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4日，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经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研究决定，陈冬、刘洋、蔡旭哲3名航天员将执行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由洛阳籍航天员陈冬担任指令长。
消息一出，令许多河南人自豪，对于刘洋和陈冬两位航天员，大家并不陌生，因为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执行中国载人航天的飞行任务了。
第二次进入太空的洛阳籍航天员陈冬，成“最年轻乘组”指令长
2016年10月17日，38岁的陈冬和当时第三次进入太空的景海鹏，一同搭载神舟十一号成功发射升空，开始了自己的首次太空之旅。
6年后，陈冬将担任神舟十四号的指令长再次升空。据了解，此次出征的三位航天员都是“75后”，是中国载人飞行任务以来平均年龄最年轻乘组，44岁的陈冬也成为这支“最年轻乘组”的指令长。
这次和陈冬一同出征的，还有46岁首次出征的蔡旭哲，以及和陈冬同龄的河南老乡刘洋。2012年6月16日，神舟九号成功发射升空，34岁的刘洋被送入太空，开始了她的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同时，也让她成了中国首位升空的女航天员。圆满完成任务的刘洋，也让国人深深地记住了她的名字。
陈冬中学时代的班主任姚志强告诉大象新闻记者，得知陈冬此次再出征，他的心情非常激动，“陈冬这次担任指令长，肩上的担子重了，相信他一定能圆满完成任务、顺利凯旋。”
2003年10月15日，陈冬看到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出征太空的雄壮一幕，热血沸腾道：“这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2010年，陈冬成为了我国第二批航天员，如愿跟随英雄的脚步，加入到了航天员队伍中。
“我能做到的，我就要做到最好！”为了英雄的航天梦，陈冬一直全力以赴，时刻准备着飞向更高更远的太空。
“孩子王”陈冬的班长经历，让他懂得了“责任”二字
从小在工厂里长大的陈冬，一直都是小伙伴中的“孩子王”。那时候调皮的陈冬，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一名“性格沉静、稳重，责任心强”的航天员。
陈冬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领着一帮小伙伴嬉戏玩闹闯了祸。但让他意外的是，当时的班主任老师并没有批评他，而是温和地对他说，“老师知道你是无意的，但以后干什么一定要多为别人想一想。”那次的事情之后，也让9岁的陈冬萌发了一个想法：“我一定要好好表现，让老师高兴。”班主任老师身上的那份宽容和担当，也不断给予陈冬成长的力量。
1991年，13岁的陈冬升入初一，就读于铜加工厂中学(现洛阳市第二十二中学)，班主任姚志强让大家投票选班长，在小伙伴中人缘极佳的陈冬高票当选了班长，并且一干就是6年。
“陈冬那时候成绩优秀，为人低调，执行力强，还喜欢运动，身体素质很好。”姚志强说，作为班长的陈冬不仅会督促同学们完成学业，还会主动承担起组织班里的体育活动，“他考虑特别周到，也从来没有急躁发脾气的情况，同龄人中基本上没有见过他这般成熟和稳重。”
从“飞行梦”到“太空梦”，跟随偶像的脚步一直前进
高二那年，陈冬的一位学长通过招飞考试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让陈冬很受触动。彼时，陈冬专门跑到图书馆，翻看有关卫星和太空的书。第二年（1997年），陈冬也跟随那位学长的脚步，参加了招飞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被长春飞行学院录取。
空军长春飞行学院对飞行员的选拔非常严格，大学时期的陈冬学习、训练都十分刻苦，“100个人里面，大约30个人能上飞机，淘汰率在70%。”陈冬说。
经过两年的学习训练，陈冬完成了所有基础科目，终于迎来了第一次飞行，“当时看着地上的车、人越来越小，大块的田野，变成绿色的小格子，哇，终于飞上蓝天了。”第一次飞行，让陈冬非常兴奋。
军校毕业，当飞行员、当中队长、大队长……陈冬的生活就像当初他招飞考试时，看的宣传片一样。
直到2003年10月15日，中国首位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杨利伟出征太空，25岁的陈冬脑海中也产生了“飞得更高”的想法。
2009年，第二批航天员选拔开始了，陈冬带着大队在西北执行演习归来后，接到参加体检的命令。顺利进入面试的陈冬，也在这时见到了他崇拜的航天英雄杨利伟。“一个多小时的谈话，我更加坚定了当航天员的梦想。”陈冬对面试那一幕印象十分深刻。
2016年10月17日，陈冬担任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员。同景海鹏一起驾驶神舟十一号飞船飞赴太空，成为第二批男航天员中首位实现飞天梦的人。此前已经两次飞天的景海鹏，同样是陈冬的偶像。“被自己的偶像带进这个队伍，然后和偶像一起出征太空，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幸运、更幸福的吗？”陈冬说。
