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张涛（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豫章”乃江西行政区划的最早名称，古称“豫章郡”。自古以来，此地文风极盛，明陈建《皇明资治通纪》言之曰，“国初文运惟江西独盛”，“及其季也，罗陈章艾树帜豫章，震动海内”（俞长城《题叶永溪稿》）。罗、陈、章、艾指罗万藻、陈际泰、章世纯与艾南英，四人入《明史·文苑传》且给予较高文学地位。鉴于《明史》推崇，文学史家便把此四人编入文学史体例，称之为“豫章社”。最早见于1915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曾毅的《中国文学史》，该著1932年再版时在第三十二章“明末文学”增加“坊社倡导之盛—复社之主盟—复社宗法王李—几社之主盟——几社应和复社亦宗王李—豫章社之主盟—豫章社宗法震川—明文学界颠倒于门户”小标题于书眉之上，奠定了“复社-几社-豫章社”三社鼎立的明末文坛格局。后来文学史家多循此例。
一
文学史著之“豫章社”似指以“豫章四子”为核心的一个科举文社。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这里有两个疑点：第一，四子别集中未见他们自称“豫章社”者，说明四子虽有结社，但是否为“豫章社”尚存疑问。第二，“豫章社”名称在明代末年确实存在，文献见于陈际泰《太乙山房集》，即明崇祯年间陈云怡等十二三人所结“豫章大社”，明崇祯四年胡悦之及伯兄、李葵之叔侄、陈际泰之子所结“豫章九子社”，明崇祯六年王正靖所结“豫章名社”，明崇祯年间由江西左布政使李长庚和江西“十三郡”能文之士在南昌薇省之左亭所结“豫章社”，此社当与文学史著所言“豫章社”最为接近。但令人深感奇怪的是，“豫章社”名字与文献并未在“四子”别集中出现，而是保存在陈弘绪《陈弘绪集》中《祀乡贤文学喻公传》《先友祀乡贤万征君传》两篇传文中。据二传记载，李长庚以官方身份组织“豫章社”并成为实际领袖，其子李春潮出面组织联络，似存“私心”，成员非仅“豫章四子”，而是江西全省最为“能文者”。此社“豫章四子”仅在“参与”，而非“领袖”，这也可能是四子未在别集中言及该社的原因吧。
我们在阅读中国文学史著“豫章社”时极易与“豫章四子”相联系。这是对“豫章四子”结社的误读，有必要重新为之正名与定位。称“豫章四子”为“豫章社”最早见于清代纪昀所编《四库全书总目》。可见，“豫章社”乃后人“赠与”豫章四子之社名，实非当时李长庚之“豫章社”。事实是，豫章四子之“豫章社”应指与豫章四子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江西众多文社“结合体”，是一个具有联盟性和延续性的“社盟体”。“豫章四子”名气较盛，坊社书肆多刻其文，艾南英《罗文止临场艺序》就称罗万藻“闱牍传都门，为之纸贵”，后又经清代时艺名家吕留良点评推崇，“豫章四子”名闻天下，在他们周围便形成了一个“社文化圈”。他们或亲自组织文社，或参与其他文社，或写社序鼓吹，或与非豫章社论争。这样，他们就很容易地把江西众多文社“团结起来”。其中与“豫章四子”结社有直接关系的四家：新城大社、汝南腾茂社、汝南明业社、豫章社。
二
“豫章四子”最早结社起于明万历二十八年，地点在江西黎川县新城，社名为“新城大社”。“新城大社”的成立标志着以“豫章四子”为领袖的“豫章文社派”正式形成，且“立派树帜”意识十分强烈。陈际泰在《新城大社叙》中就曾自言曰：“文章一派，乃在新城。”该序介绍了“豫章四子”结社情况，其中三点尤为重要：第一，盛赞“江右之结社多”，但“未有桀然自命于时者也”。言外之意，新城大社较为有名。第二，陈际泰出生于明隆庆元年，长艾南英16岁，33岁参加万历庚子试落第后组织“新城大社”。艾南英时年17岁，跟随当湖李养白读书。可以说，陈际泰是早期“豫章文社派”领袖，章、罗、艾对陈际泰成立“新城大社”给予支持。第三，新城大社约止于明天启元年，历时20年左右，时间较长，社中文人丘毛伯、游太来、曾隆吉、祝文柔、管龙跃、傅旋履先后中进士。
明神宗中年又有罗文止、陈际泰在临川结“汝南腾茂社”，也是豫章文社派的早期构成“派员”。文献主要保存在罗万藻《此观堂集》《汝南明业社序》中。这篇序言乃罗万藻于天启年间组织“汝南明业社”而作。由序而知，该社延续了三十年前罗万藻、陈际泰之“汝南腾茂社”，具体时间无考，由其中“神宗中年”大致可推测该社成立于明万历中叶，从社员多“予乡”“不出二三里”可知这是罗万藻、陈际泰在其“乡里”所结文社，是他们在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新城大社”之外的“就地结社”。三十年后，社事延续。“汝南腾茂社”与“汝南明业社”多为陈际泰、罗万藻及管龙跃师生、家族小范围之结社，后因“豫章四子”声名鹊起，“议论销归，声理和会，四方之风，蓬蓬欲一”，成为“豫章社”联盟重要成员之一。
明天启以后，地域性文社遍地开花。随着金坛周钟、娄东张溥应社、复社之立，各地文社树帜而起。江西自然也不甘落后。明天启崇祯间，在李长庚组织下，合江西十三郡能文之士为“豫章社”。至此“豫章社”横空出世。这是一个影响力较大的文人团队，代表着江西文学的最高水平，而且第一次以“豫章社”之名与江南吴地文社相“比肩”。李长庚《明史》有传，为官“清操”，“尽心荒政，民赖以苏”。得此优秀父母官“持社政”，明天启崇祯之“豫章社”才能笼络江西各地名士而闻动“天下”。初起于兵部主政喻言兴之子喻全禩“嗜古益甚，所为制举艺与时尚方枘圆凿不相入，试辄落，落不能前”。李长庚认为其未能中第在于“文名”不足，可谓“知之为深”。只有通过结社，出版社刻，广泛宣传才能“高中”。可以说，李长庚找到了科举中第之“秘籍”。如果没有文社推崇，仅靠个人“奋斗”有点“异想天开”。李长庚正是切中此中秘籍，因此才让其子李春潮于“每月之三九日约全禩与同郡李炱、万日佳、万时华、陈维恭、李光倬辈角艺于薇省之左亭，月无虚旬”，可谓勤苦异常。李春潮能和江西各地之能文者联合成立“豫章社”，必然得其父李长庚相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是李长庚为江西“文事”繁荣、为国选才而为之。“豫章四子”皆入其中，成为“豫章社”分社领袖。“豫章社”在明天启崇祯间名气较盛，当时应社著名领导人周钟文坛地位甚高，尤“极力推崇豫章”。“豫章社”成为名副其实的江西第一“社-派”。
三
以上为构成“豫章社”联盟体的主要成员，江西其他“豫章社”联盟体成员还包括“豫章四子”以指导方式参与的众多文社、诗社，从而形成一个豫章社派文化圈。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史著中之“豫章社”其实质乃一地域性文学流派。
较早为“豫章四子”定位文学派别的是谢国桢，他在1934年出版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就强调“豫章派”成立的“文社”基因：第一，陈、艾文集中记载了很多江西社群，以此而结合成“豫章派”。在以往文学史家仅关注文学派别的“内容—艺术—审美—创作”这些范畴内容进行研究时，谢先生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十分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豫章派”因此第一次登上文学史舞台。第二，豫章派与其他地域性文社保持紧密联系，在文学主张上各有所本，是地域文化的继承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以往文学流派研究范式，谢国桢无疑为此后的文学流派研究“暗示”了一种新的方法范式，我们不妨称之为“社—派”范式。谢国桢虽为历史学家，多从“历史—考证”视角解读明清党社现象，但这一新的研究范式似乎在文学史著中“深受感染”。最早把这一“社—派”范式引入文学史著中的是曾毅的《中国文学史》（1915年初版），该著言：“坊社为世倡率者，以著见梗概，若复社、几社、豫章社，其声光之卓烁，亦有明之神龙掉尾也。”其中所及“豫章社”我们就不能单纯认为它是一个由“豫章四子”组织的“纯粹”科举文社，而是一个具有联盟内涵的文学流派。笔者特此为之正名与定位。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15日 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道是“每逢过年胖三斤”，仿佛过年的主要任务便是吃、吃、吃。穿梭于山珍海味之间，在肉山上攀登，在汤海中浮沉，一口鱼肉一口青菜，若是不考虑体脂率飙升的代价，人生快意莫过于斯。吃是最能触发欢愉的人类本能，但人类为了吃，也最是穷智竭力，一如那句被引用不知多少次的俗滥名言所云：
