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的中华大地上，挺立着三棵非同寻常的树。
一棵小叶杨、一棵落叶松、一棵泡桐，树种平平无奇，在当地却有着家喻户晓的称呼：“荣怀杨”“功勋树”“焦桐”。
几十载春秋，它们守望着美丽家园，守望着栽种它们的一方百姓，也守望着右玉精神、塞罕坝精神、焦裕禄精神的赓续延绵。
人们说，这三棵树种在昔日的荒凉沙地上，也种在老百姓的心坎上；它们是自然之树，也是精神之树，至今仍然熠熠生辉。
在河南兰考县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口，游客从“焦桐”下走过。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焦桐’守护了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守护好”
盛夏，山西省右玉县苍头河畔，红旗口村的30多亩集体林地里绿树成荫，只见帐篷林立、人声鼎沸。昔日沙地不仅种出了树木，还“种”出了露营基地这一全新文旅业态，更“种”出了村民的好日子。
老百姓把地租给营地企业，把自家种的杂粮、养的羊卖给远来的游客，还有将近一半常住村民在营地务工……讲着现在的红火生活，红旗口村党支部书记郝明不禁又想起了当年的“恓惶”。
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右玉县196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8000亩残次林，林木绿化率不足0.3%。“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三丈六尺高的老县城北城墙被沙土掩埋大半，粮食亩产不足25公斤，“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风沙把右玉老百姓折腾得没法活了。
“人要在右玉生存，就得先让树在这里扎根。”1950年春天，新上任不久的县委书记张荣怀带着干部们来到距离红旗口村不远的苍头河畔，栽下了一棵棵杨树，拉开了右玉县长达数十年的造林绿化序幕。
如今，张荣怀亲手种下的那棵小叶杨已经有30多米高、两人合抱之粗，傲然挺立在苍头河公园里。
远在800多公里外的兰考县焦桐广场上，焦裕禄当年亲手种下的泡桐也是亭亭如盖，绿荫满园。
那是1963年的春天。地处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的兰考县，正饱受风沙、盐碱、内涝“三害”困扰。全县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年来最低水平，外出逃荒的灾民络绎不绝。
怎么办？刚到兰考工作不久的县委书记焦裕禄在走访群众时得知种泡桐治沙的思路。趁着开春，他带领一班人来到县城边上的朱庄村。当年21岁的村民魏善民和焦裕禄组成“搭档”，一个刨坑，一个扛树苗。50亩泡桐林种好，焦裕禄见路边还有一棵瘦弱小苗，捡起来就挖坑种下。一甲子过去，当年那棵“小麻秆”已经长成巍峨模样，人们亲切地称它为“焦桐”。
在风沙肆虐的地方，只有种树才能挡住风沙；只有风沙停住，人才能活下去，才能有美丽的家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右玉和兰考人民可能不知道，在新中国的版图上，与他们一样抗争风沙的还有另外一群人。
塞罕坝，这个意为“美丽的高岭”的地方，距离首都北京不到200公里，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因长期滥伐等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塞罕坝已成为“飞鸟无栖树，黄沙遮天日”的风沙通道，风起沙移，对首都而言就像是“站在屋顶向院里扬沙子”。
要守护美好家园，必须让塞罕坝长起树来。但在黄沙遍地、寒冷贫瘠的塞罕坝，能否种出树是个巨大的问号。1961年冬天，时任林业部国营林场管理总局副局长刘琨带队前往塞罕坝勘查。策马于冰天雪地的茫茫荒原，远处一棵孤独的落叶松突然映入眼帘，走近一看，他惊叹道：“这棵松树少说也有150年。这是活的标本，证明塞罕坝可以长出参天大树。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
这棵落叶松，由此成为塞罕坝的“功勋树”。1962年，来自18个省区市、24所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和周边地区的干部职工，组成369人的建设大军，进驻塞罕坝，开启了造林创业之旅。