两位河南老乡共同执行飞天任务，会用河南话交流吗
对陈冬和刘洋这两位航天员来说，都是第二次执行中国载人航天的飞行任务，但这却是两位老乡第一次共同执行航天任务。许多网友也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同为河南老乡的他们，见面会用河南话交流吗？”
对于这个问题，陈冬也做出回应：“因为航天员来自祖国各地，大家平时交流都说的是普通话。加上大家离开家乡很长时间，平时的工作、生活环境都会用普通话进行交流。”
“如果有第三个人在说河南话的话，感觉就会把我们说家乡话的欲望给勾出来，我们应该也会马上进入状态。那时可能就会一发不可收拾，连绵不绝地讲着河南话。”陈冬笑着用河南话说了一句：“那感觉，可带劲了！”
陈冬还表示，从成为航天员那一刻起，就代表着一个团队，整个国家，身上也有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使命。说到这里，陈冬也不禁动容：“别人看到我们在飞船内，操作自如，看着容易。其实，背后的付出是非常多的。”他表示，虽然航天员的生活很枯燥、很单调，但是，正是牺牲小我，成就大家的精神，谁都不会抱怨，因为这就是担当。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西强，在6月4日举行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轨驻留期间，神舟十四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将迎来空间站两个实验舱以及天舟五号货运飞船、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的来访对接，并与神舟十五号飞行乘组进行在轨轮换，于12月返回东风着陆场。
目前，天和核心舱与天舟三号、天舟四号组合体各项设备工作正常，具备交会对接和航天员进驻条件。（记者 谢昰炜）
来源：大象新闻
时的耳濡目染让王洪玲与河北梆子结缘，在日复一日的唱念做打中，梆子腔已经融入到她的血液里，让她始终没有割舍对这一剧种的热爱。
刻苦打磨下，王洪玲摘得中国戏剧桂冠“梅花奖”。担任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后，团内事务成为重心，但她对自己的演出仍精益求精。在团长这一岗位上，她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带着团队让河北梆子经历了三次“旅行”，在不同地区展演，与不同戏种同台互鉴。
她对自己的定位是：首先是党员，其次是演员，再次是剧团的服务员。
近日，2296名党的二十大代表名单公布，王洪玲的名字也在其中。她觉得，这不是一个人的荣誉，而是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荣誉，是河北梆子剧种乃至整个戏曲界的集体荣誉。
二十大代表、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王洪玲。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梆子腔融入到血液里
王洪玲的父亲是河北梆子的琴师，经常帮唱梆子戏的演员吊嗓子。那些回旋在空中的腔调、字句和韵味，无形中也渗透进了她的脑海中。有时，演员们“卡壳”，一句唱腔能自然地从王洪玲的嗓子里流转出来。
河北梆子声腔高亢激越，需要一副得天独厚的嗓子，情感表达往往以大喜大悲为主。王洪玲的嗓音条件和天赋被父亲看到，在考入河北省艺术学校后，也被老师贾桂兰发现，并倾心栽培。
11岁的王洪玲，度过了难熬的第一个暑假。她与一位师姐被老师带到家中，同吃同住，整整两个月，都被学习和练习占据。夏季天亮得早，王洪玲跟着太阳起床，穿着学校发的蓝色练功服，从老师家门口开始迈小步跑场，被一路好奇的目光追随。跑到广场后就开始喊嗓子，老师不说“停”就一直喊，哪儿有问题就重复练，直到上午十点，再跑回家吃饭。
回忆起这些，她感慨万千，“那时候不懂事，心里直犯怵，但现在想起来只有无尽的感激。”经过两个月的“开小灶”，加上回学校后的学习，王洪玲很快成了“尖子生”。
1984年，6年的艺校学习后，王洪玲来到了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每个演员都是从丫鬟、宫女等“龙套”角色开始。其间有很多同学改行，比如去唱歌、下海经商等。
但王洪玲始终没有放弃河北梆子，“那会儿也没什么雄心壮志，就是舍不得，喜欢、热爱，我觉得梆子腔已经融入到血液里了。让我改行去干别的，真的放不下。”她也喜欢唱歌，第一次去录音棚录歌时，录音师就惋惜地说，“孩子，你怎么唱戏去了？糟践了。”听到多位录音师都这口气，王洪玲想也不想就说，“唱戏怎么了？我喜欢呀。”
古希腊悲剧《忒拜城》剧照（王洪玲饰安提戈涅）。受访者供图
对于这份热爱，王洪玲一直全力以赴，“执拗”地严格要求自己。