“有的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有的人活着是为了吃饭。”
吃究竟是方式还是目的，区别了两种不同的人，但无论是哪种人，都要承认，活着与吃饭紧密相连，而人生的绝大多数时光，也都在寻吃与吃之间奔忙劳碌。为了寻找吃食，人类翻山越岭，跨陆蹈海，数十万年前的先民们万里跋涉，其目的正在为寻找一片吃饭求生之所。神话中对人间乐园的描述，也是那“流奶与蜜之地”。古人祈祷上天便是赐下日用的食粮永不匮乏，困境中的人们彼此慰藉，也莫过于一句“面包会有的”。
先哲有云：“食色性也”。食还摆在色的前面，原因简单得很，人类总得先吃饱肚子活命，才能考虑接下来的繁衍生息。但如何吃，吃什么，又是人类终极哲学命题之一。有道是“狮子走进沙拉店会饿肚子，水牛走进牛排馆会饿肚子，唯有人类能大快朵颐”——这话虽然绝对，但作为杂食性动物的人类，确实在荤素领域大刀阔斧，开创众多吃食的通衢大道，也让吃肉与吃素两派有资本可以各自拉拢信众，皈依门下，或以道德教义吸引，或以健康长寿劝诱。古来食肉乃是权贵专享，小民仰沾几口肉汤便是王者德政，蔬食咽菜方是草民本分。尽管今天的营养学家以饱和脂肪酸大张恫吓，企图剥夺肉食荣光，将素食捧上吃国王座，然而肉食依然是人类蛋白质最优来源——能为吃素寻出如此有理有据的科学与道德说辞的大脑，便是在先民上万年里吃的一口又一口肉中进化而来的。
口之于味，各有所嗜，荤素搭配，各有说辞。但吃食之道，贵在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一如馒头是中式面包，而面包又可谓西洋馒头。华北乡村中的农妇巧手，能将馒头搓揉捏塑，做出动物花草千般模样，西洋面包房的师傅，亦会将面包加入坚果乳酪，烘烤成千姿百态。面包蘸酱油配咸菜，东西合璧；烤馒头片抹黄油，别有风味——吃是最包容的，吃也是最轻松的，无论手中是筷子还是刀叉，无论盘中是肉片还是菜叶，无论是饥肠辘辘还是身心疲惫，无论为了谋生糊口是如何奔波劳碌，但千言万语，只有一句：
请好好吃饭。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年3月1日专题《吃》中的B02-03版：
B01「主题」吃
B02「主题」吃肉 肉食者谋之
B03「主题」吃素 面有菜色乎
B04「主题」馒头 贵贱都得吃一口
B05「主题」面包 面包会有的
B06-B07「历史」文字何以收奇功
B08「社科」葡萄酒的世界史 税收、贸易与中产阶层消费
撰文｜言九林
吃肉，自古以来，并不简单。
《礼记·王制》将饮食列为“八政”之首。吃东西，是人和万物能量的来源，所以，儒家认为国家施政第一位考虑的就是吃。不过，这个吃，不是让人吃饱、吃好，而是要建立一套秩序，正如《礼记·乐记》中所说的：“食飨之礼，非致味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
既然圣王制礼作乐，约束了人们的饮食，让人脱离口腹之欲的低级趣味，那么，他们希望教化百姓理解的好恶，回归的正确人道，到底是什么呢？
《唐人媚灶宴乐图》中烹肉切食场景。墨湫龍绘。
肉食者与藿食者
我们在初中课本就学过“曹刿论战”的故事，里面提到过“肉食者谋之”“肉食者鄙”，已经说明了，贵族是吃肉的，也就是西晋杜预注中说的“在位者”，唐代孔颖达在疏中进一步解释，《孟子》中说，庶人养好了家畜，七十岁可以食肉，说明贱人不得食肉；又结合了赐冰的记载，因为大夫命妇，丧浴用冰，说明只有大夫以上身份的人，才有资格食肉。
吃肉，在先秦时代，俨然是一种身份的界限，并赋予了一种世界秩序的涵义。
《国语·楚语下》中记载：“天子举以大牢，祀以会；诸侯举以特牛，祀以太牢；卿举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举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上下有序，则民不慢。”
《中国文化中的饮食》，主编：张光直，作者：（美）史景迁 （美）薛爱华，许烺光，牟复礼，余英时，译者：王冲，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
天子平时的盛馔用牛、羊、猪齐全的太牢，祭祀时要供上三份太牢。依次递减，到大夫级别，平时吃猪，祭祀要供上一羊、一猪的少牢。至于士，则吃鱼肉，祭祀要供上一头猪，庶人吃蔬菜，祭祀要供上鱼。上下有序，则百姓不会轻慢。
很明显，这里的上下，既包括了等级高下匹配的饮食、祭品，还包含了日常饮食与祭祀供物之间的高低关系，一定要保证，社会各个等级对祖先的尊崇，要高于日常生活的享受，这才是周礼的理想秩序。
具体到吃肉上，上述提及的牛、羊、猪、鱼，加上祭祀宗庙时，称为“羹献”的肥犬；互为赠礼的大雁；六种肉食合称之为“正味”，其余的麋、鹿、狐、兔、鼋之类的，则称之为“异味”，也是可以食用的美味，区别只在能否用于祭祀。
不过，无论是“正味”还是“异味”，对于曹刿而言，都很遥远。西汉刘向《说苑·善说》里记载了一个故事。春秋晋献公时，有个居住在东郭的百姓，叫祖朝，上书献策，晋献公回复他说：“肉食者已虑之矣，藿食者尚何与焉”，意思是，肉食者都研究过了，不需要你们藿食者参与。
这个藿，按东汉《说文》的解释，是豆苗、豆叶，用豆类植物的叶子做成的羹，就叫藿羹，藿食，泛指地位卑贱者所吃的粗劣食物，可见，藿食者是肉食者的对称。
那么，藿食者想不想吃肉？能不能吃到肉呢？
答案是肯定的。
沾光的肉食
《诗经·豳风·七月》中说，“采菜薪樗，食我农夫。”庶人的食物在不同的月份，会有不同的采集，包括野葡萄、葵菜、豆类，葫芦和麻子、苦菜等，这些就是日常的菜食，可到了冬天，一年的劳作结束，“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意思是，准备美酒，宰杀羊羔，男女老少聚集在祠堂里，喝酒吃肉，举杯祝贺耆老万寿无疆。
诗中的百姓生活，肉食集中在年尾，也就是“腊祭”的时候，这也是今天春节的源头，古人一年中最隆重的节庆。
这个就是《盐铁论·散不足》中所说的：“古者庶人，粝食藜藿，非乡饮酒，膢腊祭祀，无酒肉。”言下之意是，除非是祭礼、节庆，根本就没有酒肉可吃。
明彩绘本《孔子圣迹图》中汉高祖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的场景。太牢即是猪牛羊三牲。
之所以祭祀有酒肉，原因是，给神灵和祖先的祭品肉食，不能浪费，就有了“分胙”之制，胙就是作为祭品的肉，参与祭祀的人，都能分到一份。比如《国语·周语上》记载，周宣王即位之后，“不籍千亩”，也就是不举办籍田礼，虢文公劝谏他，讲解了过程，就提到“王歆大牢，班尝之，庶人终食”，先由周天子闻一下太牢的香味，再由公卿百官象征性地尝一下味道，最后由庶人全部吃完。这个太牢，就是猪、牛、羊肉，之所以让庶人染指这些超等级的肉食，根本原因是“籍田礼”的性质，名义上是天子亲耕，可土地是由庶人们耕种完成，既是犒劳他们，也是为了给天下人作劝农的榜样。
