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人：常沙娜 演讲地点：人文清华讲坛 演讲时间：二〇一九年四月
与敦煌的初遇：严寒中一顿没有菜的晚餐
1931年，我出生在法国里昂的塞纳河边上，我出生的地方有条河流名叫Sa?ne，为了纪念我的出生，爸爸和朋友商量，就用这条河流作我的名字。我的中文名字“沙娜”便是从“Sa?ne”音译而来。也巧了，我爸爸后来一直在地处沙漠地带的敦煌，人家就说常书鸿很有意思，他的女儿早就起名叫“沙娜”，将沙漠的婀娜多姿结合起来了。
常沙娜著名设计家、教育家、艺术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先后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设计以及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燕京饭店等国家重点建筑工程的建筑装饰设计及壁画创作工作。著有及合编的作品有《敦煌历代服饰图案》《敦煌藻井图案》《敦煌壁画集》《常沙娜花卉集》等。
常沙娜的父亲常书鸿是我国著名画家，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是第一代敦煌守护人，为敦煌的保护和敦煌学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被誉为“敦煌守护神”。
当时在巴黎的留学生成家的很少，都在我们家里聚会，在我家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家学会。抗日战争爆发前，我爸爸在法国已经九年了，当时他学西洋的油画。一次在巴黎街头，他看见了伯希和出的《敦煌图录》，才知道在自己的祖国还有千年历史的敦煌，他觉得自己从前只崇拜西方艺术，真是数典忘祖，于是就下定决心要去敦煌。
他先回到中国，后来我妈妈带着我也回国了。我的第一语言是法语，一开始不会讲中文。我回来以后在昆明上了小学，才学会了中文。我的干妈王合内是法国人，是我妈妈在巴黎学雕塑的同班同学，她嫁给了我的干爸爸王临乙，后来也来了中国并入了中国国籍。跟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成了她的翻译。所以中文、法语我都会。
在重庆，我爸爸就下决心，一定要把我们全家都弄到敦煌去。他先去了那边，过了一阵子，他就要我妈、我和弟弟都过去。1943年秋天，我们动身了，从重庆出发，坐着一辆卡车到了兰州，路上前后颠簸了一个多月。到了兰州以后，歇了一段时间，我妈妈当时快受不了了，因为越走天气越冷。原来我妈妈是穿旗袍的，到了兰州以后就完全不适应了，必须要穿上棉旗袍，可是我爸爸却说：“不行！这还不够！你们要穿羊皮袄。”于是我就穿上羊皮袄、毡靴，可是还是冷得受不了。在兰州过了几天，我们又坐卡车出发，经过武威、张掖、酒泉，一路走下去，越走越冷。那个时候，我弟弟还很小，我12岁，还不懂得旅途辛苦，一路上看到风景变化很大，觉得很开心。但是我妈妈就很难受。在这个过程中我爸爸一方面很辛苦，另一方面还要呵护着我们，包括还要开导我们。
到了目的地敦煌以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比兰州还要冷很多，我那个时候也已经受不了了，更不要说我妈妈和我弟弟了。在敦煌，我们碰见了苏莹辉，大家一起又往莫高窟走，那个时候，莫高窟在当地叫千佛洞。从敦煌到千佛洞还要走25公里，一路我们坐着木轮的牛车，走了3个小时。这一路上，我们感觉只有一个，就是敦煌这里太艰苦了，沿途都是荒漠，沙子吹得到处都是。后来我们总结过当时的感受，就是“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面是戈壁滩，后面是鬼门关”。
那时候，大家的心情都很难受，但是我爸爸特别积极、乐观。
我今年89岁了，但到敦煌当天的印象，实在太深了。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们第一次到敦煌时吃的晚餐：就是一碗醋、一碗盐，每个人有一小碗刚煮出来的面条。对着这样的晚餐，我妈妈很尴尬，苏莹辉也很尴尬，他们都不好意思问。我年纪小，直接就问了：“爸爸，怎么没有菜啊？”我爸爸说：“对不起，这里没有菜了，只有这些。我来不及准备了，明天再给你们杀只羊，用涮羊肉来迎接你们，你们先安心地休息。”
那个时候没有蔬菜，我爸爸除了保护敦煌文物，还要防沙，他就说一定要种树、种菜，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保护敦煌莫高窟的行动中，提出要让敦煌永远地保持下去，首先就要先改善环境。
第二天早晨，天特别蓝，我爸爸就拿蓝天来说服我妈妈，他说：“你看看天多蓝，有了蓝天，我们的心情就能好转。我今天带着你们去参观千佛洞。”我第一次进入莫高窟的洞窟里，爸爸劝我妈妈说：“你是留法的，学雕塑的。你看看这里历代的彩塑，多好啊！”我妈妈从专业的角度看了之后，心情就好一些了，确实感觉到敦煌千佛洞很美。在那个时候，条件很差的情况下，能看到前后10个朝代的古代塑像，是不容易的。当然，我们一天是来不及看那么多朝代的塑像的。从那以后，我爸爸就慢慢地劝我妈妈，也指导我，我就跟着大人一起看壁画。著名画家董希文，当年在艺专是我爸爸教的第一拨学生，他当时也去敦煌工作了，也在那里临摹。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兴趣也被勾起来了。