练功受的罪，常人难以想象。有的戏需要跪步，甚至蹦起来跪下去。2002年，王洪玲主演的《吴汉杀妻》戏中，需要跪着走很长的路。河北的冬天寒气逼人，她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反复练习跪步。膝盖破了，戏服粘在上面，她就把衣服扯开继续练。排戏的老师心疼得不敢看，劝她不要跪了，她却说，“没关系，我这劲儿上来了，感觉不到痛苦”。膝盖结了痂，第二天又在跪步中裂开。那年12月，王洪玲摘得第20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尽管已经拿到了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高荣誉，她还是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自己。2004年，她排《窦娥冤》，跪步更多，还得转圈跪，她仍在导演心疼的目光中一次次跪下，只为更好的艺术呈现。
谈到这些，她语气平淡地说：“我觉得这都不算什么，这是职业道德，怕苦怕累就别干这行。”
《王宝钏》剧照（王洪玲饰王宝钏）。受访者供图
在演员和团长间切换
2004年，王洪玲正式调入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2014年，她担任剧团团长。既是梆子戏演员，又是剧团团长；既要演出，又要管理好团内事务，她每天需要随时在两个“频道”切换。
这种切换最直观的体现就是，王洪玲的包里经常要备至少一套衣服。比如，上午有演出排练，她得穿着练功鞋、练功服唱戏。下午去参加一个会议，她要穿着正式，换上西装。晚上可能还要和导演见面，商讨剧本，又得换一身得体的衣服。
作为团长，她需要对整个剧团负责。办公室、财务室、艺术室、演出等各方面，都需要她管。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当天上午，王洪玲去顺义盯了剧团的演出，看了两场演出后，她给演员们开了关于演出安全的会。赶回来吃了盒方便面后，她又约了一位专家，商议明年的艺术创作。
她还记得，2020年疫情正严重的时候，自己策划了一场线上演出。活动策划、节目编排、演员排序、指导排练等工作都需要她安排，一切准备就绪后，距离演出不到一周时，她却出了意外。
那天大雨倾盆，王洪玲开车来团里盯排练，下车时不慎崴了脚。她动了动脚，因为从小练功，便没将这事放在心上，继续在排练场给演员们说戏，走场。一天下来，她回到办公室才发现，脚已经肿了。忍着痛回到家，涂了红花油也不管用，但她没有担心这些，心系演出上。第二天去医院拍片子，发现脚踝骨裂，需要坐轮椅。她却很高兴，觉得坐轮椅可以活动，能去剧团了。直播当天，她把脚丫子藏在镜头之外，坐在轮椅上主持活动。直播最后，观众呼声热烈，想看王洪玲的表演，她坐在轮椅上为大家唱了一段。脚还没好利索，作为演员的她又得上场录节目。40多天里，她只能在脚踝处紧紧地裹很多层布，来帮助发力。
2020年8月，王洪玲在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小剧场排练间隙，坐在轮椅上给年轻演员说戏。受访者供图
当团长时，王洪玲已经43岁，尽管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对自己的演出要求却没有放低，但凡有一句台词没说好，演出结束后，她都会感到自责和内疚，觉得对不起观众。
这些年，她形容自己在“自虐”，爱人说她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很多事可以安排别人去做，但她放心不下，坚持亲力亲为。“累肯定是累，尤其是一个女同志，到这个年龄了，确实感觉有点疲惫。”她坦言，却又笑着说，“实际上也是累并快乐着，我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一种责任、担当。当我看到剧团的戏受到观众的欢迎、大家那么支持我，我又感到很欣慰、很值得。”
党员、演员、服务员
在用河北梆子讲好中国故事上，她不遗余力；在促进剧团和梆子戏的传承和发扬、戏曲文化交流上，她也有自己的想法。
王洪玲多次出访哥伦比亚、希腊、塞浦路斯、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演出，受到国外专家和观众的一致认可。2006年，她随团赴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参加了拉丁美洲国际戏剧节演出《忒拜城》，饰演安提戈涅，演出结束后，观众全体起立，热烈的掌声持续了近20分钟。
用中国独有的戏曲艺术形式去演绎西方经典故事，“在场的观众完全被那独特的唱念做打折服，喜欢得不得了。你说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把中华传统戏曲视为珍宝，去传承、发扬好呢？”王洪玲动情地说。
当团长伊始，她就意识到要培养青年戏曲人才。为此创新了人才培养机制，从河北戏校引入演员和乐队，与当时的北京戏校合作办学，招了一批中专毕业的孩子一起培养，这批人已经成为剧团当下的核心力量。
2021年3月，王洪玲在给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年轻演员说戏。受访者供图
在剧团和梆子戏的推广上，她也下了一番功夫。2014年至2016年，她策划了三个项目，分别是前往甘肃等地演出的“寻根之旅”，前往上海等地演出的“传承之旅”，以及前往河南等地演出的“畅想之旅”。一场场演出的背后是繁杂的策划、资金分配、人员安排、布景等工作，王洪玲都要统筹安排。但她对这三次“旅行”很满意，认为在开阔剧团成员眼界、扩大剧团影响力的同时，也让河北梆子的腔调传得更远，并实现了不同戏曲文化的交流互鉴，她还发现剧迷们也对此喜闻乐见。
