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郑子宁
摘编 | 徐悦东
《中国话》，郑子宁著，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1月版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全世界的语言中“妈妈”都是mama，因为这是人类婴儿最初能发出的声音。当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发出ma的时候，他最亲近的人，喜出望外的母亲激动地把这个声音当作婴儿呼唤自己，久而久之，代代相传，全世界的人类语言就把ma当成“妈妈”的称呼了。这个说法听上去很有道理，普通话中的“妈妈”自不必多说，英语虽然书面上写mother，但口语也是mum。
可惜的是，这个说法至少在中国并不灵验。
凡是看过清宫剧的人都会对皇子称呼皇帝的叫法印象深刻——“皇阿玛”，这是一个经典的编剧背离现实的案例。在清朝的满文书面记载中，对父皇一律称Han Ama，也就是“汗阿玛”，如果写汉文的话则是“皇父”或者“皇考”。“皇阿玛”不说绝对没有，至少也是难得一见的。Ama在这里指的是父亲，显然ma就不可能指妈了。在满文中，妈有eniye、eme、aja三个说法，第一个最常见，也就是清宫戏中常见的“额娘”。今天在东北一些早就不说满语的满族家庭里，还把爸爸和妈妈称作“玛”和“讷”——和传说中全世界都把妈叫ma可不一样。
人从出生到死亡，互动最多的就是亲人。因此，亲属称呼往往是一种语言最稳定的词汇，甚至在常用语言发生转换后，家庭内部也经常使用原来的亲属词汇，就像部分东北满族家庭那样。但与此同时，亲属称呼又会因为各种原因被替换，如在不少地方，传统上称呼父亲的“爹”就因为当代听起来比较土，被“爸”迅速替换。
如果时光倒回1000多年前，情况或许正好相反，比较土气的“爸”会逐渐被流行的“爹”所替换。
自远古传来的“爸妈”
自古以来，父亲在汉语书面语中一直写作“父”。今天在普通话乃至多数汉语方言中，“父”读fu，不过在上古时期，“父”的读音却更近今天的“爸”。这是一个从原始汉藏语时代传承下来的词，藏文中“父亲”称???（apha），缅文是??（apha）。虽然汉语历史上语音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原本的“父”（音近ba）已经读成了fu，但是由于“父”使用频率非常高，在口语中保留了历史上的发音，因此才用另外一个汉字“爸”来表示这个古老的发音。与之相类似的则是“母”在口语中说“妈”。
这是个异常古老的称呼，甚至在汉藏语中的用场也绝不仅仅限于指父母。藏文很多名词带有原来表示父母的后缀，如“太阳”叫????（nyi ma），“月亮”叫????（zla ba），效果近似汉语“太阳婆婆”“月亮公公”。在丽江的纳西语里，太阳则也是“女性的”/?i33 me33/。本就有自然性别的动物更是要带词缀，公猪要带表示“男性的词缀”称为/ bu21 phv?33/，丽江南边不远处的剑川的白族人则把公猪叫/te?21 po55/。在词语后缀中，剑川白语仍然保留了古老的“父”，尽管现今的剑川白语中称呼父亲已是/ɑ31 ti33/（阿爹）。
汉语中其实也有些类似的例子。普通话里有尾巴、哑巴、乡巴佬、结巴，而在山东、东北等地的方言里，还有呆巴、瘸巴、瞎巴、瘫巴、力巴（外行）、齁巴、抠巴、脚丫巴之类的词。不过这些词长久以来都是口语的说法，难登大雅之堂，在书面上出现得也晚，然而有理由相信，这样的词缀在口语里已有很长的历史。
如果穿越回宋代的中国，当时的语言情况会和现代大不一样。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汉语普遍比较好懂，但是宋朝的蜀地情况则大不相同。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当时的蜀语和蜀道相比也不遑多让，素有极难解的声名，与中原的开封、洛阳一带的语音大不一样，蜀人甚至把中原一带的语音称作“虏语”。
遗憾的是，这种蜀语已经随着元朝四川人口的剧烈变动灰飞烟灭，今天的四川方言和宋朝的蜀语传承关系很弱，而主要是明朝进入四川的汉语的后裔。
今天我们对宋朝蜀语的了解主要来自同时期的人。根据南宋苏州人范成大的记录，他当时路过了嘉州（今四川乐山）的一个渡口，渡口叫作“王波渡”。
范成大一定对“王波”是什么意思困惑不解，他赶紧询问了本地蜀人，当地人给他解释后，他才恍然大悟，为此他特意详细地写下了“王波”的来历：“蜀中称尊老者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又有所谓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称。”在当时的蜀语中，加“波”是常见现象，一如今天的纳西语、白语、藏语。然而，从上古传承到现在的“父”，也并非从来都是一帆风顺。
范成大
“爷”是祖父还是父亲？
《木兰诗》在中国家喻户晓，“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被一代代中国人传颂。毫无疑问，花木兰称呼自己的父亲是“阿爷”。
今天在中国，除了“父”“爸”之外，用来表示父亲的主要有“爷”和“爹”。然而这两个称呼到底指的是父亲还是祖父，在各地差异很大。今天的普通话里“爷”表示祖父，“爹”表示父亲，这在北方地区比较常见。而在南方很多地方，情况则各不相同，如合肥把祖父叫“爹爹”，父亲叫“爷”；苏州、常州把爷爷叫“阿爹”，父亲叫“爹爹”。不过在宋朝以前，“爷”和“爹”只会指父亲。这两个字在中国古代的韵母并不是普通话的ie，而是ia，同一韵母的“斜”在“远上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一诗中和“家”“花”押韵。今天不少方言，如闽南话、客家话甚至在陕西的许多县里，“爹”“爷”的韵母仍然是ia。
《木兰诗》本是一首北朝民歌，它差不多是最早使用“爷”的文学作品。“爷”几乎是在魏晋南北朝时突然出现的，一开始甚至都无字可写，借用了“耶”，后来才加上了偏旁变成“爺”。东晋时代的书圣王羲之在给女儿的书信“二十七日告姜，汝母子佳不？力不一一。耶告”中曾经署名“耶告”，即“父告”的意思。几乎同一时代，“爹”“娘”也都同时出现。仿佛在几十年间，华夏先民突然觉得用了几千年的“父”“母”已经不敷使用，需要用别的词来称呼父母了。
王羲之是西晋北方高门琅琊（今山东临沂）王氏的一员，出生在北方，幼年时就随家庭南迁会稽（今浙江绍兴）。王家南迁并非是一般的迁徙，而是躲避战乱，和他们一起南逃的北方人数不胜数，王羲之书信中的“耶”字可能来自这些迫使他们家族南迁的北方草原民族。
王羲之有“耶告”二字的书法
自东汉以来，朝廷不断将北方草原民族内迁安置。进入三国时期后，曹魏继续内迁北族。到了西晋时，关中、并州（山西）都已经有大量的北族定居。此时东亚气候进入相对寒冷的时期，旱灾等灾害频繁发生。内迁已久的北族和从草原新南下的北族纷纷起事，最终洛阳被攻破，晋怀帝被俘，西晋灭亡，史称“永嘉之祸”。
此时来自中亚的粟特商人早已在中国经商多时。1907年，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玉门关外的一座瞭望塔遗址中发现了几封粟特书信。其中一封是由当时居住在中国的粟特商人头领娜娜槃陀发给在康国（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老板的信息通报。
纵使娜娜槃陀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大商人，他写信时的极度恐惧在1000多年后仍然可以透过信札散发出来。
信的开头是一番恭维对方的套话。随后娜娜槃陀就以惊恐的语气汇报了他听到的信息：“……已经有三年没有一个粟特人从中国出来了……最后一个皇帝因为饥荒从洛阳跑了，他的宫殿和城市被放了火，宫殿烧了，城市毁了。洛阳没了，邺城没了。更糟的是……匈奴人控制了长安……他们昨天还是皇帝的臣民！剩下的中国人不知能不能把他们从长安、从中国赶走，或者他们会继续打下整个国家……我们老了，快死了，如果不是这样，我不会写信告诉你我们怎么样。阁下，如果我告诉你所有关于中国现在怎样的事——太惨了——你不会从那儿获得任何利润。还有，阁下，八年前我派了两个人‘入关’，距我最后一次听到他们的消息已经过去三年。他们之前还好，现在，自从厄运发生，我没有从那儿收到任何关于他们现在的消息。更坏的是，四年前我派了另外一个人……当他们抵达洛阳时，那里的印度人和粟特人都饿死了。我还派了一个人去敦煌……他在未经我许可的情况下跑了，他遭到了报应，被杀死了……”
这封信并没有抵达撒马尔罕，从发现地点来看，应该是被玉门关外的军士没收了。我们不知道娜娜槃陀后来究竟是设法摆脱了厄运，还是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死于战乱。这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年代，几十年间，中国北方和巴蜀出现了十余个不同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代。
一般的说法是，五胡包括匈奴、鲜卑、羯、氐、羌。娜娜槃陀的信件中提到的洛阳的沦陷应该指的是后赵石勒、石虎攻陷洛阳的事，石勒家族属于羯人。五胡都有着自己的语言，但是几乎都没有留下文字记录。现今我们对这些语言的了解几乎都只能通过汉文典籍中的只言片语。
粟特文2号、3号古信札
以五胡在历史上的影响力，今天留下的资料可以说令人惊异地少。五胡中氐人建立了仇池、成汉、前秦、后凉，羌人建立了后秦、宕昌、邓至。氐、羌的族源和语言都相对明确，属于汉藏语系，而匈奴、鲜卑、羯的语言就比较扑朔迷离。其中匈奴和羯的语言资料奇缺，虽然历史上有用鲜卑语翻译汉语典籍的记录，但是后来全部散佚，至今也没有出现过任何一本鲜卑语文书。
鲜卑语是南北朝到初唐时中国北方影响最大的北族语言。伴随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鲜卑语在北方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军旅之中。不但鲜卑人自己说鲜卑语，北方许多行伍出身的汉人也学会了鲜卑语。如北齐奠基者高欢就是鲜卑化的汉人，小字“贺六浑”，明显是鲜卑语。因此在这些北族语言中，鲜卑语最有可能是“耶”的来源。