莫高窟壁画覆盖10个朝代，包括北魏、西魏、隋、唐、宋、元等，其中唐代200多年，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每个时期的壁画特色都不一样。
比如西魏285窟，是很著名的一个代表窟，壁画内容是《五百强盗成佛图》，是一个佛教故事。这幅壁画表现了那个时期的建筑、山水，构图上人大于山，山只不过是作为空间的安排，中间还有各种树。
图①：女供养人（五代61窟），常沙娜1946年临摹资料图片
图②：舞人（初唐220窟），常沙娜1946年临摹资料图片
在对时代的表现上，敦煌壁画也是很丰富的。这里有我临摹的两幅图，是一个是供养人（参见图①），一个是跳舞的人（参见图②）。通过供养人图像，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古人的服装。
我们研究敦煌壁画，一方面是要看它的内容，壁画反映了当时的人物，表现了当时的习俗和环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艺术表现方法。这些内容，都值得我们后人不断地去学习。
我在敦煌得到了很好的锻炼，那个时候我十几岁，经常跟着大人去学习，对着壁画去体会，不用我爸爸催促进度，也不用我爸爸来具体安排，完全出于兴趣的驱动，我主动去洞里临摹壁画。现在回顾这段时间，可以说，我的童子功就是在敦煌打下的。
图③：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新华社发
再续前缘：林徽因先生与我和敦煌的相逢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1年的时候，我见到了林徽因先生。当时正在抗美援朝，周总理提出要开展活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于是派人找到我父亲，请他把在敦煌常年临摹的东西拿到北京来，以此展示我们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我爸爸高兴极了，把他们临摹了十几年的东西都拿到北京来了，但是当时的北京还没有博物馆也没有陈列馆，于是就在故宫午门的城楼上办了展览。
那时，我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我爸爸就跟我讲：“沙娜，你明天要陪着梁伯伯和梁伯母到午门城楼上参观。”因为他们两个人身体不太好。梁思成先生跟我爸爸是多年好友，他们经常有来往，他很羡慕我爸爸能在敦煌进行临摹。因为通过壁画可以研究很多古代的建筑。他因为身体不好的缘故，曾经对我爸爸说：“你在那里好好地干，我将来身体好了以后，也要去。”
所以那天，就是我陪着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去参观，他们爬上午门城楼去看展览，虽然很累，但是也特别激动。后来林先生就跟我聊，问我在敦煌的情况，跟我交流。一周后，她跟我爸爸讲：“你让沙娜到清华大学的营建系来协助我，做助教，我想对北京的工艺美术进行改造。”当时景泰蓝已经很难发展，林先生提出要把我们传统的工艺品景泰蓝进行图案设计的改进，用于现代生活所需，比如在掐丝这种比较先进的工艺中，用上敦煌的图案。我那个时候没有文凭，就在林先生的指导下工作。先生又聘了两个人，是浙江美院刚毕业的两个女孩，一个叫钱美华，后来成了景泰蓝厂一个很重要的设计大师，还有一个是孙君莲。当时林先生身体不大好，我们早上9点过去，她躺在床上，把她的思路告诉我们，我们再开始工作。可以说，是林徽因先生决定了我投身于艺术设计和教育。
敦煌花开：传统绽放与现代设计需要平衡
后来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北京搞了十大建筑，当时，我有幸被安排到人民大会堂的设计组，组长是奚小彭，他组织万人大会堂的设计，其中宴会厅的天顶装饰由我来弄。奚小彭建议我，把敦煌的图案运用上。我就开始弄出好多方案。我们的工程师叫张镈，我永远忘不了他。他说：“沙娜你这个图案很好看，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设计需要跟我们宴会厅的功能相结合，需要把通风口、照明结合起来。没有照明，没有通风口，你设计的图案再漂亮也没有用。”当时我设计的时候把敦煌藻井上的图案运用了，但是最初的设计并不符合宴会厅的功能需要。于是我们就连夜修改，把敦煌的图案和宴会厅的功能结合起来。张镈最后很满意，他说：“沙娜你看，修改以后，照明的问题解决了，通风口也解决了。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还跟功能相结合。”这件事情，给了我这一辈子都十分重要的启示，这就是：设计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是一个人签个名、盖个章，表示是自己创作的，它一定是合作共赢，共同完成的。参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让我一辈子受益匪浅，我从此知道了设计不是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搞设计要跟时代、传统、大自然、生活所需相结合，还要跟材料相结合。这一点很重要。
2007年开始，我跟香港志莲净苑合作。那里的师父跟我说：“我们希望通过你，把敦煌的佛像艺术运用起来，引到我们香港的志莲净苑。”我就很用心，把敦煌唐代的45窟、328窟，盛唐的佛像，组合在一起。方案拿到那边，对方很满意，说这个很好。
