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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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9月8日，武汉23家原本收费的A级景区开展预约免票已满一个月时间。近一个月来，“免票游”降低了旅游门槛，提升了旅游积极性，带动了一连串的消费链条。专家认为，“免票游”背后的一系列经济逻辑，契合了“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出台一些激励机制，让免票这种惠民活动持续、长期开展下去。
免一张票 迎八方客
“比去年这个时候还要忙一些。”9月6日，交警张伟哲在黄鹤楼景区外维持交通秩序。
张伟哲来自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交通大队二中队。最近，辖区内的黄鹤楼景区每天涌来大量外地私家车，这里的交通状况变得非常复杂。
“每天要疏导5000多辆私家车，从上午9点一直忙到下午4点，期间还有很多游客咨询问路。”张伟哲说。
武汉山水资源丰富、人文底蕴深厚，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旅游休闲示范城市、中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近年武汉旅游业蓬勃发展，但受疫情影响，今年初，武汉旅游业一度停滞。为表达对全国人民支持武汉“战疫”的感激之情，武汉市8月初启动“打卡大武汉”系列“惠游”活动。年底前，23家收费景区持续向全国游客免费预约开放。
活动启动以来，以黄鹤楼、黄陂木兰文化生态旅游区、东湖3家5A景区领衔的武汉23家免票A级景区走红。
武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数据显示，近期全市总体在途车流量最大峰值约为340万辆，较去年同期上升近20%。其中一部分为自驾游车辆。
黄鹤楼公园停车场停了不少来自江西、湖南、河南等地的私家车。“现在外地车大概占到40%，比惠游活动前变多了。”武汉市黄鹤楼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据武汉市黄鹤楼公园管理处市场部负责人王红念介绍，免票以来，黄鹤楼接待游客量从五一“黄金周”首日1600余人次、不及规定上限的3成，飙升至最大日接待游客量2.5万人次，达到疫情防控规定的上限。
记者在公园入口、游览车候车区和登楼处看到，游客有序扫健康码、出示预约码、测量体温后顺利入园，园内秩序井然。
在免票的23家景区中，除了像黄鹤楼这样的名胜古迹类的景区，新建的大型主题游乐场等景区也备受青睐。在武汉欢乐谷，过山车、大摆锤等众多游乐项目前排起长队。
免票政策实施后，东湖海洋世界游客量与7月相比增加了一倍，近半游客是亲子家庭。周一到周五游客量日均超过5000人，周末日均游客量更是超过6000人。武汉欢乐谷总经理黄小林透露，景区约七成为外地游客。
除了自驾游，跨省旅行团也开展得红红火火。中青旅湖北公司负责人骆逸介绍，8月以来接待的旅游团，多来自河南、安徽、江西，还有不少来自湖北省内地市。
日前，由湖北康辉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大型外地近千人旅游团队，上午在花博汇景区赏花、休闲，下午前往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游玩。团队游客坐了满满30多台大巴。
武汉市文化旅游部门统计显示，近一个月以来，来武汉旅游的游客明显增多，全市景区总体日均游客接待量比去年同期增长34%。湖北省外游客占比达45%。
舍“门票经济” 活第三产业
“客房！客房！前台客人在等。多久能出新标间？”在纽宾凯朗逸酒店黄鹤楼店，前台服务员小程正帮客人办理入住。这家酒店标间已经满房。大厅内，仍有家长带孩子前来问询。
“以往多是出差、商务人士，周末会有空房。现在多是外地游客，周末得提前预订。”纽宾凯朗逸酒店黄鹤楼店经理徐明说。