今天能确定意思的最大的一批鲜卑语词汇来自《南齐书》中的《魏虏传》，主要是一些北魏的官职名称。《南齐书》的作者是梁朝人萧子显，出身齐梁两代的皇族兰陵萧氏，是齐朝开国皇帝萧道成的孙子。萧子显从小在江南长大，平常不使用鲜卑语，因此他所记录的鲜卑语主要集中在敌国北魏的一些称呼方面：“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吏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
稍整理一下萧子显所知的鲜卑语，就可以发现鲜卑语明显把做某事的人称呼为“某真”，“真”前则是所担任的职务。这也为后人试图揭秘鲜卑语提供了最初的线索。
我们先来看看守门人“可薄真”——不过在破解5世纪的鲜卑人的语言前，我们可以先穿越到1000年后的奥斯曼帝国宫廷去看看。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是奥斯曼帝国曾经的首都。几乎每个去土耳其的游客都会慕名前去游览奥斯曼的王宫托普卡帕宫。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苏丹的女人们就居住在托普卡帕宫中，梦想着能在激烈的宫廷斗争中翻身上位，斗争的激烈程度不输中国古代的宫禁。在土耳其语中，托普卡帕宫是Topkap? Saray?。Saray就是宫，Topkap?则由top（炮）和kap?（门）组成。在托普卡帕宫外院和内廷的分隔处也有一道门，外院是苏丹和朝臣议事的地方，而内廷除了太监之外只有苏丹一个男人可以进入。这道门的控制权由一个特定的高级太监掌握，在土耳其语中称作Kap? a?as?，即“掌门太监”的意思。在今天的土耳其语里，看门人是kap?c?，其中-c?就是“做某事的人”的意思。
奥斯曼人的祖先是来自北方和中亚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在唐以后逐渐西迁，一路征服当地人，最终于1453年攻破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kap?正是他们一路从草原西迁带去的词汇。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和尚描述了他所经过的一处叫“铁门关”的地方。他说：“铁门者，左右带山，山极峻峭，虽有狭径，加之险阻，两旁石壁，其色如铁。既设门扉，又以铁固，多有铁铃，悬诸户扇，因其险固，遂以为名。”铁门关位于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是古代乌兹别克斯坦进入阿富汗的交通要道。这道关口曾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也因此能够在蒙古草原上的毗伽可汗碑文中发现铁门关的踪影。毗伽可汗碑中提到突厥汗国拓境，东到卡德尔汗森林，西到铁门关。在碑文中，铁门关写作Temir qap?γ，后者即“门”。Qap?γ差不多是“可薄”最可能、合理的来源。
玄奘
然而另一些证据则说明，鲜卑语不大可能是一种突厥语。汉语的“真”以-n结尾，但是突厥语“做某某事的人”的后缀通通没有-n。譬如“老师”，在维吾尔语中是oqutquchi，在哈萨克语中则是oq?twsh?。要找到-n的线索，得在突厥语外寻找。
青海湖东岸的海东市民和县是中国土族最主要的聚居地之一，土族居住的地区历史上是吐谷浑活动的地方，吐谷浑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
今天的民和土族说的语言非常有特色。一方面在基本的词汇上较为接近蒙古语，而在语音上则和青海当地的汉语方言趋同，几乎已可以用汉语拼音拼写，同时又吸收了不少藏语的成分。在民和土族语中，表示“做某事的人”正是qin，譬如“要”是kerli，“乞丐”就是kerliqin。土族语的-n在诸种蒙古语系的语言中并非孤例，蒙古语系一贯有一些词有时隐时现的-n，如在蒙古文里“舌头/语言”拼写为kele，但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南边锡尼河的布里亚特蒙古族说的蒙古语中，这个词发音为/x?l???/。这也很可能是鲜卑语中表示“通事”（即“翻译”）的“乞万真”的词源—蒙古文中，“通事”的拼写为kelemu?r?i，而在突厥语中，“乞万真”则完全解释不通。
另一批证据则由鲜卑人自己提供。
北魏孝文帝时，鲜卑人自上而下进行了汉化改革，孝文帝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抛弃鲜卑姓，改用汉姓，并且以身作则把皇族的姓氏“拓跋”改为“元”。
改姓浪潮中不少鲜卑姓是直接采取音译方式选择了读音相近的汉姓，譬如“步六孤”改“陆”，“贺楼”改“楼”，“丘穆棱”改“穆”，但是很多鲜卑姓并无读音相近的汉姓，更改也不遵循这个逻辑，如“宥连”改成了“云”，“叱奴”改成了“狼”，“若干”改成了“苟”。
“云”“狼”“苟”算不上当时汉族高门常用的姓氏，不存在为了融入汉族高门攀附大姓的问题，语音又和鲜卑老姓并不相近，那么最可能的情况是，这几家鲜卑人选用了和自己的鲜卑姓意思相近的汉姓。而这几个姓都能在蒙古语里找到解释，蒙古文“云”为egu?len，“狼”为?inu-a，“狗”为noqai，这三个词都是他们的语言中非常基本的词汇。而在突厥语系的语言中，这几个词则根本对不上，如维吾尔语中“云”为bulut，“狼”为b?re，“狗”为it，同鲜卑语毫无关系。
不过，鲜卑人比蒙古人登上历史舞台要早千年，从时间先后顺序上来说，鲜卑语显然不可能是从蒙古语演变而来。而从鲜卑语留下的词语来看，虽然和蒙古语有关，但是其语音甚至已经比元朝的蒙古文更加简化，显然也不具备演变成后来的蒙古语的可能性。只能说鲜卑语同蒙古语在更早的时候有同源关系。当鲜卑人南下中原时，蒙古人的祖先留在了草原，此后的千年时间，他们一直很不起眼，草原上突厥、回鹘、黠戛斯、奚、契丹、女真轮番登场，又逐个曲终人散，蒙古人的祖先一直在草原东部默默发展，直到成吉思汗时代统一蒙古诸部，成为新的草原和世界霸主。
成吉思汗
以鲜卑人在南北朝到初唐的巨大影响，如果中原汉人要从某种外语中引入亲属称呼，鲜卑语自然是最可能的首选。鲜卑人不但深度参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生活，而且由于定居中原的鲜卑人大规模汉化，隋唐时代的不少贵族家庭都有鲜卑血统，这也使得鲜卑语的亲属称呼可以通过这些家族的鲜卑亲眷流入汉语，并因为是贵族家庭的用语而向全社会扩散。然而我们关于鲜卑到底如何称呼自己亲人的知识非常少，目前所知的关于鲜卑语的亲属称呼包括鲜卑语把兄称作“阿干”，母称为“阿摩敦”，父称为“莫贺”，除“阿干”可能和“哥”有关以外，其他和隋唐中原流行的称呼并不一致。
事实上，就“爷”而论，鲜卑入主中原是4世纪末的事，可是4世纪初南迁的王羲之已经在使用“耶”了，因此要确定“耶”的来源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爹”这个称呼到底从何方来？
“爹”一词最早出现于三国时期魏人编纂的《广雅》。宋朝《广韵》中，“爹”字收了两个不同的读音，一个解释为“羌人呼父”，一个解释为“北方人呼父”。中国古代的“羌”涵盖了西部的众多汉藏语民族。今天在四川凉山的彝语中，当面喊父亲的一般称呼是/a34 ta33/，而在提到父亲时的尊称则是/a21 bo33/，和汉语“阿爹”“父”的分野几乎一样。
而在北方，“爹”的来源可能确实和草原民族有关。
唐德宗年间，回鹘汗国出现内乱。此时率兵战吐蕃不利的回鹘大相颉干迦斯引兵回国。新可汗在郊外边哭泣边拜大相说：“儿愚幼，若幸而得立，惟仰食于阿多，国政不敢豫也。” 颉干迦斯觉得可汗这么卑微地哀求自己，非常难过，也抓着可汗一起哭。根据《资治通鉴》的说法，“阿多”是回鹘语父亲的意思。可汗自称自己是儿子，认颉干迦斯为父，可见他不管是发自内心尊崇，还是迫于形势所逼，都完全不敢得罪这位大相。在维吾尔语里，父亲是ata，就是所谓的“阿多”。这个词在突厥碑文中的记载最早出现在8世纪早期的翁金碑上。当时并不是所有的突厥人都使用ata，在阙特勤碑中，父亲就写为qang。
相比父亲在不同地方有“爸”“爹”“爷”等不同说法，汉语在叫“哥”的时候却非常统一。例外情况大多和福建有关，闽南地区把哥哥称作a-hian，这是“阿兄”在闽南地区的发音。
随便翻开任何一本南北朝以前成书的古籍，你所能看到的“哥”都是“歌”的意思。从上古到中古早期，汉语中哥哥都说“兄”，几无例外。然而今天在全国各地，除了福建和从闽南迁出的潮州、海南方言，几乎没有什么地方会在口语中把哥哥叫成“兄”。似乎除了文化人在通信时互称“兄”表示尊敬以外，口语中的“兄”基本只出现在“弟兄”“兄弟”两个词中。
“哥”取代“兄”的端倪出现在唐朝，一开始出现在皇室的语言里。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李元名曾经对让他拜见尚宫的建议不屑一顾，直接说了句“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而当时“哥”除了表示“兄”，也可以表示“父”，唐太宗给儿子李治的信件落款就是“哥哥敕”。
“父”“兄”不分的乱辈分之举并不符合汉语传统的亲属称谓系统。但是如果考虑唐朝皇室在南北朝时曾与鲜卑贵族大量通婚，这样的叫法可能就并不意外了。
称呼亲戚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汉语的亲属词汇分类相当细致，一个亲属该怎么叫要根据这个亲属和自己的辈分关系，是父系还是母系，乃至这位亲属自己或者某位其他亲属的年龄关系。即便如此，汉语亲属关系中仍然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现象，父系男性要比母系或者女性亲属分得细一些。譬如父亲的兄弟要根据比父亲大还是小分别称作“叔”“伯”，但是如果是父亲的姐妹则统一称“姑”，而母亲的兄弟则统一称“舅”。而且辈分上，“姑”和“舅”也可以跨辈。
唐朝王建的《新嫁娘词》中间一首是：“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这里的“姑”是丈夫的母亲，“小姑”是丈夫的姐妹。孔子过泰山，碰上妇人哭诉“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这里的一家祖孙三代都死于老虎，“舅”在这里指的是丈夫的父亲。
