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洋在野外寻找泰坦魔芋，也叫尸香魔芋，是《鬼吹灯》中的传奇植物。
杨晓洋寻访世界上最大的花——大王花。受访者供图
“水果猎人”，顾名思义就是到处寻找千奇百态水果的人。河南小伙杨晓洋原本是一名精密制造行业的工程师，但他另一个身份却是“水果猎人”，每年自费几十万元去东南亚一些热带雨林或全球著名的水果市场寻找不寻常的水果，有人说他是中国吃过水果种类最多的人，光榴莲他就吃过100多种。近日，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与杨晓洋取得了联系。杨晓洋说，他之所以与水果结缘，一方面是为了丰富人们的果盘，另一方面以水果为媒介，通过水果科普让更多的人认识水果，了解植物，意识到它们的可爱和宝贵，从而达到人人都有心去保护植物的目的。
工科男成了“水果猎人”
到新加坡学机械，一出机场就被热带植物迷住了
2008年，杨晓洋高考后被国内一所211高校基地班录取，但可能是命运使然，拿到了全额奖学金的他有机会出国读书。为探知世界，他就去了新加坡，学的是精密仪器制造。从小就对山野植物感兴趣的他，一出新加坡的机场就被美丽的热带植物迷住了。从小生长在中国北方农村的他，抓住在新加坡求学的机会，一有时间就带着相机去植物园或野外了解当地的植物，仔细观察，并为每一个细节拍照。
杨晓洋说，自己孩童时曾将自家院子的每个角落都栽满了野花野草，父母都为之感叹，这孩子怎么对植物这么痴迷!2013年，杨晓洋正在从事精密仪器零部件制造，新加坡却遭遇了一场大雾霾，空气污染指数飙升至400。后来才知道雾霾来自印尼的“烧芭运动”，当地一些企业为开垦土地，焚烧野生植物，等灰烬的肥力发挥殆尽，换个地方接着烧。
“这种做法太令人心疼了，印尼植物种类总量粗略统计在3万-4万种，很多还是未被科学界研究发现的物种，有的植物历经千万年，没有被残酷的竞争淘汰，却可能因为人类短短几十年的干涉而灭绝。”杨晓洋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辞职“抢救”植物。他首先将见到过的植物拟定中文名称，按照科属分门别类整理照片。
至今，他已给1800多种东南亚植物拟定了形象易读的中文名，建起了自己的“东南亚植物数据库”，在东南亚华人范围内推广中文名字，帮助解决了部分华人在东南亚不知当地植物中文名的尴尬。因为熟知东南亚植物，他曾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做引种保育，帮助中国自然标本馆丰富植物类群名称，还跟不少高校的植物学教授合作写科学论文。
“我觉得工程师可能不缺我这一个，最初看到华人在东南亚植物研究领域的空白，接触了这个植物圈子后更加深入了解植物，才发现人和植物之间的沟通还存在很多‘冰墙’，破冰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两者之间建立和谐而美好的关系，水果就是很重要的媒介，人类需要植物，植物也需要有人为它们发声。”杨晓洋结合自己的爱好，且从小就有愿望吃水果要吃到饱的他，终于在植物和大众之间寻找到了媒介——那些不寻常的水果。
在苏门答腊找水果，差点遇到老虎
水果资源不是按国家来分的，是按地理环境来分的。水果猎人通常有一个猎寻清单，按照月份去寻找，但有时也会因迟了一步没采摘到，辛苦一趟白跑。在东南亚也有水果季，一个是6月到8月份，另一个是12月到次年2月份。这两个季节，会跑得比较勤一点。他去过婆罗洲基纳巴唐岸河，他看到水椰林随水流漂移，像行走的山脉；也爬过印尼苏门答腊岛的火山口，在火山周围寻觅野果的踪迹。
最近，他去南方的福建，偶然找到了几种野生水果：飞龙掌血、杜茎山、平叶酸藤子、阔叶猕猴桃。“平叶酸藤子很神奇，甜味经过测试，达到了13点多，在甜度上和橙子有一拼了，重要的是它的酸味。”杨晓洋说，他试吃了一下，认为用来做果酱肯定很不错，有一定的开发价值。
杨晓洋按照水果的果期排日程，深入国内和东南亚各国的集市，比如，去过泰国知名的丹嫩沙朵水果市场，还去过美攻铁道市场，通过水果了解当地的文化。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有很高的树，还要专门考个“爬树证”，有专业人士教怎么爬树，借助什么样的工具。
杨晓洋去过爪哇岛采摘过“香波果”，他说，这种水果很神奇，吃了后打嗝出汗，甚至放屁都有紫罗兰的香味。
他在婆罗洲猎寻过大杯橄榄，跟国内吃的橄榄是亲兄弟，不同的是头上有个杯状的大帽子，再加上当地名字为“dabai”，因此得名。
他猎寻过一种叫咬人狗(海南火麻树)的水果，蓝色的果托可食用，其它部位密集了大量的小“注射器”，不小心碰到会像是被咬一样又麻又痒；品尝过“指橙”，也叫手指柠檬，鱼子酱般的口感，清爽别致；还有“翅果竹芋”，甜度据说是蔗糖的3000倍；还有小果榴莲，世界上最小的榴莲，只有拇指那么大。
在寻找水果过程中，杨晓洋还见过了许多难得一见的特有物种，《鬼吹灯》里有一种植物叫尸香魔芋，它真实存在于东南亚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里面。最高的可达3.73米；还有大王花，一朵花的直径可达1.5到1.6米。
独自在幽深的热带雨林有时也会遇到危险，有一次他去印尼的苏门答腊找水果，结果向导不靠谱，嫌弃他一直拍植物，走得太慢，就自己往前面先走了，说在前面等他，杨晓洋就一边拍，一边爬山，爬了半个小时一直没见向导的踪迹，喊了很多声也没有人回应，结果还没拍一会儿就发现了老虎的脚印，瞬间毛骨悚然。原来当地人说的山上有老虎伤人的事情是真的，他赶紧撒腿就往回跑。杨晓洋说，曾也遇到过熊、湾鳄、眼镜王蛇、网纹蟒等野生动物。不仅如此，有一次他试吃一种叫瓜馥木的水果，引起过敏，话都说不出来了。因此，他一般试吃水果时，每次只吃一点点，再吃第二口会间隔比较长的时间，这样中毒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出了专著，九百多张照片全是原创
他品尝过100多种榴莲，有独到见解
杨晓洋说，全世界榴莲已知的品种有600多种，他吃过100多种，而在国内能吃过七八种榴莲的人就很少了，他在淘宝上也卖过榴莲，后来因经常要去猎寻水果，店铺也关了。
东南亚榴莲中非常出名又非常有标志性的品种是“猫山王”。马来西亚正宗的猫山王榴莲果肉绵软，香气浓郁，层次感非常强。在国内吃到的金枕榴莲味道与之相比差得很远。猫山王榴莲品质稳定，即便它的果子很小，果肉依然很棒。由于受追捧，其价格也是其它榴莲的好几倍。他曾到马来西亚槟城，在收榴莲的那里坐着看，一个榴莲园园主带了一大筐榴莲过来，卖了后赚了几百块钱；另外一个榴莲园园主直接拎两个猫山王过来，也换了好几百块钱。头一位园主就非常郁闷：“我种了那么多榴莲树有什么用？不如全砍掉种猫山王。”