同样情景也出现在武汉欢乐谷周边酒店。“之前客人穿西装的多，现在基本都是戴小红帽的。”欢乐谷周边一家连锁品牌快捷酒店前台服务员说。
免票措施带动武汉星级酒店入住率进一步攀升，中心城区酒店入住率达到去年同期的80%至90%。“3月初刚恢复营业时，一些客人得知有酒店被用作隔离点，不敢来住。现在有顾虑的客人少了。”在武汉市武昌区宏祥路，一家曾为医务人员提供住宿的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
除了住宿业，“免票游”还带动了餐饮、交通和购物等相关行业发展。一些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表示，业务量比活动前多了两三成。
“之前来过好几次武汉，都没怎么玩，这次带家人一起来看看。”9月5日，在武汉户部巷，正在品尝美食的河南游客刘建国说。
刘建国的儿子在湖北大学读研究生，明年将毕业。听说武汉景区正在免票，这次借着送儿子上学的机会，刘建国一家四口从河南自驾车前往武汉旅游，已经在武汉玩了三四天，大概花了6000多元。
中国旅游研究院武汉分院副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舒伯阳说，免票游降低了旅游门槛，提升了旅游积极性，带动了一连串的消费链条。“去景区不仅仅是行和游，还要吃、住、购、娱，顺应了全域旅游发展的趋势。”舒伯阳说。
携程旅行平台监测数据显示，8月，武汉酒店入住人次环比增长36%，武汉机票预订人次环比增长29%，机票收入环比增长30%。
文明成“免票游”最美风景
景区门票免费。游客闻之心动，热情高涨。但是，一个难题也随之而来：市民和外省游客同时开放预约，预约名额有限。这是城市一次良好的展示机会，也是对城市文明的考验。
在免票游实施前期，不少景区预约名额投放后，很快就被预约完毕。有的市民呼吁错峰出游，尽量将热门景区双休日、节假日的预约机会，留给外地游客，周末不去挤热门景点，主动把武汉最美的风景让出来，让外地游客“游个够”。
为践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的“约定”，8月13日在武汉市文化旅游部门倡议下，一场错峰出游“全城总动员”在上千万武汉市民之间接力传递。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出《请广大市民朋友错峰出游的倡议书》，号召上千万武汉市民错峰出游，尽量将热门景区双休日、节假日的预约机会，优先留给外地游客。
这份倡议书提到，武汉抗击疫情，全国各地援汉医疗队逆行驰援，四面八方捐款捐物。武汉与全国人民有个约定：“待到无恙时，武汉再相聚！”如今，武汉也真诚邀请全国人民来这座“英雄之城”看一看，让更多外地游客如愿享受“打卡大武汉”的精彩旅程。
武汉是全国有名的文明城市，城市文明程度相对较高。记者走访发现，对于“免票游”，市民之间似乎达成了默契，要兑现一份约定——感谢全国人民关键时刻对武汉的鼎力支持。“希望外地朋友在武汉玩得更尽兴。”“我们要高质量、认真兑现承诺，让人们对武汉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还有网民建议，要加大出行需求调研力度，科学完善预约机制，深挖“免票游”综合效益，全面提振经济助力复苏。
如今，“文明”成了“免票游”的一道最美风景。
“外地来的，胜似亲人。”旅游志愿者李子贤在黄鹤楼景区见一位女士行动不便，主动为这位河南籍游客借来了轮椅。连日来，武汉23家“免票游”景区人气持续攀升，一批旅游志愿者投身景区常态化疫情防控和文明宣传。现场身着红马甲的武汉文旅志愿者们，举着“错峰出游我倡议”“安全出游我提醒”“文明旅游为武汉加分”提示牌，同时指导游客出示预约码、健康码，再刷身份证入园，并不断为游客指引道路和对应入口。
为方便外地游客预约，9月1日起，武汉市景区免票预约平台开通“省外游客预约通道”入口，以方便外地和外国游客预约，具体预约规则同湖北省游客。
9月5日，欢乐谷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其中许多游客从江西、广东等地赶来。“我们前几天预约过，没成功。昨天又试，一试就中了”。来自河南的万先生说。
