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到北平后艺术上的知己好友，主要是两个人：陈师曾和徐悲鸿。陈师曾与齐白石的交往，在1917年至1923年间，短短数年，但他对于齐白石的“衰年变法”，起到了关键的催发作用。徐悲鸿与齐白石的交往，在1928年至1953年间，长达二十五年。不妨说，徐悲鸿是齐白石艺术盛期的好友，对于推介齐白石的艺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他们是怎样的知己呢?
一、草庐三请
齐白石何时与徐悲鸿相识?白石老人自己的记述是不准确的。
齐白石与徐悲鸿合影
《白石老人自述》在回忆1920年经历时说：“经易蔚儒介绍，我和林琴南交成了朋友。同时我又认识了徐悲鸿、贺履之、朱悟园等人。”但这一年，徐悲鸿已在法国留学，显然是白石老人记错了时间。徐悲鸿于1917年12月到1919年1月14日第一次逗留北京，恰好从1917年11月24日到1919年4月，齐白石回到了家乡，彼此不可能相见。他们的相识，只能是徐悲鸿第二次来北平，即1928年11月中旬至1929年初，即他应李石曾之邀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期间。吴作人在《追忆徐悲鸿先生》一文中记述了徐悲鸿此行归来的谈话：“这次去北平，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几位很有艺术才能的画家，他们有坚实的绘画基础，也富有创新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多才多艺的齐白石先生。”
1928年徐悲鸿三请齐白石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一事，已经成为艺坛的一段佳话，但人们的说法也有不同。林木认为没有徐悲鸿请齐白石任教的确切记载，而是早在1927年林风眠已邀齐至北平艺专任教的;王震则认为徐悲鸿上任后确曾三访齐白石并聘其任艺术学院国画教授，而“林于1927年春虽邀过齐任教，但林于是年暑假辞职后，齐并未续任，才有1928年秋徐悲鸿三请齐白石的事”，而且“林风眠请齐任教虽是事实，但因年代久远，又没留下详细的资料，也影响不大”。
事实上，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偏差。在齐白石的《自述》中有：“民国十六年，我六十五岁。北京有所专教作画和雕塑的学堂，是国立的，名称是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请我去教中国画。我自问是个乡巴佬出身，到洋学堂去当教习，一定不容易搞好的。起初，不敢答允，林校长和许多朋友，再三劝驾，无可奈何，只好答允去了，心里总多少有些别扭。想不到校长和同事们，都很看得起我，有一个法国籍的教师，名叫克利多，还对我说过：他到了东方以后，接触过的画家，不计其数，无论中国、日本、印度、南洋，画得使他满意的，我是头一个。他把我恭维得了不得，我真是受宠若惊了。学生们也都佩服我，逢到我上课，都是很专心地听我讲，看我画，我也就很高兴地教下去了。”类似的话齐白石也曾跟齐良迟“唠家常”说起过：“我六十五岁那一年，我记得最清楚的，在西京畿道路的西边有一所玻璃顶房子的洋学堂，名字叫国立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是林风眠。一天，林校长到我家来，请我到他的这所洋学堂去当国画教席……我是不敢答应的。过了些日子，林校长又来请我。这次林校长讲了许多使我放心的话，称赞我的诗和画如何如何的好。当时，屋子里的朋友听了，也跟着劝我去。林校长这样恳切的心意，着实使得我不好再推辞了，也就答允了他。”对于林风眠的聘请，齐白石起初有顾虑是正常的，而得到校长、同事和学生的肯定和尊敬，他也是很愉快的。齐白石对此印象深刻，叙述得也详细、清楚，说明对其影响不可谓“不大”。只是所说的“再三劝驾”，不能确定究竟是几次。齐白石在《自述》中接着说：“广东搞出来的北伐军事，大获胜利，统一了中国，国民革命军到了北京，因为国都定在南京，把北京称作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改称艺术学院，我的名义，也改称我教授。木匠当上了大学教授，跟十九年以前，铁匠张仲飏当上了湖南高等学堂的教务长，总算都是我们手艺人出身的一种佳话了。”由中专性质的艺专改为大学性质的艺术学院，连带由教习改称教授，是林风眠走后的事情了。从这一段话可以肯定，齐白石随着艺专的改制而成为“教授”这一事实，但他到底有没有“林辞职后他亦辞职”?如果没有，徐悲鸿何必要“三请”呢?
寻旧图 齐白石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
在《白石老人自述》中，对于徐悲鸿的“三请”，只字未提。但在20世纪30年代初，齐白石曾以叹惋和怀念之情作《杖藜扶梦访徐熙》，寄赠徐悲鸿：“草庐三请不容辞，何况雕虫老画师。深信人间神鬼力，白皮松外暗风吹。戊辰秋，徐君悲鸿为旧京艺术院长，欲聘余为教授，三过借山馆，余始应其请。徐君考试诸生，其画题曰‘白皮松’。考试毕，商余以定甲乙，余所论取，徐君从之。一朝不见令人思，重聚陶然未有期。海上风清明月满，杖藜扶梦访徐熙。徐君辞燕时余问南归何处，答曰：月缺在南京，月满在上海。作画寄赠徐君悲鸿，并题二绝句，犹有余兴，再作此幅。借山吟馆主者。”此外，徐悲鸿自己也曾明确说过“曾三访齐白石，请教授中国画系”。齐良迟在《白石老人艺术生涯片断》一文中也曾转述齐白石的话说：“记得在我六十九岁时，徐院长亲自登门很多次，为我画了一幅油画像，那是一幅坐在椅子上的半身像，画得很了不起，像得很。……徐院长一定要聘我再去任教。咳!我是实在累得不得了，很想息息肩。以后他又来过多次。一再的请，很希望我能去。徐院长既然心诚如此，我就顾不得这大年纪，被他请了去。好在教大学，也不是第一次了。这次教完课，徐院长亲自送我到家。”“从这以后，我和徐悲鸿成了忘年之交。”齐良末也曾在文章中转述父亲的话：“徐先生真是有耐性的人哪，我两次没答应他，第三次他还是客客气气地来请，我平生爱脸面，不好再推辞，只好教教看。”
以上文献表明，在林风眠的“再三劝驾”之后，也确有徐悲鸿之“三请”(或者“多请”)。所以需要徐悲鸿再来“三请”，或者是因为齐白石已经辞职，或者是因为学校改制、换校长等原因而停聘、待重聘。因此，齐白石改称为“教授”，是因为艺专已提升为艺术学院，但这是因徐悲鸿的再次聘请才得以落实的。
二、忘年交
齐白石与徐悲鸿之间交往的资料，主要见于王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蒋碧微著《我与悲鸿》、廖静文著《徐悲鸿一生》、北京画院等收藏保留的若干书信以及相关文章。从这些资料可知，他们是双层意义上的知己——人际关系上的知己和艺术追求上的知己。这里先谈第一个层面。
