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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妃 宫门一入深似海

来源:餐饮加盟
作者:小吃加盟·发布时间 2025-10-14
核心提示:十五阿哥请安折》上乾隆帝的朱批“皇后疯了”,该奏折现藏南京博物院。《塞宴四事图》局部,前排簇拥的一名身着明黄色袍服的女子

十五阿哥请安折》上乾隆帝的朱批“皇后疯了”,该奏折现藏南京博物院。

《塞宴四事图》局部,前排簇拥的一名身着明黄色袍服的女子面部明显有遭到涂改的痕迹,历史学者王志伟在《谁识当年真面貌——藏于清宫纪实画中的秘密》一文中指出,这名面部遭到涂改的后妃,正是遭到乾隆帝废弃的辉发那拉氏皇后。

宫禁之中的后妃命运,从来即是如此,在享受片刻荣宠之后,辉煌的光芒旋即变成凶险的烈火,焚尽这一身荣华,只剩下一团冰冷的余烬,随风飘散。

《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

作者:(美)罗友枝

译者:周卫平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7月

“皇后疯了。”

暗青色的裙袍裹着一具空荡荡的躯壳,在一众宫女和太监紧张地扈从之下,来到苍震门前。如果这具躯壳能够驻足忖思片刻,她一定会意识到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站在这扇门前是多么的意味深长。这扇门似乎总是与哀恸联系在一起,而最近一次联系则是在17年前,皇帝的发妻孝贤皇后在山东济南行宫溘然崩逝后,她的遗体就是从这扇门运入内廷,停厝在她生前居住的长春宫。

她理应会记得这件事。因为她就是这位皇帝不时作诗炫耀自己思恋情深的孝贤皇后的继任,乾隆帝的现任皇后辉发那拉氏。但她站在这里,并非皇帝向她致以最后的敬意或是哀思。相反,她之所以站在这扇门前,是因为皇帝龙颜震怒。

43天前,1765年4月7日,乾隆三十年闰二月十八日,她突然剪断头发,表示自己要出家。此时,皇帝正驻跸于景色秀美的杭州蕉石鸣琴行宫,他全然意想不到,数刻之前还与他共进早膳的皇后,竟会突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剪掉自己的头发。震怒之下,皇帝令人将皇后兼程送回紫禁城中。在给亲信太监潘凤的密谕中,皇帝写道:“皇后疯了。”

如今,她终于再次走进这座她已经居住了三十年的紫禁城中。她或许已经知晓,自己在宫中的每一步,业已被皇帝精心指定明白。在朝阳门迎接皇后车驾一行的福隆安,就是皇帝密旨的执行人。而苍震门,就是皇帝在密旨中指定的宫中路线的第一步。这道门平日最常出入的,是那些宫中地位最卑贱的宫女和太监们。但这些太监宫女迈过这道门后,便会各奔西东。只有两位特殊来客,跨过这道门后,会沿着指定的路线,前往指定的地方。这两位来客,是两头猪。每天清晨,它们都会在光禄寺派来的猪倌的驱赶下,从苍震门进入,顺着宫中甬道,尽可能避人耳目,从坤宁宫东北角偏僻的侧门基化门悄无声息地从后面绕进坤宁宫。在坤宁宫前的神厨里,这两头猪将被迅速宰杀,送进宫中汤水沸腾的大锅中炖煮,成为敬献给皇家祖先神灵的牺牲。

皇帝亲自指定的皇后进宫路线,正是这条牺牲用猪的赶猪路线。只是皇后在进入基化门后,不必前往祖先神灵所在的坤宁宫,而是径直从宫后的甬道走过,出西北角的另一道侧门端则门,从大成右门进入西宫后,从一扇只有宫女太监走的无名小门进入皇帝给她指定的终点:翊坤宫。

紫禁城中的宫殿名称,一如这座巨大的宫殿,用殿宇楼阁和广场甬道构建起一座隐喻的迷宫。翊,顾形识义,本意为鸟儿羽翼竖起、振翅欲飞,故而引申为辅佐之意;而坤,乃是《易经》中的卦象,象征着大地与女性。翊坤二字,毫无疑问,寓意住在此宫中的女性,将得辅助,如飞鸟振翅,平步青云。

然而,吉庆的祝福不过是它炫目惑人的皮相。翊坤宫的华美锦绣下,隐藏着的,不仅是土木砖石,对居住在这里的后宫嫔妃来说,那是一团炙烤着她们命运的炽烈火焰。这火焰既可以辅助她们变得炙手可热,也可以将她们焚成灰烬。

乾隆帝下旨张挂在这里的宫训图《昭容评诗图》就奇巧地暗合了这一隐喻。图画的主人唐中宗时代的昭容上官婉儿虽然如图中所绘一般,才华灼然,足以品评天下诗文。但这般才女,却最终在宫廷政变中丧身殒命。这多少暗示着,宫禁之中的后妃命运,自古即是如此。

历数这座宫殿昔日的主人,命运亦复如是。翊坤宫中的荣枯遭际,几乎可以说是紫禁城中后妃命运的缩影:明代主位此宫的郑贵妃,在万历一朝独得皇帝椒房专宠,一时无二,但万历帝一朝崩亡,她就被迫迁出别居,在孤寂中度过余生。不过她已经算是这座宫殿中结局最好的主人了。在她之后居住此宫的袁贵妃,也深受崇祯帝恩宠,但代价是,1644年北京城破前夜,她被皇帝逼迫悬梁殉死。然而,袁贵妃气绝久时竟然又苏醒过来,心意未遂的皇帝见她死里逃生,于是“拔剑斫其肩,又斫所御妃嫔数人”。最终,袁贵妃带着亡国之君留给她的创痕在新朝又苟延残喘了十年才脱离苦海。

进入新朝后,这座宫殿自然要继续烧炼它的新主人,康熙帝的宜妃郭络罗氏。宜妃被康熙帝“眷顾最深”,她也成为了这座宫殿居住时间最长的主人。但韶光再长,终有尽时。康熙帝崩逝后,新君雍正帝在即位第三日就颁布旨意,怒斥这位深受先帝恩宠的庶母居丧时“甚属僭越”“全然不知国体”。侍奉翊坤宫的太监也被冠以罪名,流放边徼,籍没家产。为了进一步侮辱这位庶母,雍正帝颁布了即位以来第一道彰显其施虐狂本性的谕旨,他声称这帮宜妃信重的太监“俱系极恶,尽皆富饶。如不肯远去,即令自尽。护送人员报明所在地方官员眼看烧竣,仍将骨头送至发遣之处”。