在甘肃兰州，一拉开幕，就有人说，“这就是北京来的，大气。”王洪玲认为，作为首都文艺工作者，她有责任把首都的声音通过文艺传递出去。去南方地区时，她原本担心文化差异会影响观众欣赏，但演出结束后，这种顾虑被打消了，很多观众表示第一次知道河北梆子，“原来河北梆子这么好，这个团我们记住了。”王洪玲描述起当时观众的反应时，嘴角止不住地上扬，挂满了笑意。在河南，她唱河北梆子，同样曾获“梅花奖”的豫剧演员李树建唱豫剧，二人同台演出，观众反响热烈，有人直呼，“哇，又是梆子又是豫剧，今天能看到几朵‘梅花’！”
这三次在各地的“旅行”，使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化界是一个大家庭，存在许多互补之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沟通和融合、同台演出、互相学习的形式，对不同剧种的发展也有好的影响。
王洪玲对自我的认知，独特且清晰。她认为自己首先是党员，其次是演员，再次是服务员。“首先，作为党员，我肯定要顾大局、讲政治，旗帜鲜明地担当责任。其次，作为演员，我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有职业道德，要用自己所学所演的人物形象去感染观众，传递党的声音，把戏演好，讲好中国故事。最后，我要做全团演职人员的服务员，服务好大家，时刻有服务意识，在这个位置上必须先考虑剧团的工作。”
二十大代表、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团长王洪玲。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 人物简介
王洪玲，生于1967年，中共党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党总支书记、团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文联理事，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文化部优秀专家”“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市高创领军人才”“第27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2019年获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2021年荣获北京演艺集团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劳动模范等荣誉，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
她的代表剧目有《王宝钏》《窦娥冤》《穆桂英挂帅》等传统剧目，《十八里香》《北国佳人》等原创剧目和由古希腊悲剧改编的《忒拜城》《美狄亚》等。王洪玲以传承发展河北梆子艺术为己任，对年轻演员采取以演代练的方式因材施教，在她的领导下，剧团新人辈出、新作频出，《呼延庆打擂》《周仁献嫂》《清官册》等由青年人挑大梁的剧目相继推出，为剧团、剧种的人才队伍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新京报见习记者 叶红梅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刘军
点特稿第1238期
一个网红的入场与退场
退网
采访进行到第18天时，我的采访对象宣布“退网”。两天后，她删掉短视频平台上的所有作品。
我采访到的故事不止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身高1米5出头的95后女生周玲(化名)，驾驶着16.5米长的半挂货车，又美又飒。她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的大山里，16岁时，为了还哥哥欠下的赌债，她被重男轻女的父母卖给另一户人家做媳妇。她遭遇3次家暴，最严重的一次回娘家躺了半个月，她在孩子两周岁时逃离了大山，独自出省打工。遇到后来的货车司机丈夫程兴(化名)，她和丈夫一起开货车，为买房子和车攒钱。可新车刚买没几个月，俩人在养育她第一段婚姻里孩子的问题上发生矛盾，直接导火索是周玲背着程兴给孩子买了一辆200元的儿童自行车。为了孩子，周玲选择了离婚。
这个版本是周玲的叙述。两年前，她的人生故事被获得过奥斯卡奖的导演拍成纪录片。
今年9月，她爽快地同意了我的采访邀约。通常情况下，她要开一整夜从浙江台州到福建泉州约700公里的高速路段，天亮后和搭档的师傅换班，她爬到车内的板铺上剪视频、直播、补觉。车轮每碾过一米，她给自己攒的嫁妆、给儿子攒的抚养费就厚实一点。她熬一个通宵，赚450元。
和周玲接触的两周多时间里，她称呼我“妞”，尽管我年长她5岁，比她高出一头半。她比我想象中还要热情、健谈。这通常是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采访对象。我随她一起通宵出车，在午夜的高速公路上唱歌、吃辣条，她回忆那些她认为的“重要时刻和选择”。“生活就是父母生下来，自己活下去。”
