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辞世，带走了“说书人”的时代。
2011年，单田芳曾出版自传《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以自述的形式从他五岁开始讲起，伪"满洲国"的童年、内战期间举家逃亡、起于草根的评书世家的辛酸和鼎盛、赴京探视被收监的父亲、家庭经历大裂变、"文革"期间受批斗、落实政策、一波三折复出艺坛、赴京艰苦创业等内容首次得到全面披露和忠实再现。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中国工人出版社授权，摘录单田芳自传中的部分内容刊发，以表达对单田芳老先生的追思与怀念。
2003年，单田芳在日本。
说说我的学习情况。经过变故，我的学习大打折扣，从上等滑到中等，再从中等滑落到中下等。一是受我父亲案子的拖累，在学校抬不起头来，老师和同学们都疏远我，开个什么进步会啊、小会啊都把我排除在外，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好像变成了另类，以往那种学习的热情一落千丈，甚至不愿登学校的大门，看见学校的大门就憷头；第二，人大心大，也不一心想求学了；第三，一个人的好坏与环境有直接关系，我经常出入北市场（沈阳），看相声大会听各个名家的评书，打台球，玩克朗棋，下象棋，看摔跤，没事打打篮球，精力全都被这方面占领了，相比之下在课堂上学习太痛苦了，隐隐约约产生了弃学的念头，但是又一想学不念了，将来怎么办呢？思前想后反复琢磨，还得走念书这条路，一个人一旦走了下坡路，想要把心收回来是相当困难的，我咬着牙坚持着念书。
就在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一场大病突然来临，什么病，痔疮。经医生检查必须得动手术，于是我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做了第一次手术，那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的治疗方法，那个疼劲儿就甭提了，动手术跟上刑差不了多少。
就在这时候，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母亲当时已经离开沈阳去了齐齐哈尔演出，离家的时候她说几个月就回来，结果半年过去了，她也没回来，但每个月往家寄三百块钱，由我支配料理。后来又听说我妈不回来了，要跟我爸爸离婚，我听罢这个消息后脑袋都要炸裂了，我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那时全桂大姐经常到我家去，跟我家里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我就问她：“大姐，我听说我妈要跟我爸离婚，这能是真的吗？你跟我妈关系挺好，她是否对你提过这件事？”全桂大姐沉吟半晌，她虽然是个口快心直的人，但对这个敏感的话题，她却支吾了老半天，我一看情况不妙，就连续地追问她：“好姐姐，你知道什么就告诉我吧。”她终于说了实话，她说：“我大姑临走的时候，就跟我说过，她要与反革命的丈夫划清界限，自己另谋出路。”全桂姐还说，为这件事情，她曾再三劝过我妈，但我妈心意已决，不会改变了，全桂姐还对我说：“我大姑走的时候曾向我交代，让我多多照顾你们，因为这是个人问题，我也不便多说，总希望大姑能够回心转意，今天你要不问我我是绝对不会说这件事的。”全桂大姐又问我：“你是听谁说的？”我说：“我老姨夫回哈尔滨了，临走之前，跟我谈过这件事，但是说的不那么实在，他的意思是说我妈这一走可能不回来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你也老大不小了，应该把这个家支撑起来了。打那儿之后我心里就发毛，对别人不便打听，所以才问到你。”全桂大姐说：“人这一辈子，幸福和痛苦都是自己找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你妈那个人是个非常内向的人，她一旦决定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
父亲与母亲
全桂大姐走后，我一头栽到炕上，脑袋昏沉沉的，心里像堵了一团乱麻，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我妈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荒唐的决定，难道她把老小一家人都抛弃了！再说我爸还有两年的时间就可以回家了，难道连两年你都等不及了！当晚我实在憋不住了，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奶奶。开始时我奶奶睁大眼睛，竖着耳朵认真地听着，当她听明白之后，咕咚一声摔倒在地，我妹妹们也哭作一团，像这种家庭裂变外人是难以插手的。幸好我李叔，也就是那位李庆海，给我家来送大米，进屋一看就愣住了，问我：“全子，出什么事了？你们咋哭成这样？”因为李叔是我家的座上客，我们两家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又是我爸爸的磕头把兄弟，在我求助无门的情况下，只好实话实说了，李叔听罢之后，连连叹气，帮着我把奶奶劝得不哭了，他说：“老人家，别难过，你什么风浪没经过，千万要坚持住，也许香桂大嫂过几天就会回来，我们都是朋友，我尽量劝劝她。”
