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 范凌志】台湾大学附近的一家经营简体字书籍的小书店近日成民进党当局和亲绿媒体的新“靶子”——名为“秋水堂”的书店张贴的两岸青年夏令营预告被质疑“超低价统战团”。绿媒“爆料”称，该书店老板王永为岛内统派团体“中国统一联盟”成员，惊呼“中国统战细腻扎根深入校园”。14日，《环球时报》专访王永，他在采访中激动落泪，坚决否认从中获取任何利益，直言当下是台湾自“解严”以来对统派人士镇压最严厉的时期，并表明为两岸统一做贡献是自己的“养成教育”，不会动摇。
台当局警告“统战夏令营”
亲绿的《自由时报》13日以《统战团深入台大校园》为题“爆料”，“秋水堂”办理低价“统战团”，邀请18至35岁台湾青年以16500元(新台币，下同)的低价团费赴北京、三峡和重庆等地交流11天，还准备“政治宣传节目”，如介绍“一带一路”“台生在大陆创业”等，其间有大陆学生招待陪玩。报道声称，大陆对台校园“统战”行之多年，以“落地招待旅游团”邀请台湾学生赴大陆，其间传递“两岸一家亲”信息，如今以“更细腻的方式深入校园”。
台当局顺势宣传一波“大陆威胁”。据台“中央社”13日报道，陆委会当晚发布新闻稿宣称，大陆近期扩大对台青年学生工作，借文教交流名义，积极招揽学生赴陆交流，欲提升台湾学生对陆方的好感及认同，“其政治意图昭然若揭”。报道称，台“教育部”也在早前对此称，警告各级学校“注意陆方交流活动的目的、办理单位、行程安排和文宣数据，不应有政治目的和内容，及有损台湾的尊严和立场”。
为学生提供优惠
王永向《环球时报》记者确认，该夏令营由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中国统一联盟”协办，自己是“统联”的创始成员。夏令营活动已经举办15届，今年报名情况跟去年差不多，但总体比5年前要少。王永认为，民进党当局妖魔化大陆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肯定是有的”。另一方面，日本旅游从去年开始大幅降价，因此日本暑期旅游成为大陆夏令营的有力竞争者。至于部分台媒质疑“为何该夏令营费用如此低”。王永表示，这是对学生的优惠。“平常看电影、买车票都有学生优惠，夏令营当然要考虑学生的经济实力。”
《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秋水堂”由王永和其他几位股东一起经营。“从2003年开办到现在，卖的书全部是大陆原版简体书。我们的消费者主要是台湾‘金字塔顶端’阶层，如硕博士生以及研究人员，这也是选择台大作为店址的原因之一。”王永告诉记者，刚开始，台当局不允许进口大陆书籍，将货物查封在海关，后来经过学界约150名学者联名力争“才开了个口子。”不过这些年，由于读实体书的人越来越少，原来的三家分店分别于2014年与2015年关掉两家，只留下台大店。
“当局为什么害怕两岸交流”
王永祖籍广东，被问到为何坚持两岸统一理念时，他忍不住落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学生时代认识了一些台湾政治受难者老前辈。他们是在日据时代就坚持抗日的人士，我深刻体会到台湾人从那时就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之下，王永加入《夏潮》杂志，在1984年担任社长，那些年聚集起来的爱国人士后来创办了“中国统一联盟”。“为两岸统一做贡献是我的‘养成教育’，不会动摇。”
对于有人怀疑王永及“中国统一联盟”从举办夏令营中获利，他坚决否认：“完全是出于对两岸统一理念的坚持和对‘中国统一联盟’的深厚感情。”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自己家族有产业，收入供生活完全没有问题，“现在快退休了，想多为‘统联’做点事”。
谈到自己近几天被“独派”及媒体“围剿”时，王永有些情绪激动。他感觉，现在是台湾“解严”以来打压统派人士最猖獗的时期。“为什么这些人害怕两岸交流，害怕年轻人去看看大陆？是不是恰巧证明他们所谓的‘台湾主体性’是一个需要被当局保护的虚构概念？”
“我参加过两岸夏令营，台湾同学基本上都很踊跃报名，很多同学也感到经济实惠。”熟悉两岸青年交流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王裕庆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2020年台湾“大选”即将到来，民进党非常大的选举压力来自于执政无力与岛内渴望两岸开放交流乃至统一呼声增加。“大陆本身的涉台政策也非常符合岛内需求，导致民进党‘反中’‘拒统’的宣传与洗脑开始变得无效。”王裕庆认为，在这样的局面下，台当局与大陆争民心不过，开始报复各种合理的交流活动。
面临岛内如此严厉的打压，“秋水堂”书店还会不会继续开下去？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王永毫不迟疑：“会!不但要开下去，我还想把它变成一个两岸文化艺术交流的平台，只要能够做的我都会努力去做。当然这是主观愿望，客观上能不能做到，我不知道。”
春平代表：
跨行政区划履职守护民生福祉
