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之《北齐书》
高欢两废皇帝，一逐其君，《北齐书·文宣（笔者按：即高洋，以下括弧中注释均为笔者所加，不一一注明）纪》“论曰”又说：“高祖（高欢）平定四胡（尔朱氏），威权延世，迁邺之后，虽主器有人，号令所加，政皆自出。”加上高欢死后，高洋随即禅代，高欢的历史形象很难不与曹、马相同。唐朱敬则论高欢临终兵败云：“昔魏祖（曹操）西征，中道不豫；晋景（司马师）南伐，回兵乃殂。此并业未半而意穷，功垂成而景促。是以留连末命，委曲临终，不可尽也。”宋胡寅也说：“宇文泰、高欢一时之杰，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志，而欢先得之。”“高欢身冒矢石，辛勤百战，变家为国。”皆为例证。据此“高欢奸臣说”已牢不可破，然而参照其他史籍，犹有发覆余地。《资治通鉴》就说高欢“自病逐君之丑，侍静帝礼甚恭，事无大小必以闻，可否听旨”，与《北齐书》之载截然相反。那么，何者才贴近史实呢？
北魏末期首位“挟天子”的强臣，并非高欢而是尔朱荣。尔朱荣在河阴变后，专擅政权，《魏书·尔朱荣传》说他“身虽居外，恒遥制朝廷”，这与《北齐书·孙腾、司马子如、高隆之传》“史臣曰”之高欢“以晋阳戎马之地，霸图攸属，治兵训旅，遥制朝权”完全一致。孝庄帝不满大权旁落，更担心尔朱荣会再次篡位，便将其置于死地；孝静帝却与高欢君臣始终，共治天下十三年。但孝静帝在高澄执政后，也走上孝庄帝的旧路，与荀济、元瑾等计划暗杀权臣。孝静帝前后的差异，似乎表明《资治通鉴》所述不假，高欢确实恭谨侍君至死，君臣才能各安其分。
能否因高欢奉君恭敬谨慎，就认定他忠于魏室呢？对当事人孝静帝来说，答案是肯定的。高欢“每侍宴，俯伏上寿”，孝静帝与之君臣相得。而高澄“尝侍饮，大举觞曰：‘臣澄劝陛下酒。’”孝静帝便不悦道：“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活！”决意除之。孝静帝是东魏政权的代表，亲历高欢、高澄执政时期，连他都视高欢为魏室忠臣，后人又如何仅凭高洋禅代，便以“高欢奸臣说”为是呢？
高氏禅代遭遇的巨大困难也是“高欢奸臣说”的反证。高澄图谋易代，心腹陈元康却对魏收说：“观诸人语专欲误王，我向已启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黄门郎，但时事未可耳。”即使高洋掌政，“时事”仍对禅代不利。高洋心腹高德政至邺都“讽喻公卿”，竟“莫有应者”，高洋到平都城，召诸勋将，告以禅让事，“诸将等忽闻，皆愕然”，也“莫敢答者”。就连高洋之母娄昭君亦对禅代不以为然，称：“汝父如龙，兄如虎，犹以天位不可妄据，终身北面，汝独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高欢若有代魏之想，高氏禅代应如曹氏、司马氏一般平顺才是，高洋却要与其母在内的“拥魏派”反复斗争，一度放弃，最后还是突发至邺都，逼孝静帝退位，才得践祚（拙文：《“人心思魏”与魏齐禅代》，《台大历史学报》第42期，21-34页）。高欢至死效忠魏室，未替子孙篡位铺路，又怎能将之与曹、马并论呢？
朱敬则、胡寅已看出高欢对君臣之伦的高度重视，朱敬则指高欢“废立虽多，不失臣节”，胡寅却认为：“孝武西奔，非欢逐之，而欢自以为丑，降心刻意，事静帝甚恭，君臣相安，十有余年，宇文泰惭德多矣。《易》曰：‘无咎者，善补过也。’高欢有焉。”他受《北齐书》之言及高洋代魏影响，视高欢为曹、马之流，也让所论前后龃龉。其实早在隋唐，高欢的历史形象即由忠转奸，也造成后人认识之讹。本文欲复原高欢事迹，考察其历史形象的改变，希冀能稍加修正成说。
一、高欢事迹的还原
高欢事迹主要保留在《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资治通鉴》中，但这些记载却常相互矛盾。例如高欢在河阴之变中的表现就有两说，《魏书·尔朱荣传》称他力劝尔朱荣放弃篡位，随后更主张复迎孝庄帝；《周书·贺拔岳传》却说高欢劝尔朱荣登基。《资治通鉴》以《周书》之载为确，理由是“盖魏收与北齐史官欲为神武（高欢）掩此恶，故云尔”。考虑到魏收《魏书》的秽史之称与高欢曾对魏收说“我后世身名在卿手，勿谓我不知”，《资治通鉴》的论断无疑有极大的说服力。但此论并未考虑《周书》依据的西魏北周文献材料本就对高欢抱持强烈敌意，其所录宇文泰讨伐高欢之檄文，罗列高欢五大罪状之一即劝尔朱荣称帝，而其余四项罪名：劝尔朱世隆返攻洛阳；说尔朱兆弑孝庄帝；弑后废帝、节闵帝二君，皆为刻意栽赃，则《周书·贺拔岳传》所言便难逃污蔑之嫌（拙文：《帝纪微言：〈魏书〉北魏末诸帝的书写与东魏北齐正统性的建构》，《文史哲》2022年第1期，67页）。
高欢统领六镇余众，是发迹的第一步，此事诸书所载时间也有两说。以《北齐书·神武纪》为底本的《北史·齐神武纪》，称高欢是在平定纥豆陵步藩，成为尔朱兆心腹后，趁其酒醉之际，获得六镇之众的统帅权，不久更提议携镇民入山东就食。《魏书·尔朱兆传》《北齐书·慕容绍宗传》却说东出是尔朱兆原有的规划，委任高欢为冀州刺史，给予六镇鲜卑的统帅权，乃让高欢协助抗敌的条件。
吕思勉指六镇之民对尔朱氏统治心怀怨恨，不肯尽力应敌，故尔朱兆分兵高欢，乃情势所迫，不得不然，进而以《魏书·尔朱兆传》《北齐书·慕容绍宗传》之说为确（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538页）。廖基添以张保洛先随葛荣，后从尔朱兆，再“隶高祖为都督，从讨步藩”证实吕说（廖基添：《高欢建义史事考辨——对〈北齐书·神武纪〉的订正》，《中华文史论丛》2021年第4期，60页），则高欢统率六镇镇民便在平纥豆陵步藩之前。
