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窑，这个位于山西省霍州市白龙镇陈村，汾河西岸台地的前缘地带的金元时期重要瓷窑址，曾被称为中国北方白瓷“最后的辉煌”。然而，这个千年的历史文物，一直被一层神秘的面纱所笼罩。近日，随着霍州市政府对霍州窑址保护与开发工作的不断推进，这个沉睡千年的历史文物逐渐掀开了它神秘的面纱。
千年古窑“掀开”神秘面纱
据史料记载，霍州窑，也称陈村窑，该窑生产的器具“细腻柔软、釉面泽润，器形小巧玲珑，造型精巧美观，质地薄如蝉翼，脆如秀玉”，深受历代皇家欣赏，多为宫廷收藏之物。始于唐末，鼎盛于宋代。到了元代，霍州窑已达到北方陶瓷首屈一指的地步，广受赞誉“霍州瓷窑，登峰造极”。目前，在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临汾博物馆等都有霍州窑宋、元、明、清时期生产的瓷器藏品。自1975年被发现以来，霍州窑一直未开展过考古发掘工作。2021年霍州市委、市政府启动霍州特色优势文物资源——霍州窑的总体保护规划工作，着手编制《霍州窑址文物保护总体规划》。
2021年，为了让沉睡千年的历史文物霍州窑“活”起来，走入大众视野，让文化遗产真正属于公众、惠及于民，霍州市启动霍州窑总体保护规划编制工作。2022年，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霍州窑址开展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霍州市文物部门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霍州窑址开展了首次科学考古发掘工作。据介绍，这次考古调查8个发掘地点共计发掘600平方米，清理发现有金、元、明时期的作坊、窑炉、灰坑等制瓷遗迹，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较为全面、立体地展现了霍州窑的瓷业历史和生产面貌。
在考古发掘现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光尧指出，霍州窑在中国陶瓷市场有了新的定位。其胎的细白程度和釉的温润程度已达到北宋时期的定窑水平，代表着当时瓷器生产的最高研发水平、最高生产质量。
千年翠色一经亮相惊艳四方
今年2月份，一则《霍州窑发现近50年首次发掘成果显著》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考古和陶瓷学界广泛关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刘岩介绍，霍州窑作为山西地区金元时期生产瓷器的代表性窑场，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尤其在元代，北方地区大部分白瓷窑场生产普遍衰落的形势下，霍州窑以工艺精湛、造型薄俏的细白瓷制品而独领风骚，成为元代手工业门类中陶瓷手工业体系的标志性窑场和杰出代表。霍州窑发现近50年来开展的第一次考古发掘工作，意义深远。
12月3日上午，全国各地的陶瓷行业和遗址规划专家学者来到陈村考察观摩。穿梭于寒冬中的巷陌田埂，一处处冷寂而拙朴的考古发掘遗址，不禁让人联想起这个小村庄千百载间的窑火熊熊。
在陈村考古驻地，一片片冰冷的瓷器残片燃动着人们的热情。专家学者们仔细端详、细致探究霍州窑的烧制历史、工艺技术、生产规模。“从出土的瓷器碎片，不难看出霍州窑以烧白瓷为主。”“霍州窑所烧白釉精品，比定窑胎薄体轻，小巧玲珑，特别是霍州窑在烧制工艺上采用叠烧和支钉支烧的方法，因此口边有釉，有‘凡口皆滑’的特点。”“霍州窑烧制的白瓷，造型精美、胎薄体轻、形如蝉翼、轻若海绵、纹饰多变、制作精良，称之为精白，主要以碗、盘、碟、高足杯为主。”“折腰碗腰线硬朗，瓷片标本图案器型呈现了霍州窑瓷器的古朴素纯温润拙雅，展现了霍器的艺术风格，为现代开发利用提供了丰富的元素”……手捧残破的瓷片，人们不忍释手，赞不绝口。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孙新民感慨：“通过这次考古发掘，让我们了解了霍州窑的制瓷历史、工艺特点、发展演变过程。定窑在元代已逐渐没落，但霍州窑的仿定窑产品非常精致，能够进入元大都，说明了它在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
“陈村瓷器生产距今有着1000年左右不断代的历史，这在全国少有，价值非常重大。”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院院长柴晓明认为，中国以瓷器为名，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中，瓷器是最重要的大宗货物。想要了解中国的制瓷业如何发展，霍州窑是非常重要的标尺，有全国性甚至世界性意义。