齐白石比徐悲鸿年长三十二岁。他们是真正的忘年交，情谊深厚。他们认识不久，徐悲鸿便回到南方，但二人“书信往返不绝”，“徐悲鸿的行径，有时可以从齐白石先生口中，获得一二”。徐悲鸿如果到北平，大多有书信提前告知齐白石，如“本月终想来平一行，但祈勿告人”，“年终鸿必来旧都”，“移居未竟，因迟数日之行，下星期一(十九日)必能启程”，“鸿下月必来平”等等。除了每到北平的拜访，徐悲鸿在北平的活动，包括朋友延请、画展等等，齐白石也大多到场，这对于深居简出、在北平画坛不常走动的齐白石来说，是相对难得的。
有某年徐悲鸿致齐白石函：“昨日汉怀先生送来画扇，生趣洋溢，拜谢之至。初汉怀先生精书此扇，既竟，必欲得尊画相配。因托迪生兄矫悲鸿名义奉求大作，一面致书于鸿告知其事。彼知吾二人雅谊，翁必见允也。讵翁书到后彭书方到，遂陷迪生以捏造之嫌。是友人善意，顿成罪戾也。今得杰作，惟鸿一人便宜而已。伏恳先生勿责难迪生。拜祷无量。敬请道安。悲鸿顿首。九月六日。”汉怀即彭汉怀(1876—1952)，字斗漱，号斗漱居士、漱琴庵主，湖南湘阴人。能书画，尤以篆刻知名于时。迪生即吴迪生，为民国时期北京刻竹名家，他的名字在《徐悲鸿年谱长编》中曾多次出现过，如1935年2月初“在平与华北文学艺术界人士周作人、齐白石、王青芳、杨仲子、陈绵、刘运筹、吴迪生合影”，1935年2月9日“在齐白石先生家，赴吴迪生之午宴”，1935年2月10日“晚，乘平浦特快列车离平返宁。到站送行者，有蒋梦麟、杨仲子、熊佛西、刘运筹、孙雨珊、吴迪生、王青芳二十余人”等等。若不是深知齐徐二人关系的朋友，大概是万不敢假托名义骗画的;若不是假托徐悲鸿的名义，齐白石也不一定会上第三者的当。这种“捏造”之“罪戾”，既是友人间的善意，又正是“二人雅谊”之证明。
随着交往的加深，徐悲鸿成为齐白石非常信任的朋友，甚至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去留”这个大问题上，齐白石也信任并听从了徐悲鸿的劝告。据廖静文回忆：“当我们像往日一样，走进他那个安静的庭院时，却发现老人家正满面愁容地坐在画室里。见到我们，他连忙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衰老的脸上已失去了往常那种安宁、沉静的笑容。这时，我们才知道他也受到了恫吓。有人对他造谣说，共产党有一个黑名单，进北平后，要把这批有钱人都杀掉，名单中就有齐白石。于是，白石先生怀着深深的忧惧，正准备立即携带全家老小，离开北平。”对于一辈子“伤乱”的齐白石来说，“乱”是他最怕的事，因“乱”而背井离乡而思乡，以至于不能落叶归根，成为他一生最为纠结的情感，太太平平地过日子也就成为他最大的渴望，而他对付“乱”的办法主要就是逃离(除了在抗日战争那样的民族灾难中，他无处可逃，他选择了闭门不出，或者说他逃到了自己的家里)。在他的交往圈中，能打消他的恐惧和顾虑的，恐怕只有徐悲鸿。徐悲鸿率领北平艺专留下来的举动，应该在齐白石的心里起到了极大的稳定作用——“白石老人一向对悲鸿怀着最大的信任，他那双疑虑重重的眼睛里渐渐闪出了亮光，满布愁容的脸上展现出微笑。他毅然取消了香港之行，还殷勤地挽留我们吃了湖南风味的午餐。当我们起身告辞时，他又像往常那样，安详地拄着手杖，送我们到大门口。”去除一定成分的文学描述，文中所表现的齐白石对徐悲鸿的信任，还是比较可信的。
廖静文在回忆中还有：“有一天，齐白石先生满面愁容地由他的儿子搀着，眼睛里含着泪水，来到我们家。”说的是1950年，服侍齐白石七年之久的护士夏文姝负气离开，致使年届九十的齐白石情感上不舍，生活上也极为不便。一贯“协助处理齐白石的生活”的徐悲鸿，让廖静文设法找到夏文姝，劝其回心转意，夏不肯回来，他就几次登报招聘新的护士。这可以见出徐悲鸿夫妇介入齐白石家事之深，以及老年齐白石在心理上对他们的依赖。而对于有一定老年性疑虑心理特征的齐白石来说，能形成这样的依赖，靠的绝不是一般的交往，而是日久年深的熟识和情谊。
齐白石在北平艺专的位置、名誉、待遇等问题，也都有徐悲鸿为之做主，甚或抵挡“风雨”。解放初，齐白石在中央美院的待遇问题，是徐悲鸿特别关心的。他曾有信函谈到给齐白石“增薪”之事：“前呈文化部拟每月增白石先生月薪二百斤，已批来否?待批到，此约须由院中专人送去。告知齐先生，每月须交三尺条幅四件，请勿迁延。本年尚须补足，因吾已与文化部言明，我有责任也。悲鸿。”此信大约写于1949年，使用的还是“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信笺。1949年7月的教务会议上，学校开始讨论为教师增加月薪之事，当时因物价和流通货币的不稳定，月薪以小米斤数计。事实上，在华大三部并入北平艺专前后，学校人事变动很大，有人主张停聘教课较少的教员，显然包括齐白石。在人事上还有一定发言权的徐悲鸿，显然干预了此事，这封信就是很好的证明——徐悲鸿以齐白石每月交作品的变通方式，坚持聘请齐白石并保证他的薪水。这样做，是以他个人的名誉向政府担保的。对此，身为军管会代表的艾青在《忆白石老人》中也曾有所涉及：“听说白石老人是教授，每月到校一次，画一张画给学生看，作示范表演。有学生提出要把他的工资停掉。我说：‘这样的老画家，每月来一次画一张画，就是很大的贡献。日本人来，他没有饿死，国民党来，也没有饿死，共产党来，怎么能把他饿死呢?’何况美院院长徐悲鸿非常看重他，收藏了不少他的画，这样的提案当然不会采纳。”
三、收藏与推介
徐悲鸿对齐白石作品的收藏始于他们相识之时，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廖静文说：“白石先生每有佳作，必寄悲鸿，悲鸿便按白石先生的笔单，将稿酬寄去。那时，正是白石先生精力旺盛，创作最成熟的时期，悲鸿购藏他的佳作极多。”的确，在现存徐悲鸿给齐白石的信中，对此类事也多有提及，如“三两笔之虾蟹小鸡请多作几幅”，“倘有杰作，乞为留下”，“兹特汇奉大洋贰佰元，乞察收。前欠四十元又取六尺紫藤一幅及横幅荷花一幅，照润有余，即请翁再赐墨宝一些可以。鸿一星期后即出洋，半年方归。此半年中得意之作，均乞为我保留，鸿必不负翁之苦心”，“大横幅不妨再试(先写芦花鸡之类再向上画)，倘得佳幅必不让诸他人。三尺小幅及册页及横幅”，“前承赐杰作多幅，感荷无极”等等。经过多年的购藏，齐作在徐悲鸿的收藏中数量是最多的。据曾任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的郭味蕖说：“悲鸿先生一生中所收藏的白石老人的画就有一百件。这些作品又是件件精湛，坊间不可多见。其中如芭蕉、棕树、残荷、葫芦、玉蜀黍、扁豆、紫蝶、牵牛以及虾米、鱼蟹、小鸡、鼠蛙、草虫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精品。又有《白石墨妙册》二本，老人得意的花鸟草虫于册内表现无遗，那就更是绝品了。”此外，徐悲鸿的常用印如“荒谬绝伦”、“吞吐大荒”、“江南布衣”和一寸九分见方的大型名章“徐悲鸿”，也均出自齐白石之手。这种尽己所能的竭力收藏，除了深深的喜爱，对徐悲鸿来说，还有为他理想中的未来的国家美术馆积累有价值的藏品的责任，这是他自觉担当起来的社会责任，令人肃然起敬。