在杨晓洋看来，如果满分为100分，猫山王榴莲只能打分70分以上。他吃过很多更好吃的榴莲，比如在槟城吃到的老树红虾榴莲，只有巴掌那么大，当时看管榴莲山的朋友送给他一个。“我还纳闷，我是专业的榴莲猎人，怎么就给这么小的一个？但朋友说，你吃了就知道了。”杨晓洋说，他吃了那么一小块，让他记了三年，它的味道无与伦比。他还吃过一种榴莲，味道和芬芳一直强烈地“轰炸”着味蕾，层次感非常强，到达顶峰后慢慢地它会持续一段时间再降下来，在降的过程中感受到麻味、花蜜香味、果香味，甚至酒香味。
之所以举这个例子，他说，因为国内榴莲品种少，基本上都是从泰国运过来的。早期泰国榴莲进到中国，主要是金枕品种，国内人一吃金枕觉得好吃肉多，于是大家都吃金枕。“其实好吃的榴莲并不在于肉多果大，可人们认为花那么多钱，买了肉少的岂不亏了，所以不在乎味道，全都买肉多的。金枕越多，市场上销得越快，泰国那边就大量种金枕；泰国种的金枕越多，我们这边选择性就越少。”杨晓洋说：“这就属于缺少和植物之间的沟通，缺乏了解，以至于被隔离了，以为果子大就一定好吃。”
开微博和粉丝互动，引领大家亲近大自然
紫牛新闻记者注意到，杨晓洋每次有新奇的发现都会发微博(网名“不乖书生”)，目前已有了一定数量的粉丝，不少粉丝对他十分崇拜和羡慕，对于粉丝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杨晓洋都会耐心一一回答。有时，他发现了某个不寻常的植物或水果，也会通过发微博问大家是否知道在当地叫什么名称、有什么用途，以形成互动交流。
不仅如此，杨晓洋还写了第一本个人专著——《东南亚水果猎人》，并出版发行。在书中，他先介绍了人和水果之间的关系，看了后让人感叹水果的“心机”。还以37种水果为主线，串联着讲了200多种水果，900多张照片全部原创，并且介绍了自己寻找的经历，将这些水果不为人知的部分展现出来，介绍它的学名、科属、中文名、主要特征、产地等信息。
心声
“主要是让读者跟着我的认知一起来接触水果，让大众对水果有更加全面的认知，刷新他们的水果观，进而引起大家对水果、对植物、对自然的兴趣，在每个人心中重新埋下一颗亲近自然的种子。”杨晓洋认为，人和自然是可以建立这种和谐而美好的关系的。(任国勇)
、融合于中原大地的沙陀人
曾经在唐末五代叱咤风云近一个世纪的沙陀族，仿佛一夜之间突然从历史上消失，以至今天的我们已很难寻找到其后人的踪影。沙陀内迁中原的人数本来不多，只有一万人左右。后来随着沙陀三部落的形成，沙陀民族共同体的人数大幅增加，甚至就连本为汉人军将世家出身的药彦稠、药元福家族，也变成了沙陀三部落人，于是在新、旧《五代史》的人物传中，出现了大量的沙陀人、沙陀三部落人。那么，这些沙陀人、沙陀三部落人最后都去向哪里？这是人们颇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一篇《五代诸帝皆无后》的札记，是说沙陀皇族均无后人在中原地区遗留下来。其中提到后唐、后晋、后汉三朝诸帝的后人时略云：
唐武皇李克用有子落落及廷鸾，洹水、晋州二战，皆为梁所擒杀；长子庄宗存勖为郭从谦所弑。睦王存义以郭崇韬婿，先为庄宗所杀。永王存霸、申王存渥，国变后俱逃太原，为军士所杀。通王存确、雅王存纪，为霍彦威所杀。惟邕王存美、薛王存礼，薛史（即《旧五代史》）谓皆不知所终。《通鉴》则谓存美以病得免，居于晋阳。是武皇后，仅存一废疾之子也。
庄宗李存勖之子魏王继岌闻庄宗之变，自缢死。继潼、继嵩、继蟾、继峣，薛史谓并不知所终。惟《清异录》谓庄宗子有延于蜀（即后蜀国）者。
明宗李嗣源长子从审，为元行钦所杀；次秦王从荣，为安从益所杀；宋王从厚即愍帝，失国后以鸩死；从璨为安重诲陷死；许王从益，汉祖入洛赐死；愍帝有子重哲，亦不知所终，是明宗后无子孙也。
废帝李从珂长子重吉，为愍帝所杀；次雍王重美，同废帝自焚死，是废帝后无子孙也。
晋高祖石敬瑭子剡王重胤（本高祖弟，养为子）、虢王重英，皆高祖起兵时为唐废帝所诛；楚王重信、寿王重乂，皆为张从宾所杀；齐王重贵嗣位（本高祖兄敬儒子），是为出帝，后降契丹北迁；夔王重进、陈王重杲，早卒；少子重睿，从出帝北迁；重信有二子，及出帝子延宝、延熙，皆随北迁，不知所终，是晋帝后亦无子孙在中国也。
汉祖刘知远长子魏王承训先卒；次承祐嗣位，是为隐帝，为郭允明所杀；次陈王承勋，以废疾不得立，广顺初卒，是汉祖后无子孙也。
这里没有涉及北汉世祖刘崇（刘旻）、睿宗刘承钧和英武帝刘继元的后代。刘崇有十个儿子，长子刘赟，被郭威所杀；次子即睿宗刘承钧。其余诸子镐、锴、锜、锡被刘继元所杀，刘铣装傻获免，刘铙不知所终。刘崇还有两个孙子：继文、继钦。继文在睿宗时被派往辽朝请兵，后终于辽；继钦被刘继元所杀。刘承钧没有亲子，养子继恩（即少主）、继元（即英武帝）及继恩弟继忠都有沙陀血统。继恩被郭无为所杀，未见有子嗣后代；继忠被刘继元所杀。只有刘继元在降宋后，有子名三猪，宋帝赐名守节，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官至右骁卫将军。
以上沙陀王朝诸帝的子孙当然是不全的，如据《李克用墓志》，李存勖仅“亲弟”就有二十三人之多，后来也多不知所终。
“五代诸帝皆无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相互残杀，夺权成功者往往要杀掉失败者的子孙后代，以消除他们卷土重来的隐患；而皇位的觊觎者往往要以本人或亲属的牺牲为代价，不成功，往往也就贴上了身家性命。
不过，沙陀王室的子孙们也并没有被斩尽杀绝，那些“不知所终”的子弟宗室，有的便以各种方式存活下来，如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子孙，除赵翼列举《清异录》所载走投蜀地的一例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天圣四年有如下一条记载：
安德节度推官李佑，唐庄宗曾孙也，上书求便官，以洒扫陵庙。夏四月丁未朔，改授李佑西京留守推官。因谓辅臣曰：“唐庄宗百战灭梁，始有天下，不务修德，而溺于声乐，嬖用伶官以及祸，良可叹也！”
后唐庄宗覆亡是在同光四年（926），距离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整整过去了一百年，因此李佑为李存勖之“曾孙”是可信的。
此外，李克用之弟克宁一支也有血脉幸存下来。据《资治通鉴》记载，长兴三年（932）六月，后唐明宗曾遣供奉官李存瓌至西川赐诏于孟知祥。“存瓌，克宁之子，知祥之甥也。”“李存瓌”，《新五代史·孟知祥世家》作李瓌，云：“先是，克宁妻孟氏，知祥妹也。庄宗已杀克宁，孟氏归于知祥，其子瓌，留事唐为供奉官。明宗即遣瓌归省其母，因赐知祥诏书招慰之。”李存瓌在后汉时曾任北京（太原）副留守，成为辅佐刘崇北汉小朝廷的重要谋臣之一。
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北宋朝廷曾多次录用“唐李氏”的后人，如仅在仁宗景祐四年（1037）六月，就录用了两批。第一批录用为三班借职、奉职者八人。第二批录用为三班借职者十一人，为助教者五十三人，免解者五人，免徭役者三十七人。所谓“三班借职、奉职”，是宋代武职分东、西、横三班，入仕者先为三班借职，积资转三班奉职。而所谓“免解”，就是举子不经过地方考试而直接参加礼部试；神宗熙宁四年（1071）三月，又录唐李氏诸孙李杲为三班借职，李德臣、李养年为州长史。
