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范小青（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新冠疫情牵动世人，在这次疫情大战中，各国之间因彼此援助而互动频繁。如何让相似的援助内容传递出更多情感，是此次友邦互助花絮中的亮点。其中，同属汉字文化圈且地理相近的日韩两国最受国人瞩目。日本诗词大会般独特的意境营造，一时间在中国赢得无尽喝彩与情感回馈。
而中韩之间的互动更是打破了历史与现在的边界。疫情初期来自韩国1.2亿人民币（截至2月5日的数据统计）的救援物资上既有“武汉加油”的字样，也有引经据典的“兄弟同心，其利断金”。随后我国对韩支援也援引了朝鲜历史上最知名的汉学家崔致远的八字金句——“道不远人，人无异国”，引发了韩国媒体的大批点赞。疾患面前，彰显文化的力量与友好交流的历史温暖。
除了传统文化互动之外，韩国的亮点更显示在它利用大众娱乐文化上积累的成就，迅速派送深入人心的问候。《寄生虫》在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风头无两，焦点中的奉俊昊不忘近邻，及时送上对武汉的问候，瞬间爆刷朋友圈。紧接着，常年深居简出的“大长今”李英爱也发来支援武汉的信息，同时韩国的最高建筑——乐天世界塔上也点亮了“武汉加油”的标语。一时间，韩国温暖亲和的大众文化魅力指数瞬间上升。
有趣的是，在因疾患而彰显花样繁多、氛围活跃的中日韩民间交流中，韩日两国既相似又相远的文化气质凸现。一个善于各种引经据典、带出一衣带水的历史温度；另一个则乐于高效直接地发动各路应援，散发着义不容辞的热度。一个略显阴柔内敛，另一个则更具刚阳豪放，体现出了相近的历史审美在经过不同的现实雕刻后，形成的大不相同的民族传统情绪和表达风格。无意中，倒也成为了让我们回看交流互鉴的历史和欣赏美美与共的当下的一次契机。
崔致远 资料图片
《南汉山城》海报 资料图片
《醉画仙》海报 资料图片
《鸣梁海战》海报 资料图片
同圈与破圈
作为历史上的同圈好友，中日韩三国不仅地理相近、同在东亚圈，而且文化上也同属汉字文化圈，共享这一文化圈的三大支柱：汉字、儒学和佛教。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时间相差不多，都是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据说汉字先传到朝鲜，再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列岛，因此两国选择的汉字范畴高度一致。当时两国都只有口语，后来才在汉字的基础上开创了各自的文字体系。公元7世纪，新罗在统一朝鲜半岛后，汉字被认定为官方使用的书面语言。而在日本，到了公元7—8世纪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汉字也成为了公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同时促进了中华文化和思想的普及，儒学和佛教也随着汉字和书籍被带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这次日本对武汉支援引发大众关注的诗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便显现出了汉字与佛教的历史机缘。而对儒学精神的承袭，韩国可谓虔诚有加，甚至发展至大众信仰的程度。“儒教”与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一起，并列为韩国的四大宗教。当然在儒学的发展与传播中，中日韩三国也对博大精深的儒学精神划出了不同的“学习重点”，据清华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分析，中国儒学突出“仁恕”的“仁”，韩国儒学倡导“义节”的“义”，而日本则更重视“忠勇”的“忠”。所以在这次支援武汉的行动中，韩国展现出的直率高效和人众心齐，正是与义不容辞的“义节”气质息息相关的。
同圈的基因与破圈的个性，愈加展现出历史的玄妙有趣。其实，每个民族都在不断的同圈与破圈中形成了某种独特、不自知的共性气质，它久而久之融入每一个族人的血液里，长成了类似文化基因一般的存在。尤其在单一民族国家中，这种基因更加牢固，共性心理和审美趋向也更加明显。比如日本的“物哀”与韩国的“恨文化”。它们从历史中来，带着悠久的主流价值观，同时又不间断地与“现代”相撞，形成了特殊的民族式表情达意。
“物哀”情结作为日本的民族审美传统，在历史流变中显示出一脉相承的主导作用。翻译家叶渭渠先生指出，“物哀作为日本美的先驱，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地形成‘哀’中所蕴含的静寂美的特殊性格，成为‘空寂’美的底流。”物哀含义广泛，简单说它包含对人、对世相、对自然的感同身受与触景生情。作为大众文化心理最直观和艺术的呈现，物哀情结在日本电影传统中随处可见。无论幽玄静远的沟口健二还是恬静简约的小津安二郎，抑或冷静克制的是枝裕和，以及唯美伤感的岩井俊二，他们都将静寂沉敛的物哀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甚至近年来票房最火的新海诚导演，也通过动画片《天气之子》和《你的名字》，以唯美精致的画面传递出爱的怅然若失……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是单一的，武士道精神曾一度代表日本文化中的“刚”性所在，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大众文化越来越偏向柔性与平和，甚至花美男的最初流行也是从日本娱乐业对男性审美的引导开始的。当然类似重摇滚范儿的电影日本也有，却一直不是历史与现代银幕的主流。