廖基添从高欢不出井陉至定州，而向西南绕路，出滏口往相州（邺城），认为尔朱兆为抢占尔朱世隆等控制的邺城才派高欢率众东出（廖基添：《高欢建义史事考辨——对〈北齐书·神武纪〉的订正》，61-66页）。但高欢此行若为夺取邺城，为何在自取邺郊车营租米后，即率军直抵信都（冀州）？可见冀州才是高欢一众的目的地。冀、定、瀛本有军府，于此安插降户乃北魏旧制，此前北魏就将六镇降户安置于冀、定、瀛之地（陈寅恪口述、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云龙出版社，1995年版，304页）。为何是冀州而非其他两地呢？因冀州为河北大藩，物产富饶。考虑到尔朱兆入洛后不久，便派监军孙白鹞以征马为名赴冀，企图将高乾、高昂兄弟一网打尽；则尔朱兆早有让“大小二十六反，诛夷者半，犹草窃不止”的葛荣余众就食冀州之意。那么尔朱兆以冀州刺史为酬，使高欢协力抗敌，随后命其率众东进，不过依循既定方略而已。但此一人事案，仍须执政的尔朱世隆批准才能正式生效。尔朱世隆为拉拢高欢，普泰元年三月封他为勃海王，并征其入朝，在遭婉拒后，四月任命高欢为冀州刺史，也等于追认尔朱兆的全盘计划。
高欢起家的第二步，是与高乾兄弟合作，得到冀州根据地。薛海波认为：“高乾实际上是在尔朱氏和六镇降户的军事实力的压力下，做出向高欢让出冀州决策的。”（薛海波：《5-6世纪北边六镇豪强酋帅社会地位演变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版，292页）廖基添认同薛说，并据《关东风俗传》“献武（高欢）初在冀郡，大族起应之”，指出：“在高欢与高乾的政治结合中，高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这不仅是实力所致，也是时势使然。”（廖基添：《高欢建义史事考辨——对〈北齐书·神武纪〉的订正》，70页）然而，高乾、高昂兄弟所部兵力，其实能与高欢一搏。高昂旗下的三千部曲“前后战斗，不减鲜卑”，若非高昂率千骑力战，高欢在韩陵之役早已败北。故高昂在得知高乾献出冀州后，会送高乾妇人布裙，讥笑其无胆。张金龙就认为：“当时高欢根本不具备‘扬声以讨乾’而使高乾部属‘众情惶惧’的实力。”（张金龙：《高欢家世族属真伪考辨》，《考古论史——张金龙学术论文集》，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284页）那么，高乾又为何会与高欢携手呢？
高乾为孝庄帝羽翼，高欢则是尔朱氏旗下的拥孝庄帝派，这是两人一拍即合的基础（拙文：《帝纪微言：〈魏书〉北魏末诸帝的书写与东魏北齐正统性的建构》，68-69页），故而李元忠才会初见高欢就断定“高乾邕（高乾）兄弟必为明公主人”。此外，内外形势对尔朱氏政权不利也是重要因素，李元忠即对高欢说：“天下形势可见，明公犹欲事尔朱乎？”高乾、李元忠初遇高欢便将本州（冀州、殷州）相让，正是看到尔朱氏政权行将崩塌的迹象。李元忠更说：“冀、殷合，沧、瀛、幽、定自然弭从。”那么，当高欢一举反旗，河北诸大族蜂起景随，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并不是在河北大族群起支持的“时势”下，高欢才压倒高乾占据主导地位；而是高乾为击败尔朱氏，主动向高欢让出根据地与领导权。但高乾兄弟反对奉节闵帝（孝文帝兄弟之子）为君，这让高欢不得不放弃“清君（节闵帝）侧”之想，改推宗室疏属元朗为君。在击败尔朱氏后的立君大会上，高乾兄弟一派为捍卫孝庄帝的历史地位，以节闵帝为尔朱氏所立否定其正当性，高欢只能改立孝武帝（拙文：《帝纪微言：〈魏书〉北魏末诸帝的书写与东魏北齐正统性的建构》，69-72页），也为往后的君相冲突埋下伏笔。
李煜东认为拥戴节闵帝与高欢一众的利益冲突，故高欢对废节闵帝“不得已”的表态，只是托词（李煜东：《北魏孝武帝即位因素再研究——兼说孝武西奔的意义》，《中华文史论丛》2022年第4期，177-178页）。但高欢在起兵不久，即推元朗为帝，节闵帝的君位早于此时便被否定。高欢在抵洛前却召开立君大会，提出要以“亲贤”为标准；而节闵帝能得到尔朱世隆等人的拥戴，正为“亲贤”之故。高欢若非为续拥节闵帝，又何以如此？
高欢放弃续拥节闵帝的初衷，随即提出“高祖不可无后”的标准，拥立孝武帝。在孝武帝入关后，又以“孝昌丧乱，国统中绝，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孝庄帝[孝文帝兄弟之子]）以孝文为伯考，永熙（孝武帝[孝文帝之孙]）迁孝明（孝文帝之孙）于夹室，业丧祚短，职此之由”，立孝文帝曾孙孝静帝为君，也凸显他对孝文帝国统的重视。
李煜东以为高欢提出“高祖不可无后”，非为维护孝文帝的法统，而是“合理、稳妥地废除元恭（节闵帝）、元朗”（李煜东：《北魏孝武帝即位因素再研究——兼说孝武西奔的意义》，191页），更认为高欢拥立孝文帝之孙孝静帝即位“与孝文帝无直接的关联”，乃“东魏要从‘国统’的宏观层面树立正统，而不是单独针对某一个皇帝”（李煜东：《北魏孝武帝即位因素再研究——兼说孝武西奔的意义》，176-177页）。但如前述，高欢本欲续拥节闵帝，故“高祖不可无后”便非为废君而设。考虑到尔朱荣称孝文帝之孙孝明帝为“继体正君”，崔?替孝文帝之孙孝武帝所作即位大赦诏亦云“朕托体孝文”，则高欢在孝文帝子孙中择君，不过延续尔朱荣对孝文帝国统的推崇。再者，孝静帝为孝文帝曾孙而非李氏所说的孝文帝之孙，高欢若拥立孝文帝之孙为帝，新君就与孝明帝、孝武帝同辈，又如何让“昭穆有序”？帝室因孝明帝无后才“昭穆失序”，新君就必须是孝文帝的曾孙，并认孝明帝为父，那么清河王元亶就要和孝静帝断绝父子关系，元亶才会说：“天子无父，苟使儿立，不惜余生。”孝静帝入继大宗让“中绝”的孝文帝国统得以恢复，东魏因而“昭穆有序”，孝武帝建立的西魏却仍“昭穆失序”，也就是说高欢借孝文帝国统，提升东魏的正统性（拙文：《帝纪微言：〈魏书〉北魏末诸帝的书写与东魏北齐正统性的建构》，74-75页）。又怎能说孝静帝的即位“与孝文帝无直接关联”呢？高欢接连拥孝文帝之孙及曾孙为君，而不立其他皇帝的后裔为帝，又为何不是“单独针对某一皇帝”呢？
