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检察日报
原标题 命案凶手潜逃28年变富商
姚雯/漫画
“铐起来。”时隔多年，从警察口中再次听到熟悉的乡音，王某身上一颤，马上便知道了是什么事。他暗自叹了口气，低头上了警车，原本打算要隐瞒一生的秘密也随之被揭开。
2018年3月21日，上海青浦警方组织警力赶赴安徽省宁国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将畏罪潜逃28年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成功抓获。7月13日，上海市青浦区检察院受理了这起28年前的旧案。目前，该院拟将王某涉嫌故意杀人案报送至上海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
噩梦突降，“一号命案”震惊小城
1990年6月14日，家住上海市青浦县（现上海市青浦区）某小区五楼的顾先生下班后，打开房门发现家里静悄悄的没有声音，客厅地板乱糟糟的，桌子边上有一点碎玻璃和血迹。他以为出生刚满三个月的女儿摔伤了，妻子可能带着孩子到医院去了。岂料，打开卫生间的门发现，妻子躺在地上没了气息，地板有血迹擦拭过的痕迹，女儿也不见了踪影。
他马上报了警。警方进行现场勘查时，在顾先生家中卧室衣柜内发现其已经死亡的女儿。经鉴定，顾先生妻子系被他人加害致机械性窒息死亡，女儿系被他人加害致颅脑损伤死亡。同时，警方在现场提取到疑似犯罪嫌疑人的指纹。
经过走访排查和线索比对，警方将目光锁定在了青浦某职业技术学校的一名学生王某身上，发现该学生在案发当天有重大作案嫌疑。但在对王某实施抓捕时，他已经逃之夭夭不知所踪，公安机关随即对其上网追逃。
很快，消息在案发后传遍了大街小巷，打破了这个小城镇原有的平静和安宁，造成了极大的社会震动。1990年7月26日，上海市青浦县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犯罪嫌疑人王某批准逮捕。
该案被当地警方列为“一号命案”全力侦查，但多年来王某如石沉大海般杳无音信，始终没有到案，案件侦破一时陷入了僵局。
曙光重现，案件终于揭开真相
自1990年开始，该案的侦查人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始终没有放弃对王某的追捕。1998年，民警将其列为001号在逃犯罪嫌疑人上网追捕。在2011年的“清网行动”中，又将王某作为重点对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梳理排查，却一直未有突破性进展。28年后，案件侦办突然迎来了重大转机。
2018年初，得益于刑事侦查科技手段的进步，侦查人员重新对该案进行梳理。就在这次，通过技术升级后的人像比对系统，成功梳理出16名年龄和外貌与王某相似程度较高的人员，并分别提请当地公安机关协助查询。而在16名可疑人员中，一个名为“徐某”的安徽宁国籍男子引起了侦查人员的注意。经当地公安机关协查，该名男子户籍系从外省市迁入，且其身份证年龄与在逃犯罪嫌疑人王某仅差三岁，身份十分可疑。
民警当即赶赴安徽省宁国市，获取了“徐某”的生物信息，并立即与王某父母的DNA进行比对。鉴定结果发现存在亲缘关系，“徐某”的真实身份就是王某。追捕28年的逃犯终于现身了，侦查人员立即制定抓捕计划，成功将王某押解回沪。
一晃28年，王某早已不是当年的学生模样，他很快便承认了自己确系当年入室行凶案潜逃的凶手。据他交代，1990年自己在青浦某职业技术学校读书，还不满18岁，成绩不好经常逃学。在案发前几个月，王某曾几次被带到同学的哥哥（顾先生）家玩游戏。
在那个年代，“小霸王游戏机”在学生群体中较为流行，王某上了瘾，在游戏的世界里无法自拔。由于去过顾先生家几次，王某对其住址有些印象，但每次去的时候均没有碰到过顾先生的妻子和女儿。