然而在不同的语言中，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同，什么亲戚属于一类，什么亲戚需要分开是很不一样的。在泰国，对年纪比自己稍长的人均称???（phi），这个词在泰语中就是“兄”或“姊”的意思，这两个在汉语中严格区分的亲戚在泰语中用一个词表示。相应的，“弟”和“妹”在泰语中均为????（nong）。这在从中国南方延伸到泰国的壮侗语系语言中是个普遍现象，在云南西双版纳的傣语中，“兄”和“姊”为/pi33/，“弟”和“妹”为 /n??11/。
壮侗语在对“母姊”“母妹”“父姊”“父妹”四个亲戚的区分上也和汉语逻辑截然不同。在汉语中，这四个亲戚是按照父系、母系两分，父系叫“姑”，母系叫“姨”。但是在德宏傣语中，“母姊”和“父姊”都称/pa42/，“母妹”是/la54/，“父妹”则是/?a33/。汉语中优先区分这四位亲戚属于父系还是母系，但是在德宏傣语中，则要先分这四位亲戚比自己父母年长还是年幼，年长的归一类，年幼的再根据属父系还是母系确定称呼。在四川凉山的彝语中，一个人对兄弟姐妹的称呼则和自己的性别有关。一个男性要区别称呼自己的兄/v?55 vu33/、弟/i34 ?i33/，姐妹则统称/n?i21 mo21/；女性则要区别称呼自己的姐/v?55 mo21/、妹/?i33 ma55/，兄弟则统称/m?a21 ??55/。
中国古代的草原民族匈奴和鲜卑的亲属称呼，除了零星见于汉语典籍的几个外都已经无法还原。幸亏古代突厥人有在坟墓勒石以记录墓主功绩的习惯，我们今天才得以对古代突厥人的亲属称呼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在古突厥语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辈分的概念和汉语很不一样。在古突厥语中“叔”和“兄”用一个称呼e?i，已经出现了把比自己年龄大的父系男性亲属统用一个称呼的现象，这和“父”“兄”同称仅有一步之遥。
鲜卑人
事实上，在新疆东部的绿洲里，我们已经可以找到“父”“兄”转化的实例。今天的维吾尔语里aka是哥哥的意思，然而在吐鲁番南部的鲁克沁附近，aka指父亲。一个更具有普遍性的例子出现在哈萨克语之中，哈萨克语里父亲是?ke，祖父是ata。和近亲语言如新疆西部的柯尔克孜族的语言相比，哈萨克语的父亲比较接近柯尔克孜语的哥哥（agha），祖父比较接近柯尔克孜语的父亲（ata）。
这可能和游牧民族的“还子习俗”有关，即长子会把自己的第一个小孩交给自己的父母（小孩的爷爷奶奶）抚养。自此这个小孩会把爷爷奶奶称作“父母”，而把亲生父亲称作“哥哥”。如果其他孙辈跟从这个年龄最大的孙辈的叫法，久而久之，本来用来叫哥哥的词就会转而指“父亲”，而本来指父亲的词就会改指“爷爷”。这样的传统可能在北方民族中由来已久。
北齐皇室受鲜卑影响很严重，根据《北齐书》记载：“（高）纬兄弟皆呼父为兄兄，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姊姊，妇为妹妹。”南北朝后期，原籍山东琅琊的南渡家族后裔颜之推被西魏俘虏，迁回北方。当踏足家族两百余年前逃离的北方时，他发现北方人“……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并对北方人辈分伦理的轻忽颇为吃惊。
作为南渡高门家族成员，早已南迁江南的颜氏家族和身边的士族交际圈显然都没有这种辈分错乱的迹象。当他们在4世纪从北方离开时，这种现象在北方并不普遍。在200多年间，中原地区受到了北族风俗的严重影响，以至于让回到北方故土的颜之推大吃一惊。乱辈的风气一直到唐朝都很盛行，唐朝皇室甚至身先士卒，不光“哥哥”兼表“父兄”，还多次出现收养孙子当作儿子的事。
“女郎”为娘
在“哥”“爷”“爹”纷纷登场的同时，母亲的称呼也发生了改变，一个新的词“娘”开始用来指代母亲，这个称呼在初唐开始流行。
在繁体字里，“娘”有两个对应字，一个是“娘”，一个是“孃”。严格来说，在唐朝时，前者一般指的是年轻女子，后者才指母亲。
“娘”的出现要早一些，隋之前的碑刻中已经出现了“某某娘”的人名。此后“娘子”是对女性的称呼。
莫高窟第98窟是五代时期敦煌的统治者曹氏家族修建的。洞窟墙壁上绘制了大量的壁画，主要是一些佛经场景的再现。在墙壁比较贴近地面的部分则是洞窟出资人——曹氏家族成员的画像，其中就有“故新妇娘子翟氏供养”、“故女第十四小娘子一心供养出适翟氏”和“新妇小娘子索氏供养”等数幅壁画。年纪较小的女性称为“小娘子”，年长的则叫“娘子”。
这种用法并不仅仅限于北方，唐朝乐府诗中有一类诗叫作《子夜歌》，据说是晋朝一位名叫“子夜”的吴地女子所作。传说未必靠谱，但是《子夜歌》所用的语言有大量的吴地特征，就算那位名叫“子夜”的女子子虚乌有，《子夜歌》也可算是吴地女子创作的产物。如“芳是香所为，冶容不敢堂。天不夺人愿，故使侬见郎。”，作者自称为“侬”，以“侬”为“我”至今仍然可以在浙江很多吴语中找到痕迹，甚至一直延伸到两广一带，像广西贵港的粤语仍称“我”为“侬”。在另一首诗“见娘喜容媚，愿得结金兰。空织无经纬，求匹理自难。”中则出现了“娘”，在今天江浙地区的许多吴语方言里，年轻的少女仍然称作“小娘”或“细娘”。
我们甚至可以在更南的地方找到“娘”的踪迹。
位于中缅边境的云南瑞丽是以前勐卯古国的都城。瑞丽的傣族女性一般称“朗某某”，这个“朗”并不是姓氏，而是加在女性名字前，表示对女性的尊称。“朗”实际上是德宏傣语（la: ?45）的音译。这个称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相当久远的古代。传说中勐卯国历史上曾经有位继承王位的公主“朗玉罕良”，她当时的都城位于“允朗玉”，即“二公主城”的意思。
和西南地区很多汉语类似，德宏傣语n/l不分，在德宏傣语的近亲缅甸掸邦的掸语中，这个词就是 （náang）。这是云南傣族、缅甸掸族、老挝老族和泰国泰族女性都非常常用的尊称，大约相当于汉语“女士”。而贵族女性的称号则往往还要在nang前后加一些其他成分，譬如缅甸第一位总统的夫人——木邦土司的女儿就叫“召婻哏罕”，“召婻”即“公主”的意思。
泰国王后的称号中，冠于名字前面的部分为????????????????（Somdet Phra Nang Chao），其中也含有nang。泰国的泰族大约在晚唐到五代时从广西、云南南部南下至中南半岛。至迟这个时候，“娘”就已经进入了他们的语言中，因此在唐朝时，“娘”这个称呼已经扩散得非常广泛，从西北的敦煌到南方的广西、云南皆有使用。“孃”则是个早就出现的字，然而汉魏时期，这个字的意思是“烦扰”，是“攘”的一种写法。入唐以后用“孃”表示母亲的规模渐渐扩大，晚唐开始，“孃”“娘”渐渐有混用情况出现。
然而关于“娘”“孃”是如何突然出现的有好几种说法，一说“孃”来源于突厥语“你母亲”。在突厥语系的语言中，表示“你的”时在词语后面加上-ng，如维吾尔语母亲是ana，你母亲是anang。“娘”则是“女郎”或是“女儿”的合音。可是“孃”借自突厥语的说法却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突厥汗国在6世纪中期脱离柔然汗国自立，在攻灭柔然汗国后成为新的草原霸主。中原王朝始通突厥是在西魏大统十一年（545年），突厥在不久之后就成为中原王朝北面的心腹大患。然而整个突厥汗国和后继的东突厥、西突厥乃至后突厥都始终没有能够像鲜卑人那样入主中原，虽然不少突厥家族后来先后内迁在唐朝为官，但是比起鲜卑在中原的影响仍然微不足道。而且突厥汗国碑刻中母亲是?g，ana要到后来的回鹘时代才出现在文书里。
总而言之，中国人在从三国到唐朝的几百年间完成了一次亲属称呼的重新组合，旧的称谓消失或者暂时隐匿了，新的称谓出现。这次亲属称谓的变动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人如何称呼亲戚。然而，除了“哥”较为明确是鲜卑或者其他北族的称呼外，“爷”“爹”“娘”是如何在短时间内突然取代汉语固有的称呼仍然存在诸多疑团。
原作者 | 郑子宁
编辑 | 徐悦东
导语校对 | 王心
来源：新京报
国，是一个饱受地震蹂躏的国度。
20世纪以来，全世界死亡人数前十位的大地震里，有三场发生在中国，它们分别是1920年甘肃海原（现划归宁夏）大地震，死亡27.3万人；1976年河北唐山大地震，死亡24.3万人；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死亡及失踪8.7万余人。它们让中国成为20世纪以来因地震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度[1-4]。
20世纪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前十场地震 | 2004年苏门答腊地震的伤亡主要由海啸造成。制图@陈随/星球科学评论
有史料记载以来，单次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也发生在中国。明嘉靖三十四年壬寅月（公历1556年1月），陕西华县（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发生特大地震，据《明史·本纪第十八·世宗二》记载，“山西、陕西、河南地大震，河、渭溢，死者八十三万有奇”，这个数字里虽然存在洪灾致死的数据，但就像2004年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地震也将海啸致死数据算入地震杀伤一样，这83万死亡人数同样可以算作地震造成的。
地震伤亡极其严重，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不是决定原因。事实上，中国也是一个地震频繁的国家，发生在我国陆地疆域内的地震数量，竟占据全球陆地地震总数的33%左右[1]。相比之下，中国陆地国土面积仅占全球陆地面积6.7%，当代人口数量仅占全球人口总量的17.9%。
是什么原因，让中国陆上地震十分频繁？简单说来，这是一场“大型板块追尾现场”，和“大型陆地解体现场”造成的结果，是挤出来的西部地震和拉出来的东部地震共同作用的结果。
每年的5月12日是中国防灾减灾日，这是一个为了纪念在汶川地震中死于非命的同胞而设立的日子。与此同时，2020年也正是20世纪全球单次杀伤人口最多的海原大地震发生后的第100年，选择2020年的防灾减灾日来对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增进一些了解，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512汶川地震漩口中学遗址 | 位于老映秀镇的地震遗址，时间永远定格在了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4秒。图源@VCG
