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按：在城市进入静默的时刻，街头热闹的餐厅消失了。五一假期以来，北京餐饮机构为满足疫情防控要求而暂停堂食，街道一下子安静了，夜里从餐厅窗户透出的灯光也黯淡了。一些餐厅改为在橱窗或门口摆摊售卖熟食，一些餐厅仍开放外卖服务，也有一些餐厅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直接闭门。在我们的日常感受里，道路或快递服务是城市里血管一般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餐厅也是，至少承载了输送城市活力的部分功能。
餐厅存在的意义从不仅仅是购买食物、果腹充饥，更是最重要的社会公共空间/场所之一。外出就餐是自古便有的一种人类社交行为、一种公共场所互动，正如《下馆子：一部餐馆全球史》一书所言，“餐馆是为人提供饱腹之物的文化机构。”德国社会学家西梅尔认为，人们分享同样的空间、同样的习惯、同一个盘子里的食物，是分享经历的一种方式，是社群共生性的体现，这种共生行为正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原型形式”。
在古希腊男人们的激情会饮中，连针对鱼的讨论都成为了缔结社交纽带的一部分，构建政治和经济同盟的一部分，建立和加强非亲属关系的一部分。一千多年来，世界各地城市的外出就餐场所与古希腊大致相仿：小酒馆、茶馆、咖啡馆、小吃店、小吃摊、小商店、俱乐部。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酒馆文化与古希腊一样发达。在东方，中国与日本的街头也有许多酒馆，巴黎人和杭州人都能买到相当于近代外卖的食物。《下馆子》一书里提到，中国餐馆早在近1000年前就已经完全形成，而欧洲餐馆还要再经过700年才会出现。除了餐馆和茶肆，杭州在宋朝就已经出现了可以“同时举行100场不同的宴会”，有人在大宴宾客，有人在庆祝婚礼，井然有序，互不打扰。不仅如此，中国的餐厅还为世界其他地方提供了最早的礼仪参考，早在《梦粱录》中就出现了关于如何正确点餐的说法。
在盼望城市早日恢复正常运行的心愿里，一定有一部分是关于餐厅的。我们想念那些食物，更想念共同就餐的人们，想念塑造和联结整个社会的社交行为。
《外出就餐：漫长餐馆史》（节选）
撰文 | [美] 凯蒂·罗森 & 埃利奥特·肖尔
翻译 | 张超斌
01 在家吃饭是外出就餐的延伸，而不是相反
外出就餐是一种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活动，有人认为人类从一开始就有这种行为，而且餐馆一定是人类文化中非常古老的一部分。因此，餐馆的历史也是文化、社会、技术、政治、美学和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历史。
在西方，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去外面吃饭。一家人聚在家里做一顿丰盛的大餐，成为一种庆祝家庭生活的特殊场合。如今，人们在家里吃的食物要么是从餐馆直接送到家门口的外卖，要么是在超市里购买包装好或是已经加工过，只需打开微波炉加热就能吃的食品。从许多方面来看，在家吃饭如今已成为外出就餐的延伸，而不是相反。
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学家喜欢寻找起源和最早案例：人们喜欢了解那些似乎一直存在的事物是从何而起的、又是如何演变成人类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一部分。吃的技术拥有悠久的历史：大约250万年前，早期古人类形成了切割和粉碎食物的习惯，以便更容易吞咽和消化食物。这些习惯意味着更少的咀嚼，使人类能够进化出更小的下颌和更能发出清晰声音的嘴唇，从而允许人类说话并更好地保持平衡。在30万到3万年前之间，人类开始烹饪，农业迅速发展。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习惯于携带食物上路或工作，而从小贩那里购买加工好的食物也已有数千年的历史。然而，餐馆似乎是一个出现相对较晚的现象，在餐馆就餐的所有要素都是后来被发明出来的。在西方世界，当欧洲人开始在政治上摆脱对世袭贵族的依赖，餐馆的要素才开始显露出苗头；但这并不能说明餐馆是民主的产物。餐馆在欧洲的兴起一定是与18世纪中叶的世界巨变紧密相连的——这场政治和社会的巨变消灭了君主政体，改变了历法，至少暂时推翻了宗教和先例认可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第一批餐馆并不是在那里诞生的，而是始于12世纪的中国，当时的中国也正经历着政府结构的变化和城市人口的激增。
