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夏丽柠
捷克作家弗朗茨·卡夫卡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传奇。出生于犹太商人家庭的卡夫卡，享年仅40岁，从21岁开始写作，只出版了四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其他作品皆未发表或未完稿。然而仅仅是这些屈指可数的出版作品，却为卡夫卡圈粉无数。他的小说《审判》《城堡》《变形记》，仍然是当代文学青年热读的对象。
《卡夫卡的卡夫卡：弗朗茨·卡夫卡的163幅画作手稿》 [奥]弗朗茨·卡夫卡 [瑞士]安德烈亚斯·基尔彻 [美]朱迪斯·巴特勒 [瑞士]帕维尔·施密特 著 曾艳兵 曾意 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正是由于文学作品中的现代主义特点，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赛尔·普鲁斯特、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与另外两位不同的是，卡夫卡利用荒谬与真实相结合的手法，呈现出来的文本有点“用魔法打败魔法”的韵味。就像卡夫卡这个人，如果读者真的认为他懦弱、没有力量，那也未必真正看懂了他的作品。
我们今天要谈的并不是卡夫卡的小说，而是作为文艺青年的卡夫卡的另一个特长，或者说是爱好：绘画。在《卡夫卡的卡夫卡：弗朗茨·卡夫卡的163幅画作手稿》中，瑞士学者安德烈亚斯·基尔彻通过对卡夫卡遗留画作的整理与分析，从传记的角度，带领读者认识了一位调皮、风趣，可能还有一点点动人的卡夫卡。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对卡夫卡画作的长文导赏，也为本书增色不少。
近一个世纪以来，世人对卡夫卡的绘画鲜少关注。2019年，卡夫卡的大约150幅作品在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公开展出，他的读者以及文学研究者才得以详细了解到这些画作所经历的战乱、版权纠纷等鲜为人知的故事。卡夫卡画作的辗转与他的遗产继承人马克斯·布罗德的人生境遇以及他对这些作品的价值认知息息相关。
上半部画的是卡夫卡的母亲，下半部是卡夫卡自画像
从卡夫卡速写本中剪下的人物
布罗德是卡夫卡的学弟、终身挚友，为卡夫卡遗作的整理出版、作品推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是他笃定地认为，除了小说，卡夫卡的绘画也应该在艺术史上取得一席之地。尽管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卡夫卡的绘画仅仅是画在速写本、旅行日记、书信、明信片上，或者只是日记和笔记本中的一些残片，但布罗德坚持认为卡夫卡的画不仅具有独立的艺术性，而且对其文学作品也有一定的阐释作用。
1952年，布罗德将卡夫卡的两幅小画卖给了维也纳的阿尔贝蒂纳博物馆。被杰出博物馆收藏的喜悦，令布罗德倍感振奋，对卡夫卡的绘画推广更加不遗余力。只可惜，布罗德于1968年去世，他的财产继承人是女秘书伊尔莎·霍夫及其两个女儿。霍夫家族对卡夫卡没有兴趣，遗留的画作少部分被变卖，大部分被存在苏黎世银行的保险柜里。卡夫卡的家人经过十年诉讼，才要回了卡夫卡所有作品的版权。
这不禁令人联想起《变形记》里，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格利高尔变成甲虫后，即成为了家庭的负担和丑闻，一家人都摆出嫌弃的样子，直到他孤独地饥饿而死。你可以视格利高尔为卡夫卡笔下的代言人，讽刺的是，在卡夫卡去世100年后，他的家族仍可以享受“被嫌弃的他”所留下的财富。更有趣的是，卡夫卡死前让布罗德将自己的手稿与绘画一并烧毁。如果是那样的话，世间不仅少了一位文学大师，卡夫卡家族更要痛失一大笔财富。
从卡夫卡速写本中剪下的人物
从卡夫卡速写本中剪下的人物
卡夫卡的画是否具有艺术性或是某种美学意义？仁者见仁。至少，安德烈亚斯·基尔彻在本书中对卡夫卡的速写给予了充分肯定：“卡夫卡的画通常只用几笔表现人的脸和轮廓。其中的表情和态度不是静态的，而往往是动态的，有时人物就像在运动般朝一侧倾斜，采用侧面视图，通常是从右到左地移动。”这种流动性被阐述为犹太裔游牧式的叙事方式，因为他们无法与任何场域或土地建立联系。落实到个体，这是一种彻彻底底的不安全感。
书中有一幅小画特别有意思，上半部画的是卡夫卡的母亲，下半部是卡夫卡自画像。母亲的眼睛是模糊的，卡夫卡眼睛画得清晰却无助。英国作家里奇·罗伯逊在《卡夫卡是谁》中描述卡夫卡的母子关系时写道：“卡夫卡感情脆弱不仅缘于父亲的支配，还因为母亲早就不再关爱他。”显然，在我们看来，卡夫卡是信手涂鸦，可对于卡夫卡本人，那是心流在涌动。那些书信中的随手涂抹与旅行中的绘画手记，是他不经意间为心灵而开的一扇窗户。