传承千年窑火升腾时代光华
“让文物‘活’起来”，就是要激活历史文物资源的生命力，通过活化利用让文物重现璀璨光彩。12月3日下午，一场持续了近4个半小时的霍州窑址考古与规划专家座谈会，足见业界对霍州窑“前世今生”的高度关注，以及对其发掘保护开发的现实意义。座谈会上，10余位与会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就霍州窑址下一步考古工作、价值阐释、保护规划等进行了交流探讨。
“霍州窑代表了元代中国北方白瓷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黄信不吝溢美之词，在中国整个瓷器发展历程中，霍州窑是中国北方白瓷“最后的绝唱”“最后的辉煌”。
“传统对于今天的意义，就在于怎样把它挖掘好、整理好、消化好、吸收好，进而再创造。”深圳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郭学雷建议，可以将支钉叠烧技术，乃至霍州窑瓷器的造型美感、图案样式融入文创开发中，让其传统元素影响到现代人，“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它、传播它，让它焕发新的光彩。”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王晓毅认为，规模庞大的窑址上几个点状区域的抽样式发掘，只是揭示了霍州窑冰山一角，下一步还需继续开展工作，尽可能完整揭示霍州窑整个瓷业生产历史和面貌，不断推进霍州窑的研究走向深入，“建议当地政府推动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博物馆，让霍州窑产品实现复烧，文物活化利用，让文化遗产走入百姓生活。”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院副院长王璐作霍州窑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报告称，霍州窑遗址将建设遗址博物馆，把陈村打造成“中国传统村落”，将失落的文化遗存串联成线，利用现代科技为文化遗产保驾护航，让人们沉浸式体验烧窑、考古的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目前，霍州窑已发掘窑址4座，回填窑址2座，霍州窑址保护和开发总体思路日益明晰，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霍州市委书记李青雁表示，霍州窑作为遗产活化的典型案例，下一步该市将积极推动霍州窑焕发新生，打造成为文旅融合的样板工程、乡村振兴的示范项目，让文化遗产真正惠及群众。
随着霍州窑的千年面纱被掀开，它所代表的历史文化价值将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了解，而通过对其保护和开发工作的不断推进，古老的陶瓷文化不断被“活化”，这不仅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到霍州窑的历史魅力，同时也将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记者王荔
来源： 山西日报
直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随着《我们一起走过》、《必由之路》等多部纪录片、政论片的播出，引发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而这些片子中都采用了我当年拍摄《物价大震荡》四集纪录片中的抢购镜头，“疯狂的君子兰现象分析”等镜头，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当年拍摄的画面，现在已经成为珍贵的历史，而历史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抢购人群差点把王府井百货大楼的柜台挤翻
凡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短缺经济时代，人们不仅吃不饱，而且买什么都要票，布票、粮票、豆腐票、肉票、鱼票、油票，甚至缝纫机票、自行车票、手表票……,没有票，你什么都买不到，甚至寸步难行。
