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梦正圆 阔步向深蓝
——讲述大连造船厂建造航母的奋斗岁月
2019年12月17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付海军。 资料图片
2022年6月17日，福建舰下水。
我国迎来第三艘航空母舰的同时，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重新在网络上刷屏。照片中，被称为“中国航母之父”的刘华清将军参观美军航母时踮起脚尖，只为看得再仔细一点。这一幕，触动了无数国人心弦。
刘华清将军去世一年多后，世界的目光，投向大连造船厂码头一隅——
2012年，我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这里正式交付海军；5年之后，同样的地点，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在此举行下水仪式。
历史铭记着这些瞬间。辽宁舰与山东舰，两艘开启了中华民族航母梦想的航空母舰，依次从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大连造船厂驶入人民海军的装备序列。大连造船厂，也因此被称为中国航母“梦工厂”。
新中国建设时期，毛泽东表示：“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大量造船，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周恩来曾遗憾地慨叹：“我搞了一辈子军事、政治，至今没有看到中国的航母。看不到航空母舰，我是不甘心的啊！”
一份航母“情结”，萦绕在几代中国人心间，挥之不去。大连造船厂，正是从这样满怀期待的历史目光中走来，划下闪光的航迹。
这里是“中国海军舰艇的摇篮”——
新中国第一艘登陆艇、第一艘反潜护卫艇、第一艘弹道导弹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万吨远洋补给舰、第一艘航空母舰……
伴随中国海军的成长足迹，数百艘舰艇从这里驶向万里海疆。它们标定了人民海军走向深蓝的铿锵步伐，在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长卷不断书写崭新的篇章。
如今，中国领海上的航母身影无时无刻不在宣告：中华民族拥有眺望深蓝的前瞻者，也不乏脚踏实地的筑梦人。今天，让我们将目光投向大连造船厂，聆听辽宁舰、山东舰两艘航空母舰背后的“造梦”故事。
与时间赛跑，积蓄驶向深蓝的底气
“中国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远海实战化训练……”2022年5月3日，周峰对着一条几十字的新闻看了许久。放下手机，他望向不远处的码头，山东舰正静静停泊于此，在大连造船厂进行可用性提升维护。
看着中国的航空母舰渐渐驶向深蓝，参与了辽宁舰改装与山东舰建造的周峰，思绪不禁飘回17年前。
周峰从小在大连造船厂旁边长大，身边的亲朋好友经常谈论起航母。那一年，他即将从大连海洋大学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毕业，便听到这样的讨论——“瓦良格号就停在大连造船厂，造航母肯定要提上日程了！”
一瞬间，周峰的激情被这个消息点燃。大连造船厂发布招聘信息的当天，他毫不犹豫地递交了简历。
几年后，时任动力系统专项组组长的周峰真正登上了瓦良格号这艘庞然大物，逐一走过迷宫般的3000余个舱室。“尽管当时的船体锈迹斑斑，我依然大为震撼，心生敬畏。”他说。
这艘庞然大物带给周峰的第一个挑战，便是在脑海中绘制一张“航母地图”。一个星期的时间，周峰“猫”着腰走过1.5米高的液舱，爬过直径不足60cm的人孔，不知疲倦地穿梭在航母的各个舱室，摸清了所有阀门、设备位置……
“飞天巡洋，动力先行。”为了追赶工作进度，按时完成辽宁舰的交付，动力系统原本的工作量，被压缩在80天内。
周峰每天带着组员奔波忙碌，日程表上密密麻麻的事项容不得丝毫延误。早上给工人布置任务前，他要把所有流程都在脑海中推演一遍，晚上交工时常常已是更深露重，但他从不会因为时间太迟而降低检查标准。“这是对每一天的工作负责，也是对航母质量负责。”周峰说。
2012年9月25日，在周峰与许多科研人员、工作人员的共同见证之下，辽宁舰正式交付，人民海军终于拥有了第一艘航空母舰。
时光悠悠流转，航母建造战线也迎来崭新的青春面孔。2014年8月，动力舱室机舱施工员张成功刚刚入职，便参与到山东舰的自主建造中来。
身着作业服、头戴安全帽，跟随着“师父”周峰的脚步，张成功第一次踏入施工场地——“那天，我见到了山东舰，虽然只是总组场地上的几个分段。现场的工人师傅、管理人员来来往往，到处都十分紧张忙碌。”
所有人都在为着同一个目标挥洒汗水。那个炙热的瞬间，定格为张成功对首艘国产航母的初印象。
山东舰作为我国首艘自主建造的航母，它的动力系统仪器设备众多，管路系统复杂，更有多个高精度作业项目。动力系统是全舰其他一级系统系泊联调的保证，张成功负责的动力舱室，则是首艘国产航母动力系统首个锅炉点火、联动试验单元。
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才来到大连造船厂，就承担起了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炎炎夏日，暑热蒸腾，张成功身上的工作服，时常因为长时间浸泡在汗水中，结出一层白色的盐晶；凛冽寒冬，漫天飘雪，在施工场地上奔忙时，即使穿了两层棉袄，张成功依然能感到深入骨髓的寒意……
寒来暑往，日复一日。每一天，张成功都在按部就班、细致严谨地完成既定工作。“因为这是中国首艘自主建造的航空母舰。为它奋斗的每一天，我都能感到一股热血在我内心涌动。”这是张成功坚持下去的动力源泉。
时间记录激情燃烧的岁月，亦定格前进路上的精彩瞬间。
2017年4月26日，张成功永远也忘不了那天见到的风景——“山东舰出坞下水那天，码头上红旗招展。我看见首台锅炉点火时，排烟管冒出缕缕青烟，海天之间晚霞绚烂。那一瞬间我知道，我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每一次测算，只为离标准更近一点
清晨，薄雾渐渐散去，太阳缓缓向天穹攀升。
一阵海风吹过，夹杂着淡淡的咸涩。戴振涛却无暇细品这份闲适，他把自行车停在大连造船厂的船坞前，马不停蹄地奔赴“战位”。这位穿着蓝色工装的钳工，身影一如12年前般匆忙。
2010年，戴振涛接到一份让他“兴奋到失眠”的任务：参与辽宁舰上中国首台航母阻拦机的安装。
航母阻拦机，是用于帮助舰载机着舰的装置。为了保证随时能够复飞，舰载机着舰时都是加速降落。要想在3秒内让重20多吨、时速高达250公里的舰载机停在200米的甲板上，航母阻拦机至关重要。
“阻拦机平面安装精度必须达到毫米级。在长达几十米的平台操作，误差要小于万分之一，精度要求十分苛刻。”戴振涛说。
自此，一直以研磨零件为主业的戴振涛，一头扎进了数据的海洋。他不但要收集数据，还要在此基础上进行大量复杂运算，找到安装的精确参数，再根据这个参数进行精度调整。
测量、计算、调整；再测量、再计算、再调整……
戴振涛每天的日常，就是和这些数字打交道：“有时候会觉得枯燥，但一想到我的计算结果，关系到航母建设的安全系数，又会觉得它们很亲切。”
2012年11月23日，歼-15战斗机从天空俯冲而来。
降落在辽宁舰甲板的一瞬间，战机被阻拦索稳稳拉住，成功完成着舰。那一刻，戴振涛终于如释重负地长舒一口气。
从此，中国海军航空兵在我国首艘航母上“安营扎寨”。就在这一天，完整具备舰载机战斗力的辽宁舰，成为了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