这里的“唐李氏”是指李渊的后人？还是李存勖、李嗣源的后人？不明确。不过，后唐王朝既然以李唐王朝的继任者自居，北宋又与后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也不排除“唐李氏”中包括了后唐皇室在内的可能。
石晋皇室，除石重贵及其子弟被迁往辽地外，也并非如赵翼所说“无子孙在中国也”。石敬瑭的侄子石曦，北宋时官至霸州防御使，《宋史》有传。此外，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六月录用的前朝皇室后人中，也包括了后晋石氏的后人二人为三班借职、奉职。
除父系外，母系中带有沙陀皇室血统的，在宋初也能找到一些踪影，如宋太祖最后一个皇后宋皇后，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外孙女，而她的父亲宋偓则是李存勖的外孙。宋偓有九子十一女，他们以及其子孙后代的身上，无疑也都带有沙陀血统。
除皇族外，沙陀人有据可查的还有杨、郭、瞿、张、白诸姓以及沙陀三部落中的安、康、史、石等姓氏，他们当中亦有不少人在入宋后仍见诸记载。如郭从义，其先沙陀部人，父绍古，奉事李克用，赐姓李氏。郭从义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其子守忠、守信，孙世隆，曾孙昭祐、承祐，都在《宋史》中有记载，且郭承祐还娶了宋太宗之子舒王（即楚恭惠王）赵元偁的女儿；又如杨承信，沙陀部人，杨光远之子，历事后汉、后周及宋。卒后，其孙杨松被录为奉职；白重赞，其先沙陀部族，历事后汉、后周、北宋，官至定国军节度使。
以上几例都在史书中明确记载了其“沙陀”族出身，还有一些沙陀或沙陀三部落的后人，史书中便不再言及其出身种族。如安忠，《宋史》中只是说其为河南洛阳人，祖叔千，父延韬；安守忠，也只是讲其为并州晋阳人，父审琦。其实安叔千和安审琦在《旧五代史》中都有传，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种也”；安审琦，“其先沙陀部人也”。《宋史》中不载其出身种族，不知是史官的无意疏忽，还是传者本人在有意隐瞒。安忠在宋代官至淮南诸州兵马钤辖。宋真宗天禧元年，录其孙惟庆为殿直；安守忠则在宋朝官至宋州知州等职，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卒，其子继昌被录为供备库副使。安守忠的堂兄弟安守鏻，北宋时也官至赞善大夫。
除个体外，作为“沙陀三部落”之一的“安庆”部落，在宋代一段时间内仍有保留。宋庠《元宪集》中有两篇关于“安庆府”的“敕书”，一篇为《赐石州安庆府都督康兴进乾元节马敕书》，另一篇为《赐潞州安庆府都督安美等进上尊号马敕书》。即直到宋仁宗时期，安庆府的名称依然存在，而且都由昭武九姓胡人担任都督。而潞州安庆府，系由云、朔地区迁徙而来。
从史籍记载的情况看，沙陀人在内迁后，曾长期保留着一些“夷狄”的传统习俗，如后唐庄宗李存勖、明宗李嗣源的祭祀天神、祭突厥神，史称是“夷狄之事也”；李存勖在许多场合也不隐晦自己的“夷狄”出身；李嗣源还喜欢讲蕃胡语，在行军时与契丹用胡语对话，在朝廷上与康福用胡语（或作“蕃语”）交谈；晋高祖石敬瑭死后，石重贵派人“押先皇御马二匹，往相州西山扑祭（即杀马祭祀）”，这也是一种“夷狄”礼俗；后唐废帝李从厚于中兴殿庭搭建穹庐；刘知远也曾向后晋朝廷进百头穹庐；甚至在葬俗上，沙陀人最初也保留着火葬的习俗；等等。以致欧阳修惊呼道：“中国几何其不夷狄矣！”
在相貌上，沙陀及沙陀三部落中的粟特人与汉人也有明显的区别，陶岳《五代史补·敬新磨狎侮条》载：
敬新磨，河东人。为伶官，大为庄宗所宠惜。庄宗出自沙陀部落，既得天下，多用蕃部子弟为左右侍卫，高鼻深目者甚众，加以恃势，凌辱衣冠，新磨居常嫉之，往往扬言曰：“此辈虽硬弓长箭，今天下已定，无所施矣。惟有一般胜于人者，鼻孔大、眼睛深耳，他不足数也。”众皆切齿，相与诉于庄宗，其间亦有言发而泣下者。庄宗不悦，召新磨责之曰：“吾军出自蕃部，天下孰不知？汝未尝为我避讳，更辱骂之，使各垂泣告朕，何也？”
即“高鼻深目”“鼻孔大、眼睛深”以及《旧五代史·氏叔琮传》中所描述的“深目虬须（按即蜷曲的胡须）”是沙陀及沙陀三部落人的相貌特征。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沙陀人从内迁以来，就走上了一条汉化的道路，传统习俗的保留和明显的相貌特征，并没有阻止他们最终的汉化，至于欧阳修的担忧，实在是多余之举。
沙陀人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内迁至代北，在代北地区生活了近八十年。代北地区自古就是多民族的杂居区，“纵有编户，亦染戎风”。但毫无疑问，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仍然在这里占主导地位，如代北汉人盖寓、郭崇韬之辈，就都具有传统的儒家思想。沙陀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当然不能不受到熏陶、感染。特别是中和三年（883）李克用担任河东节度使、沙陀人进入太原地区后，太原是具有悠久汉文化传统的地区，虽然从晚唐以来，藩镇的跋扈、民族的交融使这里的社会风气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作为一个蕴涵着深厚汉文化根底的地区，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绝不是轻易就能彻底改变的。沙陀及代北各族进入河东地区，会受到更加浓厚的汉文化的熏陶，从而也加快了其汉化的步伐。这也是沙陀人在中原行使统治的需要。
沙陀人对汉族、汉文化的认同表现在方方面面。如他们在做了皇帝之后，在宗庙的建立上，都以中原汉族前世帝王作为自己的始祖。马端临《文献通考·宗庙考》对此批评道：“按：后唐、晋、汉皆出于夷狄者也，庄宗、明宗既舍其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瑭、知远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华胄自诡，故于四亲之外，必求所谓始祖者而祖之。……然史所载出自沙陀部之说，固不可掩也，竟何益哉？”其实，沙陀人将汉族帝王视为祖先而供奉，无非是想从血缘上拉近与汉人的距离，以示他们是华夏（汉）正宗的传人，造成一种“胡汉一家”的表象。所以尽管对掩盖其出自沙陀部的痕迹无所益处，他们还是那样去做了，这也是沙陀人在主观上认同华夏（汉族）文化的具体行动。