皇帝之所以如此羞辱这位庶母,真正原因是宜妃的儿子,他的九弟允禟是当初夺嫡大战中竞争对手之一。几个月后,宜妃被迁出翊坤宫,同时,他的儿子允禟被发配西北,改名“塞思黑”(意为恶棍),最终在保定囚所被折磨致死。失去爱子的母亲,不得不强忍丧子之痛和新君的羞辱,苟活残年。

讽刺的是,继宜妃之后搬入翊坤宫的敦肃皇贵妃年氏,命运甚至还不如这位“寿则多辱”的前任,年氏正是如今在荧幕上颇富传奇色彩的大将军年羹尧之妹。年羹尧被雍正帝赞为“从来君臣之遇合,私意相得者有之,但未必得如我二人”,而她本人也兄贵妹荣,宠冠六宫。但就像历史所演义的那样,年氏香消玉殒不足一月,她的兄长年羹尧也被雍正帝赐令自尽。

命运诚然无常,难以把握,但在这座宫禁中,命运却有它的绝对支配者。那就是这座宫殿的独一无二的主人,皇帝本人。皇帝的喜怒哀乐是左右这些后妃命运齿轮如何运转的发条。在紫禁城中,命运无常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君心难测。

辉发那拉氏皇后,不可能不理解这个道理,这可以说是紫禁城中后妃的生存法则。她们存在的目的就是获得恩宠,用皇帝的龙心欢悦来换取自己的位阶荣华。但她恰恰用最直接、最决绝的方式,无可挽回地触怒了皇帝,让这些前任们的不幸命运,即将在她身上再度上演。只是那些人是拼命抓住君心来挽留荣宠,却仍不得不看着它从指缝间流走,而她却主动松开手掌,任由手中的荣华富贵与皇帝的龙心化作一把落地散沙。

皇帝错讹之处正在于此,作为后宫绝对的支配者,他已经习惯了这些后宫女子屈膝跪拜向他乞求恩泽荣宠。一如他在翊坤宫题写的匾额“懿恭婉顺”,恭顺,或者说是听话,才是宫中后妃对皇帝唯一应有的态度。他自然无法容忍有人胆敢拂逆他的绝对权威。

因此,乾隆帝为这位不知恭顺的皇后精心设计了比那些前任更羞辱的惩罚:阿哥、公主和福晋都被奉命招来翊坤宫,当着众人面宣读皇帝对她羞辱痛斥的谕旨。她的三位贴身宫女,因为在她剪发时奉命出去,未能阻拦,因此“每人重责六十板,发打牲乌喇”。她身边随侍的太监、宫女和杂役被遣散各处,“屋里只许跟去的两个女子扶侍,也不许出门。”——这座曾经炙烤过多位前任旧主的宫殿,终于成了囚禁她的清冷牢狱。

无人知道看着站在清冷的宫墙之内,看着自己贴身的三名宫女在面前血肉飞溅、哀痛叫嚎时,皇后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周围的人或许也不关心,毕竟她已经失去君心恩宠,是皇帝钦定的“疯子”。但皇帝在密旨中的一句话,却或许多少点破了他内心所想:“她平日恨我必深。”

恨,可能是紫禁城中女子心中最普遍的心态。这种本应强烈爆发的情感,在宫禁的规训和压抑之下,成功地扭曲成了温文尔雅的“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成为紫禁城中一种变态的女性美德。但它的本质就是将恨的情绪掩藏心底,甚至转化为某种深明大义的德行。就像这句深得朝野内外众口称赞的宫训懿言:“女子入宫,无生人乐。饮食起居,皆不得自如,如幽系然。以后选女入宫,毋下江南。此我留大恩于江南女子者也。江南人家亦幸无以丐恩泽,送女子入宫。”

当邵太后说出这番话时,她已垂垂老矣,双目失明,当她年轻的孙儿朱厚熜登基为君,成为嘉靖帝时,她只能用颤抖的双手从头一直摸到脚踵来表达自己的喜悦。纵然衰朽残年,她仍然尽力阻止新君选江南女子充实后宫。这位身历四朝的女性,十分清楚这座宏丽奢华的紫禁城,不过是女性的锦绣囚笼。她自己就出身江南地区浙江昌化,父亲是一名贫苦的淘沙军士。因为贫穷,年仅十四岁的邵氏被卖给当地的镇守太监,由此被选入宫廷,因缘巧合得到成化帝的临幸,跻身妃嫔之列,由此开始了噩梦般的后妃生涯。

成化帝最宠爱的妃嫔是一位名叫万贞儿的女子,她被封为贵妃之位,在宫中权势熏天,甚至威胁到皇后的安危。至于那些地位低于皇后的普通妃嫔,更是难以自安。因为万贵妃自己难以生育,因此她对那些有孕妃嫔异常仇恨,只要闻听哪位妃嫔怀有身孕,便会派亲信强行给她灌下堕胎药。多年后,邵氏仍然记得那些最凶险的岁月,一位和她一样地位微贱的低级嫔妃纪氏,为了隐藏身孕,在善良的太监张敏的帮助下,以患有痞病为借口将纪氏送到病废宫人等死的安乐堂,悄悄产下孩子。或许是因为同情纪氏的遭遇,但更有可能心怀对万贵妃的仇恨,废后吴氏协助纪氏隐匿了这个大难不死的男孩儿,把他抚养到六岁,张敏才找到机会向哀叹年老无子的皇帝告知他已有子。当欣喜若狂的皇帝急不可耐宣召这个孩子时,孩子的母亲纪氏已经预想到自己的结局,她抱紧自己的儿子,泣下沾襟:“儿去,吾不得活!”