在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的建造过程中，大连造船厂迎来新的精度挑战。
航母推进系统中的长轴系安装，操作空间狭小，要穿越数道舱壁，而且此前没有完整可操作的施工工艺。攻关团队在反复试验后总结出一套安装技术方法，却要在100多米的轴系长度范围内，将直线误差控制在几根头发丝粗细。这个精度，比奥运射击冠军在数十米外命中靶心的精度要求还高。
面对艰巨的挑战，时任军品总装二部副部长的李强，担负起了安装过程的照光工作。
李强带着团队成员夜以继日地奋斗在工程一线，为长轴系校准直线。为保证照光精度，他们的施工时间往往是在温度相对恒定、环境较为安静的后半夜。
从夏天到冬天，舱室内由40℃到-15℃，从大汗淋漓到呵气成雾，100个不眠之夜，李强带领团队200多人测量记录了一万多组数据。10个月时间，他们“披着星光上舰，迎着朝阳下船”，完成近百次轴系照光，保障了长轴系的精确安装。
“参与照光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眼睛都是红红的，走路晃晃的。”李强还能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但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这股劲感染着团队中的每个人，这就是航母精神和老军工精神的传承与升华。”
坚持迎难而上，始终精益求精。大连造船厂与各参建单位一起，破解了一道道技术难题，自主建立起一套精度管理标准体系和控制方法，书写出航母建造的“中国答卷”。
建造航母的“巨系统”，凝结着代代军工人的精神合力
2019年12月17日，舷号“17”的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正式入列。
海风轻拂，微波荡漾。这场入列仪式对于“大船人”而言，圆了他们心中多年的梦想——投身军工事业，为国家建造航母，再亲眼见证它加入海军战舰序列。每一个“大船人”心中，都感到无法抑制的汹涌澎湃。
对军品总装二部部长马瑞云来说，这一刻，更像是“送子参军”。“航母就像我的孩子，我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看不到就想得慌。”他常常这样说。
马瑞云被誉为“建造航母的巨系统管理专家”。对于国产航母这项巨系统工程来说，其设计工作量相当于10艘导弹驱逐舰。只有把热爱注入这项浩大工程中，才能拥有无尽的动力。
山东舰入列，大国巨舰再次扬帆启航，驶向深蓝。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大连造船厂的军工人倾注了万千心血。
从开工到交舰，2200多个日夜，上万自检项目、军检项目报验合格，上万份探伤报告检验通过，展示了“中国速度”，彰显了“中国质量”。在这个过程中，大连造船厂一代代军工人，凭借一脉相承的奋斗精神冲破阻碍，合力铸就了威武磅礴的大国巨舰——
60后的项目总工艺师赵育新，参与完成了首艘国产航母的生产设计和工艺设计。
赵育新带领团队应用先进仿真设计手段，首次实现航母的三维设计，攻克了船体结构高强钢的加工与焊接等重点工艺技术难关。回顾这段特殊又神秘的经历，他分外淡然：“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使命。”
70后的军工部副部长王德清，组织完成了山东舰全流程的建造管理。
为缩短建造周期，提高建造效率，王德清采用“壳、舾、涂”一体化现代造船模式，船体成型、下水、系泊试验、航行试验等节点大大提前。此中的秘诀，王德清将其归为创新：“创新需要头脑、需要勇气、需要灵光一现，同样需要耐心、需要定力、需要厚积薄发。”
从船坞注水那一刻，到山东舰靠泊码头后12小时，80后的工程科副科长周峰带着200多人的检查小组，对船上1500多个检查点进行了不间断巡查，并承担应急抢险任务。
舱外汽笛响起，隐隐约约的欢呼声随之传来。周峰匆匆扒了几口盒饭，又奔向岗位。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守好自己这关，一定要让航母顺利下水。”
自出坞到点火不到20天的时间里，90后的动力舱室机舱施工员张成功完成多个液舱的封舱交验、数十个联动管路系统的外观密性交验、近百个辅机设备的安装交验，确保了系泊试验中首台锅炉按时完成点火。
在张成功的身上，既有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又有超乎年龄的沉稳认真。经过几年历练，现在的他担任某型产品动力组组长，已然成为这个年轻团队里当之无愧的“老大哥”。
无论年龄大小，无论职位高低，航母战线上的每个“大船人”都像一束光——当他们散落在各处，犹如漫天繁星，照亮前行的路途；当他们汇聚在一起，便是一团火焰，燃烧出无尽的能量。
大国巨舰逐梦大洋的铿锵步伐，离不开大连造船厂这支有情怀、有智慧、有担当、有格局的军工力量。在辽宁舰、山东舰破浪前行的背后，一代代“大船人”用无悔奋斗为梦想奠基。他们将青春岁月，融入了人民海军驶向远方的壮阔航迹。（本报记者 刘敏 通讯员 林 赓）
匠心慧眼
信仰之力铸就大国重器
■尹雪亮
6月17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从辽宁舰、山东舰到福建舰，从开国大典上的“万国造”，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自主研发的各型坦克、战机与战略导弹，一代代军工人挥洒热血、接续奋斗，我国一个个重大自主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其动力源泉正是在于信仰。
习主席深刻指出，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信仰，是来自人们灵魂深处的真挚追求，是人们奋斗终身的力量之源。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泽山投身火炸药技术研究60多年，让我国火炸药技术登上世界之巅；被誉为“中国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为研造枪弹三次重伤，始终战斗在军工一线；“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旭华64岁仍不计个人安危，进行深潜试验……新中国成立以来，许许多多一线军工人一次次诠释着信仰的内涵。因为有信仰，他们坚定笃行；因为有信仰，他们勇敢无畏；因为有信仰，他们让有限的生命迸发出无限的能量。
“没有信仰，则没有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小到一个人、一个集体，大到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坚持信仰，才能无论“顺风”“逆风”，都“无阻其飞扬”。对军工人而言，信仰是匠心之根，是立业之本。今天的军品生产，早已告别了“一盏枯灯一刻刀，一把标尺一把锉”的时代。信息化武器装备不断趋向“高精尖”，军工产品出现半点问题，都可能关乎战场胜败、国家安全。军工人只有坚定信仰，把为国砺剑、锻造国之重器的使命牢牢刻进心间，不断攀登科技高峰、打造尖端武器装备，人民军队才能在战场上占据优势、赢得主动。
今天，为了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夯实信仰的基石、擦亮信仰的底色、激发信仰的力量。当今社会思想观念、个人价值取向多元多变，越是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时候，战斗在军工一线的军工人越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唯有不忘初心，不负使命，向着心中信仰坚定前行，方能始终葆有锐意创新的激情，方能事有所成、功有所立，为祖国铸造决胜未来战场的国之重器，助力科技强军进程向前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早日实现。