奶奶回了西屋之后，屋里就剩下我和李叔两个人，李叔问我：“传忠啊，你已经十八岁了，也算成年人了，叔叔问你，你妈真要跟你爸离了婚，你怎么办？”我低头不语，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但我心里总在想这不是真的，李叔接着又说：“你读过这么多年书，知书明理，现在离婚不是什么新鲜事，你妈要跟你爸划清界限，自己要求进步，这也是名正言顺的事，谁也无法阻拦。她有她的追求，她有她的幸福，你这么大了，应该有主心骨了，一定要把这个家支撑起来。”李叔走后，我通宵未眠。
第二天，我跟奶奶说我去找我妈，死活也得把她劝回来，奶奶非常支持我，还对我说：“你妈要是不回来，我也去，我给她下跪，一直哀求她心软了，陪她一起回来。”
简短截说，两天后我到了齐齐哈尔，找到文雅轩茶社，当时我妈正在这儿说书，我妈一看我来了，深感突然，头一句话就说：“你怎么来了？”我也没有客气，一反过去在我妈面前那种懦弱的表现，问我妈：“妈，我听说你要跟我爸离婚？这是真的吗？”我妈反问我：“你是怎么知道的？”我说：“沈阳说书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我耳朵里早都灌满了，你干脆告诉我到底是真是假？”我妈长叹一声哭了，好半天才对我说：“既然你问到这儿我就实话对你说吧，我跟你爸已经离婚了。”我说：“不可能，我爸正在监狱服刑，你在齐齐哈尔说书，怎么能办离婚手续呢？”我妈说：“实话告诉你吧，我为这件事，又到北京去过，我一共去了两次，把手续都办完了。”我说：“你骗人，手续在哪儿？”我妈没说话，打开皮包，把离婚证拿出来了，往我面前一递：“你自己看看吧。”
我一看果然是政府颁发的离婚证书，时间是我来找我妈的前三个月，我一瞅就傻了，原本想用眼泪把我妈劝回沈阳，看来木已成舟，一切都枉然了，我呆呆地坐在凳子上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妈接着说：“你来了也好，有些事我要向你交代，今后，你要担起家里的生活担子，因为现在我的收入也不是那么多，按法院判决的结果，从下月开始，我每个月只能供给你们六十块钱的生活费，你就看着安排吧。”我说：“妈，你能不能跟我回沈阳一趟，当着我奶奶和我妹妹们把这件事交代一遍，那毕竟还是你的家，即便你和我爸离婚了，我也是你儿子，我妹妹们也是你女儿。”我妈真是个铁石心肠的女人，虽然也掉了眼泪，但是她斩钉截铁地说：“沈阳我是不能回去了，我要说的话已经都说完了。”任我磨破嘴唇，我妈一句话也不说，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赌着气离开齐齐哈尔，连夜返回了沈阳。
到家后我奶奶还往我身后看了看，似乎在找我妈，当她发现还是我一个人的时候，就问：“看到你妈了吗？”我说：“奶，完了，一切全完了！我妈和我爸已经离婚了，都仨多月了。”我奶奶哭着说：“你去买张火车票，我带着你妹妹们去。”我说：“奶奶，你算了吧，你去也是白去，我妈把离婚证都拿到手了，你除了哭，还有什么办法？”
就为了这件事，我们家弄的是鸡犬不宁，您想想我还有心读书吗？没过两天，全桂大姐来了，进门就说：“听说，你去找大姑去了，结果怎么样？”我毫不隐瞒地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全桂大姐说：“事已至此，你打算怎么办哪？”我说：“在路上我反复地想，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骨气，即使离开爹妈，我也要把这个家支撑起来，按法院规定，我妈每个月要给家生活费六十元，看来基本生活费不成问题，我一定要好好读书，早日参加工作，等我能挣钱了，问题就都解决了。”全桂大姐冷笑道：“那得等到哪年哪月啊，常言说远水难解近渴。”我一听可不是嘛！
全桂大姐又说：“兄弟，别发愁，有困难就找我，我会竭尽全力帮着你们的。”
