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7日，豆瓣书店内的温馨“规定”。
豆瓣书店店长卿松。
7月27日，豆瓣书店店长卿松和夫人邓雨虹一起管理的小书店，吸引了相当一批读者。
店主挑书眼光独到，书店名声流传在外；互联网冲击下，坚持不卖教辅书、不随大流卖咖啡
这里是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62号。
豆瓣书店，已营业14年，62平方米，2万册书，每天固定早9点开门，晚9点半关门。它在网上多次被列为北京最值得一去的书店。
2006年正式开业迄今，这家不起眼的书店以品味吸引了趣味相投的读者，历经颠簸、几经波折，如今书店仍勉力生存。
外界环境骤变，而店内的时间却仿佛静止。店长卿松和妻子邓雨虹在书店见证着读者的人生变化。
卿松自认为有社交恐惧，在外面不太会聊天，书店给了他保护色。
在卿松眼中，书店是稍微超越物质的存在，给予他教育和信念，填补了他的精神“空缺”，他觉得自己不反抗规则，只是不想成为主流，坚守只是“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书店的货源是各出版社库存书
7月27日上午的豆瓣书店，外头的光亮从大窗户透进来，窗边摆着绿植，新书展示台旁放着精致的小画，音乐在空气中流动，顾客三两，氛围安静。
书店不大。局促的空间内书占据了绝大部分，书架间过道仅容两人同时通过，书架上一丝不苟地分列出文史、政法、艺术等各类书籍。
细看会发现店内很多有故事的细节。小黑板列出的近日推荐是王尔德的《谎言的衰落》，手写诗歌的纸条装点着书架，有书架命名为“右护法”，有一张贴纸写着“带塑封的书都可拆，拆开不买亦无妨”。
这些细节一如书店积淀下的不少故事，有些成了“梗”，为人津津乐道，也引来没做功课的不知情者好奇，店员要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比方书店名字和豆瓣网没有关系、开书店原因只是因为喜欢看书……
时间拨回2003年，卿松想考研究生，在北大附近租房，同时为谋生计而在风入松书店打工，在书店认识了邓雨虹。在从书店离职后，原书店经理卢德金把自己在北大周末书市的地摊转给了他和邓雨虹，他们由此开始营业卖书，2006年书店开业至今。
书店的货源是各出版社的库存书和退书，大多只售五六折。但一开始选择卖库存书，只是“机缘巧合”。
卿松说，当时卖库存书的书店其实比较少，“提到打折、十元店，就让人想到垃圾书、盗版书”，是被人歧视的书店，但因为接手地摊时，卢德金转手给他的是库存书，他也很喜欢，就想尽量做下去。
选择卖库存书还有个原因是没钱，当时起步资金只有一两万元。卿松还记得，当时去拉货时，一般人都是用车拉，为了省钱，他坐公交车去。有一次带着书在北大东门站下车，因为公交车上人多，司机没留意，卿松才把一部分书放在站台，回到公交车上司机就把门关了，开到下一站清华西门站卿松才得以下车，拎着剩下的25公斤书猛跑了一站回去，“我怕书丢了怎么办，我那么穷”，结果到了一看，书还在。
窘迫的卿松却觉得自己在图书批发市场里像老板，在上千平方米的大仓库里，当带着足够的资金时，一个人随便挑很爽。当时有1700本《储安平与〈观察〉》，这个数量相当于要花5000元，但算是打了很便宜的折扣。
2019年7月底，卿松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举起三根手指，回忆道，当时就想了3秒钟，说：“全部打包、立刻打包，马上付钱。”
豆瓣书店后方是小仓库，15平方米，没有窗户、开着灯，有一张写字台，卿松在此办公，周边是小仓库里积压的书，一摞一摞堆到房顶。
仓库里积压了不少书，许多是没有再版的旧书。卿松喜欢的书会一次进千百本，有些书花了12年还没卖出去。比方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就还没卖完，卿松2007年拉了一卡车回来：“它代表拉美文学最高水准的一层，而且都是老翻译家翻译的”。当然也有“很烂的书”积压了。前者卿松无所谓，后者让他“很难受”。