外出就餐一直受到社会规范和经济的双重约束。全球各地的经济发展催生了餐馆的诞生，即一种旨在为远离家乡的人们提供饱腹之物的文化机构。
在古代，人们每天都会和固定的一群人一起吃饭；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也会扩大这种小群体。而改变人们用餐行为（与陌生人共餐、在公共场合用餐）的场合则包括：出行（工作、宗教、战争、贸易）、谈判（商务、外交）和庆祝活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共享食物和水，这是有历史可考的最古老的社会特征之一。虽然餐馆的概念经过较长时间才形成，但宗教游行的夸张特性及特殊场合下的特殊食物，都被改变成为餐馆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变化实际上是行为变化的开始，而行为的改变最终会演变成：等待就座，与侍者交谈，看菜单，吃表面上煮好的食物；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让你和你的同伴在一个允许私人群体存在的公共或半公共场合下用餐。在餐馆用餐就是在公共场合吃饭，要与那些跟我们毫无关系的人以及提供服务并因此得到奖励的人交流。
02 会饮：古希腊的激情聚餐
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梅尔曾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人们其实不能共享食物——一个人吃过的，另一个人不能再吃。”他解释说，分享同样的空间、同样的习惯，以及同一个盘子里的食物，这是分享经历的一种方式。这是共生性。西梅尔更进一步指出，共生行为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原型形式”。尽管古代共生性最明显的时刻围绕着宗教实践（庆典、仪式、节日）展开，但古代共生性并不仅限于宗教框架。当我们将目光转向古希腊，或者再具体一点，转向雅典，作为一种世俗习俗的“一同就餐”就变成了一个主要特征。
会饮（symposium）是雅典古典时期最著名的消耗激情的就餐方式。“会饮”一词源于古希腊，意为“一起饮酒”，后期的罗马形式为“欢宴”。会饮将分享食物的共享性转变为以饮酒为中心、世俗性、社会性、感官性的活动。虽然饮酒可能是餐馆发展史的核心，但其他四个历史悠久的特征也开始受到关注，即性别差异、性游戏、音乐娱乐和谈话。当人们把过度饮食和过度饮酒这两种过度行为结合起来，再加上奢侈的食物和美酒，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餐馆的萌芽。
会饮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男人的酒会，他们可以在这里建立、扩大联盟和友谊。会饮在一个私人住宅内举行，在一个专为男性准备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块被抬高的地板，可以容纳11～15人，参与者通常用左肘倚在双人沙发上。这实际上是一个圆圈，只是被一扇门打破，所有的人和食物都要通过这道门进来。谈话似乎更像是一种仪式，从左至右，一圈又一圈，小而亲密，觥筹交错，创造了一方与外界隔绝的天地。
会饮还包括一场盛宴，通常是用一种特殊的食物来激发一种特殊的激情：鱼。对于出席者而言，鱼不仅仅是一种美味的食物，也是一种深深沉浸于消费文化和鉴赏中的新食物客体。与其他许多食物不同——它们要么因随处可见而变得索然无味，要么是宗教仪式上的供品，而鱼类此时在雅典人心中则是彻底的世俗食物。会饮上的人对待鱼，就像未来3000年里评论家对待许多食物一样：把其当作一种值得讨论、评价、争论且出大价钱去了解和各抒己见的东西。这些针对鱼的讨论是促使大家坐在一起的一部分，是缔结社交纽带的一部分，是构建政治和经济同盟的一部分，也是建立和加强非亲属关系的一部分。
03 酒馆文化与近代外卖
一千多年来，世界各地城市的外出就餐场所与古希腊大致相仿：小酒馆、茶馆、咖啡馆、小吃店、小吃摊、小商店、俱乐部。大城市里可供选择的场所较多，也会向更多的就餐人群开放。