作为打破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最有力媒介，电影一面迎合着大众传统，一面又引领着社会风潮。通过电影，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观看到“历史”以及历史背后的民族审美特性。
韩国文化的历史基因
与日本“物哀”的审美意识和情感表现不同，韩国的传统民族情绪强调“恨与憾”，这一情感强烈直接，隐含着控诉和愿望难以实现的懊恼与惆怅。由于长期夹在中日之间，同时历史上备受辽、金、蒙古等边境惊扰，加上近现代屈辱的日本殖民地历史，恨文化逐渐成为韩民族的一种强烈的文化心理。
韩国学者金烈圭指出，“这不是个别人的情感体验，而是整个韩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蓄积已久的一种大众化的社会风尚和伦理观念，它在这一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具有所有个体都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它超越了个性的心理基础，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韩国人身上，属于一种群体心理”。简单地说，这种“恨”可能是亡国之恨，可能是民族分裂之恨，也可能是独裁之恨与社会不公之恨。“恨文化”让韩国电影中的伤感叙事明显、控诉无处不在。而话题的沉重总能与大众的热烈反响成正比，这一“怪象”恰是创作者对民族传统情绪“恨与憾”的充分理解与迎合。
除了“恨文化”的心理基因外，韩民族的主流传统特质中还包括“风流道”精神。韩国的《三国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道”在儒家指的是天地间的至理。在日本的茶道、花道、剑道文化中，“道”被日常化，体现为一种艺术和精神体系。这里所说的“风流道”正是韩民族远古气质在经过时间的流逝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丰富后，形成的一种民族性格特质和精神体系。根据《后汉书》对“东夷”国俗风土的略记显示，朝鲜半岛先民们的最大特点是“喜群聚饮酒、善歌舞”。加之远古以来半游猎半农耕的二元文化结构，使得他们身上少拘束、崇尚生命本体自然冲动的这一特质明显。而“风流”正是这种意识结构形式体现出来的生命激情。延边大学潘畅和教授在对韩民族原始意识结构研究中发现，“风流”作为韩国固有思想的核心“是不具有时势之必须和物质之功利的无我的放纵，是能使全员参与而需遵循秩序和规则的嬉戏，是来自生命本身的欢天喜地、心旷神怡的快乐的喷发”。后来这一朴素的民间信仰经过与中国的儒释道文化的融合，逐渐升华为民族文化理念，渗透到了韩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这句话最初来自被称为“东国儒宗”的崔致远撰写的《鸾郎碑序》一文。崔致远是中韩两国历史上的文化桥梁。他出生于统一新罗时代的公元857年，12岁时就与216名新罗留学生一起，被送到唐朝读书。7世纪时新罗曾在唐朝的帮助下统一了朝鲜半岛，因此很推崇大唐文明，每年派几百位留学生西渡，不少留学生后来都被朝廷重用。崔致远便是留唐学者中最知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他18岁便一举及第，之后曾在江苏溧水和扬州为官，才情之高甚至“文章感动中华国”。至今在扬州还有崔致远纪念馆，据说这也是外国人在中国的第一个纪念馆。
崔致远28岁荣归故里，开始在新罗自上而下地推广汉文化，尤其难得的是他对“儒释道”都十分精通。而当时佛教传入新罗不久，儒和道还比较陌生，在此背景下作为知唐派大学者，崔致远在“儒释道”众多的教诲中选出了与韩国传统文化“风流道”也就是新罗的“花郎道”精神两相契合之处，加以推广。花郎精神指的是新罗真兴王时期开始推行的一种类似贵族子弟夏令营的制度，翩翩少年们被集中在一起，翻山越岭训练武艺的同时辩论道义、并一起歌舞游戏，在长时间的相处中去发现可造之才与可用之人。崔致远在文章中强调了这种固有思想和信仰的开放与和谐，指出了这一民族传统与中国“儒释道”精神的某些相似相通之处，因此有结合的可能与必要，为儒学在朝鲜半岛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釜山有一个著名景点叫“海云台”，类似中国的北戴河，这个颇有诗意的名字就是一千多年前由崔致远命名的，至今他亲笔书写的碑石依然屹立在釜山海景最美的东柏岛上，“海云”也是崔致远的号。儒学后来在朝鲜时期成为国教，历代国王都亲自参加孔子的“释奠大祭”，“礼法”和“义理”逐渐成为韩国社会的两大价值基准。
韩国著名学者玄相允在《朝鲜儒学史》中指出了儒学的三大功劳：勤学重教、提倡高尚的人伦道德和尊重清廉节度。延续到现代社会依然如此。看过电视剧《天空之城》的观众想必都能感受到韩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可谓用尽心机。因此“勤学重教”被排在了传统儒学影响现代社会的第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成玉博士曾撰文说，儒家文化与“风流道”精神结合，造就了“韩流”。我十分赞同。歌舞游戏等不拘小节的奔放情怀在“仁”的基础上，在“义节”的重点认同中，作出兼具“礼”的尽兴展示……这不正是韩流文化得以形式多样、生命力不断的表征与内里，养分与能量所在吗。
韩国文化的镜子