2009年，卿松有一次去江苏采书回来，屋子里、架子上全都是上海古籍的书，发信息给读者，当天大家来店里，都蹲着选书，夏天屋内空气也不好，你拆包他传递，看到选书就吼一声看有无人要，还有人尖叫说我选的书怎么没有了，状态很兴奋。
经营状况如今只是“维持生存”
2006年刚开业时，豆瓣书店经营一度很好，还在北京大学以外3所高校附近开分店，但亏损严重，仅剩武大分店存活，后者也于2018年最终倒闭。
书店规模小，经营收入基本靠卖打折的库存书，房租、水电、人工无一不是开销。
而卖库存书又有其特殊之处，邓雨虹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书店买的是出版社要处理的书，这就代表这些书不好卖，或者市场已经饱和，可能永远不会再印了：“我们只有一次要它的机会，如果我们不要，或者不要这么多，这本书就可能在这个市场上消失，而我们却有机会把它留下来。”
每一次进货都像一次赌博，不知道要押多少注，所以他们永远都没有钱。这本书要不要倾其所有，因为书店还要维持正常运转，作为店长，卿松和邓雨虹经常会有这种矛盾。2007年的经营亏损即因当时顾客群体小因而要不断更新书目，但又频频失手。
2008年情况改观，卿松甚至还清了2家分店倒闭欠下的40万元，还凑上一笔首付。
但书店的经营料不及挡不住互联网的冲击，2010年是转折点。此前日营业额大约三四千元，现在一两千元。
如今谈及经营情况，卿松只称能“维持生存”。书店开通了网络渠道卖书，卿松还设计一些书店衍生产品用以维持收支平衡，但与图书无关的营业不做。从一开始坚持不卖教辅书、到不随大流在书店卖咖啡、礼品。
邓雨虹曾在日志中阐述了理由：书店，要有书店的担当。书店，也要有书店的尊严。我永远都不会把那些只把书当做装饰的书店，叫做书店。
卿松从没去过在多个城市开店的那种连锁书店。不过他觉得，连锁书店、网络书店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但像豆瓣书店这样的小书店，像野草一样，也应该存在：“小的东西要有、大的东西要有，叫参差多态。”
读者不乏名教授、媒体人、歌手、画家
豆瓣书店内的书，以人文社科类为主。
卿松有一套自己的挑书方法论。因为挑书眼光独到，豆瓣书店有好书的名声流传在外，吸引了相当一批读者，网友“八月”回忆，自己在店里当店员时，每周一次的新书上架日，常会引来老顾客的围观抢书，顾客看好的书会先录入、买下。
2017年，因一则开墙破洞限期整改的通知，豆瓣书店差点搬迁。但也因这一次波折，很多人才第一次发现，此前来往书店的，不乏名教授、媒体人、歌手、画家。读者和豆瓣书店建立的联系是奇妙的。
来看书买书的人多了，卿松见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有的确定了要买这本书，谁都不能碰，本人还要戴着手套把书拿走；有的人买书成瘾，对面的万圣书园，有位店员就是如此，家里有几十包书没拆，卿松让他克制一点买书，他说“停不下来”。邓雨虹也记录过多位访客：有位老师，曾每日来书店一到两次，后来逐渐健忘，总把买重的书拿回来退；有个老人逛完书店说，“书太多了，我来不及了”。
有位女孩高三时常来书店，2018年再来，告诉邓雨虹，她当妈妈了，老公是外国人。邓雨虹和卿松惊得托着下巴，“时间都到哪里去了？”
邓雨虹还记下来，有些前店员、老顾客，会特地跑到书店汇报：毕业了、去外地了、工作了、谈恋爱了、结婚了、生孩子了……
外界在变幻着，而时间仿佛从未在店里流逝过。
搬迁风波后，常来的顾客，有默契地“呵护”这家店，隔三差五有读者送来吃的。2018年4月的一天，店里收到五拨礼物，巧克力、大包子、零食、点心和饮料还有明信片。
8月4日下午，豆瓣书店的微信发了一条朋友圈，“哪位读者投喂的呀！谢谢”，配图是两杯奶茶，读者又给书店带来食物了。
买书成癖者是填补自己的精神空缺
7月27日，卿松和新京报记者畅聊书店的价值、影响、共鸣，但谈到书店的经营，他就不愿意展开讲。
卿松自认为是个社交恐惧者，他生长在四川内江，当初因为感觉压抑，来了北京。他觉得，从本质上来说，自己讨厌商人，但又去做了相关的事情。他反感和人讨论书店赚了多少钱，但其实自己很在意书店有多少流动资金能维持，“很矛盾”。
卿松解释说，书店在自己心中算是稍微超越物质的存在，所以自己有点受不了把书店物化，但书店确实存在商业属性，他目前不得不去想，怎么让更多人来买书，可能需要一个平衡点。