在案发当天早上，王某又逃课来到顾先生家门外，发现大门虚掩着没有上锁，里面也没有声音，他以为没人在家。岂料，当王某在客厅里翻找游戏机时，顾先生的妻子卓女士听到动静，突然从卧室里走出来。看到陌生人在东翻西找，卓女士第一反应是家里进了小偷，她立刻惊叫起来，向门外大喊“抓贼啊！抓贼啊！”
王某被突如其来的叫喊声吓坏了，来不及解释自己的来意，冲过去试图捂住卓女士的嘴，不让她叫喊。卓女士退到厨房，随手拿起一把菜刀进行反抗，挣扎中割伤了王某的手臂，顿时鲜血直流。王某上前抢下了菜刀，将卓女士推搡到了卫生间里，两人撕扯和扭打在一起。王某在背后用左手捂住卓女士的嘴巴，用右胳膊锁住她的脖子用力勒紧。几分钟过后，王某感觉到手没劲了，卓女士也不再挣扎，松手后才发现卓女士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王某顿时愣住了，呆坐到地上不知该如何处理。他没有报警和求救，反而想出了一个迷惑别人的办法，他在客厅内找到了纸笔，在纸上写下了一行字“我终于报仇了！”意图误导他人是仇家所为。写好字后，他用自己的外套将地板上的血迹擦干净，在准备逃跑时突然听到卧室中传来阵阵啼哭声。
他推开卧室门一看，摇篮里有一个婴儿在大声地哭。王某怕哭声引来邻居的注意，于是打开了床边的大衣柜，将婴儿抱起后扔了进去，关上门迅速离去。当民警赶到时，婴儿也已经没了气息。
漂白身份，结婚生子“变身”富商
“这些年我东躲西藏，过得并不好，有了新的身份后才敢结婚生子，近几年才逐渐安定下来，没想到还是逃脱不了。”王某在看守所向检察官说道。据悉，王某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王某交代，因被害人用菜刀割伤其手臂，案发后他手臂上绑着的绷带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在听到大家纷纷议论称顾先生家里死了人后，他心生恐惧，担心警察会找到自己，便连夜乘火车逃走，没想到这一逃就是28年。
那么王某被抓时使用的名叫“徐某”的身份证从何而来？经查询发现，王某在以“徐某”的身份生活的这些年里，曾两次受到处罚，系一名有犯罪前科的人员。
原来，案发时王某系未成年人，当时还没有身份证。在潜逃后的前几年，王某辗转长沙、广州等地，一直以乞讨为生，生活十分贫苦。后来，王某经人介绍学习了烹饪技术，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逃至新疆，在乌鲁木齐等城市的餐馆打工。
1997年，王某在新疆奎屯市的一个餐馆做厨师时，认识了一名常来餐馆消费的老板。在得知这位顾客有门路可以办理身份证后，王某便称自己是一名孤儿，从小在新疆长大，请求老板为自己办理一张身份证。一个多月后，老板拿来一张身份证和户口本，户口本上只有“徐某”一个人的名字，户籍地是新疆奎屯市。
在取得新身份后，王某和朋友在奎屯市共同开了一家发廊。然而，合开的发廊并没有走正道，他为了快速挣钱，招揽了一些妇女在发廊内搞起了“皮肉生意”。1998年，发廊被当地公安机关查处，王某因容留妇女卖淫被劳动教养半年。
王某被公安机关处罚后逐渐放下了戒心，认为只要有“徐某”的身份，即使再犯什么事也不用怕被人揭穿，开始思念起了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为了离家乡更近一点，1999年初，王某独自一人来到浙江省杭州市。
刚到杭州时，王某靠在西湖景区卖花为生。有一次，客户向王某预订了鲜花，并要求王某送到自己的公司里。王某携带鲜花来到客户公司，发现办公室内空无一人，桌上放着一块名贵的手表。他将鲜花放好后，顺手牵羊窃取了这块手表，然而，手表还没来得及卖掉，王某便再次被警察抓获。1999年10月，因犯盗窃罪，王某被杭州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出狱后，王某入不敷出，生活再度陷入了困境，他又做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在浙江各地的酒店里做厨师。几年后，王某开了一家火锅店，以“徐某”的身份结了婚，婚后来到妻子的老家安徽省宁国市生活至今，妻子先后为他生下了两个孩子。