通过以上对韩国文化的历史基因考察我们发现，“风流道”的文化基因和对“义”的情操推崇，以及“恨”的民族文化心理一起，形成了现代韩国精神的主流。因此无论其民众日常情感表达，还是文艺作品呈现，刚性文化倾向都较为明显。他们推崇自由奔放、重义有礼，而且敢于怒怼各种不公，同时民族身份认同感强烈。这些民族精神与共情共感都在韩国电影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韩国电影亦因此情感充沛、现实感强烈，深具感染力与辨识度，被称为韩国文化的镜子。而韩国性格与韩国美的历史与现在，也与韩国电影一起走向全世界，让更多人得以具体感知和了解。
韩国第一部在戛纳电影节大获认可的作品《醉画仙》（2002）便是有着喷薄而出的、强烈“风流”精神内核的电影。该片通过讲述19世纪韩国著名画家张承业在乱世中不拘一格、放浪形骸地寻求至真艺术境界的一生，关注了在历史的纷繁芜杂中野蛮生长并自成一体的韩民族精神。张承业“因画而生、为画而死”的纯粹与狷狂，透过崔珉植狂气四溅的表演和林权泽唯美苍劲的画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即便隔着银幕，也能扑面感受到不同于中国和日本的、炽热的另类东方美。
当历史照进现实，民族身份的何来何往、何去何从显得愈加生动具体。《南汉山城》（2017）是一部饱含历史与哲学命题的电影，也是儒学精神在韩国电影中最充分与直接的展现。影片以1636年清军入侵朝鲜的“丙子胡乱”为背景，讲述了朝鲜国王仁祖在冰天雪地的南汉山城被困47天里发生的故事。是带领群臣弃明投清、还是困兽犹斗成为明朝的陪葬？在进退两难中，主战派与主和派展开了对“大义大仁”的历史激辩。寒冷血腥的画面与坂本龙一的配乐珠联璧合，将那段左右为难的历史旧事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现代观众面前。大背景大人物的故事，却通过导演“内热外冷”的处理，表现得气质安静、氛围激烈，历史中不断照进现实的影子，话题张力凸显。导演黄东赫素来擅长把握题材，前作《熔炉》在我国的认知度很高，豆瓣甚至给出了9.3分的高分。通过这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朝鲜和现代韩国对儒家思想和地缘政治不间断的思考。历史的价值观与当下的焦虑再次有意无意地碰撞在一起。
如果说《南汉山城》是对传统儒学精神中“大义大仁”的思辨，那《鸣梁海战》就是对“义节”的传统褒扬。该片目前是韩国票房历史排名第一位的影片，在2014年暑期档收获了超越韩国总人口1/3的1761万名观众。一部古装战争片何以在当代产生如此大的群众声势？其根本原因便在于，李舜臣将军所代表的民族英雄形象正是韩民族千百年来对“义节”精神的最典型诠释——精忠赤诚、甚至舍生取义。当然金汉珉导演对“民族大义”的表现生动而丰富，从人物的刻画到水的展现以及战争的场面都十分有看头，尤其攻克了电影特效中最难表现的“水”，令影片完成度飙升。加之当年韩国政坛混乱，令韩国观众“恨”从心起，由衷地想要通过电影集体表达对民族大义的历史偶像李舜臣将军的怀念。
历史打造了现在，现在又通过电影走进历史，巩固或更新着传统。对“义”与“身份”的追问，正是民族审美的追根溯源与反思。在这三部电影当中，我们不仅能看到韩国情操与民族美的具体呈现，还能将之作为文本，分析其刚性文化的历史基因以及“历史记忆点燃当下情怀”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密码。韩国人每年平均去电影院4.2次，保持着世界观众的最高纪录，他们对电影的热爱以及对自己文化的高度认可（韩国历史票房的前三位都是本土片，前十位中只有三部好莱坞电影）由此可见一斑。同时韩国电影80%来自原创，而且频获各大电影节奖项，展现出超强的生命力。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看韩国电影是了解韩国文化的最便捷与凝练的途径。更有趣的是，风流道的文化基因，令韩民族娱乐天性凸显。而深厚的儒学传统和悲怆的民族审美情绪，则拉深扯宽了电影表达的内在。这些历史因素一起，联手打造了韩国电影国内票房高涨、海外声名鹊起的现代奇迹。
历史所赋予的民族记忆与身份认同，已成为现代人血液里挥之不去的文化基因，左右着我们的情感表达与审美观。类似以上追寻民族身份、探讨大义并不忘风流气韵的韩国电影为数众多，他们在迎合了韩民族集体情绪的同时也让人重新审视当下，甚至成为重看历史的契机。通过历史、透过现实、经过电影，我们感悟到了独特的韩国之美。同时，我们通过了解邻居，也更加了解到了自己。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19日13版）
抱明月者，也将与明月一道回归于永恒。
7月27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开拓者乐黛云女士去世。她九十三年的人生犹如生命之河，既在烈日炙烤下流过龟裂的荒原，也在暴风骤雨中流过壁立千仞的崖岸，时而微风吹起阵阵涟漪，时而狂风掀起的巨浪拍碎在耸立的礁石上。她曾被桎梏在这古老土地狭窄的河床，但终于在命运的推动下，勇敢地冲决闭塞的堤坝，流向宽广的大洋。
她漫长的一生经历如此，观见如许，曾经失去许多，也曾获得许多。舞蹈有时，哀恸有时，历尽悲喜，她饱尝血泪交流的苦水，也饮下文明源泉交流的甘甜。但比起那甘泉，生命中的苦水，更能引起她深深的体味：
“我看，真是佛经里面说，人生有八苦，里面除了生老病死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求不得苦。你想要什么，始终是求不得的，即使得到了以后也不会心满意足，又会有更新的目标。正是因为这求不得苦，才感觉到生命的尊严。”