在卿松看来，书店其实填补了他的精神空缺。
他举例那些“奇奇怪怪”的读者，大多是对精神生活有要求、享受阅读之乐的人，虽然收入未必很高。世界参差多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在吃上不克制，有些人在书上不克制。买书成癖者，是用这种方式来填补自己的精神空缺，而某种程度上，他是用书店在填补自己的一部分精神空缺。
卿松觉得，自己内心其实很脆弱，书店给了力量感，书店和读者反应产生的能量，形成的一种神圣感，教育了他，他和书店在一起长大。这种神圣感在他内心产生信念：“如果没有信念，有些东西是坚持不了的，你会被世俗打败，比方穷困、清贫，周围的不安全感”。
在卿松看来，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像动物一样需要保护色，和周围一样，不然就会有不安全感。卿松认同这个观点：书店给了他保护色，他在书店里是比较舒服的，出到外边其实他不太会聊天。
对未来没有考虑太远，钱不是目标
2019年，豆瓣书店的变化主要包括：店员小钟离职了，换了一个新店员。因为小钟离开，卿松最近多了一个工作内容：除了周六之外，每天都要在豆瓣书店微信号朋友圈写书籍推荐语，所以只有周六有空接受采访。
卿松觉得，开书店就像写小说，控制不了，读者看到的书店是怎么样的，它就是怎么样的。就书店只卖书这一点，有朋友定义他是“抵制一切流行的东西”，但卿松觉得自己没有想去引导谁、传递什么。
不过对于读书，卿松是有看法的。现在图书总量大，但很大一部分是网络玄幻小说、鸡汤、成功励志，工具化地读书“是有问题的”。成功励志学很容易把人带入平庸，本来很有个性，读完之后一个个变得无比平庸。不带目的地读书会更好一些。他的理解是，人文的东西会对人的精神成长有些帮助。
但更核心的还是“空缺”。虽然不愿意从“空缺”这个角度阐述书店，他似乎不知不觉又绕回了这个角度。但他更想强调的是，内心的强大。他举例宫崎骏的电影《风之谷》，里边的野猪全备武装，全是武器，对抗的女孩却放弃武器，一身了了。落入他眼中，他所解读打动他的是，真正的强大在于内心，而不在于用武器武装。他觉得书店促进他修炼内心强大。
7月27日下午，新进的一批书到货了。65件、每件55本。卿松和店员用两个推车、数趟来回，把书运到门口。再一件件提进店内，很重，很快把一块空地填满。这批书会卖很久。天很热，多云，蝉鸣，数趟来回卿松后背棉T恤汗湿了。
卿松说自己对未来没有考虑得那么远，活在当下，钱不是目标。他听从内心的召唤。其实他觉得自己“无能”，因为对社会适应力不强。开书店并不像大家想的那样，不是反潮流，也不是反抗社会规则，只是“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现在人的价值取向太单一了，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主流、这是非主流。我总说只有参差多态才是美的。主流也没问题，但是也有别的各种形态存在，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个人、个体的生活，应该关心个体的存在。”
■ 卿松观点
●世界参差多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在吃上不克制，有些人在书上不克制。买书成癖者，是用这种方式来填补自己的精神空缺。
●现在图书总量大，但很大一部分是网络玄幻小说、鸡汤、成功励志，工具化地读书“是有问题的”。成功励志学很容易把人带入平庸，本来很有个性，读完之后一个个变得无比平庸。
●不带目的地读书会更好一些，人文的东西会对人的精神成长有些帮助。
A06-A07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周世玲 A06-A07版摄影 新京报记者 浦峰
久前，25岁的小伙詹贺春心血来潮，想去探望“前任”，结果发现，“前任”没了。
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詹贺春曾担任一家电影院的经理。半年前他辞职去创业，没过几个月，他工作过的那家电影院倒闭了，生卒年，2015-2021。