经历了结婚生子，王某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工作劲头更足了，同时开了三家饭店，一年的盈利收入不菲，俨然“变身”成为一名富商。
2016年，王某将自己的户口从新疆迁到了安徽省宁国市，以为余生都将在妻子儿女的陪伴下安稳度过，却没想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己仍然逃不脱法律的审判。
“28年来我没有睡过一个好觉，睡着了也经常做噩梦，梦到警察破门而入把我抓走。”王某对检察官哭诉道，“被害母女其实与我无冤无仇，这些年我始终活在愧疚和自责中。我也无颜面对已经年迈的父母，以及我的妻子和孩子。”
“其实，去年我独自开车来上海参加培训，路过青浦时远远望了几眼。”王某默默低下了头。
情的经过，人们都已熟悉——8月10日12点多，六个人在河北固安高新区永定河施救落水儿童，其中有两人牺牲。
被提及最多的逝者，是在北京开羊蝎子火锅店的41岁山东人栾留伟，各地的客人涌进他的店铺，照顾他留下的生意。另一位逝者少有人知道。鲜有的报道里，他被称为“另一名群众”“64岁的保安”，在河边休息的时候救了人。
这位64岁的老人名叫赵金，住在河北固安县的西北村。他年轻时参过军，退役后务过农，当过村里的书记，也打过零工，忙碌了一辈子。这几年，赵金在县城里一家越野基地干活，确保骑越野摩托的游客的安全，工作琐碎且辛苦。
出事那天是一周里最繁忙的周末。照计划，赵金应该骑着那辆绿色花纹的越野摩托，在车队末尾，确保游客们跟上队伍，返回基地。再忙一阵，儿子就要结婚了，他最大的心愿就要了结。
但他听到了河里传来的呼救声，冲了过去，跳入水中。
8月16日，河北固安县发布公示，拟确认赵金等6人见义勇为行为。
事发水域附近。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老赵，没了
赵金家的门总是关着。
经年累月，同村的人都见惯了——这家的主人不常在，白天，三口人早早外出打工，晚上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
8月10日夜里10点多，那两扇红铁门却大敞着，屋外停满了车，院里头灯火通明，让邻居尤贵犯起嘀咕。“可能是老赵家的儿子要结婚了。”他想。
第二天，他见车还停在外面，院里的人却都垂着头，红着眼。“老赵下水救人，没了。”有人告诉他。
尤贵不信，头天早上7点多，他还听见三轮车发动的声音，他知道，那是赵金出门了。
从8月9日晚上开始，妻子徐英就莫名心慌，这让她骑车都毛躁起来，差点撞上人。但除此之外，无论怎么看，这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睡觉，早起做饭，招呼丈夫起床——她在县城里干保洁，出门总比丈夫早，8月10日早上7点左右，徐英先离开了家。没过多久，赵金也出了家门。
他的目的地是8公里外的越野基地，那是他工作的地方。一片空旷的草场上停着大大小小几十辆越野摩托，他和同样64岁的同事老张负责在一旁看护。有人来玩越野摩托，他们就负责教，等游客跑起来，他们就站在场地外，抻着脖子看，竖起耳朵听，估摸着时间，确保安全。
“他（赵金）管大车，我管小车，我们有活商量着干，相互帮衬着。”老张说。他们定期检修车辆，没人的时候还要除草、打扫卫生，一天下来，不论活多活少，工资都是150元。
常年在户外，赵金皮肤黝黑，一米六五的个子，110斤，身体结实，走路说话都有劲儿。
周末和节假日通常是赵金最忙碌的时候。午饭总是吃得不规律，有时忙到下午一两点，他就只能抱着冷盒饭，随便对付一口。
赵金生前工作的越野基地。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8月10日正是周六。临近中午，越野基地里仍站满游客，一支20人户外越野车队正准备从基地出发。作为“押车人”，赵金骑车全程跟在队伍最后，以免有人掉队。