盛唐是唐朝繁盛的时代，当时的用色是非常讲究的，我把它恢复了起来。当时主要色调是石青、石绿、土红、土黄。装饰起来是深中浅，深的放在中间，与浅的组合在一起。每一个图案不是绿就是绿、蓝就是蓝，而是分深中浅。这样弄出来很丰盛，很漂亮。
这个设计前前后后搞了五年。其中2008年我因为患病需要手术，停了一年。我在接受治疗后回到家，一边放着音乐，一边把佛像服装的图样画出来，这个创作对我身体的恢复也很有帮助。最后设计拿到香港，那边的师傅们说，香港是很潮湿的地方，而敦煌比较干燥，所以香港这边的呈现，不能用敦煌的彩塑，需要用木雕。于是让东莞的木雕工人来帮忙。我跟搞木雕的师傅一块商量，把服装、色调、图案都按照我所画的分深中浅的形式表现，还有背光都雕刻出来。弄完了以后，比例、尺度都相称。最后完成的作品获得对方的高度评价，说在香港再现了敦煌唐代的佛像风采。
人物的身份不一样，表现形式也不一样。所以我们搞设计，一定要按照它的功能、它的主题来设计。香港志莲净苑的这组彩塑，释迦牟尼在中间，几个弟子文殊、迦叶等在两旁，各有各的特点，组合在了一起。志莲净苑专门用一个大堂摆放这组彩塑。我们传统的佛教艺术在香港得以再现，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相关内容的一个再现。
学习再学习：设计中传统与感悟不应缺席
如何在我们的设计作品中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觉得大家需要先把我们的历史学好。我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方方面面要深入地去学习，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各国、中国古代汉族以及很多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东西，也都是很好的。
同时还应该有专题性研究。敦煌的东西是取之不尽的，我专门做过一个专题，就是对敦煌的图案进行研究。但是除了图案，敦煌还有乐器、舞蹈、建筑等内容，浩如烟海。一个人做不了那么多研究，所以要有专题性研究，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根据生产和生活所需，扎扎实实地研究。有了这个功夫，我们才能更好地发展，完成的东西拿到街上，能让人一眼就看出，这个是中国的设计、中国的制造、中国的文化。我们民族的特色，民族的血脉、文脉要延续下去。
这些年来，敦煌的研究和保护做了不少，但我觉得还要继续努力。我个人觉得，扎扎实实地在敦煌去研究并获得的成果，还是不够。有一些艺术家去画所谓的“敦煌印象”，我看了之后，这哪里是敦煌印象？有些就是草草几笔，说是“印象”，这是不对的。还是要扎扎实实，不应该太浮躁。我们需要更多人下定决心，在敦煌那里吃苦耐劳，好好研究、好好学习。学而问、问而学，有了真正的感受和感悟之后，再按照现实的需要去设计。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东西，我们一定要好好运用。毕竟，敦煌艺术宝库到如今也就一千多年，我们还有五千年的历史。所以方方面面都需要扎扎实实刻苦用心去研究，争取真正的感悟。
图④：敦煌莫高窟新华社发
图⑤：常沙娜花卉作品资料图片
除了努力研究优秀传统文化以外，最重要的，还需要重视大自然的作用。工艺美院的老前辈雷奎元先生对我们的影响也很深。他曾经说过，我们搞图案一定要进行花卉写生，把各种各样的花写生完了以后，根据图案的需要再进行设计。所以，临摹花卉也成了我很重要的基本功。比如这幅画（参见图⑤），画了花以后我还加了蝴蝶，把生命的气氛表现得更生动。
现在的年轻人，喜欢用高科技的东西。而我是“科技产品盲”，既不会用短信，也不会用电脑，我画的东西都是手工的，有点儿落伍了。我认为，如果要大批量出产品的话，是需要高科技的。但是一个设计师的个人感受、设计思路，如果没有自己亲手画过或者亲自感悟，那是不行的。我听说，现在好多同学搞设计的时候主要用电脑，并没有自己事前去感受、去思考需要什么造型设计，通过电脑一拼就算完工了，这个我觉得是不行的，应该先有来自内心的感悟才好。
现在的我们面临着时代的变化，科技不断在发展，人们对衣食住行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怎么办？我认为，设计领域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在设计上，大小、比例、色调、尺度、功能、材料都很重要。现在有一些作品，我实在是欣赏不来，比如单纯用骷髅头作为一种装饰，我觉得它没有设计。我们的宗旨，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也是周总理过去提倡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现在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如果我们不好好研究流传下来的好东西，不好好发展我们的设计，我们民族原有的那些好东西就可能慢慢衰落。
“生命不息，跋涉不止”