黑夜里，她握着方向盘大声歌唱“低着头，期待白昼，接受所有嘲讽。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向前走……”那一刻，我觉得她本人比我在视频里见到的更动人。
周玲租住的房子在台州，除了台风天，她很少能在房子里睡一晚。我们在她的出租房一起做饭。公共厨房里放着6个煤气罐，她从铝盆里挖一大勺凝固的猪油放到热锅里，爆出葱姜蒜的混合香味。洗菜的水池堵了，她让我躲远，自己蹲在管道旁，徒手晃着拔下连接处的塑料管，污水涌过她的脚面，“通好啦”她愉快地扭头通知我。
在弥漫着油烟味的公共厨房里，周玲同我聊关于女性经济独立、家庭与婚姻生活的话题。她不愿意我为这一刻拍照留念，因为“觉得环境太差了”。“等我买了房子请你再来做客。”
“她活得热烈，就像一个小太阳。”采访过她的同行和我交换对她的第一印象。她的故事很适合拍成视频。
她能敏感地感觉粉丝数量的变化，即便我们在吃饭时，她也实时人工监控关于自己的“网络舆情”。粉丝突然增加很多时，一定又是有自媒体转载关于她的视频，她要把对方的解说再听一遍，看到负面的留言她直接开怼。
“她浑不吝的外表下，有没有恐惧的东西？在男性为绝对主导的货运行业里，她坚持站在里面的动力是什么？她渴望的、追求的又是什么？”采访笔记本里记录着我第二次采访结束时的困惑，我决定去找她周围的人。
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我尽可能找到她在采访中提到过的人——她的父亲、前夫、姐姐、采访过她的媒体人、被她“怼到哑口无言”的一家企业公关总监。
没想到，故事陷入一个又一个“罗生门”。
外部信息拼凑出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周玲不是被家人“卖”掉的。她和村里其他早婚的姑娘一样，媒人上门说媒，她和第一任丈夫相处一个多月后便嫁了过去，后随丈夫一家到浙江打工。
她的父亲告诉我，自己从不知道她被家暴的往事。她的姐姐告诉我，自己也是在看了纪录片之后才知道“小妹曾被婆家打”。她的前夫程兴对我说，他们确实因为她第一段婚姻里孩子的事情争吵过，但离婚是因为女方犯了婚姻中原则性的错误。这段婚姻结束得并不平静，两人曾有意复合，也曾在短视频平台上发视频揭短。
程兴说，为了收取更多的粉丝打赏，他曾按周玲的要求配合她在网络上假装离婚——不进她的直播间，去掉昵称中“某某老公”，“别人问你什么，你都说她说的是真的”。
两个版本有重叠的地方，她来自很穷的云南大山深处，家里重男轻女，书只念到初一。她勤快，能吃苦，当过洗碗工、洗车工，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组装过零件。后来，开大货车让她得到了关注和相对体面的收入。
外围采访在某个瞬间击垮了我与周玲间的信任。我一度怀疑要不要继续这个选题。出发前，我被她的“故事”吸引，但生活总是在故事之外。
我想起媒体人王开岭说的，有时候“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采访在很大程度上是病友之间的相互探问”“把一个人送回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才能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这个事件对时代生活的意义”。
逃离
周玲25岁，鹅蛋脸，大嗓门儿，笑声能穿透一节车厢。她个子矮，只能坐驾驶椅的前一半，一个枕头塞在她腰与椅背间。她身体前倾踩下离合器，右手推动有着12个挡位的手动挡挡杆，给人感觉“她快站在离合器上了”，16.5米长的半挂货车在她的指挥下“跑”起来。
接近半夜12点，我背着双肩包爬上半挂车4.2米高的驾驶室。装着辣条、苹果、梨和柚子的食品兜、大红色的铁质手拎音响已经提前登车，为了方便我拍视频时能拍清楚些，她踩着车头前梁，拿着抹布在擦挡风玻璃时卖力“挥手”，她踮起脚也只能擦到玻璃的三分之二处。也因为我的到来，她特地回出租屋画了淡妆，涂着口红，头发精心编着，发尾用蝴蝶结卡子夹住。
整座城市已经入睡，周玲和我，还有她的卡友们先后出发。这条路线她开了半年多，她能准确地记清每一个分叉路口，约700公里的道路根本不需要开导航，并能在道路的坑洼处提示我坐稳。
高速路上偶遇的物流车辆大都是周玲的“旧相识”，她和这些卡友们偶尔在抖音下互动，内容无非是“今天在某某路段看见你了”“晚上一起发车，某服务区见”。他们在超车时鸣笛打招呼，“海豚音”偶尔划破夜的静。
“女卡车司机”在这个行业里并不常见。2016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卡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女司机占比约为1%；2020年的“中国卡车司机调研课题组”根据问卷估计，女司机约占4.2%。
周玲调侃自己“一上高速就是飞行模式”。“速度”总关联着“胆量”“技术”和“油耗”。速度快，载重量40吨的半挂卡车要“猛喝油”，司机们最怕急刹车，有时刹住了车头，车身会靠惯性冲上来，“整个驾驶室就被‘推’平了。”她不在意这些，“快”是她在卡友中的独特“标识”。
她讲自己和“黑夜”的相处。她说自己人生中最难的是被家暴的那段时间，“因为看不到希望”。最后一次受到家暴后，她去镇上买了火车票，钱是在工地做小工搬水泥时攒下的。她在一个夜里逃出来。两岁多的儿子已经睡熟，她把枕头和被子摞起来，挡在儿子身边。她走一个半小时夜路到镇上，第二天在镇上换上了新买的衣服和板鞋，然后坐大巴到隔壁县的火车站，踏上去杭州的火车。