仅仅一个月后,纪氏暴亡,藏匿男孩的太监张敏也被迫吞金自杀。这一紫禁城中的人伦惨事,正是邵氏所亲眼目睹。而她本人也被迫成为万贵妃制衡这个男孩的筹码。在男孩的身份公开并被成化帝属意为皇位继承人后,万贵妃停止了堕胎计划,开始鼓励妃嫔生育,企图用纷至沓来的孩子来动摇这个男孩的储君之位。之后,十名皇子纷纷出生,其中就包括邵氏在次年生下的嘉靖帝的父亲朱祐杬。

纵然如此,只要万贵妃依然在宫中龙宠不怠,邵氏和其他嫔妃就只能在恐惧中侥幸求生。直到11年后,万贵妃在殴打一名宫婢时气怒攻心,猝然暴毙。走过锦绣地狱的邵氏回顾往事,自然会追悔年少被送入宫中的那一天,因此才会将“选女入宫,毋下江南”作为她给予江南女子的莫大恩泽。而她想不到的是,这位被她给予厚望的孙儿,在他长达四十五年的统治中,后宫成为了恣睢欲望的人间地狱。第一任皇后陈氏仅仅因为不愿皇帝当众轻佻地握住自己的手,遭到皇帝摔杯喝骂,受惊流产身亡;第二任皇后张氏则因为替太后的亲眷求情,惨遭废黜;第三位皇后方氏因为借故处死了皇帝的一位宠妃,被皇帝记恨,在宫中大火时故意见死不救,致其被烧死。嘉靖帝更广采民间女子充实后宫。而在这样一位喜怒不定的皇帝手下,她们的命运可想而知。

禁宫牢笼,如此险象环生,女子入宫,等于踏上死路。因此,每当传出皇帝征选妃嫔的消息时,民间就会扰动不安。民间将女子入宫视为畏途死路的恐惧心态,直到明朝覆灭才告一段落。继之而起的清朝用严令彻底断绝了前朝征选民间女子入宫的秕政。但这一切并非全然出于新统治者的善念,而是为了防止所谓血统遭到玷污,自入关之初,便严格规定“宫中不蓄汉女”。纳入宫廷的后妃,也只能从八旗中遴选。虽然这一范围可以说已经缩小到了核心统治集团内部,但对那些八旗女子来说,在二十岁前,她们的童贞只能属于八旗共同的旗主皇帝所有,未经皇帝阅选,“虽至二十余岁,亦不准私行聘嫁”。只有被皇帝挑剩下的旗人女子,才能回归正常生活。

即使经过皇帝一再下旨缩减规模,遴选秀女仍是一项浩大工程。1740年,正在北京出使的朝鲜使团成员洪昌汉就目睹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选秀。那天清晨,他听到“轰然之声殷殷到晚,似是地动”,这让他倍感讶怪。询问译官才知道原来那天“十三省入择之女,其数为三万人”齐聚京师,等候皇帝、太后拣选。

拣选秀女,总是在初春二月,寒风料峭之时。这些未满二十的少女,从各地奔赴而来,等待着皇帝决定自己的去留。柔柳轻红,憔悴冷风之中,朱红色的宫门中是未知的命运,眼泪与鼻涕一如希冀和沮丧,一同流露在脸上。但在帝王面前,她们还是要强作笑靥。1853年选秀中一位端氏少女的仗义执言,恐怕是这座宫廷中表达真情没有受到惩罚的唯一一次。那时正值洪杨之乱,咸丰帝与军机大臣议事,一时无暇顾及这群站在坤宁宫外等候拣选的秀女。自晨至昏,她们饥渴难耐,站立疲乏,许多人“相向而泣”。但眼泪没有得到宽慰,反而遭到看守太监的责骂。恐吓与冻饿让许多人噤若寒蝉,只有这位端氏女子挺身而出,大声说道:

“予等离家而至宫中,若被选中,即同幽禁,不能再与家人相见,稍有人心者,能不痛乎!今南京失陷,天下已失其半,皇上不于此时寤寐选求良将,以平祸乱,而反荒于女色,使一群无罪之女子永别其父母,而幽禁宫中,以供一人娱乐,不顾祖宗创业之艰难。予恐粤匪将入宫廷,宗庙不血食矣!予死且不畏,岂惧鞭责哉!”

端氏少女的慷慨陈词刚好被路过的咸丰帝听到,出乎意料的是,皇帝反而夸奖她“可谓巾帼中之英雄矣”。特旨将这批秀女全部遣还回家,允其自行婚配。这是一个罕见皆大欢喜的结局。但在其他时候,这些秀女只能在寒风中默然等待。作为旗人,辉发那拉氏当年也会在这批待选的秀女中。当她被指给后来成为乾隆帝的四皇子弘历时,她或许隐约意料到,面前这堵红色的宫墙,将会成为了她一生的牢笼,也将成为她最终的归宿。

死于宫中,这是绝大多数后妃无法选择的最终归宿。只是走向死亡的道路各有不同而已。一位名叫韩氏的妃嫔,不久前才与死亡擦身而过,如今,死亡再次向她招手。

韩氏本是朝鲜人,因为永乐帝向朝鲜下旨所求美女充实后宫,畏惧明朝威势的朝鲜国王只得下令“设进献色提调,遣人于各道选处女”。韩氏就是1417年9月被朝鲜选送入明的女子之一。但仅仅四年后,她就遭遇了一场宫廷变乱。起因是永乐帝死去已经11年的宠妃权氏。权氏也是朝鲜进贡的少女,永乐帝对她宠爱异常,但入宫不到两年便猝然香消。虽然失去所爱让永乐帝深感悲恸,但很快,皇帝就沉溺于新纳入宫的少女而忘记了悲恸。直到1416年,两名嫔妃吵架时,偶然带出当年权氏死亡的内情,原来,她是被另一位朝鲜进贡的妃嫔吕氏出于嫉妒,派遣亲信内官暗中下毒谋害致死。“这几个内官银匠都杀了,吕家便着烙铁,烙一个月杀了”,在颁给朝鲜的诏书中,永乐帝毫不隐晦地讲述自己如何虐杀了这位认定的谋杀犯。但五年后,当初告发吕氏的另一名同样姓吕的妃嫔,因为和小宦官私通败露,畏罪自杀。暴怒的永乐帝在宫中进行了一场血腥清洗,共有两千八百人被连坐处死。

韩氏本来也难逃一死,她被幽闭在空室,数日不给饮食,打算将其生生饿死。多亏守门太监可怜,不时在她提供饮食,才让她苟延残喘到1424年8月12日,永乐帝毙命的那一天。但她意想不到的是,明朝的一项残忍的制度,恰在此时开动其死亡机器。她和其他三十余名妃嫔,要作为皇帝的殉人,集体殉死。

她先是在庭院中吃了最后一顿餐饭,接着被带到一个厅堂中,那里已经排好了三十多张小木床,上面整齐地悬挂着绳索。只待她们将脖颈伸进绳套,下面就会撤去木床,让她们自刭而死。

在声震殿阁的哭声中,即位新君洪熙帝款步走来,特意与这些被迫随侍父皇地下的殉葬人们一一诀别。当皇帝走到韩氏身边询问她的遗愿时,她只恳求明朝能将她年老的乳母金黑放归朝鲜故土。“娘!吾去!娘!吾去!”话音未落,在旁的太监撤去了她脚下的木床。她就这样死去了。而让她想不到的是,她在家乡的妹妹,不久之后,将会踏上她的脚印,作为新一批贡品送入紫禁城中。