不断探索“免票游”扶持政策
“第一期补助1250万元已经到账，解了景区燃眉之急。”9月初，黄鹤楼景区收到了第一笔资金。景区负责人表示，这对于正在开展的“免票游”的景区，无异于一场“及时雨”。
8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官网发布《武汉市支持文化旅游产业复苏发展的若干措施》，提振文旅行业。
相关措施涵盖八方面支持内容，包括给予企业复工复产补助，实施专项金融支持，加大专项资金支持力度，开展文旅行业免费培训，支持争创文旅产业品牌，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升级，支持文旅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扩大文旅消费。
给予企业复工复产补助方面，旅行社妥善处置退团退费、星级旅游饭店、商务酒店复工复产以及A级旅游景区复工复产等均给予相应补助。对现有在岗的导游员、小语种导游等将发放补贴。
此外武汉市还将开展“高铁之心·武汉嘉年华”“大江大湖大武汉·水上嘉年华”等活动，鼓励各新城区通过举办会节等形式活跃文旅市场，打造乡村旅游亮点。鼓励旅行社赴境内外重点客源地区开展宣传推广和游客招徕活动；对2020年度招徕市外过夜游客的给予奖励；对旅行社以包（专）列、包机、包船、大巴车、会展节赛等形式组织市外游客（免票人数除外）来本市游览，按照单团标准给予奖励。同时还将组织开展“白衣天使健康武汉行”等活动。
真金白银的扶持，让旅行社重拾信心。湖北海旅百事通国际旅行社张自忠路门市部负责人告诉记者，春节前夕，原本的旅游业旺季突然降至冰点，先后有近百人要求退团退费，门市部损失惨重。疫情发生后不久，门市部就关门停业了，一直到今年7月20日才重新开业。“复工以来营业额还不足10万元，而去年全年的营业额超过120万元。”
对于导游从业人员，武汉也将给予现金补助。现有在岗的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导游员，分别按照每人每月1000元、800元、600元的标准发放6个月稳岗补贴；对未评定为星级导游的在岗小语种导游，按照每人每月500元的标准发放6个月稳岗补贴。
陈力在武汉从事导游工作多年，这半年来一直靠在微信上卖家乡湖北秭归特产为生，导游工作直到8月10日才开张。“开春以后，有的同行已经开始考虑转型了。现在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扶持政策。对我们导游来说，这不仅仅是收入上的支持，更是精神支持和鼓励。”陈力说。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东湖海洋世界等景区参与了A级景区免票活动。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政府财政给予企业的门票补贴，增强了发展信心。
如何让免票持续下去？
“免票游”在疫情低风险地区掀起一波热潮。国家发改委日前下发《关于持续推进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的通知》，明确了继续推动景区门票降价、切实落实门票价格减免政策等措施。目前湖北省所有A级景区实施免票，国内多地出台了不同程度的旅游优惠措施。
相比出境游，国内游成了旅游市场“黑马”。中国旅游集团旅行服务公司国内旅游部总经理孙立群说，今年，中国旅游集团划定了包括湖北在内的9个重点旅游目的地，抢抓国内游市场新机遇。携程创始人梁建章说，在发达国家，旅游行业直接收入可能占比较小，但对经济的贡献非常高。未来一段时间，旅游对我国经济的贡献将更加突出。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范继先说，在武汉主要产业中，旅游业关门最早，启动最晚。这种情况下推出免票措施，游客得实惠，企业得客源，是“双赢”。
“免票游”让参与的景区逐渐脱离“门票经济”，景区转型内生动力更强，助推了旅游产品的迭代升级。武汉木兰草原景区打造了“夜草原”品牌，推出了小火车夜游草原、大型梦幻烟花秀、篝火晚会等广受欢迎的玩法。景区负责人聂权说，活动实施以来，景区二次消费金额是平时的4倍。