01
“碎盘子”上的中国
回顾中学地理，当代世界可以粗略划分为六大板块，中国则位于亚欧板块的东部，向东靠近太平洋板块，西南与印度洋板块衔接。
中学地理书中常见的6板块划分方案 | 6个板块是常见的现代板块划分方案，但它十分粗糙。图源@51wendang.com
板块与板块彼此衔接的地区，被称作“板块边界”，这里是岩石相互摩擦碰撞的场所，分布着海沟带、造山带、洋中脊这样地质运动十分活跃的地区，是火山和地震活动多发的地区。为什么中国地震多发？最浅显的答案，就是因为这片土地靠近太平洋-亚欧板块边界和亚欧-印度洋板块边界。
三种板块边界示意图及板块运动示意图 | 图源@Encyclop?dia Britannica /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但是这也不足以解释中国陆地地震频繁的原因——即便是提升板块划分精度，从6块变成15块以后，中国内陆腹地同样与那两条现代板块边界相距甚远。同样，它也不能解释北美洲东部、非洲东部、澳大利亚西部和亚洲东部其他地区地震多发、灾害深重的原因。
全球陆上地震灾害与现代板块边界的关系 | 由图可见，世界上有很多地震灾害风险较大的地区，和现代板块边界没有明显的关系，中国的陆上地震就是一个例子。制图@陈随&陈志浩/星球科学评论
我们需要在时间的长河里寻找答案：中国的广袤国土，并非从地球诞生之日就浑然一体，它是一个“拼起来的碎盘子”。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是由于许多大小不一的古板块经过聚散离合，最终才从几十亿年“满天繁星”的小微板块，转化为现代的几大板块，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泛古陆/盘古大陆”，也是由若干块较大的古代板块拼合而成。
2020年版全球5.4亿年来板块运动视频 | 视频全长6分半，体现了寒武纪以来的板块运动、古环境面貌和冰期格局。视频来源@Christopher R. Scotese [5]
板块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岩石圈块体，由密度较低的大陆地壳和密度较高的大洋地壳共同组成。在板块碰撞的过程里，绝大部分的大洋地壳会从俯冲带进入地球内部“回炉重铸”，但低密度的陆地却会拼合在一起，这些在板块拼合后遗留下来的陆地区域被称为陆块。
板块碰撞过程示意图 | 板块碰撞过程中，较重的洋壳绝大多数俯冲进入地球内部，陆壳则发生拼合，被称作陆块。图源@Encyclop?dia Britannica /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高度概括起来，中国的陆地区域主要由4大陆块、6大造山系和5个对接带构成。它们是若干个古代板块碰撞拼合的产物，正是这些古老的陆地单元之间龃龉不断，才让这片土地饱受地震之害[6-8]。
这四大陆块分别是扬子陆块、塔里木陆块、华北陆块，还有位于藏南地区的印度陆块（局部）。尽管这些陆块本身也由若干个更小的微地块拼接而成，但由于拼接年代十分古老，人们更强调它们从6亿年前至今的整体运动。
中国大地构造分区（一级）示意图 | 中国陆地区域可以分为16个大地构造单元。制图@陈随&陈志浩/星球科学评论
陆块与陆块之间，通常还会夹杂大小不一的微陆块、岛屿和火山岛链碎片，它们最终都会完全贴合到陆块上，最后一起发生变形，产生规模巨大的山脉，是为造山系。
人们常说的喜马拉雅山脉，就是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相互碰撞、海洋关闭的造山系。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主要海洋关闭事件，昔日横跨南北半球的特提斯洋，如今已经关闭得仅剩苟延残喘的地中海。
特提斯洋关闭过程 | 特提斯洋是一个存在中生代的古代大洋，随着非洲-欧洲碰撞和印度-亚欧碰撞而消亡。底图@Christopher Scotese [9]， 制图@星球研究所
如果这些造山系形成的年代过于古老，曾经的山脉就会经过长时间的风化而变得面目全非、踪迹难寻，仅仅剩下一些特定种类的岩石，记录着曾经属于海洋的历史。这时，人们便称其为对接带——仅仅剩下海洋消亡、陆块对接的痕迹，而已经没有当年造山系的雄伟。
在中国北方，象征着古亚洲洋消亡的西拉木伦对接带大致由大兴安岭南部和内蒙古高原东部的群山组成，如今的地貌是连绵的低山和丘陵，没有高耸如云的山峰。谁能想象，华北陆块和西伯利亚陆块东南部曾在此激烈冲撞，埋葬了一整片海洋。曾经高耸挺拔的群山，如今早已英雄迟暮[10]。
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的群山 | 内蒙古东部至大兴安岭南部，曾经埋藏着一个远古的海洋。一度高耸的造山带，如今仅存低矮的群山。图源@VCG
对比地震风险较大的地区和造山系的关系可以发现，中国的陆上地震高发区具有明显的东西分区性，大致以贺兰山-龙门山-横断山为界，与我国一二级地势阶梯的分界线东段高度重合。
中国地震灾害风险分布图 | 大致以贺兰山-龙门山-横断山为界，中国地震风险较大的地区可以分为东西两块。图中色块表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这个值表示地震引起地面晃动的最大加速度，能够体现潜在的地震灾害风险。 制图@陈随&陈志浩/星球科学评论
在界线两边，中国东西部地震高风险区的成因很不相同，对于人类生命财产的威胁也不一样。西部的地震高风险区连片性强，主要位于塔里木陆块南北两侧、青藏高原地区所在的诸多造山系和对接带内；东部的地震高风险区面积总体较小，相对孤立，位于华北陆块内部（台湾省位于现代亚欧板块与菲律宾板块碰撞的位置，属于地震活跃的现代板块边界，本文只讨论不在现代板块边界的“板内”地震，故未对台湾的地震进行讨论）。
如果用最凝练的语言分别概括，也许可以用“连环追尾”和“陆地解体”来加以形容。
02
“连环追尾”的中国西部——挤出来的地震
是什么造成中国西部地震多发？背后的黑手隐藏在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
距今6500万年以来，印度板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撞进亚欧板块的怀抱，这次冲撞是如此猛烈，以至于整个东亚都在它的威力下颤抖起来。但在印度板块最终撞上来之前，这里就已经发生过一连串的板块碰撞，例如塔里木板块与哈萨克斯坦板块发生在约3.3亿年前（石炭纪早期）的碰撞[11]。
这次碰撞形成了天山1.0版，可能有着与今日类似的模样。至少在距今2.5亿~2亿年的三叠纪，古天山还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大山[12]，但天山1.0版随后渐渐被风化，到了侏罗纪时，这里可能只剩下一些低缓的丘陵、河流与湖泊，呈现一片看似平原的夷平景观，全然没有如今巍巍大山的模样。
远眺东天山的夷平面 | 天山山脉具有很明显的“台阶”特征——不同位置的山体通常相似的海拔高度，彼此可以连成一条线，一级级增高。这是因为它在地质历史中曾经被夷平，然后又重新形成山脉。曾经的夷平面随着南北挤压而逐渐抬升到不同的高度。摄影师@常力
在塔里木陆块东南边，是隶属于青藏高原范畴的一系列造山系和对接带。它们由更多的微小次级地块构成，早在印度板块从南半球动身之前的一两亿年中，就先后撞上了亚欧板块，在高原上留下了各自的痕迹：古祁连山、古巴颜喀拉山、古冈底斯山等。再然后，印度板块来了，它从南半球飞奔了过来。
这是一场距离我们最近的大型板块碰撞。印度板块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重装卡车，一头冲进了构成中国西部的诸多微小地块里——一堆已经发生追尾碰撞的小汽车。能量从南向北、向东层层传递，让那些构成了陆块、造山系和对接带的许多小单元都变得活跃起来。
印度陆块至今仍具有30-50mm/年的北进速率[28]。这巨大的能量既使珠峰不断向着蓝天生长，也让珠峰以每年4.2厘米的速度向长春方向运动[13]，更带动整个中国西部的各个岩石块体一起运动。
印度陆块及中国陆地各区域的每年相对运动示意图 | 箭头长度表示运动速率的不同，图中可见印度陆块对中国陆地的运动态势具有显著影响。图源@文献[14]
但是，岩石块体之间的断层提供了巨大的摩擦力，运动的势头转化为断层里积聚的能量，一旦能量足够巨大，便足以冲破摩擦力的束缚，一场大地震就在所难免。
数百甚至数万年来积累的运动趋势一旦突然爆发，会在瞬间产生数米到数十米不等的错动。在汶川地震后的勘察里，地表经常见到落差达到数米的陡坎，这便是将板块运动积累的能量通过断层快速运动释放后留下的地表破裂[15]。
汶川大地震形成的映秀-北川地表破裂带特征 |A：映秀镇路面抬高3m；B：虹口乡八角庙的破裂面；C：深溪沟村的破裂面，抬高了约3.2m；D：高原村一带的地表破裂；E：擂鼓镇一带河床抬高约2.6m。图源@文献[15]
磅礴的力量在不同级别的地块单元之间横冲直撞，这才在辽阔的中国西部制造出范围巨大的地震多发带。幸运的是，西部地区虽然地震多发，但是那里人口密度不大，除了靠近东部边缘的一些地方，许多大西北深处的地震并未造成灾难性后果，对人类和社会经济的冲击一般较小。
2001年，青海昆仑山口发生8.1级地震，这是21世纪以来中国发生过的震级最大的地震。但这场地震的震中位于无人区，仅有两位参与青藏铁路建设的工人受轻伤，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昆仑山口大地震纪念碑 | 这场8.1级地震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不得不说非常幸运。图源@cea-igp.ac.cn
然而，分布在华北陆块内部的地震带则是另一种情况。这里人口稠密，城镇林立，一旦地震则死伤惨重。历史上那些动辄数十万人死亡的灾难性地震常常位于这里，如关中大地震、海原大地震和唐山大地震。而让华北变得不安宁的力量，却与引起西部地震的原因不太一样。
03
“陆地解体”的中国东部——拉出来的地震
在中国东部地区的北方，若干条主要地震风险区在地图上排列成一个近似“四”字的形状。
中国地震灾害风险分布图 | 大致以贺兰山-龙门山-横断山为界，中国地震风险较大的地区可以分为东西两块。图中色块表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这个值表示地震引起地面晃动的最大加速度，能够体现潜在的地震灾害风险。台湾省的地震位于现代板块边界，本文不做讨论。制图@陈随&陈志浩/星球科学评论