孝武帝入关后，西魏被时人视为正统，故“挟天子”的宇文泰在政权初建时，即能“奉主上以从民望”“扶弘义以致英俊”“秉至公以伏雄杰”，对内压制先进，营造团结；对外让高欢陷入“人物流散，何以为国”的恐惧中（拙文：《“君臣大义”与东、西魏政权的建立与稳固》，《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52期，15-47页）。此外，高欢拥立十一岁的孝静帝登基，也让时人认定他必将篡位，人心因此更加动荡。高欢为团结内部，高度尊奉孝静帝，孝静帝不仅有人事权、赦免权、军权，更有生杀予夺之权。东魏也由“主弱臣强”，走向“君臣一体”，高欢才能凝聚人心、稳固政权（拙文：《孝文崇拜与东魏政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51期，6-26页）。
高欢临终前对段韶说：“吾昔与卿父，冒涉艰险，同奖王室，建此大功。”过世当天，更“拳拳于其君”向孝静帝上最后一启。可知高欢临死仍以魏室忠臣自诩，以为王室建功立业为傲。而对孝静帝来说，高欢也是魏室不贰功臣。他不仅为高欢服丧，赐与象征拱卫帝室的“献武”谥号，更亲送高欢灵柩出殡，使其成为北魏、东魏异姓大臣的第一人，高欢的葬礼可谓哀荣备至。
“高欢奸臣说”的另一依据是高欢并未还政，即使孝静帝给予高欢最高规格的葬礼，也可能是被迫为之，不能以此认定高欢忠于魏室。但在高欢“礼甚恭，事无大小必以闻，可否听旨”的情况下，君相实为一体，并无归政问题。是高澄在当政后，破坏“君臣一体”，孝静帝才觉大权旁落，才要置高澄于此地，企求“威权复归帝室”。那么高欢的“礼甚恭”与高澄的“礼不恭”，对孝静帝来说，即是忠奸之分，这从他亲送高欢灵柩而不及高澄也能为证（拙文：《孝文崇拜与东魏政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51期，33-34页）。
后人对周公、诸葛亮推崇至极，但对经历他们“摄政”的王者而言却非如此。成王亲政后对周公不谅解，周公为此一度奔楚。后主在诸葛亮死后，压制民间追思的声浪，不给他立庙。孝静帝的态度与成王、后主截然不同，又怎能以高欢未改变权力结构一点，便认定他为奸臣呢？
二、高欢历史形象的改换
高欢勠力补过、极其尊君，也让他盖棺时的历史评价甚至超过周公、诸葛亮，那《北齐书》又为何会有高欢大权独揽的说法呢？这与“拥齐派”魏收、“拥魏派”阳休之的“齐元”之争有关。
魏收因协助撰写篡位文书，在天保朝青云直上，官至太子太傅。高洋对《魏书》编纂亦全力支持，《魏书》成书后更严厉压制诋毁浪潮，也无怪魏收会为高洋之死“悲不自胜”了。高洋为何如此欣赏魏收呢？因其素被人“见轻”，代魏又遭遇晋阳勋贵、邺都文臣群起反对，连娄昭君对此亦不以为然，还举高欢为龙、高澄为虎（暗指高洋为犬猪）为例，驳斥禅代之议。故高洋即使称帝，仍缺乏人心所向的“天命”，魏收便是替高洋建构“天命”的关键人物。
魏收《孝静帝禅位诏书》云：“天下之大，将非魏有，赖齐献武王奋扬灵武，克剪多难，重悬日月；更缀参辰，庙以扫除，国由再造，鸿勋巨业，无德而称。”所撰《奉册书》则曰：“齐献武王应期授手，凤举龙骧，举废极以立天，扶倾柱而镇地，剪灭黎毒，匡我坠历，有大德于魏室，被博利于苍生。”《中庸》：“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那么魏收所作两文便有高欢因“鸿勋巨业”而有“德”，进而受“天命”，高洋承高欢之“德”及“天命”易代的用意。
魏收于天保八年（557）开始编修北齐国史，在《神武（高欢）本纪》创造“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将北齐元年定在高欢韩陵之役获胜那年，也就是视高欢为北齐“天命”的开创者，禅代文书的精神也从而载入史册。值得注意的是，高洋即使到在位最后一年（天保十年，559）仍深恐东魏复辟，为此大杀元氏三千人，“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在天保八年问世正合高洋所需，也难怪高洋对魏收如此赏识呵护。
然而此说却在天统二年（566）后，遭遇阳休之的挑战。阳休之虽亦参与禅代文书仪注，此前却泄漏篡位消息，让高洋首次篡位铩羽而归，可见阳休之属于“拥魏派”。也因此，阳休之在北齐建政后被贬为骁骑将军，天保朝仕途浮浮沉沉，更一度外放三年之久。高洋死后，魏收涕泗横流，阳休之则面无戚容。杨愔问其缘故，阳休之云：“天保之世，魏侯（魏收）时遇甚深。鄙夫以众人见待，佞哀诈泣，实非本怀。”他对高洋的不满亦可想见。
阳休之主张以高洋即位为齐元之始（“天保之岁为齐元说”），意指北齐代东魏所据的“德”与“天命”与高欢无涉。这便有两种意涵：一是认为高洋有“德”、有“天命”践祚；另一则视高洋无“德”、无“天命”代魏。但众人所以力阻高洋篡位，正为其“德”不足，故为后说，阳休之在魏收死后，能“讽动内外”使朝廷从其议，也是一证。
魏收对阳休之极为轻视，阳休之在魏收死后奉命修改《魏书》，也为“寡才学，淹延岁时，竟不措手”，其史才可以想见。魏收却无法回应阳休之的质疑，不得不写信向李德林求教。
从李德林的回信，可知阳休之的论据乃高欢“身未居摄”及“书元年者，当时实录，非追书也”。李德林对第一点反驳云：“摄之与相，其义一也。故周公摄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曹操）相汉，曹植曰：‘如虞翼唐’。摄者专赏罚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体为断。”对第二点则驳斥道：“大齐之兴，实由武帝（高欢），谦匿受命，岂直史也？……若欲高祖事事谦冲，即须号令皆推魏氏（孝静帝）。便是编魏年，纪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传，岂复皇朝帝纪者也。”
阳休之称高欢“身未居摄”，即指高欢“相”孝静帝，“谦匿”“事事谦冲”“号令皆推魏氏”，也就是《资治通鉴》之“侍静帝礼甚恭，事无大小必以闻，可否听旨”，则高洋称帝那年才是齐元之始，而非高欢执政期。李德林却把高欢的“相”解释成“摄”，高欢既和周公、曹操一般“身已居摄”，北齐国史《神武本纪》也就名符其实。可知李德林为强化“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凭空创造了“高欢摄政论”。