在沙陀以及代北诸族对汉族、汉文化的认同中，改用汉姓以及籍贯汉地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从现有材料看，沙陀人固有的姓氏除李克用的祖上曾出现过“朱邪”一姓外，再无其他案例。后唐明宗李嗣源无姓氏，原名邈佶烈；石敬瑭父名臬捩鸡，恐怕也无姓氏；杨光远父名阿噔啜，应该也是没有姓氏。所以，沙陀人的刘、杨、郭、瞿、张、白诸姓，应该都是进入中原后所得之汉姓。至于昭武九姓胡人改姓汉姓、占籍汉地，更是非常普遍的事。改姓汉姓和占籍汉地，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他们对中原汉文化的钦慕和认同，对于他们融入汉人社会，无疑也产生了积极作用。
当然，作为沙陀上层的统治者们，也不失时机地培养他们的子弟学习汉文化，并且与汉族新老贵族特别是衣冠世族通婚联姻，密切与他们的关系，所谓君主出身卑微，子嗣文采风流。而对于普通沙陀平民，他们在与汉人的交往中，耳濡目染，无疑也在不断地学习着汉文化。至于与汉人的通婚，当更为普遍。李嗣源和刘知远在未贵时所娶的妻妾，有几位当是汉人。
总之，无论是沙陀三部落的皇族还是平民，他们都有后人在中原地区繁衍下来，但随着时光荏苒，他们的传统习俗在逐渐消失；又随着沙陀人普遍与汉人通婚，使他们在血统上不复纯粹，相貌特征渐渐暗淡；同时由于改易姓氏和籍贯地望，家族谱牒的丢失，到后来，甚至连他们本人也不知道自己的沙陀族属了。据《宋史》的记载，宋初的历史人物，沙陀人虽寥寥无几，却也清晰可辨；而到宋中后期以后，便不再见有沙陀人的记载，说明此时沙陀人已完全与汉人融合在了一起。
当然，即使是融入汉人之中，仍有个别沙陀人的后裔不忘或认可自己的沙陀身世，元朝中叶著名的政治家李孟（道复）,《元史》本传记载说他为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曾祖父李执，金末举进士；祖父昌祚，元代潞州宣抚使；父亲李唐，历仕秦、蜀，因徙居汉中。但元人刘敏中在为李孟父李唐所撰的神道碑（即《敕赐推忠保德佐运功臣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韩国公谥忠献李公神道碑铭》）中，明确指出其家为“后唐雁门之裔，世为潞著姓”。姚燧《李道复曾祖考执赠韩国公制》亦云：“其家自后唐仅十五传至今代，实四百载。”所谓“自后唐仅十五传”，应该是从李克用时算起。李唐有四子，长子即李孟；次子李槃，官兴元路洋州知州；三子李森，晋宁路潞州知州；四子李添，年幼。有孙五人，曾孙四人。这是沙陀朱邪李氏留在中原地区后裔中一个比较显赫的家族。而在边疆其他民族中，也有一些认为是沙陀李克用后人的传说。
二、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与沙陀李雁门
李存勖覆灭后，李克用的子孙除走投西川（后蜀）或继续隐匿于中原地区外，也有一些逃入辽朝控制的蒙古草原，如当年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北投达靼一样。到石敬瑭割让幽云十六州和北汉国灭亡后，有更多的沙陀人进入辽朝境内。后晋天福六年（941），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起兵反抗朝廷，就说辽朝境内的“三部落、南北将沙陀、安庆九府等，各领部族老小，并牛羊、车帐、甲马，七八路慕化归奔”；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大臣宋琪上书言边事，在讲到辽朝的兵力时，也说幽州、雁门以北十余州的“三部落，吐浑、沙陀”以及汉兵合计有两万余。这些沙陀人在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销声匿迹后，到金元时期，又有一支在历史舞台上活跃起来。《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记载：
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汪古部人，系出沙陀雁门之后。远祖卜国，世为部长。金源氏堑山为界，以限南北，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以一军守其冲要。
《元史》的这段记载，一般认为是源自元人阎复的《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和刘敏中的《驸马赵王先德碑》，其中阎碑铭文是元朝大德九年（1305）为已故驸马、高唐忠献王阔里吉思封谥而撰写的，碑文云：“谨按家传，系出沙陀雁门节度之后。始祖卜国，汪古部人，世为部长。”阔里吉思是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的曾孙。“驸马高唐忠献王”与“驸马赵王”都指阔里吉思，其先封高唐忠献王，后改封赵王。元人姚燧所撰《河内李氏先德碣》中，还提到阔里吉思自称是晋王李克用裔孙，并置守冢（即守坟人）数十户于雁门，禁民樵牧云云。雁门即今山西代县，为李克用及其父李国昌墓葬所在地。由此可见，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系出沙陀雁门之后”，并非无稽之谈。
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是汪古部人的首领。汪古部又称雍古、汪骨、瓮古、白达达等，是辽金时期活动于今内蒙古阴山东段地区的一个部族，原为辽朝属部，后附金朝，为金守卫“界壕”（即金长城）。不过，汪古人并没有为金朝坚守边防，金泰和六年（1206）成吉思汗封赏功臣时，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就在被封赏之列。大安二年（1210）前后，蒙古攻金，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将自己防卫的要冲之地献给了成吉思汗，此后又协助成吉思汗平定乃蛮，从下中原。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后来在部落内讧中被部下所杀，成吉思汗追封为高唐王，之后，阔里吉思袭爵。
据姚燧《河内李氏先德碣》，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之所以被封为“高唐王”，是由于“分地在高唐”，即现在的山东高唐县。但姚燧又说，阔里吉思世居静安黑水之阳。“静安黑水”，“静安”指静安路，元大德九年（1305）置，延祐五年（1318）改名德宁路，治所在今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东北二十公里处的敖伦苏木古城，辖境约当今包头市及所属达茂旗、固阳县一带；“黑水”即艾不盖河，静安路即以黑水新城置。