《玉米小鸡》齐白石 纸本设色 1949 徐悲鸿纪念馆藏
《白石墨妙册》(其一)十一开之五 齐白石 纸本墨笔 无年款 徐悲鸿纪念馆藏
不仅自己收藏，徐悲鸿还带动了朋友圈对齐作的收藏(就像他带动了对任伯年的收藏一样)，所谓“虾蟹小鸡之类册页请多作几幅，托吾购翁画者皆至友，不同泛泛”，及“大作两件均收得，翼如之扇已嘱径以酬金奉寄先生矣”等等。
徐悲鸿对齐白石的推介不仅限于这种小范围的收藏行为，还尽可能地通过展览等公开的方式，为人们了解齐白石创造机会。在徐悲鸿的1933年赴欧巡展、1935年之后避居广西、1939年南洋筹赈活动等几次远行中，均将收藏的齐作随行携带，遇有机会，或联展或个展，向海内外介绍齐白石。如1939年3月18日徐悲鸿到达新加坡的首次筹赈画展，展期八天，“徐先生觉得时间太长，遂建议在最后三天加入中国近代名家的作品……其中展出任伯年的作品七十六幅，齐白石的作品一百多幅……将画展再一次推向高潮”。又如，1943年5月29日，徐悲鸿“应中国文艺社之邀，将所藏齐白石之国画五十余幅，在该社开展览三天，并于是晚七时在该社讲述齐白石之艺术创作。指出白石先生虽年逾古稀，从未稍懈其创作，国运其初的丧乱，形成他逃避的心境，读其金石字画，评味其诗词，念其生平努力之真诚，艺术是人格的发展，他的艺术是他人格高超的表现”等等。
1946年1月9日，徐悲鸿与沈尹默还曾为1月7日至10日在重庆西路口社会服务处举办的“齐白石画展”，共同在重庆《和平日报》发表启事：“白石先生以嵚崎磊落之才从事绘事，今年八十五岁矣，丹青岁寿，同其永年，北平陷敌八载，未尝作一画、治一印，力拒敌伪教授之聘，高风亮节，诚足为儒林先光，胜利以还，画兴勃发，近以杰作数十帧送渝展出，邦人君子景慕先生绝诣，得此机缘，以资观赏，信乎所谓眼福不浅者，谨为缀言以介。”此则启事与齐白石给弟子姚石倩的一封信，似有联系：“去年之秋，有重庆飞兵到北平军中，有湖南人某甲，此人对白石甚好，所谓无益反有捐。谓白石之画在南方价高，惟重庆愿得予画者众。一日，某甲因军事欲之重庆，与予言曰：‘我有重庆友人，求我带画多幅，以供同好’云云。予素无存画，强凑廿幅三尺者，册页十张。某甲到重庆未久，未及分应画事，北平以电报催归。某甲匆匆将予画交与徐悲鸿。徐君不知某甲欲分应何人，只好为予展览。其画乃凑合之物，未能尽工。闻骂之者甚众，如是失败。弟逢人欲骂予者，弟可答其详实，大事平靖。若轮蹄通行，望弟来京华一见，予有往后事件相托也。”如果这两个材料确相关联，亦可见徐悲鸿的堪托付和对齐白石作品不遗余力的推介。
《信札》 徐悲鸿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
《信札》 徐悲鸿 无年款 北京画院藏
北京画院存的几封信函中还有：“鸿下月必来平，无论如何大作(尤其翁得意之作)不可让他人购去，至祷，因有绝大意义也。”所谓“绝大意义”，指的就是“后年(即1933年)德京欲开一中国美术展览会，请翁准备大作一二十幅，鸿为政府聘为委员与闻其事”。而且，徐悲鸿不仅要齐白石为展览留出“得意”之作，还“推翁为委员，已见中央议决案矣”——正如徐悲鸿自己所说“鸿有所谋，必欲先生俱”。
徐悲鸿还曾在信中说：“先生已有千古，乘此精力尚健之时，写画数百幅藏于椟中，不必贱价售之。俗人悲鸿倘一日有微力时，必设一画院尽以陈列吾白石翁画，以愧三百年来仰人鼻息之小丈夫也(任伯年除外)。”不妨可以看作徐悲鸿对齐白石在艺术上的鼓励、肯定和期许。
《白石山莊 欧阳渐 托片》 纸本1934年 北京画院藏
在这几封信函中，还有徐悲鸿向齐白石推荐其他书画家并代为索字、诗的内容，如“借山图最好请摄出一二页(托囗囗囗囗囗，不必大张)，即祈先生以册之大小之纸写信其上，俾鸿可以剖纸分求诸老题诗。不然者人必艰于着想，虽允为诗而不可强与催促也”。“竟无先生为先生书白石山庄苍劲已极，谨寄奉。”“昨特走访欧阳先生，示以尊函，为先生求彼联扇各一，借山馆题诗亦以尊意裁纸三幅告之。惟竟无先生意以未见图难以着想。此老最矜持，凡所作稍不如意，便撕成粉碎，不可强也。鸿必能得其佳书以报，先生勿念。当世善书者除竟无、右任两公外，尚有弘一和尚即李叔同，亦师曾当日好友。竟无先生书格高调古，镕铸汉魏，愈大愈佳;于书倜傥风流，特多逸气;弘一则遒劲谨严，又雍和简雅。皆与王远郑道昭争一日之长者也。尚有两人：一为钱振锽名山，一为方还唯一。唯一先生上星期逝去。钱先生隐居毗陵，不问世事。二人之书在李颜之间，其人格尤孤高可敬。”“于公处已数次函催，迄乏消息，但彼固允命且言乐为之也，姑俟之如何?”等。在这种交流中，甚至有“此纸作画写字均受墨好用，先生盍一试?”的内容，足见他们在艺术上交流、切磋之广泛。
合作画历来是文人之间交流、雅玩或共襄盛举的活动。齐徐二人也有过合作画，如《徐悲鸿年谱长编》记载1935年12月31日《北洋画报》第1342期发表了吴迪生寄赠的齐徐合作的《猫鼠图》，其中徐悲鸿画猫，齐白石题：“乙亥正月第二日齐白石”。猫为徐悲鸿所擅长，鼠是齐白石常画的题材，乙亥(1935)年的阴历年徐悲鸿在北平，正月初二应该是他刚到北平，拜访了齐白石并合作了此作。如前述，徐悲鸿这次来北平，吴迪生陪伴较多。而发表的日期又临近丙子鼠年。
《妙极其微》，齐白石画水、水中蝌蚪及岸边青蛙，落款“白石”，徐悲鸿题：“妙极其微。悲鸿布地，戊子夏日。”占大半面积的岸上坡地出自徐悲鸿，所题“妙极其微”，此处可以理解为“生动”，是徐悲鸿对齐白石一贯的褒扬。尽管略具西洋水彩画特征的背景与齐白石的用笔不很协调，但合作画往往是史料价值多于艺术价值。
《斗鸡》 齐白石 徐悲鸿 纸本设色 1947 徐悲鸿纪念馆藏
另有一件《斗鸡图》，题：“丁亥小除夕停电之际，暗中摸索，为刘金涛君糊窗，悲鸿漫笔。”画两只一高一低相向而立的公鸡，大概是因为“停电”，没有继续将背景画完。画面右边有题“九十四岁白石补石并花草”，在高处的公鸡下方补写石头及石边丛草。此作为裱画师刘金涛所有。从款题看，分别为1947年和1954年，即齐白石的补写是在徐悲鸿已经离世，但自己并不知情的情形下画的，应该是刘金涛促成了这样的合作，也算是最令人感伤的合作画了。
《奔马图 》徐悲鸿 纸本墨笔 1938年 徐悲鸿纪念馆藏
文人之间因一些特别值得纪念的事情而互赠作品也是常有的事，除了前面提到的齐白石寄赠徐悲鸿的《杖藜扶梦访徐熙》，他们之间相赠的最有趣的一幅画，要算1938年徐悲鸿赠齐白石的《奔马》——贺齐白石老来得子之喜：“白石翁七十八岁生子，字之曰良末，闻极聪慧，殆尚非最幼之子，强号之曰末耳。故人固无长物，且以远方，因写千里驹为贺，廿七年九月，悲鸿在桂林。”这类以友情为基础的诙谐、幽默，是“秀才人情”，其表达也是十分文人化的。
四、艺术知己
我们通常把徐悲鸿和齐白石分别看做20世纪中国画两大类型——中西融合型和传统型画家的代表，他们不仅在对中国画的理解、追求、探索方向以及具体技法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在年龄、身份、性格、知识背景、处事方式等方面也有很大不同，那么他们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的基础又是什么呢?