六七十年过去，“荣怀杨”“功勋树”“焦桐”挺拔依旧。它们迎风生长的那片土地上，一棵又一棵树在沙地扎下根，一群群百姓也在新家园扎下根；在植绿护绿的进程中，家园因绿而美，群众因绿而富，实现了由贫困到小康的跨越……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忘记为了人民的初心使命，锚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书写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亲民爱民”的新篇章。
寒来暑往，82岁的魏善民依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守护着“焦桐”，在焦裕禄亲手栽种的泡桐树下向来人讲述焦书记的故事。“焦书记心里想的全是老百姓，共产党的干部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这种精神。”他说，“‘焦桐’守护了我们，我们也要把它守护好。”
张荣怀亲手种下的“荣怀杨”。视频截图
“对待困难，一是不怕，二是顶着干”
如今，行走在右玉、兰考、塞罕坝的土地上，举目尽是郁郁葱葱、林浪翻滚，很难再见到当年风沙漫天的场景。然而，脚下踩着的沙土却提醒着人们，当年治沙、造林有多么不易。
无霜期短、干旱少雨、高寒冷凉、土壤贫瘠、物资匮乏……这是右玉和塞罕坝开始造林时面临的同样难题。在右玉，老百姓间一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借油不还借水还”，经常感叹“栽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娃还难哩！”第一批塞罕坝的创业者们则留下了这样的诗篇：“渴饮沟河水，饥食黑莜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雨雪来查铺，鸟兽绕我眠。”
1962年，刚踏上兰考土地的焦裕禄，却面临着另外一种难：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内涝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碱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老百姓纷纷外出逃荒要饭。
面对老天爷留下的难题，面对亟需守护的老百姓和家园，是退缩还是挑战？以焦裕禄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给出了坚定答案：“对待困难，一是不怕，二是顶着干！”
为了应对“调苗难、栽植难、成活难”的“三难”问题，右玉干部群众经常到百里外的地方帮人家修剪树枝，用截下来的树枝做扦插；在沙地上挖鱼鳞坑聚水，从几十里外的沟底挑水，用小茶缸浇水；一次栽不活就栽两次、三次，三年、五年，甚至留下“八年三战黄沙洼”的壮举，打破“沙梁植树无法成活”的断言。
在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气候恶劣、粮食匮乏的条件下，白手起家的第一批塞罕坝建设者搭窝棚、住地窨，喝雪水、吃黑莜面。在面对罕见的“雨凇”灾害、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时，塞罕坝林场的干部职工含泪清理遭受灾害的林木，从头再来！
焦裕禄则带领“三害”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5000余里，查原因、找对策；他靠着一双铁脚板和一辆旧自行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全县140多个大队中的120多个。
迎难而上、知难而进、艰苦奋斗、艰苦创业……正是凭着这股精神，右玉一棵“荣怀杨”变成数以亿计的“防沙林”，在沙地上实现了林木绿化率从不足0.3%到57%的绿色嬗变；塞罕坝一棵“功勋树”变成了一片林海，在荒原上书写了种植百万亩人工林的绿色奇迹；兰考则是“焦桐”遍野，成功治理了“三害”。
树木扎根于沙地，精神之树也蔚然成林，泽被众生。几十年来，靠着当年养成的“不怕苦、不怕难”“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劲头，右玉和兰考在防风治沙的同时，有效破解资源禀赋的限制，努力发展富民产业，在原本贫瘠的土地上让农民实现了温饱，摆脱了贫困，同全国人民一道迈进全面小康社会；塞罕坝机械林场也获得“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称号，林场职工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今，经过千难万苦的右玉、兰考、塞罕坝，又面临着新的考题：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让老百姓更加富裕？如何让“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千难万难，畏难才最难。”站在右卫古城墙上，眺望着远方披着绿装的“黄沙洼”，今年80岁、曾经参加过当年造林会战的右玉县政协原主席王德功说，“只要不怕难、不怕苦，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也没有过不去的坎。当年是这样，现在仍然要这样。”
