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张静 编辑顾佳贇
北京延庆姚官岭民宿集群风貌
11月23日，北京市通州区区委书记曾赞荣先后来到张家湾镇、台湖镇和九棵树街道，调研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周边民宿规划建设工作。他表示，要科学统筹资源，做好高品质民宿设计、经营、管理，主动为环球主题公园精彩亮相做好服务配套，让精品民宿成为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新名片。
位于九棵树街道的东郎产业园距环球主题公园直线距离1公里，未来将打造以影视为主题的精品酒店品牌，以崭新形象推向市场。
在这一轮乡村民宿走势向好之前，北京的短租民宿经历过一次“洗牌”。
“各位老板，北京通州环球影城附近有没有度假村，或者当地政府支持做民宿的村子？”8月29日，民宿品牌“童宿”的经营者苗苗（化名）在朋友圈“停更”半年后更新了一条消息，她的微信签名是“已停业”。“没能熬过疫情，”苗苗说，“疫情期间北京80%的短租民宿都死了。”
后疫情时期，旅游业开始复苏，短租民宿行业又来重磅消息。
8月10日，北京市住建委、市公安局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中提到，要对利用居住小区内的住房，按日或者小时收费，提供住宿休息服务的经营场所，也就是行业俗称的城市民宿进行严格的规范管理。
此征求意见稿被业内称作对城市民宿行业的“最严监管”。多位从业人士表示，如果按照目前公布的监管方式与力度，几乎没有一家个人创业型的城市民宿品牌能够通过监管要求，北京的城市民宿或将面临“团灭”。
在行业接近冰点的时候发布“最严监管”，是推动行业“重生”还是造成“团灭”？从民宿经营者到平台提供方，对政策的下一步具体落实情况都保持着密切关注。
曾一直处于“灰色地带”
近些年，中国民宿市场迅速发展。
数据显示，我国在线短租用户规模已从2016年的4000万人，激增到2019年的2.3亿人。但事实上，短租平台在推动民宿行业发展的同时，也是其“野蛮生长”的土壤。房间内暗藏针孔摄像头、房客半夜制造噪音扰民、浴室玻璃门爆炸致房客重伤……种种乱象屡见报端。
开在小区里的城市民宿逐渐成为业主高频投诉的对象。城市民宿的特点是数量众多、布局分散、类型复杂，且经营者情况多样。法律人士表示，目前，国内民宿市场从国家行政监督管理角度来看，尚未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行政登记和管理流程，仅依靠市场参与者的自我监督显然效果有限。
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全国旅游业按下了“暂停键”。民宿业也是受冲击较大的“重灾区”，不少民宿房东由于撑不住房租和运营费用的压力而无奈撤出。
可以说，2020年上半年，民宿行业已经经历了一轮洗牌。眼下北京新规即将出台，势必带来市场震动，甚至“阵痛”。途家执行副总裁兼首席商务官李珍妮认为，走向规范的阵痛是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2018年，日本发布了《日本民宿新法》，从法律层面为日本民宿的合法化“解禁”，而在新法发布前，日本政府征询了不下20稿的建议稿。
途家在日本民宿新法面向社会征询意见期间也参与其中。李珍妮说，最早期的新法意见中，日本政府要求停止东京所有民宿的经营，因为日本政府认为东京城区主要承担商务功能，且东京是日本政治经济中心，是很多国际会议的举行地，民宿与区域功能并不匹配。但在修订过程中，随着开放运营时间、开放运营区域等各方面都逐渐有了适合的规范细则，新法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东京的民宿迎来了新生。
事实上，在北京之前，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省市已经陆续出台了关于民宿管理的相关办法。虽然各地以各种法律、法规、条例、指导意见、管理办法等形式试图规范民宿产业发展，但着力点更偏向于乡村民宿，而城市民宿相对而言，一直处在弱监管之下。
就城市民宿监管而言，广东珠海市走在全国前列。早在2019年3月《珠海经济特区旅游条例》就已正式实施，明确住宅改经营性住宿必须取得住宅小区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而北京正在征求意见的新规，或可看作特大城市民宿合法化的开端。“先立规后立法，北京此举对全国民宿合法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一座位于北京后海核心景区内的独栋双层洋房民宿