不仅“高欢摄政论”与事实不符，“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亦然。对高欢来说，韩陵战胜的历史意义并非受“天命”，而是与勋贵“同奖王室”。即便高欢“有大德于魏室”，依娄昭君之说，他仍因“天位不可妄据”而“终身北面”。魏收对此心知肚明，他自武定二年（544）后与阳休之一同草拟“国家大事诏命、军国文词”，亲历君相共治。他个人又受高欢“后世身名”嘱托，却因替高洋构筑禅代理论，不在《魏书》立《齐献武王传》，而于北齐国史创《神武本纪》，还发明“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为之张目，所为皆与高欢遗愿严重背离。这也是魏收无力应对阳休之挑战，及“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在其死后，即被“天保之岁为齐元说”取代的另一个原因。
那么李德林为何敢妄肆窜改史实呢？魏收对李德林极为赏识，“延誉之言，无所不及”，更赠与“公辅”之字，示意必将提携，李德林力挺魏收也是必然，何况他从未涉足东魏官场，与禅代之事毫无关系，为“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强词辩护，自无历史包袱。
阳休之虽让朝廷改采“天保之岁为齐元说”，北齐不久却被北周所灭，阳休之与李德林一同被召至长安，最终却是李德林及其子李百药掌握隋唐时期的北齐国史话语权。李百药《北齐书》是在李德林入隋所修三十八篇《齐史》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其本纪第一即《神武纪》，正循“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其《文宣纪》《孙腾、司马子如、高隆之传》的“高欢摄政论”，亦遵李德林之言。可见在李德林撰写《齐史》时，即已从经“高欢摄政论”强化后的“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了。结合《周书》对高欢的百般诬陷，则在李百药、令狐德棻，东、西两系史官联手“按之入地”下，高欢在正史中的形象便已是“威福自己”“伺我神器”的曹、马之辈了。纵使《资治通鉴》保留高欢恭谦侍君之载，后人也很难不以“高欢奸臣说”为是。
李德林违背北齐末朝议，重拾“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更不惜污蔑、抹黑高欢，还有深刻的时代因素。北齐承袭东魏，正统性本不如继自西魏的北周，若依“天保之岁为齐元说”，北齐乃无“德”、无“天命”的高洋所建，最终被北周所灭，更是顺天应人，李德林等北齐旧臣在关中又何以自处？唯从“高欢摄政论”强化后的“平四胡之岁为齐元说”，认定高欢以功业有“德”受“天命”而“身已居摄”，高洋承高欢之“德”与“天命”禅代，北齐在历史上才能与北周争对等，李德林等也可借以释怀。那么李德林此举就不只为报魏收恩遇，亦含对故国的眷恋。
“拥齐派”魏收与“拥魏派”阳休之掀起的“齐元”之争，从557年至636年，绵延八十载（拙文：《“齐元”之争与“高祖”更易：高欢、高洋历史地位的改换》，《汉学研究》第38卷第2期，128-130页）。“拥魏派”一度夺取主导权，却因北齐灭亡，让“拥齐派”获得最终胜利，伴随《周书》对高欢的丑化，高欢的历史形象遂由忠转奸，回响千年，迄今不绝。
文艺观潮】
作者：徐海龙（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近年来，剧集的传播渠道逐渐从电视拓展到互联网，视频网站纷纷开展剧场化运营，推出“迷雾剧场”“宠爱剧场”“X剧场”等。这些剧场为剧集播出宣发打造特定时段版块，即将类型一致、体量接近、受众画像相似的作品在“剧场”接档排播，由此建立品牌形象，加强用户黏性。“剧场+长视频剧集”以自制独播改变以往视频网站扎堆抢购爆款大剧、开展价格战的局面，应对短视频、微短剧对观众的分流。
从剧以时聚到剧以类聚
在视频网站出现之前，影视领域的“剧场”概念就已经存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地方卫视陆续开播，“剧场”就出现在传统电视频道上。天津卫视的“老片场”算是剧场化雏形，之后各大卫视设立“早间剧场”“周末剧场”等按排播时段划分的“剧场”。新世纪以来，地方卫视竞争加剧，开始注重“剧场”与频道的关系，例如湖南卫视的“金鹰独播剧场”、东方卫视的“梦想剧场”等，在“剧场”命名、剧目特色编排、独播自制等方面打造频道品牌形象。
视频网站从2013年开始把海量剧集分类打包，在首页上设置“青春偶像剧场”“合家欢剧场”等主题专区。这些“剧场”依然是播出平台后置式供给模式，但运营思路已从重排播时段向重分众内容转变。随着视频网站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剧集自制能力加强，2015年优酷面向观众推出男性“放胆冲”、家庭“放松活”、女性“放肆爱”的“放剧场”系列；2018年爱奇艺推出“爱青春剧场”“奇悬疑剧场”，分别主营爱情、推理等类型，推出《悍城》等独播剧、自制剧；2020年随着爱奇艺“迷雾剧场”的推出以及《隐秘的角落》的大热，“剧场”更鲜明地出现在观众眼前，并从剧以时聚向剧以类聚转变，内容的垂直化、系列化特征愈发凸显。
剧场化赛道在视频网站大面积铺开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有的“剧场”作品良莠不齐，某作品成为爆款，后续作品质量难以为继。还有的“剧场”剧集题材杂糅、体量不同，排播“一锅炖”，缺少差异化特征。“剧场”能做出哪些优化？这涉及何为“剧场”及剧场精神的讨论，即为什么这种剧集传播模式被命名为“剧场”，“剧场”在剧集新媒介传播中有怎样的表现形式和实现途径。