< class="pgc-img">“生态环境问题是人民群众的心上事，也是关乎美丽乡村、美丽城市建设的身边事。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不仅承担着督促跨区划问题治理的职责，还发挥着推动多部门科学管理的作用。”近日，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水峪村党总支书记杨春平，在调研陕西省陕北高原地区检察院工作时这样说。
他认为，基层城镇治理主要依赖于“各扫门前雪”的职能自觉，一旦涉及跨区划、多部门管理问题，就会造成“由谁监管”的争议盲区和“怎样监管”的治理弱区，难以避免“推诿扯皮”现象。陕西省跨行政区划检察院与各区划检察院相辅相成、一体履职，就能有效应对这类难题。两年来，他多次参与生态环境案件公开听证、重点案件座谈会以及整改“回头看”，切实了解了检察机关从精准性监督、恢复性实践到综合性治理的全过程。
谈及跨行政区划生态环境检察办案成效，杨春平如数家珍：“督促治理跨渭南、铜川两市的工业排污问题，不仅涉案企业进行彻底整改，向税务机关补交了环境保护税，陕北高原地区检察院还向地方检察机关移送了监督线索；督促治理赵氏河国家湿地公园保护系列案，违法乱搭乱建、垃圾清理问题解决后，同时明晰了铜川和咸阳两地行政机关的管理权属争议问题……”
环境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环境治理不谋全局难以治一域。杨春平表示，生态环境是民生福祉的根本保障，陕西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首先抓住了这个切入点，设置了4个跨区划检察院，在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系统性上深度着力。希望跨行政区划检察机关能切实发挥制度优势，一方面在回应人民群众司法期待中，不断拓展食品药品安全、土地耕地保护等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把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福祉守护好；另一方面在依靠人民群众监督中，不断深化跨行政区划检察职能宣传，充分发挥群众线索举报、群众参与治理、群众监督整改的能动作用，形成紧密的监督合力，联动构筑公益保护最大屏障。
沈艳芬代表：
持续推进“法治进校园”
< class="pgc-img">“‘法治进校园’寓教于乐，学生们在参与中学习，在学习中领悟，潜移默化提升了法治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近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恩施州农业科学院院长沈艳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话语中透露出对检察机关持续推进“法治进校园”活动的赞许。
湖北恩施地处山区，乡村多且偏远，沈艳芬认为偏远乡村学校的法治教育需求尤为迫切。在恩施市检察院调研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时，沈艳芬了解到该院“蓝天白云”工作室积极将普法活动重心移至乡镇，并推出“订单式”普法新模式，提前与学校沟通，依据学生年龄、身心特点定制巡讲内容。2023年以来，该工作室在全市中小学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43次，其中深入乡镇29次，不断推动法治教育向乡村地区延伸。
“预防未成年人被性侵和校园欺凌是全社会特别关注的话题，这些发生在未成年人身上的违法犯罪行为，让我越来越意识到检校合作的重要性。”沈艳芬认为，检察机关应加强与学校的沟通，发现相关线索时，可联系学校协助收集证据信息，做到保护和教育并重。
她了解到，恩施市检察院联合市教育局选任36名检察官及检察官助理在全市各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对口联系各个校园，将定期沟通、贴身帮扶、长期跟进做到实处。每堂法治课后，法治副校长引导学生写下活动感悟、法律疑问、案件线索“小纸条”，在提升课程效果的同时拓展案件线索来源。2023年以来，该院共收取“小纸条”1200余条，发现问题线索11条，监督成案3件，均成功办结。
“课后‘小纸条’环节设计精妙，让孩子们遭遇侵害后能用文字勇敢发声，这是迈出自我保护的重要一步。”沈艳芬希望检察机关聚焦预防和治理，进一步加大法治宣传教育力度，让孩子们都能在检察机关的守护下健康成长。
高明委员：
探索轻罪治理新路径
< class="pgc-img">“高质效办案的背后，是检察机关轻罪治理的积极探索与实践。”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济宁市基督教协会会长高明应邀视察山东省汶上县检察院刑事检察轻罪治理机制建设工作，“一直以来，我非常关注轻罪治理工作，多次走进汶上县检察院进行专题调研，并与检察官共探轻罪治理新路径。”高明说。