来源： 解放军报
麦建筑师约翰·伍重是悉尼歌剧院的设计者。张永和却说：“我老有一个感觉，每次他（约翰·伍重）在坟墓里又听到有人说他的房子像帆船，他就会在墓里又打一个滚儿。”
张永和解释道，建筑设计师不会喜欢听到他的作品像什么、代表了什么，这种思维方式特别不“建筑”。那什么才是“建筑”的思维方式？
“我对你彻底失望了”
本次活动的主谈嘉宾张永和有一张令人瞩目的履历——主持创办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曾出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曾任建筑界的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活动中张永和用词平实，听上去亲近，他语速徐缓，带着些许鼻音，是在四合院里长大的声音。
张永和，美国建筑师协会院士，非常建筑创始人、主持建筑师，麻省理工学院荣休教授。1984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建筑硕士学位，1993年在美国与鲁力佳创立非常建筑，2000年主持创办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2005年出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成为首位执掌美国建筑研究重镇的华裔学者，2011年至2017年任普利兹克建筑奖评委。
天安门观礼台的设计师张开济是张永和的父亲，中国第二代建筑师代表人物名号分量不言而喻。这份重量没有压倒张永和的童年，在张永和的回忆文章中，他和哥哥是被放养长大的，没有被过问过学习，没有被检查过作业，算术没考好是一件不值得垂头丧气的事情。
而等到长大成人，事关专业，压力便显现了踪迹。年轻时的张永和在张开济访问美国见到哈佛大学建筑系主任时突然冒出一句“以后我也要当哈佛建筑系主任”，张开济即刻露出痛苦的表情。
“我自以为口出狂言，赶忙为这没边儿的野心道歉。不想我父亲却说：当个系主任算什么，你的野心太小了！要做就做个好建筑师！”（见《作文本》内《我的家教》一章）
因为记着这一句训导，张永和在麻省理工当了一届建筑系主任就辞职了。后来他回国从事建筑实践，经常与父亲发生争执。在活动中他有一晚北京停电，全家没事做只能坐在一起“大眼瞪小眼”，张开济对张永和说了一句话：“我对你彻底失望了。”
“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吗？”
“心里瓦凉瓦凉的？”（活动主持人语）
“我一下子就放松了。”
《作文本》
张永和 | 著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
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
张永和与张开济的冲突，来源于理念的差异。张永和在建筑设计中想解一道题：古典主义是如何一步步演变为现代主义的。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在某种过渡期的形态下不会有那么强的对立，可以互相结合，从而出现一些自由的突破教条的想法。“我父亲可能是古典主义学得太好了，所以一出手就更是古典主义的做法。”
古典主义，对于张永和而言不是简单的对称，它是克制的设计，意味着严谨、简洁、安静。安静不总是和谐的，尤其是张永和的安静，可能是令人不安的。
《图画本》中张永和少数几张画作之一，约创作于1985年至1988年间。画中宁静的风景和令人不安的地下空间存在强烈反差。
戴锦华如此形容她在现场看到张永和建筑作品时的震动：极端方正、极端工整，强烈的观念性体现在建筑的每一个细节；在方正和工整中含有很多大胆的元素，甚至冒犯了设计的传统。我们或许可以举张永和一个设计案例来佐证。
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影、大众传媒与性别研究。代表作包括《浮出历史地表》《雾中风景》《昨日之岛》《性别中国》等。
早年张永和留美没有什么实操的项目可做，进行了大量玄想式或为竞赛而做的设计，这些设计图纸已汇集在《图画本》中出版。1991年，他为《新建筑》国际住宅设计竞赛做了一份设计——垂直玻璃宅。
《图画本》
张永和 | 著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
“少即是多”的提出者、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MiesVan der Rohe），因对钢结构框架与玻璃在建筑中的应用践行了一种古典式的简洁艺术而闻名于世。他最为世人熟知的建筑作品之一是坐落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范斯沃斯住宅（Farnsworth House），住宅四周全部都是玻璃墙体，对四周景色一览无余，室内空间在视觉上融入了室外空间。
在张永和看来，这种水平层面上的玻璃住宅暗含了一个局限——缺乏私密性。它只能存在于封闭的私人园林里，与高密度的都市环境相矛盾。所以他设计了一个可以在城市中存在的透明空间模型、一个垂直玻璃宅，每一层的楼板以及屋顶是玻璃的，四周的墙体是不透明的。墙体切断了住在其中的人与周边城市的关系，透过玻璃看到的是上面的天空和下面的土地，张永和曾写文章道“实墙的极端城市性反为回归自然做了准备”，将建筑的表达与精神的诉求相连。
“曾想到西晋的刘伶，他声言‘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于是总是裸居于家中。从刘伶的角度看垂直玻璃宅，天地就是这宅子的一部分。”
垂直玻璃宅有多份草图，分别由水彩、彩色铅笔、墨线绘制，张永和说他使用水彩去营造材料、光线、时间和气氛、黑白图更具分析和抽象性，而其他媒介更有空气感，更适合探索透明性。上图用铅笔和水彩绘制，多层透明楼板构成透镜。收录于《图画本》。
垂直玻璃宅草图之一，用铅笔和水彩绘制，图中含地窖、天窗平面、地窖剖面。
垂直玻璃宅每一层设计得极为方正，四分空间体现了东方空间的等值理念。张永和曾对比过中西方住宅，西方住宅房间与功能一对一，不同房间的尺寸和位置与此相关，彼此仿佛存在等级关系。但是传统的中国住宅不同，不存在这样的等级关系，它们在建筑上是等值的。在文化上不一定等值，比如正房和厢房的区别。
如今垂直玻璃宅已经从想象变为了现实。2013年垂直玻璃宅已完工落成，加建的咖啡厅 “水平玻璃宅”将于2023年年底之前完工。
建筑的本质是“盖房子”
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什么才是“建筑”的思维方式？作为一名门外汉，在听活动对谈与阅读《作文本》《图画本》中，我有一些模糊的感受。
建筑是理性的，它可以是艺术的，但首先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石上。张永和在设计玻璃住宅时首先会考虑它如何能融入它所在的环境里，便是一种理性。活动中张永和谈到，一项设计如果只是在图纸上好看，但在造房子时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会让他极端困扰。
他认可“本体建筑学”，认为建造及材料与节点，空间及使用与感受，建筑与基地、城市及地域的关系，构成了建筑学的核心知识。建筑是文化性的，但它的本质就是“盖房子”。