阵痛过后是合法精细化运营
“温度民俗”创始人李奋斗在北京做民宿很多年了。他目前经营16个民宿，大部分房源位于普通住宅小区内，这些城市民宿最大的痛点就是没有合法“身份”。
“2008年奥运会前后，北京发放了一批城市民宿的合法经营牌照，发放对象以大型企业、国企背景品牌为主，在这之后，民宿主实际上没有取得合法经营牌照的途径了。”李奋斗说。
中国旅游研究院产业所所长杨宏浩对《瞭望东方周刊》分析，根据发展民宿的建筑物这一载体的类别，城市民宿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在四合院等独栋（独立）小体量建筑里发展民宿，鉴于建筑物性质及其租金较高，经营者一般会给予较大投入，开发为主题精品民宿；第二类是在公寓等商业建筑物里发展民宿，经营者一般会同时租赁多套房间来经营，开发为公寓民宿；第三类是在住宅小区里的高层建筑物租赁民宅来经营民宿，暂且称之为住宅民宿或短租。从北京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来看，受影响的主要是第三类城市民宿。
从近年来北京等一线城市民宿发展中暴露出的问题来看，住宅民宿也是发生问题最多、受到非议最多的一类。
一般而言，住宅小区住房用于长租较为常见，而用于短租，就会给物业管理带来很多挑战，扰民、安全和纳税等问题也会频繁出现。
“根据新的规范，这一类民宿要想获得本小区业主大会或其他业主书面同意非常困难，再加之要求经营者与房屋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以及要求短租经营者应在住宿者入住前当面核对住宿者身份证件信息等，种种要求都加大了民宿经营者取得合法经营权的难度和经营成本。”杨宏浩说。
按照征求意见稿，与住宅短租经营者打交道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房屋出租人、小区其他业主、小区物业、住宿者、互联网平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及住建（房管）、公安、网信、消防等有关部门，多达十余个主体，这也加大了民宿经营者协调各类主体时的难度。若新规落地，杨宏浩认为，在城市普通住宅小区内合法开展民宿经营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
对于民宿规范化问题上，近些年民宿平台也在进行尝试。
小猪平台上，城市民宿占比达65%。小猪此前与浙江省公安厅合作，打通公安监管通道，采用标准地址码的形式对浙江省网约房地址进行唯一性编码，网约房经营者在小猪平台利用标准地址码进行注册登记，并实时上传至公安系统，经小猪平台登记审核通过后方可发布房源。
途家也对房源上线和审核进行各种规范，比如限位器、灭火器、限高安全措施都做了规定。
李奋斗的民宿已经开始通过科技手段达到消防、安防等各方面要求。“比如说，通过人脸识别，可以对租客进行身份确认，大门口安装摄像头允许警方实时调取。另外从合法纳税方面来讲，通过途家、美团、爱彼迎等平台，我们都是可以也愿意纳税的。”李奋斗说。
小猪相关负责人认为，短期来看，新规落地不可避免对行业和平台造成一定冲击，会有部分经营者因此退出市场，北京城市民宿将会迎来一次彻底的洗牌，但这同样也是行业向精细化运营转型的绝佳机会，合规化推动行业提质升级，长期来看有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京郊民宿市场已经回暖
前几年，北京的乡村民宿也曾走过城市民宿类似的道路。
近些年来，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四川、河南、陕西、浙江、海南等多地都在支持乡村民宿建设，都出台了具体的政策支持。
比如，成都下辖彭州市，对民宿实行统筹营销，还有不超过6万元的一次性补贴，对评为“金宿级”的优质民宿还有50万元奖励。
河南省政府主动召开民宿招商会，副省长站台。云南、贵州一些省市，也都出台过相关政策吸引投资者到旅游区投资民宿。
北京对于京郊“乡村民宿”也是鼓励发展的。
2019年12月26日，北京市文旅局会同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乡村民宿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重点解决乡村民宿经营合法性问题，弥补审批监管短板，让曾经因无规可依、证照难办而游走于灰色地带的乡村民宿可以拿到合法“身份证”。