故事里的每一个场景和细节，她都能讲得详细，感染力十足。采访过她的记者评价她“能聊”，“被她展现出来的生命力打动”。
她也擅用“意象”。她想买“解放”牌的货车，因为“解放”对她有特殊意义，“象征着自己重获自由”。行驶路上遇见湖中有座小岛，她说，“我就像那座小岛。”
我们的车被黑夜包裹着。讲到这些时已经是夜里两点多，路上的车变得少了，困意不可抑制地袭来，周玲脸上的妆也不再精致，她把音箱放开，跟着曲调放声歌唱。
“还记得离开家那天的日期吗？”我问。
“不记得了。”
“去驾校报名的日期都能记得，这场命运里非常重要的‘逃离’，为什么会记不清时间呢？大概几月呢？”我好奇。
“因为发生太多事了，一件接一件的。”她答。
后来，我看到她对“女孩别怕”公众号作者讲述的又一个版本：趁着丈夫和婆婆外出，她穿着身上一套衣服就溜去镇上，躲在一家小吃店做服务员，第一个月工资是600元。怕被找到，钱一到手，就马不停蹄地跑去了杭州。
唯一重叠的是她的目的地和结果，她逃离了大山里的婚姻。
安全感
遇见卡车司机程兴是在2018年，她给程兴的短视频账号发私信，“被他开大车的样子迷住了。” 除了秀车技，程兴偶尔发几个自己“主演”的搞笑视频，“这行业除了螺母是母的，全是公的”。
后来，周玲不羞赧，朝镜头笑着说，“是我追的他。”
她那时在嘉兴打工，在一个生产浴霸的工厂组装零件。她飞去长沙见程兴，程兴不介意她的过去，这让她感到安全。她回嘉兴辞了工，退租了房子，卖掉能换钱的物件，成为程兴车上“穿高跟鞋的卡嫂”。
程兴出生在贵州遵义的农村，初中毕业出去闯荡。他脑子活。认识周玲的时候他已经在运输行业待了近10年。他发现，驾校学到的技术必须多“实战”，这是“商机”。他注册了咨询服务公司，帮新手练车，收入是开车时的几倍。
周玲是第一个执着向他表白的姑娘。程兴第一次见到周玲，“第一感觉就是这姑娘好矮啊。”但他喜欢周玲外向、开朗的性格，这与他的性格恰好互补。
他教周玲开车。“哇，那时路过的人都说‘那是个女司机’，”周玲从未体验过那种受关注的感觉。周玲不再满足过把瘾，她要持证驾驶。
这段故事后来又增加了一些戏剧化的情节。她不止对一家媒体讲，自己背着程兴去报名，考完科目一程兴才知道，程兴生气到几天没有理她。
后来程兴告诉我，是他带着周玲在贵州的驾校报了名，自己起初确实不同意，因为知道开车辛苦，他的肩周、腰椎都有病状。但程兴也向往两人像其他卡车上的夫妻一样，带着锅碗瓢盆，把生活搬进同一辆车上，“她会开(车)的话，能偶尔搭把手就行”。
“我才不要在家给你带娃娃咧。”纪录片里，周玲提到自己对结婚后生活的计划。网友称赞她“不做家庭主妇，婚后仍要保持女性独立和社会的连接”。采访时，我从她口中得知本意，她的“不要在家”是为了时刻和丈夫在一起，守卫自己的婚姻。
周玲成了名副其实的副驾。河南到广西，重庆到上海，夫妻俩开着车碾过大半个中国。一起跑重庆到上海的路线时，她们没有租房，4天一来回，在高速服务区接水洗头发，吃住都在没有空调的车上。
后来，她开始独立驾驶一辆车，与丈夫跑不同的长途路线。她两天一个来回，程兴路途稍远，需要3天，夫妻俩一周只能见一次面，一起待6个小时。
我和几位关注周玲很久的卡友粉丝聊，他们说，周玲和程兴的故事一度在卡友圈传为佳话。他们印象深刻的是一家自媒体发布的视频：黑夜，两辆卡车打开车灯，车头相对而停，年轻的夫妻俩分别从车上下来，显得有些疲惫，程兴拍拍周玲的头，把她揽入怀中。
“能娶这样的媳妇一起跑车就完美了。”一名卡友在视频下留言。
开货车后，周玲在网络上发布自己开车的视频，与那些剃着寸头、皮肤黝黑的卡车司机不同，即便在车上，她的头发也要变着花样地编，穿短裙，戴蝴蝶结。她在车窗边缘贴上花朵的装饰，车内摆盆栽，一个黄色的皮卡丘玩偶系着安全带坐在副驾位上。她没看过皮卡丘“主演”的动画片《神奇宝贝》，但她喜欢它的造型。
周玲的粉丝量很快超过了程兴。她开直播，接受网友在直播间送出的礼物，礼物能兑换成现金，一场直播“多的话能赚五六百”。她在网上称自己单身，“因为这样有更多人刷礼物。”夫妻俩为此没少吵架。
“他说我都结婚了，还在说自己是单身，就是在骗人家钱。”周玲认为，“骗谈不上，刷礼物是人家心甘情愿的，又不是我拿着人家的手机来给我支付，而且他能不能讲点良心，这个钱也不是我一个人花了。”
程兴说，两个人的争吵通常以他的妥协结束。他结束“网络隐形人”的身份是在2019年年底，周玲火了，程兴作为故事里的“元素”，出现在有关周玲的报道中。
走红
2019年的“双11”，周玲在网络上走红。
一家电商公司做了传播策划，“六个维度记录下生动、感人、真实的‘双11’故事”，周玲被选中代表“物流”这个维度。她那时为某快递公司的承运商开货车，偶尔在网络上发布自己开车的视频，有一两万的粉丝。
11月13日，关于周玲的微纪录片在微博上的播放量达到612万。随后，不少媒体也注意到这个“开大货车的小个子姑娘”，纷纷跟进采访。
周玲和快递公司公关部门的接触多了起来。她和我提到这家快递公司曾提出要签约包装她，她不愿意，因为“被签约就失去了自由”，她讲自己如何戳破公关负责人的谎言，并“刚烈地”拉黑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我找到她提到的公关负责人林雪(化名)，故事同样出现了不同的版本。