塞罕坝的“功勋树”。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
浑善达克沙地南缘，阳光透过茂林，留下斑驳光影。
“看，这就是我造的林子。”微风越过松林缝隙，拂动塞罕坝千层板林场职工周赫的发梢。身为“90后”的他正带领工人自北向南渐次进行林冠下造林作业，高大的落叶松与白桦、云杉等树苗错落有致。
眼下，塞罕坝“二次创业”如火如荼。“要把这来之不易的百万亩林海抚育好、管理好、保障好，建设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是必由之路。”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于士涛说。
从一棵松到一片林，从一片林到一片海，再到现在的森林抚育，三代塞罕坝建设者几十年如一日地干着造林营林这一件事，把“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高寒荒原变成“苍翠连绵、繁花无尽”的国家森林公园。“树是一棵一棵栽下的，事情是一件一件办成的。”于士涛说，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将科学的蓝图一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干出的事业总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飞鸽牌’的干部干‘永久牌’的事”。离开塞罕坝，来到右玉，记者又听到另外一段矢志造林的佳话。新中国成立75年来，右玉县22任县委书记坚持带领干部群众造林绿化，硬是将“不毛之地”变成“塞外绿洲”。
在右玉精神展览馆，记者听到一位县委书记向树木和人民道歉的故事。那是20世纪80年代末，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右玉县发挥胡麻资源多的优势，建起了压板厂，每年贡献30万元左右的财政收入。后因胡麻欠收，就改拿树枝作原料，一些人甚至去砍树。时任县委书记姚焕斗心里很不是滋味，下令关了压板厂。在全县工作会上，姚焕斗作了公开检讨。他说：“我犯了错，要向右玉的一草一木道歉，向右玉人民道歉。”
经得住诱惑、保持住定力，源于对树木的热爱与执着，更来自科学理性的认知。“像右玉这种地方，没有树木，老百姓就不能存活，更谈不上强县富民。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右玉植绿、护绿、营绿的蓝图不能换。”右玉县委书记马占文说。
久久为功、利在长远，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胸怀和定力，不折腾、不乱铺摊子，也要有科学求实的精神，不胡干、不蛮干。
1963年冬，一场罕见的大雪，让遭受两次造林失败的塞罕坝年轻造林队伍士气低落，不少人打起了退堂鼓。王尚海等林场干部意识到，只有用种树成功的事实才能击败“下马风”。
“山上能自然生长松树，不信机械造林不活！”反复试验改进机械，一块地一块地调查，一棵苗一棵苗分析……1964年马蹄坑“大会战”取得胜利，塞罕坝人的心定了下来。
自此以后，1977年罕见的“雨凇”灾害、1980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2012年启动石质荒山攻坚造林，这些困苦再未击垮顽强的塞罕坝人，反而积累下丰富的实践经验。60年来，他们攻克了高寒地区引种、育苗、造林等一系列技术难关，探索出“三锹半人工缝隙植苗法”“苗根蘸浆保水法”等一系列造林技术。正是在这些科学造林方法的支撑下，塞罕坝人才有了坚持不懈造林绿化的底气和作为。
60余年前，地处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的东坝头镇张庄村，是兰考最大的风沙口，和塞罕坝一样风起沙飞、不见天日。1962年，焦裕禄临危受命，到这里查风口追沙源，探索运用植树造林、翻淤压沙等方法治理“三害”。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这是焦裕禄常说的一句话。担任兰考县委书记期间，他几乎跑遍兰考所有的大队，即使在病重期间，也拒绝只看材料听汇报，坚持亲自调查研究，在实践中探索破解一个又一个难题的办法。
“焦书记凡事探求就里，带领大伙儿走的是一条科学求实的路。”兰考县委书记陈维忠说，当前高质量发展要求高，更需要坚持科学求实的精神，按照既定的蓝图，扎扎实实干下去。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穿过两边布满林带的乡道，记者来到兰考县堌阳镇徐场村。沿街宅院里传出动听的琴瑟之声，循声走进一所小院，“90后”琴师徐亚冲正拨动琴弦，调试古琴。“制琴是我们致富的门路，弹琴也成了我们的新生活方式。”他说。