我这一辈子什么都经历过，酸甜苦辣、成功挫折都遇到过。但是我一直是面对现实。我相信，每个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弯弯曲曲，苦乐都有。今年我已89岁了，但是我还是很乐观，就像我父亲说的那句话，“生命不息，跋涉不止”，自己能做什么，就继续做什么，保持高高兴兴的心情。我觉得人生应该这样，有思想准备去奋斗，同时也要面对现实。现在党中央也提倡并且鼓励年轻人好好干，为国家、为专业一直奋斗下去，我认为，这个精神很重要。
我出生于法国，但我热爱我的祖国，我的很多老前辈，他们也爱我们这个祖国，要为自己的国家作出贡献。我们现在发展得也很快，但是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始终不能忘，那就是绝对不要忘掉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我们的文脉、我们的血脉，这些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承。
《光明日报》（ 2019年05月18日10版）
<>风穴洞的探寻，算来已有数次，距离第一次探幽，也有二十年的时光了。
二十载的日子里，曾经在梦中多次神游那个未曾解开最后面纱的洞穴。而其中的疑团，始终在心头挥之不去。
那是二十年前的一个夏日，我刚刚在《汝州晚报》做记者不到一年。当时世人皆传“风穴寺东风穴山间有一大壑，壑中有一大洞，名曰风穴洞。每有阴雨将至，则洞之上方云雾缭绕，十分奇妙”。为了验证民间传说，我和另外两名同事携带手电筒、相机等工具，决定去风穴洞一探究竟。
去之前做了充足准备，甚至考虑到洞内可能有蟒蛇或者野兽藏匿，还专门携带了水果刀等防身武器，并与医院、公安部门事先取得联系，防止意外事件发生。
当时风穴寺尚不通公交车，我们一行三人骑着摩托车来到风穴寺山门前，在向导的指引下，沿着柏木葱葱的风穴山向山顶攀援而上。
过山顶，向导指向东侧山脉半山腰的一个洞穴告诉我们，那就是传说中的大风穴洞，也叫狼洞。看到我们的迟疑，向导快人快语告诉我们，此洞过去因为地处偏僻，周围全是森林，而且由于里面有两间屋子大小，确实有群狼居住，不过现在早已没了狼迹，大可放心。尽管向导如此告知，我们还是担心里面有狼虫出没，互相壮着胆向洞穴进发。
自风穴山山顶迤逦东南顺坡而下，因人迹罕至，正旺的蒿草、荆棘没腰深，放羊人踩踏的一条小径也是时有时无，不时有卧藏的山鸡惊飞，扑棱棱的声音令人也猛然一惊。毒辣辣的太阳不一会儿就烤得浑身汗淋淋的。
印象中，洞前有一块半圆形平地，当地人告诉我，原先此平地也属于洞内一部分，由于谷底的采石场开挖山石，导致洞体外侧塌陷。
我们换上带来的旧衣服进入洞内，用手电筒照耀黑魆魆的四周。洞口处还较宽敞，弯腰即可进入，洞底是一块倾斜达六十度左右的岩石，凸凹不平，洞顶属石灰岩结构，可以明显看到渗水形成的一个个狼牙状的小型钟乳石。人需要贴着洞底向上爬行，越往上爬行，洞顶距离洞底愈窄，脊背不时触碰到洞顶。
这样爬行约十米远即到洞底，借着手电筒的亮光，我们发现，在洞底有一个向下延伸的竖洞，直径大概有二三十厘米，用手电往洞里照去，光线渐渐被黑洞吞噬，不知有多深。因洞口太小，人根本无法进入。同伴找来一块山石投进去，咣当咣当的声音渐渐消失，似乎很深的样子。想到史志中记载这个洞通往数十里外的钧（禹州）密（新密），只得稍做休息，退着爬出洞外。
洞外骄阳似火。洞内却甚是凉爽，似乎冰火两重天。
彼时因为青葱，对汝州历史知之甚少，并未考察到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时隔二十年后，许是机缘巧合，在鸿志兄的邀请下，汝州作协组织九位文友再次考察风穴洞与风穴寺的因果关系。
鸿志兄是一位治学严谨、热衷于汝州文化历史遗迹考察的贤长。初春的汝北大地，白杨吐穗，垂柳新绿，蒿草染青，百转千回的山间公路旁，油菜疯长，蠓虫初舞，空气中氤氲着萌发的气息。和煦的风儿，宛如一曲宛转悠扬的古琴轻轻弹奏，熨帖得心里柔美如花。更有鸿志兄妙语如珠的讲解在耳旁环绕，如闻韶乐。
鸿志兄历时二十年的研究，遍寻明清《汝州志》、汝州名人任枫和屈启贤撰写的《风穴志略》《风穴续志》、沈括的《梦溪笔谈》、史书《世本》、《太平御览》《楚帛书》等古文献中关于风穴洞、风穴寺的记述，并且数十次深入现场考察，采访山间老农，其治学精神诚为可嘉矣。
其关于风穴寺与风穴洞的论断，剥丝抽茧，去伪存真，窃以为，实有重大参考价值。鸿志兄认为历代史书记载中关于风穴洞能起狂风、预测天气、直通钧密的说法，完全是历代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子虚乌有的道听途说罢了。风穴寺（白云禅寺）也并非因风穴山上所谓神奇的风穴洞而得名，而是因为风穴寺内有风姓氏的女娲曾在此穴居，后人在此建有女娲宫而来。同时据他考证，因为女娲在此山居住时“观测风雨”以定四时，并抟土造人（有湖南长沙出土《楚帛书》为证），后人将她居住过的“石穴”修建成宫观，用以祭祀女娲，祈子求福。
因他的不懈实地考证，似乎揭开了史书中关于贞禅师与开元寺、风穴寺的种种谬传。唐玄宗开元元年，佛教天台宗高僧张贞到风穴山游历，被风穴山的绝妙风水所吸引，决定在山中建寺落脚，谁料走到跟前才发现此处已有道教宫殿风奶奶女娲宫，只得在距离女娲宫东三里的东峰之下创建了三间佛殿。此佛殿东邻深壑，无法扩大庙宇规模和自己晚上歇息，张贞便在殿后土崖上掘洞，作为自己和徒弟们的住处。有学问的张贞把新建寺院取名“开元寺”。开元十三年九月十八日，八十四岁的贞禅师圆寂，弟子遵循遗嘱将其火化后“得舍利子数千粒”收藏。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颁诏“敕诸州郡各建一大寺，曰开元寺”。此时汝州官府上报，汝州早有一座开元寺。唐玄宗甚感惊奇，问明情况后认为贞禅师有先见之明，遂赐封他为天台宗“七祖禅师”。后贞禅师的弟子在女娲宫遗址上修建七祖塔，之后历经坎坷，于大中十三年（859年）4月在七祖塔左后方建成佛殿，将七组塔内贞禅师的舍利子取出一部分放入新修佛殿的佛像之中。新寺建成后取名“白云禅寺”，也就是如今的风穴寺。