齐白石与徐悲鸿(右一)、吴作人(右二)、李桦(左一)合影
吴作人在《追忆徐悲鸿先生》中曾说：“当时他发觉北平艺术学院的国画教学基本上是掌握在保守派的手里，而他的素来主张对陈陈相因、泥古不化的所谓‘传统’，要进行改革。他的大胆吸收新的以写生为基础训练的主要教学方向，是不见容于当年画必称‘四王’，学必循《芥子园》的北平艺术学院的。尽管还有少数有新意的画家如陈衡恪、姚茫父等人，但他预见到他在北平是孤掌难鸣的。他在北平住了不到三个月就束装南回了。徐先生在北上之前……就先向我们说：‘我这次去平时间不会长的，是去看看，也许不久就回来。’”春季开学，当徐悲鸿又回到中大艺术科的西画课堂上时说：“这次去北平，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几位很有艺术才能的画家，他们有坚实的绘画基础，也富有创新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多才多艺的齐白石先生。”对于自觉担负起复兴中国美术、改良中国画大任的徐悲鸿来说，其“大胆吸收新的以写生为基础训练”的教学方向，在中央大学艺术科初试成功，基本没有遇到什么阻力，这一方面因为他主要负责的是西画组，他的这一教学主张也主要实施于西画组，而写生本就是西画的基础训练之一;一方面因为这是一个新组建的科组，教学上是从头开始，还没形成什么“传统”，谈不上有什么阻力。但在有一定历史和教学传统的、中国最早的国立美术学院里，徐悲鸿要实施自己的教学主张，就没那么容易了。对此徐悲鸿有足够的估计，而且估计得很准确——真的“不久就回来”了。
从上述吴作人的回忆可以看出，徐悲鸿对齐白石的激赏主要基于三个方面，即“有坚实的绘画基础”、“富有创新的精神”和“多才多艺”。徐悲鸿所说的“坚实的绘画基础”，应该是指齐白石所具备的一般文人画家没有的写实能力;“富有创新的精神”，应该是指齐白石“衰年变法”之后，独特而个性鲜明的绘画面貌，即“他认为齐白石最突出的表现是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多才多艺”，应该是指齐白石的诗书画印、工笔写意、山水花鸟人物等各方面的“全能”。
可以说，齐徐关系的基础主要就是基于以上两个方面，即在北京画坛受到的压力和艺术上的认同(主要是徐悲鸿对齐白石的认同)。
徐悲鸿与北京画坛的正面接触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17年12月至1919年1月，因结识蔡元培而受聘于北大画法研究会，并以《中国画改良之方法》一文崭露头角，但对于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北京画坛来说，他这个人微言轻的年轻人的这套改良中国画的主张，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波澜。第二次是1928年11月至1929年1月末(或2月初)，受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之聘，出任当时已是“残局”的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仅三个月，就因“枝节丛生”、“棘手万分”、教学主张无法贯彻而辞职南返。第三次是1946年8月至1953年9月去世，尽管他深知北平画坛的状况并接受了上一次的教训，带来了一大批教员，但还是闹出“三教授罢教”这样激烈的事端。历次的经历表明，徐悲鸿是不见容于传统画家阵容相对强大的北平画坛的。
《人骂我我也骂人》 齐白石 北京画院藏
齐白石遭到北京画坛的排斥，是双方面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北京画坛普遍认为齐白石的诗书画印都太过粗野(所谓“如厨夫抹灶”)、没有来历，连带对齐白石的穿戴、做派也看不惯;另一方面，齐白石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也起了一定作用，他不善交际、寡言语、怕惹事、厌是非，只想关起门来，清清静静地做自己的诗、画自己的画。他的印语“一切画会无能加入”、“还家休听鹧鸪啼”和题画句“人骂我我也骂人”，就很生动地体现出他对北京画坛(特别是20年代北京画坛)的疏离态度。
徐齐二人虽然都是从艰难困顿的生活环境中走过来的，但是却造就出不同的性格。徐悲鸿因此而有着强烈的改变境遇并有所作为的抱负和固执的性格，欣赏和依恋英雄侠义所带来的心理安慰，不仅在绘画上钟情于古典的英雄侠义精神的表现，而且侠义精神也成为其日常行为的巨大动力，在面对困难时往往意气用事或越挫越勇。齐白石本有直率的性格，但由农民而画家的身份使他屡遭白眼，对此他选择了退避三舍、慎言慎行，尽量让自己远离是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懂是非，相反他对是非还相当敏感，这从其《自述》中可以见出——《自述》中涉及最多的除了经历、身世、亲人，就是有恩于他及非议于他的人与事。这样的经历使得齐白石的“报恩”思想要重于同时代的很多画家，所谓“门人知己即恩人”，而他“一生最知己的朋友，就是徐悲鸿先生”，所以对于徐悲鸿，他有这样的“报恩”情感。相识不久寄赠徐悲鸿的《杖藜扶梦访徐熙》，就可以看做齐白石对徐悲鸿的最早报答，所报之事也在长跋中展露无遗，即徐悲鸿对他的看重和尊重，除了三请其出山，还在考试学生时完全依其意见定评成绩，这样的尊重是齐白石从未领受过的。其中“白皮松外暗风吹”一句，最能体现二人当时共同的境遇。徐悲鸿注重风景(或山水)的地域特征，每到一地，遇有机会，就会以有当地特点的景物出题考试。白皮松为北京特有树木，是徐悲鸿考试学生的题目。齐白石巧妙地用这个有地域特点的考题喻指北京画坛，用“暗风吹”喻指徐悲鸿为请他执教所承受的压力，以及二人在北京画坛所受到的排挤。在艺术上，徐悲鸿是勇敢的，齐白石也是勇敢的。齐白石所说的“胆敢独造”四字，也可以概括徐悲鸿的艺术态度。这是二人关系的首要基础。