“这是老板派给赵金的活。”老张记得，当车队浩浩荡荡出发时，还不到12点。按照计划，他们会经过碎石、跨过丛林、渡过河滩……全程往返10公里，耗时约40分钟。老张估摸着，下午1点前车队就能回来，还可以跟老赵一起吃口午饭。
老张自认和老赵都不是胆大的人，“毕竟60多岁了，不会骑太快，最多也就每小时20公里，没什么危险。”每次出发，他们都会戴好头盔，以免被岔出来的低矮树枝刮伤，最大的麻烦就是飞溅的泥点会崩到双腿上。
时针划过“1”，还没见人。一通电话打了进来，是车队教练。
“他说有人被淹了，让赶快过去。”老张记得，老板挂断电话，明显慌了神，出门时还栽了一跤。他让老张赶快找救生衣，骑上摩托跟着过去。
老张正要出发，一位慌张的女士喊住了他，开着导航，请他也载自己去事发地。后来他才知道，这是车队游客栾留伟的妻子。
一路上，老张骑得飞快，大概10分钟就到了现场，河滩上已经站满了消防员和警察，消息从警戒线后传来：赵金和从北京来的游客栾留伟，一起下水救人，没能上岸。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被人喊去，带着剩下的游客返回基地，直到晚些时候，更确切的信息传了回来：赵金没了。
赵金家院子里的果树。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赵金去世的第二天，老张实在熬不住。他请了假，接连在家歇了好几天，“坐着、躺着、玩着……就是不能想他，不然身体该坏了。”
他们一起工作三年，习惯了一起上下班的日子。起初，他们都在基地所处的公园做绿化，赵金是组长，带着老张和其他十几个组员从早忙到晚，一天要干满9小时，养护近千亩的绿地。
合同到期后，赵金来到越野基地工作，老张另去他处。两人还不怎么熟，也没太多联系，后来老张想找个活干，便想起了赵金，他给老赵打电话，对方一口应承下来。2022年左右，他们在越野基地成了搭档，关系也更亲密。
老张知道赵金在永定河边长大，水性好，年轻的时候还在河边救过人。遇上酷暑，没多少游客的时候，赵金就到公园附近一处河道扎个猛子游两圈，水深七八米，他也不在乎。更多时候，两人站在树荫下唠唠家常。“工作挺辛苦的，但好在有个伴儿。”
赵金家里养着一条狗，阿黄，平时都会趴在门口，等一家三口依次回来。有时候下班，赵金会把老张请回家里，一起吃点炒菜，来碗面条。每次见赵金带着老朋友来，阿黄都使劲摇尾巴。
8月10日那天夜里，阿黄不吃也不喝，迟迟不肯进门。
小狗阿黄。 新京报记者 熊丽欣 摄
64岁，歇不住
赵金生前总是嘱咐徐英，周末中午不用给他打电话，他忙，回不了家吃饭。赵金去世后，徐英忍不住想，如果那天自己打一个，是不是就不会出事了？
她反复看家里的监控，8月10日那天，赵金穿了件深色的短袖上衣，是儿子买给他的，洗过太多次，已经有些褪色。
那天还算晴朗，中午12点左右，车队前半程结束，一行人来到终点附近的永定河小孙郭段岸边歇息，准备返程。车子已经发动，岸边有个女人突然大喊：“救命——”不远处，三个小孩和一个男人正漂在河面上挣扎。
栾留伟和赵金最快冲过去。他们先把三个小孩推到浅水区，另外四个人接力，把孩子们转移到安全地带。在栾留伟和赵金返回河里救那位成年男人时，体力不支，最终被水吞没，没了踪影。
“原本那里水很浅。”老张说，不是汛期的时候，有两层沙滩和一层水，只到膝盖，然而事发前一天刚下过雨，又是汛期，水漫上了第二层沙滩，已经齐腰深，水流也又乱又急，更不用提更深处的水域。
目击者拍下的那段视频，是赵金最后的影像。模糊的画面里，几个人影在水里忽上忽下，很难分清哪位是他。
8月10日，永定河水域，赵金与其他五人合力救下3名孩子。 图源：固安融媒
赵金留下的照片也不多，家里只有两张。一张是两三年前拍的证件照，另一张是今年春节前拍的，他穿着厚棉衣，架了一副金属框老花镜，面容和蔼，头发乌黑。
“这是染的。”儿子赵宏杰解释，父亲白头发太多，自己劝他打理一下，显得年轻，起初赵金还不情愿，后来嫌儿子手笨，总把染发膏弄在耳朵上，就时不时地自己动手染。
在赵宏杰眼里，父亲聪明也好学，至今还喜欢在空闲时读读历史书。农活、木工不在话下，越野摩托的维修和驾驶也一学就会。
1979年，只差几分就考入大学的赵金参军了。他格外珍惜这段经历，入伍时部队发的雨衣、水壶，特别是一只黑色皮包，都被好好保留，后来重要的证件和文件也都被他仔细夹在包里，跟人聊天时，也总会提起自己曾经是个工程兵。