对于下层社会来说，从开罗到伦敦，从马德里到开封，小吃店有时是人们获取食物的主要场所。通常来说，城市的工人阶层自家没有厨房（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只能吃现成的。虽说他们可以把食物带回家，但历史记录表明，这些食物有时会在公共场合被食用。尽管小吃店的食物千差万别，但在不同的地理位置和时间上，它们有一个共通之处：据一位18世纪的西班牙作家所说，小吃店每天只会提供一道菜，通常用普通的陶器盛放，就被放在“地窖或入口”的地方。而正如14世纪编年史学家阿尔·麦格里齐所描述的，那里可能只有泥土地面。这些空间不是用来娱乐的，不能用来选择食物，也不能用于观看或被观看——而这些因素正是餐馆所能提供的重要功能；然而，小吃店显然是外出就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到今天仍以餐车、摊贩、加油站餐馆和小外卖店等形式存在。
咖啡屋、茶馆和咖啡馆是可以同时进行社交并获取地方新闻和饮料的重要场所。这些场所在服务模式和可供选择的食物上都不能算是餐馆；不过，它们在发展一些最终被餐馆接管的政治空间元素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无论是在中国的喀什，还是在法国的巴黎，能提供茶和咖啡的场所往往都是社会事务兴旺的地方。在威尼斯，花神咖啡馆自1720年开业以来一直持续营业，现在仍在圣马可广场为游客提供服务。在日本宇治市，通圆茶屋自1160年就一直是达官贵人的活动中心，比如幕府将军德川家康（1543—1616），如今它正由通圆家族第24代人经营。
在近代早期的欧洲，酒馆文化至少可以与古希腊一样发达。小酒吧、小酒馆和啤酒屋随处可见，这类场所的饮品要比食物更加出名。喝酒才是正事：男男女女在公共场合一同畅饮。葡萄酒、苹果酒、啤酒、麦芽酒或（稍晚些出现的）白兰地和杜松子酒，都是这类场所的引擎，这些场所大多明确禁止提供食物或住宿，或只允许提供奶酪和面包。
中国也有酒馆文化，就像在古希腊，其中一些酒馆是性娱乐场所（交际花和娼妓）。为突显自家的排面，这些酒馆通常装饰得非常奢华：“红绿栏杆，蓝紫屏风，红色镀金灯笼，花台矮树，造型典雅的椅子。”相对简陋的小酒馆则是用竹子搭建，挂上简单的窗帘。来这些酒馆是要了解一些门道的：懂规矩的可以去楼上的包间；而不懂规矩乱闯的人不仅会被嘲笑，还会被收取更多的费用。
从巴黎到杭州，人们都能买到相当于近代外卖的食物。在巴黎，人们晚餐的典型食物，比如香肠、汤品和禽肉，通常由不同的餐饮服务者提供。这些场所提供外卖或即食食品，但其食物的种类必须在经营者执照的允许范围内。直到今天，西班牙的传统面包店都只在星期日营业，并专门为教堂礼拜的课后餐提供烤鸡。
此外还有俱乐部和公共礼堂。比如在欧洲的某些德语区（Geschlechter-、Zunf-、Trinkstuben），它们通常采用会员制，并设置规则，但作为回报，会员们可以一起社交，一起吃饭喝酒。通常来说，这种组织会有一个官方厨师。在上莱茵沿岸和瑞士北部地区，曾一度开设265家餐馆。在巴黎和英国，这种会员制半私人的就餐场所也很常见，并且一直持续至今。
除上述之外，也有完全公共的就餐场合可供选择。15世纪盛行于欧洲的“套餐餐馆”提供的是固定价格、固定时间的一餐。这种有固定就餐时间且所有人一同吃饭的就餐形式，是在餐馆发明之后才出现并一直留存下来的。食物被放在桌子上，顾客可以随便取用。如果来晚了，可能就会错失最好的食物。无论是想要饱餐，还是只想随便吃点，在餐桌旁用餐的乐趣都会有一个固定的价格。许多套餐餐馆都有自己的老主顾，但也会为松散的旅客提供服务，只要他们能准时出现。在英国，“普通酒菜馆”通常服务于工人阶层，基本都是一种形式的套餐餐馆（固定时间、固定价格、固定食物）。这些场所大多相当普通，只是增加了座位和比小吃店稍微复杂一些的饭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套餐餐馆”或“普通酒菜馆”为辛普森鱼餐馆，位于伦敦的英格兰银行附近，自1714年开始营业，提供定价2先令一份的鱼类普通套餐——12个牡蛎、汤、烤鹧鸪、3种开胃菜、羊肉、奶酪。
04 中国餐馆先于欧洲餐厅出现