因为她见惯了斗争与撕裂，所以她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潭重新打捞起“和而不同”的古老理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则是“和”。她欣赏庄子“太和万物”的理念，“各自孤立、不同的个体”能够“通过相互理解和尊重联结在一起，同时又保存着原有差异的不同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以达到她所期望的“和谐”。
尽管这美好的理想，也像从古至今的诸多理念一样，不免幻作水月，甚至在某些人口中笔下，成为沼泽中诱人深入的眩惑荧光，但她依然相信，“真诚的彼此欣赏、亲密的感情交流、相互的深切理解，思维的息息相通，以及坦率的语言表达”，虽从未谋面，仍然可以成就异国心灵之间的沟通。掬水月在手，如月映万川。
终于，在这个风雨过后的晴朗夏夜，月光拥着她，走向来时的归途。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年8月2日专题《明月照我还——乐黛云，涉过生命之河》中的B04-05版。
B01「主题」明月照我还——乐黛云，涉过生命之河
B02-B03「主题」明月照我还
B04-B05「主题」乐黛云：“反潮流”的学术史意义
B06-B07「文学」《奥登传》 透过语词密林的三重回望
B08「主题」乐黛云 始终相信生活充满可能性
撰文｜李夏恩
月亮，悬在碧蓝幽深的夜空中，吐出温柔而冷静的清光，既覆在低头行路的人身上，也照在抬头望月的人脸上——这世间人类种种，本与它无牵无涉。月亮不会因为人们在供几上摆出“艳红的石榴、浅黄的梨、碧绿的莲蓬，还有一大盘、一大盘带籽的向日葵”来祭祀它，便多调高几分亮度，也不会因那些两眼望地，从不看天之人的冷漠，而熄灭自己的光亮。
但在那个五岁小女孩的眼中，月亮与世人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如此漠不相干，她相信供几上那只可爱的泥塑的“兔二爷”当真住在月亮的宫殿中，她也相信手中线香袅袅升腾的云烟会抵达月宫仙女嫦娥那里，为她的健康与美丽降下祝福。而在这个仲秋之夜，她正抬头仰望这“悠然地在空中漫步”的美丽的月亮，等待着人们口口相传的“月亮受难”——月食的降临。
“突然，皓月明显地被吃掉了一块，千家万户的锣声震耳欲聋地响了起来。我当时很害怕，拼命敲锣，真的相信可怜的月亮正在被天狗吞噬，要依靠我们大家伸出救助的手。”
但是，“那天狗仿佛并不理会人间的抗议，终于将月亮全部吞没，周围是漆黑一片”——这时锣声更响了，小女孩“吓得大哭起来”。
这个因天狗把月亮吃掉而大哭的小女孩，就是乐黛云。
九岁的乐黛云，摄于1940年。来自乐黛云著《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
在今天看来，这场锣鼓喧天上演的戏剧般的“救月亮”，不过是她的一件童年趣事，不仅与科学昌明的当代社会宛如隔世异邦，即使在“救月亮”发生的1935年，也遭到当时公共知识分子的大张挞伐。就在乐黛云为月亮被天狗吞吃而哭泣的同一年，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平民教育家叶圣陶发表了他著名的《小先生指导法》。在这篇文章中，“救月亮”被叶圣陶视为“无知识的人”的“迷信”——“中国人迷信月亮是保佑他们的。月亮今天遇难，他们必须救月亮；将来他们遇难，月亮也会救他们。所以大家放爆竹，把天狗吓跑。等到月亮重新出来，他们欢喜的了不得，以为是他们放爆竹的功劳”，根据叶圣陶的估算，每次“救月亮”，“全国至少要花费二百万块钱”。按照叶圣陶乐观的规划，像乐黛云一般的“小朋友”学过科学，就可以向“无知识”的平民大众普及日食的科学知识，由此“每次月食，中国可省去二百万元”。
救月亮的爆竹发出的声响，也激起了鲁迅呛人的嘲讽：“那些劈劈拍拍，就是我们的同胞、异胞（我们虽然大家自称为黄帝子孙，但蚩尤的子孙想必也未尝死绝，所以谓之‘异胞’）在示威，要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在鲁迅冷峻尖刻的笔下，救月亮不仅等同于盂兰盆节放焰口、施饿鬼的迷信，更由此揭露出国人面对日寇侵凌，贪生畏死、自欺欺人的民族劣根，“就在这不到两整年中，大则四省，小则九岛，都已变了旗色了，不久还有八岛。不但救不胜救，即使想要救罢，一开口，说不定自己就危险。所以最妥当是救月亮，那怕爆竹放得震天价响，天狗决不至于来咬，月亮里的酋长（假如有酋长的话）也不会出来禁止，目为反动的”。
在科学与启蒙大旗的围剿下，“救月亮”理应与它所代表的迷信愚昧的种种陈腐事物，一起被扫尽拔除。这不仅是革故鼎新的理想，也是已经发生的现实，是成为过去的历史。
作为中国现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乐黛云不会不了解这一点，但在八十余年后，她却以如此稚趣而迷人的笔调，去回忆这样一桩童年往事。对乐黛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位暮年老人对儿时生活的怀恋，更有着她走过一个世纪的风暴与烟尘后的感悟——月亮并非是悬在宇宙中的冷漠天体，与世人无涉，当世人抬头仰望月亮时，月亮便和万物一样，与我连为一体。人会为月之圆满而歌咏赞叹，也会为月之亏食而哀叹哭泣，月亮是欢欣时分享快乐的伴侣，也是忧愁时诉说痛苦的对象，就像同是月食，会引来批判，会招来嘲讽，也会让一个五岁小女孩为之哭泣。
因为，万物有情，人亦如是。
蜻蜓·来处
“儿时我喜欢各种昆虫，铅笔盒里常会有几条肉虫，有时还用水彩涂上鲜艳的花纹，用来吓唬那些喜欢装腔作势的女孩。”