当然，参与“籍田礼”的庶人终究是有限，更普遍的，还是日常的祭祀分食，比如《礼记·王制》记载，庶人有“荐新礼”，就是一年四季向神灵奉献作物尝新，春天的韭菜配鸡蛋，夏天的麦子配鱼，秋天的黍米配豚猪，冬天的稻米配大雁，这些祭品和前文提到过的，士人祭祀用的猪，庶人祭祀用的鱼一样，都会事后分食，也就是说，一年四季总有一些荤腥。
在这些礼仪制度之外，则是日常的礼尚往来，以肉食待客，《庄子·山木》中就提到，庄子出山到故人家做客，故人非常高兴，“杀雁而烹之”，这种零星的肉食与农夫打猎获得的小型动物野味，都可以算作日常的肉食享受，当然，按照规矩，大的猎物是要上交的。
说到这里，熟悉农村生活的年长朋友应该已经很清楚了，仅仅在20年前，中国农村的肉食习惯，与先秦时代相比，并没有太多变化，有限的肉食，只能在年节典礼、婚丧嫁娶、礼尚往来时派上用场，大多数场景下的吃肉，个人只是“沾光”，沾祖先的光、沾客人的光、沾命运的光。
那么，吃肉的传统真的是一成不变的吗？
与规训战斗的肉食
西汉《盐铁论·散不足》引用文学之言，曾描述了一个当时人眼中的餐桌变革：
古时的先民烧黍子、吃稗子，用手撕肉吃，以酒食款待客人，此时的食物较少，仅仅是求饱而已。之后，在饮酒典礼上，老者坐着吃，年轻人站着吃，饮酒按次序进行，食物也不过是一酱一肉。再后来，婚嫁邀宴时，增加了豆羹、白饭、切成块的熟肉。到现在（西汉昭帝时），民间宴席鱼肉陈桌、烤肉满席，摆满了熟鳖、鲜鲤、鹿胎、鹑鷃、鲐鱼、肉酱、陈醋等，堪称“众物杂味”。
这个变化过程，大体涵盖了战国时代、西汉前期，直至西汉中期的历史记忆，尤其是符合《史记·平准书》中“守闾阎者食粱肉”的描述，曾经大夫以上贵族才能享用的粱肉，连一个守里门的里吏都可以享用。这种变化，在对待肉食的态度上，也可见一斑。
汉灰陶猪圈，2006年11月7日克井西许M1出土，现藏济源博物馆。陶圈中可见一只母猪，身上趴伏着数头小猪。
春秋晚期的《左传》里还在说“肉食者无墨”，意思是常吃肉的贵族们不会气色灰暗，到了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则已经说，“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强调养生要回避肥肉的享受，汉代成书的《素问》里，更是强调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吃肉，成了一种养生的陪衬。
为什么？
因为吃肉已经不再是礼制规训下的稀罕事。对于战国、秦汉的贵族来说，需要考虑的是恣意纵欲，享受酒肉所带来的危害，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减肥养生。
据《盐铁论·通有篇》的记载，当时的贵族饮食是“庖宰烹杀胎卵，煎炙齐和，穷极五味”，无故不杀牛，无故不杀羊已经是过去时，贵族肉食已经瞄准动物幼崽、胎卵这样的嫩肉，走向穷极海陆之珍的方向。
以长沙马王堆西汉轪侯利苍的墓葬为例，作为一个食邑七百户的小诸侯，他的饮食随葬品也多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只说肉食部分，兽类有牛、羊、狗、猫、马、兔、鹿；禽类的有家鸡、野鸡、雁、鹧鸪、鹌鹑、鹤、鹅、斑鸠、鹬、鸳鸯、竹鸡、火斑鸡、鸮、喜鹊、麻雀等；属于鱼类的有鲤、鲫、鳡、刺鳊、银鲴、鳜等；肉食还都经过精心烹制才入葬，所用的调味品有盐、酱、豆豉、糖、蜜、醋等；烹调方法有羹、炙、脍、灌、濯、腊、濡、菹等。
长沙马王堆一号轪侯夫人辛追墓出土的漆盘，刚出土时，漆盘中还装满了牛骨，想来刚入葬时应该是一盘丰盛的牛肉排骨大餐。
庶民的餐桌，和权贵的餐桌，与先秦时代的匮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肉食，就像一个风向标，象征着旧时代的结束，可为什么这个变革没有延续到2000年后呢？
《史记》里其实早就写好了答案。
《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庶民农工商贾……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意思是说，从事农、工、商生业的庶民，可以满足自己的衣食所欲，想怎么好，就怎么好，想怎么美，就怎么美。
这是怎么得来的？
很简单，庶民的生业，每年可以得钱20万，更徭租赋的负担交完，剩下就是自己的生活享受，这个钱数和一个千户侯差不多，所以，庶民们的日子也可以越过越好。而这种生活的大背景，依靠的是“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千足彘”等等规模化的商品生产，也就是繁荣的市场经济，这才有了“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的治世气象。
肉，又回来了
西汉初年，为庶民带来吃肉机会的，为贵族带来奢侈生活的，并不是皇帝的恩赐，而是管制的松弛，它不是凭空得来的福利，而是市场力量的爆发，更直白地说，是人们改善自身生活欲望的爆发，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得非常清楚，“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然而，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儒家经典所说的，统治的规训绝不会满足于思想层面的说教，只要有机会，就会深入到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的层面，对个人进行干预，哪怕没有机会，它也会自己创造机会。
事实上，正如《史记·平准书》所记录的告缗之法，当它遍布天下，西汉各个郡国得到了数以亿计的民间财富，成千上万的奴婢，“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结果就是，百姓只能偷偷吃好吃的，穿好看的衣服，不再置产兴业，历史的蹉跎，无过于此。
万幸的是，到了汉昭帝时代，盐铁会议召开，天下各地来到长安的贤良文学，讲述的民间餐桌，又有了“众物杂味”，肉，又回来了。
《唐人媚灶宴乐图》中卖肉切肉场景。墨湫龍绘。
作者/言九林
编辑/李永博，刘亚光
校对/薛京宁
魏文帝悼皇后
茹茹公主，《北史》写作蠕蠕公主，是指柔然可汗阿那瓌的女儿。
阿那瓌一共有几个女儿已不可知，史书提到的两个，分别嫁给了西魏皇帝魏文帝和东魏权臣高欢。嫁给魏文帝的是阿那瓌的长女（525-540），嫁给高欢的则是比她小五岁（530-548）的次女。阿那瓌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投奔洛阳获得北魏支持以后重新在塞外崛起的柔然可汗（另一个柔然可汗、阿那瓌的堂兄婆罗门就客死在洛阳城南四夷馆之一的燕然馆了），其经历有点类似西汉的匈奴呼韩邪单于，不同的是阿那瓌后来趁着北魏分裂，摆脱了屈辱的依附地位，反倒凌驾于东、西两个元魏政权之上，造成“东、西魏竞结阿那瓌为婚好”，目的是借重柔然以图在东西对抗中占得优势。阿那瓌的两个女儿分别嫁到东魏和西魏，其历史背景就是这种“竞结婚好”的国际形势。