除了位于现代板块边界的台湾省外，我国东部的主要地震带是郯庐大断裂。它是亚欧大陆东部一条非常重要的大断裂，南端起源于长江边的湖北省武穴市，向北一路延伸到俄罗斯境内，全长超过3500千米，国境内的长度就超过2400千米。在郯庐断裂带沿线，历史上发生过若干次大地震，对人们的威胁很大。
郯庐断裂带分布示意图 | 图中红线所示的巨大断裂带即为郯庐大断裂。它南起湖北武穴，北至亚欧大陆边缘，可能进入海洋。图源@文献[16]
除此以外，华北地区的其他地震带分布在银川盆地、河套盆地、山西汾渭裂谷系、关中盆地和太行山沿线地区，围绕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下图鄂尔多斯地块）绕了一个圈，占据着中国北方的精华之地，历史上多次发生重大地震，对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鄂尔多斯地块周围的断陷盆地群 | 围绕着鄂尔多斯高原，一圈中小型构造盆地贯连而生。图源@文献[17]
一般来说，年代特别古老的中大型陆块相对稳定，但如果存在来自地下深处的破坏力量时，即便古老的陆块也会失去稳定。
这正是中国北方的华北陆块正在面临的局面：东边太平洋板块向西俯冲至地幔深处，使一股股热流自下而上开始破坏这块有着20多亿年历史的古陆——人称“华北克拉通破坏”，这是当代中国地质学界十分关注的重大议题之一[18-21]。
现代太平洋板块向亚欧板块俯冲的位置是马里亚纳海沟，目前距离中国十分遥远，但在距今并不久远的侏罗纪，俯冲带就在华北古陆的东部沿海。现如今，人们可以通过地球物理的手段，捕捉到这块“趴在”地下400-600km处的大一坨岩石的形象。
太平洋洋壳俯冲引发华北克拉通破坏 | 洋壳熔融释放的物质，和运动规律发生改变的地幔岩石，最上部地壳地层岩石产生破坏作用，使华北陆块不断减薄，并处在伸展状态。图源@文献[21]
这一大坨岩石在地下并不会安安静静地趴着，而是会不断地搞事情。它不仅会对地幔岩石的运动规律产生客观影响，高温高压的环境还会让海洋地壳不断熔融，释放出各种物质并汇聚成岩浆，然后一路上涌。最终的结果，就是会自下而上熔化、减薄地壳底部的岩石，在地表留下岩浆活动的痕迹，从而对地貌产生影响。
上升的热物质迫使地壳岩石向两侧伸展、拉分，地壳因此陷落，不断沉降，甚至蓄水成湖，在古华北的崇山峻岭间造出大盆地、大湖泊、大平原、这样的过程制造出许多矿产资源，既包括火山活动产生的金属矿产，也包括古代大湖里形成的丰富油气资源。
深部热物质上涌引发地表拉张的示意图 | 地表拉张与深部热物质上涌总是一起出现，但既可以是前者引起后者，也可以是后者引起前者。该模型并非华北盆地的实际模型，仅作为一种地质过程的示意。图源见图中水印
它们使大半个华北地区从侏罗纪开始处于拉伸、减薄的状态，还以一波波的火山活动点缀着这片土地——侏罗纪至白垩纪时，频繁的火山活动在华北各地爆发，现代北京昌平区十三陵水库南北两侧的山体，都是当年火山爆发留下的堆积物。
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水库 | 镜头中的山体和摄影师脚下的山体，都是侏罗纪火山活动的产物，由大量的熔岩和火山碎屑岩构成。这套地层被称作侏罗系髫髻山组。图源@VCG
在现代，广袤无垠的华北大平原、富饶的关中大平原，以及山西境内的一连串小盆地与它带来的地壳减薄、拉张有关；而山西境内的火山，北京的温泉，西安的汤池则与它带来的深部岩浆活动有关；甚至连超长的郯庐断裂带，也和这一过程存在一定关联[22-23]。
山西大同火山群 | 在素以产煤著称的山西大同，分布着一个死火山群，有大小火山口30余个。它们的形成与山西裂谷系的出现有密切关系。除了大同，山西汾渭裂谷系的南部也有零星火山。图源@VCG
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边缘，这里处于青藏高原隆升区向华北地壳减薄区的过渡及转换地带，太平洋的影响余波未消，与来自青藏高原向东北运动的力量相互叠加，在地幔顶部也形成了复杂的运动，最终引起河套盆地和银川盆地的地壳陷落。干旱的高原和山地间出现了一连串的低洼地，黄河顺势流过，水创造出干旱区里的生命奇迹，造就了一个富饶的塞上江南[17, 24]。
黄河青铜峡景观 | 流过青铜峡，黄河便进入银川盆地。荒芜的山体体现出这里缺少降水，但盆地内的地壳陷落却创造出塞上江南的奇迹。图源@VCG
就这样，凭借来自东西两侧的力量，华北古陆成为中国陆地区域最为特殊的一个地震区。地下深处的热量正在自下而上侵蚀着华北大地的根基，在古老的山岭间创造出低洼的盆地，河流带来泥沙形成平原，创造出人们生存的家园。
西山夕照 | 除了给落日做画板，很少有人知道，北京西山的山脚下也有一条足够古老的大断裂，孕育着地震的力量。图源@VCG
但它们也带来祸端，频繁的断层活动至今未歇，仍然会周期性地制造出大地震，让这里的居民不敢掉以轻心。
华北地区孕育了古老的中华文明，这些大大小小的地震也在我们的历史里留下深深的烙印。生活在这样一片震动频繁的土地上，中国古人很早就开始记录地震现象，翻阅二十四史，关于地震的记录除了出现在不同年份里，往往还会被总结在五行志当中，例如前文提到的明嘉靖年的关中大地震，除了出现在《明史·本纪第十八·世宗二》之外，也出现在《明史·卷三十·志第六·五行三》当中。
历史上，中国古人也曾设计出类似张衡地动仪这样的设备，史料记载可以检测到远方地震的大致方向，但具体技艺早已失传。
北京珐琅厂收藏的一款珐琅质张衡地动仪 | 地动仪的原理并不明确，是否能测出地震方位也不确定，人们只能根据一些史料复原其外观。图源@VCG
然而，我们运用科学手段记录和描述地震，距今不过短短100年。
04
防震减灾100年
晚清开始，中国的土地上才出现近代化的地震观测站，它们最早由不同的列强在各自占据的地盘上建立，其中一些台站的资料直到今天仍具有宝贵的文献价值。1897年，日本侵略者在台湾省台北市建立起第一个地震观测站，随后又陆续在台湾设置了超过15个地震台，建设一直持续到30年代中期，近代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地震观测网就这样在台湾省出现[25]。
在同一时期，德国、沙俄和日本也在中国大陆陆陆续续建立了一些台站，分别位于位于上海、青岛、大连和东北的若干城市，但没有形成连片的网络，也没有分布在中国地震多发地区，只有个别台站获得了较好资料。
民国时期，中国人自己建立的地震监测台站仅有3个，分别是1930年设立在北京西山的鹫峰地震台，1932年设立的南京北极阁地震台，和1943年设立在重庆北碚的地震台。
北京西山鹫峰地震台 | 雕塑人物为李善邦，是北京西山鹫峰地震台首任台长。如今，这个地震台仍在使用。图源@VCG
中国地质学家真正运用近现代地质学的方法在地震后进行灾区系统考察，恰好是100年前的甘肃海原（今划入宁夏）大地震发生以后，由翁文灏一行率领的科考队从1921年4月开始在西北地区踏勘考察了4个月，为科学认识地震和认识震后救灾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考察海原大地震时的翁文灏和谢家荣 | 翁文灏（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地质学家，对近代中国的地矿勘探、地震研究和地质教育事业均作出突出贡献。图源@文献[29]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国地质工作者们也在地震机理、地震预报、工程防震等领域提出了许多宝贵认识。然而受到战乱影响，民国时代的中国地震研究事业始终进展缓慢。
新的变化出现在1949年以后，新中国十分重视地震灾害的研究、预报和减灾。1956年，地震预报课题写入了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成为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特别是在1966年的河北邢台大地震后，极具时代特色的地震群测群防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根植于专业人士和人民群众之间。
极具时代特色的地震群测群防宣传海报 | 地震群测群防运动在我国地震预报的历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交媒体截图
这一时期的巅峰，是对海城地震和青龙地震提前一两天做出了短临预报，成功拯救了数十万居民。但同样的方法，却在更多其他地震中遭遇低谷和挫折，未能做出有效的短临预报。
唐山抗震纪念碑 | 尽管有“青龙奇迹”，但瞬间抹平一座工业城市的唐山大地震还是造成极为惨重的伤亡。图源@VCG
从70年代至今，一方面是中国地震研究界不断与世界同行学习交流，共同发展，在地震机理和地震中长期预报上取得了各种各样的成果，另一方面，却也是全球地质学界在地震短临预报上不断受挫。以至于时至今日，“地震是否能够有效地、可重复地做出准确预报”仍然需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2016年9月中下旬，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地列斯大断层东南部的索顿湖地区连续发生150多起小震，大多数小于2级，最大达到4.3级。人们担心这些频繁小震可能会诱发圣安地列斯断层发生大震，而这条巨型断裂带已经有超过300年没有发生大震了，目前正处于“地震空窗期”，积聚着巨大的能量，大地震随时可能出现。
自北向南航拍索顿湖 | 索顿湖位于圣安地列斯大地震南端，由于断层末端的破裂延伸，湖区里经常发生小微地震。图源@VCG
9月27日，科学家们发布了当地将在一周内具有0.03%~1%的概率发生7.0级及以上地震的短临预报[26]，但这场地震并未如期而至，并且到现在也没有在索顿湖周边发生7级及以上的地震。这说明，即便是“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地震概率预报，也尚不足以令人信服。
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科技瓶颈。
美墨边境索顿湖地区的断裂分布简图 | 索顿湖恰好位于圣安地列斯断层向南延伸的位置。图源@文献[27]