该院轻罪治理检察办案团队检察官向高明介绍，2023年以来，该院精准研判当下“一分重罪，九分轻罪”新司法态势，积极探索轻罪治理新路径，率先创新实践，建设了“一站式”轻罪治理中心，根治了“小案不简”“简案不快”的堵点和痛点。在汶上县检察院开展的试点工作中，通过“一站式”诉讼模式新做法，速裁案件适用率为47.4%，检察环节平均办案时间缩短至5天，比同期办案时间缩短29%，探索出了司法治罪与社会治理高效统一的“汶上经验”。
高明了解到，自“一站式”轻罪治理中心建设以来，汶上县检察院坚持以公开促公正，以听证赢公信，着力完善执法司法制约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共开展了轻罪案件公开听证70次。同时，强化不起诉案件跟进监督，构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反向衔接闭环，根据不同情形，依法对被不起诉人提出检察意见，及时移交有关部门处理，已向行政机关发出行政处罚监督建议79件，做好不起诉案件的“后半篇文章”。
“在轻罪案件办理中，如何更好分配司法资源，如何在依法准确把握罪与非罪、违法与犯罪界限的前提下‘快’起来，是提升司法质效的关键因素。”高明对轻罪治理工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希望检察机关秉持崇法、尚合、高效、便捷的理念，持续深化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为轻罪治理提供更加多元的解决方案。
秦丽莎代表：
合力破解河湖治理难题
< class="pgc-img">“近年来，依托‘河湖长+检察长’工作机制，我市检察机关扎实推进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在服务保障全市河湖生态环境建设方面贡献了检察力量。”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汕尾市水务工程事务中心主任秦丽莎对检察机关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推动治理该市河湖“四乱”和饮用水水源污染、非法采砂、生产生活污水超标排放等问题给予了肯定。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秦丽莎十分关注河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在做好日常工作的同时，经常与检察机关相关部门进行交流探讨。
秦丽莎多次受邀参加检察开放日活动，对检察机关发挥检察职能切实保障河湖生态安全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她了解到，海丰县检察院通过“个案办理+类案监督”模式办理的非法电鱼破坏生态资源案件为黄江河流域生态环境筑起“安全屏障”；陆河县检察院联合水务部门、农业部门协同发力，多措并举守护河道安全，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花鳗鲡赖以生存的水域家园得到有效保护；汕尾市检察院多次与该市水务局开展联合巡河活动，对发现的非法捕捞、水污染等线索跟进监督、推动整改，帮助破解行政机关权责交叉等履职难题，以法治之力保障河湖安全……汕尾市检察机关切实把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与落实河长制相结合，推动河湖监管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共同守护水生态环境。
秦丽莎表示，希望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水环境公益保护力度，合力破解河湖治理难题，深化“河湖长+检察长”工作机制，强化多方协作，共同形成行业监管、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监管监督合力，共同守护汕尾河湖生态。
吴庆芝代表：
公益诉讼保护生物多样性
< class="pgc-img">“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检察机关以高度的责任感履行公益诉讼检察职能，依托公益诉讼线索收集站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了突出贡献，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富美，真心为你们点赞！”近日，黑龙江省友谊县检察院邀请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第三十七中学教师吴庆芝参加野生候鸟放飞活动，听完检察机关构建生物多样性综合保护一体化检察监督新格局的介绍，吴庆芝给予高度肯定。