建筑有一套属于自身的语汇，在这套语汇之下，建筑师关心的基本元素和普通人有相当大的差异。构建一个房子的语汇体系，不是简单的象形逻辑，它不是像某些类型的绘画、像汉字的早期在模仿真实世界。而在符合理性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建筑也将成为一种表达，一种汇集了设计者过往人生痕迹的表达，表达最终塑造了一种空间感受，抵达身处其中的人。2003年，张永和曾写下一篇描述北京的文章《物体城市》，看他视角中的城市，或许可以一窥他看世界的方式——
“我也有一个城市的故事可以讲讲……”
“我是在一个水平城市中长大的。从空中看，这座城市像是一个向天际展开的坡屋顶的海洋。打破这灰色瓦浪的知识院落中飘出的葱茏的绿色以及城中城辉煌的金色……水平城市是看得到的，然而，一场革命将颠覆水平城市的清晰。个性以及垂直性将在城中崛起……”
“1959年，民族文化宫：长安街上一座对称且自我完善的白墙绿瓦建筑，建筑的对称轴上矗立一栋13层、67米高的纤细塔楼……”
“曾经一度连续、和谐的城市景观现在被无关联的形体张扬的设计和不断增高的摩天楼的罗列取而代之……终极物体城市是无肌理城市。”
“公共交通系统不足或失效、交通堵塞、社区破碎或封闭、城市空间不明确、缺乏公共空间与步行街道、缺乏真正为低收入居民的公共住宅计划……都是物体城市的典型症状……”
“物体城市可以转译为：欲望城市、野心城市、贪婪城市、机会主义者的城市。”
“但物体城市不应是唯一的答案。随着经济急速增长和社会巨大变迁，至少还可以出现：冒险城市、开放城市、机会城市（而不是机会主义者的城市）、不定性城市。”
《图画本》收录了一篇策展人王蕾（Shirley Surya）对张永和的采访，采访内容能让我们更清晰了解张永和设计理念来源与变化，了解绘画艺术、电影与文学给他带来的影响。摘录部分如下，内容有删减，人名采用原书标识方式，“S”指代王蕾（Shirley Surya），“C”指代张永和（Chang Yonghe）。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内向经验的探索
S：您曾经提到过绘画可以是一种“冥想”的行为。您如何通过绘画这种媒介来探索您所感兴趣的命题，无论是自己设定的还是基于项目的？
C：我不认为绘画是冥想的过程。对我来说，首先必须静下来，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画画上。这样，绘画才能帮我进行对建筑、艺术等的思考。这几乎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画的同时又从画中获得启发。于是，便推进了所思考的问题。最终，对于建筑来说，绘画是不够的。绘画曾经在一段时期内对我十分重要。但画了八年图之后，我对盖房子的渴望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S：为什么会有这种渴望？
C：因为仅靠绘画已经无法继续拓展我的一些建筑想法了。
S：我注意到您的绘画中有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比如叙事、文化识别、居住或者家居生活，有时对某些建筑原型进行反思，以及您称之为“内向经验的探索”等。什么使您对这些主题格外关注？
C：这些主题中有一些和当时建筑圈内的关注点有关，包括后现代主义以及当时正在兴起的数字建筑等。但是我的兴趣在其他地方。比起功能性，我更注意居住性，即人们是如何现实地而非抽象地体验或者感受空间的。一种在某处的感受往往和某种特定的活动相关联，有一点仪式的意味。活动的仪式性非常重要。或许，这就是我眼中人们和空间所建立的形式关系。更进一步来说，这或许就是我对建筑形式的认识—形式来自仪式，形式存在于空间中。所以，我从未对建筑物体有过太多兴趣。
“内向经验的探索”是类似这样一种感受：在一个空间当中，光线从上方以一种特定的方式进入，这个空间就有某种特定的形状，你一个人坐在正中央一把椅子上，独自抽着烟；我并不抽烟。在那个状态下，空间、光线、家具以及抽烟的行为，结合在一起，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S：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内向经验的探索”？
C：因为这是在一个空间内部的感受，而不是从外部去看一个建筑。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经验。
S：所以这完全不是一种思考某些问题的内省的过程？
C：对，这不是。冥想并不是我日常活动的一部分。尽管画画的时候我常常是一个人，但是我并没有冥想。我享受的是创造画中空间和各种形象，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去发现。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我想那是一种类似“研究”的过程，不是科学意义上的，而是艺术意义上的。许多电影和小说都能帮助我更好地去“看”，尤其是卡夫卡的作品。我曾看过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导演改编自卡夫卡作品的电影《审判》（Le procès，1962）。这部电影太棒了！它是“超现实”的，但是如果考虑到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艺术运动，“超现实”似乎又不能准确地形容这部电影了。它是如此扎根于现实，表现了一种现实的状态，既真实又不真实。电影拍摄于1960年代，所以那里面有1960年代的现实，但是所表达的却远不止这些。看上去没有什么是不寻常的，但同时又没有什么是我们所了解的现实。
弱的形式，
并非无力的形式
S：您提到文学，比如卡夫卡的作品，电影以及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都对您的绘画方式和内容有所影响。您是否可以分享一下，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创作出这些绘画作品的？
C：我尝试着阅读一些理论书籍。对我来说，它们非常难懂。我努力并且也读懂了一些东西，但是也没觉得有太大用处。然而，在阅读文学和观看电影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很多。通常，我感受到的东西往往会相当长时间地留在我心里。这也是我现在所面临的矛盾之一，因为目前我在中国开展的工作往往要求强烈的视觉效果，而非常建筑的作品在这方面却非常“弱”。
S：哪方面的“弱”？
C：视觉上弱。
S：对于人们的期待而言？
C：是的。当下你能看到非常多特别强烈的形式。但是我们的作品不是的，现在依然不是。弱的形式并不是无力的形式。我认为无力的形式是那些不能带来持久体验的形式。在小说和电影中，我能感受到一些令人不能忘怀的体验。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小说和戏剧就能给人这种感受。
我对“极简主义”的理解便来自萨缪尔·贝克特，并不是因为他的语言，我想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简单短句在语言上比贝克特更“简”。贝克特的极简并不体现在语言上，他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极简生活方式。他有一部小说名叫《马龙之死》。小说的主人公马龙，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口袋里的三块石头之外，一无所有。这些石头没有纪念意义，也没有任何戏剧性，但它们是有功能的、实用的。主人公会把一块石头放进嘴里，由于石头的温度比嘴巴要低一些，所以放在嘴里可以让他感到少许凉爽。所以那是用来含在嘴里的石头，仅此而已。这才是“极简”。