再次见面时，詹贺春几乎认不出他的“宝贝儿”了——特意布置的饮料柜、精心设计的LED装饰灯、一号厅由70多个喇叭组成的环绕音响设备……全找不到了。他站在一片残砖碎瓦前，空气中再无一丝爆米花的甜腻香气。
詹贺春记得，曾有外卖小哥把孩子送进电影院，出门去工作；有年轻人捧着奶茶等恋人；有穿着校服的初中生成群结队地来买票……最享受的还是他自己，负责电影院的排片、策划和运营，预测票房，“活跃在一个年轻人比较集中的圈子，属于服务行业里思想比较领先的，很幸运”。
1996年出生的詹贺春，小时候没怎么看过电影。在他的印象中，2000年以后，通辽还只有一家东方红影剧院。小学生的新年晚会、机关单位的文艺汇演、民众喜爱的东北“二人转”都在这家剧院里上演，算是小城文化中心，可剧院不常放电影。受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作为95后，詹贺春只在学校活动中看过《地道战》。
中专毕业后，他开始打工，自称当过木匠，也拥有过“餐厅传菜部部长”“前台经理”和“医院市场部主任”等头衔。2015年，他到北京“见世面”，因为没钱，他下了火车，从北京北站走到工人体育场。联系好的“用人单位”让他先交押金，他交不出，“幸好没钱，没钱就不会被骗”。在北京，他当过企业保安，加入过“明星护卫队”，他还尝试着，自己拍摄、剪辑视频，“该见的都见过了，生活也没有好太多”。
2017年，家乡的朋友打来电话，介绍了一份通辽影城的工作，詹贺春就此离开了北京天通苑的那间小小的地下室。
这一年的通辽已经有搜秀、中影、万达和万达欧亚店4家影院，詹贺春最初在一家影院负责巡厅、检票，监控影片放映的质量和音效。做了一年，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机会，通辽太平洋广场要翻新一家影院，需要经理。
太平洋广场曾拥有通辽市最早的大型购物超市“进前佳”，每到节假日，人们总要拖家带口地进去消费一番。后来，“大润发”“沃尔玛”都开起来了，更宽敞，更整洁，停车场更大。东西贵一点儿，大家也都消费得起。慢慢地，“进前佳”落寞了，太平洋广场也失去了热度，但詹贺春还是对电影院充满期待。
“当时我们的硬件，除了比不过IMAX，一号厅的双机位在整个通辽市包括五旗二县里都是最厉害的。”他回忆，“杜比全景声音效”设备光音响就有70多部，放映机足够应付“五百人大厅”，“放我们这里都有点屈才了”。作为一个“见过大世面”的“电影人”，詹贺春甚至想装中国巨幕，但影城的空间太小，总共只有4个放映厅，那些“厉害的想法”不了了之。
电影院开业以后，詹贺春为《唐人街探案》《流浪地球》《红海行动》《你好，李焕英》排过片。每逢新电影上映，他就忍不住猜测，谁会成为下一个票房冠军。
在这座被财经机构评为“五线城市”的小城里，影院经理詹贺春是一个“漫威”影迷。他喜欢好莱坞大片《金刚狼》，用MARVEL字样的手机壳。
“我多想穿越时空，去当时的大城市感受一下，比如去上海看《复仇者联盟4》的首映。”他感慨，“我在抖音上看到中国首映场的尖叫，其实每一次欢呼我都跟得上，我特别想一起尖叫。”
这部影片在通辽上映时，詹贺春自掏腰包，请来30多个亲戚朋友观影，营造气氛：“我们要吃爆米花，要喝可乐，他们一定要坐在我周围！”
超级英雄大片给了他英雄梦，他也喜欢《红海行动》《八佰》这些爱国主义影片，他的微信名叫“曾母暗沙”。“它在我们国家最南边，像是中国的小南天门，那是我心中的一个信仰。”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建国70周年大庆，詹贺春约朋友到北京感受国庆的气氛，订购了《我和我的祖国》零点首映场电影票。
詹贺春记得，9月30日晚上11点多，首都所有的娱乐场所都暂停营业了，只有影城还开着，通州万达影城周围的街区挤满了等待零点首映场的民众。他和朋友找了家餐厅，点了饺子、鱼和雪花干啤，聊着在北京做保安时近距离观看阅兵式的激动和骄傲。等到电影开映，播放到五星红旗升起时，观众们开始无声却用力地摇动手中的国旗。