明朝的帝王殉葬制度,直到1464年2月23日,才被英宗皇帝在遗诏中下旨废除。而在此之前,已有数百名妃嫔殉死。她们的遗体大都被成批合葬在天寿山皇陵附近简陋的坟墓中。唯一的尊荣,就是追封的谥号。这谥号一如紫禁城宫殿的匾额上的宫名,将内里残忍悲苦的事实,装点成懿言嘉行。

但对皇后辉发那拉氏来说,她或许早已看透了这宫禁中的虚伪矫饰,她剪断头发的那把剪刀,同时也剪开了皇帝和他的手下精心编织的华丽谎言。愤怒的乾隆帝接连惩处了两名冒险为皇后分辩说情的官员阿永阿和李玉鸣,将他们捆上锁链,发配伊犁。但皇帝严厉惩处的结果,只是让这两人成为了朝野上下交口称赞的忠良。皇帝除了愤怒和痛斥皇后剃发之外,似乎也找不到任何指摘皇后的借口,只能将碍眼的皇后肖像一一涂抹销毁,一如他篡改焚毁对自己不利的史料档案一般。

1766年8月19日,皇后辉发那拉氏在翊坤宫后殿去世。消息传到皇帝耳中时,他正乐于木兰秋狝。没人知道他心中究竟作何感想。皇后的遗体被草草装殓,与早年去世的另一位妃嫔纯惠皇贵妃合葬一处。215年后,清东陵文物保护所决定打开她的陵寝。她质量低劣的棺椁早已散乱一地,陪葬的首饰,也在半个世纪前的那场盗墓浩劫中被洗劫一空。但对一个主动放弃皇后荣华尊位的人来说,这一切或许不重要。考古人员在棺椁中找到了她的头骨。没有涂脂抹粉,没有喜怒悲伤,只是一个沁润了尘土的髑髅,安静地看着世人。

撰文/李夏恩

娥画像

真宗画像

徽宗即位前,哭求向太后垂帘,以示自己登基的合法性。这幅画为徽宗所画

电视剧《大宋宫词》的话题在网上不停发酵,该剧讲述宋真宗皇后刘娥的一生,日前已播到刘娥学批奏折,打理朝政了。这段情节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事实上,真宗去世后,刘娥还垂帘听政,做了大宋王朝实际上的一把手。刘娥是大宋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太后,两宋319年间,共有9位太后垂帘听政。学者朱子彦称,据不完全统计,从战国起,历史上临朝听政的太后约38人(小王朝不计入在内),大宋占了近1/4。为何宋代垂帘听政的太后如此之多?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垂帘听政在大宋成为合法制度

垂帘听政,《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垂帘,太后或皇后临朝听政,殿上用帘子遮隔。听:治理。指太后临朝管理国家政事。

垂帘听政这个模式,许多网友认为是从宋代开始的。其实早在宋之前就有了。东晋时崇德太后褚蒜子先后四次临朝,是她开始用的帷帘,与群臣隔开,抱着小皇帝上朝听政。

史籍上第一次使用“垂帘”这两个字的则是武则天。“自诛上官仪后,上每视朝,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

上官仪是上官婉儿的祖父,665年被诛杀。若以此计算,正式的“垂帘听政”则是从这一年开始。

唐高宗死后,虽先后有李显、李旦即位,但一直是武则天把持朝政。李旦登基后,武则天常垂着紫色帷帐,临朝听政。但此时“垂帘听政”尚不是一种制度,唐中宗皇后韦氏想效仿武则天故事,结果遭到朝臣反对。学者一般认为,“垂帘听政”成为一种合法的制度,要到大宋之时。

真宗皇后刘娥是第一位垂帘听政的大宋太后。历史上,刘娥从一名江湖艺人跃升为武则天似的人物,其经历堪称传奇。可能也正是具备这种戏剧性,才让她成为野史和影视剧的主角。

史书记载:刘娥祖籍太原,嫁入皇家前,与蜀人龚美有过一段婚姻,15岁时入襄王赵恒的府邸。1012年被立为皇后。

有史学家将“汉之吕后,唐之武后,宋之刘后”三者并列,有学者称刘娥有吕后之才,而无吕后之恶。

1022年,真宗驾崩,此时仁宗不过13岁。真宗遗诏:尊皇后为皇太后,军国事权兼取皇太后处分。

刘娥很有权力欲。曾以仁宗年幼贪睡为由,希望能“独受群臣朝”,遭到朝臣反对。

刘娥曾试探性地询问大臣对武则天的看法,鲁宗道回道:“唐之罪人,几危社稷。”自此,刘娥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第二个武则天。一来士人坚决反对,二来自己出身低微又没有外戚集团支持,所以后来有人献《武后临朝图》,刘娥将之掷于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

在刘娥垂帘听政的十一年间,知人善任,张知白、王曾、吕夷简、鲁宗道、薛奎等,都受到刘娥的赏识与重用,在她垂帘期间科举选拔的人才,几乎都成了仁宗朝的骨干。

朝臣们为她的“垂帘听政”设立了诸多规定,如与皇帝同御承明殿,生日为长宁节,出入御大安辇,天下避后父讳。但同时,也对太后的待遇进行了一些限制,如不能单独听政,谒庙时身穿衮服,但要比皇帝的衮服减去两个花纹,不能佩剑,冠冕上前后垂珠翠各十二旒,不能称朕只能称“吾”,等等。

刘娥本人是有野心的。在垂帘听政的形式和内容上,她与朝臣们有过多个回合的斗争。以上所说的那些“超常规”待遇,可以说都是刘娥本人争取来的。而在她之后,她的儿媳曹太后生性并没有刘娥那么强悍。她的待遇就没有那么好。

垂帘听政期间,曹太后完全听命于辅佐大臣,“老身无所容,须相公(宰相)作主”。曹太后最终还政,也有被迫的成分。前有刘太后刘娥垂帘12年的例子在,朝臣们自然不愿意再见到一位强势的武则天似的太后。故此,英宗病情刚好,宰相韩琦便上书请求还政,甚至以辞去宰相之位来要挟曹太后。曹太后也很无奈,说:当初要我垂帘的是你,现在不要我垂帘的还是你。

另一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有顾侯骗太后玉玺的事。其实这也是有原型的。历史上,迟迟不肯归还玉玺的正是曹太后,骗玉玺的是宰相韩琦。