后来我在印度看到一些朝圣的人，他们也是如此生活，浑身上下只有一件托蒂，白天朝拜的时候穿着托蒂，晚上将它脱下来洗，赤身而睡。在印度的气候下，洗过的托蒂很容易就干了，所以每一天他们都穿着干干净净的白色托蒂，显得精神奕奕。托蒂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但是他们却以非常有尊严而且神圣的方式拥有着这唯一一件家当。与此相反的是在美国，人们穿着牛仔裤，吃着烤肉，然后随手把油往裤子上一擦。那是一种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
在规则建立之前
S：建筑中的后现代主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对古典主义，包括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和古典主义建筑的兴趣？
C：你的问题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古典主义，另一个是文艺复兴早期绘画。这两者都和我的背景有关。我在中国长大，不过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西方教育的影响，比如数学、科学、艺术、绘画和古典音乐等。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正确的做法。比如，画人像时必须力求画得越像越好，作曲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则，学习音乐必须掌握正确的知识和技能，等等。当我二十几岁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所拥有的整个知识体系里有着非常多的限制——这些知识本身就是束缚。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想超越自己以前所做的和所知道的。我想冲破所有这些限制。
中国画非常重要，但是中国画和西方的系统没有任何联系。所以我反而更容易理解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因为我知道那些作品创作于规则建立以前。透视法很重要，它表现的是不考虑时间维度的、准确的数学计算和空间建构。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尽管文艺复兴早期的画作中常常出现一些“奇怪”的画法，比如不符合数学规律和透视法等，但它们其实有着非常清晰的逻辑。那是一种自由的逻辑，至今我对此仍十分感兴趣。在特定作品中，人们想要表达和塑造特定的内容及空间，所以就需要发明一个特定的逻辑出来。因为他们没有数学或者透视法这些终极真理的限制，所以也就没有任何禁忌，尽可以尝试各种不同的东西。
S：指的是视觉表现方面的尝试？
C：还包括画中的空间、叙事，等等。我是从我的老师罗德尼·普雷斯那里学到这些的，是他将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作品介绍给了我。这些作品非常微妙。乍一看什么都是错的，可一旦弄明白了，就会发现它们不仅不是错的，而且还颇具逻辑性，只不过那是一套不同的逻辑罢了。这些早期绘画远比后来的更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作品会这么有创造力？因为它们没有受到体系的限制。福柯指出“终极真理”并没有太大的意思，因为就算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超越界限，才能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S：所以您一直在探索这些不一样的维度？
C：我真正关注的是早期文艺复兴绘画中的空间与叙事。至于古典主义，它曾经而且现在依然对我很重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和我的历史观有关，我认为历史和时间是连续的，不能被切割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古典精神，那里面存在着一种特质。自密斯·凡·德·罗之后，有不少非常有意思的建筑师，包括让我对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产生兴趣的德国建筑师翁格尔斯（Oswald Mathias Ungers）等。现在英国的一些建筑师，比如大卫·奇普菲尔德（David Chipperfield）和托尼·弗莱顿（Tony Fretton），正在延续着辛克尔和翁格尔斯的古典传统。在形式上，我对比例没有兴趣，完全没有兴趣。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我在南京工学院接受的是一种巴黎美术学院式的古典主义建筑教育，但是却完全不提欧洲的古典主义，因为那在当时是不被允许的。
S：这种巴黎美术学院式的古典主义建筑教育和欧洲的古典主义有什么不同？
C：非常不同。在本质上两者是一样的，有着同样的基本原则和主题。但是，在欧洲，人们会去考虑柱式或者某种装饰系统，因为这些都是古典主义建筑文化的一部分，在中国我却没有学习这些，但是古典精神是一样的，那种特质是一样的，与特定的风格无关。
古典精神中有种很严谨的东西。古典主义的核心或许并不是和谐，而是一些非常简单的东西。古典设计是克制的，不会去添加任何无关主旨的东西。所以，对称是可以的，但是重点不是轴线，而是对称很简洁。
如果你去自然中观察，会很容易发现对称，因为它们简单，一半和另一半是一样的。在黑泽明的电影《蜘蛛巢城》中，对称的概念就非常重要。电影中，所有的空间都是一点透视的，所以也是对称的。如果有两个人，那很显然是对称的。在其他情况下，一点透视也是对称的。我说的就是这种特质！我不在乎形式上的比例，也不在乎山墙或柱廊，这些东西在以前和现在都不能引起我的兴趣。这就是我所谓的古典精神。
很可惜，现在我所做的东西还不太具有这样的精神，但是我打算在我的工作中更关注这个问题。再强调一下，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和谐。因为和谐和平静有一定关联，而我感兴趣的是安静，但是我的安静也可以令人感到不安。我想在建筑中把这些东西表达出来，但是在现在的一些项目中，这非常困难。我在为一个物质社会工作，它的本质是享乐的。简单的生活有一种安静的张力，我的作品还没有表现出这一点来。随着年纪的增长，这是我越来越迫切想要追求的。
最近和同事们谈到一些意象，其中一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在纸上画起草图来）：当我和同事们提到“亭子”的时候，他们通常想到的是这个（指了指刚画好的草图，一个传统的中式翘檐亭子），这没什么错。但是我想到的却是这个（接着画了一个有着直线条屋顶和柱子的亭子）。说到这儿，我们现在正在为四川安仁的博物馆建造一个最基本的亭子。它有屋檐，但是却没有这些（手指着草图中的翘檐），这些并不重要。建筑从屋檐处收进，所以它像所有的亭子一样有阴影。如果加上门的话，那就是一个立面。仅此而已，这就构成了一个亭子。它是非常古典的。
S：从哪方面体现出来？
C：对称、完整，等等。我现在和你讲的东西，在我脑海里是非常清楚的，不过我并不期待你能完全地理解它。这是非常个人的东西，是我个人对建筑的理解。不过，等安仁的博物馆完工之后，大家就都能理解我的想法了。
“我就是想很‘土’”