青山环绕、河流淌过的贵阳山城，就像1938年出版的一本贵州向导手册所描述的那样“每处都是大自然恶美景，各地均流露出大自然的真趣”。这般山野中，定然滋长着许许多多奇异的昆虫，它们是自然灵巧的造物，在山野间自行其是的生活，但也幸而不幸地与顽皮的孩童结缘，被当作是自然的馈赠，成为他们小手中戏弄的玩具。生长在贵阳山城中的乐黛云，正是这样一个顽皮的女孩，她童年诸多得意事之一，便是“把一条深绿色、非常肉感的大豆虫放在年轻的英语女老师的讲义上，她吓得叽哇乱叫，引起全场哄堂大笑”。尽管这次戏弄老师的玩笑，让乐黛云罚站了半堂课。但她孩童的心中仍然暗自得意。
说起她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在小溪旁绕着两岸的刺梨花和金针花快乐地翻飞的蜻蜓”——她的目光捕捉着这些蜻蜓的每一个细节，“它们刚从在水面上跳来跳去的、有着很多只腿的褐色的幼虫脱颖而出，长出羽纱一样透明的薄薄的翅膀，颀长而柔软的肚腹，有红色、有黄色、也有灰绿色，两只硕大的黑色复眼占据了大半个头部，余下的就是一张弯弯的好像随时在微笑的大嘴”，那种“有着青翠色的肚腹，翅膀像黑天鹅绒一样柔美的小蜻蜓”让乐黛云尤为喜欢，“它们和花草一起装点着流水潺潺的美丽的小溪”。
1933年，抱在母亲怀中的乐黛云。
蜻蜓，一如乐黛云童年的自我心相，永远和快乐、自由、开放联系在一起。她得意洋洋地用虫子吓唬老师的行为，尽管像个顽劣的恶童，但某种程度上说，也蕴含着挑战权威的无畏——尽管这种无畏，在绝大多数人的童年时期都曾有过闪烁的一刻，但也常常会被当成跃起的蜻蜓一样，被从天而降的“巨魔之手”关进“无奈”的囚笼，甚至撕掉翅膀，沦为在桎梏中匍匐的蛆虫，在桎梏中屈膝求存。
自由与桎梏，开放与封闭，几乎贯穿了乐黛云的全部人生，也成为她毕生关心的主题。多年后，从下放的乡村回来，限制在北大资料室中工作的乐黛云，以鲁迅的《伤逝》开始了自己的现代文学研究，仿佛是为了呼应她童年时代视为自由、快乐的蜻蜓，接连不断的运动狂潮下身处困厄中的乐黛云，在鲁迅的笔下，再次看到了蜻蜓。
但那美丽的蜻蜓，完全改变了形象。《伤逝》中涓生与子君，因自由而结合，也试图用自己身上年轻人朝气磅礴的自由去对抗社会的桎梏，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就如蜻蜓落在恶作剧的坏孩子的手里一般，被系着细线，尽情玩弄，虐待，虽然幸而没有送掉性命，结果也还是躺在地上，只争着一个迟早之间”。
奔向自由的希望反而成了堕落的桎梏，将两个如蜻蜓般的年轻人送进家庭的牢笼中，时或放出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奔来的所谓“生路”，但最终又隐没在黑暗中。从这个角度上说，比起全然断绝自由希望的囚笼，那时或放出几星诱人的希望幻光的囚笼，更加可怖。就像对蜻蜓来说，比起处死，撕掉翅膀让它在囚笼中苟延残喘是更残忍的手段。
“她愿为自己认识到的真理无畏地献出一切，然而，她的遭遇使她变得呆钝平庸，她并非不感到眼前生活的‘凄苦和无聊’，但却全然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它而创造另一样的生活。因为表面上她似乎已经做到了‘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像出走的娜拉一样，她已是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担干系’的了。然而最后她所能‘自由择选’的却只是回到坟墓一样的旧家”——在山城的溪畔为柔美的小蜻蜓的所谓自由和快乐而欢欣的乐黛云，恐怕决然想不到三十年后，自己会写下这样仿佛勘破人生枷锁一般锋利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只能出自一个遭受过捶打、挤压，甚至几乎逼入绝境之人的笔下。
但如果从一开始，乐黛云便饱尝世态炎凉，那么她同样也不会感受到“为自己认识到的真理无畏地献出一切”那种滚热的激情，就像冰冷的心很难沸腾一样。但是她回忆童年生活时，如蜻蜓立在笔端上那般轻盈而活泼的温情，恰恰证明了她曾经有过如蜻蜓般自由快乐的童年。
《九十年沧桑：我的文学之路》，作者：乐黛云，版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1月。
仔细阅读乐黛云的回忆和自述就会发现，从出生到中学时代，自由与快乐占据了生活的绝大部分——这种快乐甚至很可能会让谙熟近代史的学者感到不可思议。1937年全面抗战的爆发，逐步将整个中国都拖入烽火硝烟之中，即使地处大后方的贵阳也不例外。从1938年到1944年，贵阳接连遭受日军空袭，1939年2月4日的空袭尤为令人震悚，“城中如燃烧几支庞大的蜡烛，浓烟冲霄，成了一片火云，遮断了日光的透射，火焰腾起几十丈高”，这场空袭将贵阳繁华商业区顷刻之间化为一片瓦砾，遍地横尸，直到数日后依然在废墟中无人收殓。
“二四”轰炸后被夷为平地的贵阳中华南路。
但这些惨酷的战争场景，在乐黛云的回忆中却奇迹般地无一丝一毫。她对抗战最初的印象之一是避难后方的人潮让这座山城陡然热闹起来了，“市街上摆满了地摊，出售逃难来的‘下江人’（指来自长江下游发达地区的人）的各式衣服杂物；油炸豆腐、江苏香干、糖炒栗子、五香牛肉的叫卖声此起彼落。一到傍晚，人群熙熙攘攘，电石灯跳动着小小的蓝火苗，发出难闻的臭味。我却欢喜和母亲一起一边在闹市中穿行，一边吃个不停”。即使是大轰炸后的1939年末，他们一家被迫随父亲的学校疏散到乌当乡下，她依然可以沉浸在父母极力营造的一片浪漫温情中。“我们常常去那座小山顶上野餐，欣赏夕阳。这种时候，我和弟弟在草地上打滚，摘野花，有时也摘一种野生的红荚黑豆和大把的蒲草，母亲会将它们编成一把笤帚扫床。母亲还教我们用棕榈叶和青藤编织小篮儿，装上黄色的蒲公英花和蓝色的铃铛花，非常美丽。”她的父亲常常独自引吭高歌，唱那首他最爱的英文歌《蓝色的天堂》：
“just Mary and me, and baby make three， that is my blue heaven!”