卡夫卡曾经一度激烈地反对出版社为他的小说画插画，认为有误导读者看图说话之嫌。可他并不知道，多年后，他的小说被数度以现代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以美国导演汤姆·吉本斯的《饥饿艺术家》和美国女导演卡罗琳·丽芙的《变形记》尤为知名。如果卡夫卡还活着，是否会认同动画中的人物形象，不得而知。可我相信，这些小说中的形象，只有卡夫卡自己画出来的，才是最好的。因为作为画家的卡夫卡，从没想过讨好别人，他的画作只对自己倾诉。（夏丽柠）
来源： 文汇报
柠简介：作家，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创作研究所所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长篇小说《三城记》，长篇童话《神脚镇的秘密》，中短篇小说集《幻想故事集》，学术著作《土地的黄昏》《文学与快乐》等。
张 柠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93年2月18日，华东师范大学第九宿舍625室，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和张柠等人在畅谈文学遭遇到的危机。这次寝室中的对话就是后来被收入多种当代文学批评选的那篇著名论文《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张柠也开始以批评家的身份走入中国当代文坛。25年后，他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三城记》。甫一问世便引起了大家的好奇，他的小说语言会不会像文学评论一样理性十足？小说研究的功底能帮上创作的忙吗？
将笔触延展到广袤的天地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左手理论、右手创作的大家不胜枚举，鲁郭茅巴老曹都是精通文学批评的杰出作家。然而在今天，作家与学者之间的界限似乎越来越分明，以至于学者写小说一时成为文坛新闻。近年来，吴亮的《朝霞》、李陀的《无名指》、於可训的《地老天荒》等长篇小说的出版似乎掀起了一股知识分子创作热潮。
在张柠看来，这种现象不足为怪：“我觉得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有两种：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写评论主要靠逻辑思维，而文学创作需要调动形象思维。一个人的大脑就像一个双屏手机，可以互相切换。”尽管二者之间的差别显而易见，张柠却可以没有障碍地自由转换。“学术思维逻辑性强，同时还要准备材料，泡图书馆，坐冷板登，最后通过论证得出结论。而在文学创作时，场景、人物、动作、画面等等会不断在我大脑中出现，接着我会把这些转化为一种比较合适的文学语言在纸上或电脑上呈现出来。”
虽然两种思维、两种身份有方方面面的区别，但却统一在同一个人身上。作者与叙述者思想背景、语言表达、情态口吻的接近，对于初次尝试长篇小说写作的学者型作家来说，更便捷、也更容易抵达真实。《三城记》以当代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以大学校园、报社、文化沙龙等为叙述场域也就不足为怪了。
但张柠并不满足于此。“不是说不能写自己熟悉的人物、环境、身边发生的故事，仅仅写这些是不够的，一切要以人物性格的展开、故事的推进为准则。”张柠说。他写了大学校园、报社、文化沙龙，更将笔触延展到广袤的天地中，“我的主人公要在哪里生活，我就必须选哪个地方写。顾明笛身上有一种不断探索、寻找、突破现状的精神特质，对外界有好奇心。因此我写到了他到草原采访、到农村体验生活、到工人夜校给工友补习等很多象牙塔之外的生活。”
知识分子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往往希望借助人物表达看法，发表议论，而处理不好则会造成小说语言异化成学术语言，让读者“出戏”，影响阅读体验。“为什么有人把评论家写小说当作贬义词？原因就在于观念先行、议论太多，人物和作者是两张皮、一张嘴，人物成了作者的传声筒”，张柠说，“鲁迅的《呐喊》《彷徨》，杨绛的《洗澡》在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这些大学问家的小说里都有议论，但却没有掉书袋子的感觉。”
为了克服这一学者型作家常出现的问题，张柠把重点放在表现人物行动上。批评家贺绍俊认为：“小说中的乌先生提出一个‘行动哲学’，他主张，关键是要有行动，要去做。这个行动哲学一下子把顾明笛征服了。乌先生的观念里有作家的影子。”
克制抢人物话筒的冲动才能做到这一点。“写作时首先要把学者身份放弃，让人物占据你的大脑，通过智慧性的话语和人物的动作、性格来呈现，而不是议论，而不是说自己的”，张柠说，“有时为了塑造人物形象，需要讨论一些深奥的问题，但不能有学究气。比如我把德国留学回来的哲学博士卫德翔谈什么是哲学那段话，转化为普通的口语说出来，不懂哲学的人也能看懂。”