也是参军的缘故，他对自己严格，做事极致，被子必须叠得方方正正，自己惯用左手，写得一手好字，对待儿子同样严格。他要求赵宏杰一笔一画把字练工整，哪怕每天只学一个。
当年，团长看中他，想让他入党、留在部队，然而那时家里条件实在困难。1983年，赵金退伍回到老家务农，经人介绍，认识了徐英。
赵金生前一直保存着部队发的皮包。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徐英第一次见赵金时，对方穿着一身军装，“看着就精神。”赵金勤劳，有时在家用沙子炒好花生，自行车一边拴一个大口袋，骑去北京卖。1995年左右，家里还在种桃树，夫妻俩顾不上孩子，下午摘完大桃，马上赶去40多公里外的北京新发地市场卖。一路上三蹦子“嗡嗡嗡”地响，深夜回家，第二天接着干活，徐英觉得生活挺有奔头。
1997年，入党后的赵金成了村干部，2003年到2008年，他又成了村支书。后来在家务农、打工，买了一辆带棚的蓝色三轮车，后面车斗可以拉货，遇上雨雪也能出行，他一直开到现在。操劳了大半辈子，2017年，57岁的赵金决定盖个新房。
院子西边的小屋，是赵金一砖一瓦亲手盖起来的，放着早年做木匠时的工具。北边的主屋更加亮堂，入门客厅墙边靠着三排沙发，上面的坐垫被整理得平整洁净。房子建成后，他还特意在家摆了酒席，请亲朋好友一起来庆祝。
主屋一侧的小房间砌了炕，是赵金夫妇的卧室，另一侧房间还没有家具，那是赵金专门留给儿子、儿媳的新房。
儿子成家是赵金最大的心愿，准儿媳到家里做客，他心里高兴，今年2月，还跟朋友炫耀似地说，“孩子准备结婚。”他从没跟谁红过脸，为数不多的着急的时刻，就是催问儿子：“你俩到底怎么打算，现在也不说！”
“我原本准备天凉一些就领证。”赵宏杰顿了许久，“有些事该做就做，不要等。”在一家人的计划中，赵宏杰结婚后，那间房就会重新装修，再添置一些家具。
盖房、买车，家里外债欠了不少，赵金身上的担子也更重。“他平时也没什么爱好，就想着赚钱。”老张说。
2024年春节，赵金没在家，跟着基地老板去北京房山工作，想着每天能多赚50块钱。但他突然胃出血住院，那之后的一两个月，身体就不如从前，说话有气无力，只能在家休息。
“他歇不住。”赵宏杰说，那一阵，父亲憋得整天在屋里转来转去，后来老板打电话来，他就又回去上班。
虽然眼睛花了，赵金从不觉得自己老了。闲下来的时候，他开着越野摩托，跟老张和老板去探索新路线，手机相册里，还留存着烟花绽放的照片，以及基地客人们开着越野摩托飞驰而过的瞬间。
赵金。 受访者供图
“三哥”，人不赖
“这人不赖。”村民们都这样评价赵金。
他从不占便宜。做绿化时，老板想按工人的人头数给赵金提成，提成的钱就从工人的工资里扣，被赵金连连拒绝。“我父亲说，工人的钱他不想挣，不想让乡亲们戳自己的脊梁骨。”赵宏杰在抽屉里找到一沓父亲的开工记录，每次出勤，赵金就在当天那一栏打个对号，下雨不开工就打个叉，还会详细标记“上午没什么活，就回来了”，到了月底结算工资，从不多拿。
西北村不大，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三，村里人总喊他“三哥”或者“老三”，显得亲切。赵金有副热心肠，无论谁喊帮忙，都答应得痛快，遇上邻居们办红白事，不用多说，他就主动搭把手。早些年，乡里乡亲盖房装修，请不起工匠，赵金也上门帮着搬砖、上梁。
赵宏杰记得，自己还小的时候，村里有个无儿无女的“聋子”，少有人和他打交道，只有父亲常帮他干干农活，“聋子”也会提着地里的蔬菜来串门。
赵金下葬那天，家门前的巷子来了许多人。老张、附近村民、旧日战友，都来悼念。二哥赵平没来。知道弟弟去世那天，他就犯了高血压，在医院输液。
家人们担心徐英受不住，也不让她送赵金。这些天，她每顿饭只能吃下一点馒头。请了几天假，在家把老伴儿的东西从衣柜里都拿了出来，收拾出几大包新衣服和新鞋子。赵金节俭惯了，总穿旧衣服。徐英把新的都送了人，旧的烧掉。
唯独一样物件，徐英舍不得扔——一辆越野车模样的小摆件，车体喷着红漆，摆在卧室窗台前的小桌上。那是几个月前，赵金送她的礼物。