不管怎么说,曹太后完全没有刘娥的执政经验,也没有刘娥的斗争手腕。所以,臣子们给她的待遇就没有刘娥那么好,最大的不同就是,她不再有资格与皇帝同御承明殿,而只能偏安御内东门小殿。辅臣们退朝以后,再入小殿“复奏事”。在曹太后之后,垂帘听政的大宋太后们多依曹太后的例子。

什么情况下需要垂帘听政

北宋、南宋,两宋共计319年,18位皇帝,有9位太后10次垂帘听政。北宋垂帘听政的太后为:刘太后、曹太后、高太后、向太后和孟太后。其中真宗皇后刘娥,垂帘听政时间最长,有12年之久。

这五位太后之所以垂帘,原因不一样:

刘娥(真宗皇后):因仁宗登基时年方13岁,需太后扶持;

曹太后(仁宗皇后):英宗非仁宗亲生子,属旁支子弟,帝统不正,当时有别支皇族虎视眈眈,英宗需太后辅助,以示其继承大统的合法性;

高太后(英宗皇后):神宗亲生子9岁即位,为哲宗,但主少国疑,当时有大臣主张拥立神宗的弟弟为帝。神宗弥留之际,高太后命皇孙哲宗着黄袍出现在大臣面前,哲宗这才得以顺利继位。因其年少,需太后垂帘听政;

向太后(神宗皇后):哲宗无子,驾崩之时也未指定继承人,最后哲宗同父异母弟弟端王赵佶继位,是为徽宗。徽宗当时虽已18岁,但和英宗一样,他系出旁门,帝统不正。故此徽宗虽已成年,仍哭求太后垂帘,向太后勉强同意;

孟太后(哲宗皇后):孟太后曾两度被废,1127年,金兵攻入汴京,皇族宗室,包括徽宗和钦宗父子都被金兵掠走,孟太后因为被废,住在弟弟家中而幸免于难。当时赵氏宗室中康王赵构也没有被金兵掳走,权臣张邦昌迎还孟太后复位,并请其垂帘听政,让赵构登基,为高宗。高宗登基后,孟太后很快撤帘。

但高宗即位后,不孚众望,在抗金问题上畏畏缩缩,引起主战派不满,他们要求高宗禅位给他3岁的儿子,孟太后垂帘听政。孟太后只好再次垂帘听政。但她一面安抚叛兵,一面设法让高宗重登帝位。

赵构是南宋的开国皇帝。进入南宋,共有四位太后垂帘听政:吴太后(高宗皇后)、杨太后(宁宗皇后)、谢太后(理宗皇后)、杨太后(度宗淑妃)。其垂帘听政原由和北宋5位太后类似,要么是帝统不正,需要她们出面“站台”,增强皇帝继承大统的合法性;要么皇帝年幼,需要她们辅助处理朝政。

统观这9位太后垂帘听政的情况,只有孟太后特殊些,身处战乱之中,须有人出面收拾残局,让国政归入正轨。当时如果没有她出面,政局不知会乱成什么样子。

为何大宋皇帝屡屡后继乏人

看了以上太后们的经历,可能很多读者会觉得奇怪,为何大宋朝屡屡出现后继乏人,需要太后出面辅助的情况?

宋朝皇帝大多早逝,继位的皇帝年龄都比较小,如真宗去世时仅55岁,即位的仁宗只有13岁;神宗38岁就去世了,哲宗9岁即位。

这还是有继承人的情况,还有一些大宋皇帝连继承人都没有。这和皇子存活率低有关。

皇子夭逝的记载,史不绝书,不独大宋专有。学者冯尔康认为,这大致有三个方面原因:一是养育不得其法;二是宫廷内斗;三是发育不健全。古人结婚早,本身发育尚不完备,其生育子女又能健康到哪里去。

冯尔康曾研究过大宋15位皇帝的生育情况(宋末三帝未统计在内。这三人皆年幼即位,一位5岁时被金兵俘获,后出家;一位夭折;一位8岁投海),据他统计:这15位帝王,共计生育子女171人,平均生育11.4人。这个生育率不低了,但存活率却并不如人意。9岁以前的皇子女夭亡率为43%,没有夭亡的57%也并非都能活到成年。若单以皇子论,仁宗、哲宗、钦宗、高宗、宁宗,他们的皇子夭亡率100%。

生存率低,自然便会出现皇位无人继承情况,只好去向皇族中找寻。如此一来,太后垂帘,就自然而然了。

大宋这18位皇帝,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般来说,皇位继承是子承父位,没有儿子就传给族人。而宋太祖赵匡胤去世时,因听从太后意见,立下金匮之盟,将皇位传给弟弟赵匡义。有学者认为,当时应为三传约,即赵匡胤传给弟弟赵匡义,再由赵匡义传给弟弟赵廷美,赵廷美再传赵匡胤之子赵德昭。这样,皇位仍回太祖一系。

但没想到,赵匡义不念手足之情,迫害赵廷美、赵德昭,直接让皇位在自己这一支系中流传下去,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以及高宗,这一脉,算上赵匡义,共有9位皇帝。

但到南宋时,高宗没有生育能力,便传位于养子——孝宗,宋孝宗是太祖赵匡胤这一系的,在宋孝宗之后,又有光宗、宁宗、理宗、端宗、度宗、恭宗、怀宗,全是赵匡胤这一系,这样算下来,连赵匡胤在内,也刚好9位皇帝。

这应该是历史的巧合吧。若赵匡义天上有知,不知会有怎样的感触。

作者:臧磊

来源: 扬子晚报

禄琳琅:乾隆宫廷藏书的历史密码

演讲人:刘蔷 演讲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日知”系列讲座 演讲时间:2020年10月

刘蔷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专家组成员,参与《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工作。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部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课题多项。出版《天禄琳琅研究》《天禄琳琅知见书录》等多部专著。

关于清朝宫廷收藏的目录,前几年因为故宫展览而引起社会关注的《石渠宝笈》就是其中之一,《石渠宝笈》是乾隆时代清宫收藏字画的目录,而著录清朝宫廷古籍善本目录的,全称就叫作《钦定天禄琳琅书目》。

版本目录学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掌握的治学门径。“书”和“目”是一组对应的关系,历史上的藏书因战争、水火、偷盗等种种原因散佚,但目录还保存下来,让后人可以从中看到藏书的原貌。“天禄琳琅”书前后两编是两批藏书,都是中国古代宫廷善本特藏。为其编纂的书目和乾嘉时代另外一部著名官修书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两者代表了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两个高峰。