“这就是电影的力量！”詹贺春被深深地震撼了，“无论影片是2D还是3D、4D或IMAX，都是手机和家庭观影不能替代的。一部好电影，最好的欣赏方式就是走到电影院，感受大银幕的表现力和沉浸感。但在现实中，很多人已经不愿意去电影院了，我们做过数据调查，咱们通辽地区有95%的市民从未到电影院看过电影。”
通辽紧邻东北地区，文化有相融之处，詹贺春经营影院发现，喜剧类影片最受本地观众欢迎，“整个东北对喜剧类电影的消费要比南方多10%”，所以影院会多排喜剧片。特效电影则不受“老龄化”观众群体的欢迎，排片少。
作为电影院经理和电影爱好者，詹贺春渴望观众的到来。他痛恨自媒体和一些社交平台发布的“新片解说”或“片段精剪”视频，“不只是为了院线的利益，保护版权才能保护电影的未来”。
2018年接手电影院时，詹贺春尝试过装修“大城市才有的概念厅”，也想过打通整个商业中心，做出“大影城”，但最终，面对着跳不动的系统票房数据，他离开了。
天眼查App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8月6日，2020年以来我国企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含“影院、影城、电影放映”的影院相关企业注销数量近4000家。詹贺春的电影院在这波不幸的浪潮里没能幸免。
市民王彦明（化名）记得上一次见詹贺春的情景，电影院还在，他用手费力拨开厚重的飞着毛边儿的军绿色门帘，走进太平洋广场大厅，左手边是一家回收首饰加修表的小铺子，玻璃柜台里金光闪闪；右手边是倒腾古玩的小店，20来岁的伙计倚在转椅上，手指划拉着鱼缸里的鱼苗。这样的场景好像十年来都没有变过。
如今，詹贺春和朋友经营着自己的影视工作室，拍婚庆视频和网络短片等，也给通辽的交警拍过宣传片，帮公安拍过反电信诈骗短片，帮城管记录不被人理解但辛苦的日常工作。在他看来，影像是对生活的二次诉说，他想通过细节，传递更多的真实和美好。
不久前的一天，他忙完忽然想起电影院。“我当年没事儿总喜欢在各个厅溜达，哎呀一厅是亲儿子，是宝贝大儿子，气派地坐在大厅中间，环顾四周，真的太享受了。”
如今这一切都消失了，詹贺春想，如果在梦里遇到这种事情，他肯定要大哭一场，现实中，他眼泪打转，直到离开时，他也没哭出来，只是长叹了一声。
詹贺春的电影院没了，但他的“电影”没有下映，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当红明星来通辽宣传影片，让喜欢的乐队来演出，联合离得不远的网红四平公安为通辽公安拍片。他想有一天坐进放映厅，看到自己导演的电影。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非虚构写作工作坊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 中国青年报
源：厦门日报
小学男生干咳一年治不好，连英语打卡作业都完成不了；初中学霸上课一回答问题就狂打嗝，做了胃镜也查不出问题；6岁女孩喝了奶茶上课不停尖叫……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症状，背后原因竟都是因为患有抽动障碍。
由于不少抽动障碍患儿合并过敏体质，这段时间已出现一轮就诊小高峰。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儿科冯碧红主任医师提醒，有抽动障碍患儿的家长不要给自己和孩子太多压力，以科学方式帮助孩子走出困境。
治了一年的“咳嗽变异性哮喘”
没想到是抽动障碍
“冯主任，我真是无法理解，每天的英语打卡简直是我家的至暗时刻。儿子每次一录视频，就越咳越厉害，根本没法完成作业，老师都不知道找我多少次了。”在李惠利医院儿科冯碧红主任医师的诊室里，浩浩妈妈眉头紧皱，诉说着这一年多来的遭遇。
浩浩今年10岁，上小学4年级，从小是个性格内向的孩子。因为是过敏体质，每次换季时就会出现咳嗽、流涕等呼吸道症状。从去年开始，浩浩的咳嗽就没停过。他在当地医院频繁就诊，一直被当作“咳嗽变异性哮喘”在治疗。为了控制病情，医生为他进行激素吸入治疗。经过长达一年的治疗，效果甚微。
浩浩的咳嗽很有特点，睡着时一声不咳，都是在清醒状态下发作，紧张时咳嗽更明显。
冯医生出诊
晚上拍英语打卡视频，自己练习时还算顺溜，但只要妈妈一拿起手机拍摄，浩浩的咳嗽就发作了，越咳嗽越背不出。妈妈搞不懂儿子到底是故意还是怎么了，越拍越生气。