同时，更多的景区也乘上了“免票游”这趟“顺风车”。遮湖岗村是武汉市东西湖区首批新农村示范村。2016年起，该村开始规划建设生态美丽新乡村，从房屋立面整治、道路改造等方面着手，建设庭院式村湾，打造花园式居住环境。2019年，当地葡萄获“农产品地理标志”。本月，东西湖区举办了相关旅游推介活动，引得不少“免票游”游客前来感受“葡萄美酒夜光杯”。依托“免票游”，东西湖区将拓展果园、露宿、野炊、烧烤等多种模式，打造一批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发展抓手。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叶初升认为，“免票游”是笔“经济账”。免票给城市带来了人气、流量，给餐馆、酒店、商场等行业带来了规模效应，对吃、住、行、购、娱等行业带来正向的外部性效应，城市整体受益。
“也要看到，没了门票收入，一些景区利益是受损的。对有贡献的景区，地方政府参考行业平均新增利润水平，出台一些激励机制，不仅能有效维护市场公平，还能让免票这种惠民活动持续、长期开展下去。”叶初升说。
专家认为，“免票游”背后的一系列经济逻辑，契合了中央提出的“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跳出“旅游”看“旅游”，算明白“免票游”的“大账”，对其他行业扩大内需、提振经济也有借鉴意义。
“门槛降低了，流动性提高了，有了规模效应，再加上良好的口碑，效果和‘薄利多销’是一样的。”叶初升说。（记者 冯国栋）
责任编辑： 詹婧
子晴、赵琛/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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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消费者反向选择低评分餐厅的现象引发热议。不少消费者表示，一些“高分店”令人失望，而一些“低分店”反而带来了惊喜。消费者舍高就低显示出，网络平台信用环境有待净化、评价体系有待完善提升。
几乎每个周末都会与朋友小聚的栾女士，选择就餐地点前，都会在网上浏览信息，看看网友的推荐与评价、餐厅的图片和评分等。“有时候按照餐厅评分去找，吃了之后觉得味道一般，有些评分低的餐厅反而有惊喜。”
跟栾女士一样，开始留意低评分餐厅的消费者正在增加。近来，“年轻人报复性挤爆3.5分餐厅”“评分低的店可能更好吃”等话题屡屡登上社交平台热搜。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除了少数消费者抱着“我倒要看看有多难吃”的心态“挤爆3.5分餐厅”，低评分餐厅“逆袭”，更多是由于消费者频频在“高分店”踩雷，而“低分店”提供的菜品反而超出预期。消费者反向选择低评分餐厅，也显示出网络平台信用环境有待净化、评价体系有待完善提升。
低评分餐厅也可以很好吃
互联网改变着生活，影响了人们的消费选择。刷手机找信息，是很多年轻消费者聚餐前的“固定动作”。在陌生城市和不熟悉环境就餐时，消费者更依赖于“小屏”上的评分推荐。
“有时候不知道要吃什么，就会上网看看大家都推荐什么。刷到低评分餐厅，以前我会直接划走。现在吃得多了，感觉高分餐厅不一定香，低分餐厅也不一定差。”栾女士说。
“评分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也不能绝对地去看。”经常在外就餐的张先生说，“元旦假期，我打开手机一看，附近绝大多数餐厅的评分都挺高的，很难选。让我觉得奇怪的是，有一家我吃过的餐厅，味道挺好，但评分只有3.9分。”
采访中，不少消费者都表示，网络平台的评分存在失真，一些低评分餐厅并不像分数呈现出来得那么差。
“我们家楼下的一家火锅店评分还不到4分，但超级好吃”“这家餐厅因为不维护评论被埋没了”“看到评分只有3.5分，心里还在打鼓，吃了以后觉得远超期待”，不少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勇闯”低评分餐厅的经历。