林雪回忆，周玲希望公司能签约她，每月支付一定的费用。“她就很想把自己变成网红，她试图在打造一个经过自己打拼、成为女强人的人设，然后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去变现，”林雪分析。“我们没有实力花很多钱去签约一个网红，但可以帮她找到这样的MCN机构签约她。”
林雪向我提供了她们的部分沟通记录。周玲希望成为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但公司是加盟制，司机来自承运商，公司没有签约任何一个快递车司机。
周玲拒绝了别的岗位。“我还是开车，因为人家看中的就是我这么小的个子开大车。要是我做其他的，人家也不感兴趣。” “我要和你们签合同，条件我来定。想把广告打得更响，开车这方面得听我的。要是有得谈呢，就谈，没得谈我也不勉强哈。”
后来合作没有谈成，周玲拉黑了林雪，周玲解释“讨厌威胁和跟我玩套路的人”。
很多故事的细节呈现出“套娃”的样子。
联系上程兴后，我从程兴那里也得到了不一样版本的故事。周玲显得坦然，“离婚后能说对方什么好话？”“让他拿出证据来。”转天，她的朋友圈屏蔽了我。
她表示不想解释关于程兴说的“谎话”，“我觉得没啥必要(回应)”。“重庆三十多度的温度，在车上睡觉，可想而知，我跟他在一起是吃了很多苦过来的。”
她试图和我和解。“我煮饭给你吃，并不是因为你是记者。可能是我没朋友，想多交几个朋友。你也知道，我天天在大车上，没几个女孩子愿意跟我玩。”
我虽然仍被她挡在朋友圈之外，却也被这段话打动。
原生家庭
当地几乎快忘记了这个人。
她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上是另一个名字，那才是她本来的名字。
周玲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山上的某自然村，她是家里的第五个孩子，她有1个哥哥和3个姐姐。
不仅整个村子四面环山，整个昭通市都在乌蒙山区，全市96.3%的地域是石漠化严重的山区。周玲的家在半山腰，学校在山的另一面的山脚下，她每天早晨上学4点半就要起床，走3个小时山路到学校。
她和村里的孩子一样，打小干农活，周玲左手上还留着割猪草时被划伤留下的疤。庄稼地里的事她熟悉：农历十月开始种土豆，过完春节土豆就发芽了，3月份，在土豆旁边的沟里种玉米，玉米长到半人高的时候就开始挖土豆，然后把红薯种进土豆腾出来的窝。
“像我们老家，多子女的家庭很多。父母为了自己的生活宽裕点，让十五六岁的女儿嫁人多得是，不只是我们家。”周玲的姐姐告诉我。
关于她的出嫁，周玲的父亲和周玲讲有着不同的版本。父亲对我说，镇上的一个会计上门做媒，给他和老伴各2000元。男方家在镇里的另一座山上，家庭条件好，儿子在矿上工作。在她的讲述中，自己是被父母卖去的，哥哥赌钱输了，讨债的人堵到家里来。过年猪不能卖，便给15岁的她说了门亲事，给了6000元彩礼钱。一名采访过她的记者告诉我，“(采访时)那个彩礼钱，她说了好几个不一样的数。”
对于这家人而言，2010年时的几千元是笔不小的财产。周玲说，“人家有洗衣机，有冰箱，算稀奇的，那时我们家里还都是手洗衣服。”脱贫攻坚全面胜利之前，昭通市全市11个县中有10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深度贫困县7个。
在她的叙述里，在另一座山上，她做着和出嫁前一样的农活，镇上工地缺人手时，跟同村妇女坐着摩托车到工地干活。她做得最多的是往楼上搬水泥，一天赚30元。
我关注了一些当地妇女的短视频账号，她们和周玲年龄相仿。有的全家长年在外打工，也有像候鸟一样的，农闲时飞向浙江杭州、慈溪、嘉兴、湖州等地，农忙时赶回家，收土豆，栽海椒秧。
能拴住她们的是孩子。“要不是怀孕了，谁愿意天天待在家里，那种自己赚钱自己花的日子，不香吗？”即便“吃不起海底捞，没买过超过300元的衣服”，外面的世界“还是安逸”。她们这样概括在家带娃的日子，早起赶天凉快的时候去干农活，回到家“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拿着价格不到1000元的手机，拍着永远上不了热门的视频。”
她们的视频下总有几条到几十条的回复。除了同为在外打工的异乡人，还有一些异性的调侃、表白和求交往。
周玲在2015年告别了这样的日子。新的环境里，她隐瞒着结过婚、生了孩子的经历。她给自己改了名字，后来网上的昵称又加上“开卡车的”“大货车司机”等定语。她在2016年6月考取C1驾驶证。“因为有人给我介绍了对象，要买辆车。”那段感情最终没有结果。
她现在每月开车能赚1.3万元，对自己的收入有“完全支配权”。跟程兴离婚后，她分期付款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增驾A2驾照后，奖励自己一块9000多元的浪琴手表。今年的生日是在高速路上过的，右手腕的3连环金镯子是她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从第一段婚姻出走后，周玲有3年没回家，也没和孩子联系过。2018年5月，她和程兴登记结婚。据她讲，她提前寄了一张银行卡给父亲，里面存了1万元。然后父亲才在镇上把户口本快递给她。
她和程兴的婚礼，10辆卡车作为婚车。女方没有来一位亲友，周玲的父母也没有到场。
我问周玲的姐姐，“如果你们不知道她被家暴，那收到她和程兴结婚邀请的时候就会奇怪吧，好好的怎么又结婚了呢？”
“我不是很清楚，不知从何说起。”对方回复，她和小妹的联系“今年多了一些”。
纪录片拍摄时，她们回到大山里。哥哥家的新房已经盖起来，父母跟哥哥一家生活。她在父母面前撒娇，带着她们到镇上买衣服，在镜头前大方地亲吻父亲。