其他关于早期餐馆的故事则来自杭州。1132年，宋都从开封迁至杭州（当时称为临安）。马可·波罗到达那里的时候，蒙古人已经在1275年完成了对杭州的入侵。马可·波罗称这座城市为“昆赛”（Quinsai），这是汉语“首都”的波斯语变体。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其《蒙元入侵前夕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提到这位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他把杭州描述为“昆赛之大，举世无匹……在那里可以找到这么多的乐趣，简直恍若步入天堂”。杭州城中心与之前的开封很相似，只是货物来自更遥远的海外：中东和东南亚。
除了被称为“茶酒厨房”的宴席承办者（包办饮食、餐具和装饰的餐馆）之外，还有一种大型餐馆。（法国也有类似从宴席承办者向餐馆老板转变的趋势。）马可·波罗曾这样描述这种大型餐馆：
湖心有两个岛，每个岛上都矗立着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其间有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房间和独立的包间。当有人想要举行婚宴或盛大的宴会时，就会在这其中的一座殿堂里操办。所有的物件都已准备停当，诸如碗碟、餐巾、桌布及其他任何用得着的东西。室内的装饰摆设都由这两座殿堂的公民共同出资兴建和维修，他们也正是为此目的而建造的殿堂。有时，这些殿堂里会同时举行100场不同的宴会，有的大宴宾客，有的庆祝婚礼；然而所有人都能在不同的房间和包间里找到很好的去处，而且被安排得井然有序，谁也不会妨碍到谁。
和开封一样，杭州城内也有餐馆和茶肆，“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以勾引观者，流连食客。”食物被盛在精美的瓷器和漆器上，小曲入耳，可谓逍遥自在（这里的女孩会唱曲，而不是像古希腊的女孩吹笛子）。约1300年，在宋朝编纂的文献《梦粱录》中，除了对餐馆本身的描述之外，还开始出现了关于人们不知如何正确点餐的故事：
初坐定，酒家人先下看菜，问酒多寡，然后别换好菜蔬。有一等外郡士夫，未曾谙识者，便下箸吃，被酒家人哂笑。
我们会在许多场合遇到“乡巴佬”（贸然闯入自己不熟悉的文化）这种说法，包括先于餐馆出现的欧洲旅馆，以及19世纪早期巴黎人通过使用出行指南和餐馆指南学会如何举止得体。对于经常光顾餐馆的新一代人来说，18世纪的中国餐馆指南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尽管中国餐馆早在近1000年前就已经完全形成，但欧洲餐馆却还要再经过700年才会出现。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里，从面条到瓷器，众多的饮食文化在欧洲和亚洲之间传播；然而拥有侍者、菜单、丰富的食物选择、不可思议的装饰及娱乐的餐馆并没有随之迁移。相反，欧洲餐馆的出现非常突然。更进一步讲，它们像中餐馆一样，均出现在一个丰富的场景之下：获取食物的多种方式、在公共场合一起吃饭，以及客栈、小酒馆、俱乐部和茶馆的出现，等等；但却基本上没有菜单、侍者、隐私或外出就餐的礼节。
本文节选自《下馆子：一部餐馆全球史》一书，书摘部分及图片来自本书第一章，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自拟。
目新闻记者 张万军
2022年岁末，回看过去的一年，各行各业都深受疫情的影响。餐饮行业无疑是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闭店、禁止堂食、员工感染……这些都曾给餐饮从业者带来巨大的挑战。
本月初，国务院出台疫情防控新十条政策，调整疫情防控策略，终于给餐饮行业带来了曙光和希望。
全国各地的餐饮行业现状如何？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有多大？明年的前景如何？极目新闻记者探访了武汉的五条知名美食街，采访了北京、上海、成都的多家餐馆，多位业内人士和餐饮业协会负责人，试图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青山某商场美食街场景
餐馆坚持营业，多数时客人稀少
12月26日上午10时许，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一家知名商场的5楼，聚集了10多家中大型餐馆，从粤菜到湖北本地菜，从西餐到火锅，餐饮品类颇为齐全。此时，商场刚开门不久，商场内的顾客极少，多家餐馆已经开门营业，工作人员或站在门口准备迎接客人，或在店内做着营业前的准备工作。