那么，这些餐厅为何评分较低？记者走访发现，一些餐厅有固定客群，销售渠道稳定，并不依赖线上引流招徕消费者；一些餐厅的菜品口味不差，但店内装潢简单、服务没有亮点，也导致评分不高。此外，一些餐厅确因菜品、环境和服务水平等不能尽如人意，导致评价较低。
高评分不一定就是高品质
“评分相当于网络曝光率，有高评分才有高曝光，更容易被消费者看见。”2024年1月3日，在湖北省武汉市经营着一家餐馆的牟先生对记者说，餐厅非常需要包括通过评分进行展示和引流。“不做流量，评分比同地段或同类型餐厅低，消费者会选择到店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为了在网络平台上积累好评，一些餐厅会通过赠送餐点、优惠券等方式，引导消费者写好评，平台为鼓励评价设置了奖励，如赠送积分等；一些餐厅会邀请美食博主等到店体验，制作探店类短视频，达到引流的目的；部分餐厅还会通过专业的运营方式达到“刷好评”的目的，花销虽多但效率较高、效果较好。
“写50个字的好评，可以获赠一杯标价58元的芒果绵绵冰，感觉像是赚了。只要不是太麻烦，我还是愿意配合的。”张先生说，在餐厅就餐时，他经常被要求晒图片、写好评。
高评分是否意味着高品质？消费者意见不一。有消费者认为：“评分高的餐厅不一定能让所有人满意，但去评分低的肯定更容易踩雷。”也有消费者质疑，部分餐厅的评分有“灌水”的嫌疑，“一些新餐厅的开业时间不久，评分竟然有4.8分”“有些评价，图片和文字都很完美，有点刻意”“有些网红餐厅排队时间长，噱头大于实质，就餐体验不佳”……
网络评价体系有待完善提升
“我去过相同品牌在不同地段的餐厅，味道和服务都差不多，为什么评分能差很多？”栾女士觉得如今网络平台上的评分越来越失真。不再盲目相信网络好评的她，现在也会留意网络评价中网友给出的差评信息。“如果一家餐厅是老店，只是评价少、评分低，差评里没有‘硬伤’，我是愿意去试试的。”她说。
网络平台评分失真，影响的不仅仅是消费者。“餐饮行业的竞争很激烈，很难不受到当下营销潮流的影响。线上展示很重要，我们也希望有更合理的评分机制，而不是被评分和评价完全裹挟。”牟先生说，餐厅评分高低之间，确实掺杂着非客观因素。
“注水的评分会让分数失去参考意义，也不是餐饮企业维持长久发展的正道。由食材、口味、服务等要素构成的品质、形成的口碑，才是企业需要用心去经营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哪怕营销再好、评分再高，只要品质不佳，消费者会用脚投票，选择离开。”
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针对网络平台评分乱象，监管也在发力。此前，江苏省市场监管部门公布的“刷单炒信”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就包括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刷单套餐”案；在安徽蚌埠，一家餐厅也因为“好评返现”被市场监管部门查办。
业内人士指出，在整顿净化市场的同时，应尽快改进和完善餐饮企业在网络平台上的评价和展示机制，让有品质的“宝藏店铺”得到应有的分数，更好地服务消费者。
来源： 澎湃新闻
源:新京报
深圳城中村里的“寻子店”
打工夫妇寻子16年，在孩子失踪地点开“寻子店”，希望孩子长大了，能想起这个地方，一回来就能找到他们
闫智勇夫妇在深圳城中村中开了一家“寻子店”。记者 罗芊 摄
闫乙人的一双小皮鞋。记者 罗芊 摄
家中留存的闫乙人的照片，母亲说，这是个调皮的孩子。受访者供图
闫乙人失踪前和父母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深圳“草埔·寻子店”，是闫智勇夫妇等待孩子的原点。
这是一个不足12平米的小卖部，货物拥挤，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
2002年，他们的孩子闫乙人在这里失踪，音讯全无，他们去过广州、四川、河北等地寻找，希望一一落空。