“天禄琳琅”藏书在清代编成的时代就很有名,许多著名古籍都被收录其中。宋版书自来最为人珍视者有三,即宋版《两汉书》《文选》《杜诗》,被明人董其昌称为“鼎足海内者也”。其中《两汉书》与《六臣注文选》皆在“天禄琳琅”前编。

清乾隆内府写本《天禄琳琅书目》。资料图片

但是,如此有名的一批书,学界在2009年之前的研究却是比较有限的,因为这批书的版本鉴定错误非常之多。尽管《天禄琳琅书目》的编纂体例严谨,提要中有丰富的版本内容,从清中期就产生了很大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对善本书目的编纂和著录依然因循当年“天禄琳琅”的传统,但是它的提要错误太多,影响了大家对它的重视程度——后编书目记载的宋版书三分之二是错的,元版书一半有误,整体的版本误判错误在一半以上。

我们这次讲座,旨在把“天禄琳琅”作为清代文化史上的一个事件,为大家梳理一下其大概的始末源流。

“天禄琳琅”特藏的建立

清宫档案记载清乾隆九年(1744),高宗谕令内廷翰林,检阅秘府藏书,择其宋元明之精善者,别于昭仁殿设架庋藏,御笔题为“天禄琳琅”。这是一批宫廷善本藏书,那么何谓善本?古籍界现在对善本有一个通行的规定,即符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提出的“三性”“九条”原则的古籍。“古籍”的界定是1912年以前,即民国元年以前。“三性”指的是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九条”是对“三性”的补充说明。在清乾隆六十年(1795)之前出现的,无论是雕版印刷本,还是活字印刷本,在今天一般都算作善本。但当时清高宗乾隆皇帝对“善本”的判定,与我们当代的标准是不同的。他认为清代当朝印刷的书不能算善本,宋元明的精善部分才算。

清乾隆四十年(1775),昭仁殿珍籍益富,大学士于敏中等大臣奉敕编纂《钦定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收书429部。嘉庆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殃及昭仁殿,前编书尽毁。已是太上皇的乾隆令彭元瑞等再辑宫中珍藏,编为《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二十卷,收书664部。前后二编,共著录1093部善本。我们现在所说的“天禄琳琅书目”,指的就是相继出现的《前编》《后编》两部书目。

清乾隆内府写本《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资料图片

关于这批藏书的定名,乾隆皇帝题匾为“天禄琳琅”。所谓“天禄”,取自汉代“藏书三阁”典故:天禄是传说中一种神兽,头生两角,有翅能飞,能去灾祸、保福禄,常与辟邪成组出现。汉代建未央宫,在其北建立“藏书三阁”,即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三阁是收藏及整理书籍的地方,还为朝廷培养人才。是以“天禄”“石渠”日后就成为宫廷收藏的代称。而“琳琅”二字则寓意内府藏书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对于乾隆为何将善本置于昭仁殿,前编书目中有《御制题昭仁殿诗》可供考证。诗下有注云:“皇祖在御时,常寝兴于此。”明朝皇帝及顺治、康熙二帝的寝宫在乾清宫,但该殿太过巍峨宽大,不太符合中国古人的居住观念。所以康熙皇帝真正的寝宫是乾清宫的东配殿昭仁殿。因为是皇祖居所,故而乾隆说:“予不敢居,因以贮天禄琳琅诸善本。”又在诗中云:“好书敢谓承先志,新德惟期澡我身。”意为在此读书,可以继承皇祖之志,澡身浴德。昭仁殿位于紫禁城乾清宫东侧,是一座面阔三间、有独立院落的建筑,自此直到清末,这里便成为清宫的善本书库。

清宫藏书源流建立

这里我们延伸解释一下,历史上清宫藏书的主要来源。

首先是前朝皇室遗存。中国是宗法的社会,《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视祭祀为国典。《周礼·天官》云:“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若有大祭、大丧,则出而陈之;既事,藏之。”祭器、宝物象征着国统、皇位。频繁的改朝换代中,新王朝为证明具有正统地位,需得到有“天命神授”身份认证性的物件,如传国玉玺、宝物书籍等。新王朝接收前朝旧藏,表示继承前朝的天命,所以故宫收藏的字画古籍上有历代皇家的收藏印。在“天禄琳琅”书上就有南宋辑熙殿、元代翰林国史院等的藏书印。

来源之二是朝廷征书与私人进献。“天禄琳琅”藏书中还有三四十部曾藏于明代文渊阁的书。这些有前代皇家藏书印的书,往往又有明末清初私人藏书家的钤印。说明这些书在明末战火中曾流出皇宫,经私人藏书家之手,又辗转回到宫中。这样的书数量不多,更多的是清入关以后,向民间不断征书或私人进献得到的。乾隆时代编《四库全书》时,开四库馆向民间征书,也有少量的书是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到“天禄琳琅”中来。

天禄琳琅藏书上的钤印。资料图片

还有一种很特殊的来源,是抄没当时的罪臣之书。《天禄琳琅书目》的提要把书上所有进宫之前的藏书印一一著录,对首次出现的藏书家加以简单介绍。《天禄琳琅书目》中著录揆叙藏书共计100部,每册都钤盖“谦牧堂藏书记”“谦牧堂书画记”二印,但始终没有提揆叙的名字。《前编》无一部揆叙旧藏,而《后编》中揆叙藏书占到近六分之一,这些书全部是经抄没入宫的。揆叙姓纳兰,系康熙朝重臣明珠次子,明珠长子即纳兰成德。揆叙之谦牧堂贮书最富,为满洲世家之冠。因其曾与皇八子胤禩结党谋夺皇储,清雍正二年(1724)世宗发其罪,追夺官位。其家彻底被抄,则是在明珠四世孙成安时。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成安获罪,其家藏图书、文玩尽归大内。档案中记载,乾隆皇帝素闻揆叙藏书丰富,命令抄成书目,供其阅览。另有一例是张缙彦收藏过的宋版前后《汉书》。张缙彦在清顺治年间被夺官、抄家,流放宁古塔,死在戍所。这部书能入藏,可能也是通过这样一个特殊途径。

来源之四是宫里、朝廷自己编、抄、刻的书。很多影宋抄本都是宫里自己组织抄写的。总结下来,前编书据书目前面的《茶宴诗》、诗注,可以推测取自武英殿和“东西廊书库”(即内阁大库)。后编书七成出自御花园旧藏,另外三成,乃抄没入宫的藏书。