从徐亚冲的父辈开始，兰考人就开始利用得天独厚的泡桐资源，制作古琴等民乐器。如今，徐场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乐器村”，105户人家中90多户做乐器、开乐坊，在这里生产的古筝、古琴、琵琶、中阮等乐器销往全国各地及海外20多个国家，年产值超800万元。
泡桐，这个当年为了防风固沙种下的乡土树，如今已经成为帮助兰考强县富民的“致富树”。目前当地已集聚索菲亚、喜临门等26家家居行业龙头，木制品加工企业达2100余家，从业人员占全县人口的1/7，2023年集群产值423亿元。民族乐器及配套企业更是从无到有增至200余家，从业人员近2万人。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在兰考，不止是泡桐产业，经过持续不懈的生态治理和修复，当年的风沙、盐碱、内涝“三害”正转化为风电、特色农产品种植、全域水资源等支撑全县高质量发展的“三宝”。
清晨，兰考县三义寨乡，一台台风力发电机高高耸立，在晨曦微露中转动。
三义寨乡付楼村，一场农村能源革命初显成效。35户农家屋顶铺设光伏，加上光伏长廊、风电设备，一年可发电120多万度，不仅满足全村用电，还能额外获得阳光红利，年集体增收16万元。
“当年焦裕禄在这里探风口、治风沙，如今我们借风能、太阳能打造‘零碳乡村’。”付楼村驻村第一书记裴东鑫说，将绿色能源与研学文旅、环境治理结合起来，曾经的贫困村建设成全国农村能源革命示范村。
在右玉、塞罕坝，同样正在上演“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精彩剧目，铺展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画卷。
夜幕降临，繁星闪烁，悠扬的小提琴声在湖畔荡开。
全年平均气温4.2摄氏度、57%的林木绿化率，右玉已成了绝佳的“避暑胜地”和天然“绿色氧吧”。
在右玉县中陵湖旅游景区，游客们露天围坐在观景台，或炭炉烧烤、或饮酒煮茶，与山水林草相映成趣。15套水上“太空舱”一字排开，全景环绕式的落地窗尽览湖光月色，融生态观光、养生餐饮、休闲娱乐为一体。
这个规划面积6000亩的综合性水上旅游度假区，依托右玉县常门铺水库枢纽建设，带动不少周围村民就业，是右玉县打造差异化、特色化、集群化文旅康养产业格局的一个缩影。度假区酒店运营负责人善君玲说：“如今人们对高质量旅游休闲需求越来越旺盛，精细化旅游运营是大势所趋，我们要乘‘风’而行。”
通过坚持不懈的造林绿化，右玉的天更蓝、地更绿、气候更宜人。依托这些优势，右玉集中发展生态旅游、赛马、足球训练、生态畜牧等特色产业，生态红利正在加速释放。
同一片蓝天下，塞罕坝也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
仲夏时节，游客漫步塞罕坝，如同置身于一片绿色的海洋：百万亩林海涛声阵阵，600余种植物姿态万千，近200种大型真菌在林间悄然生长，260余种陆生野生脊椎动物在林间自由觅食……
“狍子、灰鹤、大天鹅、野猪……这几年林场里的动物种类越来越丰富，春秋两季超过百万只候鸟在此停留。”塞罕坝机械林场副场长李永东说，如今塞罕坝的森林生态系统每年提供着超百亿元的生态服务价值，每年涵养水源2.84亿立方米，固定二氧化碳86.03万吨。
从2014年开始，塞罕坝机械林场等已完成多个森林固碳生态产品项目开发，实现价值转化1600多万元。20多年来，“再造三个塞罕坝林场”项目总用工量达到3000多万人次，有效增加当地农民劳务收入。良好生态也吸引大量游客慕名前来，带动周边群众发展餐饮、农家乐等产业。
时序轮转，万物生长。走进右玉的广袤林海、穿越塞罕坝的万顷澄碧、徜徉兰考的泡桐花海，树，让当地焕发了生机；绿色，孕育着未来的希望。
从历史走向未来，“三棵树”下的人们更加坚信：只要心里装着百姓，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沿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路，一任接着一任干，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一定会照进现实。（记者 陈忠华 晏国政 张兴军 参与记者：吴刚 刘扬涛 杜一方 刘振坤）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季招聘素有“金三银四”的说法，如今已是3月底，眼看着“金三”就要走到尽头了。但杜婆婆孙子的工作还没有着落，这让老人不得不操心起来，赶场到招聘会现场递“简历”去了。
3月23日，2019年成都市总工会就业创业服务月招聘活动在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在热闹的求职现场，一位坐在企业展台前的老奶奶引起大家的注意。原来，并不是她要来找工作，而是来给孙子递“简历”。