在齐白石的《自述》中仅有两次提到徐悲鸿的名字，一次是前面提到的相识，一笔带过;另外一次则是：“我向来反对宗派拘束，曾云：‘逢人耻听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也反对死临死摹，又曾说过：‘山外楼台云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一笑前朝诸巨手，平铺细抹死功夫’。因之，我就常说：‘胸中山气奇天下，删去临摹手一双。’赞同我这见解的人，陈师曾是头一个，其余就算瑞光和尚和徐悲鸿了。”这里齐白石说的主要是他对山水画的看法。虽然他的山水画“布局立意，总是反复构思，不愿落入前人窠臼”，但在他所有题材的画中，山水画受到的非议最多，也最不受美术界和收藏界认可，所以在“五十岁后，懒于多费深思，曾在润格中订明不再为人画山水”，是既无奈又不甘的。
徐悲鸿留下来的六十余万字的文章，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以写实为标准重评中国画史，其结论是褒扬花鸟画，贬抑山水画和人物画，所谓“吾国最高美术属于画，画中最美之品为花鸟，山水次之，人物最卑”。对于中国画人物画的改良，徐悲鸿留学归来后，一定程度地融入素描因素，自认为找到了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对于他投注精力不多的山水画，不仅他试图把西画写生渗透到中国画基础教学的设想难以在北平画坛实施，而且在当时画坛中也难找出他堪为大力推介的模范。正是在这样的寻找中，他看到了齐白石的山水。
《春水绿弥漫》 齐白石、徐悲鸿 纸本水墨 约1940年 徐悲鸿纪念馆藏
实际上，齐徐二人对山水画的看法是有同有异的。在反对动辄论宗派、讲来历，反对重临摹、轻创造，提倡师造化上，二人观点相近;但在如何创造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齐白石追求真实感受之后、删繁就简式的、大写意的胸中山水，并大胆创造出前无古人的山水画;徐悲鸿则追求“画树知为何树，画山可辨远近，画石堪与磨刀，画水可成饮料”的实感。所以徐悲鸿对齐白石的山水最看重的是其创造性，而非临摹来的，正如他给齐白石的信中所说：“吾推重齐白石者，正因其无一笔古人而能自立(此节尤重要)”，“闻师造化矣，不闻师古人也，试问古人何师?甚矣!浅人之误人也”，“翁之山水独创一格，深合自然。俗子偷懒，惟知四王，复好论是非。鄙人因号之曰：有目用以无视最为可耻”，“翁写(山)水特妙，他日愿得一帧”。齐徐二人在艺术上的这一点“同”，是他们保持后半生交往的很重要的因素，而同样是尊重齐白石的林风眠，或许就是因为缺少这样的基础而没有继续交往。这提示我们，对艺术的某些认识上的共同话语，也许是画家交往的相对牢固的基础，哪怕他们被划分在不同的类型里，哪怕他们只在某个方面存在“同”，哪怕他们各自还存在很大的“异”。
在对齐白石山水的推介上，徐悲鸿有可能是贡献最大的一个人。1930年9月开始谋划、1931年6月为之撰序、1932年出版的《齐白石画册》，可以说是徐悲鸿尽心竭力的结果，这是齐白石的第一本以及生前最后一本以山水为主的画册。
针对齐白石山水突出的独创性和被认为粗野、无来历的指责，徐悲鸿在《齐白石画册》序中，从头至尾抓住的是一个“变”字，并对“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一向崇尚儒学的徐悲鸿，在艺术上也以“中庸”为追求，这从他和谐、含蓄、温润浑融、不浮滑、不刻露、极少剑拔弩张或顿挫沉郁的绘画面貌上即可见出。他理解的中庸，就是“致广大、尽精微”，“奉平正通远温顺良好为中，而斥雄奇瑰异者为怪”，崇尚“气度雍容”，鄙夷“犷悍疾厉”。他认为艺术要“变”，而且“变”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所谓“至变而止”，但一定要“正变”——“正者能知变，变者系正之变”，既不能为变而变，也不能从一开始就变。“变”是“经验所积”，但也不是所有有积累的人都能达成的，它是一种“拟之不得，仿之不能”“出诸意料以外”的境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除了积累，还一定要“具精湛宏博之观”，绝不是“似是而非”的“浅人”的“粗陋荒率之败象”所能体现的。他认为齐白石的山水就是这种具“中庸之德”的正变，既有“具备万物，指挥若定”的雍容气度，又有“真体内充”的广大，“妙造自然”、不“断章取义”的精微，更有儒家所行之大“道”，在艺术面貌上不“徒袭他人形貌”，在品德上也不是“尽得人形貌者犹自诩”者所能相比的。总之，这区区四百字的序言，可以看做从艺术和为人双方面为齐白石“正名”，将之推至儒家的最高境界，列入不多见的大画家的行列，所谓“虽翁素称之石涛，亦同斯例也”，极尽褒扬，无以复加，而且毫无客套，非常真诚，这从持续半生的友谊和不遗余力的收藏中可以得到证明。在徐悲鸿著文评价的近四十位同时代画家中，唯有齐白石获得了如此至高的评价。
《山水 》齐白石 纸本墨笔 无年款 徐悲鸿纪念馆藏
对此，齐白石将感恩体现在赠徐悲鸿的一幅山水画上：“少年为写山水照，自娱岂欲世人称。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谓我心手出怪异，鬼神使之非人能。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只要是徐悲鸿认定的，他的“胆”量几乎是无边的，这一方面源自其艺术上的自信和判断，一方面源自其个性，所谓“一意孤行，固执己见”，又何惧“一口反万众”?