业内人士认为，《意见》不仅给乡村民宿的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更将提升北京乡村民宿的品质，是北京刺激京郊游消费的又一重要举措。
“《意见》是把乡村民宿界定为一种属于住宿业但有别于旅馆业的乡村旅游发展新业态，重点解决了乡村民宿经营合法性的问题，弥补了审批监管短板。”严跃进说。
房山区文旅局副局长高峰坦言，此前一些民宿经营者对于土地、环保、消防等方面感到困惑，有了《意见》，这些困惑的点都有了明确的政策指引。“以房山为例，接下来还将成立乡村民宿管理小组，进一步整合资源，并出台鼓励办法。
后疫情时代，京郊民宿市场逐渐回暖。张海超是“大隐于世”民宿品牌创始人。从2015年3月成立至今，“大隐于世”已经建成4大民宿项目，开设了60多个独栋小院。
北京市文旅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京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户）逐步复工复产，目前复工率达67%，7月份以来，京郊各地的民宿都出现“一房难求”的现象，整套房屋出租的客栈、别墅备受欢迎。
寻找新出路
民宿房东、平台以及整个行业所有相关主体，在新规落地后，如何寻求可持续的新出路，成为他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主题精品民宿，城市管理者是采取鼓励态度、乐见其成的，只是要进一步规范化、阳光化，解决好消防、违改建等问题，颁发民宿营业执照。对于公寓民宿，未来需要强化公寓物业对短租经营者的管理和互联网平台对短租信息的审核、入住者信息的报送等方面的监管。”杨宏浩分析。
2019年11月，《城区民宿服务基本要求及评定》在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的“京味儿”十足，开在北京东西城的民宿，不仅在建筑外观和室内装修装饰上要有北京特色，甚至还需要提供“北京礼物”，就连民宿服务员都要求必须了解北京历史、文化、旅游等方面的知识。民宿选址宜在沿街等交通便利的景区周边、历史文化街区，还要同周边建立并维护良好的邻里关系，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所谓“城区民宿”，主要指的是在东、西城区行政区域内，依托胡同资源及四合院文化，利用居民自有住宅、腾退用房等，为旅游者休闲度假、体验北京风俗文化提供住宿、餐饮等服务的处所。随着《城区民宿服务基本要求及评定》的内容逐渐明确，这种主题精品民宿已经基本“走在阳光下”。
北京此次即将落地的“最严监管”，要理清的问题主要是小区内民宿、各类家庭小客栈等。
四川大学旅游学院饭店管理系主任李原建议，要严格定位城市民宿的物业形态、投资管理方式、产品形态等，严禁“住改商”状况，让城市民宿与城市旅游总体发展规划匹配，补充和完善城市旅游的体验系统，杜绝滥用“城市民宿”之名。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院长谷慧敏分析认为，短期内，北京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城市民宿将逐渐退出市场，这部分房源可能转做长租民宿。
北京民宿经营者刘贤正是这样计划的，“如果严格管控落实，短租民宿行业一定会大受影响，我不如把短租转做长租。”
“通州的环球影城，预计明年5月开业，开业了会引爆旅游住宿业，和上海迪士尼类似，民宿行业也许会迎来一轮新的发展高潮。”苗苗看准了这个“重生”机会，准备“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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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华社
中国市场对宜家而言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战略意义的市场。”
在8月28日举办的宜家中国2025财年（2024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启动会上，宜家中国首席财务官李雷表示，今年持续看到，有更多的客户回流到宜家的线下门店。
李雷介绍，截至今年7月底，2024财年（2023年9月1日至2024年8月31日）宜家中国线下门店累计客流量同比增长12%。餐饮方面，宜家中国提升了部分产品的性价比，“一元冰淇凌”的销量也同比增长29%，经典早餐销量同比增长28%。