今年72岁的杜婆婆告诉记者，她的孙子小罗是去年毕业的，读的海南大学商务英语专业。之前找了一份工作，因为工作不如意辞职了。“现在嘛，我的孙子找工作，就是高不成低不就。”
听到这边有招聘会，杜婆婆一早就赶了过来，她手中没拿简历，但却一个一个走上展台。杜婆婆介绍，小罗是英语专业的，已经考过了雅思，现在回海南考英语专业八级了，“主要是找国际旅游、商务英语等相关的企业，目前已经问了有三四家。”
记者在现场看到，杜婆婆递“简历”的方式，主要是口述小罗的情况，由HR现场帮她填写一份简单的简历。或者是，她留下公司的名称、相关情况和HR电话，给小罗带回去。当被问到小罗知不知情时，杜婆婆告诉记者，自己还没有给小罗说，“我过来的时候，也没有想这么多。”
一位帮杜婆婆填了简历的HR告诉记者，第一次遇到奶奶给孙子递简历的情况，能感觉到奶奶很爱孙子。看了简历后，HR表示，这个英语的专业和企业岗位很对口，如果小罗愿意，会邀请他来面试，进一步了解他的学业水平等具体情况。
“本次招聘活动共吸引了130家企业，发布了454个职位，累计提供就业机会2230个，涉及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医药卫生、餐饮服务等行业。”成都市总工会保障工作部负责人表示，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形式，部分求职者在网上投递简历后，就可以直接到现场参与面试。
招聘会后，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招聘活动现场，共吸引了5200余名求职者，达成就业意向1600余人。”（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郑鑫）
源:中国青年报
从内蒙古丰镇到福建云霄，从浙江余姚到西安城中村，从沙县小吃到钢铁制造……春节期间，30位大学生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开启了一场调研，用自己的脚感知中国的变化。
这30位大学生来自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他们重操方言、走街串巷，甚至夜宿小吃店当“学徒”，这场南北大学生返乡对“小微企业”的调研——对三四五线城镇的百余位小微商家进行走访和问卷调查，勾勒出一张中国小生意的生存图谱。
他们发现，在中国，小微企业的生存有“压力”也有“动力”，它们如同一朵朵蔷薇花，生命力顽强，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也需要科技助力。
“都说互联网公司是996，我们忙起来也是996”
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中国经济最末梢的“细胞”时，这些00后大学生有了不一样的发现。
复旦大学大二学生朱丛林发现“996”式的加班节奏不是大城市的专利。他来到家乡山东莱芜一家生产新型建筑材料的小工厂探访，看到工厂里机器转个不停。老板说，旺季的时候订单更多，早上7时、8时就要开门，能忙到晚上10时、12时，“都说互联网公司是996(早上9点工作到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我们忙起来才是996。”
朱丛林的校友李东庄家乡在湖南永州，那里开了一家女仆咖啡馆，店主是光学工程专业出身，是个资深动漫迷。起初这个咖啡馆不被街坊邻居看好，觉得这生意挺荒唐。如今，这个咖啡馆经营了大半年，仍然活着。
看似新奇的“物种”在很多小城市里冒出头来。这次回乡，中国人民大学学生韩亚军发现共享经济的风口刮到了家门口，在武汉宜昌的汉正街上出现了“共享麻将机”。
在调研的这段时间，大学生们接触到了各种类型的小微企业。钢铁行业里的小企业，身边随处可见的小吃店、服装店、超市，近半数小微企业的月营业额在5万元以下。
当大学生们问起过去一年来的生意情况时，47%的小微企业主表示2018年比2017年赚得更多。他们发现，小微企业也有自己的“烦恼”。一些小微企业主常把“凑合”挂嘴边，因为46%的人感觉生意更难做了。
“难做”难在房租涨、人工贵、进货成本也在涨。调研结果显示，小微商家们开销最大的三项依次是：进货垫付、房租成本、人力成本。在甘肃天水，复旦大学经济学专业大一学生杨楠发现，一些区域的房价两年内涨了30%多，在当地秦州区商业活动最密集的几个路段，房价几乎都达到每平方米一万多元，堪比上海远郊。
客流量下滑，是诸多沙县小吃店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黄秀莲是当地第一批小吃制作工艺县级代表性传承人，开的小吃店处于4A级景区的黄金地段，但从去年国庆节过后，店内日营业额平均1500元，同比下降了30%。