1978年，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这些票证开始陆续失去作用，但是短缺的市场供应，还是在遏制老百姓的购物需求。席卷全国的抢购风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出现在八十年代初期人们抢购布料，很多老百姓担心价格放开了，明天会买不到布了，所以就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要买布，甚至儿子孙子将来结婚用的布面、被面，这个布都要把它积攒起来。当时我妈妈托门路一下子抢购来两丈多商店剩下的粗粝的白布头，买回家后怎么用，令人犯难。我妈妈手巧，给我做了一件白衬衫，可是穿在身上，非常扎人，像穿一件麻袋片一样，而颜色，不是纯白，而是白中泛黄，和披麻戴孝用的丧服差不多，别人以为我家出了什么事。我回家后，沮丧地对妈妈说：“我不穿这件衬衫了，太难看了。”妈妈什么话也没说，她让我脱下衬衫，洗干净，托在蓝靛厂上班的邻居从厂里走后门买来了一小包染料，她用一只铁盆放在火炉子上加水煮沸染料，然后把衣服放在铁盆里面反复煮，捞出来后，晾一晾，再接着煮，反复三五次，然后用清水洗，把衣服晾干、再熨烫平整，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发现妈妈把一件折叠整齐的银灰色衬衫放在我的床头，我非常欣喜，穿上后，照镜子，发现很好看，而且那些粗粝的线头和疙瘩也被妈妈剪掉、熨烫平了，穿在身上不再感觉扎得慌。穿上这件银灰色衬衫出去，没有人再讥笑我，以为我买了一件新衣服，笔挺，颜色也与当时流行的潮流差不多。我从心里感谢妈妈为我做的一切。而其余的布料，妈妈拼接起来当被里子用，剩下的碎布头，妈妈纳鞋底用，一点也没有浪费。
抢购的第二阶段，是80年代后期，国家启用价格双轨制，也就是从计划和市场两种价格体系并存，渐次过渡到市场价格为主。但在80年代后期，价格双轨制的弊端逐渐显现：一种价格高，一种价格低。有门路的人低买高卖牟取暴利，导致了投机和腐败。1988年，中央决定加快改革步伐，进行“价格闯关”，要在价格改革上“迈大步”、“啃硬骨头”。
这个消息一出来，立刻引起了老百姓的恐慌，导致的一种预期，就是价格要大幅度上涨。老百姓兜里那点钱，恐怕要像“金圆券”一样不值钱了，东西要贵了。这种价格要上涨的预期一形成，真是很可怕的。所有的人都会想着，赶紧把钱拿出来去多买一些东西。以实物来保值。
深层原因是，当时，很多商品供应不足，而消费需求在上升，因此存在价格上涨的必然性。据统计，1988年一二季度物价指数是8.8%。价格放开后，肉禽蛋和烟酒都开始大幅度涨价。到8月份，物价指数已经蹿升到了38.8%，远远高于居民收入涨幅。老百姓确实慌了，真是见什么，买什么，不管有用没用，不管质量好坏，只要上了商店的货架，就花钱买回家去。
那年我带着摄制组准备制作四集《物价大震荡》的电视片，第一站就来到了王府井百货大楼。在卖布的柜台架好了摄像机，开始时人们还有秩序地排队购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过了一会儿，就出现了拥挤的场面，我当时站在柜台内拍摄，很快，柜台就被挤得倾斜了45角。挤得我踉跄后退了几步。要不是商店经理带好几个强壮的售货员前来增援，柜台就要被挤翻了。人们疯狂抢购的画面，还是挺震撼的。遗憾的是，因为被挤得踉跄抖动，那个长镜头在我编辑《物价大震荡》第一集“购物热引发的思考‘’时忍痛删掉了，怕同行说我拍得“掉水准”。今天想起来，那个踉跄抖动的镜头才更有震撼力，才更真实。
物价大震荡，不仅影响了城里人，也波及到了农村乡镇。山西有一个乡村老太太和家里人一下子抢购了1000袋白面，堆放子家里炕上、地下，没有考虑到这么多的面，全家人几年都吃不掉，简陋的保存条件，会发霉变质的。一个河北蠡县农村小伙子见供销社货架上仅剩下一台残损的收音机，售货员劝他别买了，外观都残损，但是还是被他抢购到家里去了。这些典型故事和镜头，都被我编辑进了片子里。
抢购生活用品，抢购生活必需品，心态之急迫，呈现了社会的众生相。抓拍，是记者的基本功，为了拍摄到各类人抢购的镜头，我在商场旁、大街上扛着摄像机“挑、等、抢”拍，于是一个小伙子头顶大沙发的画面被我抢拍下来，男女老幼肩扛手提各种物品的镜头，被我记录下来。物价大震荡，也波及了特权阶层的家庭，他们也出来参与抢购了，有些人还动用了公车，也被我拍摄到了。忽然一个穿白衬衣毛料裤子身材魁伟的青年男子跳到我的镜头前，指着鼻子大骂：“你他妈的，老子和你们电视台长很熟，看你敢把它播出来！”尽管他长得眉清目秀算得上美男子，但是其气势汹汹、粗鲁蛮横，让我很不爽。我编好了节目，特意给时任央视台长的黄慧群女士看，她笑了笑说，“不认识，播吧！”于是，隐掉骂人的话，这一段其余的都播了出来。