“在2024财年中，理性消费和追求高性价比变成了消费的主流趋势。”宜家中国副首席执行官宋颖爱在启动会上表示，宜家中国计划于2025财年投资2.73亿元，带来超过500款更低价格产品，重点围绕睡眠相关品类如床垫、床架、卧室纺织品、卧室收纳等产品，让消费者可以享受更实惠、可负担的宜家的产品和服务。
在2024财年，宜家中国曾宣布通过降低原材料和运营两方面的成本，推动低价策略，继2024财年伊始宣布对超过300款产品进行降价后，又宣布将投入超过1亿元扩大价格投资范围，涵盖卧室、客厅、厨房等多种场景的家具和家居配件，以及部分宜家食品。
“从价格投资来看，新财年总体和2024年财年基本保持一致。”李雷告诉澎湃新闻记者，2024财年，宜家中国共推出了超500款更低价格的产品，对包括更低价格产品、促销折扣、性价比品牌投资等一系列投资投入超过4亿元，同时也看到消费者正面的反响，低价产品的平均销量同比增长超70%。
宋颖爱告诉澎湃新闻记者，目前宜家中国价格矩阵中的低价和超值低价产品已占到50%，“提供有意义的高性价比，是融入宜家DNA的长期战略。每年对更低价格产品的投资将是宜家中国长期坚持的方向。”
宜家中国本土化投资计划已持续多年。2024新财年初，宜家中国方面就宣布，宜家中国所属的英格卡集团计划未来三年投资63亿元，主要围绕家居生活专家、出众的个性化购物体验和有机生长的全渠道生态体系三大战略方向。此前，2023财年宜家中国投资了53亿元，主要围绕数字化的继续发展，现有运营能力的提升以及新商场和购物中心的建设等。更早前，宜家中国提出“未来+”战略，并在2020财年至2022财年在中国投资100亿元，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渠道拓展、业务电子化、客户体验等方面，当时的100亿元创下宜家中国历史上最大年度投资额。
除了价格投资外，宜家中国也在审视线下门店的发展以及考虑如何提高资产组合的效率。李雷在采访中表示，每年宜家中国都会围绕商业主题对门店的产品陈列等方面进行投入，最近包括卧室睡眠等多个主题投入了5300万元，不断提升整体产品陈列。
在渠道方面，宜家中国管理层再次强调探索新型、小型业态。
“目前消费者和宜家的互动已具有多平台、多渠道，以及全天候、全时段的特点。”宜家中国副总裁刘锐在采访时介绍，宜家中国会以深圳、北京为核心，持续推进新店、小型店的测试和探索。在线下，宜家中国将更多聚焦设计订购中心和小型线下触点模式，更贴近消费者，走进社区。
“全渠道的运营让宜家中国越来越扎实。”在战略层面，宋颖爱表示，宜家坚持搭建有机生长的全渠道生态体系。截至目前，宜家中国已经在29个城市建立了线下触点，通过全渠道的运营已经能为306个城市和地区提供产品和服务。在过去两年中，宜家中国的远程服务中心也实现了转型，从传统意义上的客户服务中心转变为远程的销售服务中心，已累计服务顾客达40多万人。
2024财年，宜家西安二店和深圳宜家设计订购服务中心顺利落地，进一步丰富消费者在宜家的多元化体验。
刘锐还指出，2024财年，宜家中国线上业务的占比已达到1/4。在线上，宜家中国也计划在线上探索一些新的渠道，继续增加品牌在数字化平台，包括社交媒体和电商平台上的露出和购物体验。
“完整睡眠将成为下一年最重要的商业增长点。同时我们会继续深耕全渠道的运营体系，更加关注全屋设计和宜家美食。”刘锐进一步补充，宜家完整睡眠目前已提供超过40个品类，近2800款产品，在2025财年核心睡眠品类提供超过400款新品。
瑞典家居用品零售商宜家公司于1943年由英格瓦·坎普拉德创立。自1998年在上海开设了大陆地区的第一家商场以来，英格卡集团（原名宜家集团）已在中国大陆开设了35家商场、2个体验店、1家设计订购中心和9家荟聚。据了解，宜家采取“特许经营”的商业模式，英格卡集团负责宜家产品在特定国家和地区的零售业务，此外英格卡集团在全球也有自己的购物中心和对外投资业务。
宅经济”井喷背后哪些短板待补
在线教育质量堪忧App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记者调查
●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生鲜配送、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在线医疗、网络游戏等新型“宅经济”蓬勃兴起。不过，“宅经济”在满足人们新需求的同时，其发展过程中的难点和痛点也不容忽视
● 在互联网环境下，消费者维权面临新挑战。消费者在网上选购商品时只能通过商家展示的图片进行了解，这就为商家贩卖假冒商品、劣质商品提供了便利，消费者在维权时会存在举证难度大、维权成本高的问题