本来我的痔疮就没有痊愈，由于着急上火，痔疮又发作了，我只好忍着剧痛，用药治疗。正在这时，大学招生开始了，我抱着未来能当一个工程师或者是一个医生的崇高理想，跨入了考试现场。老实说，经过家庭剧变，我上学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根本没有充分的备课时间，想要考上大学，真是难上加难，但我相信那句话，船到桥头自然直，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考试的考场是在沈阳南八条原十一中，经过几天的煎熬我终于把试考完了，至于结果如何，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几天后我的一个最好的同学刁永言来了，我们俩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就没有分开过，两家相距很近，学校有什么事情都是他第一时间通报给我，一进门他就兴奋地说：“老单，给你道喜了，咱俩都考上东工（注：东北工学院）了，你说有多巧，名字还挨着。”我听罢之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问了三个：“真的？真的？真的？”刁永言说：“这么大的事我岂能撒谎，说不定在大学咱俩还是同班同学，这真是缘分。”我问他：“什么时候报到？”他说：“听信儿。”
为了庆祝这一好消息，我还请他在饭馆撮了一顿，在饭店谈着对未来的憧憬，我把一切烦恼全抛开了，可是回到家里看到年迈的奶奶和我那几个可怜的妹妹，想到父母离异的事，方才那种高兴劲儿一扫而光。就在这几天，我家的人事开始大变动，我大伯搞了个后老伴儿，离开我家到丹东去了，非常喜欢我四妹妹的那个小于叔因患肺病回老家山东养病去了，这真是人去楼空啊。
我妈这一走家里没有客人了，出来进去就是我和妹妹们和我奶奶，正在这时候部队里招考学员，我大妹妹林芝考上了铁路文工团，因此家里显得更冷清了，转眼报到的时间到了，刁永言来了，我们俩一起到东工院部报了到。
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的痔疮又犯了，由于这种病太痛苦，动手术好像上刑，我没敢去治痔疮的医院，就找了我家附近的那大夫，因为他和我家关系较好，我让他给我治了治，那大夫检查后对我说：“哎呀，你的病可不轻啊，仗着年轻，要不早就躺下了，我只能给你护理，不能去根儿，要想治好还得去大医院。”我跟他说：“马上开学了，我不能耽误学习。”求他想办法给我缓解一下，那大夫只好给我打了几针，后来还警告我说：“这只是顶药，你要不及早治会越来越严重的。”
不久学校开学了，我和刁永言一起到了东工，真应了他那句话了，果然分到一个班里，班主任可能姓言也可能姓怨，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课程比较简单，第一年主修课是俄语，这是我最苦恼的一门课程，我的外语成绩本来就不好，我一听就头疼，之后就是政治课，我勉强支撑了一个星期。后来病情果然恶化了，我向老师请了假，又去了医院，因为我身边实在没人了，我只好给全桂大姐打了电话，求她帮忙，全桂大姐真是个热心人，接到电话之后，她急如风火赶到医院，一切手续都是她替我办理的，在医院进行了第二次大手术，其中的痛苦自不必说，家里的事医院的事都是全桂大姐帮忙料理，钱也是她拿的。在此期间刁永言到医院去过两次向我通报学习的进程。光阴似箭，我在医院度过了两个月零四天，躺在病床上我是心灰意冷，首先想到的是学习，本来我的学习一路下滑，就很吃力，这一耽误，恐怕更追不上了，原本厌倦学习的心情一直萦绕着我的心。
好不容易盼着出院了，刁永言又来到家里看我，他说：“老师问过你几次了，你再不上学恐怕真的就被落下了。”我跟他说：“永言啊，你看看我的情况，现在我连腰都直不起来，一天要换几次药，怎么上学啊？你替我向老师请个长假吧。”刁永言长叹一声，答应下来。虽然我回家了，生活不能自理，也不能让我老奶奶太费劲，饮食起居还是全桂大姐照顾，为此我于心不忍，我说：“你老来我家就不说书了？”她说：“小事一桩，少挣点钱算什么？”有道是千里姻缘一线牵，通过几年的接触我和全桂大姐产生了一定的感情，与其说是感情还不如说是依赖性，之后我们越走越近，她居然成了我家中的成员之一。
单田芳和老伴王全桂，女儿及三个妹妹。
正在这时候，我那位李叔李庆海到我家来看我，看到我家四壁凋零的样子非常伤感，现在在我的眼中他就像我父亲那样亲，我向他诉说了我心中的苦恼，李叔也伤心地掉下眼泪。我首先提到的最大的苦恼是学习问题，如何才能把这五年的学习坚持下来？家里的情况怎么办？李叔语重心长地说：“传忠啊，你还记得吗？我说过我非常喜欢你，如果你愿意说书，我愿意收你做我的徒弟，把我身上的本事全传授给你。”这话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过了，过去全都不以为然，我总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念了这么多年书，怎么
可能放弃了去说书呢？但这次我的确动了心。
李叔说：“孩子，就凭你们家的现状，你能读完五年大学吗？即使你真的大学毕业了，又能怎样？当技术员？或者是见习工程师？每个月的工资也不超过百元，与说书比起来差多了，你现在唯一要考虑的是经济收入问题，有了钱才能养家全小，再者一说，说书人大多都是没有文化的人，都凭着口传心授，你读书读了这么多年，在这个行当里就算是状元了，假如你能把这些传统剧目全都记录下来，整理出书，不也是一大贡献吗？学什么工？我看干老本行比什么全强！这是咱两家不外我说的心里话，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李叔走后我通宵未眠，思考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全桂大姐又来了，我把李叔的话对全桂说了，征求她的意见，她完全赞同李叔的说法，她说：“我们已经走到了一起，我在外边说书，你去读大学，这就叫分道扬镳，如果你同意说评书，我们就是同路人，你如果拜李叔为师，你的造化也不浅，那也是一位大艺术家，轻易不收弟子的，他能主动向你提出收你为徒，这也是你的福分。”