阿那瓌的长女嫁给西魏文帝时只有十四岁，两年后生孩子时可能遭遇难产，“产讫而崩”。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年，这位死后被谥为悼皇后的茹茹公主却在魏文帝的后宫引起了重大危机。首先，魏文帝迎娶公主时已经三十二岁，与比他小三岁的正妻乙弗氏结婚已经很多年了。乙弗氏为文帝生了十二个儿女，活下来的有两个，就是太子元钦（拓跋钦）和武都王元戊（拓跋戊）。值得注意的是，乙弗氏的外祖父与魏文帝的祖父是同一个人，即北魏孝文帝。虽然他们夫妇恩爱甚笃，但为了国家利益，皇后地位必须让出来给茹茹公主。乙弗氏先是“逊居别宫”，即从正宫退出，接着“出家为尼”。照说“逊居别宫”之后已经无碍于文帝迎娶茹茹公主，为什么乙弗氏一定要“出家为尼”呢？很可能这是柔然方面所要求的，护送公主南来的柔然官员会尽一切努力保证公主享有专房之宠。乙弗氏出家之后，甚至住在长安也不被允许，只好西至天水，和时任秦州刺史的武都王元戊住在一起。
不过，据说魏文帝还是非常想念乙弗氏。《北史》记魏文帝虽然被迫废乙弗氏，但“恩好不忘”，因此“密令养发，有追还之意”，让乙弗氏重新蓄发，以便将来回到文帝身边。这种藕断丝连的爱情大概也瞒不了公主和陪同的柔然官员，势必会给乙弗氏带来祸患。大统六年（540）春，柔然“举国度河”，前锋部队已经过了夏州（即统万城，在今陕北靖边北），“颇有言虏为悼后之故兴此役”，当时的说法是柔然乃是为了给茹茹公主打抱不平而发动这场战事，这当然使魏文帝承担了莫大的压力。
《北史》记魏文帝说：“岂有百万之众为一女子举也？虽然，致此物论，朕亦何颜以见将帅邪？”虽然表达了对于柔然此次军事行动真实动机的强烈怀疑，但无可奈何，只好派宦官曹宠带着他的亲笔敕令到天水让乙弗氏自尽。三十一岁的乙弗氏接到敕令后，“挥泪”对曹宠说：“愿至尊享千万岁，天下康宁，死无恨也。”于是与武都王元戊诀别，又交代元戊给她的另一个儿子（即皇太子）元钦带话，“辞皆凄怆”，母子一场痛哭。然后，乙弗氏“召僧设供，令侍婢数十人出家”，还亲自为她们剃发。办完这一切，“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是以被褥覆盖窒息而死的，当然一定需要有人协助。
从文献记载看，乙弗氏的遭遇在当时是颇有人同情的。这从《北史》所记的三个故事可以看出来。第一个是关于乙弗氏入葬的故事。她以比丘尼的身份而死，自然也按照佛教的办法安葬，“凿麦积崖为龛而葬”。麦积崖即天水麦积山石窟，该石窟的重要性就是在西魏北周之时开始的。龛凿好以后，该把乙弗氏的棺柩放进去的时候，“有二丛云先入龛中，顷之一灭一出”。这像是对魏文帝和乙弗氏恩爱关系的一种赞扬和同情。第二个故事，讲乙弗氏死后，茹茹公主（悼皇后）怀孕，住在瑶华殿将要生产，总听到殿上有狗吠声，十分烦恼，又看见有盛装妇人进入室内，可是旁边的侍者却什么也没有见到。当时议论，觉得这是乙弗氏的灵魂在作怪。另一个故事，是说后来（551）安葬魏文帝的时候，要把十一年前同年死去的乙弗氏和茹茹公主迁来与文帝一起下葬，公主的棺车先到了鹿苑，等文帝的辒辌车来了以后，公主的棺车本应过去会齐，可是“轴折不进”，即车轴无缘无故地折断了。这个故事所显露的对茹茹公主的怒恨情绪，一定是因为把她看成乙弗氏悲惨命运的制造者。虽然三个故事都不应视作实录，但这类故事的流传毕竟代表了某种情感立场。
可是关于乙弗氏与悼皇后的史料中，一点也看不出所有事件真正的幕后推手——其实，决定魏文帝与茹茹公主这场政治联姻的，当然不是魏文帝本人，而是西魏的权臣宇文泰。不用说，废黜乙弗氏、让乙弗氏出家、把乙弗氏赶到天水、最后逼令乙弗氏自尽，所有这些事，都是由宇文泰决定的。魏文帝关于“岂有百万之众为一女子举也”的辩解，也是直接或间接讲给宇文泰听的。
不过最初柔然对长安朝廷的这种政治格局可能并不了解。阿那瓌把女儿嫁给魏文帝，或许还以为魏朝是可以一直延续下去的。柔然之所以一开始就在分裂的两个魏朝之间选择与西魏而不是东魏建立友好亲密关系，应该是因为孝武帝本人投奔了关中。孝武帝在洛阳时曾安排把范阳王元诲的女儿琅琊公主嫁给阿那瓌的长子，这桩婚事虽然因孝武帝西奔长安且不久被害而作罢，但继孝武帝之位的魏文帝迅即把孝武帝时的舍人元翌的女儿称作化政公主，嫁给阿那瓌的兄弟塔寒，算是对孝武帝时期政策的继承。阿那瓌所熟悉的北魏官员（如元孚等），也在西魏朝廷任职。所以，在阿那瓌等柔然人的观察中，西魏继承了洛阳朝廷的正统。更何况西魏还“以金帛诱之”。只是，阿那瓌把女儿嫁给魏文帝时，并没有意识到西魏皇帝已是宇文泰手中的傀儡，魏朝的天命历运行将终止。后来与东魏修好之后，他坚持要高欢而不是东魏孝静帝娶他的爱女，一定是吸取了早先的教训。
大统三年（537）阿那瓌同意把长女嫁给魏文帝，公主的陪嫁可谓浩浩荡荡：车七百乘，马万匹，驼千头。西魏派阿那瓌的老相识太保元孚前去迎接。腊月间，柔然的送亲大军和西魏的迎亲大军在寒冷多风的黑盐池（今宁夏盐池）会合，此后的行程就要配备西魏皇家的“卤簿文物”了。按照中原王朝的制度，茹茹公主以皇后之尊，居止动静，应该面朝正南方向，不仅庐帐南向开门，接见魏臣时也要南向而坐。因此元孚在献上“卤簿文物”时，请公主从此改变方向，以南向为正。
可是柔然与大多数内亚游牧部族的历史传统一样（其实拓跋鲜卑早期也是如此），是以太阳升起的东方为正的，庐帐东开，尊者东向而坐。公主从现在开始就面临着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的问题了。她回答元孚：在见到魏皇帝之前，我还是柔然的女儿，魏朝诸臣不妨向南，我还是向东吧。史书记录公主的这个回答，可能本意是想表彰她善处礼法，可是却也显露了公主对母国传统的依恋，以及对适应异国文化的踌躇。史书没有说公主是否学习汉语，即使她并不排斥学说汉语，但在短短两年间，成效一定十分有限，与魏文帝及宫中官员的日常交流，只有靠她从草原上带来的那些侍从人员来传话、翻译了。
婚姻的目标是建立纽带关系，最主要的纽带就是子嗣，共同的子嗣会保障和强化政治婚姻的原初目的。因此魏文帝原有的女人必须被驱逐甚至消灭，专房之宠的目的是生育子女。才十四五岁的茹茹公主，就在长安的宫中专注于这项神圣的使命。可是事与愿违，公主产后就死了，宇文泰苦心经营的纽带瞬间就若有若无了。这对宇文泰、对阿那瓌，都是不小的打击。
无论西魏如何隆重丧事，阿那瓌一定会怪罪西魏君臣照顾不周。而这时，柔然对西魏政治的实际情况已经有了深入的了解，西魏的正统也已不复重要，同时西魏经济较弱、物资有限的问题进一步暴露。在东、西魏之间如何取舍，因公主的猝死而突然间成为摆在阿那瓌面前的新问题。
从蠕蠕到茹茹
现在，让我们花点笔墨，交代有关茹茹和蠕蠕的问题。
蠕蠕、茹茹，就是现代史书中统一称呼的柔然。按照《北史·蠕蠕传》的说法，蠕蠕的始祖木骨闾死后，其子车鹿会“雄健”，政治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始有部众，自号柔然”。根据中古时期用汉字音译北族名号的规律，我猜想“车鹿会”这个名字所对应的阿尔泰名号应该是Kül Qan。按照这个说法，从车鹿会开始，柔然作为一个政治体就拥有了较为稳定的名称“柔然”。研究者相信，柔然的统治部族出自东胡系统，很可能本来是汉魏时期鲜卑集团的一个分支，因此和拓跋鲜卑一样是说古蒙古语（Proto-Mongolic）的。可惜现在已经无法了解“柔然”一词的语源了。
虽然有了稳定的名称，但柔然国的精英们肯定顾不上给自己的国名确定正式的汉字译写方式，因此与柔然约略同时而且联系密切的各国理应各自确定一个标准译名用在官方文书中。那时与柔然有一定外交联系的，在中国南方有南朝（先后为宋、齐、梁三个王朝），在中国北方先有慕容鲜卑的后燕，后有拓跋鲜卑的北魏，在鄂尔多斯地区有赫连氏的大夏，在河西走廊和吐鲁番盆地有北凉及后来的高昌，在青藏高原及其边缘地带有吐谷浑，在辽东辽西地区有北燕，在朝鲜半岛有高句丽，在塔里木盆地中部及其以西的中亚有嚈哒。其中南朝各政权、后燕、大夏、北魏、北凉、高昌、北燕和高句丽，尽管不都是以汉语作为官方语言的，但在文书写作中却都是使用汉文的。大夏、北凉、高昌和高句丽是怎么译写柔然国名的，我们今天已经无从知晓了。后燕和北燕的译法应该是一致的，《晋书·冯跋载记》称柔然为蝚蠕，直接的依据应该是北魏崔鸿所编纂的《十六国春秋》，崔鸿的依据，应该是北魏高闾所编纂的《燕志》，而高闾的依据，则极可能是北魏时仍能见到的北燕的原始史料。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后燕与北燕都把柔然的国名写成蝚蠕。作为柔然盟友的南朝宋、齐、梁三朝，都采用芮芮这个译法。南朝是经由吐谷浑和北凉（后来是高昌）才能与漠北的柔然取得联系的，因此南朝的译法也许与北凉颇有关联。北魏自太武帝以后的译法是蠕蠕，之前则应该是柔然。蝚蠕、柔然、芮芮和蠕蠕，显然只是同一个北族名号的不同汉字音译（transliteration）而已。