赵金送给老伴儿的越野车摆件。 新京报记者 熊丽欣 摄
平日里，妻子喜欢收藏些精致的小摆件、毛绒玩偶，赵金记在心里。偶尔，赵金还会骑着越野摩托，载妻子兜一圈。知道她胆子小，一直叮嘱她，“害怕的时候就赶紧下来。”
徐英知道赵金下班晚，她希望老头能早点回家，有时便故意诓他：“我今天回来晚，等你早点回家做饭。”对方答应下来：“放心吧。”到了傍晚，徐英按时回了家，赵金果然端上一锅炖鸡肉。“哎呀，肉炖熟了，真不错。”徐英开玩笑。
实际上，赵金的厨艺不错，是家里公认做饭最好吃的人。近两年，他还学会了从短视频平台上下载做菜视频。闲在家里的时候，他就跟着视频捣鼓新菜式。酸菜猪肉炖粉条是他最拿手的。
吃过晚饭，赵金就会搬出一把木制摇椅，一家人坐在客厅，准时收看新闻联播。早些年当村支书，让他养成了看新闻的习惯。因为当过兵，他也喜欢看军事栏目。
生前，赵金常坐在躺椅上看电视。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赵金出事后，有网友对救人的过程有质疑，赵金曾经的战友也来问赵宏杰，“为什么网上没有你父亲的消息？”赵宏杰希望父亲没有白白牺牲，便发了一条短视频，配上父亲那张唯一的证件照和救人视频片段，郑重介绍：“赵金，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宫村镇西北村人，在永定河见义勇为牺牲的，救起来三个小孩（他们共六个人一起救援），希望大家不要游野泳！”
这之后，赵宏杰也记不得有多少人来家里拜访过。熟悉的、陌生的，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提着米面粮油敲门探望，有人悄悄在门口鞠躬，往门缝里塞钱。赵宏杰向他们道谢，也一个劲儿拒绝这些慰问品和慰问金：“还是希望大家把这些留给更需要帮助的人。”
更多的时候，家里一片寂静。
徐英和赵宏杰坐在空旷的客厅，亮着一盏灯。几十分钟里，赵宏杰能抽三四根烟，不停用手搓着脸。
院子里栽了几棵果树，浇水、施肥，往年都是赵金在照料。去年秋天，一棵树长出几十个柿子，他高兴坏了。
今年，柿子树没结一颗果子。
（应受访者要求，除赵金、栾留伟，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熊丽欣 左琳
编辑 彭冲 校对 薛京宁
湃新闻见习记者 徐祯曜
上海一家蛋卷小店最近因24小时自助售卖的模式走红。靠着一块无人售卖告示牌、付款码、零钱盒，店主郜俊鹏与顾客形成了“不见面”的默契。
一间7、8平米的小店，一架子整齐摆放的袋装蛋卷，一个写有“无人售卖、付钱自取”的告示，一切都一目了然。在上海普陀清峪路、同普路上，有两家时常24小时开放的沿街蛋卷店，无需店主在场，便能运转自如。
由于销售方式独特，这两家名为“黎园张村”的蛋卷店逐渐引起周围居民注意，而维系小店正常经营的关键，在于顾客自觉。
同普路上的黎园张村蛋卷店。本文图片均由 徐祯曜 摄
清峪路上的黎园张村蛋卷店。
8月12日傍晚，记者来到清峪路的黎园张村蛋卷店，门口正有顾客在扫码买蛋卷。“我已经买过好几次了。”一位带着小孩的女士说，“不过，每次都来都见不到老板，我们一直是付了钱自己拿的。”说话间，她熟门熟路地扫码付款，在货架上找起红糖口味蛋卷。
两家店里各摆放着一个用于现金找零的零钱盒。
这位在顾客眼里总是“不见其人”的蛋卷店老板，就是出生于1989年的郜先生。
郜先生从老家河南来上海生活已有14年，现在一边经营着两家自制蛋卷店，一边在一家西餐厅打工。由于他白天大部分时间不在店里，便决定采取“无人售卖”，让顾客自行扫码付款取货。为了推广他的蛋卷店，郜先生还通过直播、拍摄短视频分享制作蛋卷的过程和无人售卖的场景，没想到颇受欢迎。
在郜先生看来，上海是个讲诚信的城市，开店不用现场守着，也不担心出问题，“有时候甚至觉得，没人看店的情况下，大家反而更自觉了。”小店虽赚得不多，但人气挺旺，现在的状态他很知足。如果有机会可以发展得更好，他还想多开几家店，说不定哪一天就成了连锁品牌。
货架上有序摆放着的袋装蛋卷。
对话
澎湃新闻：“无人售卖”模式是怎么运作的？