在一次聚会中，浩浩妈妈向闺蜜吐槽儿子的困扰。“会不会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在好友的建议下，她找到了冯碧红。
听诊时，浩浩以干咳为主，没有肺部哮鸣音，现有的检查可以排除感染导致。诊间交流时，冯碧红还发现浩浩不断有挤眉弄眼、吸鼻子的小动作。完善肺功能测定等多项检查，冯碧红排除了咳嗽变异性哮喘，并确诊浩浩为抽动障碍。
好在及时发现，经过9个月的药物治疗和行为训练，浩浩这些症状完全消失。
抽动症不仅仅是眨眼睛
男孩发病率明显高于女孩
冯碧红介绍，抽动障碍指的是一种起病于儿童时期、以抽动为主要表现的神经精神疾病，俗称抽动症。表现为身体一个部位或多个部位突然、无目的、快速、刻板地肌肉收缩，男孩发病率明显高于女孩。
抽动障碍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分两种形式：运动性抽动和发声性抽动。
运动性抽动可以表现为不自主的、反复出现的、快速地眨眼、皱眉、张口、伸舌、噘嘴、皱鼻子、点头、仰头、摇头、斜颈、耸肩、移动手指、握拳、甩手、踏步、屈膝、挺胸、收腹、扭腰等或者更复杂的一连串动作。
发声性抽动可以表现为吸气、清嗓子、咆哮、哼唱、咳嗽、尖叫、叫喊、呼噜声、吐口水、吹口哨、抽吸、乱叫、学动物叫，甚至反复说一句短语或一句脏话等。“在我接诊的病人中，有说脏话症状的患者占到20%-30%，大部分家长根本意识不到其实是孩子病了。”
冯碧红介绍，由于抽动障碍无法通过明确的检查来确诊，且症状多样，容易造成误诊，让孩子走了不少弯路。一般来说，抽动障碍起病年龄在18岁之前，4—8岁最多见，平均年龄约为6岁，在10—12岁最严重。由于不少抽动障碍患儿合并有过敏体质，所以最近换季这段时间就诊人数明显多了起来。
爸爸和儿子症状一模一样
却不进行治疗
医生提醒：这种病无法自愈
“我们要重视抽动障碍的危害。”冯碧红解释，疾病会让孩子产生病耻感，严重打击自信心及自尊心，以致孩子自闭、不愿与人交往，甚至厌学等。
其次，这个疾病不是一种自愈性疾病，病程越长，疾病越复杂，越难治疗，越容易进展为难治性抽动障碍。
再者，时间拖得越久，就会出现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情绪障碍、对立违抗、自伤行为等共病，严重影响患儿的学习、生活及社交，加大治疗难度。
不过只要尽早发现、及时干预，抽动障碍预后相对良好，近50%的患儿在青春期或成年期完全缓解，另有30%在成年期抽动症状减轻。然而，高达20%的患儿的抽动症状会迁延到成年期或终生。
“我在门诊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爸爸妈妈一起带着孩子来看发烧，我注意到爸爸和儿子都有相似的抽动症状，提出来这个问题后家长觉得这很正常，不需要干预，让我觉得十分遗憾。”
孩子得了抽动症
家长的帮助很重要
冯碧红提醒，一旦孩子得了抽动障碍，家长的行为至关重要。
首先，给孩子平和稳定的环境和家庭支持。家长不能焦虑，否则很容易把这种情绪传递给孩子，不利于恢复。但行动上可以忽视，心理上必须重视。
严格管控电子产品的使用。“前两年受到疫情影响，孩子们都在家上网课。原本病情已经稳定两三年的高中生再次出现症状，这与长时间接触电子产品有很大的关系。”
与老师多沟通，做好孩子的学校生活管理，尽量不要让周围同学嘲笑和歧视他，以免出现心理问题。
尽量减轻孩子的学习压力。让孩子学会适度放松，可以每天进行户外活动，保证充足睡眠。
饮食上不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不吃冰激凌、不喝咖啡、巧克力功能饮料等。“曾经有个6岁女孩因为上课不停尖叫来就诊，我问了以后发现家里开咖啡馆的，父母从小就让她喝咖啡、奶茶，我让她停了这些饮料以后症状大大减少。所以这类刺激神经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
来源：杭州日报、宁波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