而如今夷园的位置，早在北魏初期就建有香积寺，亦称千峰寺，与北面一箭之隔的白云禅寺毫无牵连。香积寺的兴衰与兵火战乱有关，更与释道两宗的此消彼长有着深深的渊源。
< class="pgc-img">春行青龙风穴山麓，有鸿志兄一路的娓娓道来，更感山路之短，不知不觉已达风穴山东麓盆状山口。
观此山口，如布囊，如罗圈，如葫芦，只留一米宽的碎石山道通往外部，环山虽不高，却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精要。
早已废弃的采石场一片寂静，忽然被一群扛着猎猎红旗、欢声笑语的突然到访者所打破。惊飞而起的山鸡，令我不由得想起李清照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妙趣来。
< class="pgc-img">一行人俯身蜿蜒爬行山口东侧山脉，终于来到世人所传之大风穴洞。二十年的风雨剥蚀与采石所毁，洞外的那个天然石棚早已荡然无存。人是物非，似曾熟悉的场景令我不禁慨然。
不仅于我，就连多次考察过此洞的鸿志兄亦对眼前变化的一幕有点认不出来。
借助手机微弱的灯光，我和文友桂霞兄弯腰进入洞内，倾斜而上的洞底部岩石不知什么时候被人为凿了几个脚窝，更加方便攀爬。十来米深的洞，我们很快爬到洞的最深处，依旧是那个深不可测的竖洞，与二十年前似乎没有多大变化。没有了上次探险时的恐惧感，我用手机灯光照耀洞顶，那些小钟乳石依旧密密麻麻分布其上。
竖洞里黑咕隆咚，我仔细探究，觉得竖洞里并没有空气流动的迹象，看来史书中此洞与外部相通、直通钧密的说法真的是以讹传讹，由此推断鸿志兄的数次考察真实可信。
< class="pgc-img">爬出洞外，我和文友们商量着在洞口内燃放杂草，借以进一步验证风穴洞是否另有出口的史传。此洞周围的风穴山如今已辟为龙山森林公园，郁郁葱葱的松柏遍植其上。为了防止火灾发生，我们从周围捡来枯枝败叶，小心翼翼点燃，有意压住火焰，以便产生更多的烟雾，观察烟雾的走向。
观那烟雾逐渐在洞内聚集，渐渐变浓，尽管外面有风吹进洞来，烟雾却依旧沿着洞口的顶部崖壁向外飘散，由此看来，大风穴洞真的没有另一个出口。
想到一年多前，某中央级媒体来汝采访，为了验证风穴洞另有出口的说法，竟然在距离此洞三里远的东山一个小洞内提前布置好枯草和烟火，然后在此洞点火，用手机通知那边同样点起草火，以此验证史书上风穴洞的神奇之处，实属荒谬可笑之举。
下得山来，一行人继续顺着山间公路东游。穿过白马村村部，绕过一个山头，但见彩旗飘飘，土崖上窑洞星罗棋布，鸿志兄用手一指，豪情溢于脸颊，开元寺旧址到了。
< class="pgc-img">佛爷洞
高高的土崖下，一间建筑还算精致的窑洞内，供奉着一尊释迦牟尼的塑像。此洞名为“佛爷洞”，洞前的石碑撰文称此洞初建于东汉初平元年，重修于2017年农历腊月初八。关于佛爷洞的来历，此种说法，余以为不足为信。
在佛爷洞右侧的土崖上，有经过人为开掘的窑洞的洞壁遗迹以及粉刷的白灰一块，清晰可辨。据鸿志兄考证，此处为贞禅师所建开元寺“三间精舍”遗迹。
< class="pgc-img">洞壁遗迹及白灰
在开元寺东南侧的沟内，当地老人证实，数十年前确有小风穴洞存在，洞深数尺，系崖壁渗水不断冲刷而致，后来洞逐渐坍塌，如今已难寻遗迹。幸有洞前二十多米外一孤峰留存。
从远处观此峰，高不过六米，然处在低洼的河道内，竟有危峰独立之妙。一行人穿过一片果园，避开丛生的圪针林，登上此峰，竟然发现此峰的最高处，一块岩石中央天然形成一个蒜臼模样的凹槽，圆润如满月，仿佛人工雕琢一样精致。此即史书上记载小风穴洞前“古砚台”。据说砚台南侧岩石上曾有天书一字，不知何时已被人盗挖。
站在古砚台旁，环顾四周，河道内白杨入云，枝条柔嫩，东侧河岸上翠竹丛生，微风袭来，似乎有无数天仙在竹林内窃窃私语，尚未披绿的东山则更显得连绵不绝。西北侧，佛爷洞若隐若现，宛若参禅打坐的贞禅师一样令人不可揣度。
公路上不时有车辆和行人通过，一时喧哗，一时宁静，世间冷暖沧桑，似乎在这平凡的来来往往中得以完美阐释。
遥想上古时期的“大地之母”女娲，遥想为了祈子求福在风穴山间建造女娲宫的汝州先民，遥想殚精竭虑在东山建造开元寺的贞禅师，遥想费尽心思建造七祖塔和白云禅寺的僧众，遥想数次重修却至今难觅踪迹的香积寺，忽然觉得，许多的历史仿佛都在一遍遍被重演，又仿佛一次次被湮没，正应了那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许多的往事，因为岁月的剥蚀，因为人事的搬弄，早已无法还原彼时的真实。哪怕我们后来者费尽心思，也只寻得片砖断瓦。所谓揭开历史谜团，也只是我们心中美好的愿望罢了。
忽然清风袭来，混合着翠竹的清香和杨柳的苦香，令人心头猛然一振。由此悟到，在这美好的春风里，与文友同游切磋，无论是否揭开历史谜团，亦为最大的收获了。
(虢郭)
川百家姓·我的姓氏·贾姓14
渠县贵福镇贾氏宗祠
明末清初，因为战乱，贾姓人跟随历史潮流开始了迁徙入川之旅。一是在明玉珍占据四川期间，不少湖北贾姓人跟随明玉珍迁入四川；二是在清初康熙帝发起的湖广填四川大型移民运动中，响应号召或主动迁徙入川。
清朝时的四川贾姓名人不是很多，较为有名气的是渠县翰林学士贾秉钟及其家族、广汉著名书法家贾承暮、苍溪县名儒贾儒珍等。
