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从美洲引进马铃薯、玉米，从而解决了粮食问题，进而出现了人口大爆炸。而在400年前中国的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形。
宋朝当时的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粮食的增长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这里的粮食主要指的就是水稻。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被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两熟，甚至三熟，这样产量比一年熟的小麦要高许多。而且当时宋代垦田面积已经达到了7.2亿亩，这个面积是远远超过前代的。“苏湖熟，天下足”，水稻适合种植在江南地区，同时也确立了江南地区当时经济中心的地位。
< class="pgc-img">在宋代初期，水稻被引进长江流域
粮食的增长促进了人口的急速增长，宋朝开年全国人口约5000万人，而在200年后，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亿，这让当时的宋朝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口上亿的庞大帝国。
< class="pgc-img">自古以来，土地和人口的掠夺是发生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粮食和人口的急速增加，使宋朝统治者失去了对外扩张的“血性”，这也是“弱宋”之论产生的缘由之一。那时候对于宋朝统治者来讲，维护国家“稳定”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扩张”，以至于其后对于制度的变革也都以“稳定”为出发点。
<>< class="pgc-img">道不仅是一种气味，更是艺术的产物，令人回味无穷，味道还是历史，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标志物。庄祖宜一位来自台湾的女人，放弃博士学业，专攻厨师，成了一个做菜的人，你说味道神奇不神奇。
2018年5月1日在医院病房（岳父住院）又一次观看《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三餐》有了新的认识。“一日三餐”对今人是平常事，对古人来说，到了宋代才普遍起来，原先是一日两餐制，上午下午各一餐。在此之前，只有大户人家才一日三餐。
三餐是再普遍不过的了。三餐在街巷，在居家，三餐有小吃有特色，有手工和技术，有心有意有感情，在当下回家吃饭赋予了三餐新的内涵。
先来看宋人对饮食的讲究，“凡饮食珍味，时新下饭，奇细蔬菜，品件不缺”。对饮食的精致追求，促使宋朝社会诞生了花样繁多的美食，《东京梦华录》“饮食果条”，《梦梁录》“分茶酒店”条、“面食店条”、“荤素从食店”条、《武林旧事》“市食”条，都罗列了长长美食、小吃、点心名单，数也数不过来，堪比当今的五星级大酒店的食谱。
宋朝粮食产量的剧增，使得“中国硕大的沙漏倒转了”。宋代人口出现急速增长的趋势，开国初年，全国人口约5000万人，到200年后的公元1200年已经超过1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
发生在10世纪的这场“粮食革命”，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意义非同小可。从此之后，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与汉唐相比，宋人的“血性”明显不足，“弱宋”之论由此而生。
水稻原产于亚洲热带地区，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国（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被广泛引入长江流域，它一年可有两熟，甚至三熟，而且产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麦要高一倍，从而引发了一场“粮食革命”。