我心中的天平一下倾斜了，于是决定放弃学业从事本行。几天后，刁永言来了，他真是个好学生，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把我的教科书、讲义以及学习的课本全都送到家里来了，我对着课本冷笑一声：“永言啊，我不念了。”他听罢之后就是一愣：“你说什么？”我说：“我想放弃学习从事老本行了。”刁永言低着头能有三分钟没有说话，后来他长叹一声：“看来你的情况也只好如此了，掏心窝子说我有点儿替你可惜。”我也沉默了良久，打那儿之后，我们两个人再也没见过面，直到今天。
又过了两天，全桂把我李叔找到家，我们三个人吃了一顿家宴，都是全桂掌勺，我恭恭敬敬跪在地上给李叔磕了响头，提高声音、鼓足勇气说声：“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李叔惊讶地把我拉起来：“小子，你决定了？”我说：“是。”李叔把大腿一拍：“哎！这就对了，我怎么看你怎么是个说书的料，只要你用功，前途不可限量。”之后他又说，“月末我去营口演出，你既然不念书了，最好跟着我一块去。”全桂大姐说：“我也去。”三人会议就此拍板儿。
单田芳的奶奶和四个妹妹（林芝、林华、林荣、林玉）
之后，我把这件事对我奶奶说了，我奶奶虽然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也无言以对，为了家庭的生活她也无奈地答应了，我把家里头做了安排，给我奶奶留了钱，现在我们这个破碎的家只能靠这位老人执掌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54年的初冬，我们踏上了去营口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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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外卖平台发布的《2019大学生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显示，今年暑假全国共有9896名大学生成为该平台的兼职骑手。这些大学生骑手并非都是生计所迫，其中38%的人出于体验生活的动机选择了这份兼职。
每逢毕业季，“大学生就业”都成为热门话题。短期来看，我国就业市场供求关系依然具有结构性矛盾，劳动岗位相对短缺的现状难以迅速改变。如此一来，大学生观念和行动的转变、大学办学理念的改进，都需要在更高层面上加以指导。
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倡导“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阶层对文化和教育的垄断。但是，传统教育始终还是奢侈品。老百姓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人哪怕落魄如孔乙己，也不愿脱下那袭象征身份的长衫，跟“短衣帮”混在一处。但是，今天的大学生，如果还抱着“目无下尘、宁缺毋滥”的择业意识，就有些不合时宜。一位“未出茅庐”的大学生兼职送外卖都能实现“月入过万”，当然会让“啃老族”脸红。事实上，在今天的就业市场，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办公室里普通文员的薪酬收入、社会声望和职业成就感，未必比建筑工人和育儿月嫂高；建筑工人和育儿月嫂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技术，也不比办公室文员少。
在一些高等教育普及的发达国家，高学历者投身各行各业已成为择业常态，售货员、水管工、汽车司机甚至农民，很多普通劳动者都是大学毕业生。这一现象同样也将在中国大学生的择业就业中出现。随着越来越多高学历者加入，带动知识、智力、新思想、新观念注入，传统的体力劳动行业也有望得到系统更新，成为更具知识和技术含量、具有高附加值的新业态。
人才、知识、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的更新，对传统行业具有“点石成金”的效应。譬如，餐馆外卖送餐并不新鲜，但在传统业态下，它只是餐馆的一项附属业务，小打小闹、难成气候。当它成为大学生创业领域后，高知群体带来了互联网技术运用，加上规模化、组织化运营，外卖送餐很快成为一个庞大行业。这种“点石成金”的魔力，不局限于外卖行业。从种植业到养殖业，从手工业到简单制造业，从交通运输业到家政服务业，几乎每一个传统行业，都能因为人才、知识和技术的注入而获得新生。