为什么现存北魏史料（《魏书》和《北史》）一概称柔然为蠕蠕呢？《北史·蠕蠕传》的解释是：“后太武以其无知，状类于虫，故改其号为蠕蠕。”从车鹿会自号柔然（始有国名），到太武帝改其号为蠕蠕，中间有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之久。虽然柔然、蠕蠕实际对应的是同一个北族名号，但蠕蠕作为汉字是明显含有贬义的，所谓“状类于虫”，仅仅是对汉字的解释，与蠕蠕和柔然所对应的原阿尔泰名号是没有关系的。作为一个草原游牧政治体（后来还发展成为游牧帝国）的柔然，自从车鹿会以后，从来没有改变过名称。但在汉语和汉文的环境下，如何用汉字音译柔然的国名，并不由柔然控制，或者说，在最初阶段，柔然也完全不在乎。
尽管北魏史料存在许多浑浊不清的地方，我们大致还是可以知道，在太武帝给柔然改名为蠕蠕之前，北魏对柔然国名的汉字音译，应该就是“柔然”。而到太武帝时期，柔然已成为北魏最危险的外敌，对北魏向鄂尔多斯（大夏）、河西（北凉）和辽东（北燕）的发展，一定起了极大的牵制作用，这就是太武帝改用蠕蠕来音译柔然国名的时代背景。这种用含有贬义的汉字来音译境外各族的族名、人名的做法，似乎是一种古老的华夏传统，如匈奴、鲜卑等等。虽然太武帝痛恨柔然，但他的汉文化修养是否好到了令他主动花功夫摆弄译名用字，当然是很可疑的，不过即使是出于崔浩等一班文臣的建议，最后确定蠕蠕这个译法的恐怕还是太武帝本人。有意思的是，在北朝的几种正史中，《魏书》和《北史》使用的是蠕蠕，《北齐书》《周书》和《隋书》使用的却是“茹茹”。在大同云冈石窟第18窟窟门的西壁上，有所谓“茹茹造像铭记”，虽已颇为漫漶，但第一行的“大茹茹”，第二行的“可敦”等字还是可以辨识的。该窟开建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但茹茹题名显然不是建窟时所刻写的，因为有清楚的痕迹显示这个题名是在削去西壁原有的浮雕千佛后刻写上去的，因此刻写的时间要比建窟时间晚得多。研究者都同意，茹茹乃是柔然为替代蠕蠕而设计出来的新译法，这种译法到北魏后期才为北魏所接受，因此云冈石窟上的“茹茹造像铭记”一定是北魏后期的作品。但是，茹茹的译法是什么时候才正式为北魏官方所接受的呢？
可以肯定，柔然对蠕蠕这个译名所具有的侮辱意味是清楚的，但当双方处在战争状态的时候，柔然再不满，也无可奈何。北魏与柔然之间的对抗关系，从北魏道武帝攻击匹候跋开始（391），到柔然可汗阿那瓌内外交困之下南奔洛阳（520），前后差不多有130年之久。但是在这130年的最后15年，敌对的情形有了显著的改变，双方再也没有发生重大战事。北魏宣武帝正始三年（506），刚刚当上柔然可汗（他汗可汗）的伏图（这个名字表明那时柔然崇佛的风气很盛）遣使到洛阳“请求通和”，宣武帝“不报其使”，就是没有接见使者，但是却派人对使者传达了一些富有善意的话，北魏官方记录下来的有“若修蕃礼，款诚昭著者，当不孤尔也”，等等。伏图西征高车战死，其子丑奴继位为可汗，又派僧人到洛阳“奉献珠像”（这种宝物应该是出自南亚的，显示了草原丝绸之路活跃的贸易网络）。宣武帝派骁骑将军马义舒出使柔然，只是因宣武帝突然驾崩，马义舒就停止了出使。种种迹象显示，宣武帝后期北魏与柔然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大大改善。
因此，这个推论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柔然就是在这个时候向宣武帝提出把蠕蠕更改为茹茹，宣武帝予以接受，北魏官方此后使用的（应该）是茹茹而不是蠕蠕。——当然，并不是说蠕蠕的用法从此就绝迹了。
而这个推论也可以得到第一手史料的支撑。1984年公布的在陕西华阴五方乡出土的六方北魏弘农杨氏墓志中，有一方杨播墓志，记录了孝文帝时期的重要人物杨播的生平事迹。杨播于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参加了北魏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柔然的战役，而且还是三路进军的统帅之一。这三路统帅，史书记得不太清楚，《魏书·高祖纪》只记元颐（拓跋安寿）和陆叡，《南齐书·芮芮虏传》只记驾鹿浑和杨延，驾鹿浑其实应作贺鹿浑，是陆叡的鲜卑语本名，而杨延应作杨延庆，延庆是杨播的本名。可见这三路统帅应该分别是元颐、陆叡和杨播。根据杨播墓志，这一次北征蠕蠕，杨播是中路军的统帅，中路军三万骑从鸡鹿塞北进，横绝戈壁，深入漠北，但是似乎并没有遇到柔然的军队。值得注意的是墓志里提到柔然的时候并没有用“蠕蠕”之名，而是用了“茹茹”：“率骑三万出鸡鹿塞五千余里，迫逐茹茹而还。”杨播墓志写作的时间是孝明帝熙平元年（516）秋，这说明北魏官方采用茹茹一词必在熙平元年秋以前。因此可以说，北魏接受柔然的提议放弃蠕蠕而采用茹茹，是在宣武帝在位的最后六七年间，这个推测大致上是站得住脚的。
杨播墓志（来源：《汉魏六朝碑刻校注》）
虽然北魏朝廷接受茹茹一词并不晚，但在北魏末年六镇反乱之前，北魏与柔然和平关系的前提是柔然日趋衰弱不得不交好北魏，北魏采用茹茹只是一种友好的姿态。可是在六镇反乱以后，本来受北魏资助和保护的柔然，骤然间成为北魏朝廷镇压六镇的主要工具，双方的强弱主次态势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即位才十来天的柔然可汗阿那瓌外逼于高车反叛、内逼于贵族夺权，走投无路只好南奔洛阳，以藩臣的身份出现在朝见北魏皇帝的百官亲贵行列里，意味着柔然正式向北魏称臣。次年正月间，阿那瓌在北魏军队的护送下北归，刚出六镇之一的怀朔镇，就因漠北形势复杂不敢北进，于是依托怀朔镇戍暂驻漠南。偏偏两年后爆发了六镇反乱，而北魏派来镇压的大军先后覆灭，北魏朝廷只好请附近的阿那瓌协助平叛。对于柔然来说，与六镇对抗是由来已久的家常便饭。对六镇来说，正是因为柔然与北魏由战转和，造成北边国防形势松弛，六镇地位下降，各种矛盾才一触即发。
阿那瓌从镇压六镇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六镇数十万镇民在柔然大军和饥饿的双重打击下，纷纷东徙进入今山西北部和河北中北部，其结果，进入河北的六镇流民完全搅乱了北魏在这个重要地区的统治秩序（宇文泰就在这样的流民队伍里），进入山西北部的流民则加入到尔朱荣的军队中（高欢就这样开始了他在中原的传奇），大大增强了尔朱荣的实力，而六镇镇民的离去，则造成北魏经营近百年的六镇地区忽然成为一片真空，把漠南拱手送给了在漠北越来越艰难的柔然。
北魏官方对阿那瓌帮助镇压六镇的感激，以及对柔然重新崛起事实的认识，表现在尔朱荣控制朝廷后孝庄帝的一份诏书上，这份诏书赞美阿那瓌“镇卫北藩，御侮朔表，遂使阴山息警，弱水无尘，刊迹狼山，铭功瀚海”，因而“自今以后，赞拜不言名，上书不称臣”，等于正式承认了柔然与北魏的平等地位。不久北魏分裂为六镇人唱主角的东、西魏，柔然成为双方争相拉拢、不敢得罪的超级外部势力。至少在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方面，后期的阿那瓌终于为柔然争得了前所未有的光荣。当然，事实上这是柔然最后的光荣。当阿那瓌在高欢和宇文泰的眼中无比举足轻重的时候，高欢和宇文泰们不可能看到的历史大剧正在上演，在柔然的后花园里，即将改写内陆欧亚历史的突厥人已经从阿尔泰山里走出来，很快就要夺取柔然赖以虎视天下的鄂尔浑河谷和塔米尔河谷肥美广阔的大草原了。