《知己有恩》 齐白石 北京画院藏
在徐悲鸿的引荐下有幸结识齐白石的郭味蕖回忆说：“1956年的初秋，我在画家徐悲鸿纪念馆又一次接待了白石老人。那时他刚刚知道了徐悲鸿先生辞世的噩耗，立即赶来。他在徐悲鸿先生故居会客厅的沙发上默默地坐了很长时间，眼睛凝神不动，心里在寻思着什么。后来他的口角动了一下，说出了‘影像’两个字，我们才知道白石老人是要看看悲鸿先生的像片。他站在悲鸿先生的影像前，眼里含满了泪水，一定要跪拜，大家怕老人过于激动，在劝说下，才深深地鞠躬，然后被搀坐在椅子上。悲鸿先生是白石老人的知友，是‘最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的倾胆知交，悲鸿先生的逝世，是民族艺术的重大损失，怎能不使白石老人伤感呢?这一次就是我最后和白石老人的会见。”齐徐二人情谊之深长，令人动容。一个九十六岁的老人要坚持的“跪拜”和“深深地鞠躬”，其间最多的含义还是深深的感恩，这种情感超越了年龄、派别甚至艺术本身，深刻地印在齐白石的心里，也留在20世纪的中国画坛。
徐悲鸿曾在听说齐白石背后盛赞自己作品后，不胜“感愧”地致信称赞齐白石“古道照人”。年龄、经历、艺术追求等各方面存在很大不同的齐白石和徐悲鸿，能建立起如此深厚的情谊，成为相知相惜的知己，除了他们有上述不多的共同点，还因为他们有“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宽厚和容量，有视艺术为生命的情感，性情中都有纯净、单纯、诚挚的东西。也许，这就是所谓“古道”，是值得我们怀想、记取和学习的一种精神。
(本文由北京画院提供，原载北京画院公号）
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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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影响、支持小微企业发展，重庆出台多项措施稳岗促就业。深入企业纾困解难、特色培训送到家门、重点群体加大帮扶……如今，越来越多的门店在重庆持续发展，让群众工作更稳定、生活更幸福。
雨过天晴，重庆市璧山区秀湖水街非遗小镇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推开木门，挽起窗幔，胡妍汐的汉服小店开门了。
“我们这里有汉唐风格、魏晋风格的服装，旁边还有新中式女装，都很受欢迎……”胡妍汐边走边介绍，3年前，她盘下这间汉服小店，“现在，到了节假日，店里都忙不过来。”
不过，生意并非一直这样红火。不久前，胡妍汐和同事们还曾因疫情影响等原因面临关门歇业的困境。一间小店，关系着群众的就业。这样的小店，如何一步步挺过难关？日前，记者聚焦“小店”，挖掘这一个个门面背后的就业故事。
深入企业纾困解难
稳岗政策送到家门
“亏损，一直在亏损。”但是说起裁员，胡妍汐一直摇头：“舍不得。”
回想起此前的艰难时光，胡妍汐还心怀忐忑。汉服店的营业额在下滑，胡妍汐不是没有想过裁员。“我们这里有30多名员工，如果真的压减人力成本，需要裁掉七八个员工。”
胡妍汐没法下定决心，“员工在这里就业上班，他们的背后，也是一个个家庭。”
人力成本居高不下，如何支撑店面继续经营下去？改变源于一通电话。这是胡妍汐第一次听到“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璧山区就业和人才中心工作人员的宣传，让胡妍汐和同事们看到了希望。经过信息核对，这笔补贴款很快就打到了账上。
日前，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7部门印发《关于对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的通知》，全面推行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免申即享”经办服务模式，实现企业全程“免申报、零材料、零跑路”。就业和人才中心等部门积极落实，深入企业，纾企解困，稳定就业。
秀湖水街上的小门店多。为了让好政策更多更全面地惠及这些小微企业，璧山区就业和人才中心和社保所工作人员，下沉到每家门店和企业，为他们宣传就业、创业等一系列补贴政策。
在深入了解胡妍汐汉服店的运营情况后，璧山区就业和人才中心副主任郑英又带来了好消息。“我们正在向人社局申请大学生见习基地。这样既能让更多学生来体验传统文化，也能减轻店面的资金压力。”胡妍汐说。
在璧山区一家农贸市场门口，50多岁的叶祖琴正在忙碌。到了夏季，她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叶祖琴十分珍惜眼前的工作机会：“一个月的工资能有五六千呢！”
叶祖琴经营的这家卤菜店，是重庆荣鹄记食品公司的一家直营店。“像叶阿姨这样的门店，我们还有6个。”公司负责人郭俊告诉记者，每个门店能够创造1—2个就业岗位。
“‘4050’人员的社保补贴，帮公司解决了不少难题。”郭俊说，区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宣传相关稳岗补贴政策，“企业的用人成本降了不少，我们也有底气开设更多门店，增加更多就业岗位。”
“这些小店吸纳着许多群众就业，我们要把政策及时送上门，帮助门店渡过难关。”郑英告诉记者。据介绍，重庆全市正开展审核、公示和资金拨付工作，预计将为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的3.05万户企业返还失业保险费1.23亿元。
培训技能指导创业
专业导师上门讲解
每次，郑英走进街边门店，都喜欢和店主聊天。“想看看我们的政策有没有普及到位。”来到胡妍汐的汉服店，她又想起一件事。
之前，为了把汉服店的名气打出去，胡妍汐和同事们琢磨着把汉服传统文化和电商结合起来。“在网上让更多人了解新中式服装，了解汉服文化，那我们的门店经营就会有所改善。”
可是当站在手机镜头前时，胡妍汐和同事们还是显得有些生涩。有了粉丝，但是网上的销量仍然不高，打不开市场局面……这些问题，困扰着他们。
一筹莫展之际，郑英和同事们把一份培训大纲放在了他们的面前。“有了政府牵线搭桥，我们也终于有机会参加直播培训了。”胡妍汐的搭档何嘉盈立刻报了名，“这个针对新职业的培训学校离我们很近，还是免费的！”
撰写产品脚本、增加用户黏性……课堂上，这些新名词蹦进了学员们的脑子里。“连上了3天课，收获真不少。没想到，一场直播还有这么多技巧。”下课回来后，何嘉盈和胡妍汐还在不停探讨着直播电商的发展。
在江北区鲤鱼池42号艺术公园，这里云集着大量的个体门店，江北区人社局的相关工作人员经常来到这里，为小店提供更多类型的服务。
粟学强的餐馆就坐落在这个商业体当中。“爆炒要把握好火候，卤菜的配料也很重要，记得肉片要再薄一些才更入味儿。”自从江北区就业和人才中心的工作人员来做过几次就业指导之后，粟学强和餐馆的同事就开始准备“渝创渝新大赛”。
“有专业导师上门做讲解，我们要好好准备这次比赛，把餐馆的名声打出去，也让更多人品尝到我们的手艺。”粟学强告诉记者。
近年来，重庆市人社局不断优化“软服务”，为不同门类的小店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培训和创业指导。这些无形的宣传和帮助，让小门店打开了更大的世界。这些门店的蓬勃发展，为更多群众提供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
支持帮扶重点群体