据《宋代经济史》作者漆侠的计算，宋代垦田面积达到了7.2亿亩，南方水稻亩产约353市斤，北方小麦亩产约178市斤，无论是面积还是亩产都远远超过前代。自水稻被广泛引进之后，适合种植的江南地区终于确立了经济中心的地位，“苏湖熟，天下足”这一谚语就诞生于这一时期。
食物的脚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食物的变迁始终伴随着人的脚步，一部食物史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史的缩影。宋朝（960——1279年）农业产量激增，商业急速发展，地区间贸易扩大，饮食和饮食文化成为宋朝中国城市生活的根本特征。
北宋首都开封以其南系餐馆而著称，这些餐馆能提供原生态的淡水鱼和海鲜，大米也从南方运来，此外还提供红肉、家禽、和小麦面条等常见的北方菜，都城迁至杭州后，餐馆具有区域特色，从远方采购食材的潮流越演越烈，能满足当地和外来商人的需求。
如著名的宋嫂鱼羹、羊饭、慈寿宫前熟肉、杂货场前甘豆汤，这只是几个例子。宋朝公共餐饮场所之多、饮食种类之繁多、口味之精致。苏东坡有诗云：“酸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
散文家戴永夏说，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一个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的王朝。与此相适应,宋代的饮食业也比较发达。它前承历代饮食的传统精华,后启中华美食的广阔园地,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和经验。尤其在充分发展的市肆饮食带动下,人们的日常饮食也空前丰富多样。
戴永夏先生考证，宋代人的日常饮食,主要由主食和副食组成。就主食而言,北方人主要以麦、粟(小米)为主,南方人主要以稻为主。这三种粮食,撑起了人们延续生命、物质享受的半边天。
进入2017年，陕西考古人员近日对西安西周镐京遗址进行了发掘，在一个灰坑中出土了大量的小麦碳化颗粒，这是继陕西宝鸡周原先周遗址发现小麦以来，考古人员又一次在周人聚居区发现了小麦颗粒。虽然距今有2800多年,但小麦颗粒形状依旧保存完好。
小麦原产于西亚或阿富汗，以前在新疆和甘肃等地的史前遗址中曾经发现过少量碳化遗迹，但在沣镐遗址中发现大量颗粒状小麦还是第一次，说明至少在西周中期，小麦已经在国都镐京周围开始规模化种植。这个发现对“我国北方小麦开始广泛种植是在汉代”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
小米煮饭分贫富。宋代人食用小米,主要是用它来煮饭。由于人们贫富不均,饭也有黏有稠。北宋大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少年时曾借住寺中,刻苦攻读,“划饘而食”。这“划饘而食”就是把煮好后冷凝了的小米粥切成几块,饿了就取一块来吃。家境殷实的人家,则多吃小米干饭或蒸饭。干饭是将米淘净,放进锅中,然后倒进一指深的清水,慢火焖煮。干饭吃起来软硬适度,又香又甜,再浇上鲜汤佳肴,真是难得的美食。蒸饭是先把淘好的米下到水中煮,等水开过一会儿,再用笊篱将米捞出,放进笼屉里蒸熟。这种蒸饭米粒松散,互不粘连,吃起来香甜爽口,比较耐饥。
麦面食品花样多。小麦是宋代北方人的又一主食。由于它在种植、产量、抗灾等方面都优于小米,所以小米的主食地位也逐渐被它取代。小麦磨成面粉,可以做成各类面食。
北宋时的面食店发挥了主导作用,创制出许多前代没有的花样面食；南宋的市肆又把北方面食与南方面食相结合,制作出更多、更精细的面食。宋代的面食主要有:蒸饼、馒头、包子、馄饨与饺子、汤饼。象今天在华人社会流行的“贝谷”，说是犹太人的食物，其实是和新疆馕差不多的小麦粉食物，都是以面粉为原料的主食。
蒸饼是在笼屉上蒸熟的面食。尽管在唐代以前就已经有了蒸饼,但宋代制作的蒸饼更加精细多样,像宿蒸饼、秤锤蒸饼、睡蒸饼等许多新的花色品种,都是宋代才出现的。宋天圣元年,宋仁宗赵祯登基。由于“蒸”犯“祯”讳,人们遂将蒸饼改称炊饼。《水浒传》中武大郎卖的炊饼,就是蒸饼。
馒头也是用蒸笼蒸熟的面食。它跟蒸饼的区别,一在形状上:蒸饼是圆形较薄,而馒头是高装圆形；二在内容上:蒸饼不包馅,馒头包有肉馅。当时经济条件较好的人家吃馒头,差一点的吃蒸饼。馒头虽起源于三国时代,但直到北宋初年,才成为人们的主食,馒头市场也从这时才活跃起来。由于包馅不同,馒头的花样也格外丰富,仅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记载的就有糖肉馒头、羊肉馒头、太学馒头、笋肉馒头、鱼肉馒头、蟹肉馒头等十多个品种,而实际远不止这些。