摄制团队也去了她儿子就读的学校。课间时，她把孩子叫到教室门口，抱住孩子，“幺儿，我是妈，你不认得我了？”孩子显得漠然，没有眼泪流下来，她用手反复擦着孩子的眼角和脸蛋。
真相
天渐渐亮了，我们的车行驶进城市。周玲打起精神，因为城市比高速路更“危险”——一不小心就会驶入禁行区，物流园路旁容易被车顶刮落电线，还有狭窄的掉头区。
“对你最重要的人是谁？”我们在午饭时闲聊。她面露难色，摇头说，没有。
纪录片播出后，她的粉丝又涨了一波。我采访她时，她已经有近24万粉丝。她接受了几家采访，有网友私信评论她“是抛弃孩子的母亲”。
“我说你哪只眼看到我抛弃孩子了，没有联系是因为没有联系方式，而且虽然我一直打工有赚钱，但也没有攒下钱，”她又补充道，“我怕被他们抓回去。”随后，她在个人资料栏里写下，“不再接受媒体采访”。
她告诉我“许多网红都是有团队的”，而她只有一个人，没有人可以商量。有卡友以过来人的语气嘱咐她，“找几个经历过这些事的过来人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以后的路怎么走，不敢再乱了。”
“人红是非多你懂吧。”她害怕网络暴力。她给我讲乔任梁父母的例子，讲曾在大火中失去家人的林生斌，“网友太能深挖了”。
第一次采访时，我们聊到媒体影响力，她直言，“要是《人民日报》来采访我就好了。”
她问我有没有采访过一位95后志愿者，对方在去年疫情期间驰援武汉，后来得到表彰。那些荣誉和对方的200多万粉丝一样，令她羡慕。
她希望我能帮忙介绍一个当兵的年轻人，想嫁一个“兵哥哥”。“兵哥哥应该都很有素质，最好是暖男那种。但是我又怕人家看不上我。我先攒钱，房子买好了，他退役了我可以开车去接他。”
周玲在意网友的评价，“想让自己的名声好一点”。她关闭了直播打赏功能，也不和其他主播PK。她带货的一款眼镜销量不错，卖出去3000多副。我们的聊天里，“我粉丝”代替了“我朋友”，她拿到A2驾照后，最想“感谢13万粉丝家人们的支持”。
接受媒体采访或是直播，她也有意或无意地塑造着程兴的形象。她的叙述拼凑起程兴的形象：小气，舍不得几十块的水果钱；脾气大，生气之下把她扔在高速路上；他不够体贴，因为打麻将忘记接她，让她独自在医院做手术，自己倒尿袋。她称自己是程兴的“赚钱机器”。“我直播一两个小时，少则100元，多则1000元。”此前我们聊到她直播打赏的收入，“最多一小时赚600元，前后总共赚了两万元。”
去年，她向自己的粉丝宣布，自己2020年7月1日已经离婚，理由是“因为钱”。而程兴给我看的离婚证显示，他们2021年2月离婚。今年6月，纪录片播出后，她改口“离婚是因为孩子。”临近片尾的镜头是他们吵架时说的话，气头上的程兴说了一句“那你去和你的孩子过吧”。“程兴不能接受她的孩子”成了观众解读他们婚姻结束的原因。
程兴说，自己至今没有看那部纪录片。熟悉夫妻俩的卡友们质问周玲，为什么要那样说老程，他以后要怎么生活？她一面向程兴解释，自己不知道纪录片片尾有那几句气话。一面继续对询问的粉丝称，“纪录片里有我的离婚理由。”
她的视频里一再展示自己命运多舛。父亲是养父，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有网友评论“还要演到什么时候”，“她的脸和她父亲、她姐姐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找到他的父亲、表哥求证，他们否定了她的说法，“不知道她在搞什么”。
面对我的很多质疑，她没有作出回答。
最后一次采访，我尝试着放下那些“不同的声音”，再与她来一次交心的谈话。我笨拙地暗示，有些细节毫无编造的必要，真实生活本身就具有力量。
我指出一些事实出入和她接受采访时前后内容的矛盾。“家暴的起因？地点？还有既然家暴都发生在浙江嘉兴，何来在云南镇上照相馆拍的伤痕照呢？”我问。在我对她的第一次采访中，她曾提到最后一次家暴后，她在镇上拍照留下家暴证据，然后逃离云南老家。
“在嘉兴是第一次，回老家是第二次，这有什么出入吗？”她显得理直气壮。
“你昨天说3次家暴全是(发生)在嘉兴。”我追问不放。
“既然不相信，我没有跟你继续聊下去的必要，谢谢。”她说。
9月24日，她宣布“退网”，她在那份“退网说明”里表示，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故事，是为了“传播正能量”——“想要的东西得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包括女性朋友面对家暴，要勇敢的(地)零容忍，拒绝家暴。”但因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太小了”，所以“网络这浑水了，就不掺合(和)了”。
而我觉得“真实”最有力量。我对她的感情也从初见时的“特别喜欢”变得复杂而难表达。交稿前，我把文中她的真名改成了化名，希望不要伤害到她。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女孩的故事，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从故事里看到自己的弱点。
她的朋友圈默默恢复向我可见，又再次关闭。我没有再联系她，短暂的朋友圈“窗口期”，只见到她在半截塑料瓶里种的几头大蒜，努力地生长。
马宇平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