《物价大震荡》一经播出，就引起了全社会的轰动，准确说是震动，真实地反映了那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引起人们的共鸣，片中及时释疑解惑，也起到了疏导民众情绪的作用。当时的新闻记录，在今天就是珍贵的历史。插曲是，那个特权阶层的人果然找到了电视台，交涉结果，在重播时删掉了那一段。这是后话，但从中可以看出，物价大震荡，冲击了社会各阶层的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这段历史，就是见证。
主持人肖晓琳因《物价大震荡》而家喻户晓
四集《物价大震荡》是央视深度报道栏目《观察·思考》的创刊力作，新栏目，一定要有一位有思想的主持人，我们一致认为，这个有深度有思想的电视评论性节目，其主持人在内容生产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不需要仅仅作为“最后一棒”——只念编辑写好的稿子的“花瓶”。在社科院新闻研究生班学习的湖南妹子肖晓琳进入了我们的视线。一袭白裙的她飘然而至，她没有小女生的羞涩腼腆，磊磊大方，对不公平的时事和社会弊端有强烈的批判态度，有一种天然的使命感，她立志要做中国的女“克朗凯特”（注：克朗凯特是美国CBS著名的新闻主播和60分钟栏目著名主持人）。试镜后，她稳重端庄和温柔中带刚的形象，一下子被大家认可。而说“人话”而不是“播音腔”或“高八度”（文革时期的播音员播音方式），则是她的主持优势，娓娓道来，符合她知性美女的身份，甜美但不娇美，典雅但不端架子，绵里藏针，不咄咄逼人。
《物价大震荡》，针对当时的抢购风潮，从政治经济和百姓视角，用有冲击力的电视镜头呈现，并结尾处由主持人在演播室内冷静分析评论。在电视评论节目还是全国电视界短板的那个年代，这一档别具一格的电视评论节目一出现，就赢得观众好评。肖晓琳立刻成为新星，受到观众的喜爱，当时观众来信雪片般飞来，其中有不少一部分是青年男性观众向她表白的求爱信。栏目因肖晓琳这个出色的主持人而家喻户晓，肖晓琳也因这个有影响力的栏目而脱颖而出，成为著名主持人。她清新靓丽、娓娓道来的主持风格，培养了无数忠实观众和“肖粉”。该栏目是全国第一个新闻深度报道的节目，收视率一直名列前茅，作为主持人的肖晓琳以其温柔和冷俏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从那时，栏目外的人叫她“铁面美人”，其封号不胫而走。
肖晓琳的眼睛会说话，一双弯月眉下，如深潭般的两只大眼睛，总是带着笑意，带着真诚，带着热情，带着善良。她深知要做好主持人，就必须需会同记者、编辑等深度参与到节目内容生产中，甚至会作为编辑主任、制片人等掌握内容决策权。主持人深度参与内容生产能更好地理解和传播内容，有利于塑造主持人的传播个性，提升传播效果。她以女人的细心提出不少关心女性的节目选题，提出不少关爱社会弱势群体的选题，播出后使节目更贴近百姓，更贴近生活，更接地气。她人缘好，平易近人，善解人意。大家喜欢叫她“肖晓”，苗条瘦小，但是她才是栏目的核心和最大品牌和财富。
肖晓琳因长期担任深度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有人称其为普法大使，追求卓越和完美，是她一生的梦想。她先后主持过《观察·思考》、《焦点访谈》、《半边天》、《社会经纬》栏目，后担任《今日说法》栏目主持人、制片人。也许从那时积劳成疾，仗着年轻，却没有认真善待自己的身体。在2017年7月初的一天，她去世了，定格在61岁。
抢购君子兰，让多少人血本无归
抢购，是为了保值，但是，抢购非生活用品，则为了升值，换句话说，是为了发财。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还爆发了“抢购君子兰热”。一时间，君子兰的价格，从一盆几元钱，飙升到几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元、十几万元！被人们称为“疯狂的君子兰”！
君子兰原是非洲南部的一种野花，后传入欧洲和日本。20世纪30年代，日本将此花赠送给溥仪，作为珍贵花卉种植在伪皇宫花苑中。民间少有栽培。上世纪40年代中期，君子兰从长春等地逐渐向全国普及。我奉命到长春采访，听到了无数传说。当时一位50多岁的养兰人李健告诉我："红旗街是早期的君子兰马路市场，端一盆君子兰，不用走完整条街，买家给出的价格就能涨三次。"