虽然有多家餐馆已开门营业，但仍有数家餐馆处于闭店状态。其中包括一家做肚包鸡的餐馆，一家西餐店，一家做牛肉火锅的餐馆，一家香港茶餐厅等。这一幕同样出现在当日的武昌区沙湖路美食街上，多家餐馆关着门，还有一家规模较大的中餐馆也处于闭店状态。
一家做蒸菜的餐馆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此前一直处于闭店状态，前几天为了迎接圣诞节和元旦节日才开门营业。平安夜和圣诞节两天的生意还可以，但和往年同期相比，生意还是差了不少。“月初疫情防控调整后，店内的生意主要以外卖为主，但当时外卖生意也不好，所以就闭店了一段时间。除了我们店，商场其他多数餐馆那段时间都没有开门营业。”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武昌沙湖路美食街场景
上午11时许，沙湖路美食街上终于出现了零星的客流，一对年轻人走到一家港式茶餐厅门口时，立即被热情的服务员引到座位上。此时，其他多家餐馆尚未有客人进店。
中午12时许，正值用餐高峰期，武昌沙湖路美食街上多家营业的餐馆仍门可罗雀，一家海鲜餐馆内空无一人，另外一家面积颇大的中餐馆内只有两桌客人在用餐，每桌客人也只有两三人，还不如店内工作人员多。
汉街某餐馆场景
下午1时许，武昌汉街一家港式茶餐厅的大厅内，只有不到一半的座位上有客人用餐。前台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这已经算这个月内生意比较好的情况了，之前的上座情况更差，最近几天因为圣诞节才好些。
晚上7时15分许，汉口解放大道一家商场7楼的美食街，虽然有很多家餐馆在营业，但极少有餐馆出现客人较多的情况，多数餐馆内只有零星的客人在用餐。一家中餐厅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最近的生意不好，平均每天的营业额只有一千元左右，最近三天的生意稍微好一点，累计营业额约一万元。
晚上8时许，汉口万松园路美食街，此时本该是这条武汉知名美食街的客流高峰期，但路边却有多个停车位空置。多数餐馆内客流稀少，只有少数几家餐馆内的客人稍多。由于客流量少，很多餐馆甚至没有在门口安排服务员揽客。
雪松路美食街场景
盈利只是少数，只能勉力撑着
青山区和平大道上的一家商场美食街，一知名鄂菜餐馆店长郑先生介绍，这几个月生意很差，全年来说生意也不好，现在餐馆的生存面临着较大的危机。从12月初疫情防控调整后一段时间，店内生意还没有恢复，只有最近两天还凑合。“目前店子运营最大的成本是房租和人工支出，我们店每个月租金就要6万多。没有客流量，我们也没有办法可想，只能硬撑着。”郑先生说。
沙湖路美食街上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今年内，住在盘龙城的他就被封控在家5次，餐馆今年也因疫情闭店多次。11月份，他们店只营业了7天，整个月店子营业额只有一万多元，每天平均才一千多元。“我们店300多平方米，一个月的房租就要5万，员工工资一个月2万多，加上食材成本等，店子一个月成本至少10多万元。”李先生表示，今年店子预计亏损达到数十万，现在他只能咬牙硬撑下去。
无独有偶，解放大道一家商场美食街的某西餐厅店长表示，今年从年头到年末，一直受到疫情的影响，一年下来，餐厅处于亏损状态。“大多数餐馆情况和我们差不多，能持平或略有盈利的很少。”
武汉一家拥有三家分店的知名连锁餐饮企业负责人陈先生介绍，他们企业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最大的时间是从11月份到12月份。“9月略有盈余，10月持平，11、12月严重亏损，业绩比2020年同期还要差，今年圣诞节同期的营业额只有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他分析，今年武汉盈利的餐饮企业不会超过30%，大部分企业都处于亏损状态。
解放大道某商场场景
全国多地餐饮，情况大同小异
12月29日，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一家知名川菜餐馆工作人员告诉极目新闻记者，近期餐馆的生意不太好。和这家餐馆工作人员说法相似的还有上海市黄浦区云南南路一家餐馆的工作人员，他也表示，近期的生意不如以前，客流量不到以前的一半。
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一家知名扬州菜餐馆工作人员也称，今年因为疫情原因，餐馆曾多次闭店。近期店内客流量受到疫情影响不太好，全年来说也不是很理想，预计会亏损。“今天的客流量不到去年同期的一半。”她说。