尽管乐黛云在自述中坦陈“其实，所谓牧歌云云，也不过是自己给自己营造的一种假象”。但她对战争残酷的记忆，几乎都得自于二手经验，包括学校中“下江”避难来的老师学生高唱的“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学校版画老师刻着的“肌肉隆起的臂膀，还有喊叫的张开的大嘴”和抗日大字标语的版画。给她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深受学生们喜爱的版画老师吴夔，因为“共党分子”嫌疑被抓捕枪毙，她的父母也因为“与共党分子往来”的无妄之罪遭到解聘，“一家凄凄惶惶地回到了贵阳”——这件事后来成了乐黛云人生中的一个时间刻度：“那是1941年，我十岁”。
但困境并未持续太久，乐黛云的父亲不久便在贵州大学谋得了英文系讲师的工作，“我们一家高高兴兴地搬到了贵州大学所在地花溪。说起花溪，也真是有缘分。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小镇，一湾翠色的清溪在碧绿的田野间缓缓流淌，四周青山环绕，处处绿树丛生”，生活恢复了过去的情调，“在小溪边野餐，看日落，爬山，做点心，赶集，只是这里的集市要比乌当大得多了，父亲又开始快乐地唱起他那些永远唱不完的老歌”。
可以说，在大学时代之前，乐黛云几乎过着一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父母为她提供的“蓝色天堂”几乎避开了战争所带来的绝大部分负面影响，让她可以在这个战火交加的乱世中，坐在青山绿水中的光洁大白石上，“读父母不愿意我读的《江湖奇侠传》和张恨水的言情小说”。
1935年，父亲和乐黛云。
就像笼中长大的蜻蜓无法想象在山野溪畔飞翔的样子，栅栏与食槽就是它生活的全部，如果乐黛云不是曾经拥有过这般田园牧歌般的自由生活，那么她也就无法真正体会桎梏的本质是什么。唯有以自由之身主动走进那无所不在的牢笼之中，并且怀抱着未受世故玷污的纯真心灵去经历和感受，才能甄别出谎言与真相，在娓娓动听的理念迷宫中，找到通往人性的生路。
哪怕最终刺向她身躯的，是一根以真理自命的标本钢针。但她已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月亮·选择
无垠星空中皎洁的明月，照着黑水洋上翻滚的波涛，也照在波涛簇拥的那艘颠簸的轮船上，照在甲板上靠着船舷的青年男女身上。17岁的乐黛云，正在全神贯注地注目着身旁那位男生。她听着那名男生迎着猛烈的海风，在月光下，用浑厚的男低音唱诵“违禁”的解放区歌曲时，那种打破桎梏的勇气，更会上少不经事的心为之折服倾倒：“我感到又神秘，又圣洁，真是无限向往，心醉神迷”。
很多年后，乐黛云依然能清晰地记起那首歌：“你是灯塔，照亮着黎明前的海洋……”就在这样激昂的“唱着有可能导致被抓去杀头”的歌声中，乐黛云抵达了她心心念念的目的地：北京大学——她将来长达七十余年的生命，都将像一只被线绳拴住身体的蜻蜓一样，绕着钉住线绳的钉子飞翔。
进入北大，做出这个选择的，当然是乐黛云自己。选择，可以说是乐黛云人生辞典中最关键的词语之一，就像她在晚年总结自己人生五个字时所说的那样，无论是“命”，是“运”，还是“德”与“知”，最终都要落在行上。“这个‘行’其实是一种选择，就是当你面临一个个关口的时候，你怎么选择。人所面临的选择往往是纷繁的，也有很多偶然性。即便前面四个字你都做得很好，可是这最后一步，当你跨出去的时候，你走岔了，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或者你这一步走慢了，或者走快了，你照样还是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选择，看似是自己做出的决定，但如果可以回溯，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最终决定的选择，都有众多的原因在合力推动它落在这个选择上。对乐黛云来说，她进入北大最直接的原因，是她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但同时，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也陆续寄到，她自己就读的中学则决定保送她免试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如此多的选择摆在面前，让乐黛云“欢天喜地”，但她的父亲却坚决反对她北上，给出的理由是“兵荒马乱，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出去乱闯，无异于跳进火坑！”他坚持乐黛云必须待在家里，上学也只能上家门口的贵州大学。
在留下与离开之间，乐黛云做了人生中第一个重大选择，她要离开山城。“经过多次争吵、恳求，直到以死相威胁”，乐黛云的第一个选择终于通过自我抗争的方式实现了，父亲终于同意她离家，但只允许她去南京上中央大学。然而乐黛云却已经做出了第二个选择，她一定要到北京去。
乐黛云在北京大学，1951年。
北京，在当时的青年眼中，宛如散发着纯净硫磺光焰一般的革命圣城，对乐黛云来说，她“当时只是一心一意要北上参加革命。”但其实，对“革命为何物”，她几乎一无所知，她只是痛恨每年不得不替父亲出面纳捐税时，“被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儿们呼来喝去”。但比起对官僚的痛恨，更吸引少年乐黛云的，则是表哥和他的左翼同学口中近乎英雄传奇般的学生运动迸发出的火热激情。尽管待到烟火已冷的晚年，乐黛云回头反顾，才发现那些唾液横飞的宣讲中不乏夸诞之处，“例如我的表哥说他曾扛着一条炸断的人腿，到处跑着去找寻腿的主人！但当时我们却什么都深信不疑，并坚定地认为国民党统治暗无天日，不打垮国民党，是无天理……闹革命，则是多么正义、多么英勇 ! 又浪漫，又新奇，又神秘。”