《三城记》写了很多知识群体之外的人物，这缘于张柠对知识与智慧的不同看法。小说可以通过写知识群体传递知识，但真正的智慧并不完全掌握在知识分子手中。张柠认为，“有知识不意味着有智慧，很多民间人物更有智慧。你看工友夜校的农民聊天，谈到为什么强忍着乡愁留在城市？为什么最终还是要回家去？死后葬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要跟爷爷奶奶、父母亲葬在一起？我写那部分写得自己都哭了。”
顾明笛到工友夜校和农民工聊天后，“被工友们叙述中的深厚情感打动了，又被他们貌似日常实则充满形而上品质的语言惊呆了。它不安中有沉着的一面，质朴中有深情的抒发，戏谑的腔调背后包含着严肃问题，比如生存困境和死亡焦虑。”这不仅是顾明笛的感受，也是张柠的感受。
描画当下青年不同的精神侧面
青年历来是文学家关注的焦点。《沉沦》中的“我”，子君、涓生、高觉新兄弟、林道静、梁生宝、孙少平兄弟等人物组成的青年形象谱系更成为时代的缩影，定格在文学史中。近年来，涂自强、陈金芳、张展等生动呈现出社会转型期青年一代的苦闷、彷徨、执著与探索。青年走在时代的前列，最敏锐地感受着时代的脉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写青年就是写时代。在这一点上，张柠的《三城记》与这些作品一脉相承，共同描画当下青年不同的精神侧面。
主人公顾明笛出生于上海的小康之家，作为一个典型的“80后”，他们这代大城市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早已解决了温饱，占据心灵的首要问题是精神问题。“顾明笛是当下中国城市青年的一类典型。与《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孙少安兄弟那种‘逆袭式’的人物不同，他的目标不是世俗的成功。考上大学，拿下一个博士学位，有一个城镇户口、稳定的工作，或者去赚钱，这些对他都不重要，他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有一种对完美人格的想象，他追求的不是外在的价值。”张柠这样评价自己笔下的人物。
小说开篇即讲到了顾明笛对生活现状的不满，他不安于在公园管理处浑浑噩噩混日子，而是醉心于文学创作。尔后又发现创作遭遇到难以逾越的瓶颈，于是北上京城投身媒体行业，去了解广阔的社会生活。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对象牙塔内的生活重燃向往，而进去之后才发现这里早已不是一片净土，书斋生活亦充斥着虚伪，由此遭遇精神危机。之后南下广州，体验到岭南城市生活的活色生香。可以看到，顾明笛的游历，背后的推动力并不是个人事业的追求或两性情感的羁绊，而是寻找自我的冲动。
“这一代青年在寻找自我。顾明笛作为其中的代表，一直在想象自己应该成为一种什么样的人。我想反映出他追求完美的过程和过程背后强烈的自我意识，后者是他人生轨迹变化背后的推动力”，张柠说，“不表现出这些，很多人就不理解，你在上海好好的，有房子又有工作，为什么要辞职？”
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顾明笛经历了中国最重要的三座城市——上海、北京、广州。在这里，他看不同的风景，经历各种各样的事，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遭遇可期或无望的爱情。这成为很多人把《三城记》看作成长小说的原因。正如张柠所说：“我是把《三城记》当作“80后”的精神成长史来写的。”
经历了这一切的顾明笛真正成长起来了吗？“顾明笛作为巨婴出现，经过上海、北京、广州，最后成长为健壮、健全的人，他离开了母亲，从一个‘妈宝男’走向民间、人民和更广阔的天地，成为一个能够和整个火热的时代形成某种关系的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评价说。
不过，顾明笛身上的“巨婴”特点也使他的成长受限。“顾明笛像一个巨婴，导致他最后几乎没有成长的原因是他没有遇到过大奸大恶，也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陷入了鲁迅所说的‘无物之阵’。”《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顾建平说。
作家徐则臣认为：“顾明笛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多余人’，在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时候会选择逃避。”
这种逃避性正是张柠心中理想型人格的特质之一。“顾明笛的性格自始至终有一种逃避性，他倾向于回归土地，动不动就钻进睡袋，土地、睡袋是子宫的隐喻。他身上具有一种返回母体的冲动，而这正是理想型人格的特征。无论是屈原、陶渊明，还是贾宝玉、顾明笛，潜意识里都有这种因素。”
或许，人物背后的反思力量与勇于行动的精神更为难能可贵。一句话，成长的过程比成长的结果更重要。（记者 张鹏禹）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5月01日 第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