在山东莱芜，一位从事机械加工20多年的老板期盼政府能帮忙对接科研院所，招才引智，帮助企业发展，“政府给的各种政策、补贴不少，就是招不到人。”而他自己也陷入“悖论”：“一方面希望自己读大学的儿子能去北上广找工作，另一方面也在焦虑着小厂里大专以上学历的员工占比正在连年下滑。”
从企业规模看，这次调研结果显示，64%的小微企业员工不到5人，12%的有5～10人。人手不够或者无力雇佣外人，是小城小店小厂里的普遍情况，41%的小微企业雇佣的是家人，32%的雇佣好友，只有26%的才有实力雇佣外来务工者。
一张码撑起指尖上的小生意
当大学生们走进一家家小微企业时，一张张二维码已经成为大部分小城小店的“标配”。
“支付宝到账×××元”， 宜昌街头的王老板每天听到这句到账提醒就很开心，他期待有一天能听到定制的马云的声音或者自己的声音。
复旦大学“观察中国”小微企业调研组发现，超过六成小微商家的日常交易主要依靠移动支付。南京大学调研组发现，像在北上广一样，在这些三四五线小城市的小店铺里，现金付款的比例一成都不到。
事实上码商(指用二维码收钱的线下商家，是小微商户中的砥柱力量)已经成为推动移动支付技术下沉的重要力量。第三方研究机构QuestMobile新近发布的《中国移动互联网2018年度大报告》显示，支付宝的10亿全球用户里，超过55.4%的新增月活用户，来自三四线及以下城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下沉市场”。
说起移动支付带来的好处，一些小微商家如数家珍，“省去找零和减少排队”“防假钞”“提升做生意的效率”“都是扫一扫，我们现在和北上广深的生意人没得差”“客人不用担心现金不够，我也不担心假钞虚付了”。
也有小微企业主反映，数字技术对于年岁大的商家会有一定门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徐辰烨调研了包头市的城中村，当地年近60岁的刘大爷听说过移动支付，知道支付宝收款，也承认“一个手机解决收钱的问题挺方便”，但他始终觉得这种方式不安全、不保险。“钱进了手机里，看不见，摸不着”，让他心里没底。
徐辰烨觉得，许多店主开始使用移动支付，某种程度上迈出了数字化的第一步。但小微商家对技术的接受程度和文化水平有一定关系，“有的老板文化水平较低，思想观念较为保守，没有更好地利用数字化手段。”
在移动支付逐渐下沉到三四五线城市的时候，一些小微企业主不甘落后，想要搭上科技快车。甘肃天水三年前开始整治流动水果摊，做鲜果小店的杜先生靠这个政策机会抓住了片区里的市场空白，成为最早一批在团购网站上卖水果的人，还赶时髦陆续创建了生活号、公众号和小程序。脑子活络的杜先生更是尝试了网商贷，在他看来，实体店只要把握住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潮流，就可以站好“最后一公里”的岗。
河北邢各庄村的一家超市里，张艳花和丈夫不仅贴上了当地店里头一份二维码更是用上了支付宝的“借呗”，拿更多的钱进货。张艳花觉得这既能周转开资金又方便。现在，超市一年的营业额能达到二十万元，刨去成本能挣七八万元，比外出打工时宽裕得多。
通过这次调研，学生们发现，因为贷款难，不少小微企业主仍旧通过亲朋好友熟人借、去银行申请贷款，甚至有的不得不借高利贷。只有10%的小企业主用过网商银行贷款，感受到靠信用通过网络贷款的便利。
在蚂蚁金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振华看来，与大企业相比，小微企业贷款难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金融机构给小微企业贷款的运营成本和大企业比差别不大，而小微企业贷款金额比较低，某种程度上并不划算；另一方面，小微企业的信用数据缺失也是贷款的一个难题。“大企业、上市公司有财务报表，有的小微企业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财务系统，财务操作上也不是很规范。”
李振华认为，小微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首先要解决如何掌握他们的信用数据，而移动支付的出现，恰恰是一个契机。“别看是一个小小的二维码，背后却有很大的功能。”李振华表示，过去小店里的商家收款都用现金，经营情况很难通过网络掌握。但二维码扫过的每一笔交易，形成了商家一天天的流水。每一个用二维码开户的商家，都能通过移动支付形成自己的“电子账本”，所有的交易数据都实现了数据化、电子化。
“还有通过网络开具的电子发票信息，这些都能成为金融机构给小微企业贷款时的评估数据，降低金融机构的不良率。”而在此之上，金融机构可以了解小微企业的需求，进一步提供保险、理财等金融产品。
参与主持调研的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褚荣伟发现，新技术给小微企业的生产管理效率带来了影响，但在金融借贷方面的效能仍待开发。小微企业贷款有着自己的特点：“小、急、短、频”。数据显示，线下小微经营者贷款平均资金使用时长为50天，6个月内贷款超过3次的经营者却达到35%。