如何准确做出有效的地震短临预报，人们仍然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求索，中外皆然。我们要承认科学的时代局限性，但也应对未来抱有希望。
因为饱受地震困扰的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的脚步。
各种新方法正不断从实验室中走出，进入试验的环节。2018年2月，中国发射张衡一号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开创了从太空研究地震的新局面。人们希望通过它来捕捉中国6级地震、全球7级地震发生前后，高空电离层和地磁场可能出现的细微变化，并希望以此对地震前兆研究和地震预报做出一些新的贡献。
张衡一号 | 张衡一号电磁监测试验卫星的发射，意味着我们将地震研究的试验室从地面搬到了天上。图源@space.skyrocket.de
在地震预报之外，人们也更多地将目光投向震后快速报警和建筑抗震研究。毕竟，地球的规律难以参透，人力难以为之，但是人们还可以在这两个偏应用和工程的领域继续发力。
一是建设密集的监测站收集地震数据，用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在震后及时将警报传递给周围的人，可以利用地震波传递的时间差，拯救更多生命。
地震早期预警系统工作原理 | 地震早期预警系统运用快速传播的互联网信号和无线电信号与地震波抢时间。图源@USGS
二是制定更科学的建筑抗震规范，将房子建得更结实，让更多的建筑屹立在下一场地震结束以后，从而拯救更多生命。
最新版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国标 | 依法依规修筑建筑，能够减少很多因地震造成的不必要房屋损毁。社交媒体截图。
无论如何，我们和地震将会继续共生下去。
无论是西部地区“挤出来”的地震”，还是东部地区“拉出来”的地震，它们都会在远超人类感知的时间尺度上继续周而复始地发生下去。激烈的地质演化历史，让中国这片大地变得多灾多难，但同时也造就了十四亿中国人多姿多彩的家园。
从烟火成都远眺地震威胁 | 挂在这座城市西边的不仅是雪山，也是近乎赤裸的地震威胁。图源@VCG
这就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我们别无选择。
但是在未来，我们可以运用好科学和工程的力量，与这片土地更和谐地相处下去。
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在下一场大地震到来的时候，拯救更多的芸芸众生。
谨以此文，向历年来在地震中死于非命的同胞致哀。
也以此文，向奋斗在地震预报、防震减灾一线的科技工作者、工程建设者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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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撰稿 ｜ 云舞空城
视觉设计 ｜ 陈随
地图设计 ｜ 陈志浩
图片编辑 ｜ 谢禹涵
内容审校 ｜ 撸书猫
封面来源 ｜ 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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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
时间：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三日
主办单位：光明日报、国际儒学联合会、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光明网
■主持人：
许宁（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教授）
■嘉宾：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徐洪兴（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丁为祥（陕西师范大学关学研究院教授）
常新（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许宁：各位嘉宾，大家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古以来，我国知识分子就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传统。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为天地立心”这几句就是著名的“横渠四句”。张载（1020—1077），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他是关学宗师，又是宋代理学的开创者之一。宋代理学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高峰期，其中又以“濂洛关闽”最为知名。“关”即指张载之学，因讲学关中，故其学称关学。张载关学对宋明儒学的主流精神与核心价值作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是张载诞辰1000周年，为纪念和感怀先贤、传承与弘扬关学文化，2020年孔学堂夏季论辩大会以“张载的世界”为主题展开论辩。论辩分为“立论”和“辩难”两个环节，现在进入“立论”环节。
张载像资料图片
壹
李存山：宋代的新儒学回应佛、老学说的挑战，主要是为了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士人之修身，二是社会之治理，这也就是儒家的“内圣”和“外王”。周、张、二程等理学家建构了一套以“理、气、心、性”为核心范畴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达到了与当时的佛、老学说相当的理论思维水平，而又充分表达了儒家的价值取向。就后者而言，这也就是“横渠四句”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公元11世纪，周、张、二程等理学家，以及其他的新儒学大家，完成了一次儒学的复兴，由此重新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干或主体地位。
赵孟楷书《西铭》残本资料图片
张载无疑是宋代道学或理学的开创建构者之一，而周、张、二程之间又各有理论的特色。大体上说，张载之学是“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这是《宋史·张载传》中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张载的思想是以阐发《周易》为基本，而又涵容了《中庸》《论语》和《孟子》的思想。由此可知，张载早年读《中庸》而“犹未以为足”，其累年参究释、老的思想后“反而求之《六经》”，他主要是从对《周易》的理解和诠释中建立了其思想体系的基础，因此，王夫之在《正蒙注》中说“张子之学，无非《易》也”。
关于如何认识与评价张载之学，现在学术界仍存在较大分歧，而其中一个焦点就是张载的哲学思想是否为气本论。张岱年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就提出，在宋明理学中不仅有理学、心学两派，而且有以张载和王夫之为代表的气本论。我认为，张载与二程同宗孔孟，同斥释老，但在建构理论体系时有“先识造化”与“先识仁”的逻辑起点的区别，由此形成了气本论与理本论的不同。张载说：“易，造化也。圣人之意莫先乎要识造化，既识造化然后其理可穷。彼惟不识造化，以为幻妄也。”（《横渠易说》）张载之学的气本论是由他的“先识造化”的逻辑起点所决定的。因为对“儒释之辨”的认识有不同，所以张载之学在逻辑上先肯定这个世界是实在的，然后讲这个世界是道德的；二程洛学在逻辑上先肯定这个世界是道德的，然后肯定这个世界是实在的。在肯定这个世界的实在性和道德性上，关、洛之间是相同的，他们的不同只是建构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有不同。我们首先肯定张载是理学家，但是这不能排除在理学家的思想中有以张载和王夫之为代表的气本论。
近年来否认张载哲学是气本论的学者，大多受到牟宗三先生“两层存有论”的影响。牟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中讲张载的“气与神”二分，引证的史料是“散殊而可象为气，清通而不可象为神”。“散殊而可象”是指气聚有形的万物，此处所说的“气”当是指“气质”，而“清通不可象”的则是无形之气，“气与神”并不构成二元，这也就是张载所说的“气之性本虚而神，则神与性乃气所固有”。而对“神与性乃气所固有”，牟先生认为“尤其窒碍不顺”，这就不是以张载之学的文本为依据了。
关于“太虚无形，气之本体”，这个“本体”并不是西方哲学意义上“两层存有”的“本体”。宋代熊节编《性理群书句解》，熊刚大对这句话的注解是“空虚之中，初无形体，乃气化本然之体段”，这个注解是正确的。按“体段”一词，犹如说模样或性状，“太虚无形”是表示“气”之本然的性状，而不是超越于“气”之上的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太虚”本是指广大无垠的空间，因为气“弥伦无涯”“希微不形”“充满太虚”，所以张载说“太虚即气”或“虚空即气”。“太虚”并非超越时空，并非超越于气之上。张载说：“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说。”若把“太虚”理解为超越于“气”之上的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则正是张载所批评的“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