除四川外，清朝的贾姓名人也很多，如清初兵部尚书、大司马、太子太保、非常重视教育和文化建设的贾汉复，《康熙字典》纂修官、著名学者贾国维及其家族，大学士贾桢及其家族，著名海军教育家贾凝禧及其家族，中国银行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贾继英等。
贾姓历史上的第五个状元，也是唯一的武状元，是乾隆年间的今山西清徐县东于镇高白村人贾廷昭。遗憾的是，关于贾廷昭的生平和家族渊源，找不到更多史料。
渠县贵福贾姓人，出现一门七进士
明朝建文元年（1399），汉阳府（府治在今湖北武汉市汉阳镇）人贾义著，迁徙到巙州府云阳县（今重庆市云阳县）土门院庄。
贾义著的先祖是江西新昌县（今江西宜丰县新昌镇）人，元末明初时，迁徙到汉阳府。
这支贾姓人繁衍到明末时，人丁兴旺，分布在“院庄支遥各甲所属二墱场、马槽沟、贾家湾等处”。
明末战火蔓延，贾姓族人四散逃离，有的逃到四川渠邑（今渠县），有的逃到湖北恩施，有的逃到贵州遵义。逃到渠县的贾姓人，主要分布在贵福镇。
据贾氏老谱记载，留在云阳县的只有4人：贾伦、贾贞、贾奉、贾应国。贾伦和贾贞是亲兄弟，与贾奉是堂兄弟。
康熙40年（1701），贾伦的大儿子贾仲经，前往开县教书，后迁移到开县。贾仲经的后裔中，有的迁往四川宣汉县南坝镇。
渠县贵福镇的贾姓出了一个名人贾秉钟。
嘉庆13年（1808），贾秉钟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曾任山西盂县知县10年。
在任期间，他劝农桑、培文风、兴教育，修桥筑路，爱民惠民，被百姓称为“清廉父母”。
贾秉钟性情耿介，与上级一个官员因意见不合被其记恨，处处遭到对方刁难中伤。刚好碰到母亲去世，贾秉钟愤然辞官回到渠县老家，兴办私塾，教授家乡学童。
当地盛传贾氏家族“一门七进士”，早在贾秉钟前，他的曾祖贾翼是进士，叔祖父贾璐在康熙53年（1714）考中举人、贾瓒在雍正2年（1724）考中进士，祖父贾珌在雍正5年（1727）考中进士，父亲贾咨托、叔父贾咨询、贾秉钟的儿子贾振麟也是进士。
由此可见，渠县这一支贾姓家族的昌盛程度。
乾隆6年（1741），贾瓒在今渠县贵福镇寺垭村修建文昌宫，是目前渠县境内一处且保存较为完整的祭祀文昌帝君的楼阁式古建筑。
文昌宫前廊两侧厢房，作为贾氏家族的祠堂。如今，该建筑是柏林水库管理处的办公场所。
广汉贾姓也出了一个著名书法家贾承暮。贾承暮，字行可，嘉庆18年（1813）考中进士，官至郎中。
贾承暮曾奉命出使粤东，为官清廉，有较好的声誉。
贾承暮尤其擅长书法，与当时的名臣刘墉（即影视剧中著名的刘罗锅）齐名。
贾承暮著有《绿猗收屋诗草》《诗书礼注释》等。
寻乐书岩外观
苍溪人贾儒珍，乐善好施兴办教育
贾儒珍，又名贾道圆，字聘侯，号山亭，别号知足子，生于嘉庆21年（1816），苍溪县岳东镇人。
贾儒珍自幼天资聪慧，好学上进，20岁时游学成都，遍访名师，博通经史。
贾儒珍在成都办过戏班，做过生意，算是商场上的成功人士。
中年时，因母亲去世，贾儒珍结束在成都的经商之旅，回到老家苍溪县。
多年经商，使贾儒珍拥有了较多的财富。但他对财富有自己的看法：“花无百日红，人无三辈富。与其守财死后埋入地下，不如生时施惠乡邻。”
因此，他把个人财富用在了造福桑梓上，乐善好施，办文化、兴教育，乡人尊称他为贾善人。
道光20年（1840），贾儒珍把位于今苍溪县东青镇，以前乡人所凿的躲避兵乱的两间石室进行增修，又新凿室5间，面积达350多平方米，大家叫它贾家洞。
咸丰4年（1854），贾儒珍在贾家洞创办义学，取名“养正义家”，解释为“蒙以养正”的意思，前来读书的学生数百人。
他又在贾家洞附近的三元岩、东岳场、回龙庵、冦氏祠、柏林观、庄左梁等地，相继建起7所义学，方便附近的适龄儿童免费入学。
贾儒珍的办学理念是：“欲求子孙贤达，各尽孝悌之道，敦伦重礼。”
贾儒珍办学，非常看重师道，聘请教师不分亲疏，任人唯贤。
贾儒珍办义学的校产和经费，绝大部分是自己掏钱，一生共捐置学田100多亩、数百两白银。
为防止捐置的田、粮、银子被截留，贾儒珍多次向官府申请立案，在东岳场刻石立碑为证。
贾儒珍在办学中发现，市场中售卖的学生读本谬误很多，遂在贾家洞口办起竹桥斋，重金聘请10多个饱学之士考订、校正、刊刻、翻印四书五经、《小学集注》及古代名人诗文，投入市场售卖。
贾家洞是一个以“洞之厅堂”为主体的洞群，贾儒珍非常喜欢，在《凿洞志》中说：“夏日如秋，冬日如春。”
他经常住在洞里以文会友，以乐其志，人称寻乐书岩。
他和友人在这里谈诗文、论书法，把佳作雕刻在石壁上，形成一个庞大的雕刻书法群，是国内罕见的书法石刻聚集地。
如今，寻乐书岩里仍保留着镌刻的楷、隶、行、草等字体书写的诗词、匾额、对联、题记150多幅，《四川省志》《保宁府志》中记载负有书艺盛名的作者，就有21人。
光绪15年（1889），73岁的贾儒珍曾将寻乐书岩改名为九思祠。
贾儒珍造福梓里，人们没有忘记他。他死后，当地人在他墓前刻立“布政司都事正五品贾公儒珍字聘侯号山亭寿藏”石碑，至今尚存。
1996年，寻乐书岩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寻乐书岩内景
贾汉复家族：五世齐昌七代有功名
贾汉复，字胶侯，号静庵，今山西曲沃县苏村乡安吉村人。
贾汉复的父亲贾生芝，在当地是善人。《曲沃县志》记载，曲沃交里桥修建于康熙9年（1610），由贾生芝等人四处募化银两，用了12年时间才建成。
在修桥中，曾出现费用不足的情况，贾汉复提供了及时的援助。
贾汉复年轻时性情豁达不羁，明末时曾是淮安副将。清顺治2年（1645）归顺清朝，顺治10年（1653）升任佐领，后历任都察院理事官、工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河南巡抚等。