● 新业态下，执法者应当密切关注和回应社会需求，密切联系消费者，协助消费者维权，并进行更有效的监管，除了注重事后监管外，也要注重事前提醒、事中巡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虽然旅游、餐饮、线下娱乐等行业受到一定冲击，但生鲜配送、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在线医疗、网络游戏等新型“宅经济”却乘势而上，蓬勃兴起，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抹亮色。
百度数据显示，1月18日以来，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娱乐与生鲜电商四大行业整体热度环比增长超100%，近30天远程办公需求环比上涨663%。
当下，“宅经济”虽然满足了人们的一些新需求，但也出现了一些发展中的难点和痛点。例如，有学生家长反映，他们在帮助孩子使用线上教育软件时发现，一些课程制作不够用心，只是把线下教学简单地搬到线上，导致学习效果打折扣等。
近日，《法制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在挖掘“宅经济”井喷背后那些短板的同时，试图找出新业态下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良方。
线上课程鱼目混珠
消费纠纷接踵而来
“很多都是网上直接抄来的，感觉被坑了。”
眼看着自己购买的线上课程质量越来越差，萧刚(化名)选择放弃这套课程，因为“怕被带歪了”。
萧刚在浙江省杭州市从事自媒体工作，为了提升业务能力，他在网上购买了一套关于网络传播理论的线上课程。在试听阶段，这套线上课程的表现很不错，寓教于乐，容易理解。没想到，购买以后，课程的质量却让萧刚非常失望。
来自北京某大学三年级的郭宇(化名)也遇到过和萧刚类似的情况。“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如今，郭宇坚信几十元或数百元的线上课程根本无法保证质量。
“线上课程鱼目混珠，付款后，一旦发现问题就很难找到投诉渠道。”郭宇说，“线上课程的透明度很差，存在诱导消费，就像一锤子买卖。”
他们的经历并非偶然。《法制日报》记者调查发现，网上有关知识付费的平台非常多，例如慕课、微课等，但不少受访的消费者反映，有些线上课程的文字视频介绍、试听部分与付款购买后的学习内容不太相符，或者质量很差。
受疫情影响，不少人选择足不出户在网上学习，“宅经济”下在线教育日渐火爆。然而，相关的消费纠纷也接踵而来。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数字经济呈现出来的一个特点就是虚拟场景交易。在虚拟场景下，有些不良电商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导致线上课程不符合消费者的预期，或者与宣传中的描述大相径庭。因此，在线教育的课程质量很难保障，这就需要平台方介入监管，同时透明度也应该相应地提升。
网络游戏货不对板
维权不易直接卸载
在“宅经济”下带火的网络游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杨阳(化名)是一位游戏玩家，同时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特别推崇《山海经》。
有一次，杨阳打开网页，被一条游戏广告吸引。“开局一条鲲，进化全靠吞！”“鲲只排名第三、霸王以鲲为食”……诸如此类的广告语，配上一张张视觉冲击感极强的海报，让他情不自禁地点击进入游戏。然而，玩了几盘以后，他发现这款游戏和广告中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类似的以“鲲”为噱头，吸引消费者的游戏还有很多。
资深游戏玩家李力(化名)就被骗过很多次，“我尝试点击进去的10多款养鲲游戏里，连一条鲲都没有”。
据李力介绍，这些游戏的宣传海报一般极具煽动力，大多是一些仙侠类游戏，玩法和10多年前的《传奇》差别不大。
在刘俊海看来，网络游戏与其他实体消费不同，必须依附于网络媒介存在。网络游戏玩家所消费的内容并非实体，而是在网络世界中的游戏体验。网络游戏玩家在游戏中得到的物品大部分以虚拟的形式呈现，因此网络游戏维权比较困难，维权成本也高。
正因为如此，不少受访的消费者称，对于这些“货不对板”的网络游戏，他们一般选择直接卸载。
“云生活”依赖App
涉嫌过度收集信息