“我喜欢念书，但更惦记着革命”。乐黛云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着这个簇新时代的一切，她和许多在那一年进入北大的同学一样，“白天正规上课，晚上参加各种革命活动”。乐黛云参加了一个学生自己组织的以艾思奇《大众哲学》为中心内容的读书会——作为延安官方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当时左翼青年最时髦的马列主义通俗化的范本，从1936年1月初版后，到乐黛云进入北大的1948年，这本小册子已经出到了第32版，而这仅仅只是正版书的数量，在禁止此书刊行的国统区内部，各式各样的翻版和手抄本更是难以计数。“我认为矛盾斗争、普遍联系、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都是绝对真理，并很以自己会用这些高深莫测的词句而傲视他人”——这既是她主动的选择，也是她唯一的选择。激情成为指引人生选择的唯一指针，直到晚年，她依然记得自己大学时代发表的一篇书评，标题是“生命应该燃烧起火焰，而不只是冒烟！”——“这倒是说明了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持的人生观。也就是说，与其凑凑合合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干一场就去死。”
1950年，乐黛云（左一）在莫斯科列宁博物馆参观。
可以说，乐黛云选择了革命与理想，但也同样可以说，她选择了叛逆与激情。但选择本身也各个不同，有的选择会通往更多的选择，而有的选择却会断绝其他的选择，让自己变成唯一正确的选择。是选择小径分岔的花园，还是不容旁逸斜出的大道？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够在事先就能预见。尤其是在激情的助燃下，比起沉静的思考，尚未经世的心灵更喜欢不留后路的一骑绝尘。哪怕在一路飞驰时，路旁的信号灯在闪烁……
23年后，当已经年过半百的乐黛云和她的丈夫汤一介，坐在运载他们和一众北大师生的大卡车上，在沿湖大堤上缓缓而行，与那座他们胼手胝足从血吸虫遍布的沼泽地上搭建的鲤鱼洲草棚大学渐行渐远时，乐黛云的心中充满了悲哀。遥遥望去，这片滩涂上埋葬着自己二十余位同伴的尸骨，“其中，五人横渡鄱阳湖去为大家买菜，浪大船小，无一生还；两人死于路滑翻车；三人莫名其妙地自杀，另外的人或死于血吸虫病，或因缺药少医，死于非命”。
向更远的时空望去，那里埋葬着更多的尸骨，有她要强的母亲，有她推心置腹的女伴，有她信任的同学，有她尊敬的师长……当风浪过后，青春隐入烟尘，犹如在月光下飘摇的落花，既会落在茵席，也会落向沟渠。所谓的个人意志，所谓的身不由己，往往一念之间，不仅是判若云泥，更是死别生离。而所谓的选择，有时就像提线傀儡，以为是自己在操控绳子，却不料是绳子在操控自己。
乐黛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迎向这一程风雨。但在她内心深处，她最终的选择的是依然是守护人性。当乐黛云自己也被打入另册，接受批判，但她依然拒绝和自己的丈夫汤一介划清界限。多年后，汤一介回忆起自己被押入哲学系大楼里接受“触及灵魂”的批判时，他真的考虑过自杀这条绝路，而最终支持他活下去的，正是妻子的不离不弃，“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无论是什么情况，她都没有从我身边走开。那种情感，对于我而言，一言以蔽之，是一种很深切的爱护”。而对乐黛云来说，虽然她的处境同样危殆，虽然她内心同样恐惧，但她依然在守护着自己心爱的人：
“当时几乎每天晚上都审他，我又不能进去，可是我觉得害怕。因为那时候突然有的人就会不见了，就给带到什么地方……那时候真是很恐怖的，我说要带走他，至少也得让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好去给他送衣服，送一点东西什么。所以每次审他我都跟着去，在楼外面等着。他当时在哲学楼的二楼交代问题，每天晚上都到11点多，我就坐在哲学楼那个坎上等着，每天都是这样。那时候人好像都是很麻木的，我一滴眼泪都没掉过。”
或许没有眼泪，但头顶的月亮始终陪伴着她，等待她心爱的人，从那扇门里走出来，一起回家。
乐黛云与汤一介结婚照，1952年。
救月亮
“按说生命的尊严与压力，其实是分不开的。如果你没有受到压力的话也就无所谓生命的尊严。”
那么多人或自愿，或被迫，或被迫自愿做出了人生最后的选择，但乐黛云却坚定地选择活下来。并且与那些和她一样忍辱求生的人一起活到了阴云散去，月朗星稀的时代。因为人的生命力如此强劲，就像她晚年时所发出的那句感悟：“真正对生命的尊严有所珍惜的人，才会感到生活的压力。”
因为有生命的尊严，所以才会有生活的压力，但也因为尊严，才会有生与死这一人生终极的选择。对那些选择死的人来说，生命的尊严，要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道德信条来捍卫。但对乐黛云来说，“我就要活给他们看。这是我当时最重要的支柱，生命的尊严就表现在这个地方了。尊严并不是要用死来捍卫，所以我一定要活下去”。
生命的意义，无论是爱，是悲，是喜，是怒，是遗忘，还是记忆，都不得不附丽于生命本身。
因为生命本该如此丰富，就像同一轮月亮映照在江河万川。从贵阳山城，到首都北京，从江西乡村，到鲤鱼洲的沼泽地，在那无穷的远方，无尽的时空中，无数个夜晚，无数的悲欢离合，无数的生离死别，无数的或伟大、或渺小的人，都沐浴在同一片月光下，就像月与人的影子一样，月亮是永恒的，影子是属于自己的，既相同，又各个不同，由此成就了这月光下的人世间。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乐黛云走上了比较文学的道路，因为这样能让她透过更多的身影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在她的名篇《关于月亮的传说和欣赏》中，她讲述了中国文化中月亮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孤独的象征，就像月中永远年轻而孤独的嫦娥与永远重复捣药动作的玉兔，“时间消逝了，不再有发展，空间也固定了，不再有变化”，但这个永恒静止的时空中，却除了孤独外，再没有欢乐。她也讲述了日本的道元禅师《冬月想伴随》，在日本文化中，月亮是和自己一样的、亲密的伴侣，“山头月落我随前，夜夜愿陪尔共眠”。
在西方文化中，波特莱尔笔下的月亮，是一个独立的客体，它将苍白的眼泪一串串流向大地，流到诗人的心里。月亮“轻步走下了云梯，毫无声息地穿过窗门的玻璃；于是她带着母亲的柔软和温和，俯伏在你上面，将她的颜色留在你的脸上”。而中国的诗人李白，则在深夜绝对的孤独中，与永恒的月亮和自己的影子作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和他钟爱的月亮相会于遥远的星空银河之上”。在传说中，李白于醉中跃进江里，想要拥抱明月——“他为明月献出生命，也就回归于永恒”。