大学生兼职骑手让人钦佩。在他们身上，体现了新一代青年活跃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和敢于行动的勇气。大学不应该“筑起围墙办学”，围墙不只是物理隔离，更是一道文化隔离，容易造成学生与实践脱节。如果学生有大量机会接触社会，在社会实践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他们就能一边获得知识，一边增长才干。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更加了解自我、了解职场，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确发展方向，在未来人生发展过程中，他们将更加游刃有余。
(来源:光明日报)
伟步
广东是中国第一侨乡大省，华侨华人的祖籍地遍布广东各地，而且在海外呈现家族式、地方性聚焦的特点，例如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华侨华人主要来自潮汕地区。北美、南美的华侨华人主要来自广东五邑地区，即台山、鹤山、新会、开平、恩平等地，当年主要以契身工或者“卖猪仔”的方式到北美做矿工、修铁路。广东客家人则在非洲和东南亚定居，例如在新马挖锡矿、割橡胶等。因此，广东华侨华人在海外形成了三大会馆：潮州会馆、广肇会馆以及客家会馆。
本文以广东五邑地区的海外移民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广东以至全国侨乡民众移民心理与回流困难，希望通过田野调查与入户深度访谈，更深入地了解侨乡民众与华侨华人家庭的信息联系方式、移民意愿以及乡土文化传承等情况，为华侨华人工作提供启发，也帮助国内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侨乡文化与社会结构。
广东侨乡信宜市镇隆镇旧街
广东侨乡的社会结构与乡土传统
据不完全统计，海外华侨华人数量6000多万，有2000多万来自广东。来自广东的华侨华人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与角色。例如，许多国家均设有潮州会馆。这个社团组织在传承中华文化，传播潮汕文化，凝聚华人力量，增进华人社会共识，解决华人社会内部矛盾，增强与当地政府的对话能力等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广东地理位置面向大海，濒临港澳，受到近现代港澳殖民地的思想影响，又基于家乡的贫穷与落后，光靠租用地主的土地，已经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与此同时，大量广东人跟随传教士走南闯北，增加了见识，也了解了外面的世界。这些早期跟随传教士奔赴海外的华侨华人，可以说是近现代广东华侨华人最早接受西方文化洗礼，最早移民海外的群体了。他们在海外经过一番拼搏，落地生根后，回乡又带走一部分乡亲，从而形成宗族式、同乡同村帮带现象，构建了广东侨乡整个宗族、整村青壮年移民海外的历史。
早期广东华侨华人在海外白手起家，勤劳致富，对当地的经济起到了重要的开拓作用，例如马来西亚叶亚来，来自广东惠阳，是吉隆坡开埠功臣。广东操白话的广府人从马来西亚巴生河口上岸，逐渐在吉隆坡各地落地，不仅为自身生存与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且也推动了吉隆坡以至马来西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广府人在巴生、吉隆坡等地扎根，逐渐形成了宗族性、同乡村民群聚形象，并依照宗族的方式建立祠堂和书院，以壮大本宗族的力量，增强生存与发展能力，形成华侨华人帮派现象。
1955年，一名中国妇女在马来亚吉隆坡郊区一个新建的房子外面刷墙
由于封建制度的束缚，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广东人生活在山多地少的环境中，土地被地主所占用，可耕用的土地稀少，但人口众多，沉重的佃租迫使广东人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外界。
与此同时，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西方殖民国家在世界强占土地，掠夺财富，需要大量人口开垦土地，为西方殖民国家提供丰富的原材料与其它工业矿物质，人多地少且能够吃苦耐劳的广东人因此成为西方殖民国家引入殖民地的首选。
印度尼西亚邦加岛盛产锡矿，为了开采这些金属，在缺乏现代化机械的时代中，只有靠人力才能开采。于是荷兰殖民政府通过中介和帮办，以哄骗加挟迫等手段，把梅州地区的客家人引入到邦加，为荷兰殖民者开采锡矿。客家人因为长年高强度的劳累，以及恶劣的劳动环境得不到应有的休养，再加上疾病折磨，很多人因此悲惨地死去。但即使如此，海外充满淘金机会与工作机会，仍然吸引着想发家致富的客家人代际移民，从事各种艰苦的劳动，以获得发展机会和供养中国的亲人。