李振华认为，金融机构必须改变自己的作业模式，要利用新技术改变过去的信贷审核、授信、发放、风控和催收方式，“要往数据化方面去思考”，这样，数据越来越多样化，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指日可待。
“蔷薇精神”最动人
2019年已经来了，尽管许多人感觉生意不好做，但71%的小微企业主仍抱有期待。
在互联网购物浪潮的席卷下，包头城中村里开化妆品店的张女士从去年开始做起了网购，她并不担心自己的店开不下去，一方面她的生意属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她在此开店十余年，攒下了一大批忠实客户，“具有竞争优势。”
调研结果显示，国家扶持小微政策的整体向好、数字化经营提升效率成为小微企业主的信心源，34.2%的商家表示还有扩大生意的意愿。今年伊始，央行宣布降准将净释放长期资金8000亿元，进一步提升了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和民营企业的意愿和能力。
“我觉得还是要精细化，做一行精一行，贵在坚持，”在甘肃天水做农产品电商的小店主告诉复旦大学学生杨楠，做生意品质要第一，要相信品牌的价值。
这也是杨楠第一次这么近距离观察了解自己家乡的企业。调查之前，她预想中的家乡小微企业的生存状态是安于现状，但接触下来，发现这些小企业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对于搭上数字经济的发展快车各有路径。
朱丛林则在调研的过程中，听到小微企业主说想“创新”，一家企业还提到希望政府帮助他们对接高校，开展“星期日工程师”，这是朱丛林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这个词是说大企业里优秀的科研人员在业余兼职，为民营企业或其他企业提供服务。
“小微企业不论风吹雨打，努力追寻阳光的‘蔷薇精神’真让人动容”，调研结束后，杨楠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上了这番感受。
她的指导老师褚荣伟十分认同，褚荣伟认为，中国经济要发展，一定要百花齐放。中国小微企业的数量在不断提高，而小微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央行行长易纲曾指出，小微企业为全国贡献80%的就业、70%左右的专利发明权、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
“经济发展固然要关注大企业，但从整个经济结构来说，小微企业也承担着大量的就业和税收，如果小微企业发展不下去，大企业就只能孤零零。”在褚荣伟看来，大企业如果是牡丹花，那么小微企业更像蔷薇花，长得挺小不起眼，但随处可以生长、生命力顽强。“一朵蔷薇花可能获得不了太多关注，但千千万万蔷薇花就一定会成为一片风景。”
褚荣伟认为，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调研活动。还在读书本、学理论的大一、大二学生，回到家乡调研，感受中国经济的脉动，既有一种情怀也有一种责任。“很多小微企业主就是他们的亲戚，他们去调研能听到更真实的声音。”
一番调查下来，许多同学发现，近年来，政府在对小微企业的税收减免、贷款支持上的政策不断加码，起到了很大帮助。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会主动帮助小微企业跑前跑后。
朱丛林去到一家小微企业，老板说到企业在扩大生产时，当地政府派专人跟进帮助跑手续，“感觉心里挺暖的”。
在数字经济和转型升级的背景下，杨楠觉得，小微企业对新技术的接受度、进一步发展的热情都有很大的个体差异。在杨楠调研的第三产业中，像餐饮、生鲜、小超市这些小微企业主的想法各有不同，“有的企业主会想办法通过互联网扩大市场、做配送、对接供货商还有解决资金问题，但有的企业主遇到经济下行、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就比较被动。”杨楠发现，很多小微企业和个体户经营者缺乏了解新技术、找人才的能力。
杨楠希望，政府在减税、融资等方面出台政策的基础上，可以再向技术、人才这方面多多倾斜，“他们创新的积极性不亚于前者，如果能出台更多在新技术应用、人才引进方面的政策，更能鼓励这些小微企业的改变和发展。”
褚荣伟认为，各地政府制定政策时也要考虑和规划不同地域的小微企业适合的发展模式。如果有产业配套基础的地域，小微企业可以成为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没有产业基础的地方，小微企业可以做好本地消费服务，“这样才能帮助小微企业成长，创造一个充满生机的春天。”（记者 宁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