公共服务走进校园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也加入了“小店”。在重庆市一个大型商圈内，小黄正在教新店员冲调奶茶，“这是我们最受欢迎的一款产品，一定要注意比例。”毕业不久的她来到这家奶茶店，成为一名店长。这家奶茶店的经营负责人，同样也是一名大学毕业生。
“刚起步的时候，确实什么都不懂，资金也很有限。”奶茶店负责人袁静憶告诉记者，租金、原料、人力成本……这些都让小袁焦头烂额。好在江北区就业和人才中心的相关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向袁静憶宣传了大学生创业担保贷款政策。
“30万元的贷款很快就批了下来，手头宽裕了，能够做的事情更多了。”拿到贷款后，袁静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招聘了大学生店长和助理。加上此前的两名店员，5个年轻人常常碰在一起探讨，这间小小的奶茶店，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重庆市人社局聚焦大学生等重点人群的就业需求，集成创新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措施。除了创业担保贷款扶持之外，还组织了系列创新大赛。同时，对吸纳应届毕业生就业的中小微企业发放2000元的补贴；对吸纳一定规模应届毕业生就业的企业下调贷款利率，提高企业吸纳积极性。
和袁静憶一样，最近，向德钊的工作也逐渐迈向正轨。向德钊从小在农村长大，刚开始冒出创业的想法时，他盘算了一下家里的积蓄，两手一摊，挤出俩字——“没钱”。
尽管如此，他还是咬牙租下了一家小小的门店，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的工作。江北区就业和人才中心联合街道、社保所走访时，来到向德钊的店面。聊天过程中，向德钊发现自己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拿着申请下来的30万元，向德钊扩大了经营范围，也在原有基础上又聘请了两名员工。“现在，门店的生意渐渐好起来，感觉自己的日子也有奔头了。”不久前，向德钊结了婚，生活越来越好，他和店员一起，在这间店面里，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为了帮助更多大学毕业生找到工作，重庆市人社局持续推进“公共服务进校园”和“码上求职·云端就业”专项行动，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开展线上线下“专精小”的专场招聘1万场次，提供免费创业工位1万个，开展创业实训、导师问诊服务1万人次以上。
世纪四十年代重庆出过一本《今文月刊》，草纸印刷，貌不惊人，却刊载过一组署名“莲只”堪与著名书话家们平起平坐的书话文章。“莲只”显系笔名，这位莲只先生对武汉的图书馆界特别熟悉，因为他供职于斯服务于斯，但是他又能撇清这层关系，在抗战的大后方写作不合时宜的书话文章。
《今文月刊》
莲只先生的这组书话文章统归于《今文月刊》“书林忆语”栏目之下，分别是《谈个人集书经过》《定期刊物收集之难》《一种塞翁失马之感》《关于“一折八扣”书》《从后方参考书荒说起》《忆猎书家徐行可氏》《记武昌之旧书店区》《忆国立北平图书馆》《记袁守和先生事》。
试着来解读这些书话文章，看看“莲只”先生的本业和癖好，到底“图书馆学家”和“藏书家”哪家的属性强一点或弱一点。
《谈个人集书经过》，一开头即表明本职专业与业余嗜好可以相安无事：“余在十龄左右，即嗜读说部。以后凡遇个人认为有兴趣者，无论为硬性软性，皆多方涉猎，渐养成书淫结习。而余之选习图书馆学，以及现在仍谨守图书馆教育之岗位者，溯其始念，亦莫非如蠹鱼之求饱耳。十余年来，出卖劳动所得，大部分用于聚书，敝衣蔬食不暇顾也。”
接下来，莲只先生解答了我的困惑，身处书山书海，何必还自掏腰包买书呢？“寄身书林，眼福已饱，而仍汲汲于私藏之建立者，未免使人失笑。然此事并非不可解释者：占有欲原出之人类天性，图书馆之书乃公有之物，私人不得长久享用，此其一；余读书习惯喜加圈点，喜作眉批，此在任何图书馆中皆悬为禁例者，故图书馆中之书浏览之则可，精读之则不可，此其二；图书馆中之书，除过于艰深专门，无人问津者外，大多经过多人之手，故污旧不堪，或破碎不完，读书乃人生乐事，试问遇此等书有何乐趣可言？故宁愿花钱自备，而不愿迁就，此其三。”占有欲加圈点眉批加洁癖，这三个理由，完全说得通。
莲只先生并非完全拒绝“馆藏书”，他善于变通：“余聚书标准有六：一，图书馆书库中所未备者；二，供日常手头翻检者（如字典辞典之类）；三，经典要籍必须精读者；四，印刷优美，装潢别致，可供赏玩者；五，绝版书，查禁书，普通人所不经见，或后来难得者；六，期刊杂志，介绍时贤言论，与灌输新知者。”藏书之道，无一定之规，各花入各眼，然莲只先生的“六标准”有其普遍意义在焉。
莲只先生的藏书旋即沦为丧书史：“十余年来所聚之书，合以家中旧藏，都二千余册。一部分庋藏于武昌云架桥寓所，一部分置汉口乡间。云架桥地势负郭，无市尘之扰，瓦屋三椽，一家独居，其中一间辟为书室，室外有花，有树，有空场，室内则窗明几净，纸润墨香，实读书构思之理想环境，二十七年秋，武汉外围战日趋紧急，在忽忽将此一批书籍连同重要家具迁置xxxxx后，即仆仆入川，除简单之行李外，并未携出片纸只字，至为遗憾者，即历年在报纸杂志上所发表之文章，凡数十万言，其积留之底本亦随之沦陷。当时未能运书来渝之缘由可得而言者：一，购轮船票一事已伤脑筋不少，幸得成行，既行李已受限制，何况笨重之书籍？二，书籍一多慌乱之中即不能仔细思量孰应带出，孰不应带出，此种心里凡有‘抢火’之经验者皆能道出；三，xxxxx属外国教会产业，在当时一般皆认为有相当保障，既未料国际局势变化如此之速，未料战事延长如此之久。此皆余个人不沉着，少思考，无远见之咎，夫复何尤？闻xxxxx自太平洋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即已驻兵，历史上所称以书籍为帷囊，拭马具，充薪炭……种种惨象，不期然而幻映于余脑海之中。言念及此，真令人肝肠寸裂矣。”凡天下爱书如莲只者，当一掬伤悲之泪。
“历年在报纸杂志上所发表之文章，凡数十万言。”可见莲只先生于图书馆学建树颇丰，没有因为耽迷藏书而荒废主业。如果下点功夫翻检旧时报刊，也许莲只先生的真实身份不难显现。
《定期刊物收集之难》，这个题目中的“定期刊物”，通常说成“杂志”或“期刊”，加个“定期”就属于图书馆学的专用名词了。我见到这个题目顿生亲切之感，之前只读过文载道（金性尧）写的《期刊过眼录》（载1944年5月《古今》），那个感觉是空谷足音。
莲只先生此文既具专业素养又结合私藏心得：“定期出版物得之易而保持难。大抵有悠久历史之杂志报章，皆有相当之价值，亦皆为文人学者所重视，然求其完整无缺者，虽中外著名之图书馆亦罕能办到。如《申报》出版迄今有六七十年之历史，在纪念其六十花甲子时，阅全中国只有江苏某图书馆有一全份，弥足珍矣。”“欧美著名报纸杂志，其年龄超过《申报》以上者不知凡几，而能保持完整者亦不多见。唯外国人‘求全’之心较国人为热烈，观于外国旧书铺过期杂志之定价较一般旧书为高，可以想见需要者之众矣。然我国一般旧书铺老板对于陈旧杂志并不欢迎。汉口黄陂街与上垱街有荒货店数家，其中过期杂志报纸堆积如山，均以二十两大秤收进，十六两市秤售出，其用途无非供小贩包花生米，商店包铜元，或住户人家糊墙壁与天花板而已。”