广东侨乡的经济作物不多，农民一般从事水稻、甘蔗、柑桔等农作物的生产，一年到头来，辛苦耕作，却无法裹腹，有时遇上旱灾，地主催粮着急，农民不得不卖儿女换钱，以支付土地租金。工作机会稀少，残酷剥削盛行，促使广东侨乡民众不再愿意为地主做牛做马，宁愿背负沉重的借贷，甚至签上卖身契，也要出国谋生，从此踏上了一条移民道路。这种移民方式，贯穿了广东近代向外移民的历史。
数千年的农耕文化，造就了农民群聚的生活方式，坐大了宗族力量。个人依靠宗族力量，才有更大的发言权，才能寻求利益的保护。宗族力量由此介入公共生活，甚至进入个人空间，增强了同姓宗族力量在海外强大的话语权以及决断权。同姓相帮，同村相护，乡规民约深入人心，促使广东侨乡移民在海外形成同姓群聚，建立同姓宗族社团，并逐渐制定起完善的规章制定，一方面约束每个个体的行为要合乎宗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又通过宗族的力量，增强宗族在华人社会当中的话语权、竞争力等。例如笔者所访问的广东霞路村，赵姓居多，在纽约成立了“赵氏宗亲会”，以弘扬赵氏文化传统，建立经济互助制度。
1949年后，广东人移民海外的数量有所减少，而且国家也禁止各种非法偷渡行为，但是移民现象仍然存在。改革开放后，国家重新制定了移民相关制度，广东侨乡民众利用海外亲人的关系，或申请海外工作机会，或申请移民定居，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又兴起了一股移民潮。
婚配式移民与家庭内成员链条式移民
1949年后，由于向外移民基本被遏制，导致华侨华人与国内亲人的联系出现不畅的现象，移民出去的华侨华人经由村中媒人牵线，与村中女孩完成婚配的方式也因此中断了数十年。待到改革开放后，国家放松了移民的制度，早期移民出去的华侨华人急迫回乡寻找未婚女孩结婚，以增加海外家庭的劳动力，甚至为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此时，以婚配移民的方式大量涌现。大量为寻求更好生活条件与环境的侨乡女孩纷纷嫁给华侨华人，出国谋生，并为原生家庭提供收入，一旦在海外站稳脚跟，回国时就把家庭其他成员带出国外，或者在海外提供法律文件，帮助家庭成员移居海外，从而形成了家庭内部的扶助机制。
广东省江门市开平碉楼与村落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侨乡民众的生活来源渠道与经济收入非常有限，生活水平较低，工作机会很少，能够嫁给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完成“上嫁”，是许多家庭与女孩的心愿，也是一件有面子的事情。许多家庭通过联婚华侨华人而获得改善家庭经济条件的机会，而女孩也通过这种婚配方式，实现“上嫁”的愿望，实现留洋目的。
比如笔者选择的入户调研的两个乡村——霞路村、文楼村。村民移居海外就是通过婚配方式成功赴海外定居，并通过各种亲属关系，帮助其他亲属移居海外。霞路村民有4050人，1100户，70-80%是赵姓，曾做过美国国会众议员的赵美心的祖先就来自这个村子。此村赵姓村民自称是南宋皇族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受元兵追击时不得已选择在此村落脚，从此繁衍生息。村民主要靠种甘蔗、养鱼等为生。该村村民数量与移民海外的华侨华人4000人的数量接近，说明此村村民曾经热衷于移民。
文楼村，吴姓居多，现有村民4000人，1180户，但却有8000多人在海外，村民只有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数量的一半。这也反映此村村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纪兴起一股移居海外的热潮。移民的方式一是婚配方式，二是亲属帮带，即成功移居海外的女孩为其在中国的父母申请绿卡，然后其父母为其他子女申请移民海外，也有一些女孩以其他原因申请兄弟姐妹移居海外。
据笔者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移居海外的女孩基本采取这种婚配方式。有些女孩嫁给厨师，给丈夫打下手，经过拼搏，开起了小餐馆。一些女孩与丈夫一天打1-3份工，辛苦生活。一些幸运的女孩嫁给经商的华侨华人，在杂货店做起老板娘。由于国内与国外存在较为明显的生活水平差距，外嫁是一个家庭与一个女孩的荣耀，也是许多家庭向往的改善家庭经济的重要方式。当然，一些女孩由于存在信息差的原因，受到媒人的蒙骗，对外嫁的男孩不太了解，也不太了解外嫁的家庭的真实经济条件，甚至嫁给一些上年纪的华侨华人，待到她们出国后，才发现真实情况，陡生悔意，但生米已经煮成熟米，只能将就生活，接受现实。