建构集体在场、交流互动的时空
视频网站“某某剧场”的命名借用了戏剧的概念。戏剧从“案头之曲”变为“场上之曲”，依赖演员与观众共同组成特定的时空环境——剧场。无论是中国传统戏曲的勾栏瓦舍，还是西方戏剧的封闭大剧院或开放式广场，演出都是演员与观众的“在场交流”。当大幕缓缓拉开、舞台追光亮起，剧场就像一潭情感的活水，舞台是源泉，引起情感波动，由内向外层层扩展，在观众席里形成更大的情感力量，再反馈给舞台，激起演员更强烈的情感。这种“作品—演员—观众”共同形成的观演关系就是戏剧的独特魅力所在——剧场精神。
20世纪，戏剧家面对影视竞争，宣称“只有一个元素是电影和电视不能剥夺的：剧场里的生命有机体的亲密接触”；大半个世纪后，剧集（长视频）为与短视频竞争，也试图用“剧场”的某种优势吸引受众。虽然视频网站的“剧场”无法让观众亲身感受戏剧剧场里的汗水和泪水、屏息和战栗，却反映出新媒介试图与观众模拟、复原一种传统戏剧的观演关系，并以多样的观众反馈互动方式弥补非实体“剧场”带来的体验缺失，建构影视剧场精神的思路。
电视时代，“剧场”播放的《上海滩》《霍元甲》等经典电视剧能吸引观众定时定点地聚集起来。比如和家人守候在电视机前，与邻里街坊聊剧说戏，观众围绕剧集作品建立一种集体在场关系。但这种集聚效应大部分应归功于剧集的魅力，剧场发挥的作用不大。但视频网站时期，“剧场”开始从多方面发挥主体性。比如在整体包装上，“剧场”的品牌标识和背景皮肤更贴合剧集类型的特点。“迷雾剧场”是左右翻转的问号，“恋恋剧场”是“L”变形而来的爱心，“港剧场”背景是散发现代化气息的摩天大楼，观众点击进入会感到扑面而来的主题氛围。虽然剧目可以回看，但在新一集上线播出时很多人同时追看的机会只有一次。所以，“剧场”播放界面上角会显示“同时在看”人数。每集开头，总有人在弹幕中“报到”，如“天津的来报道”，也有观众报出自己正在看的时间或即时状态，寻找同样状态的网友，如“2023-11-23在看”“边吃辣条边看”，还有很多人用弹幕同步发表观点。“剧场”还通过花式弹幕设计增强现场气氛，如播放《漫长的季节》的火焰画面时，观众的弹幕也有燃烧烟雾的效果。除了弹幕，剧场的播放页面还设置同步评论区、“追剧房”聊天室，观众可以进行讨论。有的剧集演员在播出期间现身评论区，甚至线下实体“追剧房”，化身“追剧搭子”，以本人或角色的身份口吻，用文字或“连麦”方式与观众聊天。凡此种种，视频网站“剧场”观众的群体感知、互动方式以及获取的信息量明显超越电视“剧场”观众，具有现场性、时效性。
可见，电视“剧场”和视频网站“剧场”的集体在场关系虽有一定虚拟性，但也能创造固定且具有仪式感的观剧时空，让观众在呼朋引伴和相互感染中，共同奔赴一个影视“剧场”。“剧场”运营方、“剧场”观众、制片方和演员等主体在“剧场”各个界面交流互动，从而获得“天涯共此时”“心有戚戚焉”的观赏体验。
回归连续不间断的观赏方式
剧场精神倡导的观演双方集体在场，不是静态的。戏剧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是正在进行着、逐渐向观众展开的动作画卷。观众一方无法要求舞台表演打乱剧情发展顺序、任意跳跃时间或改变场次。所以“剧场”呈现出一种不可逆转的线性时间，观演双方齐头并进，经历连续不间断的过程。而多屏、移动的数字媒介让观众注意力随时流动切换，形成游离、跳脱和碎片化的观看习惯。除了设置“倍速观看”“一键跳转”“只看他”等速食化功能，作为传播一方的视频网站“剧场”还积极引导培养观众回归连续不间断观看的“剧场”观演方式。
很多“剧场”严把品质关，不断推出优质作品，以较高艺术标准提升观众的欣赏水平，扭转部分人一味追求爽感、回避崇高等不太健康的观看需求，逐渐提高观众对“剧场”口碑和品质的信心。很多人已在自己心中为视频网站“剧场”建立“入场标准”：“这剧不应该入‘某某剧场’，跟其他剧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树立观剧高标准之后，观众的观赏行为会越来越具有仪式感，一个显著表现就是“剧场”剧评愈发专业。例如“X剧场”评论区里写道：“《漫长的季节》最大的功劳就是让‘三分钟看剧’短视频无法拆解，必须一分一秒不差地连续看完。构图灯光色彩讲究，转场设计巧妙。剧情缜密，很多不起眼的细节都暗藏玄机、寓意深远”。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调侃、玩梗、追星式话语逐渐被包括节奏的张弛、氛围的营造、表演的细腻、场景的细节等维度的专业作品解读所替代。而作出这类评价，必须以常规倍速、静心凝神的观看方式为基础。
连续不间断观看的剧场精神不仅体现在正常观看的“正在现在时”，也体现为一种“将来时”。戏剧界有句话：“剧场演出永远是自我摧毁的艺术”。每场演出都是新的表演、新的观众，有各种现场发挥和偶发因素，始终充满悬念。所以剧场是一个包含自身未来的现在。虽然与戏剧演出相比，剧集的播出内容已封装不变，但视频网站“剧场”却可以让观众与作品、观众与观众来一次邂逅，踏上一段独特的探索旅程。剧场内的讨论区最具代表性，因为在不同时间点开评论区，都会产生不同观看感受——作品新上线时，评论区里观众一起探索未知的剧情。如“悬疑剧场”《他是谁》的观众在评论区发布剧情截图推断凶手是谁，其他观众也分享自己的看法。上线一段时间后，评论区的“课代表”即活跃的网友会发起剧情问答和话题讨论，如《新闻女王》评论区发起“你认为事业和爱情哪个更重要”的辩论，并制作“PK”的界面，吸引网友参与。《喵，请许愿》的评论区向观众现场征集建议，帮剧中角色补充“许愿”的故事线。视频网站“剧场”营造集体探索未知的氛围感，激发观众共同投身于影视时空。