《天禄琳琅书目》作为宫廷收藏的整理,体例与普通藏书目录有所不同。《前编书目》被收录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并著录其体例曰:“其次序,则宋、金、元、明版各从其代,仍以经、史、子、集分类。”先按版本年代排序,同时代的书再按经、史、子、集排序。对每本书著录的内容“则并登之,每种详其锓刻年月及收藏家题跋印记。”在排列上,影宋抄因其“下真迹一等”,哪怕是清代的,也须缀在宋版书之后,放在元朝之前,可以窥见乾隆时代对于抄本的认识。

《天禄琳琅书目》属于鉴藏目录,需要向皇帝说明这些收藏有什么特殊的文物价值、鉴藏价值。所以每本书要把跟版本有关系的版刻年月、收藏印记,曾在哪些名家手上流传过等著录出来。这种做法在书画著录中常见,但将之原原本本引入到藏书目录中来,并编成体例完善的善本书目,是从清代《天禄琳琅书目》开始的。所以我们现在说,《天禄琳琅书目》是第一部官修的善本目录。官家提倡善本风气,重视时代更早的古籍,上行下效,影响整个民间藏书,使民间原有的“佞宋”之风更盛。当下对善本的标准——“三性”原则,首重的也还是文物性。不过《天禄琳琅书目》中著录的“宋元版书”有不少错误,与下面要讲到的后编书目编纂的仓促有很大关系。

《前编》书的焚毁与重建

最初,为何在清嘉庆二年又编了后编书目,前编书又是如何消失的,在档案中都没有记载。彭元瑞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末“识语”中并未交代缘何有续编之举,只是说:“溯初编时五十余年,《书目》成亦二十余年矣。逮今嘉庆丁巳十月,乃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之辑,越七月,编成。”

在清朝档案中有一段记载,说的是清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一日酉刻,乾清宫发生大火,乾清宫与弘德殿、昭仁殿两配殿皆成废墟。火灾之后,殿内之书不见下落。

我们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便有了前编书遭焚毁的推测。考察失火当时,正是北方最冷之时,紫禁城的宫殿以暖阁、熏殿等方式取暖。由于乾清宫掌火太监郝士通的疏忽,没有把炭火彻底压灭,就将炭火盆放在乾清宫东侧的一个楠木槅旁,风吹复燃,被发现时火情已成燎原之势。内务府大臣率人连夜救火,无奈火势甚猛,乾清宫及两配殿遂成灰烬。《东华录》、清宫旧档如《永琅等奏为乾清宫失火缘由将太监郝士通等分别治罪折》(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和珅福长安等奏为遵旨补建乾清宫交泰殿昭仁殿工程折》(嘉庆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等,皆可证昭仁殿曾失火之实。

民国时期昭仁殿内“天禄琳琅”陈设。资料图片

不过这次“天禄琳琅”遭祝融之厄的前前后后,仔细研判,似乎还能得到别样的历史讯息。在古代,由于冬季严寒的环境限制,北方一般没有在这个季节建房的习惯,但是在这次大火之后,当年冬天就立即开启重建三大殿工程,同时还令彭元瑞等再辑宫中珍藏,迅速恢复“天禄琳琅”旧观。这些行为在后世观之,着实反常,此事或可与嘉庆初期的历史背景结合加以分析:

此时的乾隆皇帝作为太上皇,已是耄耋之年,嘉庆皇帝则是即位不久的“儿皇帝”。古代常常以宫中大火为天谴之兆,预示皇帝朝政有失,按照惯例,皇帝需要下“罪己诏”,检讨自己来求取上天原谅。但是嘉庆二年的这次“天谴”发生了,父子两代皇帝到底该由谁来下“罪己诏”?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尽快恢复旧貌,把这件事抹平。从现在来看,后编书中错误众多,很可能与当时这种匆忙抹平急需找书、编目、无暇细看,是有关系的。而且此时的乾隆皇帝已经八十八岁了,在转年后的嘉庆四年的正月便去世了。编纂者虽然时间紧、进度急,但是很可能也笃定年迈的太上皇不会有余暇去仔细查看,所以编纂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真宋版书,一概选入。皇帝希望恢复的书要比前编更好,所以后编书目增加了卷数,添加所谓的“辽刻本”。而且还专门声称其中“绝无翻雕赝刻”,俨然此地无银三百两。

天禄琳琅藏书的外部特征

这批书从清末开始流散四方,判定一部书是否是“天禄琳琅”藏书,可以依据其外部特征。主要有两点,一是书装、签题划一,二是玺印钤盖划一。

“天禄琳琅”藏书外表装帧和书签题法是整齐划一的。《天禄琳琅书目·凡例》记载其外装“其宋金版及影宋抄皆函以锦,元版以蓝色绨,明版以褐色绨,用示差等。”但书籍外装在流传过程中可能被重新装帧,此时可以通过书签来判断。书签特征是把版本放在书名之前,突出版本情况。《凡例》曰:“签题旧未画一者,今悉更正套签,于旧藏者添识‘乙未重订’,续入者则识‘乾隆乙未重装’用志裒集次第。”

另有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它的钤印也是整齐划一的。即使书改装了,里面的钤印还可能保存下来。《前编》凡例曰:“诸书每册前后皆钤用御玺二:曰‘乾隆御览之宝,曰‘天禄琳琅’。”而且前编书虽然尽毁,但还有“目外书”以做实物参考。另有一直接例证,即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刻本《御定仿宋相台岳氏本五经》之《春秋经传集解》。乾隆皇帝很喜欢“岳氏五经”,想单独存放。但只找到了四部,少一部《春秋经传集解》,后在“天禄琳琅”前编中找到并一起放置到昭仁殿后庑的“五经萃室”。之后武英殿翻刻这五部书,用影刻方式覆刻了“岳氏五经”,板式和书上印记都被原样摹刻下来,忠实再现了“天禄琳琅”前编书的原貌。

曾经用于存放天禄琳琅藏书的清宫昭仁殿。资料图片

此外,还有一例证。昭仁殿的书未必全被著录到《天禄琳琅书目》中,有一些书没被著录进前编,但是又经过宫廷整理,加盖印章,重装整齐划一的书签、书衣、函套。前编书目的目外书,又被收录到后编书目中来,这样的书有两部,可以通过它们获知前编书是什么钤印状况。