包子跟馒头差不多,二者最大的不同是馅的多少。馒头馅少面多,食者以面为主；而包子馅多面少,食者以馅为主。宋代市肆中的包子生意相当火爆。店家为了多获利润,不断推出新馅料的包子。据《梦粱录》记载,当时杭州的荤素从食店中出售的包子有水晶包儿、笋肉包儿、江鱼包儿、蟹肉包儿、鹅鸭包儿、七宝包儿等。北宋时,汴京州桥夜市中梅家、鹿家的鹅鸭鸡兔肚肺包子和鳝鱼包子还名扬京师。
馄饨属小型包馅面食,产生的历史比较久远。南北朝时,馄饨就号称“天下通食”。到宋朝,人们对馄饨更加喜爱,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皆以馄饨为美食；百姓家中制作的馄饨也多种多样,喜庆、节日、宴客等场合,馄饨都必不可少。
宋代的另一变化是饺子从馄饨中分离出来,称为“角子”或“角儿”。它跟馄饨一起,成为百姓餐桌上的主食。
汤饼也是宋代人常吃的面食。把和好的面擀成薄片,用刀切成比面条宽的长条,用水煮食,这便是汤饼。汤饼与现代的面条相似,《梦粱录》中记载的杭州面食店出售的猪羊庵生面、丝鸡面、三鲜面、鱼桐皮面、盐煎面、笋泼肉面、炒鸡面、大熬面、罨生软羊面、桐皮面、插肉面、子料浇虾躁面等,都属于汤饼的范畴。
家家飘出稻米香。我国南方气温较高,雨量比较充沛,适宜水稻生长,因此水稻的种植比较普遍,稻米自然成了南方人的主食。
宋人烹煮米饭,比较讲究稻米的品种与质量,因而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培育出不少色、香、味俱佳的水稻新品种。用它们煮饭,都别具风味。
如广东的丝苗米、齐眉稻,都是十分名贵的品种,其米粒洁白晶莹,油质丰富,煮出的米饭香气浓郁,柔软可口；陕西的香禾、福建的过山香,开花时节就香气袭人,煮成米饭更四处飘香,向有“一家煮饭十家香,一亩稻熟十里香”之誉；而湖南长沙的香稻,更是名闻遐迩,宋代文学家周密在《武林旧事》中,就称此稻“上风闻之,五里闻香；屋内存之,满室生香”。
除煮饭外,宋人还常把糯米(带黏性的稻米)磨成米粉,制成带黏性的食品,如黏糕、圆子等,其中圆子在宋代最为流行。这种圆子又称团子、元子,有许多不同品种。
《梦粱录》中记载的杭州城的荤素从食店出售的圆子,就有山药圆子、真珠圆子、金桔水团、澄粉水团、豆团、麻团、糍团等品种。各种圆子,味道鲜美,营养丰富,食用方便,因此颇受欢迎。宋代女词人朱淑真在《圆子》诗中,就对其赞美道:“轻圆绝胜鸡头肉,滑腻偏宜蟹眼汤。纵有风流无处说,已输汤饼试何郎。”
宋代餐饮业异常发达，《清明上河图》描绘的一百余栋楼宇房屋，其中可以明确认出是餐饮业的店铺有四五十栋。因为汴梁餐饮业发达，宋代都市的小白领、小商人，跟今日的城市白领一样，都不习惯在家做饭，而是下馆子或叫外卖，宋代饮食店已经开始提供“逐时施行索唤”、“咄嗟可办”的快餐、叫餐服务了，《清明上河图》就画了一个不知正往谁家送外卖的饭店伙计。
我们现在的火腿、东坡肉、涮火锅、刺身、油条、汤圆、爆米花等美食与小吃，都发明或流行于宋代。烹、烧、烤、炒、爆、溜、煮、炖、腌、卤、蒸、腊、蜜、葱拔等复杂的烹饪技术，也是从宋朝成熟起来的。宋人用于食材调味的调料已有盐、蜜、酒、醋、糖、奶、芥末、花椒、豆豉、酱油等，也跟今人厨房的调味品差不多。
主食承载着数千万年来，人类赖以生息的生命本源，生存基础和条件，也形成了厚重的文化和传统习俗，以及亲情爱情友情，难怪有人说长江以南大量种植稻谷，稻谷特殊的种植方式和生长环境，造就了委婉和美团结协作的人际关系，讲求的是与人为伍，团队精神。
北方地区以种植小麦为主，千百年来的种植方式和收获环境，单打独奏，强调个人处事，呈现个人的力量，独显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时势造英雄，可见主食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传承着中华文化的脉络和筋骨，主食文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独枝或奇葩。
粮食——食物——餐饮——经济——文化——社会，历朝历代都是这个模式。舌尖上的中国堪称是一部中华民族文化史，主食文化史，从吃到劳动，从吃到衣食住行，从吃到孕育家庭、社会、人生，乃至整个民族和国家，道法自然，仰慕先贤，敬畏自然和环境，少取多予，感恩神迹，包容和美，舌尖上的文化也派生出主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有食材本身的奇妙幻化，也有文化传统的内涵，更有德信做人，厚重率真，表里如一，爱人如己的外延。