挠力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三江平原腹地，是东北亚候鸟迁徙通道上重要的停栖地和繁殖地，也是黑龙江省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庆芝了解到，近年来，友谊县检察院时刻关注保护区内野生动物救助站相关信息，与当地林草局工作人员加强沟通联系。该院就保护县域内生态环境以及“三有”动物雉鸡和林蛙，向相关行政单位制发检察建议，督促行政单位全面履职；综合运用“检察建议+公益诉讼线索收集站”等参与式、跟进式、融入式监督方式，推动相关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湿地保护协调机制，促使多部门形成保护合力；强化府检联动和社会参与，不断扩大公益保护“朋友圈”，着力打造“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生物多样性综合保护新格局。
吴庆芝表示，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希望检察机关继续秉承绿色发展理念，持续深化“公益诉讼+外部协作”“恢复性司法实践+社会化综合治理”等机制，做好湿地、林地、草地、水资源、野生动物保护等工作，把服务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长期重点工作，共绘生物多样性保护“同心圆”。
（检察日报 郝雪 路利娟 刘怡廷 于诗祺 郭树合 高燕艳 潘晓琳 韩兵 李莹）
华社台北4月23日电 题：与简体字书店相守的台湾人
新华社记者齐菲、赵博
从上世纪80年代在台湾大学附近摆书摊，到如今在台北市大安区新生南路拥有一间10余平方米的店铺，廖秀惠和简体书相伴30多年。其间，她见证两岸图书业从彼此封闭走向交流，台湾简体书店蓬勃发展；也独自扛过艰难岁月，在不少简体书店“结业”时，依然不悔初心，乐观坚守。
“两岸隔绝时期，在台湾看不到大陆图书，但人们对大陆充满好奇，迫切想了解对岸的情况。”彼时，廖秀惠只是在小书摊帮忙的工读生，附近高校的老师从香港带回大陆图书，他们重印成繁体售卖。
廖秀惠回忆，当时读者很多，书摊平均每月要印五六种新书。“许多文史哲的著名学者在大陆，台湾读者对他们的著作有专业上的需要。但那时在台湾出现简体书是根本不可能的。”
1987年两岸恢复交流。此后不久，一个个散发着油墨香的邮政包裹越过浅浅的海峡而来。廖秀惠所在的小书摊在附近小巷里有了一间不大的店面，一半做门市，一半做仓库。书店因一群常常来此讨论结构主义的哲学系老师而得名“结构群”。
尽管早有一些私下经营大陆图书的书店，但直到2003年台湾才“有条件开放”大陆图书入岛销售。老书铺拨云见日，新生力量如火如荼。明目书社、结构群、若水堂、秋水堂、问津堂、山外图书社、天龙图书……简体书店迎来快速发展期。
以规模较大的若水堂为例，全盛时期，该店在台北、桃园、新竹、台中等地开设有6家分店，积累近万名会员。有岛内读者撰文回忆，那时每逢明目书社的新书“开箱日”，人们蜂拥而至，不乏著名学者、作家和出版人。
随着简体书店增多，竞争也一度白热化。廖秀惠说，在那段“战国时期”，“结构群”明确了定位：提供订书服务，并尽可能以最快速度进书。没有价格优势，就以速度和服务取胜。
时过境迁，受制于市场环境、互联网发展和疫情等因素，岛内不少简体书专营店陆续“熄灯”，从鼎盛时的几十家到如今仅剩个位数，“结构群”也一度负债经营。困境中，廖秀惠没有放弃。一同坚守的，还有相距不远的山外图书社。
在台北，温州街、罗斯福路和汀州路一带合称“温罗汀”，这里有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等高校，也星星点点散落许多特色书店。“山外”就蜗居在罗斯福路一间大楼的地下室。
书店海报斜贴在头顶的墙上，下楼梯右转，过道一侧是整齐堆放的几十个图书纸箱，另一侧才是“山外”的小小门面。书店面积不大，但明亮干净，除老板外只有一位爱书的老员工帮忙。
老板陈成汉今年64岁，妻子来自厦门。2003年他看准商机，决心在台北开一家简体书店。最初几年，书源全靠妻子的妹妹帮忙与厦门一间书店商谈。
“大陆鼓励高校老师写书、译书，图书种类多、市场大，质量也越来越好。”大学主修哲学的陈成汉说，但有些专业出版物在台湾却不一定能买到。
“山外”主要引进大陆人文社科类书籍，顾客以高校的师生为主。陈成汉告诉记者，近年来台湾书店行情不好，更不用说简体书店。同行纷纷闭店时，他也曾想一关了之，但后来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坚持至今。
多年来，光顾“山外”的新老朋友对它都很珍惜。有读者在网上留言，希望“山外”永远存在；也有读者说“山外”是爱书人的宝藏，在这里永远有意外的惊喜。
岛内不乏喜欢简体书的读者。新北市民李先生今年39岁，自21岁在天龙图书购买第一本简体书后，便入了迷。起初，因为有些简体字看不懂，他还特地买了繁简对照字典。
“我很喜欢看历史书，大陆作家的叙述客观平实，主观内容少，而且能将复杂问题讲解得通俗易懂。”李先生说，历史书中充满古人智慧，能用来指导现实生活。他最喜欢的大陆作家是阎崇年，看过很多他写的书。
和“结构群”“山外”一样，天龙图书是为数不多尚在营运的简体书店。虽曾几度易址，但李先生等老读者都紧紧跟随。天龙图书老板沈荣裕坦言，老读者是他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现在，“结构群”每周会进一两次新书，有二三十种。廖秀惠会提前将拟订新书放在社交平台“试水温”，看看读者反应。她说：“能把大陆优秀图书带到台湾读者面前，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