死，是迈进永恒的门槛，但生，却是证明自己永恒的资格。因为活着，才有可能去和命运抗争，才有可能不对外界屈膝投降，才能从窄门走向世界，走向永恒。
我依然是我自己。就像那天上的月亮，被那凶暴的天狗所吞噬，但人们依然敲着锣、打着鼓，或许他们并不是认为这样真的能驱赶天狗，而是为了月亮能够兑现自己光明重现的承诺，所以那无形的天狗最终不情不愿地吐出了月亮，“月亮上的黑影越来越小，终至踪影全无”，全城响起了清脆的鞭炮声，此起彼伏，直到深夜。
那个小女孩，终于拯救了她的月亮。
乐黛云与汤一介坐在长椅上，面对着未名湖：“我现在住在北大校园里，每次从未名湖走过，脑中都会出现那些人的影子，他们笑的样子，说话的样子……”
作者/李夏恩
编辑/李永博 何安安
校对/薛京宁 赵琳
华网杭州8月4日电(徐乐静 吴佳蔚 金檬)文化，是区域发展的精神基石。过去，枕山近海的浙江泰顺，在“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制约下，城乡文化发展不均，基层文化服务人才队伍薄弱，而偏远乡镇对于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旺盛。
如何破题？泰顺上下求索：特别是自2018年温州被列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城市以来，该县积极联动创建工作，致力于将公共文化服务延伸到偏远地区，在一片青山绿水中走出一套“泰顺模式”，乡村公共文化设施遍地开花，城乡文化品牌落地生根，百姓们喜闻乐见。
当下，泰顺站在更高的起点上，用一场场“文化盛宴”惠泽民生，让公共文化之树绿叶常青。
图为泰顺县司前畲族镇“三月三”畲族风情节现场。新华网发
“一出好戏”增添乡村生活新滋味
在泰顺，有这样一支文化文艺文旅服务志愿者队伍——“蚂蚁联盟”志愿者联盟，他们上山下乡、风雨无阻，只为给山里的群众送去免费图书和文艺表演。
“培育‘蚂蚁联盟’服务品牌，为的是打通偏远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人表示，创新成立“蚂蚁联盟”，充分整合相关志愿者队伍，以社会化的文化资源整合，实现文旅志愿者乡镇服务全覆盖，有效解决当前山区公共文化资源与服务不充分等问题，真正让公共文化添彩小康生活。
精彩的公共文化活动在泰顺一幕接一幕上演。据统计，2019年，全县开展各类送文化下乡活动3359场，乡镇和村自发组织农村文化礼堂活动2945场。市民文化节、全民阅读节等系列活动贯穿全年。
随着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体系不断完善，泰顺市民的精神面貌也在悄然改变：读书开始融入生活，看戏已经成为时尚。
“我来迟了找不到位置，只能站着看。现在我们除了平时在家看电视外，有空都来这里看戏。”在泰顺县凤垟乡综合文化站（文化礼堂）看戏的陈大爷直言，自己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热闹的场面了，连附近乡镇的居民们都赶过来。“一出好戏”不仅让久违的街坊老友有了欢聚的契机，也为平淡的乡村生活平添了几分新滋味。
今年，泰顺将继续组织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开展文化驿站、乡村艺术团大比拼、“我想我享”全民技艺普及行动等文化惠民活动；深入实施全民阅读工程，开展书香快线、阅读联盟、国学经典等系列阅读活动，让城乡百姓都能“低门槛”享受“文化盛宴”，让文化活动由“独乐乐”向“众乐乐”转变。
线下的精彩还延续到线上。通过“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的方式，泰顺积极探索云展览、云走亲、云旅行等线上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直播“瓯越三月三”、畲歌演唱大赛等大型文化活动，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在线参与；提供中华诗词库等多家数字资源平台，让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多基层群众。
目前，泰顺已形成“城市15分钟文化圈”和“农村30分钟文化圈”，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点亮了城乡百姓们的业余生活。
图为泰顺提线木偶戏精品展演。新华网发 泰顺县非遗保护中心供图
“文旅融合”绘就公共文化丹青卷
公共文化设施优化，群众文化生活多姿多彩。近年来，各类文旅产业在泰顺这座山城深深扎根，向阳而生。
乌岩岭脚下，老旧房变“畲乡小院”，换了新颜的司前畲族镇又迎来“三月三”畲族风情旅游节等文化品牌的落地。2019年，该镇左溪村成功入选浙江省美丽乡村美育村试点单位，八方游客接踵而至。
“以前游客总是留不住，现在游客不仅能吃好喝好，还能体验到我们当地的畲族风情文化，他们都觉得很新奇。”在左溪村网红民宿老板陶育民看来，日趋繁盛的乡村文化活动提升了村民的文化素质，也带动了客流的增加及村民的收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留在家乡，开民宿、做电商，在家门口踏实赚钱。”
泗溪廊桥文化园的木偶戏周末剧场、大安大丘坪的土陶米塑体验、雅阳迷途七厝的汉服体验……游客的络绎不绝汇聚了大山的人气，不同口音的交流凝聚，为山里人开启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口，一展山外别样的精彩。
从小生长在山区的陶育民就有切身的体会：“过去，我们的生活相对单一，现在有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我们的生活变成了彩色的，更加有滋有味。”
当“陶育民”们还在回味新生活的甘甜时，山内的精彩仍纷呈上演。2019年，泰顺接待游客总人数达685.21万，同比增长23.83%。至2021年底，泰顺预计实现旅游综合产值突破70亿元。
文旅融合带动产业发展，为泰顺的绿水青山绘就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幅以绿色发展为底色的公共文化丹青长卷正徐徐展开。
春华秋实喜来年，眼下，泰顺正昂首阔步，让公共文化之树在这片浙南山城萌发出常青之力。
编辑：宋 越 一审：张 灵
二审：马 江 三审：刘志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