时任长春凤冠联营花卉发展公司的总经理郭凤仪告诉我：“年初，一位港商来公司参观，看中了一盆名叫凤冠的君子兰，提出用一辆豪华皇冠轿车交换，我当时寻思，这盆君子兰居然这么值钱，也许还能碰到肯出更大价钱的买家，先不急出手，等等再说。我就拒绝了港商的要求。”他补充说："改革开放后，君子兰交易在长春日益活跃。1979年，我卖了瑞士表，用180元买棵二年生的花苗，这价钱轰动了长春养兰界。而凤冠是我多年精心培育的结果，况且没了它，公司还怎么拿凤冠命名?那辆皇冠车在当时约值9万元。可皇冠每天可以生产，我用钱能买到，没有这盆凤冠君子兰，就没有了公司立足之本！ "郭凤仪还谈出了心里的那一点顾虑，“当时省级的领导干部才坐上海产的车，我们小公司经理要是坐了皇冠，就太出风头。树大招风。别忘了，老话说，出头的椽子先烂。我寻思还是别出头的好。”吉林君子兰协会秘书长牛俊奇告诉我，“上一年初，长春市郊王姓养花大户将一盆君子兰卖给了哈尔滨客户，价格是14万元，创造了君子兰交易之最。”我当时就查了资料，按当时伦敦金融市场牌价，14万元可买40多两黄金。懂黄金的一位会计给我算过一笔账，一株君子兰顶多不过十来片叶子，1两黄金可塑成17.5平方米的金片，按此可制成几十盆"纯金的君子兰花"。君子兰"绿色金条"的称号也因此得名。
这些神话，助推“水涨船高”，越传越邪乎，大街小巷"人人养兰，人人说兰"，甚至引起了持枪、开车抢花窖的恶性治安案件。除长春外，“疯狂的君子兰”也传导到全国各地，就在北京的花市，一盆君子兰也卖到10万元以上，我的一个表叔，养了四盆君子兰，卖了三盆，赚了三十万，给儿子买了一辆桑塔纳轿车，还在北二环买了一套三居室，那是北京第一批商品房，一套三居室售价不到十万元，还不如一辆桑塔纳值钱。一盆好兰能买一套房，不再是神话，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我采访过北京什锦坊街一位养兰的回民老先生，他养了十几盆兰花，开始时，3千元一盆卖了8盆，后来听说还能涨价，就捂住不卖了，没想到剩下的都被孙子偷着给卖了，每盆7万元。后来听说价格涨到了十几万，他狠狠地给了孙子几巴掌，骂他：“败家子！”于是乎，全国各地大街小巷，买君子兰成风！市场里，粤语、闽南语、湖南话、上海话讨价还价，有的公司也加入抢购，或囤积居奇，以期大赚一笔！
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疯狂的郁金香”的故事，又称郁金香效应(经济学术语)，源自17世纪荷兰的历史事件。这是人类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投机活动，人们疯狂地炒作郁金香，对财富的狂热追求、羊群效应、理性的完全丧失、泡沫的最终破灭和千百万人的倾家荡产。没想到，这种泡沫，“借尸还魂”在中国大地上重演了！借君子兰这种植物，竟在商品意识萌动的年代，无比诡异地开出经济泡沫"恶之花"。
那一年《人民日报》，发布了评论，文中将"君子兰交易"称为"虚业"，并提出"四化建设要我们多干实事"。央视也接连播出我和同事采制的“疯狂的君子兰现象分析”，再加上资金的“洼地效应”，催生不少公司、企业和个人投入到君子兰的生产中，使市场供求关系开始转变，从此“疯狂的君子兰”降温了，就像击鼓传花一样，泡沫破灭的那一刻，声落花落，最后接花者就是最倒霉的人。不再有人接盘，君子兰的市场价格回归了理性，许多人想借君子兰发大财的人，梦魇般泡沫破裂，血本无归。我制作的电视节目，记录了这个历史事件，如今也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
无独有偶，疯狂的郁金香效应，很快也传导到股市上去，股票尽管那时还是新鲜事，但是很快就迎来了中国股市的第一个大牛市，股指被高估，泡沫来得如此之早，如此之迅猛，诞生出“杨百万”、“李百万”等多个一夜暴富神话。一方面这无疑是贫困已久的普通民众对财富渴望的一次妖魔式释放，另一方面，全民爆炒股票，炒不到股票的就“骂娘”，社会似乎都不稳定了，“红眼病”成为人们对贫富差距大愤懑的代名词。高估的股指应该回归理性，泡沫经济需要降温。
《人民日报》又连发三篇社论，让中国股市降温。政府干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后，尽管关不上了，但是理性的大盘调整，势在必然。泡沫破灭后，在这场漩涡中，有人一夜暴富，有人倾家荡产。
作为时代的记录者，我手中的摄像机，忠实记录了当时的历史。很快，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暂停物价改革方案。这一波抢购风才平息下来。后来的改革和进一步开放带来了供给能力的提升和物质的极大丰富。1992年之后，中国政府全面放开粮食购销价格和经营，不仅是粮食，交由市场定价的范围几乎涵盖所有生活资料。一度遇挫的“价格闯关”，在改革深化的背景下，波澜不惊地取得了成功。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看清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未来一定会更美好！
——摘自王永利中短篇作品集《猫台》
建君
近年来，随着国产古装剧在服道化上越来越精致，剧中人所戴佩饰也成为一大看点。比如《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盛明兰的发簪、《长安十二时辰》里对情节推进有关键作用的金鱼袋、《长歌行》中李乐嫣的压襟等，不仅每每引发网友的“科普”热潮，还催生了市面上不少“某某同款”。