S：接下来的话题和您刚刚谈到的内容有关。您1980年代早期的许多绘画和关于这些绘画的文字作品中，常常会出现比如“营造”“亭子”“风水”等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您提到这些是您有意要去探索的命题，因为过去在中国对这些没有太多接触。您甚至曾经将东方和西方明确地区分开来，比如在作品《四间房》中所表现的那样。现在二十年过去了，东西方的这些区别还那么明确吗？还是已经界限模糊了？“中式”的定义中，有没有加入新的元素？
C：这个问题不简单。在实践中，“中国性”是很难用语言去描述的。就像这样（指着先前画的两张草稿）。这个是中式的（指有翘檐的亭子）。但是我认为这种联系是不对的，这样很容易掉入东方主义或者中式媚俗的陷阱。19世纪进入20世纪以后，尤其是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那个时代，它就演变成这个样子了（指直线屋檐的亭子）。
S：为什么演变会发生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这段特定的时间？
C：这是我的简化版的社会现实主义（指直线屋檐的亭子）。这些仍旧是“亭”，界限并不模糊。从紫禁城的太和殿到陵墓，我能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
S：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
C：不容易。
S：不如我们跳过这一题。
C：不，不用。这个问题很重要，和人们对非常建筑的作品的看法特别相关。一种看法是，我们的东西“不时尚”——这可以看成是一种表扬。而另一种看法就不能被当作是表扬了（开始在纸上写中文字），人们说非常建筑做的东西“太土”。
S：不时髦？
C：我来解释一下。如果能搞明白这一点，那么你就能弄懂很多东西。（在纸上写中文字）这是“太土”和“太洋”的对比。“洋”始终是一种褒奖，它意味着都市感、国际化、外国的，而这些词在中文里都是褒义的。“太土”不光是说这东西是本土的、城市以外的，而且还有粗鄙、乡气的意思。如果你是农村来的，那么你很可能就很土。所以你看，这里面的差别在于——一个漂洋过海来自外国，一个土生土长，所以很乡气。
S：稍微打断一下，以您来说，我觉得您会一直一只脚在国外一只脚在这里。您无法回避“洋”的一面。
C：“土”是人们对我作品的非正式的批评。因为你认识我，而且我们现在正在用英语谈话，所以我或许比这里大部分的人要“洋”， 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去那些有这个的地方（圈出纸上的“太土”两个字），我就是想很“土”。
S：是不是因为您想扎根于您从事工作的地方？
C：不，不是那样。是因为从某种方面来说，那样更加……像我自己，而且我觉得那样会更有趣。我不是一个随大流的人，所以那些时髦的、主流的东西对我没有太大吸引力。参数化设计或者某些主流的形式语言等，这些都不是我。我觉得我们正在谈论一个非常重要，但是很可惜，又有些难度的话题。
S：对于其他和您绘画风格相似的作品，您有什么想法？您曾经提到过，尽管别人也用类似的方法来画画，但是从对建筑设计作品的影响来看，对他们的影响要远小于对您的影响。
C：这是另外一件事，要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古典绘画或者效果图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有很多人比我更在行。但是我用这种方式诠释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种建筑。再者，我相信，抽象（这或许不是最确切的词语）和现代的感觉也同样重要，而我的画中也有这些元素。我懂得如何去欣赏杜尚和毕卡比亚这一类的艺术家。我一直在尝试将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在自己的作品中，希望这样能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安仁的亭子可能就是这样的作品，是我的“中庸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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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 吕婉婷
本文编辑 吕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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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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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按：无人车是众多科技巨头和新贵都盯上的未来。Google、Tesla、苹果等等个个都实力非凡。但是这家神秘无人车初创企业却打算在2020年的时候击败所有的无人车企业。有人认为他们是在吹牛——“Vaporware Horseshit（扯淡的雾件）”，一家汽车博客早期如此评价说。这家公司干脆就以此（VH）作为他们原型车的代号自嘲。跟其他无人车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做法完全是另起炉灶重新造车。他们究竟是有实力还是在吹牛呢？投资者的8亿美元已经代表了他们的态度，彭博新闻最近则进行了实地考察体验。至于当年吹过的牛能不能变成现实，一切就只有交给时间来考验了。
那个神秘的箱子就放在旧金山移动办公楼的一间全白色的屋子里。这是一个很大的木箱子，除了很大的黑体字“ZOOX”以及一把结实的挂锁以外没有其他特征。出资大约1亿美元，你就能拿到一把钥匙打开看个究竟。
很少有人有此荣幸。他们看到的是一个黑色的、像汽车的机器人，大小和形状跟一辆Mini Cooper差不多。或者其实，就像两辆Mini Cooper的后半部焊在一起（编者注：意思是没有驾驶室了）。它的内部既没有方向盘也没有仪表盘，只有一个开放空间，里面面对面放置着两排座椅。整个模型看起来就像某人可以打个洞穿过去一样。不过因为你刚刚砸了1亿美元到这玩意儿身上，你就赢得了坐上去享受一次模拟城市之旅的权利，同时祈祷着这个无人驾驶的未来愿景终会实现。
在众多有前途的无人车当中，Zoox也许是最受宠的一个。该公司的机器人的士可以是令人惊艳也可以是令人恐怖的。它将会改变世界——但不是当代硅谷意义上的那种改变世界，而是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去改变世界——或者它也可能是一场史诗般的失败。现在还很难明确那些卖点有多少是真的。不过对于公司创始人来说，幸运的是有很多有钱人都对此感到兴奋，就像Hunter S. Thompson曾经概括过那样，先买票上车再说。
大箱子
Zoox创始人Tim Kentley-Klay和Jesse Levinson说，其他参与到无人车竞赛的人的做法全都错了。他们的做法不是给现有的汽车配置上高级传感器和智能软件，而是要另起炉灶重新造车。
他们要造的车是全电动的。它是双向的，所以可以从一个方向开进停车场然后从一个方向出来。它会制造噪音跟行人沟通。它在车窗上会有屏幕投放定制的欢迎信息给乘客。如果创始人说法正确的话，它会是道路上最安全的车辆，用一种具有保护的茧将乘客护得严严实实，从而取代了沿用了几十年的以司机为核心的建造方式。当然，Zoox还会跑它自己的打车服务。
在提出Zoox显然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两位创始人的语气似乎都相当严肃。反正这个世界最终都要迁移到完美设计的机器人汽车的，那为什么还要将无人车技术融入到昨日的汽车里面呢？Kentley-Klay说：“我们是一家在跟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展开竞争的初创企业。但我们深深地相信我们造的东西是对的。创造力和技术的优雅将会获得胜利。”