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一家知名连锁面馆工作人员向极目新闻记者表示，他们店近期的客流量还可以，但也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左右。全年来说，情况不如去年好。
极目新闻记者还采访了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七街一家高档粤菜餐馆的工作人员，其表示近期店子的客流量还可以，但本月初疫情防控刚调整的时候客流量不好，直到最近几天才有所好转，全年来说不如前两年。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一家烤鸭店工作人员称，他们店近期客流量只有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左右，全年经营受疫情影响较大，不如前两年的情况。目前，他们店附近不少小餐馆已经关门放假了。
成都市武侯区武侯祠大街一家知名川菜馆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受到疫情影响比较大，近期店内客人不多，今年的总体情况也不太好，是最近三年最差的一年。据他了解，当地餐饮行业整体都受到疫情影响，业绩都不太好。
走过最难时刻，正在走向复苏
根据上海市和北京市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显示，2022年1-11月，上海市住宿餐饮业收入为1038亿，比去年同期下降21.9%。同期，北京市餐饮收入为900亿元，同比下降12.8%。
上海市一家拥有数千名会员的餐饮协会秘书长罗先生（化姓）告诉极目新闻记者，今年3月到7月中旬，上海市餐饮企业因为疫情原因暂停营业。此后放开堂食后，餐饮企业仍不时受到零星疫情影响，经常出现闭店情况，市民的消费信心也因疫情受到影响。
罗先生介绍，据他了解，上海市餐饮行业今年全行业亏损，预计会有30%到40%的餐饮企业会关闭，而正常情况下每年关闭的餐饮企业比例在10%到20%。大部分餐饮企业的经营者现在面临困难巨大，有的甚至在卖房子筹集资金，盼能度过难关。他们还采取了各种开源节流的措施自救，但这些措施能否起到作用，还有待观察。
“这个行业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急切盼望政府出台相关扶持政策。”罗先生呼吁。
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一名工作人员向极目新闻记者介绍，目前北京餐饮行业正在逐步恢复，有些店子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但仍然面临着一些困难，如人手不足等。今年5月北京的餐饮企业暂停了一个半月堂食，前段时间疫情防控刚调整时顾客不敢进店消费，是北京餐饮行业今年最困难的两个阶段。总体来说，北京餐饮行业今年比较困难，大部分企业亏损，赚钱的企业很少，还有一些企业倒闭，是近三年里最困难的一年。“从我个人来看，明年情况应该比较乐观。”他表示。
武汉餐饮业协会会长刘国梁表示，从今年10月初至12月下旬，因为疫情原因，武汉餐饮行业受到严峻的影响，多数餐饮企业都遭受了很大损失。直到12月19日，餐饮行业才开始慢慢回暖。从近期市场反馈的情况来看，多家知名餐馆的生意正在步入正轨，应该说整个行业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刘国梁表示，为了提振餐饮行业信心，协会近期组织策划了煨汤食补美食节、邻里年货节、手提团年宴等一系列活动，并积极组织餐饮企业参与2022楚菜美食博览会、2022跨年消费季活动等，服务市民，提升行业人气。
“对明年充满信心和期待，因为尽管目前感染新冠的市民很多，但大部分已经恢复过来，同时国家推出了很多提振经济的政策和对策，这些对餐饮行业来说都是利好。”刘国梁表示。
（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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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商场六层，粤菜餐厅——北京厨房俘获了万千食客，入选2023年黑珍珠餐厅指南。“四年前，我们的首店在大望路开张。”领奖当日，餐厅主理人古志辉在朋友圈这样写道：“选址朝阳是因为这里非常时尚，有浓厚的商业氛围。”