随身佩饰之美，最能引起我们对生活与红尘的眷恋。无论是贴身佩戴的旧时相识，还是流年偶遇的惊鸿一瞥，那种器以载道的宁静与丰足，带着岁月静好的怡然与安稳，让人在喧嚣的俗世中安下心来。小小的佩饰之上，充盈着平淡的日常与从容旧时光的沉淀。
中国迄今最原始的佩饰可追溯至“山顶洞人”时期。原始时期的佩饰尤以项饰和腰饰为主，很大程度上以人体性征区域为重点，用以人体美化、自我炫示以及吸引异性，并带着巫术祈祷的概念。他们将动物的毛皮、牙齿、骨骼穿戴在男性身上以求收获与平安；将植物的果实或种子串挂在母性身上以祈求子孙繁衍昌盛。在欧洲也有原始的佩饰被发现。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家在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克里特岛发现了指环、饰针等饰物。在米诺斯壁画中也出现有贵妇以发带束额，长长的几缕头发则用念珠和宝石穿起并拧成发络，既美观又实用，显现出精致、宁静与平衡之美。
佩饰乃随身或贴身之物，也成为有情人之间的信物。睹物思人，只盼朝暮伴君，相期终始。《诗经·郑风》中有“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释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贰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觽之属也。”表明之前的佩饰常以琳琅满目的组佩形式出现，有情人分开之时，“解佩分袂”，只待不日重逢。西汉刘向《列仙传·江妃二女》中，郑交甫与江妃二女分开时“请子之佩”，二女便解下玉佩给他，“交甫悦，受而怀之，中当心”，回头间却如梦幻泡影。
更多的古代佩饰兼实用功能，伴随着日升月落的每一天，合心称手，宛如旧人。
【簪钗与耳挖】
用以束盘长发的簪钗，常与鲜花为伴，其中有种耳挖形发簪，既用来簪发美发，闲时又可挖耳自娱，还能防身应急，显示出古人可爱而实用的生活美学；男性发簪更加一物多用，遇到特殊情况，还能充作货币应急
簪始称为“笄”，是最早的一种实用性发具。先民渔猎穴居的年代，人们便已懂得束盘长发。李渔说，“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繁钦的《定情诗》中还有：“何以结相于，金薄画搔头；何以慰别离，耳后玳瑁钗”，说的是簪钗之物，既能结同心，又能慰别离。簪钗贴近于身体发肤，日夕耳鬓厮磨，沉醉柔乡，而其整体形制，又像是决绝的利器，有种“美人如玉剑如虹”的浓情缱绻与冷艳痴绝。
温情之处，比如《西京杂记》的记载：汉武帝宠爱李夫人，一次随手取下李夫人的玉簪用来搔头，这便是簪子又名“搔头”的由来，充满肌肤相亲的爱意。冷厉之处，只见《红楼梦》五十二回中写道，坠儿偷了平儿的金镯子，正在生病的晴雯觉得丢人，“向枕边拿起一丈青来，向他手上乱戳”。
“一丈青”的名字形象动人，长而俏，也有说由毒蛇名字而来，指的是一种耳挖形发簪。清代诗集《邗江三百吟》中提到“一丈青”：“斜簪雅鬓雀生角，低亚云鬟星有芒。侍婢若来蛮互触，檀郎猝遇戒其伤。”说明“一丈青”既用来簪发美发，闲时又可挖耳自娱，还能防身应急，显示出古人可爱而实用的生活美学。考之史料，唐代还流行过一种铜制的耳挖簪，非常实用，一边是耳挖，另一边则是镊子，或用作耳镊，或用于修理眉毛。簪于发间，便有了“宝镊见珠花，分明靓妆点”的佳话。
耳挖簪的源头众说不一，而从遗存的实物来说，从元代以后开始大量出现。有单头的，也有双头的，材质与形制多样，往往中间部分錾刻有精美的花果图案。清代是耳挖簪款式最多样化的时代，可以点缀花鸟虫鱼等组件，也可以装饰流苏，或接续弹簧细丝。一方面让女子走动时风情万种、摇曳生姿；一方面在晃动过速之时，也时时提醒女子放慢步子，不要大步流星花枝乱颤，表达出古代端正而矜持的日常审美，一如岁月静好。耳挖簪东渡到日本，最有特色的就是日本花魁那一头夸张的耳挖长簪，还有流苏簪，花簪，丸簪等等，显得繁复而奇诡，富有一种隆重而虚无的仪式感。古装电影《倩女幽魂》中，王祖贤的某个造型就明显借鉴了日本花魁的打扮，显得梦幻而诡异，别有天地非人间。
谢肇淛《五杂俎》中记载：“笄不独女子之饰，古男子皆戴之，《三礼图》：‘笄，士以骨，大夫以象。’盖即今之簪耳。”可见古代男子亦普遍使用发簪。以明代为例，明代男子皆束发绾髻，因此发簪是各阶层男士必不可少的用来固发的首饰。男簪的种类与样式大都见于女簪，但在形制与题材上更偏于男性审美。比如有比德意义的岁寒三友题材，尤其是“劲节棱棱”的竹，很适合男簪的表现。