张载说：“太虚为清，清则无碍，无碍故神；反清为浊，浊则碍，碍则形。”紧接着又说：“凡气清则通，昏则壅，清极则神。”这里的“太虚为清，清则无碍”与“气清则通”，显然都是指“太虚无形”即气之本然的性状。有学者谓：“‘凡气清则通’，言‘气’之‘清’，与上章言‘太虚’之‘清’，属两种不同层次之‘清’，不可混同。”所谓“两种不同层次”，即把张载思想分为“宇宙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的“两层存有”。我认为在张载的思想中，“宇宙本体论”与“宇宙生成论”是统一的或通一无二的。如果随意对张载哲学作“两层存有”的解释，则将陷张载于不会写文章的境地。张载的“太虚为清”和“气清则通”是前后句紧接着讲的，我们有什么理由说他前一句是讲“宇宙本体论”，后一句是讲“宇宙生成论”？我先讲到这里，后面再作补充。
徐洪兴：我主要讨论一下张载的思想世界。张载生活在北宋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儒学复兴时期。从两汉、南北朝到唐代，中国文化陷入了一个危机，遭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最主要的是来自异域佛教的挑战。面对当时的佛教，中国文化一开始可说是节节败退，因为当时已有的文化传统几乎无法应对当时佛教提出的一系列问题。随着文化间的不断碰撞、佛教理论的汉化，直到中唐以后，中国学者才渐渐理清头绪：中国文化与当时佛教的冲突，最核心的不是形而下、器的层面的问题，不是出家与否等表层问题，而是在最高存在层面存在着矛盾。这就使得两种文化开始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对话——回应最高存在的问题。
在当时的佛教文化看来，中国文化实际上非常浅薄，比如宗密在《原人论》中批评太极元气论、批评挂搭着气来讲人的生化。佛教设定了“此岸”和“彼岸”两层世界观，而我们的文化传统向来只讲一个世界，把它看成一个生生不息的社会，它实有、合理而客观存在。比如孔子就经常把“性与天道”“生死”等问题巧妙地“搪塞”过去，这是高明的滑转，是儒、道两家共同的处理问题的智慧方式。
从中唐韩愈起，“儒学复兴思潮”和“唐宋转型问题”就已经渐次展开。从李翱，到宋代范仲淹、欧阳修、宋初三先生、李觏等人都参与其间。面对儒学的每况愈下，他们认识到，中国文化必须站在自己的根上才能继续发展。直到庆历以后，在范仲淹培养出的学术氛围中，教育和经学才真正开始复兴。这就进入了北宋五子在清扫障碍之后为儒学重新建基的新阶段。首先是周敦颐和邵雍，他们有重要的学术贡献，但很多理论问题还都没有有效地解决。到了张载和二程，实际上也是接着二人的问题、试图矫正他们的偏差而继续前进。
再者，我谈谈对张载哲学的定位，我基本同意他是属于“以气论为主”的哲学家。“气”太古老了，它在孔孟老庄之前就有，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气论内容丰富，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除了哲学层面，传统医学、天文、方术、地理等，都离不开气学理论。而宋代可说是中国气论的又一次大爆发，代表其最高成果并完成一个思想框架的正是张载。张载之后的气论，我认为没有能超过他的。
张载整个哲学基础在气上面，他的主要观点都不能离开气来说。实际上气是张载的一个本体论的东西，然后才有了他的人性论、认识论等。张载是宋明理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二程兄弟等于是在张载的基础上拎出一个“理”完成了“向上一机”，但也有跑偏。朱熹则比较聪明，他把理和气合在一起讲，所以真正完成宋明理学建构的是朱熹的“理气论”。
张载哲学中的“气”究竟指什么？学界目前还有很多不同观点，值得继续探索。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张载的气论最终落脚点在哪里？我认为是落在了《西铭》的“民胞物与”上，这样就回到了中国哲学文化真正的根上，所以二程高度表彰《西铭》。“民胞物与”的落实是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展现，张载用气论把天与人统合在一起。这与二程和阳明的“仁者与万物同体”或“万物一体之仁”有密切关联，是中国文化最关心的问题，确立了儒家重视生存论和当下生命的现实关照；也是对佛教“向死而生”与悲观空寂思想的回应，实际上解决的是人的终极存在问题。
张载的贡献非常重要，他把先秦传下来的天人合一理论的旧框架在宋代重新激活；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了天人合一理论的建构。这是张载思想的重心和落脚点，张载哲学的价值和定位也全都在这里。他弥补了前辈学者的理论漏洞。今天，我们面临着第二个外来文化大规模传入时期，中国文化想要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重新有所突破，应该可以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经验。张载跳脱出旧有问题和框架、广泛吸收佛道外来智慧的思路都可以给我们以启发和借鉴。
丁为祥：我把张载哲学概括为三层。第一层是张载为学和从政的生平世界。张载历来主张为政与道学不二，他一生的经历是比较单纯的。
第二层是张载的理论建构世界。张载所面对的是儒家重大的理论问题——天人合一。从《周易》到《荀子》再到汉儒，其对天人合一都有所论说，但张载批评了这种宇宙生成论。比如荀子在《王制》中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从水火一直到人，这是一个宇宙演化的过程，其起点就是气。这种延续到两汉经学的生化宇宙论，最先受到僧肇三论的批评。因为按佛教的缘起性空理论，有、无皆待缘而有，并不是真有和真无，这等于把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的有无之争给彻底扫灭了。到了宗密，由于气是建立在生化流行的基础上，如果要在气的基础上解决天人合一的问题，那等于立基于生化流行，这就缺乏至实、至一的基础。在张载理论内部，虚和气、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德性所知和闻见所知，它们是不是一种平列的关系？实际上，这种二分化的把握是张载的一大理论创造，但他还要把这些双向层面加以统一。张载尝试着找到一个至实、至一的本体以作为天人合一之坚实的基础。
第三层是张载所代表的关学学风和做人精神的世界。宋代是以小地主和自耕农为主体的社会，而关中过去又是十三朝古都。到了宋代，随着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南迁，才开始表现出地域民风，这就是关学形成的基础。从学风进路和做人精神来讲，如果说张载是气本论，那么“民胞物与”就成了一团生化之气，儒家的价值观将如何确立？
我认为张载是太虚本体论，气化流行表现着“太虚”本体的作用，这就是所谓“虚气相即”，就是“太虚”任何时候都内在于气、内在于万物之中，这是本体论的建构而非宇宙生化论。我并不反对气化论，只是觉得把张载放在从汉唐儒学到宋明理学发展的脉络中，必然有一个转进与提升。张载的“太虚”就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本体概念，其主要表现为三层内涵：庄子之空间、易传之生化和儒家的天德之仁。
人们把张载理解为气本论，主要出于三方面的“忌讳”。第一层“忌讳”来自对当时佛教的忌讳。其实，小程批评张载的“清虚一大”，就是围绕着“太虚”展开的。朱子反对张载的“夹气作一处”，所以一定要把理和气、形上和形下分开，张载其实是天人、体用的一滚论之。罗钦顺因为不满程、朱的理气二分说，所以专门发挥张载气学的一面以纠偏程、朱。明代气学家包括后来的王夫之，都突出了张载的气学内容。但也有批评张载的，比如王廷相就反对张载的“死之不亡”之“性”，认为是“支离虚无之见，与佛氏均也”。所以，明代气学为了与佛教保持距离，就尽量回避“太虚”一面。第二层“忌讳”则是对唯心论的忌讳。冯友兰先生指出，如果“虚”是指“气”的话，那张载的“合虚与气”，就变成了“合气与气”了。后来人们又认为，只要一讲“太虚”就会走向唯心主义，对此我不能认同。物质的定义是客观实在性，可空间的客观实在性谁能否认呢？它存在，但又无形无象。所以张载才专门以“太虚”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形上学体系，而“太虚”既具有形上属性同时又内在于气化流行之中，这才是儒家的真精神。第三个“忌讳”是对牟宗三先生的忌讳。好像既然牟先生说了“太虚神体”，那我们就一定要讲气。
作为关学子弟，我认为对思想史中的任何一个思想家，我们都必须把他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独立世界，认真走进去看他的世界所以成立，看他所关心的问题、他的精神指向，看他的哲学大厦如何构建。内化了他的体系后，再看人们对他的阐发和研究。我们研究张载，就必须以张载作为我们的全部世界，而不是在我们形成自己的想法后去《张载集》中找符合我们需要的根据。
常新：我主要探讨张载思想与研究中至今都未能解决的两个争议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张载的学术定位问题。吕大临在《横渠先生行状》中言张载“见二程尽弃异学”。同吕大临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游酢所撰《书行状后》与杨时所撰《跋横渠先生与伊川简》。这三篇文献关于张载与二程关系的描述似乎坐实了张载其学来自二程。我认为这一问题仍可商榷。
首先看吕大临撰《行状》的问题。吕大临师从张载的时间大致为6年，而师从二程有15年左右，其受二程思想的影响之深可想而知。但读《行状》时发现，吕大临这句话的前一句是记述嘉祐元年张载“勇撤皋比”之事，因此放大了张载向学二程之意，这一行为受到二程的严厉斥责：“表叔平生议论，谓颐兄弟有同处则可，若谓学于颐兄弟则无是事。”这说明张载有谦虚向学之意，而二程不愿夺人之美，有谦谦君子人格。
我们再看游酢《书行状后》的两个问题。其一是夸大了张载向学二程之意和关于“定性”问题的探讨；其二将关中士人“躬行礼教”的传统归结为二程“发之”。就前者提出如下质疑：张载同二程论学大致有三次，前两次张载之学尚未定型，向二程多有请益，第三次论学即张载去世之年的“洛阳议论”，已经显示出张载与二程的明显分歧。至于“定性”问题，《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较详细记录了程颢回复张载的提问，张载对“性”有较成熟的思考，程颢对此赞同。关于关中士人“躬行礼教”的传统问题，二程对关中士人有如下评价：“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几善学者。”可见，关中礼教传统并非张载受二程启发才形成，而是自古有之。这一点还可以从司马迁和朱熹处得到佐证。