闫智勇想着，孩子丢的时候已经四岁多了，他在草埔生活过一年多，会有印象，“我要守在这里，等他长大了，想起草埔这个地方，一回来就能找到我”。
为了等这个孩子，闫智勇放弃了朋友回家创业的邀约，带着对其他孩子的歉疚，蜗居在深圳城中村里。
16年过去，隔壁的餐饮店老板换了几茬，街口的理发店变成了小超市再变成皮鞋店，闫智勇夫妇依然在等待。
孩子刚丢的时候，闫智勇的计划是，等到孩子20岁，就不等了。如今，孩子真的20岁了，他又舍不下，“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自己也还能动，要不再等等。”
“半个小时工夫，孩子丢了”
见记者的前一晚，母亲冯梅把家里所有和闫乙人有关的东西都找了出来——领口发黄的白T恤、还没来得及穿的小皮鞋、因为放大很多倍像素变得模糊的照片，整齐码好，扎在一个塑料袋里。
她熟练地点开电脑里一个名叫“闫乙人”的文件夹，展示孩子的照片以及寻人启事，看照片时，电脑显示器有些脏，屏幕里孩子小小的脸变得不那么白净，冯梅扬起手擦了又擦。
擦着擦着，眼眶倏地红了。
儿子丢的时候，她和丈夫来深圳打拼不久，刚借了钱开了一家打印店，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盼着日子好起来。
她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看到儿子，是2002年1月22日下午五点半左右，丈夫在装二手玻璃门，她准备上楼冲凉，看见儿子蹲在门口玩沙子，冲他喊了一声，“别玩了，早点回来吃饭”，孩子还应了一句“好”。
没想到，就半个小时的工夫，孩子丢了。
晚饭时分，冯梅没见到孩子，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笼罩着她，头皮很痛，“像要爆了一样”，赶忙发动全家开始找孩子。
通过目击者的讲述，她大致拼凑出了儿子失踪前的行动轨迹——放学后，四岁的闫乙人问爸爸要了一元钱，在发廊街中小店买了两根雪糕，并把其中一根送给了同学黄育华，两人遇到幼儿园老师，闫乙人还很高兴地告诉老师，“我请同学吃雪糕”。
之后，他跟着一群孩子去了黄育华家楼顶玩，冯梅的朋友温秀清看到闫乙人，问他，“你爸爸知道你在这里玩吗”，孩子撒谎了，点了点头。
村里最后一次看到这个孩子的人，是学校门口一位店老板，他认识闫乙人，清楚地记得，在傍晚6点钟左右，闫乙人跟一个穿着比华利小学校服男生一起走了。
至于这个男生是谁，他不知道，也没看清楚，线索就这么断了。
夜里九点，闫智勇去派出所报案，民警回复，失踪时间不超过24小时，不予立案。
他不甘心，自己找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八点，他接到一个四川口音的电话，对方说，昨天晚上在华润超市与草埔市场的路边，看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抱着一个孩子，孩子一直在叫“妈妈”，说完便挂断了。
此后，闫家人再没收到闫乙人在草埔的消息。
希望一一落空
孩子刚丢时，闫智勇和所有寻子路上的父亲一样，疯了似的找孩子。
贴寻人启事、登报，听到消息便赶过去，广州、四川、河北，只要消息靠谱，他都会亲自跑一趟。
这么多年，他感觉最轻松的时候，就是在找儿子的路上，列车缓缓开动，脑海里反复咂摸着那几句，“这个保准是你孩子”，像做了一场梦。可到站了，梦醒了，满怀希望却落空的感觉，是最绝望的。
他曾不止一次遇到过骗子。
最远的一次，有人打来电话，说石家庄有人抱养了一个男孩，双手是断掌，右耳后面有一块烫伤的疤痕，说话是南方口音，只要去石家庄，便带他去见孩子。
对方说得太详细了，一定是真见过儿子。闫智勇高兴坏了，拉上冯梅赶往石家庄，由于太激动，手机忘在了出租车上。
等他们到了石家庄之后，对方却迟迟不露面，一直问他们，住在哪家酒店，闫智勇提出，想听听孩子的声音，对方支支吾吾绕圈子，最后撂下一句，“给我账号里打一万块钱”。
他清楚，这个人多半是骗子，“如果真有这么个孩子，能见一见他，听一下声音，给五万十万我都是愿意的”。
这些年，闫智勇也有过几次充满希望的时刻。