郜先生：如您所见，就是没有人现场收银，顾客付钱自己取货。因为我除了蛋卷店，还有其他的兼职，平时白天会出门上班，到傍晚才回来，所以店里大部分时间没人照看。客人来买蛋卷，直接按照价目表上的价格扫码付款，自己拿走架子上的商品。
考虑到有部分老人可能更习惯用现金，我也在店门口准备了一个零钱盒子用于找零。有时店里会接到外卖预订单，遇到这种情况，我在离开小店之前，会事先把需要的蛋卷打包好放在门口，骑手到店后直接取走就行。我在蛋卷的包装袋上也留了我的手机号码，万一确有需要也可以联系。
郜老板正在制作蛋卷。
澎湃新闻：何时开始实行这种售卖方式？
郜先生：我开在同普路上的小店一年前就以这种形式卖蛋卷了，当时主要是因为没办法同时顾着两家店，所以我就设置了收款码，每天到同普路店补一趟货就行。清峪路这家店，是一个月前开始走“无人售卖”。
起初想到这种方式只是出于很随性的理由，就是我和我老婆偶尔想要出门吃个火锅、看个电影，也不能老守着店出不了门。反正店里卖的东西不贵，临时没人看着也问题不大。而且，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大家出门逛街的兴致都降低了，再加上疫情时有反复，小店的生意相对比较清淡，我心想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更好地利用这段时间做做兼职，赚点外快。
于是最近两个月，我都在外滩的一家西餐厅里当厨师，下班回到店里再做蛋卷。在我上班的时段，蛋卷店就以无人售卖的形式开在那里。
柜台上摆放着一部用于直播的平板，是郜先生的一个小小尝试。
澎湃新闻：我看到放在店门口醒目位置的零钱盒子里，硬币装得满满的。没有人守在店里，会不会担心有人不付钱就拿走货，或有钱物损失？
郜先生：这方面我倒不会太担心，要是担心的话一开始也不会采用这种模式了。
一方面，我觉得现在人的素质普遍都挺高，又是一线城市，能够让人放心；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我自己心比较大，不会特别纠结我到底摆了几袋，跟收到的钱对不对得上；再者，店里有监控。对我来说，只要总体上在盈利，就不用在意小细节。
结果证明担心确实是多余的，零钱盒子放在那里，大额纸币也就这么在盒子里，等着我收取。深夜也能接到顾客付款的信息提示，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没人看店的情况下，大家反而更自觉了。
不同口味的蛋卷
澎湃新闻：店里最受欢迎的口味是哪种？每天制作多少怎么确定？
郜先生：招牌原味蛋卷卖得最多，货架上摆的最多的也是这个味道，甜淡比较适中，符合大多数人的口味，价格也比较实惠。其他还有红糖、黑芝麻、抹茶、椰蓉等其他口味。
我的蛋卷都是手工的，对品质也有讲究，靠自己一个人在工作之余的时间里生产，产量不大，一天下来基本都能卖完，所以能够保证是新鲜的。我也会根据当天的生意情况调整制作的量，卖得多我就多做点，卖得少就少做一点。
店门口醒目地贴着“无人售卖，付钱自取”的告示。
澎湃新闻：一边打工一边经营蛋卷店，是否觉得辛苦？
郜先生：我在西餐厅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半，做五休二。我一般会在5点多起床，6点赶地铁去外滩。下班后，我大概会在4点半左右回到店里，休息一会就开始做蛋卷，一直做到晚上10点。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以上，要说辛苦确实也蛮辛苦，我现在天天要在西餐厅里站好几个小时，脚都站肿了。
但我觉得一份付出一份回报吧，毕竟小店生意不好，但家里的开销还是摆在那里。我和我老婆正处于备孕期间，还是希望能够努力挣到更多钱，也算是为了将来生养孩子做准备。而且，虽然身体上可能比较累，但我精神上却一点都不累。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很充实，相比6月刚开门的那几个星期，精神状态好了很多。