“食不厌精。”近年来，以黑珍珠、米其林为代表的精致餐饮被更多人认识和接受。数据显示，京城过半的上榜餐厅扎堆儿朝阳区。
人间烟火，相聚在方寸餐桌。透过精致餐饮榜单，能够看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能看到一个充满活力和韧性的朝阳。
< class="pgc-img">国贸一家餐厅，可俯瞰CBD美景。本报记者 程功摄
上榜餐厅全国各区第一
上周，2023黑珍珠餐厅指南发布，朝阳区上榜餐厅数量达26家，居全国各区第一，占京城上榜餐厅总量的68%，超过了成都、广州、杭州、深圳等城市。去年底发布的2023北京米其林指南共收录36家星级餐厅，其中21家位于朝阳。
高端餐饮为什么纷纷择址朝阳？人们或许能从古志辉的经历中读到答案。
作为粤菜名厨，古师傅曾在中国香港、日本东京工作多年，并于2009年来到北京，任丽思卡尔顿酒店玉餐厅的行政总厨。“朝阳区非常繁华、开放，北京CBD能够媲美国内外的很多商务中心区。”古志辉说。玉餐厅所在的华贸中心，恰是CBD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综合体，这里有三栋超甲级写字楼，德意志银行、强生、特斯拉等200余家知名企业入驻。
所以，当古师傅决定自己开一家餐厅时，他并没有为选址而过多纠结——他的餐厅依旧开在华贸中心，并选择了最知名的商场SKP。
越是经济发达、商业活跃的地方，就越能吸引精致餐饮落户。去年，朝阳区税收过亿元楼宇达121座，过50亿元楼宇达3座。
菜系覆盖五大洲
叶昕的餐厅今年也上榜“黑珍珠”。三年前，她和先生为自己的法餐厅选址时，曾考察过北京很多商圈。“后来，我们一眼就看中了丽都。”叶昕说，“那里从容安静，跟我们餐厅的调性很搭，周边也有不少国际餐饮。”
叶昕的感受相当准确。尽管那时她并不知道，早在40多年前，本市的第一个涉外商圈就在丽都。
“国际化”的烙印始终伴随朝阳。上世纪50年代，几大使馆区先后落户建外、三里屯、亮马桥一带，高端酒店、涉外小区也随之落地生根，都为高端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今，这里依然是我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去年全区新设外资企业424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增至145家，占全市70%以上。
国际美食版图与使馆区几乎重合。目前，朝阳区的国际美食餐厅数量达3664家，涵盖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以三里屯为例，这里不仅坐落着多国驻华使馆和商会，更拥有了“潮流风向标”的美誉，足足拥有9颗“黑珍珠”，覆盖日本菜、北欧菜、意大利菜、本帮菜、北京菜等。
< class="pgc-img">亮马河畔蓝色港湾餐饮业红红火火。蓝色港湾供图
建设“美食之城”
商业不是孤零零的，它总是与周边的产业、景观、交通相生共荣。
2020年秋，丽都商圈完成升级改造。封闭的防护林被打开，植入城市绿道和街边公园，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来这儿信步徜徉。打那之后，叶昕的餐厅迎来了更多客人。除了丽都，国贸、华贸、望京小街等商圈，近年来都陆续开展了交通和环境治理。
让餐厅安心经营，给消费者提供多元消费场景，是朝阳区建设“美食之城”的重要工作。“就拿亮马河来说，80万平方米的国际风情水岸亮相之后，大家可以在河畔品尝美食。”朝阳区商务局局长刘佳介绍，新的消费场景给河畔商业带来了更多人气儿。未来，朝阳区将发挥四季酒店、丽思卡尔顿酒店、国贸大饭店等涉外饭店的品牌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其国际美食到特色商圈开设分店。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内地与港澳人员往来全面恢复。“粤菜对食材的季节性要求很高，一些食材为了保持口感需要从香港直接运到，现在，我们食材的运输成本将更低。”古志辉说，“餐饮市场会越来越好，我们充满了信心。”
来源 北京日报 | 记者 朱松梅 程功
编辑 胡德成
流程编辑 严圣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