汪古部的族源向来有沙陀突厥、回鹘、鞑靼、党项等多种不同说法，南宋孟珙《蒙鞑备录》就说：“鞑靼始起，地处契丹之西北，族出于沙陀别种。”又云：“鞑国所邻，前有乣族，左右乃沙陀等诸部。”这里的“鞑靼”，当指“白鞑靼”，亦即汪古部。“乣”则是辽、金、元时期对被征服的北方诸部族人的泛称，犹言“杂胡”“杂户”。况且沙陀与回鹘和鞑靼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因此，即使汪古部的族源确实与沙陀无关，也不能排除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出自李克用后裔的可能，并非仅仅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祖先而勉强比附。
汪古部世代与蒙元王室联姻。据《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有子二人，长子不颜昔班与其父一起为部人所杀。次子名孛要合（又作拜合）。此外还有一个侄子，名叫镇国，娶成吉思汗之女阿剌海别吉公主，封北平王。镇国与阿剌海别吉公主育有一子，名聂古台（安古带），娶元睿宗拖雷之女独木干公主。聂古台后在江淮之战中战殁。
镇国死后，根据当时北方游牧民族收继婚的习俗，孛要合也就娶了自己堂兄的妻子阿剌海别吉公主。也有一说阿剌海别吉公主首嫁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或不颜昔班，再嫁镇国，三嫁孛要合，是蒙古族历史上一位英雄女性。孛要合死后追封高唐王，后又追封为赵王。阿剌海别吉公主与孛要合无子，孛要合娶妾生三子，长子名君不花，娶元定宗贵由长女叶里迷失公主；次子名爱不花，娶元世祖忽必烈第三女月烈公主；三子名拙里不花。
爱不花之子即阔里吉思，先娶元世祖忽必烈太子真金之女忽答的迷失公主（后封号赵国公主）。可惜天不假年，二十几岁便去世，其陵墓即位于今河北沽源南沟村的元代墓葬“梳妆楼”。忽答的迷失去世后，阔里吉思又娶元成宗之女爱牙失里公主，并被封为高唐王，后追封高唐忠献王、赵王。据专家推测，“梳妆楼”里有三具棺木，分别为阔里吉思和两个妻子忽答的迷失公主、爱牙失里公主。
阔里吉思有子名术安，年幼，便由其弟术忽难袭高唐王爵位。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术忽难加封赵王。这时术安也长大成人，于是次年，术忽难将王位让予术安。术安娶晋王女阿剌的纳八剌公主。《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所记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世系至此而止。
而据阎复《驸马高唐忠献王碑》，孛要合的长子君不花有三个儿子，其中次子邱邻察娶元朝宗王阿直吉之女回鹘公主。孛要合的次子爱不花有四个儿子，长子即阔里吉思，四子术忽难。孛要合的三子拙里不花有子名火思丹，娶宗王卜罗出（元太宗窝阔台三子阔出太子之孙）女竹忽真公主。
民国年间，马定先生在赵王府即敖伦苏木古城发现了一块《王傅德风堂记碑》。1937年，陈垣先生根据该碑文，对阔里吉思之后的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世系进行了考订，即术安（注安）死后，赵王的爵位又从阔里吉思的子系传到了弟系，术忽难之子阿剌忽都（阿鲁忽都）、孙马札罕相继袭封赵王。马札罕先娶赵国大长公主速哥八剌，继娶宗王晃兀帖木儿仲女，卒时世子尚幼，其弟怀都继袭赵王位。怀都死，赵王位又传至马札罕次子八都帖木儿，此时已是元朝末年。之后，周清澍先生又考订出了汪古部的最后一位赵王——汪古图，并对汪古部统治家族从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到汪古图共十六位成员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从史书记载及近人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从元初到元末，一直充当着汪古部的首领，子孙传承不息，历代与蒙元皇室通婚，是真正的皇亲国戚，显贵至极，直至明初，才最终覆灭。
除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外，《元史》还记载了另外一个自称是沙陀后人的人，这就是克烈部的速哥，“世传李唐外族”。“外族”即母系家族。而此处之“李唐”，并非李渊所建立的李唐王朝，而是李存勖建立的后唐。克烈部亦即九姓达靼，李克用所谓“阴山部落，是仆懿亲”中的“阴山部落”，或也包括了九姓达靼在内。“世传李唐外族”，说明克烈部族人中具有沙陀人的血统，而不同于一般的蒙古族人。
三、昔李钤部与“沙陀贵种”
除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外，元代自称为沙陀李氏后人的另一个显赫家族，是西夏时称之为“昔李氏”的答加沙家族。所谓“昔李”，也就是“小李”，因为同时期的西夏王亦姓李，为了区别大小尊卑贵贱，于是便将答加沙家族称为“昔李”。后因官命氏，又称昔李钤部。“钤部”亦云“甘卜”“敢卜”“绀孛”等，是吐蕃“赞普”一词的转译，西夏人用以名官。
昔李钤部在西夏时期就开始发迹，“位丞弼（即辅佐大臣）者七世”，从而成为“肃州阀阅之家”。入元以后，分为三支相传，一支为世袭肃州路（治肃州，今甘肃酒泉）也可达鲁花赤的举立沙系，另一支为大名路（治大名，今河北大名东）世袭达鲁花赤的益立山（疾利沙）系，第三支为孛兰奚系，从传承地位来看似乎不如前二者显赫。
举立沙系的世系情况主要反映在甘肃酒泉文化馆收藏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中；益立山系的世系情况有多处记载，如元人程钜夫撰写的《魏国公（教化）先世述》、王恽撰写的《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益立山）神道碑》、姚燧撰写的《资德大夫云南行中书省右丞赠秉忠执德威远功臣开府仪同三司太师上柱国魏国公谥忠节李公（爱鲁）神道碑》，以及明正德《大名府志》收录的作者不明的《元大名达鲁花赤昔李公（益立山）墓志铭》等；孛兰奚系的世系情况则反映在明正德《大名府志》收录的欧阳玄《元礼仪院判昔李公（孛兰奚）墓志铭》中。
关于益立山一系族属及后世继袭情况，王恽《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记载说：
钤部李公其人也……讳益立山，其先系沙陀贵种，唐亡，子孙散落陕陇间。远祖曰仲者，与其伯避地遁五台山谷，复以世故，徙酒泉郡之沙州，遂为河西人。显祖府君，历夏国（按即西夏国）中省官，兼判枢密院事。皇考府君，用级爵受肃州钤部，其后因以官称为号，丧乱谱亡，遂逸名讳。公昆弟四人。独公少负气节，通儒释，洞晓音律，以荫儤直（按即值班）宫省，积劳调沙州钤部。……三子，长曰爱鲁，袭公世爵，至元四年迁金齿等国安抚使，寻升授云南道宣慰使兼都元帅，今进拜中奉大夫、参知政事、行云南等路中书省；次罗合，终大名路行军万户；次小钤部，代兄民职。孙三人：长教化……今阶正议大夫，佩金虎符，充大名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新附军万户；（次）曰帖木儿，敦武校尉、固镇铁官提举；（三）曰万奴，簉（按即排列）中朝侍从官。