6月刚开始时，确实几乎没生意，我天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一整天坐在店里玩玩手机、听听歌、看看电影，整个人很萎靡。找了个班上以后，我的作息更规律了，也从焦虑散漫的状态里走了出来，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和经营，把每一件该做的事情都做好。
郜老板偶尔查收零钱时，会看到几张大额纸币取代了原本的硬币。
澎湃新闻：在上海生活、工作有多久了？
郜先生：我老家是河南的，在上海生活已经有14年了。2008年刚来上海时，我还不到20岁，已经辗转了几座城市。那会儿我姐姐正在上海读大学，我就想着去上海找她，拎了个运动包，里面除了几件衣服就只有二三十块钱。
到了上海后，我在一间网吧里度过了第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拎着包出去找工作，我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家西餐厅里做帮工。我的厨艺也是自那时学起的，几年下来，我做过沙拉、披萨、面包、意大利菜、西班牙菜，也换过好几家餐厅，从均价几十元的到上千元的都有。
后来，我虽然有过几次创业开店的经验，但都不是特别顺利。2016年前后，我跟两位朋友合伙开了三家连锁红糖馒头店，想着以后可以做大，成为像巴比馒头那样的知名品牌。但最后因为其中一家店的生意不好，在合作上出现了一些不愉快，结果分道扬镳。我后来决定出钱把剩下的两家店买了下来，变成我自己的店，又做了一段时间的红糖馒头生意。
直到两年半前，我发现自己的蛋卷做的还蛮好吃的，而且做蛋卷一来不用赶凌晨做早点生意，二来不用像馒头一样一直保温，我觉得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转型开了蛋卷店。
澎湃新闻：如何评价自己的蛋卷店生意？除了无人售卖的点子，还想了什么办法有利于经营？
郜先生：我对我的蛋卷店还是很有信心的，别看店小，几年经营下来也积攒了不少老顾客。疫情前生意一直不错，相信等到高温天气一过，这座城市焕发出更大生机，店里的生意很快就会再次火热起来。
我的小店优势就在于“船小好调头”，做馒头不行了，我就改做蛋卷；生意不好了，我就出去打工，一边打工一边无人售卖；如果生意再差一点，我还可以再想别的办法。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从小就比较自立，遇到什么困难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总归有办法。只要能挣钱，我不怕吃苦。你看我店里的这个柜台上，摆放着一部总是开着机的平板，这是我用来直播的，算是一个小小的尝试。我还尝试过把自己制作蛋卷的过程拍摄下来发在网上，也有一定点击量。也许有人看到这种直播无人售货的场景，会觉得有点意思，说不定就会想试着买点我家的蛋卷吃，这也算是一种宣传方式吧。我在社交软件上也说了，上海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开店也可以像我一样不用现场守着。
澎湃新闻：有没有想过小店今后的发展？
郜先生：如果以后有条件、有机会，我也希望可以到人流量更大的地方开更多的店，甚至将来做成连锁加盟品牌。我可以在这边的店里做好了送过去，也可以在那边少做一点卖，不愁没生意。
不过，如果没有机会改变，也没关系，我对现在的生活很知足。如果是年轻时的我，可能会比较大胆，敢借钱敢闯荡，当然也吃过不少亏。现在，我有自己的家庭，就觉得稳扎稳打地经营两家小店，顺其自然就挺好，我很知足了。
我的两家小店相隔也不远，离自己家也很近，上下班时就可以顺便经过看看，很方便，每天做做蛋卷也是乐在其中的，家里人觉得挺好。来店里的顾客，见不见面没关系，能感觉到他们的喜欢，知道我做的糕点能带给大家开心，我也开心。
来源： 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