杨时《跋横渠先生与伊川简》云：“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故予录此简以示学者，使知横渠虽细务必咨于二程，则其他固可知已。”这篇文献包含着程门弟子对理学话语权的争夺之意。
第一个问题我想用朱熹较为公允的评价作为结语：“横渠之学，实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则自二先生发之耳。”
下面谈第二个问题，即张载的学术进路与指向。张载被称为“北宋五子”，纳入朱熹的道统序列，但位于二程之后，这一排序在理学内部存在分歧。我对这个问题从语言学角度加以说明。
关于张载思想表达中的语言问题在二程、朱熹及后来王夫之那里都有表述。如二程给张载的信中说：“意屡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时有之。”张载资禀同二程相较有差，他归居横渠七年间，“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这一为学过程正如程颢所言“子厚却如此不熟”。
结合二程、朱熹对张载思想表达的微词及张载的自述，涉及语言学问题。张载撰写《正蒙》的过程正是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谓语言的界限与我的世界“界限”相契合的过程，张载力求用言简意赅的语言将《正蒙》中天、道、性、心问题清晰地表达出来，但其间遇到自身思想的圆融与语言运用的困难，导致“意屡偏而言多窒”的窘境。作为二程思想的继承者，朱熹不同意张载将“太虚”作为道体，那么将张载排在二程之后就不难理解了，而其构建的道统谱系在后世的程朱理学中得以确认与传承。
我们换个角度来考察，即“北宋五子”理学体系的原创性与完善性。五子中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二程体贴出的“天理”、张载的“太虚即气”、邵雍的“象数”之学，毫无疑问开辟了北宋儒学的新天地。但从“天道性命”一体逻辑的严谨性与体系的完备性来讲，张载《正蒙》略胜一筹，尤其是张载的《西铭》在二程与朱熹那里受到一致的高度评价。从这一点来讲，将张载置于二程之前也能讲得通。
贰
许宁：下面进入辩论交流环节。我先请教丁为祥教授，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提出“谁是道学的创立者”，指出将周敦颐视为道学的创立者只是一个误会，道学真正的奠基者应该是张载与二程。请丁老师具体谈谈张载关学对于宋明理学的开拓与奠基体现在哪些方面？
丁为祥：我想张载的太虚本体论有其重大意义，第一就是扭转并纠偏汉唐以来的气化宇宙论，从而把整个儒学提升到本体论的层面。其具体表现，就是张载认为知人而不知天，求为贤人而不求为圣人，是秦汉以来学者大蔽。同时，张载又批评说，孔孟而后，其心不传，如荀、扬皆不能知，就是批评汉唐儒学缺乏超越追求，认为儒学必须确立在一种超越的形上本体的基础上，因而，整个理学的本体论建构就是从张载开始的。第二是张载提出“太虚”本体，其实存落实就是空间，但它是生化的前提，天德的基础。所以张载的“太虚”本体既吸取了佛老的形上意识，但又不归于空无，因为空间是实存，所以说张载真正内化了佛老的形上追求精神，但又不归结为佛老。在北宋五子中，张载最早探讨了形而上的形成机理，比如“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如果说张载是气本论，那么其对形而上的探讨就无从成立，因为理学家所共同认定的气作为一种实然存在，只能处于形而下的层面。第三，在北宋五子中，邵雍通过对《易传》、扬雄的解读，推崇天地万物之起源的太极；至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更是一种典型的宇宙生化论。如果张载是气本论，那么张载完全可以和邵雍、周敦颐一样直接阐发太极就够了，但张载却在“太和”“太虚”“太极”之中认真品味，最后选择了“太虚”这样一个概念，既有虚无的属性，但又不归结为虚无，这是对当时佛老最有力的反戈一击。而从邵雍到周敦颐，实际上都是一套宇宙生化论，只有张载才将其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所以从张载之“太虚”到二程之“天理”，完全是同一逻辑之顺推关系。
由这一点出发，整个理学从北宋五子到东南三贤，就呈现为一系列精英人物前赴后继的探索运动，而张载诠释《中庸》所阐发的“自诚明”与“自明诚”两种不同的为学进路，就落实在程朱和陆王之间。自明而诚，是从外向的格物致知做起，所以先穷理以至于尽性；而后者则是先尽性以至于穷理。所以，自从有了张载的太虚本体论，理学终于超越了汉唐儒学而进展到本体论阶段。当然张载的“太虚”本体在贯通天人这一点上还有所不足，这也是二程天理论对张载太虚本体论的发展。
张载对整个理学起到了开规模、定纲维的作用。从历史角度看，张载是从汉唐之宇宙论到宋明之本体论视角转向的一个理论枢纽，我觉得这是对张载的合理定位。
李存山：张载的“太虚即气”或“虚空即气”，这个“即”是不是“相即”的意思？如果张载说“太虚即气，气即太虚”，那么可以说是“虚气相即”，但是张载只说了“太虚即气”或“虚空即气”，并没有说“气即太虚”，所以这还不能说是“虚气相即”。实际上，“即”从字源上说有“靠近”的意思，它后来一个普通的用法，意为“就是”。张载的“太虚即气”或“虚空即气”，就是用了“即”字的普通用法。
至于说气化生成论不足以解决宋儒“天人合一”的问题，这是把张载的“太虚即气”或气本论的含义给窄化了。张载说“太虚无形”“太虚即气”，它的含义就是说“空虚之中，初无形体”，太虚充满了无形之气，这是“气化本然之体段”。张载为什么不能说“气即太虚”呢？因为气有聚散，这是“变化之客形”，“有来有往谓之客”，气聚而有形，这就不是气化之本然的“体段”，所以不能说“气即太虚”。气之聚散从本原上说都是本于“太虚无形”之气，所以张载的哲学思想可以说是气本论。
张载哲学的气本论是否只是单纯的宇宙生化论呢？这不符合张载思想的实际。张载说“至静无感，性之渊源”，“太虚为清，清则无碍”，“气清则通”，这是把“太虚无形”之气作为“性之渊源”，这也就是人与万物都具有“天地之性”的渊源。张载说：“湛一，气之本；攻取，气之欲。”“湛一”就是指“太虚无形”气之本然的“清”的状态，而“攻取，气之欲”就是指因气质的“浊则碍”或“昏则壅”所引起的“气质之性”。所以在张载的气之清与浊、通与碍的思想中包含着“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两重含义。
张载说“合虚与气，有性之名”，“性其总，合两也”。这里的“合两”，我理解就是在张载说的“性之名”中包含着“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两个方面。所以“合虚与气”的“气”，也是指气质。对于张载来说，“由气化，有道之名”，所以“性与天道合一”也包含着“气化”的意思。张载说的“太虚为清，清则无碍”，“凡气清则通”，“至静无感，性之渊源”，这都是讲“天地之性”的渊源，也就是人之性善的渊源。在张载“太虚即气”的气本论中包含着儒家的价值取向，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宇宙生成论，并不是说在气聚成有形万物之后，气和万物就没有关系了。张载说“天性在人，正犹水性之在冰，凝释虽异，为物一也”，这是讲渊源于“太虚无形”之气的“天地之性”或“本源之性”是内在于人与万物之中的。张载实际上也继承了《易传》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思想，《西铭》首句说的“乾称父，坤成母”就是来源于《易传》说的“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刚才徐洪兴教授讲了，其根据是“乾称父，坤称母”，以此为理论支撑，实现了儒家天道与人道的合一。
徐洪兴：刚才存山兄对为祥太虚本体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讲的有点道理。为祥的书我看过，他的观点我理解，是为了突出“太虚”和气之间实际上具有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差别。我想张载的“太虚”实际上是有含义的，这个含义与“气”有别，它是“气”存在的依据。但它是一个纯粹的、是“真际”的东西，是清的、空的、虚的，但是不能说“太虚”和气是另外一个东西，气实际上最后的根据到了“太虚”那里去，但是气是一种可下贯的东西。你们是视角不同，所以理解也不同。
我同意张载的学术思想体系确实早于二程，尤其是早于小程思想的形成。常新教授说，后来二程弟子有点像二程批评的“无忌惮”，张载和二程的观点有差异，那是可以说的，而“尽弃所学而学之”就有点过了，怎么可能？你说到这一点是争理学的正统，也可叫作“争道统”，这个问题你点到是对的，实际上当时都有这样一个趋向，比如陆象山和朱熹互不买账，就跟他们对道统问题的不同理解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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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宁：今天四位嘉宾的学术对话代表了国内张载研究的一流水准，真正做到了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张载说过“为往圣继绝学”，我们今天同样是“为横渠继关学”，讲好横渠故事，弘扬关学精神，坚定文化自信。今天的论辩大会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精彩论辩，谢谢大家！
（文字整理：王文琦、孙德仁）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12日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