史书（如《魏书》和《北史》）仍然以蠕蠕作为北魏后期的柔然国名，一方面是为求体例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史家对北魏的漠北宿敌抱有歧视。《北史》记柔然事，综合了《魏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的相关内容，也可能本来是杂采两个名字的，表现在《北史》的古代版本上，就是茹茹和蠕蠕都用，但经过历代校勘家以体例一致为由加以整理，渐渐就只有蠕蠕而没有茹茹，《北史》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始面貌也就无从探寻了。而事实上，从宣武帝以来与柔然的关系已经大大改变，蠕蠕这个词至少在官方文件中早已被茹茹取代了。
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阿尔泰语言中也有公主这个词，当然是从汉语借入的，而率先把这个词从汉语借入草原社会大肆使用的，很可能正是柔然。虽然今天能够看到的阿尔泰语言中“公主”（qun?uy）一词的最早用例是古突厥文阙特勤碑，但可以推测把这个汉语词汇引入草原政治生活并使之在阿尔泰语言中沉淀下来的，应该是突厥之前的柔然。而且，柔然是历史上唯一效法中原王朝建立了年号制度的漠北游牧帝国，当然，征服并统治了中原地区的蒙元帝国不算在内。阿那瓌本人在洛阳生活过将近半年时间，“心慕中国”，模仿魏朝的制度，“遂有侍中、黄门之属”。这样一个对中原制度比较向往的柔然，借入公主（qun?uy）作为可汗女儿的称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可汗的儿子们并不需要从南方借入什么词汇，因为他们本来就有“直勤”“特勤”（tegin）这样的古老称号。
元代《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记中亚人称呼汉人的“桃花石”一词，也可以追溯到柔然。“桃花石”可能就是麻赫穆德·喀什噶里（Mahmud Kashgari）的《突厥语大辞典》书中所收的tawγā?（中国）一词，这个词的原型应该是鄂尔浑古突厥文碑铭中的tabγa?（意指唐朝）。研究者早已指出，tabγa?本来是对应“拓跋”一词的，后来发展为指称拓跋魏所统治的北方中国，突厥用这个词指唐朝（在唐朝建立之前，突厥也应该曾经用这个词指隋朝）。不难理解，正是与拓跋分据漠南漠北形成对抗局面的柔然，最早用tabγa?（拓跋）这个词，先是指漠南的拓跋部，后来随着拓跋统治区域的扩大，这个词的词义也逐渐扩大，终于发展到指称拓跋鲜卑所统治的全部北方中国。等突厥人继承tabγa?这个词的时候，他们不会知道它本来是草原上一个游牧集团的名称。
仅仅从文化引入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在内陆欧亚的历史上，柔然（或按照他们自己的译法，叫茹茹）是具有独特重要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本文把阿那瓌嫁到南方来的两个女儿称作茹茹公主，而不是《北史》所称的蠕蠕公主。
高欢之妻茹茹公主
近年在河北磁县出土了一方额题为“魏故齐献武高王闾夫人墓志”的石质墓志，现藏于河北正定的一个收藏家所办的私人博物馆。我的一个书法家朋友寄来了该墓志的拓片，实在令人欣喜，因为这方墓志的志主，就是阿那瓌嫁给高欢的爱女，是本文要讲述的第二个茹茹公主。“齐献武高王”就是高欢，他生前的爵位是齐王，献武是东魏朝廷给他的谥号。“闾夫人”就是茹茹公主，因为柔然的汗族本姓郁久闾氏，后来可能是在孝文帝姓氏改革时简化为闾氏了。北朝诸史在记录柔然姓氏时通常不写简化后的闾氏，反映了史臣的歧视态度。
现在把茹茹公主这方墓志的序辞部分转录在下面（铭辞部分略去）：
魏故齐献武高王闾夫人墓志
夫人姓闾，茹茹主第二女也。塞外诸国，唯此为大，既丰沮泽之产，实同娇子之强。世约和亲，恒为与国，奇畜衔尾，侍子盈朝，甘泉之烽未动，龙城之使屡降。及国胜兵焚，来控天邑，渭桥成列，上林自归。重起韩昌之骑，还由鸡鹿之道，胜兵控弦，十不遗一，雄图武略，复振北土，藁街无阙 轩继路。夫人体识和明，姿制柔婉，闲淑之誉，有闻中国。齐献武王敷至德于戎华，立大功于天地，弼成五服，光于四海，方一此车书，同兹声教，驱百两于王庭，鸣双雁于塞表。遂以婚姻之故，来就我居，推信让以和同列，率柔谦以事君子。虽风马未及，礼俗多殊，而水清易变，丝洁宜染，习以生常，无俟终日。至于环佩进止，具体庶姬，刀尺罗纨，同夫三世，非法不动，率礼无违。宜其永年，以信天道，忽焉已及，何验高明。春秋一十有九，以武定六年四月十三日，薨于并州王宫，其年五月卅日，窆于齐王陵之北一里。
茹茹公主墓志（来源：《墨香阁藏北朝墓志》）
“塞外诸国，唯此为大，既丰沮泽之产，实同娇子之强。世约和亲，恒为与国，奇畜衔尾，侍子盈朝，甘泉之烽未动，龙城之使屡降。”这是讲柔然曾经的强盛及其与魏朝的友好，只是在这个叙述中，两国间长达百年的敌对争战的历史就被忽略了。“及国胜兵焚，来控天邑，渭桥成列，上林自归。”这几句是讲北魏孝明帝时期柔然衰落、阿那瓌南投洛阳，渭桥、上林就是用西汉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谒汉宣帝的典故。有趣的是，《乐府诗集》记有一首北魏的杂曲歌辞，题为《阿那瓌》，直接把阿那瓌比作呼韩邪，也引用了汉宣帝在渭桥和长平坂接见呼韩邪的典故，显然就是阿那瓌在洛阳期间传唱开来的：
闻有匈奴主，
杂骑起尘埃。
列观长平坂，
驱马渭桥来。
墓志接着讲北魏帮助阿那瓌在草原上振兴柔然的势力，“重起韩昌之骑，还由鸡鹿之道”，韩昌是汉宣帝派遣护送呼韩邪北归的将领之一，“鸡鹿”是汉代阴山西部的主要边关鸡鹿塞，墓志用这两个典故描述北魏以军队和物资帮助阿那瓌回到漠南，图谋夺取漠北。虽然这时柔然经历了很大的挫折，“胜兵控弦，十不遗一”，但阿那瓌“雄图武略，复振北土”。墓志接下来就要赞美志主了：“夫人体识和明，姿制柔婉，闲淑之誉，有闻中国。”这样好的一位窈窕淑女，自然是君子好逑，而配得上公主的君子，理所当然就是“敷至德于戎华，立大功于天地，弼成五服，光于四海”的齐献武高王。“遂以婚姻之故，来就我居”，就是这样，公主从草原来到魏朝，嫁给了高欢。
作为齐王妃子的她表现如何呢？“推信让以和同列，率柔谦以事君子”，与高欢的其他女人相处非常融洽，对高欢本人也足够礼敬贴心。那么，文化、语言的差异（“风马未及，礼俗多殊”）是否会影响公主尽职尽责呢？不会的，因为“水清易变，丝洁宜染”，公主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和角色。然而不幸的是，天道似乎并不“与善”，公主也未得“永年”，十九岁就在晋阳（太原）的齐王宫里去世了。
这方墓志的重要之处，当然不在于对公主品德方面的描述，那都是墓志常见的套话，不能当真的。但墓志提供了正史所没有的两条信息：第一，公主是阿那瓌的第二个女儿；第二，公主死于武定六年（548）四月，年十九，可知她应出生于北魏孝庄帝永安三年（530），比她的姐姐、西魏文帝悼皇后小六岁。
高欢娶茹茹公主的时间，《北史·后妃传》说是在东魏孝静帝武定三年（545）八月，《北史·蠕蠕传》说是武定四年（546）。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前一种记载是更可靠的。武定三年，公主十六岁。按照草原上的传统，如果这是她的第一次婚姻，那么可以算是晚婚。而这一年高欢已经五十岁了。《北史·蠕蠕传》记载：“阿那瓌有爱女，号为公主，以齐神武威德日盛，又请致之，静帝闻而诏神武纳之。”按照这个说法，阿那瓌主动要求把爱女嫁给高欢，高欢是听从了皇帝的命令才与茹茹公主成婚的。不过那时孝静帝可绝对没有这样的权威，只有在高欢自己做出决定以后，才可能假借皇帝的名义下达一个让高欢迎娶公主的诏命。《北史·后妃传》的记载是：“蠕蠕强盛，与西魏通和，欲连兵东伐。神武病之，令杜弼使蠕蠕，为世子求婚。阿那瓌曰：‘高王自娶则可。’神武犹豫，尉景与武明皇后及文襄并劝请，乃从之。”据此，高欢先向阿那瓌为世子高澄求婚，阿那瓌却表示只能嫁给高欢本人。年过五十的高欢这时早已妻妾成群、儿女满堂，对于迎娶新妇当然会犹豫，在勋贵人物尉景、高欢的正妻娄氏和世子高澄这分别代表三个方面的重要人物都表态支持以后，高欢“乃从之”。