顺治15年（1658），贾汉复加授云骑尉、兵部尚书，第二年加封为太子太保。
贾汉复很有能力，能切实为民做实事。在河南巡抚任上，鼓励农民垦荒1.8万多顷。
康熙元年（1662），贾汉复任陕西巡抚时，免除了宜川、延安、分州、白土关等贫困地区的部分钱粮，修葺了褒城到宝鸡300公里的栈道，使得川陕交通更加便利。
离任时，他还捐出俸银，疏浚通济渠。
贾汉复很注重文化事业。在河南时，他最早设局纂修《河南通志》；在陕西时，组织当地宿儒重修《陕西通志》，在西安还补刻了《孟子》石经。
贾汉复最为人称道的是注重教育。每到一地，他都兴办书院，培育人才。
在河南开封，他创建贡院，方便乡试；在陕西，他重修被破坏的朐关中书院；在曲沃，他掏钱修建文昌阁，请名儒卫绛山讲学，还捐出500亩滩地以租金助学。
他还把自己建的雨翠庄捐赠出来，创建乔山书院，并刻碑约定，自己的后人不能把乔山书院作为贾家的私有财产，他人也不能占为己有，世世代代都是公产。
他把私产出租，所得租金专门用于曲沃文武生员乡试。他在北京修建曲沃会馆，为曲沃籍赴京的儒生提供方便。
据《乾隆新修曲沃县志·贾汉复传》和贾汉复家族谱系记载，贾家四世同堂、五世齐昌、七代都有功名，家族十分昌盛。
贾汉复有贾国楗、贾国彬、贾国栋、贾国橿4个儿子，女儿贾佳氏嫁给努尔哈赤的孙子安亲王岳乐第八子、护国统领、辅国将军塞楞额。
贾国维家族：书香门第，官宦世家
贾国维，字奠坤，一字千仞，号毅安，江苏高邮州（今高邮市）人。
贾国维出身官宦世家，家世渊源深厚。
一世祖贾思中是河北怀柔县（今北京怀柔区）人，武官出身，明成祖永乐初年因军功升任髙邮卫指挥佥事，被授正四品明威将军。
洪熙初年，贾思中把家迁到高邮，因此被奉为一世祖。
二世祖贾恕，永乐末年升任高邮卫指挥佥事，世袭明威将军。
三世祖贾瑛，承袭指挥佥事职衔。
四世祖贾谦，袭任指挥佥事、明威将军。
五世祖贾震，袭任指挥佥事、明威将军，晋赠镇国将军。
六世祖贾愚，由庠生袭任指挥佥事，历升中都留守，封为明威将军，著有《雪舟诗集》。
七世祖贾席，袭任指挥佥事，后升任山东都司，因征讨海寇有功，升任江淮总兵、前府都督，总理漕务，被封为镇国将军，成为二品大员，是贾氏家族在明朝最为显赫的人物。
贾氏家族前7代人，都是武将，从八世祖贾梦燕开始，逐渐转向文官。
贾梦燕，庠生出身，官至云南道监察御史，赠封朝议大夫。
九世祖贾阳春，贡生，官至潞王府左长史，受封为奉直大夫。
十世祖贾士泰，庠生，在廷试中考中探花（第三名），进入翰林院任编修。
十一世祖贾其音，康熙9年（1670）考中进士，历任浙江丽水县知县、直隶州同知、浙江乡试副考官，著有《雨香亭百四楼》。
十一世祖贾良璧，也就是贾国维的父亲，也是探花出身，进入翰林院任编修。
贾国维是贾良璧的次子，博通经史，善长于诗、古文辞、书法。
康熙35年（1696），贾国维考中举人。3年后，弟弟贾兆凤考中举人解元（第一名）。
康熙42年（1703），康熙帝第四次南巡经过高邮，贾国维呈献《万寿无疆诗》《黄淮永奠赋》，深得康熙帝赏识。
康熙帝召贾国维到船上，亲自出题，贾国维当场创作七律诗《河堤新柳》和五律诗《芳气有无中》，康熙帝龙颜大悦，赐白银20两，叫他跟随入京。
贾国维抵京后，出任懋勤殿纂修。任职期间，贾国维工作认真负责，多次受到康熙帝的赏赐。
康熙45年（1706），贾国维参加会试，不幸名落孙山。
康熙帝特别下旨，赐他为进士，参加殿试，考中探花，进入翰林院任编修、内廷供奉、上书房行走。
这一年，贾国维的弟弟贾兆凤也同榜考中进士。
康熙49年（1710），贾国维出任《佩文韵府》纂修兼校勘官，任《康熙字典》纂修官，对每种书的考核都详尽、明白，深受同事推崇。
在内廷侍奉康熙帝的10多年里，贾国维和家族受到康熙帝多次嘉奖和赏赐，贾氏家族在贾国维这一代达到鼎盛时期。
在文学家戴名世的《南山集》案件中，贾国维受到牵连，被革职。
贾国维回到家乡后，一方面奉养父母，一方面与族人融洽相处。他开拓数亩田地，教授子孙读书，著有《太史算》《望尘集》《毅庵诗钞》等。
贾国维家族在明清两朝400多年里，一共有8人出任武官，30人出任文官，其中进士21人、探花3人、举人7人，可谓是书香门第，官宦世家。
贾桢：曾阻止英法联军进入紫禁城
贾桢塑像
贾桢，原名忠桢，字筠堂、伯贞，号艺林，山东黄县贾家村（今龙口市东江镇贾家村）人，出身于官宦家庭。
贾桢的曾祖贾晖先，廪生；伯祖父贾煜，聪颖过人，考中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后出任广西博白县知县，可惜还没施展才华，37岁就去世了。
贾桢的祖父叫贾焕，父亲贾允升，乾隆60年（1795）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任检讨。
嘉庆6年（1801），贾允升任陕西道监察御史，官至兵部左侍郎。贾允升71岁那年退休，道光13年（1833）病故。
贾允升为人刚正，痛恨官场腐败，关心百姓疾苦，经常上奏为民请命。
嘉庆8年（1803），他上疏《请除外省积弊六事疏》，根据当时社会危害极大的现象，请求从“首慈惠、禁荐托、省官差、除官价、惩书役、申禁令”6个方面申严法令，得到嘉庆帝的重视，大多受到采纳。
贾允升有贾忠桂、贾忠模、贾忠柱、贾桢、贾樾5个儿子。其中，贾忠桂因父亲的缘故，荫补为大理寺右评事；贾忠模考中举人，官至州判；贾忠柱考中举人，官至顺州知州等。
在道光6年（1826）的廷试中，贾桢考中榜眼（进士第二名），进入翰林院任编修，不久升任侍讲。
道光16年（1836），贾桢入值上书房，教授六皇子恭亲王奕訢。