不论做哪一个行业，这些外嫁的侨乡女孩都经历了艰苦的岁月，最终通过岁月的洗礼，开出鲜艳的生命之花，逐渐改善了生活，也把下一代培养成才，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个人夙愿。
教育大量投入与后代社会阶层流动
在入户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移民出去的乡亲，在培育孩子方面舍得花钱，而且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才。例如，霞路村一户姓赵的女儿，不仅用双手改善了生活环境，把双亲接到美国生活，而且培养了一位博士、一位本科。只是这位姓赵的夫妇无法适应美国的生活，而选择回乡安度晚年，而且放弃了绿卡。他对笔者说，美国绿卡对他来说没有任何用处，还是选择回乡生活。文楼村的一位80岁的阿婆，被儿子接到美国生活，由于生活不便，她在美国生活了三年后，选择回国，放弃了绿卡，住村子里的老房子，其儿子请了一位保姆照料她的生活起居。
在美国，人才竞争激烈，中国移民虽然可以凭借自己的勤奋，获得改善生活的机会，但是由于缺乏文化与学历，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这种状况迫使移民思考如何改变底层地位，挤入上层社会，至少可以离开依靠没日没夜的工作才能换来生活收入的环境。他们希望后代不要重走他们的老路，能够出人头地，开启新的生活。
据笔者调查，移民海外的乡亲，都不愿意孩子像自己吃没有文化的苦，因此非常重视教育，在孩子身上投放了许多精力和金钱。因此，许多在海外出生的孩子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甚至有些孩子毕业于耶鲁大学等名牌大学；有些孩子更厉害，取得博士学位，实现了阶层向上流动的目标。
在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看来，教育是改变自己家庭命运与孩子未来的唯一出路，因此，只要孩子愿意读书，他们都会倾其所有，砸锅卖铁也要供养孩子上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移民的骨髓中。他们为孩子的成就感到骄傲，而且还向他人炫耀自己孩子的成绩，以及在名牌大学深造的情况。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不少移民家属提及孙辈甚至曾孙辈的学习情况，以及在名牌大学读书的成绩，一种欣慰之情油然而起，觉得自己的儿女终于有出人头地之日。
从笔者的调查情况来看，移民家庭普遍把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因此，垦荒牛的角色，以及为后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案例比皆是。
信息流动与新媒体使用并未改变他们的乡土文化与中国认知
在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掌握信息的多少，会影响他的财富生产能力。那么移民会不会与新媒体的接触而接收到更多的信息，因此增强了与外界互动的渠道，通过了解外面的世界，敏锐地感知外面的动态，而获得更多的致富信息？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信息流动与新媒体的接触有助于改善使用者的信息环境，但是却对使用者致富不会提供更多的帮助。移民很少使用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浏览信息，反而使用微信等社交媒体与还在中国的亲人通话。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交媒体只是减少与亲人通话费用，增进感情的工具，与财富生产并没有形成密切关系。新生代华人倒是经常使用脸书、推特、油管等社交媒体，浏览美食、旅游等信息，然而对于当地的政治生态，他们却比较冷漠。这说明，第一代移民并没有因为使用社交媒体，而改变了他们的乡土文化，也没有因此增强致富能力。笔者调查发现，他们没有受到当地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影响，而改变对中国的认知。这可能与他们缺乏闲余时间，不懂英语和当地语言，或者使用当地语言的能力有限等原因有密切关系。然而，对于在国外出生的华人新生代而言，由于母语教育缺失，他们不积极参加华人社团，对中国的感情远不如第一代，而且这种感情日渐消退。
汀江圩华侨近代建筑群（梅家大屋）
虽然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使用，并未给移民提供诸多致富的信息，但帮助他们不会生活在信息孤岛中，不至于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中落伍。他们也从社交媒体中获得所需要的信息，例如，通过与在中国的亲人通话，他们得知中国的发展以及乡村的进步。