谈完集藏不易，再谈毁弃之速：“战前，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曾年耗巨资，购配外国陈旧杂志，成绩颇有可观，唯在廿七年春该校西迁乐山时，此项杂志被装成数十大箱，以木船载运入川，舟行至巫峡夔门间，忽罹‘砥柱’之祸，以后虽经打捞起岸，又以人事关系，未能及时整理晒干，迟之又久，取出时已粘连成块，如干面包，成废物矣。再如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庋藏之美国图书馆协会会报，与图书馆学杂志，亦有年之历史，为图书馆界之权威刊物，中间类少脱期，惜西迁是仍弃置原地，即该校自行出版十余历史之季刊，亦未携出一本，此皆就笔者个人所知者而言，其余公藏私藏之损失，当亦不在少数，良可惜也。”说来本人对图书馆刊物有所用心，亦能读出其中的趣味，惜价昂不能多得。
书话文章远兜远转，末了总得讲讲自己的收藏才不落空。莲只先生好就好在这点：“余个人所藏之定期刊物不多，唯不藏则已，藏则必力求完整。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读书杂志》、《文摘战时旬刊》、《星期评论》、《大众报》、《中兴周刊》等，大体尚称完整。其中《东方杂志》系从第一次沪战之后新第一号起，至第二次沪张结束时为止，以后所出者因购求不易，乃未继续收藏；《小说月报》所缺者不过最初数期；《文摘战时旬刊》自第一期以至现在；《星期评论》自第一期以至停刊，均未缺期。《大众报》，《中兴周刊》，因本人曾参与共事亦与其事亦均保有全份，以作纪念。兹者除《星期评论》及二十七年七月以后所出之《文摘战时旬刊》尚在重庆外，余均沦失。此类刊物虽不如孤本秘笈之可贵，然历年因补辑残阙，余个人为其所耗之精力确实不少。早知今日，真悔当年多事矣。”
这段话有个小疑问，《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小说月报》创刊于1910年，莲只先生远未“大体完整”。所谓“《小说月报》所缺者不过最初数期”，当指1921年茅盾接手后革新的《小说月报》。
这篇《一种塞翁失马之感》，光看题目猜不出内容的，原来莲只先生也像藏书家马隅卿周越然似的，收集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禁书：“含有色情成分之小说素为学士大夫所不屑道。然真正拒绝，而不背人偷阅者，恐亦绝无仅有；特以礼教大防，不敢公开承认耳。……余所经见色情小说不下数十册，多由偶然得之。亦多于阅后付之一炬，其被保留者，大抵基于以下五种标准：一，昔人所作者收，时下所出者不收。二，内容尚合情理者收，普通习见者不收。三，原版收，订正版式以xx代表被删之字不收。四，湮没已久，忽然发见者收，普通习见者不收。五，外国所出者收，但需出高价者不收。”“此项收藏现时亦完全沦失，在初闻此讯时，未免怃然，继思‘今不除，后世必为子孙忧’又不禁有塞翁失马之感。”莲只先生近乎杞人之忧，禁书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吧。
集书之初我不懂书的版本糊里糊涂收了不少“一折八扣”书，还自以为宝地写过文章登了出去。“一折八扣”书声名狼藉，只读到过谢兴尧为“一折不扣”书说了句好话：“解放前上海大达图书公司出版过一批书，叫做一折八扣倒没人买，其中大部分都是有用的书，我那时看见过，也是认为版本不好不愿买，现在有的再找也找不到了，如其中的一部《尧山堂外记》，讲述明代小说戏曲（万历刻本），现在已买不到，北京图书馆把它藏于善本室，不外借，我只好趁星期天到那里借阅，摘要抄了下来。”（《近代史料的收集工作》）
莲只先生对“一折八扣”书亦持平允之论：“讲究资格者对于此类书每不屑一顾，其实其中未尝无好书，印刷亦非绝对地坏，错字亦并不甚多，如大达图书供应社所印行者，什九皆可读（启智所印者错字最多纸张亦劣），可读而不读者，大抵病其价太廉恐便宜无好货耳。”“在武汉时，余曾见有以仿古体印刷之一折（不八扣）书，封面雅致，纸张洁白（并有用道林纸者），其中有《昭阳趣史》一种，原系禁书，为以前所不经见者，不知该书商由何处觅得原本，而将其刊行问世，书中遇有伤风化处，亦仿《世界文库》例将原文删略，并注明被略字数，其节略者尚有分寸，前后亦颇斗筍，是知其尚费一番心力，当未可以其价格廉而否定其价值也。”
这篇《从后方参考书荒说起》很有意思，“无论新书旧书其售价无不较战前高出数十倍，尤以参考书或工具书最足骇人，以前小偷对于此类物皆以白眼视之，今则彼辈亦改变气质，雅好偷书，并有精到之鉴别力，盖据失书者奔走相告，谓所失以字典辞书为最多一事可以见也。”“犹忆仓皇西走时，只将日常放在衣袋中之世界寸半《英汉小字典》带出，其余皆不能顾及，今者大抵已沦为劫灰矣。”莲只先生埋怨称：”惟私人之不克带出实缘力量薄弱，而公共机关有充裕之时间，又有足够之人力与财力，而对其重要参考书亦靳然不顾，斯诚大不可解者矣。”莲只先生叹曰：“闻该校西迁时，此类重要书籍概行遗弃，所携者大抵为次要以及在后方可能购得之书，且其运书箱中并杂有私人之炊器与草纸之类，占去容积不少，殊足令人长太息也！”
莲只先生洋墨水喝了不少，不然《忆猎书家徐行可氏》用不到“猎书”这个词。徐行可（1890-1959），名恕，字行可。“湖北藏书家中诸老辈大都作古，唯在武汉尚有一人可以一纪者，即徐恕行可先生是。徐氏卜居汉口法租界，藏书虽不多，而孤本秘本善本尚称不少。”下面这段太有意思了，莲只先生站在书贩的立场痛扁徐行可：“闻其日常生活，均一猎购为事。武汉旧书店老板，莫不熟识其人，唯对之均无好感。盖版本较为可贵者，多为其以低价购去，迨发觉时又不胜懊悔，以后凡经徐氏拣撮之书，唯恐上当，无不漫天开价，然徐氏又能揣知书贾心理，故弄玄虚，使贵贱颠倒其值，反影响其营业，故对徐氏终感果可如何。”“徐氏与黄侃季刚为儿女亲家，其疏狂孤傲，一如黄氏。”“在武汉我军撤守后，未闻徐氏走动，依余揣测，当时徐氏或以法租界可保安全，迨国际局势转变，又以年老力衰，不敢任长途跋涉之劳。犹有一最大原因，即为书本所累，不忍见历年心血，化为乌有耳。”莲只先生揣测徐氏不忍弃书而逃的原因，与当年揣测知堂老人的某些人何其相似乃尔。
藏书家对居住久了的城市别有一种感情，这样的情感于是产生了纪果庵的《白门买书记》、何挹彭的《东西两场访书记》、陈乃乾的《上海书林梦忆录》，顺理成章地也就有了莲只先生的《记武昌之旧书店区》。“余与武昌之旧书店区结缘最深，以求学于斯，服务于斯，而又卜居于斯也。在求学期间起，即养成逛旧书店之癖性，如隔一二日不去，即忽忽如有所失。虽每度光临，未必惠顾，有时甚至遭书贾之白眼，然兴趣仍未尝稍减也。”“武昌旧书店麝集之所，为察院坡与横街头。此二处相接若丁字，旧书店合计尚不足二十家，大大小小，错落其间。而势力最大，生意较盛者，多为湖南人所设者，如尚德，益善等数家是。”
莲只先生此篇细节多有，语气亦风趣，惜不能多录。
《怀国立北平图书馆》和《记袁守和先生事》两篇，回归了莲只先生的本业。“卢沟桥事变前一年，余过北平，前后只逗留四日。曾抽暇与同学某君前往参观国立北平图书馆。”“是日虽在该馆参观达三小时，仅能作一鸟瞰式之巡礼，迄今已六七年，印象模糊，不可追忆矣。犹有一事至今不能忘怀者，即该馆在馆舍后部，尚设有读者餐堂一所，余与某君于参观完毕，亦曾前往尝试，二人四菜一汤，所费不过国币六角。价廉物美，对于读者便利不少，亦足纪也。”
有那么几年，因为出书的缘故我经常出入北海边的“北图”，读者餐堂早就关张了，要吃饭得去馆外找饭铺。
袁守和即袁同礼（1895-1965），时任北平图书馆馆长，对图书馆事业有着杰出的贡献。邓云乡《文化古城旧事》专有一篇讲袁同礼和北平图书馆，“我记不清我去过多少次了。每一次都是骑着车，到大门口下车，进去之后再上车，脚下用劲蹬一两下，车便像燕子一样，极轻盈地飞到西北角，那里是存车处……”没错，西北角是存自行车的地方，这几年还是不是就不知道了。
行文至此，希望有心人帮忙查考莲只先生的真名实姓。我在这儿先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