后编书目中的书也称“天禄继鉴”书,其编纂相对前编书目较为草率,既无凡例,也没有君臣唱和的茶宴诗,只有一个不足百字的“识语”。每一部后编书的每一册书,附叶上都钤有乾隆的三方大印,根据书开本大小的不同,使用不同尺寸和文字略有不同的附叶三玺,分别称“大三玺”(即“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中三玺”(“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小三玺”(即“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太上皇帝”)。书的正文首末叶则分别钤有“乾隆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和“天禄继鉴”三方印,这些印记被坊间称作“乾隆五玺”,视为“天禄琳琅”书的重要辨识标志。

天禄琳琅藏书的流散

我们再简要梳理一下这批藏书从清末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流散状况。

首先是晚清至民国初年,当时宫禁松弛,少量书通过太监盗卖等方式流散出宫。其后,溥仪小朝廷时期被盗运出宫的书是最多的。民国建立以后,溥仪又在宫中待了十四年,陆续以赏赐溥杰的名义,令溥杰将值钱的、好携带的宝物运出宫,为所谓“复辟”筹资。一些幅面不大的书画、最珍贵的宋元版书被携带出宫。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点各宫文物时,在溥仪的寝宫养心殿内发现一卷《赏溥杰单》,溥仪晚年在其自述《我的前半生》中自云昭仁殿中全部宋元珍本都被盗运出宫了。

运出宫的书先是被运到天津少量倒卖,之后又被运到伪满洲国,放置在长春伪满皇宫东北角的“小白楼”。楼中藏书遭遇潮湿、鼠噬,有东北经历的书因此保存情况都不太好。伪满洲国时期这些书经历少量变卖,大的流散则是在抗战结束之后,长春经历一段无政府状态时期,看管人员发现这些藏书无人管理,于是开始偷抢。伪皇宫附近出现了专门盗卖字画、古籍的古玩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官员不太懂书,把有钤印的挑出,放在长春一家银行的地下仓库,后来这批书被运往沈阳故宫。到1947年、1948年时,沈阳故宫院长金毓黻没有遵照南京国民政府的指令把沈阳故宫的“天禄琳琅”书运到南京,而是把这批书运回北京故宫,以交换存于故宫博物院的60件宋元明清丝绣。留在故宫中的“天禄琳琅”书在抗战前经历了“故宫文物南迁”,舟车辗转到重庆、贵阳、南京,最后又回到北京。这批书接近总数的一半,311部书。后来被运到台湾,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抗战结束后,先后有200多部“天禄琳琅”书通过不同渠道陆续回到了北京故宫。1958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主张只收藏与宫廷历史研究有关的书籍,要求把明清两朝的皇家藏书划拨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北图欣然接受,随后205部“天禄琳琅”书被拨到北图。现在“天禄琳琅”书的第二大收藏单位是国家图书馆,北京故宫只存了一部半后编书。

根据我们对海内外现存“天禄琳琅”书前后十年的调查,目前已知“天禄琳琅”后编书664部,有2部确定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时被日本飞机炸毁。624部书已知全书或部分卷帙藏在何处,有5部书有前人经眼的线索,另有33部书至今下落不明。“天禄琳琅”后编书可谓“十存其九”。

天禄琳琅书现存情况

最后介绍一下这批书现在保存的情况。

一是现藏我国台湾地区的天禄继鉴书,总计342部(这里的“部”指某一藏书机构所存,即便是残存一册,也计为一部)。其中台北故宫藏321部,是现藏天禄书最多的单位,其天禄书的总体特点是保存了清宫旧装,其中也有一些很有名的宋版书。

第二大收藏单位是国家图书馆,计227部。四分之三是1959年北京故宫拨交的部分,还有20多部是通过私人藏书家捐赠或购买获得。这部分藏书的特点是残缺很厉害,但宋元版比例非常高,数量之多位列所有“天禄琳琅”藏书机构中的第一位。包括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刻本,如宋代公使库刻本《大易粹言》等。辽刻本、金刻本是非常稀见的,国家图书馆收藏了两部收入《天禄琳琅书目》的金刻本,《周礼》和《南丰曾子固先生集》。

第三大收藏单位是辽宁省图书馆,藏天禄继鉴书35部。东北地区是“天禄琳琅”书散藏比较多的地方,这与藏书出宫后先在东北流传的历史有关。

除国图、辽图外,大陆还有40家单位收藏了84部《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之书。这些单位包括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机构、学校,遍布北国南疆。比较多的是上海图书馆,有9部。特别需要介绍的是,最近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又新发现了一部“天禄琳琅”书,《东岩周礼订义》,被书目后编收入“宋版经部”,实际是清康熙年间的通志堂刻本。书为两册残本,存卷一至五,已经被改装,但副叶还是原装,乾隆皇帝的藏印犹在。这是非常值得记录的事情。

然后是现藏私人收藏者手中与历年拍卖会上所见的。截至2020年秋,陆续出现于中国嘉德、北京翰海、德宝、中国书店、上海国拍等主办的古籍拍卖会上的“天禄琳琅”书,归并同书,计有31部之多。从开始出现古籍拍卖以来,“天禄琳琅”书屡创古籍拍卖价格记录。如元茶陵桂山书院刻本《孔丛子》,为所谓“茶陵本”提供了很好样本,2017年拍卖出800万元的价格。现在“天禄琳琅”书已禁止拍卖出境。

关于拍卖,这里我们多说一点,过去的藏书家都是尽可能地让书集聚,不得已的情况下书才会被拆散。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陈敬学德星堂刻本《万首唐人绝句》是《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宋版集部中的一部,共四函三十二册。其中三函二十四册现藏国家图书馆,余下一函八册早年散出,其中两册先为藏家购得,在前些年某拍卖会上,其所剩六册书连同原装函套和书帙被分为八个“标的”拍卖,在和平年代为了追求利益而人为将成套古籍拆散,实在令人惋惜。

不仅海峡两岸,日本、欧美的藏书单位也收藏有“天禄琳琅”书,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美国国会图书馆、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图书馆等。

这里我们只是把“天禄琳琅”大概的始末源流介绍了一下。古书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部“天禄琳琅”书的背后,都有一段曲折辗转的流传经历。“天禄琳琅”藏书作为清朝皇家的善本专藏,曾创造了中国藏书史上的一代辉煌,同时其起伏跌宕的命运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近代社会荣辱兴衰的缩影。分散在五湖四海的“天禄琳琅”书,每一部、每一册都有自己的传奇故事,这些珍贵书籍,虽然在中国五千年不曾中断的文明长河之中,只是沧海一粟,但每部书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是独一无二的,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本版演讲资料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提供,文稿由田可心整理)

光明日报教育部主办

《光明日报》( 2021年01月30日10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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