要清楚的是，Kentley-Klay是个商人。他说：“我们希望变革城市，希望深刻改变我们与家人及社区的生活、呼吸以及工作的方式。”他还顺便解释了一下告诉名字的由来。（这是zooxanthellae的缩写，正是黄藻帮助了珊瑚礁的生长，这可不是对瑟斯博士某些带颜色的幻觉的致敬）Jesse Levinson来自硅谷的皇室——他父亲经营着Genentech，是苹果董事会的成员以及乔布斯的导师。两人一起拿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融资：迄今为止共获8亿美元，其中就包括7月初以32亿美元估值拿到的5亿美元。
哪怕手头有那么多资金，Zoox能走到2020年也算幸运，那是它预计将第一辆汽车投放上路的时间。Kentley-Klay承认：“这是一场豪赌。”不过要是熬过这一关，如果他们的赌注收到回报的话，他预测，他的所有竞争对手——包括Alphabet、通用汽车、Tesla以及苹果等的未来就将“统统完蛋。”
Tim Kentley-Klay
Kentley-Klay今年43岁，是土生土长的澳洲人，有着钢铁后卫的体格，喜欢搞恶作剧，以及会到处冒险的家族史。他的曾祖母是澳大利亚第一位拿到驾照的女性。他的奶奶则是第二位拿到飞行驾照的女性，曾经在悉尼至伦敦的飞行耐力赛期间教他的父亲Peter飞行。
年轻的Tim是位多面手。他在墨尔本长大，曾经试过用洗衣机和剪草机的备件来造一架航天飞机，用玻璃纤维做过一条庞大的鲸鱼去参加肥皂盒德比，而且还一直制作和售卖假的ID给同学，直到被父母发现。20岁左右时，他买了一辆破旧的1958年产的路虎，然后把它变成了冲浪板运具，并给它起名“将军”。他的妈妈Robin说：“这仍然是他的骄傲和乐子。”
拿到了传媒设计学位后，Kentley-Klay进入广告行业，成为了一名业界领先的动画师和视频制作人。他替Visa、麦当劳、本田汽车等都制作过广告，而他的推销术也伴随着他的设计技巧齐头并进。他说：“每隔周就会有一个新的剧本。你必须用新角色创造一个新世界，然后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说服广告公司的过程。”
2012年，Kentley-Klay偶然看到一篇博客说到了Google的无人车项目，当时这几乎是本领域唯一的一个。他把Google的原型车看作是难看的折衷品，把球状传感器固定到其他公司汽车的车顶上，就像机器人标本一样。他开始设计概念，研究人工智能，然后按照技术愿景家的习惯，写了一份宣言。他还制作视频，描绘了未来机器的士占据的城市情景。然后，有一天，他走进自己的墨尔本办公室，宣布自己要飞赴美国追求他的无人车梦想。
Kentley-Klay接下来的举动被一些人称为走偏门，但也有人认为他很机灵。他跑去找业界其中的一些大牛，然后告诉对方自己正在拍一部反映无人车崛起的纪录片。他的小算盘是挖掘这些人的信息，然后打探有没有成为合作伙伴的可能。他的第一位“被接见者”是Sterling Anderson，当时是MIT的一位机器人研究学者，后来成了Tesla无人车项目的负责人。Kentley-Klay说：“我带了一部佳能和瞎掰的麦克风在草地上采访了Sterling 2个小时。用我的话来说，我可能是在制作一部纪录片。至于我是不是在扯淡还有待分晓。”
最终Kentley-Klay在加州站在了Anthony Levandowski面前，后者曾经是Google首席无人车工程师之一。两人一拍即合，Kentley-Klay给Levandowski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甚至邀请他2013年6月到Google总部做个演讲。在约定的时间Kentley-Klay嗑了点右旋安非他命然后出现在大概20人面前。他回忆道：“我说，‘我叫Tim，我将成为第一个将无人车带到世间的人。’没想到自己会说这么蠢的话，我认为当时讲得不是很好。”
但是这支Google团队却被Kentley-Klay有化学药物辅助的激情给感染了。他们并没有同意他的所有想法，尤其是需要从头开始造车这一点，但是他们对他考虑的东西之多感到印象深刻。Google相当引人注目地给了这位古怪的不是工程师的澳洲人一份工作，加入全球领先的无人车团队。Levandowski说：“他有技能，而且周围有持相反观点的聪明人是好事。”同样引人瞩目的是，Kentley-Klay拒绝了。他认为Google还不够激进。
Kentley-Klay返回了澳大利亚。几个月过去了。Google和其他地方的人不再给他发邮件了。他开始认为自己犯了一个糟糕的错误。他说自己去看了精神病医生。然后2014年4月他再飞回美国，在Levandowski屋外一直等到这位Google工程师晚上回到家。他们谈了很久。Levandowski提到有一个家伙Google一直想招进来可能从未成功，那是一位斯坦福工程学的研究生，名字叫做Jesse Levinson。
Jesse Levinson
35岁的Levinson正好跟Kentley-Klay是两个极端。他身形消瘦，为人安静，遣词造句非常谨慎。在掩盖其传说中硅谷渊源方面他绝对是做到了最好，从未向人提起过。在斯坦福，Levinson成为了Sebastian Thrun教授的门徒，后者后来去了Google领导其无人车项目。Thrun 说：“Jesse一直是我最聪明的学生之一。”
还在斯坦福的时候，Levinson发明了一种新的校正无人车传感器的方式。这类车辆通常要靠摄像头和激光来建立周遭世界的影像。为了调整影像系统，工程师往往要举着印有棋盘格的海报然后将模式定为基线。不过，在这个领域，传感器一旦坏掉是很难重新配置的。Levinson写了一个软件，使得一边开车一边配置传感器成为可能，软件用到了现实世界的物体而不是测试模式来提供反馈。他说：“车辆可以用超人精准度找出传感器在哪里，误差不超过2毫米，方位角不超过1/100度。”
在Kentley-Klay找到了Levinson之后，两人同意这位推销员的愿景和设计技能跟这位工程师的技术敏锐正好是天作之合。两人均喜欢挑战传统思维，建设可以自己支配的东西这种想法。Levinson说：“我从来都说不出Google做这项技术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如果我看不清楚走势的话，我是很难激励自己去努力做事的。”
不过Levinson并没有马上买账。他先是雇了一位私家侦探对自己这位可能的合作伙伴做了一次背景调查。Levinson说：“不觉得他不像是个疯子。我只是不知道他是谁，对于开始在硅谷创办无人车公司的人来说，他的背景有点不同寻常。”不过调查的最终成果只有几张超速罚单。Kentley-Klay说：“他这么重视我我不知道应该看作是侮辱还是恭维。但是他们一直没找到尸体，所以我通过测试了。”2014年7月29日，Zoox成立了。
坐落在硅谷中央的是SLAC国家加速实验室。这栋426平方英亩的复合体最突出的一点是2英里长的粒子加速器，它贯穿了Menlo Park的草山直抵斯坦福的园区。这个戒备森严的地方是美国核物理的明珠。这里还隐藏着弯弯曲曲看不见的道路，是悄悄测试无人车的完美场地。Kentley-Klay设法说服了那里的某人让他使用这个复合体的一个旧消防站作为Zoox的第一个合适的总部。
2015年初，Zoox开始招兵买马，并且将这个消防站改造成了一个原型工厂。工程师建造了机器人的骨架版，而软件团队则致力于这个装置的大脑。对于Zoox的投资者来说一个令人痛苦的早期迹象是，Kentley-Klay还花了16000美元买了一台Sub-Zero办公室冰箱，因为他觉得这看起来很酷。