一次是2003年，闫乙人丢失后不到一年时间，深圳市草埔、布心、清水河、龙岗一带，有十多个孩子相继被拐卖。这些孩子和闫乙人一样，多是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父母亲忙于生计，孩子在市场、超市门口等人流密集处被人抱走。
那一年，深圳成立“9·09”深圳草埔特大儿童拐卖案专案组，2003年10月20日，案子告破，犯罪嫌疑人承认，他们频繁在草埔、泥岗一带作案，利用一个8岁儿童引诱街边孩子回家，然后带着被拐孩子乘坐长途客车前往潮阳或揭阳。一个孩子从拐带到出手卖掉，历时3天不到。
这次打拐行动，前后解救了18名被拐儿童，遗憾的是，里面没有闫乙人。
闫智勇有些想不通，相近的时间、相近的地点、相似的作案手法，为什么别人的孩子能找回来，自己的孩子却找不到呢？
另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是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国家重视打拐案，罗湖区打拐办专案组的梁警官为闫乙人的案子重新立案，并提取了闫智勇夫妇的DNA入库。
闫智勇寄希望于“高科技”，巴望着，现在科技发达了，孩子如果有一天也提取了DNA，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找到了。
希望一一落空，他想不到别的法子，唯一能做的，是不离开，守在原地。
“孩子是四岁多才丢的，和两三岁的小孩不一样，会有记忆”。
他常常想起小时候自己教乙人，如果走丢了，就站在原地，爸爸妈妈会回来找你，现在反过来了，自己守在原地，等着孩子回来找自己。
寻子店
闫智勇守在原地的方式，是开一家小卖部。
起初，他只是默默等在原地，边开店，边找孩子，2009年，他在网上看到有人把寻子海报挂在店门口，专门定做了一块大红招牌挂在店头，取名为“寻子店”。
他在招牌上写了一封信，开头是，“尊敬的各级政府领导、社会各界朋友，您们好”，结尾是，“重金酬谢”。
来来往往的路人，都能看到闫乙人的信息——男，4岁，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人，1米左右，圆脸，单眼皮，右耳后有一个烫伤的疤痕，双手是断掌。失踪时穿灰色上衣，咖啡色带白色条的长裤，脚穿运动鞋。
由于城市改造，如今的寻子店换成了绿色招牌，名字就叫“草埔·寻子店”，招牌左边贴着一张闫乙人的证件照，分外显眼。
为了留在草埔，闫智勇拒绝了四川老家朋友的邀约，不回去做生意。他会打印、做洗洁精等手艺，老乡劝他，“回家合伙开店，还能照看娃儿”，他摆摆手，固执地守在深圳。
店面狭小，只有12平米，闫智勇夫妇夜里睡在二楼隔板上，洗澡上厕所在楼梯间底下的小角落解决，厕所门口支一张桌子放两个锅，便是厨房。
他们每月支付房租3000元，刨除成本，每年能赚5万元左右，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生计。
小卖部靠近学校，放学铃声响起，店里挤满了稚气未脱的孩子，他们挥舞着零钱涌向冯梅。
有时候，来买东西的小学生会好奇地询问，“他现在还是4岁吗？”刮大风时，还有孩子提醒，“阿姨，这个弟弟的脸皱起来了”。
冯梅说，开这个店，一方面是为了找孩子，另一方面也希望提醒其他孩子，一辈子都记住这个店名，提醒接送孩子的父母，看好孩子，不要发生像自己家这样的悲剧。
街道办的管理人员因为心疼他们夫妇，多年来都没有收取这家寻子店的物业管理费。常常有人进来买东西，问起孩子的事情，陪着她掉眼泪。
16年来，这家“寻子店”，就像一枚图钉，牢牢地扎在了草埔的地图上。
都成了留守儿童
照片上这个丢失的孩子，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
闫乙人小时候是爷爷带大的，爷爷上哪儿都背着他，种菜担水都不放下。孩子丢了之后，全家人都瞒着老爷子，怕他接受不了，半年后，还是没瞒住，老人家一病不起。
孩子失踪7年后的2009年，闫爷爷含恨离世，享年60岁，闫智勇说，父亲一直到入土，都没有闭上眼睛。
冯梅也走不出来，从2002年开始，往后8年，她没有回过四川老家，不想回去，觉得孩子丢了，找不回来，自己很失败。