“剧场”运营方和制片方为与观众一起探索，还尝试“剧情售后”“网友定制”。例如对评论区“画面滤镜偏白失真”“女主角配音与年龄不符”“字幕过小”等意见，火速在后续剧集里逐一修改。剧场还“一鱼多吃”,为剧集开发衍生综艺。《冰糖炖雪梨》在播出期间，“宠爱剧场”上线衍生综艺《爱豆天团》，以各种游戏方式对剧中所涉及的冰上运动进行背景知识介绍。这种“番外小剧场”让观众探秘解锁，提供更多“二创”素材。此外，剧场还在季播结束时或特定日期发布“混剪”专辑和“预播片单”来建构集体记忆、展望未来。如“X剧场”在第一季收官时发布《漫长的季节》的沈墨和傅卫军、《欢颜》的章加义等人物的混剪视频，兼具总结和预告功能。在5月13日13点14分，“恋恋剧场”发布“恋恋不忘，必有回响”的主题视频，对该剧场已播的爱情剧的经典镜头依次呈现，向观众发出“欢迎回归！更多好剧正在路上”的召唤。
总之，不用倍速模式、尊重创作者细针密线的创作、倡导连绵探索的体验——这些观剧守则的建立，让观众与作品、观众与观众之间形成一种剧场审美伦理，使剧场精神成为一种个体自觉和集体认同，让“长视频剧集+剧场平台”逐渐赢回观众。当“剧场”内各种界面让每个积极实践的主体如磁铁发生力的感应时，剧集就会被拓展成一个新的“故事世界”，每一次集体观剧就会诞生一个新的媒介事件和共鸣场域。从剧以时聚到剧以类聚，再到剧以场聚、剧以人聚，“剧场”意义的变迁体现了我国影视剧供给方式和观众收视需求的演变。对于创作方和传播平台来说，剧场化意味着对观众观赏需求更精准地应答，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精品意识和社会责任；对于观众来说，“剧场”观剧不仅是审美和娱乐，更是抵抗疏离、抵抗浮浅、抵抗碎片化、沉浸于生命时间体验和社会集体历史进程的行动。
本版海报均为资料图片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07日 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源:法治日报
图集
中国银保监会等部门拟出台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办法
网贷行业有望告别野蛮生长
● 为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统一监管规则和经营规则，中国银保监会日前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起草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 准入门槛的提高会导致整个网络小额贷款市场总规模的增速放缓，这意味着申请全国性业务的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牌照将更难
靴子即将落地，国内首部关于网络小额贷款的监管办法终于来了！为规范小额贷款公司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统一监管规则和经营规则，中国银保监会日前会同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起草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据了解，《征求意见稿》拟明确监管主体，并对小额贷款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风控体系、单户上限、信息披露等问题作出详细规范。同时，划定了限制跨省展业、联合贷款出资不低于30%等若干红线，加大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
其中，关于“跨省级行政区域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将不低于人民币50亿元(且为一次性实缴)”及网络小额贷款“在单笔联合贷中的出资比例不低于30%”等监管要求，则成为讨论的焦点。
接受采访的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征求意见稿》的发布意味着对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监管将向银行监管看齐，有利于防范小额贷款公司跨区经营带来的底层风险，改善此前不同地方金融监管存在“监管洼地”的局面，提升网络小额贷款的整体门槛，对打击投机炒作、监管套利等行为具有强大的约束力。
金融创新持续升级
网贷业务监管滞后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创新持续升级，在科技领域出现了大量涉足网络小额贷款的互联网公司。与此同时，不少科技公司也开办了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甚至还创造了品类繁多的贷款产品，在解决普惠金融问题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在互联网借贷远未兴起的年代，未被银行系统满足的居民、小微企业信贷需求庞大，加上政策支持，社会形象好，小额贷款公司以每年新增超过1000家的速度出现。
关于“网络小额贷款”这一经营资质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15年十部委下发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该意见规定，网络小额贷款是指互联网企业通过其控制的小额贷款公司，利用互联网向客户提供的小额贷款。在功能定位方面，小额贷款公司发放网络小额贷款应当遵循小额、分散的原则，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主要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践行普惠金融理念，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发挥网络小额贷款的渠道和成本优势。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小额贷款公司凭借场景、流量、数据和全国展业的优势，通过助贷和联合贷款让互联网贷款“屡创新高”。为了规范互联网贷款的发展，业界一直呼吁制订全国性的网络小额贷款监管办法。