此文收录在王恽的《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以及后来编印的《全元文》中。
正德《大名府志》所收录的《元大名监郡昔李公神道碑》，在开头叙及其族属时，与王恽《李公神道碑》完全相同，只是在后来叙述各人的任职时，更为详细具体一些，如“小钤部，代兄民职”，为“小钤部，代长兄大名达鲁花赤”；“万奴，簉中朝侍从官”，以下又有“二十年，授中顺大夫、大名府总管府达鲁花赤，代兄教化之职”等等。
明确记载昔李钤部为沙陀后裔的另外一条较早的材料，就是益立山长子李爱鲁的墓志，该墓志是李爱鲁之子教化命大名路儒学教授王彧撰写的，现收藏于河北大名县石刻艺术博物馆。墓志云：“公讳爱鲁，其先沙陀贵种，唐末之乱，余裔流寓陇右。远祖后徙酒泉郡之沙州，遂为河西人。”之后，近人柯劭忞所著《新元史》、屠寄所著《蒙兀儿史记》，都采用了昔李钤部出自沙陀的说法，《蒙兀儿史记》并对昔李钤部为沙陀后人的说法作了一些注解，如碑志中“与其伯避地遁五台山谷”，注云：“盖就其同种雁门节度朱邪赤心族耳”；碑志中的“复以世故”，注云：“当以后唐为石晋篡灭故”；碑志中“徙酒泉郡之沙州”，注云：“沙州本唐突厥沙陀部故地”；等等。
而对于举立沙一系的族属，《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中记录了举立沙一族自西夏亡国至元末一百三十多年、历六世十三人世系及职官世袭的情况，然而对于其族属，只是提到“时有唐兀氏举立沙者，肃州阀阅之家”。“唐兀”是元代泛指包括党项人在内的西夏各族遗民，于是有学者据此认为其为党项人。其实举立沙与益立山是同胞兄弟，他们的父辈，就是程钜夫《魏国公先世述》中所提到的魏国公教化的“曾大父”（曾祖父）答加沙。答加沙有子四人，其中二人不知姓名，另二人即是举立沙与益立山。举立沙又被称作“昔李都水”，是益立山的长兄，为肃州州将。蒙古军打来时，欲以城降附，为众所害。成吉思汗便以举立沙子阿沙为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之后，阿沙的子孙后代剌麻朵耳只、管固儿加哥、赤斤帖木儿等世袭着肃州路或永昌路（治凉州，今甘肃武威）达鲁花赤。
既然其亲弟益立山“其先系沙陀贵种”，那么举立沙的族属也就不言而喻了。
孛兰奚一系，据欧阳玄《元礼仪院判昔李公墓志铭》：孛兰奚，姓昔李氏，其先西夏人。五世祖讳某，生三子，长曰玉里止吉住；次曰答加沙；次曰小李玉黑。玉里止吉住生子名东南玉绀部，也就是孛兰奚的曾大父（曾祖父）；东南玉绀部生小李玉，为孛兰奚的大父（祖父），元太宗窝阔台命其领兵镇西土；小李玉生乞答哈，即孛兰奚之父，任沅州等四路达鲁花赤；乞答哈生二子，长子名益怜真，任新昌州达鲁花赤，次子即孛兰奚。孛兰奚曾任河南行省理问，后在家闲居三十年，至正三年（1343）卒于淮西怀远县（今安徽怀远），归葬大名古茔。孛兰奚有子名道安，任饶阳县达鲁花赤；孙观僧。世系到此结束。
孛兰奚的先祖玉里止吉住与举立沙、益立山的父亲答加沙是同胞兄弟，即都是“五世祖讳某”之子，那么孛兰奚的族属也不言而喻了。至于说“其先西夏人”，与《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中称举立沙为“唐兀氏”一样，应该是指“五世祖讳某”之后，因为他们在西夏时曾“位丞弼者七世”，也可以说是“西夏”人或“唐兀氏”人了。
那么，昔李钤部即答加沙家族是何时进入肃州、沙州地区的？按照益立山及其子爱鲁墓志的说法，是“唐亡，子孙散落陕陇间。远祖曰仲者，与其伯避地遁五台山谷，复以世故，徙酒泉郡之沙州”。这里的“唐亡”，非是李渊所建立的唐王朝灭亡，而是李存勖所建立的后唐王朝的灭亡。
朱全忠灭唐建梁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便打起了“复唐”的旗号，与朱梁王朝展开了斗争，沙陀子孙此时并未“散落”。从实际情况看，朱邪李氏所受到的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是在后唐庄宗李存勖覆亡、明宗李嗣源即位之时。结合下文“远祖曰仲者，与其伯避地遁五台山谷”，与史书所记李存勖覆亡后，其子弟削发、避地河东的背景十分相似。而“复以世故”，有可能是李嗣源继续搜捕李存勖的兄弟子侄，也有可能如屠寄所解释的“当以后唐为石晋篡灭故”，总之是遭到了世事变故或变乱，于是他们又从五台山流落到肃州一带。这种解释，似乎更合理一些。
昔李氏在西夏时“位丞弼者七世”，成为“肃州阀阅之家”。到了蒙元时期，这一家族的显赫地位仍然不减当年。从公元1226年昔李钤部归降元太祖成吉思汗，到元朝末年，举立沙系从举立沙下至赤斤帖木儿，一共六代，子孙世袭肃州路达鲁花赤；益立山系从益立山下至玉立沙，一共五代，子孙除世袭大名路达鲁花赤外，又在云南路等地担任要职。据说今云南玉溪市江川区海门村在元代曾一度叫“沙陀村”，或与益立山的子孙们在云南路任职有一定的联系。若从1038年西夏建国到1368年元朝灭亡，两朝加起来长达近三个半世纪。
达鲁花赤是蒙元时期各级地方政府中掌握行政和军事实权的最高长官，一般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蒙元政府把这一要职交与昔李钤部，当是将其当作色目人对待。举立沙、益立山的后裔们长期世袭肃州路或大名路达鲁花赤，可见他们确实成为当地的“阀阅之家”。
四、青海李土司与沙陀李克用
后世另外一个自称为李克用后人的显赫家族，是青海西宁地区的李土司，这也是在学界争议最大的一个家族。
关于李土司的世系，明人金幼孜撰写的《会宁伯李公墓志铭》是较早和较为可信的，志文云：
公讳南哥，姓李氏。其先世居西夏，后有居西宁者，遂占籍为西宁人。祖讳梅的古，考讳管吉禄，皆追封会宁伯。……我太祖高皇帝（指明太祖朱元璋）既定中原，薄海内外皆称臣奉贡，公（指李南哥）远处西徼，独能识察天命，率所部来归，特授西宁卫管军土官所镇抚。
此文收录在金幼孜所著《金文靖集》中。墓志还记载李南哥有子男二人，长曰英，次曰雄。孙男三人，长曰文，次曰武，三曰昶。他们都是青海李土司的先祖。遗憾的是，《李南哥墓志》中只是讲明“其先世居西夏”，而对于其族属，并无明确交代。
不过，较金幼孜《李南哥墓志》晚出的《清史稿》，记载了李南哥的族属，该书卷五一七《土司六》云：“李南哥，西番人，自云李克用裔，元西宁州同知。明洪武初投诚，授指挥佥事世袭。”“佥事”是都督、都指挥、按察、宣慰、宣抚等司下设的专管判断官事的官。此外，清人傅恒主编的《皇清职贡图》亦载：“碾伯县土指挥同知李国栋，唐沙陀李克用之后。有李南哥者，元时授为西宁州同知，世守西土，明初率众归附，授指挥同知。”说明李国栋为李南哥的后人。不仅记载了李南哥的族属，而且说他在元朝时就被授予西宁州同知。“同知”为知州的副职，正五品，往往代知州行事，较“佥事”官职要高。