《北史·后妃传》记高欢迎娶茹茹公主：“武定三年，使慕容俨往娉之，号曰蠕蠕公主。八月，神武迎于下馆。”慕容俨大概是到柔然的可汗庭行迎娉之礼，而高欢本人则是一直到下馆相迎。下馆的确切位置已不清楚，大致在今晋北的恒山北麓，可以说已经出了东魏的北方边界了。据《北史·齐本纪》，高欢在武定三年正月“请于并州置晋阳宫”，就是在高欢的常驻地、重兵所在的晋阳城（今山西太原）兴建宫殿。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这次大兴土木便是为了当年秋天迎接茹茹公主的到来。武定三年三月，高欢对东魏首都邺城（今河南安阳北）进行了为时短暂的巡视，很显然半年后的大婚与此行多少也有些关系。从三月乙未（十六日）到丙午（二十七日），实在是匆匆忙忙。高欢回到晋阳后，一直到死，他一直活动在今山西境内。从史书记载看，自武定三年三月至次年八月，似乎是高欢最无事可记的一年半时光。其实这一年半间，高欢用半年时间做各种安排、准备，再用一年时间在晋阳迎娶并侍奉茹茹公主，而对于高欢，这段时光并不是十分轻松的。
和七年前西魏文帝迎娶阿那瓌长女时的情况一样，高欢正妻的位置必须腾出来。而高欢的正妻娄氏，是高欢的结发妻子，自年轻时在怀朔镇识高欢于广众之中，演出了六镇版的富家女爱慕贫少年的故事。那时高欢还只是一名普通镇兵，而对屡屡上门提亲的各家“强族”一直看不上眼的娄氏，忽然瞧见在城上当差的“长头高颧、齿白如玉”的高欢，忍不住说：“此真吾夫也。”于是派女婢传话，还送给他钱财，好让他上门提亲。娄家纵然不满意这位贫寒的青年，也架不住女儿如此痴心。高欢是在娶了娄氏之后才有马骑的，也正是因此，他才能当上“队主”的小军官。当高欢感觉到天下即将大乱时，娄氏带来的家产成为他投资未来的重要凭借，“倾产以结英豪”，在六镇起兵之前团聚了一批豪杰之士，这些人成为后来东魏、北齐的开国勋贵。而在这个过程中，娄氏不仅贡献了财富，而且参与了所有重要的谋划，“密谋秘策，后恒参预”。正是因此，在高欢所倚赖的军政显贵中，娄氏有极大的权威，事实上勋贵里还存在着一个以娄氏为中心的联姻圈子。更何况，高欢最年长的几个儿子，也都是娄氏所生。叫这样一个娄氏让出正妻的位置，可比七年前乙弗氏“逊居别宫”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好在已经四十四岁的娄氏深明大义，知道与茹茹公主的婚姻对她夫君的事业具有什么意义。《北史·后妃传》记高欢在决定迎娶茹茹公主之前，表现出犹豫和为难，于是娄氏主动对高欢表示“国家大计，愿不疑也”，这正是高欢所需要的正确态度。因而，当茹茹公主到来后，娄氏只有“避正室处之”。而高欢当然不是木石心肠，更何况他也知道维持与娄氏的关系在政治上是何等重要。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他向娄氏表达歉意，“愧而拜谢焉”。娄氏顾不上接受他的歉意，只是说：“彼将有觉，愿绝勿顾。”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回答，她并不担心高欢真的忘记了她，她担心的是高欢对她的情意会激怒茹茹公主。
和她的姐姐一样，茹茹公主不是孤身进入晋阳宫的。但是护送公主的主要人物，《北史》内部的记录则颇有歧异，《后妃传》说“阿那瓌使其弟秃突佳来送女”，《蠕蠕传》则说“阿那瓌遣其吐豆发郁久闾汗拔姻姬等送女于晋阳”。很可能，秃突佳本是吐豆发的音讹，而吐豆发（Tutuq Beg）是柔然的重要官职，郁久闾汗拔姻姬则是这位吐豆发的姓名。这个吐豆发以可汗之弟的身份护送公主，他在晋阳宫的分量可想而知。从草原出发的时候，阿那瓌交待他的任务是保证公主早日生子：“待见外孙，然后返国。”也就是说，公主生子之前，护送南来的这些人是不能北归的。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公主理所当然要完全占有高欢。据《北史》记载，有一天高欢“有病，不得往公主所”，引起秃突佳的不满和愤怒（“怨恚”）。看到秃突佳生气了，高欢不敢怠慢，“自射堂舆疾就公主”，等于是把病床搬到公主房中。如果考虑到高欢已是暮年，一年多以后就会死去，在公主面前的高欢实在是狼狈得很。
虽然和她的姐姐逼死乙弗氏不同，嫁到东魏的这位茹茹公主并没有过度为难高欢的结发妻子娄氏，但是，她也绝不像墓志所写的那样“推信让以和同列”。很显然，除了独霸高欢以外，她也不曾与高欢的其他女人相安无事。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史书所称的彭城太妃尔朱氏。这个尔朱氏是尔朱荣的女儿，原先嫁给尔朱荣所立的北魏孝庄帝。孝庄帝因刺杀尔朱荣被推翻且被杀害，高欢便娶这位尔朱氏为侧室。史书说高欢对尔朱氏的态度非比寻常，“见必束带，自称下官”，“敬重逾于娄妃”，大概是因为她兼有尔朱荣之女和孝庄帝之后的双重身份，而尔朱荣是高欢的恩主，孝庄帝是高欢的皇帝。不过除了身份上的原因以外，尔朱氏能让高欢如此另眼相看，也许还因为她性格刚烈，有男子之风。武定三年八月，高欢迎娶茹茹公主回晋阳，尔朱氏也到木井城（今山西阳曲）迎接，一起南归晋阳。但不知为什么，尔朱氏和公主虽然同行却前后相隔，没有打照面。《北史·后妃传》记载：“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鸱，应弦而落。”颇见草原女性的风骨。尔朱氏也不含糊，立即“引长弓斜射飞乌，亦一发而中”。这自然是一次充满玄机的对话。史书记载高欢高兴地说：“我此二妇，并堪击贼。”其实高欢是在打圆场，而这次对话也不可能没有后果。不久，尔朱氏和西魏乙弗氏一样，出家为尼了，高欢为她盖了一座佛寺。史书没有解释尔朱氏为什么要出家，不过可以肯定，这是茹茹公主及其随行人员向高欢施压的结果。
高欢在晋阳宫如此曲意侍奉茹茹公主，整整一年，也许在外交上和战略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武定四年八月，当认为条件已经成熟时，高欢决定进攻西魏在晋南的战略据点玉璧城。不幸的是，仅仅巩固了与柔然的友好关系并不意味着战场上一定会取胜。这场拖了两个多月的玉璧之战以东魏失败、高欢病倒而告终，十一月初一，高欢的大军在寒冷中北撤回到晋阳。两个月后的武定五年（547）正月初八，在娶茹茹公主仅仅一年四个月之后，高欢病死于晋阳宫。根据墓志我们知道，在高欢死去一年四个月之后，茹茹公主也病死于晋阳宫。她嫁到东魏来一共两年八个月，和高欢在一起的时间大约只有一年。
不过，高欢之死，并不意味着茹茹公主婚姻生活的结束。按照草原上收继婚的传统，高欢政治地位的继承人（无论是兄弟还是子侄）应该同时继承他的妻室。茹茹公主当然是要恪守草原传统的。史书称“公主性严毅，一生不肯华言”，不仅性格很强，而且对中原文化没有兴趣，不肯学说汉语。这样一个认同草原文化的公主，以及护送她南来却一直没有等到公主生子的柔然官贵，当然会坚持要高欢的继承者高澄收继公主为妻，因为只有这样公主才可能生子，而无论是为高欢还是为高欢的继承人生子，维系两国关系的效果是一样的。《北史·后妃传》站在华夏文化传统的立场上描述此事：“神武崩，文襄从蠕蠕国法，蒸公主，产一女焉。”可见高欢死后，高澄的确娶了公主，并且生有一女。正是因为高澄尊重了草原传统，史书称“自此东魏边塞无事，至于武定末，使贡相寻”，从高欢迎娶茹茹公主，到高澄予以收继，柔然与东魏建立了稳定的盟友关系。