男性的发簪更加一物多用，充分体现了器用合一、器以载道的美学思想。男簪大多比较厚实，遇到特殊情况，还能充作货币应急。《儒林外史》中，三公子想买鸭子，拔了耳挖簪下来戳一戳鸭肉的肥瘦。《金瓶梅》中把耳挖簪称为耳翰儿，应伯爵等人宴请西门庆，临时从头上拔了银耳挖簪子抵作酒钱。徐霞客《楚游日记》里记载，他在湘江遇强盗而堕水，获救后周身无一物，仅发髻中尚有银耳挖一事，用之酬谢馈赠衣物的戴姓客人。徐霞客感慨道：“余素不用髻簪，此行至吴门，念二十年前从闽返钱塘江浒，腰缠已尽，得髻中簪一枝，夹其半酬饭，以其半觅舆……此行因换耳挖一事，一以绾发，一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簪钗常与鲜花为伴。梁代张隐《素馨诗》中描写：“细花穿弱缕，盘向绿云鬓。”说的是以细线穿花，盘在鬓发四周。唐代《簪花仕女图》中佩簪插花、气定神闲的贵族女子形象，更令人过目不忘。《浮生六记》卷四中描写花船鸨儿的装扮：“鸨儿呼为‘梳头婆’，头用银丝为架，高约四寸许，空其中而蟠发于外，以长耳挖插一朵花于鬂……”簪花的长耳挖簪旁逸斜出，颇添几许风情。
而古时男子亦簪花，或用时令鲜花，或用金银、绸绢等制成假花插于发髻或发冠，所簪之花样式繁多，常有茱萸、木槿、蔷薇、梅花、杏花、棠梨、茉莉、牡丹、菊花等，堪称花样美男。《水浒传》里描写梁山好汉们头上簪花的情景便着实不少。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记有一件奇事，扬州太守韩琦在自家发现一株枝开四朵的芍药，每朵花瓣中间都嵌有金线。便邀请王安石、王珪、陈升之前来饮酒赏花，每人各簪一支。四人后来先后拜相，芍药也因此被称为“花相”，这便是“四相簪花”典故的由来，寄托了男性的优雅情致和世俗理想。
【压襟与蹀躞】
压襟，古人作为衣襟佩饰，令肥阔的衣物平顺，体现出人的仪态美。它往往下端以银链缀着微型的刀枪剑戟、镊子、牙签、耳挖、粉盒等小件，少的两三样，多则九样，可以和各种珠串混搭佩戴
三年前《延禧攻略》的热播，使“压襟”这一物事火遍全网。《阅世编》描绘了宫廷压襟的面貌：“环佩，以金丝结成花珠，间以珠玉、宝石、钟铃，贯串成列，施于当胸。便服则在宫装之下，命服则在霞帔之间，俗名坠胸，与耳上金环，向惟礼服用之，于今亦然。”可见佩饰之间亦讲究呼应错落，层次井然。在故宫博物院藏清代东西两宫太后绘像上可见，头戴“一丈青”的太后，珊瑚珠玉与沉香珠串“贯串成列，施于当胸”，与簪花的发饰相与映照呼应。
压襟，又名“事件儿”，自唐代出现，盛行于明清时期，古人作为衣襟佩饰，可理解为“压住衣襟之物”，令肥阔的衣物平顺，体现出人的仪态美。行走时压襟上的坠饰相与碰触，发出轻柔细碎悦耳的声响，可谓声情并茂、活色生香。压襟上端一般以链子系在胸口的扣子上，中间用金银、象牙、翡翠、玛瑙等做成“事件压口”，雕琢成蝉、蝙蝠、鱼鸟、牡丹、如意、云雀等形状，饱含吉祥美好的寓意。
压襟亦直观体现古人的实用美学，往往下端以银链缀着微型的刀枪剑戟、镊子、牙签、耳挖、粉盒等小件，少的两三样，多则九样，加上材质可称作“金三事”“银九事”等等，可以和各种珠串混搭佩戴。孙机先生曾撰文《三事儿》，说的就是明代的一个经典组合：耳勺、镊子、牙签，都是小而细长、随身常用的。有的还会在上面增加一枚筒状物，提溜起来那些小件收拢在筒中，更为精巧便携。明代王士琦墓曾出土仕女形状的金事件，整体样式就是手捧寿桃、身着立领斜襟的仕女，其中空的体内可收拢耳挖和牙签。“事件”类饰物常垂挂在胸前，又名“坠胸”或“坠领”，也有系在汗巾一角，收在袖子里的，《金瓶梅》中亦有描述。明代徐蕃墓也出土过系有银索的汗巾，银索另一端拴有一根银牙签。
压襟的存在，可以和另一种实用佩饰“蹀躞”相关联。《刺客聂隐娘》中，片中女主角聂隐娘初次出场时，身着黑色长袍脚蹬皮靴,腰间佩挂有垂带的腰饰,便称之为“蹀躞”，颇具气场和时尚感。在昭陵唐墓壁画中，蹀躞是出现较为普遍的唐人佩饰。唐太宗外甥女段简璧墓出土的两幅《三仕女图》和新城公主墓出土的七幅《二女侍图》中，那些男装仕女均腰束革带，革带上佩有蹀躞带。
蹀躞的来源，归功于赵武灵王推广胡服骑射。当时人们觉得胡人的腰带颇有特色，英姿飒爽，遂引入中原地区。蹀躞带上通常挂有“算袋、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这七件物品，俗称“蹀躞七事”。精致的汉人又附加了许多小环或小钩，便于将各种常用小物件随身携带。《梦溪笔谈》记录道：“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带，胡服也……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算囊、刀砺之类。”可以想见，浪迹江湖的大侠们将酒壶、笛子和宝剑用蹀躞带固定在腰间，亦酒亦歌，又飒又酷，豪气冲天。