直到现在，她每次提起孩子的事，都会反复复盘种种细节，做出诸多假设，所有假设都指向同一个结局，孩子没丢——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生完孩子我就回四川去，这样孩子就不会丢了”；
“孩子本来跟着爷爷奶奶在四川老家生活，接他来深圳那天，一块铁皮灰落到了眼睛里，那时候我就不应该接他过来”；
“或者咬咬牙把我大女儿也一起接过来，多借点钱养着，两个小孩有伴，也可能不会丢”；
她甚至开始相信“命”，孩子丢的那天，自己开的打印店正在安装新的玻璃门，后来听人说，那天不宜动土，她问，“是不是不装那个玻璃门，孩子就不会丢了”。
孩子失踪头几年，她怀过孩子，都拿掉了，总觉得孩子还会回来，再等一等。
2006年往后，为了让老人家高兴，她冒着高龄产妇的风险，再生了三个孩子，她习惯性地称呼后来那三个小的，“老三”、“老四”、“老五”，并告诉他们，你们有一个哥哥，至今没有回家。
闫家的大女儿闫娇，弟弟丢的那年，她6岁不到，什么都不懂，只知道，从那时起，自己在放学后半小时内必须到家，一直到初高中，出去和同学玩的时间都不能超过一个小时。
谈到童年，她几乎没有太多记忆，除了小学一二年级和爸爸妈妈过了一个年之后，再有印象过春节已经是高中之后的事了，一年又一年，就习惯了，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
小时候，她不理解父母，为什么一直不回来？
后来长大了，她渐渐明白父母的苦衷——因为已经丢了一个孩子，他们不敢把孩子带去深圳抚养，因为要等待那个丢失的孩子，他们又不忍离开深圳。
就这样，闫家的4个孩子，都成了留守儿童。
由于内心亏欠，闫智勇待孩子们极好，他给每个孩子都买了好几份保险，从不打骂孩子，每次回家，孩子要什么便买什么，再忙都会抽时间，陪他们去游乐场。
看着新生的小孩，他很开心，但每次陪娃娃，看着他们和哥哥相似的脸型，心里面都会想，乙人现在过得好不好，他如果在的话，应该很高了。
今年七月，闫娇就要大学毕业了，她放弃了成都的银行工作，考上了家里县城的公务员，父母缺席了她的童年，她想，那就让自己这个姐姐，回家多陪陪弟弟妹妹。
她还记得，有一次，家里下大雨，她和弟弟手拉手走路回家，自己摔跤了，掉进了家门口的小水沟里，三岁不到的弟弟拉着自己的手，走在前面，一路把自己领回家。
“我这一生肯定是放不下来的”
这两年，闫智勇有些灰心，感觉孩子的事情像一粒沙丢进海里，回音越来越微弱。
他现在很少接到关于孩子的电话，会自嘲，连骗子都不找我了。去年冬天，上海有家电视台来采访了寻子店的故事，最后不知为何，也没有报道。
他看到倪萍主持的《等着我》节目，里面好多孩子都被找回来了，边看边流泪，填写多次申请，也尝试打节目组电话，总是占线，他问记者，“是不是要孩子找得有点眉目了，我们才能上电视”。
很多人问过闫智勇，要在草埔等到什么时候？
孩子刚丢的时候，他的计划是，等到孩子20岁，就不等了。娃儿20岁了，该记起来的东西都记起来了，会找过来的话也找过来了。
去年，真到孩子20岁了，他又舍不下，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自己也还能动，要不再等等，等到孩子30岁，自己也奔60了，再做打算。
“我这一生肯定是放不下来的，永远都挂在心里面，让他的弟弟妹妹姐姐都不要放弃。”
这些年来，冯梅常常梦到闫乙人，第一次梦到他，小小的，摇摇晃晃走过来，说要找外公。
最近一次梦到他，他好像要结婚了，问，“妈妈，我什么时候过生日”。
冯梅说，她想看看孩子，看看他过得好不好，远远地看一下就可以了，回不回来都尊重他的选择。
采访结束时，这位母亲列了一些可能会唤起孩子记忆的细节，她请求记者，帮她把这些话带出去——
闫乙人，你小时候在四川老家，爷爷最疼你，去哪里都背着你，常常带你上街给你买你最爱吃的“三角粑”，三角形的，油亮亮、金黄色，吃起来有稻谷的香味。
你小时候晚上睡得晚，早上总起不来，在深圳上幼儿园时，老师每天早上会到家里接你，把你喊醒，帮你穿衣服。
你小时候很聪明，爸爸只告诉了你一次电脑密码，你就记住了，会偷偷开电脑玩“扫雷”，家里电脑密码一直没变过，是“722190”。（记者 罗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