大V“孝警阿特”发布了一则执勤视频，视频显示，湖北孝感警方破获了一起冒充“美团”运营商的电信诈骗案。

在现场，警方不仅将涉诈人员全都抓获，还发现了一沓厚厚的“操作手册”。

上面不仅详细记录着诈骗流程，还有用来培训新人的开单话术，从如何设置微信头像，到怎么打造朋友圈再到给不同客户的备注方式，全都写得清清楚楚。

1、包装朋友圈，打造“专业、务实”的人设

在加客户微信前，成员首先要将自己的微信进行全方位包装。

微信头像要力求真实，用自己的个人头像，同时还得加上和外卖代运营相关的背景。

“朋友圈要生活跟工作穿插着，让客户能通过朋友圈了解到你是一个踏实而务实的人。通过朋友圈，展示给客户的不仅仅是一个销售的身份，还要让客户看到你的专业、服务、人品、性格、爱好、思想……”

2、瞄准餐厅痛点，通过视频打消商家疑虑

作案时，团伙有着一整套“开单流程”：

先是电话加微信和目标商家沟通，接着针对店铺诊断出客户痛点，然后再提出解决办法，在此过程中，要一边和商家建立信任一边展示自己的“专业性”。

一旦商家表现出合作意向，成员立即打视频电话过去商谈具体合作细节。而之所以选择视频，就是要通过展示公司环境来打消商家的疑虑，取得进一步的信任，最后才是签单。

3、以“提高外卖订单量”为幌子，专挑生意差的店下手

团伙成员的目标是年销售量极少的商家，目标锁定后，成员就会自称是外卖平台授权的运营商，用一套专门的话术和商家打招呼：

“您这边是XX店的老板吗？我们这边是美团的外卖线上运营中心，看到您新店开业单量不太理想，这边有些服务可以帮助商家提高外卖订单量，和帮您运营线上店铺，您方便加个微信做个简单的了解吗？您微信号多少？”

除此之外，团伙还对在沟通过程中商家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做出了预设，问题的答案也都给安排好了。

当客户嫌弃价格过高时，团伙会提出和整个市场做对比，同时发别家公司价格高的截图给客户看；当客户问“我们附近你们有合作的商家吗”，团伙就会搬出所谓的“区域保护”，表示同一个商圈只服务一家；当客户质疑是不是骗子时，团伙会再三强调自己是正规注册的合法公司，双方合同具有法律效益。

为什么代运营大多数都沦为了诈骗？

外卖的运营规则很复杂，店铺开通、菜单设计、图片拍摄、店铺装修、营销活动、客户评价、平台对接……每一项都需要很多技巧，很多餐饮老板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懂，于是外卖代运营应运而生。

在外卖起步阶段，代运营确实给了餐厅不少助力。但目前的代运营行业是乱象丛生，不时有一些打着代运营名义的诈骗团伙，坑了餐饮人们不少钱。

以至于行业内有句老话：“十个代运营九个坑，还有一个在挖坑”。

1、代运营商业模式，在生意不好的小店这里是不成立的

无论是此次湖北孝感警方抓获的诈骗团伙，还是此前被曝出来的其他相关诈骗案件，我们可以看到，骗子们的目标几乎全是生意不好的小商家。

代运营诈骗团伙为什么专门挑生意不好的店下手？

这是因为生意好的店一般要么就专门雇一个做运营的人员，要么直接店长自己学会操作，不需要去外面找代运营，骗子也就诈骗不到。

反之，越是生意不好的小店就越将外卖代运营视为救命稻草。然而这些店本身生存就很艰难了，一个月可能都挣不到几千块，还要去花额外的钱去做代运营，那这生意就没法做下去了，被骗更是雪上加霜。

2、外卖最后拼的是产品，运营只是辅助

代运营虽然可以为商家做外卖提供助力，但是归根结底，它也只是个工具，对餐厅外卖生意起的是辅助作用，外卖要想做得好最关键的还是在产品。

在一次外卖订餐行为中，除了代运营的引流外，商家的出餐速度、口味变化、餐盒包装等等也是重要一环，这决定着以后的产品的回购率、评价和店铺整体分数。

所以如果商家这块没做好，代运营商再怎么运营都没办法提升单量。

3、一套标准的外卖运营方法不可能适用所有门店

许多代运营平台声称自己服务上千家上万家，这根本不可能。因为所谓的代运营基本就是一套标准的运营流程，他不可能针对一户商家单独设计出一套方法。

那一套标准的外卖运营方法不可能适用所有门店，只要是做外卖的，哪怕是同一品牌，不同城市、不同网点等各种因素都对门店的生意有影响。

而且，一般做得好的运营人员不会待在小代运营公司，那这些公司为了省钱请的都是一些毫无经验的新手去给商家做服务，懂的可能还没餐饮老板多。

职业餐饮网小结：

在外卖刚起步的阶段，代运营确实可以给餐厅锦上添花，但随着代运营商家越来越良莠不齐，餐饮老板们在选择服务的时候还是得擦亮眼睛。

如今，外卖运营知识的学习途径是越来越多了，老板们要想提高自家门店的外卖单量，最靠谱的方式还是自己去学相关知识。

不将生意假手于人，才是最稳妥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