在一些地方史志如《甘肃新通志》《西宁府新志》以及青海省的一些有关李土司家谱、李氏宗谱中，也有不少关于李氏祖先出于沙陀李晋王的记载。如清顺治十四年（1657）李天俞修撰，今藏于青海省民和县档案馆的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即说李氏之先为李克用后裔。《李氏世系图》亦云：“自沙陀初祖朱邪执宜传至赏哥太祖，历十四世。太祖，宋封鄯善王。”
有学者结合史志族谱的记载以及民间传说，对李土司的沙陀世系作出了如下的解读排序：
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前夕，李克用的嫡子嫡孙有的被杀，有的逃入阴山。辽金时期以白达勒达（即白达靼）的名字出现。及至蒙古兴起，黑达、白达合二为一。元朝廷以西宁州为驸马昌吉（长吉）的封地，昌吉为白达靼部人，是李克用的后裔，其妻忙哥台公主为元世祖忽必烈之子真金的女儿（一说为忽必烈的女儿）。昌吉无后，死后由其弟脱帖木耳袭封。脱帖木耳有二子，长曰锁南管卜，次名赏哥，赏哥为西宁州都督指挥同知，也就是最高军事长官。赏哥生子名梅的古，梅的古生子名管吉录，依次袭父爵。管吉录生三子，长子叫察罕帖木儿，次子叫南哥，三子叫坚赞。元亡明兴，李南哥与察罕帖木儿归降，授都指挥。其后，南哥之子李英因功封会宁伯；察罕帖木儿之孙李文因功封高阳伯。至清顺治年间，南哥的七代孙李先之次子李化鳌因功授百户袭职。此即土族三李土司之由来。
但是，自明代以来，关于李土司的族属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特别是1995年，原青海省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年间的十部族谱资料，以及后来发现的《会宁伯李英神道碑》中“其先出元魏，至唐拓跋思恭，以平黄巢功，赐姓李氏，世长西夏”的记载，论证了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的说法，认为李氏家谱中所谓“晋王”，并非沙陀人李克用，而是西夏晋王察哥（察哥为西夏惠宗之子，崇宗之弟）。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西夏李氏皇室后裔达十余万。这一说法得到一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而有一些李氏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糅合到一起。如民和享堂存《李土司族谱序》就说：“李克用为著姓之鼻祖，至宋以继捧为节度使，元以武功显白者甚众，其居西宁者为赏哥公。”《李氏世系谱序》说得更加具体详细，其云：“按李氏初姓朱邪，沙陀人。先世事唐，赐姓李。……后至李思恭，徙居西夏，递传于宋。定难后，李继捧入朝，献银、夏、绥、宥四州，宋太祖以继捧为节度使。及传至元，世长西夏，以武勋显白者甚众。其居西宁者曰赏哥，为西宁州同知都护使。明太祖平定天下，一世祖讳南哥，率部众于洪武初内附，授西宁卫世袭指挥使。二世祖讳英……”
李继捧即西夏开国之主李元昊的叔祖父，这里将其当作了李克用的后人；李思恭即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唐末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而赐姓，与李克用为同时代人，为西夏建立者李元昊的先世，这里又将其与沙陀李氏糅合在一起，显然都是笑话，不过这些记载却也说明了李土司族属的两种可能性。青海李土司究竟是后唐皇族沙陀李氏的后裔，还是西夏皇族党项李氏的后人，尚待进一步的研究。但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是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密不可分的一个部分。
以上昔李钤部家族和青海李土司家族的族源，都存在着沙陀李氏与党项（西夏）李氏的争议，其实这也并不奇怪。甘州、肃州和西宁州一带，都曾经属于西夏的统治范围，西夏从公元1038年正式建国，至公元1227年亡国，统治这一地区近两个世纪。昔李钤部和青海李土司家族的先祖或在西夏朝廷任职，或被封为一方土官，因此即使其先世的确源于沙陀，而到一两百年之后，后人也已“西夏化”了，其自称或被认为是西夏人也是极其自然的事，这也正是中华民族融合的结果。何况党项李氏作为西夏国的王族，其社会地位自然也不低于沙陀。
（本文选摘自《沙陀往事 : 从西域到中原的沉浮》，樊文礼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湃新闻记者 邓玲玮
王彬在工作室雕刻。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入夜后，台灯把玉雕工作台照得格外亮堂，空气中的灰尘浮现在光线中。
王彬探着脖子，直勾勾地盯住玉石，右手下尖针沙沙作响，远处墙壁上，他的身影伴随沙沙声轻微摇晃。
陌生人很难将这位雕玉者与入室抢劫联系起来。2020年11月，结束近十年的刑期，王彬走出青浦监狱，开了一家玉雕工作室，玉雕是他在狱中学会的技能。2021年7月30日，看到来了解他近况的青浦监狱狱警走进工作室，王彬迅速撑起身体，躬身沏茶，并递出几支烟，遭到婉拒后，他有些无措，习惯性地避开民警的目光。“今天在你脸上看到了自信和阳光，这一点很重要。”狱警一改往日严肃，和王彬聊了起来。
“双龙戏珠镂空佩”是王彬的获奖作品之一。
狱中雕玉，王彬也重启人生。如今，35岁的他眉目中透着率真，依然有一种少年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室，传授自己的技艺，帮助刑释者和残疾人自食其力。不过，入室抢劫还是在他心里留下阴影，提及这段经历，王彬带有警惕性地、用开玩笑的语气和记者商量，“能不能写打架入狱？”
苦练镂空雕刻
2012年被收监后，王彬头发越掉越多，仅有的意念用来悔过，“法院敲我榔头我就认罪了，我知道我错了，错了要改，错了要认罚”。
时间流逝对他无意义，唯一确定的是活着且服从命令。日复一日的消沉，在心灵的谷底，有一个声音向王彬呼喊：你早晚要出狱，这样混下去绝对是浪费时间。
王彬所在的上海市青浦监狱素有艺术矫正项目，玉雕、顾绣等都能帮助服刑人员改造。在清流玉雕工作室，监狱专门请了玉雕师到监区教学。学玉雕要从绘画开始，王彬迷上了绘画，他用铅笔画山水，用油彩、粉彩画人物，每天下午5点收工后，他把纸笔带回监舍坐在床上画，一画起来便忘了时间，常常画到晚上十二点。聊起作画，王彬颇有心得：他会将图案用简单流畅的线条表现出来，看起来具有抽象感，偶尔灵感来了，他还会在细节写实方面更考究。
青浦监狱的玉雕工作室