“网络小额贷款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合不合规的问题，有一些打监管擦边球的联合贷款业务是非常突出的。同时，规模快速扩张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尹振涛看来，网络小额贷款牌照同样值得关注，“特别是网络这种全国铺点的跨区域经营模式，规模上扩张特别快，会造成涉众群体比较多，可能会伴随着一些个人杠杆的上升，或者一些负面事件的出现”。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基于互联网的网络小额贷款模式，客户空间很大，其不用局限于某个区域，而对客户的筛选和甄别，各个公司的能力是不一样的。“鉴别不了客户的信用，那么只能采取其他方式。如果说没有科技含量的公司，就会采取一些高利贷或者是一些恶性的催收，容易导致一些社会问题出现。”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认为，原本由大量地方政府批复的网络小额贷款，在事实上大多都有跨省域经营的问题。对于网络小额贷款行业，未来三年需要经历整顿。
“大量网络小额贷款设立时，本身就存在着‘监管套利’的现象。去中西部等一些地区注册公司，然后通过互联网全国展业，实际经营总部却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如果业务缩回注册地所在省份或区域，几乎没有市场空间。”陈文说。
网贷突破属地限制
监管新规呼之欲出
正因网络小额贷款的经营在互联网上拓展到全国，突破了原有的属地限制——全国经营的金融业务本应由中央金融监管部门进行管理，于是对网络小额贷款牌照在业内有“超生”的说法。但在蚂蚁集团宣布IPO后，人们才意识到，这一并不起眼的放贷资质，竟然是支撑起蚂蚁2万亿元估值的基石。
监管部门亦注意到了其中的风险。2017年2月，原银监会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锋在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指出，批设全国经营的网络小额贷款已经超出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要慎重对待跨区域经营的网络小额贷款，防止形成新的监管套利或风险。
在没有监管文件明确禁止的窗口期，不少企业出于业务需求或囤牌照考虑抓紧申请网络小额贷款，多地出于招商引资考虑也抓紧批设网络小额贷款，包括新疆乌苏、内蒙古呼和浩特、内蒙古乌海、黑龙江双鸭山、西藏拉萨、宁夏银川、山西临汾等地均有网络小额贷款公司成立。“哪个地方的政策松，股东就去哪里新设网络小额贷款公司。”一位小额贷款行业资深人士介绍。
2017年11月21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特急文件，要求各级小额贷款监管部门立即暂停批设网络小额贷款。
互联网借贷的野蛮、无序发展，大大挤压了传统小额贷款的生存空间。据行业协会及银保监会数据，传统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已从2015年高峰时期的1.2万家萎缩至2019年末的9000多家，从业人员从超过10万人减少至不足7.5万人。4年时间，已有超过3000家传统小额贷款公司黯然退场。
如今，网络小额贷款回归线下或省内经营亦挑战重重。在此之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利润空间已经受到极大挤压。今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修订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为4倍LPR，即15.4%，较此前24%和36%的利率基准大幅下调。
据业内人士透露，针对网络小额贷款的监管办法已酝酿超过3年，直到今年11月2日《征求意见稿》发布。
就行业而言，《征求意见稿》影响广泛。仅“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10亿元，且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跨省级行政区域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不低于人民币50亿元，且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这一条，就将众多网络小额贷款公司卡在门外。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从注册资本金上看，相比蚂蚁集团，那些以联合贷为主要业务、规模较小的网络小额贷款公司更受打击，生存空间大大缩小，不少将面临转型或退出。
采访中，郭田勇同样认为，对整个从事网络小额贷款的公司来讲，从业门槛都是大幅提高。无论是对像蚂蚁金服这些大的企业，还是一些小的都是一样，未来肯定会对业务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针对准入门槛的问题，尹振涛说，准入门槛的提高会导致整个网络小额贷款市场总规模的增速放缓，这意味着申请全国性业务的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牌照将更难。“跨省级行政区域经营的网络小额贷款需要50亿元，且为一次性实缴货币资本。这一门槛，将限制目前多数网络小额贷款公司”。