“宅经济”之下，云课堂、云下厨、云健身、云诊疗、云逛街、云春游等各类“云生活”方式大行其道，“云”上的日子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因为“云生活”方式依赖App存在，但背后的授权却涉嫌过度收集用户个人信息。
许果(化名)正在某大学读硕士研究生一年级。近期，他频繁使用腾讯会议、CCtalk、雨课堂等各类线上授课App上网课。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许果发现，这些线上授课App在使用时会收集大量的个人信息，例如，要求允许访问电话簿、相册，开启录音权限、相机权限等。
“我在某个线上授课App上发现，如果要注册网师，就要提供身份证照片，还有看上去非常冗长的同意条款。我不知道这些App收集这么多个人信息有什么用，更不知道我的信息会不会被用作他途。这种冗长的同意条款就像强买强卖，你不同意就用不了这个App，但上课又必须用，所以很无奈。”许果说。
在许果看来，要想听课，就要授权这些App使用麦克风、相机功能，这种强制要求授权的方式无异于监听。
“授权”二字，在《法制日报》记者的采访中，被不少受访者提及。
张夏(化名)目前在北京工作，复工后，为了上下班方便，他下载了一款网约车App。不过，这款App要授权手机号码、定位、访问存储空间和照片，如果不授权就不能使用，这三项授权是关联在一起的，必须要选，张夏担心自己的信息会被泄露。
他们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依据。以在线教育为例，有媒体报道，有消费者一个月内遭遇了近百个线上教育机构的电话推销轰炸。
2018年11月，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100款App个人信息收集与隐私政策测评情况显示，App普遍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消息，“授权”是消费者使用一个新App的第一步。但在收集个人信息方面，App普遍存在涉嫌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情况：59款App涉嫌过度收集“位置信息”，28款App涉嫌过度收集“通讯录信息”，23款App涉嫌过度收集“身份信息”，22款App涉嫌过度收集“手机号码”等。
去年12月30日，App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消息称，自2019年3月建立App举报平台至今，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工作组共收到网民举报信息1.23万条，涉及2300多款App。
同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认定方法》，旨在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行为提供参考，为App运营者自查自纠和网民社会监督提供指引。
“互联网上所有的消费行为和经济活动都离不开个人信息。一个核心问题是，区分个人信息和大数据之间的差异。个人信息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属于用户自己；大数据属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可以归属于平台。如果混同两者之间的关系，把个人信息和大数据混为一谈，就会让一些不良商家、违法企业有可乘之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说。
在北京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邱宝昌看来，治理App过度收集用户信息，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及时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隐私法等。“目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尚属于原则性规定，没有规定相应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以及有关监管部门不作为的责任，同时还要严格执法。”
本报记者 赵 丽
本报实习生 董锦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