贾桢后历任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内阁学士、工部右侍郎、户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先后任武英殿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主持乡试7次，会试4次。
贾桢最为人称道的是，咸丰10年（1860），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帝等逃往热河，时任京城团防大臣的贾桢受命留守。
面对刀枪，贾桢以超常的勇气，端坐在天安门，阻止英法联军进入紫禁城。
英法联军与贾桢谈判，对他威逼利诱，贾桢都慷慨不屈，最终英法联军没能入内。
咸丰帝驾崩后，6岁的同治帝继位。贾桢与大学士周祖培，尚书沈兆霖、赵光上疏，列举历代皇后协助幼帝垂帘听政的历史，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由此，开始了慈禧太后近半个世纪的垂帘听政。
同治3年（1864），贾桢监修的《文宗实录》《圣训》修成。
同治6年（1867），贾桢70岁大寿，朝廷为他赐寿。不久，贾桢以病请求退休，没有得到同意。
第二年，贾桢再次请求退休，朝廷同意了，照常领全额工资。
同治13年（1874），贾桢去世，朝廷的诏文称他“持躬端谨，学问优长”，追赠为太保，谥号“文端”。
贾桢的儿子贾致恩，官至浙江布政使；贾致惺，监生，恩赠奉政大夫。
贾允升的另一个儿子贾樾，字仲翰，号树堂，道光21年（1841）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任职编修。
在政期间，贾樾体恤民生，对治下百姓照顾有加，减少劳役，深受百姓喜爱。
贾樾的儿子贾致恂，历任光禄寺署正、贵州府麻哈州知州、仁怀厅同知、铜仁府知府等。
贾凝禧家族：福建著名的海军世家
贾凝禧，字紫庭，今福建长乐市人，出身于海军世家。
贾凝禧前5代先祖都是福建三江口水师旗营官员，甚至包括他和家族后世子孙，也大都从事与海军相关的职业。
同治5年（1866），清政府在福州马尾创立船政学堂，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学校，率先引进西方军事教育体制和内容，开创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先河。
三江口水师旗营的许多海军家庭子弟纷纷前去投考，其中包括不少贾姓子弟，贾凝禧也在其中，成为第九届驾驶班的毕业生。
光绪12年（1886），因成绩优秀，贾凝禧作为清政府选派的第三批船政留学生，赴英国留学，专门学习测绘海图、巡海练船兼驾驶铁甲兵船。
贾凝禧在伦敦各国海军学生的验试中，考取最优等第一，与《天演论》作者严复齐名，人称“二妙”。
光绪16年（1890），贾凝禧学成归国，在马尾船政学堂任教，他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深受学生喜爱。
光绪28年（1902），贾凝禧考中举人，出任山东荣成县（今山东荣成市）知县。
贾凝禧曾代表清政府赴美签订国际航海协定，跟随李鸿章赴日、德等国充当翻译，后升任开封府法政大学校长等。
辛亥革命后，贾凝禧出任海军少监、海军部科长，授衔海军中校。著有《天文》一书。
贾继英：中国银行业开创者奠基人
贾继英
贾继英，字俊臣，榆次县（今山西晋中市榆次区）六堡村人。
贾继英的父亲叫贾文明，人称贾秀才。贾继英从小跟随父亲读书，后进入私塾。
长大后，贾继英进入大德恒票号当学徒。掌柜发现他精明干练，有胆有识，善于应对，提拔他为跑街（相当于现在的对外业务经理），常驻太原。
贾继英的社会交往日渐广泛，在太原有了一定的声望。
光绪26年（1900），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太后、光绪帝等出走，曾把行宫设在大德恒总号，受到该票号的隆重接待，慈禧太后非常满意。
此后，贾继英和随驾大臣桂月亭、董福祥等交往密切。
光绪30年（1904），清政府决定试办银行。
慈禧太后特诏贾继英进京，贾继英拟订了设置和管理银行的32条章程，精心选人，组织成立了清朝首个银行——户部银行。
光绪34年（1908），户部银行改名为大清银行。同年11月，贾继英担任大清银行太原分行经理。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总行及在各地的分行相继关闭。
贾继英把大清银行山西分行改组为晋胜银行，成为晋胜银行行长。1926年，贾继英设立斌记五金行，出任经理。
1935年，山西省银行、晋绥地方铁路银行、绥西垦业银行、晋北盐业银行，共同设置山西实物十足准备库，阎锡山亲自兼督理，财政上仍然依靠贾继英，贾继英任经理。
1936年，贾继英看到时局岌岌可危，辞去经理职务。
抗战爆发后，贾继英到兰州避难。
1938年5月，贾继英出任中央银行兰州分行经理，兼任大西北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四行联合办事处主任，还兼任了甘肃省银行督办。
1944年，70岁的贾继英因患肾炎病，在兰州病逝。
儿女们发现，他的遗物只有两瓶白兰地、一根金条和10两大烟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勇
特别致谢
本期贾姓稿件的采访和资料，得到了四川贾姓研究者贾载明先生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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