唐代朝廷曾有“大带制度”，以带上的装饰品质地和数量来区别官品权位。开元以后，又立新规，一般官吏不再佩挂蹀躞带。但在民间，特别在妇女中间，蹀躞带却更为流行。唐代女子心态自由开放，喜着男装，腰佩蹀躞带，更重在装饰和渲染气场。宋代张枢《谒金门》词云：“重整金泥蹀躞，红皱石榴裙褶。”真有一种美人如玉剑如虹的唯美英雄气概。
【香囊与鱼袋】
唐人浪漫，随身的香囊、荷包皆名目繁多。其中，香熏球用于随身佩戴或室内熏蒸衣物被褥，还可以取暖，更体现了当时的黑科技；承露囊由眼明囊演变而来，百官敬献它隐喻为沐浴皇恩，民间亦将其用作腰间佩饰并以盛杂物
贴身的香囊因为带着特别的香气和暧昧的情味，成为男女之间情致绵长的佩饰信物。香囊的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代。据《礼记·内则》记载：“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昧爽而朝。”郑玄注：“容臭，香物也。”佩戴香囊在当时是一种日常礼仪。屈原在《离骚》中有“扈江篱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即把装满香草的香包带在身上。恋人之间更把香囊当作特殊的礼物相互赠送。三国时繁钦有《定情》诗：“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随身的香囊，是一份寤寐思服的心意。在《红楼梦》中，黛玉送的香囊总被宝玉藏在里面贴身戴着。而“香囊暗解，罗带轻分”的离别之际，更令有情人黯然销魂。
用香之风由来已久。相传轩辕黄帝曾燃用“沉榆之香”，利用香药消毒。人们也常以艾作熏料，“古以肃艾达神明”。各种香气浓郁的芳香植物不断加盟于日常生活，所谓“烧柏子香读周易，滴荷花露写唐诗”，在一室之内亦可冥想绿野风烟、平林草木、东山歌酒的情致。唐代的香熏球也是香囊的一种，用于随身佩戴或室内熏蒸衣物被褥，还可以取暖。令人惊叹的是它体现了唐代的黑科技，无论球体如何滚动，在机环和香盂重力的双重作用下，囊中香料绝不会倾覆，因此可作被中香囊使用。而在欧美，发现这一陀螺仪原理，要远在一千多年之后，后来被广泛应用于航空、航海领域。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从蜀地返回长安，十分思念杨玉环，密令高力士开墓改葬。据说贵妃“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她身上佩戴的香囊，应该就类似于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葡萄花鸟纹银香囊。想当初红绡帐暖，绣被香浓，怎不让玄宗对之潸然。
唐人浪漫，随身的香囊、荷包皆名目繁多。杜牧《过勤政楼》诗：“千秋令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承露囊也是一种荷包，由眼明囊演变而来。古俗农历八月初一凌晨，女子以彩帛之囊盛装花木上的露水，相传以此洗眼，使人耳聪目明。百官敬献“承露囊”隐喻为沐浴皇恩。民间亦用作腰间佩饰并以盛杂物，也是唯美兼实用的典范作品。
另外，还有一种官员的随身佩饰“鱼袋”。从《新唐书·车服》所载可知，自高宗始，五品以上官员开始佩鱼袋，出现“佩鱼者众矣”的局面，逐渐演变成为官员身份等级的象征。而唐代妇女的服饰使用一般都遵循“妇人从夫色”的穿戴原则，常在钗首处饰以精美的鱼型，从而与男性官员的鱼袋相辉映，同样是一种身份与荣耀的象征，也是夫唱妇随的爱情见证。韩愈《示儿》诗称：“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唐朝低级官员出使国外时，甚至借用高级官员的紫金鱼袋抬高身份，谓之“借紫”。
也有一种文雅的随身佩饰“印笼”，是香囊与鱼袋内涵的扩展。印笼原产自中国，据目前可考安阳出土的饕餮纹铜玺可知，最少在商代出现了玺印，印笼即是盛放印章的容器，便于随身携带。传入日本后，印笼大受欢迎，除印章之外，还用来盛放药片等细碎之物。到了武士道盛行的江户时代，印笼逐渐成为男士居家出行的必备装饰物，也被视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印笼往往由一堆小型嵌套盒子组成，包括竹木、象牙、兽骨、漆器、金属等质地，筒身分为数段，图饰题材涵盖人物、动植物、文字、山水等，还有很多日本民间传说、鬼怪故事等。其中以螺壳与海贝磨成薄片镶嵌在器物上的螺钿工艺和利用金粉推光的莳绘漆工装饰，与尊贵的物主相映成辉，最富日本古典特色，浓缩了一个时期的东方文化和艺术。
人与物的相逢，就像人与人的相逢，都是和合而生的因缘际会。往事风流云散，而旧物长存，千秋万载，一如初见。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来源： 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