Zoox及其创始人从一开始对于他们想要的车的样子就有着清晰的图景。车辆的前面和后面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并且在罕见情况下，比如内置的冗余备件都耗光的情况应该很容易维修。每一个轮子都应该有自己的驱动，这样车子在紧凑空间下也能进行精确的机动并且可以在任何地方停车。它的系列传感器和摄像头可以无缝集成到一起，而不是塞进已有的车辆上。
加州福斯特城Zoox生产总部的3代无人车（VH1、VH4、VH5）
车辆前后部都有LED灯，会发送信号给其他司机，比如发出警告说该机器人的士发现道路前方存在障碍物。类似地，它的定向音响系统会发出哔哔声或者别的声音告诉人行道上的行人自己看见他了，或者给快速靠近车辆的司机发出警告，让他放下手机踩刹车避免相撞。起初Zoox的工程师考虑过设计一个巨大的安全气囊在事故前将整个车辆都包裹起来；不过最终还是采纳了更传统的设置在车身内部的安全气囊。Zoox的车配置了高端音响，豪华座椅，以及某种会话式app来跟乘客互动。
公司有6辆原型车，或者用汽车业的行话来说，6辆骡子车（mule）。它们的名字分别叫做VH1、VH2等——VH是“vaporware horseshit（胡扯的雾件，意思是公开宣告且积极促销还没做出来的东西）”的缩写，这是一个汽车博客对该公司技术曾经的描述。最近造访SLAC期间，这些骡子车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演示了。其中一辆原型车以极高的精度停在了消防站外边的一个地点那里，而另一辆则在遇到行人横穿马路时进行了制动并且发出哔哔卟卟的问候声。在一个废弃的机场进行的另一次演示中，这些骡子车真的是大出风头，以50英里的时速完成了越障训练。带着安全帽系上安全带的记者有特权成为第一个坐在后向座椅体验这次测试的人。
当无人车从旧金山办公室停车场驶出上路进行测试时一位路人拍下了Zoox无人车的照片。
不过，对于任何无人车来说，真正的试验场是充斥着拇指族、路怒症以及到处乱窜的人的实际街道和高速公路。5月的一个工作日，Kentley-Klay在消防站背后的一个停车场欢迎我。一辆丰田汉兰达停在约100英尺的地方。Zoox原型车还没拿到上路的许可，这意味着公司必须靠一辆汉兰达来训练和测试其传感器和软件。车辆侧面悬挂了摄像头和激光，还在后面的存放区配置了巨大的、嗡嗡作响的计算机。
Kentley-Klay交给我一台iPhone。我打开Zoox app然后打了一部汉兰达。我们上车然后告诉汽车我们要去北边，Zoox位于福斯特城的新总部，这大概是200英里之遥，然后把Kentley-Klay放下来并接上Levinson。接着Levinson和我再坐200英里去旧金山。整个行程大概在90分钟内完成，鉴于湾区的交通状况，我对这个结果相当吃惊。
对于无人车来说，高速公路要更容易些。现在上路很多的无人车都是使用自适应巡航控制技术等功能在高速公路上跟随其他汽车并保持安全距离。Alphabet 拆分出来的无人车公司Waymo，其原型车可以处置城市街道的情况，尽管只是在人口稠密度较低的区域，比如亚利桑那州。的确只有Zoox和GM Cruise愿意载外部人士上无人车在像旧金山这样的地方穿梭。
机械臂给福斯特城总部入口雕刻造型。
Zoox在郊区的时候可以自如地行驶，在四向停车（four-way stops）时会礼貌地等待轮到自己才走，也会给自行车手留出足够的空间。当一辆黑色的运货卡车突然有种两车道的道路上越线超车时，这辆汉兰达会停下来以避免冲撞。几分钟后，我们就上了高速公路，然后这辆丰田车以一种可以说是超级安全的模式汇入到车流当中。下高速有车辆并道时不会猛踩油门以加速通过，而是靠着匝道等待时机合适再开下去。
不过Zoox真正出彩的地方还是在城市里面。车辆内部的屏幕被大量信息淹没，计算机视觉软件在同时跟踪着各种汽车、行人、交通灯以及路标情况。跟很多无人车不一样的是，它停止的节奏很流畅。在交叉路口左转弯时，它会让来车先过然后等待行动缓慢的行人通行。总的说来，这辆车的表现非常好，好到你都忘了没人在开车。
今年5月，Zoox将500多名员工的大部分都搬到了福斯特城13万平方英尺的新总部。Kentley-Klay也参与了这个地方的设计。这处设施非常的宽敞和优雅，有很多的玻璃窗以及线条优美的建筑。其中心是一个全白的制造枢纽，在这里工人很快就将手工建造第一支车队。一台机器在跑Zoox的驾驶训练系统，模拟数千小时的驾驶，不断训练这套自治系统。Kentley-Klay说：“这就像是为汽车量身定做的虚拟现实。”附近，一台定制计算机操纵着1000块超高速图形处理芯片，这些芯片每秒可40万亿次驾驶和人工智能问题相关的运算。Levinson说：“这可能是所有初创企业当中最大的超级计算机。”在总部的另一处是一个封闭区域，只有少数获授权的人才能进入。这是最高机密区，在这里Zoox会对车辆工业设计、音响系统以及品牌化等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因为是苹果董事会的成员，所以这些Arthur Levinson一个都没看过。他说：“不是我不想看，只是保持一点距离然后再报纸上了解Jesse那边的消息会好点。”）
尽管Kentley-Klay和Levinson都是第一次当公司的头，但现员工和前员工都说大部分时间里两人表现得都很好。Zoox已经设法从Tesla、苹果、Google、法拉利以及Amazon.com那里招聘到了数百位工程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比别处更困难的工程挑战。两位联合创始人的确也有其控制的一面。Kentley-Klay的健康意识很高，碳酸饮料是不允许在办公室出现的，甚至饮食他都限制，曾经公开羞辱发送“茶水间有甜甜圈”消息的员工。Levinson以纠正语法为傲，以至于员工都要互相校对各自的邮件。
Palo Alto SLAC Zoox车库的一辆无人车
两人已经掌握了硅谷创业圈的夸张说辞。Zoox的车轮上写有一段文字：“Infinity is enough（无穷才够）”已经被公司注册为商标。Infinity is enough自己的名字则是另一项发明。他原来是叫做Tim Kentley ，Klay是后来自己加上的。2013年他给Zoox的员工写道：“我给我的姓加上Klay是因为我发现自己喜欢做东西。所以黏土（clay），或者泥是这种精神的原始面，而‘K’lay一方面保持了我的姓氏，同时也保留了这股精神。”
做无人车的人里面很多还是把Zoox看成是纯粹的VH（编者注：vaporware horseshit，意思是没料，吹牛）。Levandowski也是其中之一，尽管他把Levinson and Kentley-Klay看作是朋友，认为他们都是一等的人才。Levandowski仍然开着自己从Art Levinson那里买来的老凌志，他还跟Jesse设计了一套选股系统，名字叫做FutureGame。
Levandowski说：“我并不认为他们的车有太多的不一样。而且这样做太复杂了，走这条方向错了。”基本上Zoox是想在无人车技术上击败Waymo，在电动车领域干掉Tesla，并且在共享乘车领域取代Uber。Levandowski说：“这其中一块你要是出问题的话，你就完蛋了。不过这句话他们已经听过10亿遍了。”
Kentley-Klay and Levinson都大方地承认Zoox有可能没有好下场。不过两人均无疑调整路线，而且他们发誓要用即将到来的惊吓（惊喜）镇住竞争对手（消费者）。Kentley-Klay说：“对我来说，这并不复杂。你只需要想清楚什么样的东西才会给到你最好的结果，然后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就是了，哪怕这意味着这条路走起来会更困难。”
原文链接：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8-07-17/robot-taxi-startup-zoox-has-800-million-and-a-wild-pitch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