作画三年，王彬从平面绘画转到立体玉雕。玉雕分成为京派、海派、苏派等流派，王彬学的是海派玉雕，玉雕制作要考虑3D视角，要能想象出立体厚度，这对他来说非常不易。做学徒时，师傅觉得王彬特别认真，喜欢钻研，在花草雕刻上格外突出，就经常捧些翡翠边角料给他试错，还说：“要沉稳，耐得住性子”。
慢慢地，师傅发现他还能设计出符合现代人审美观的作品，就让他多学做人物、动物、花草，要掌握抓行能力和艺术把控，后面手稳一点就开始学雕刻花和香囊等复杂元素。
他从下午五点到10点多，王彬在玉雕车间内低头干活，神情异常专注，双手在雕刻机上操作自如。一片叶子，一根枝干，再加不一样的叶子和枝干。通过自己的双手，玉雕造型从葫芦变成一棵树，变成一只鸟，变成一整朵花，王彬也随之自信起来。
他回忆，第一次雕刻葫芦时，葫芦两头大中间小形状不规则，加上机器转动，他连震动的雕刻刀也拿不稳。他一开始只能做到百分之四五十的相似度，还经常做坏，“雕一头牛要雕十只、二十只，甚至三十只才能准确成型”。
服刑人员正在雕刻
王彬性子沉稳，但也难免急躁，时常晚上回到监舍把绘画纸打开研究如何提速，甚至还钻研难度系数更大的镂空雕刻法。镂空雕刻法需要把玉石掏空，王彬一练就是三年：一段时间里，机器刚到玉石里，王彬的手就被弹到；为了雕刻省时，他没换工具，手差点受伤；为了练习把根脚里雕干净，他挑战用针尖一点一点挑，挑得手又麻又酸，有的地方还有刺痛感，晚上睡觉压到手，他就会疼醒。
服刑人员正在雕刻
2018年，身在狱中的王彬制作出双龙戏珠镂空佩，参评上海宝玉石行业协会主办的玉龙奖，获得铜奖。这枚镂空的玉佩上，龙是双龙对称型，中间是阴阳太极，形神兼备。头部旋转处，解玉沙在底部产生磨砂痕迹和直线接刀工艺，刚性足，起荧光，胶感强烈。
师傅从专业的角度点评说，双龙戏珠是比较传统的题材，这件雕品采用对称构图，透雕工艺突出翡翠晶莹剔透的特点，“王彬在工艺上掌握火候不显空虚，透雕薄片上雕出厚实的饱满感，是一件成功作品。”
在自己的工作室里，王彬向记者展示镂空雕刻法：光线从玉石缝隙折射到内部，呈现出玉石更饱和的原调，王彬用钢棒和大小尖针打穿玉石瑕疵，从玉石洞缝挑磨……“整个过程堪称化腐朽为神奇。”他说，玉石天然通透，镂空、力道、线条把控极考验人。
被《悲惨世界》吸引
除了画画和雕玉，王彬还在监狱里看了许多书。文学、哲学、国学、经济类的书，他都看，偶尔还会看看传记。一谈起自己看过的书，他如数家珍：《为奴十二年》《飘》《荆棘鸟》《长恨歌》《菊与刀》《非对称性》《原则》《黑天鹅》……最喜欢的作者是纳西母·尼古拉斯·塔勒布。
一次，王彬读到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主人公冉阿让是孤儿，25岁为了抚养姐姐的7个孩子而偷窃面包，被判19年，出狱后乐善好施，收养孤女……这一切深深吸引了穿着囚服、手持书本的王彬，他希望自己也能找到灵魂上的归宿，做个好人，对得起自己的内心。
他也会联想起自己的身世，养父已七十多岁，而他什么也帮不上忙，只能在狱中，透过玻璃墙看岁月在养父母脸上留下的皱纹。
出生两周后，他被领养，14岁以前一直是“黑户”，养父母待他如己出，没告诉他并非亲生。
中考前要交户口本，班主任拿着户口本在全班面前说：“王彬是被领养的。”他开始消极怠考，中考时故意答错题，去上寄宿制中专。
18岁中专毕业，他做过塑料销售维护，也做过货运代理，他还恋爱了。23岁的他第一次上门，女方家嫌弃他没房没车且学历差，之后便被分手了。他说：“能理解对方父母的要求，如果我有女儿，我也不愿意她嫁给这样的人。”
他一心出人头地，既想证明给前女友看，也想证明自己可以赚到钱。他说，自己抓住机会，做榴莲生意，两年挣了两千万元，没过多久又全部赔光。他又一次消沉，在酒吧和一群无业游民称兄道弟，为了替兄弟找回面子，他和兄弟一起上门，起初的吵架变成了抢劫。2012年，王彬获刑入狱。
“家人每个月都来监区会见，一次都没落下。”每次王彬见完家人后都很开心，但接下来的监狱生活会将好心情渐渐冲淡。
回忆监狱生活，他真正开心的日子不多，仅有的几次是减刑。第一次减十个月，第二次九个月，第三次七个月，“最后一次减刑是马上要释放了，非常开心。”
玉雕未完成作品
不提“后悔”只说“遗憾”
每月，青浦监狱民警安陈亮会根据表现，对王彬和其他监区人员进行考核，分数达到才能申报减刑。为了争取更多减刑，王彬努力改造，进监狱第二年，他就当了监舍组长，一直当到出狱。
作为监舍组长，王彬的管理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去劳动，他永远都是干活最多的。有的活别人不愿意干，他就干。他觉得，唯一造成矛盾的原因就是福利，他把监狱发来的奖励统统分掉，“只要没拿，别人自然不会来嫉妒，不会招恨。”
除了本职工作，他还要安排其他劳役。他会根据监区人员的日常行为和性格来安排，有人特别爱干净有洁癖，王彬就安排他不是特别脏的活，比如擦桌子、擦电视机。“有些人对分配的活不大介意又干得特别好，就会让他帮忙做些较为辛苦的活。”活干完后，王彬会帮这些狱友申请额外的奖励。
“进去到现在九年时间，一次扣分都没有过，连一次吵架都没有。”王彬这样总结他的管理成果。
服刑人员正在雕刻
2020年11月出狱后，他在家人资助下，前后投资300多万元开工作室。玉雕市场接受度大，客户多，他的玉雕生意不难开展。除了玉雕，他还兼营竹刻、彩绘、茶叶。他打开墙绘视频，指着视频里崇明三门的彩绘墙说：“现在崇明岛所有的墙绘、彩绘都是我们团队画的。”
王彬希望，可以慢慢聚集一些和他一样的刑释人员，给他们一次新生的机会。这比在社会上晃荡强，闲散就有风险，但他有自己的要求，“没有不良习惯不赌博，以前有没关系，现在没有或改了就行。”
现在团队中的李飞便是前来投奔王彬的刑释者之一。李飞比王彬早出狱好多年，一开始在社会上晃荡，最终落脚上海，和王彬一起开工作室，做志愿者、找对接资源，两人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业伙伴。王彬还收了一名28岁的刑释人员当徒弟，他未成年就入狱，出狱后家人资助他100万元没闯出名堂，“他去外卖行业、开专车人家都不要，在社会上生存很难。” 他相信，靠时间积累，哪怕自己只教一个人，三五年下来会有更多人愿意学玉雕。
王彬的工作室也成了很多残疾人的落脚点。熊掌咖啡的成功，让他感叹，自己在“里面”近十年，社会接受弱势群体程度竟变得如此之高。他说，工作室场地有限，自己便在一张大桌子前，从竹刻、绘画开始教起，“不说做一辈子这种吹牛话，反正至少五年是我想坚持的。”
高山访友图
现在的王彬，也不提“后悔”，只说“遗憾”。开了工作室后，他花近两个月雕刻了一尊高山访友图，整块石头由黄红组成，以黄色为前景，红色为背景创作，在雕刻过程中不断出现分色变化。这是他最大的一件玉雕作品，市场价格在2万元左右。
面对别人的夸奖，王彬很谦虚，“犯错之人有什么厉不厉害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文中刑释人员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郑浩
校对：施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