包括墓志在内，没有史料显示公主是和她姐姐一样因为难产而死的，不过在短短的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里为高澄生了一个女儿，似乎难产而死或因生产染病而死的可能也是难以排除的。这一对姐妹，都是作为政治婚姻的工具远涉异国，又都是不到三年就死去。姐姐去世时十六岁，妹妹去世时十九岁。正如墓志铭辞所感慨的：“彼美淑令，时惟妙年”，“生之不吊，忽若吹烟”。
阿那瓌的孙女邻和公主
高欢娶茹茹公主，是东魏与柔然婚姻外交的一个高潮。不过在此之前的三四年间，两国婚姻外交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了。在西魏文帝悼皇后（阿那瓌长女）死于长安的同一年（西魏文帝大统六年，东魏孝静帝兴和二年，即540年）稍后，当阿那瓌痛心爱女之死，因而迁怒于西魏君臣时，高欢及时地派出使者游说阿那瓌，离间柔然与西魏的关系。使者强调西魏文帝和宇文泰不仅杀害了与阿那瓌关系甚好的孝武帝，而且还杀害了阿那瓌的女儿（悼皇后）。阿那瓌于是决定改而与东魏交好。作为这种正在建立中的友好关系的保障，古老的联姻手段立即就派上了用场。
首先是东魏嫁公主给阿那瓌的儿子、在继承序列里排在第一位的庵罗辰。孝静帝没有年龄合适的女儿，因此就把宗王元骘的妹妹乐安公主改封为兰陵郡长公主，许嫁给庵罗辰。兴和三年（541）四月，柔然前来迎聘公主的人马到了晋阳。高欢对这次联姻极为重视，亲自过问一切细节，史称“资用器物，齐神武亲自经纪，咸出丰渥”。但他还是不放心，害怕柔然人变卦，“虑阿那瓌难信，又以国事加重，躬送公主于楼烦之北，接劳其使，每皆隆厚”，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当然，他的努力收到了回报，“阿那瓌大喜，自是朝贡东魏相寻”，柔然与东魏的友好关系正式确立，高欢不再因为北边的柔然骑兵而寝食难安了，而阿那瓌则可以顺利获得来自东魏农业社会的大量物资。不过兰陵郡长公主嫁给庵罗辰以后的事，我们一点线索也找不到了。几年以后突厥崛起，阿那瓌兵败自杀，庵罗辰率柔然余众奔走于草原与北周、北齐之间，苟延残喘，曾经极为强盛的大帝国最终不免于尽数覆灭。兰陵郡长公主是一直到最后都和庵罗辰在一起颠沛流离呢，还是和茹茹公主们一样早就魂归九泉？恐怕已经永远无从考知了。
在嫁走兰陵郡长公主的第二年（兴和四年，即542年），为了进一步巩固两国盟友关系，阿那瓌和高欢都同意继续婚姻外交，且提高联姻的等级。不过这时柔然对东魏的政治实态已经有所了解，知道与元氏联姻远不如与高氏联姻更有价值。可能就是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阿那瓌的孙女（号邻和公主）嫁给了高欢的第九子长广公高湛。长广公高湛，就是后来的北齐世祖武成帝。据《北史·齐本纪》，他与邻和公主成婚时，虽然只有八岁，但“冠服端严，神情闲远，华戎叹异”。八岁的儿童无论多么优秀早熟，论婚姻则必定如同儿戏。高欢让八岁的高湛如此完婚，自然不是为了替孩子考虑。
邻和公主的情况史书几乎完全没有记载。然而万分幸运的是，河北磁县文化馆1978年在磁县大冢营村发掘了她的墓，出土了墓志等文物。现节录墓志的部分序辞如下：
魏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长广郡开国公高公妻茹茹公主闾氏墓志铭
公主讳叱地连，茹茹主之孙，谙罗臣可汗之女也。……皇魏道映寰中，霸君威棱宇县。朔南被教，邀外来庭。茹主钦挹风猷，思结姻好，乃归女请和，作嫔公子。亦既来仪，载闲礼度，徽音岁茂，盛德日新。方亨遐期，永接难老，与善徒言，消亡奄及。以武定八年四月七日薨于晋阳，时年十三。即其年岁次庚午五月己酉朔十三日辛酉葬于釜水之阴，齐献武王之茔内。天子下诏曰：长广郡开国公妻茹茹邻和公主，奄至丧逝，良用嗟伤。既门勋世德，光被朝野。送终之礼，宜优常数。可敕并州造辒辌车，备依常式，礼也。
邻和公主墓志（来源：《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壹》）
由此墓志，我们不仅知道了高湛的这位儿童妻子本名叱地连，她是兰陵郡长公主所嫁的谙罗臣（即庵罗辰）的女儿，而且我们还知道她死于武定八年（550）四月七日，死时才十三岁，那么我们就知道她生于东魏孝静帝元象元年（538），兴和四年与高湛成婚时，她才五岁。五岁的柔然邻和公主叱地连嫁给八岁的东魏长广公高湛，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景象。《北史》“华戎叹异”这一句话，透露出在高湛与邻和公主的婚礼上，不仅有东魏人士（华），也有柔然（戎），他们都一本正经地见证并参与着一场国际水准的娃娃婚。邻和公主嫁给高湛的那一年，后来嫁给高欢的那位茹茹公主才十三岁，依照她姐姐嫁给西魏文帝时才十四岁的标准，她本来也是可以出嫁的，但当时柔然与东魏的关系还没有热络到那一步，双方和亲的等级也还不够高，因此就需要让可汗的孙女先出马。不过，如果阿那瓌有年龄更合适的孙女或侄女，大概也不至于要上演娃娃婚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茹茹公主嫁给高欢的第二年或稍后，突厥的首领土门（Tümen，意思是一万）也派人前来向阿那瓌求婚。那时突厥在蒙古高原的西部，以阿尔泰山为中心，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他们主动出击打败了与柔然为敌的铁勒，自忖有了与柔然平起平坐的资本和实力，就向蒙古中部塔米尔河和鄂尔浑河一带的柔然可汗庭派出求婚的使者。阿那瓌当然理解，突厥事实上是要改变过去柔然与突厥间宗主与藩属的关系。就像把女儿嫁到西魏与东魏一样，柔然可汗当然常常把女儿嫁给柔然帝国内重要部族的首领，但在阿那瓌看来，土门还不具备那样的资格。因此，阿那瓌派人去辱骂土门道：“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土门怒杀使者，起兵攻击柔然，不到八年的时间，就摧毁了柔然帝国，阿那瓌兵败自杀，突厥帝国由此宣告成立。这个改变了欧亚历史格局的大事件，就是从一次不成功的联姻开始的。
看起来，在阿那瓌以极大的热情建立并维护与北朝各政权间政治关系的时候，他对草原政治形势的判断却是错误的，原因也许是他对草原上的事情多少有点心不在焉。或者可以说，由于阿那瓌了解并欣赏中原的制度与文化，他在利用北魏衰落的机会重建柔然帝国之时，政策和政治的重心并不在漠北草原，而在西魏和东魏之间。这固然在短期内给他带来了实际利益，但对于漠北突厥语（Turkic）各部族的政治觉醒，阿那瓌却完全顾不上有所准备，当然也许仅仅是无能为力。他嫁到南方的两个女儿、一个孙女，都死得非常早，可以说是夭折。不过，即使她们都健康长寿，子嗣成群，柔然帝国走向覆灭时她们也只能是无可奈何。如果柔然覆灭以后她们都健在，那么她们也难以逃脱地位下降，甚至被废黜的悲惨命运。邻和公主死后的第五年（555），西魏权臣宇文泰在突厥的压力下，把投奔西魏的柔然余众三千多人交给突厥使者，尽数杀戮于长安城的青门之外。在这样的形势下，茹茹公主们还可能保持过去那种优崇地位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死在自己极受宠爱的时刻，多少还是幸运的。
邻和公主墓志称邻和公主“葬于釜水之阴，齐献武王之茔内”，考古工作者由此猜测高欢的义平陵就是邻和公主墓西南300米的一座大冢。如果这个猜测不误，我们还可以推测出，阿那瓌第二女即高欢妻茹茹公主的墓，必定与邻和公主墓相去不远，因为她的墓志说她“窆于齐王陵之北一里”。她们姑侄相伴于地下，倒也是不幸中的一幸了。
（本文摘自罗新主编《彼美淑令：北朝女性的个体生命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