针对新规，腾讯财付通迅速作出了调整。11月4日，深圳市财付通网络金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10亿元增加至25亿元，增长幅度为150%。据了解，这已经是财付通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增资。
对于新规设定的标准，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大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小型小额贷款公司受这一规定影响较大，实力较弱的公司很难达到10亿元和50亿元的标准，这会使得大量没有实力的小额贷款公司退出市场。过去很多小额贷款公司都是跨省经营，但现在50亿元的门槛会迫使一些网络小额贷款公司仅在省内经营，这一定程度上限制其牌照价值。“对于巨头而言，50亿元的注册资本门槛并不难达到，更难的在于银保监会的审批。”
据黄大智分析，关于“出资比例不得低于30%”这一规定，在一定意义上只对头部的个别网络小额贷款公司产生冲击，因为整个联合贷款市场中，蚂蚁联合贷款占据90%的市场份额。
老虎证券投研团队则认为，在30%的出资比例限制下，整个行业的盈利前景都会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信贷资产风险大幅降低，违约风险下降。
全面纳入监管范围
网贷行业面临洗牌
此次引起市场热议的《征求意见稿》，共七章四十三条，分为总则、业务准入、业务范围和基本规则、经营管理、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其中的每一条对于网络小额贷款行业来说，都可谓是一记“重拳”，而随着监管的篱笆逐渐扎紧，网络小额贷款行业的“紧箍咒”也在渐渐变紧。
“当前对网络小额贷款特别是联合贷款，监管部门从两头儿都进行了一定的约束和管理，算是一个成体系的监管框架。”尹振涛说。
“目前，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已经全面纳入了有限监管范围，而民间借贷因为既没有牌照，也没有实体机构，所以没有办法纳入到监管范围内。目前，监管机构只能把这些有牌照、有基金机构的小额贷款机构纳入到监管范围内，能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很不错了。”郭田勇说。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征求意见稿》 最大的亮点是强化了对借款人保护的原则，要求放贷机构重视借款人适当性管理，而这正是普惠金融的一项核心原则。
《征求意见稿》在多个方面均有明确要求，例如，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应当根据借款人收入水平、总体负债、资产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贷款金额和期限，使借款人每期还款额不超过其还款能力，并将对自然人的单户网络小额贷款余额约束在人民币30万元以内，不得超过其最近3年年均收入的三分之一。禁止诱导借款人过度负债，禁止通过暴力、恐吓、侮辱、诽谤、骚扰方式催收贷款，禁止未经授权或者同意收集、存储、使用客户信息，禁止非法买卖或者泄露客户信息等。
“消费者是否能享受到实惠，要看各家机构怎么做。从理论上来讲，监管门槛设置以后，经营成本会升高。可能会有一些机构反而让羊毛出在羊身上，从消费者身上收的钱会进一步增多，把利率变得更高。从理论上来讲，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郭田勇分析。
但值得注意的是，《征求意见稿》对于守法合规的网络小额贷款公司也带来了利好，就是拓宽了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渠道。明确提出，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网络小额贷款业务，且经营管理较好、风控能力较强、监管评价满足一定标准的，可以以本公司发放的网络小额贷款为基础资产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发行债券。
对此，郭田勇认为，未来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监管机构还是希望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进行管理，“金融科技也好，不是金融科技也好，无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的金融企业，只要从事同类的金融业务，都实行同样基准的监管标准”。
“对金融科技的引导方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发挥小额普惠的特点，并不是说完全不要金融科技，而是让它更规范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下一步金融科技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尹振涛说，“监管同样需要与时俱进，不能用传统的理解和视角去监管新的事物。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管你的产品是什么样的，监管方式是什么样的，都要始终维护消费者的权益。” （记者 赵 丽 实习生 邢懿铭 郭元桥）
责任编辑： 周楚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