中国的一日三餐是文化，现代化的步调赋予主食和家文化更多的内容和外延，万变不离其宗，家涵盖亲情、美食、文化、道德、伦理，食材的本源道法自然，亲近人文，更能体现游子的乡愁，更能体现文化的脉络，一个人吃饭不是吃饭，和家人吃饭方是吃饭。
弘扬文化，做好主食，是我们的担当和责任，更是团结和谐的氛围使然。这也是全面理解、解读国家提出大粮食、大食物，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食品安全等民生大计，确保粮食食物数量、质量安全的真谛。
（孙晓明）
作者系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理事
通联地址：山东省泰安市粮食局直属分局（泰安市东岳大街221号）
<>们现在都知道宋代经济十分繁荣，但是，恐怕很多人不会想到，宋代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人口爆炸的背后，最大的功臣竟然是一种进口农作物。
正是这种农作物的推广使得宋朝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了最坚实的根基，这种农作物就是从中南半岛传入中国的“占城稻”。
不管人类怎么发展，粮食总是第一要务，没有吃的，再强大的军队也要完蛋，再发达的文化科技也将不复存在。
中国历史上历次盛世王朝无一不是粮食产量爆发的时代，从汉初到隋唐，再到宋朝，没有例外。后来明代之所以能养活近两亿人口，玉米、马铃薯、红薯和花生这些农作物的引进功不可没，正是这些适应性强生命力旺盛的农作物使得明朝能够承受三百年起伏，否则以明朝中期的几次危机，早已足够亡国了。
宋代的社会发展十分繁荣，这一点已经成为大家共识，宋朝人口巅峰期过1亿，超过了唐朝全盛时期的总人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破亿的大王朝。宋朝DGP占当时全世界的比重很大，富甲天下。北宋首都汴梁和南宋核心地区临安都是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而同时期欧洲核心城市人口有的仅有几万人，天壤之别。
宋朝从宫廷到民间，酒肆茶社遍布，饮食娱乐丰富，社会生活十分精彩，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展示了这一情形。
背后支撑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粮食。
宋朝政府引进占城稻，确保了繁荣大宋的发展。
占城稻是原产于中南半岛的一种农作物，当时它是香巴王国的主要粮食来源，被宋人发现并引进。
占城稻适应性强，耐寒，产量高，它不同于之前中国主要农作物一年一熟的小麦，它是一年两熟甚至三熟，比小麦产量高了几倍！
这就等于同样的耕地能够养活比原多几倍的人口，这种瞬间暴涨的农业进步直接诱发了宋代人口猛增和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水稻的主要种植地点是在南方尤其是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从此以后，这些地区就成了中国的“粮仓”，“苏湖熟，天下足”的称号就是由此而来，中国历史维持了上千年的“北重南轻”的经济格局至此彻底逆转，东南地区的经济开始超越黄河流域。
正是因为占城稻的大面积种植，再加上耕作技术的发展，为宋朝提供了富裕的粮食，有了粮食就有了钱，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就能发展出大城市和发达的文化科技。
试想，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支持，南宋是怎么在对抗强大北方敌人的同时，养活一个总人口超过一亿的大王朝呢？又怎么满足这些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呢？宋朝人又怎么有空闲时间搞发明创造和诗词歌赋呢？
粮食，才是宋朝实现大繁荣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