在访谈中，笔者得知，一位姓赵的华侨华人家属，拥有大约200平方米的宅基地，正屋一间，杂间一间，院子大概上百平方。环境整洁，居住舒适，比城市居民好上不知多少倍。他们的居住环境，也令笔者颇为羡慕。或许侨乡发生了巨变，一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落后景象，许多已经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产生回乡的念头，但是又担心回国找不到合适工作，无法适应国内环境，无法与他人竞争等，一些人看到家乡的变化以及经济发展，则心生后悔之情，但世事难料，当年他们一无反顾地选择移民，在海外落脚，却没有预料到三十多年后，中国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和进步。她们想回国的念头越来越强，却遇到许多原因的阻碍，这既说明国家的发展对她们产生了吸引力，也说明中国现行的一些接受华侨华人回国的政策影响了海外移民的回流。华侨华人想回流的现象说明，要想得到华侨华人的支持与拥护，说来说去，还是发展的问题。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羡慕国内的生活环境，基本对中国没有产生负面的印象，一些新生代回乡后，也能接受农村的生活环境，这既说明农村环境得到了有效的建设，也说明海外的生活并未减少第一代移民对中国的感情，消减他们内心当中的乡土文化。只要中国能够切实维护他们在海外的权益，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帮助他们反对种族歧视，那么无论他们在国内外还是国外，都会拥护中国政府。我们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就有坚实的基础。
正因为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进步显著，现时期侨乡女孩移居海外的意愿大减，甚至没有女孩愿意嫁到海外。据霞路村的村委书记介绍，现在十个女孩当中可能会有一个愿意通过婚嫁的方式移居海外生活，这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情况大不相同。村委书记说，当年女孩想要的东西，例如改善经济条件等，现在基本上能够实现，甚至得到的东西比过去还要多，而且女孩家庭的经济面貌已经大为改善，所以通过“上嫁”，牺牲自己的命运来改善家庭环境的社会背景已经不复存在，再加上现时代女孩都接受过教育，个性独立，更不愿意草率嫁给一位不了解的丈夫。由于经济环境得到极大改善，父母也不愿意女儿远嫁，因此女孩通过婚嫁移居海外的现象已经萎缩得非常严重。
“再中国化”的可能性
随着中国的发展，许多移居海外的华侨华人社会当中出现了一种“再中国化”的现象。这是基于一种获取利益与乡土文化混合而成的移民现象。许多中国人移居海外，但社会化的背景使他们无法在海外感受到安全，因此不得不筑起文化长城来保护内心的不安全感。
文化的阵痛与精神的悬空，时时困扰着他们的精神生活。以前，为了良好的物质生活环境，他们不得不忍受文化冲突而造成的精神伤害。然而，如今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侨乡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升，这就导致许多华侨华人不再愿意以牺牲精神生活而换取物质生活的改善，产生了回流中国的念头，但是这种“再中国化”的现象在现实的身份转换实践中，却面临到许多国籍回归的现实问题，同时会制造新的国际政治问题，甚至会引发国内民众强烈的反应，“再中国化”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海外生活着超过6000万的华侨华人，中国不可能全部接纳，现实环境也不允许中国采取这样的政策。然而，移民的全球化趋势，以及引进人力资本的渴望，又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打开接受移民的大门，“再中国化”现象使中国处于两难的境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人口不断萎缩的数十年之后，这种“再中国化”或许成为现实。
（作者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疫情期间海外华文媒体铸牢华侨华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项目编号:20VMZ003】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顾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