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7日，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青年研究员王放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文章，“侵扰越冬蝙蝠，是此时此刻最离谱的事情”，文章说看到一则上海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门的新闻，“吃惊又不安”。
新闻报道野保人员接到报案，不得不驱赶居民在家周边见到的越冬蝙蝠，安抚人心。他在文章中表示，上海地区的蝙蝠并非菊头蝠，杀蝙蝠可能引起新的灾难，人为诱发病毒扩散和变异，建议大家听从上海野生动物保护管理部门的建议：
“市民怀疑家中有蝙蝠栖居，可以在戴好口罩和厚手套（如劳防手套）等防护的前提下，进行初步排摸和驱赶。首先察看吊顶、空调等可能与室外有相通的孔洞处是否存在蝙蝠实体或粪便、尿液等痕迹。如确认没有蝙蝠，可自行封堵居室与外界相通的孔洞或缝隙，对环境做好消毒即可。如确认发现有活体蝙蝠存在并可能进入居室环境，不建议市民徒手捕捉或驱赶蝙蝠，应先利用噪声（如金属物敲击声）或刺激性气味（如雷达、花露水、风油精、蚊香等）驱赶；如以上措施无法驱赶活体蝙蝠，可致电相关部门协助处理。”
这篇文章微博阅读493万，引起了很多共鸣和讨论，有高赞留言表示，“人类的恐惧源于无知”，还有人呼吁，“不要再去伤害更多无辜的生灵了。”
王放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曾任美国史密森学会博士后，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是野生动物种群动态、种间关系和适应性等。近来，他和复旦大学保护生物学研究团队发起一支公民科学家队伍，在共青森林公园、滨江森林公园、上海植物园、上海动物园、闵行体育公园、虹旭社区、复旦大学校园、上海海洋大学校园、南汇城郊、浦江郊野公园、顾村公园等区域，设立了80台红外触发相机，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一刻不停记录着，希望能监测到生活在我们这个城市中的野生动物数据。
在上海的兽类调查，是由市民志愿者团队完成的 王放 图
在系统地追踪城市野生动物之后，王放发现了貉——这种神奇的物种（也就是一丘之貉的貉）在长三角一带的城市中大量存在。他发现，貉在城市中有“变身”的超能力，“青浦的一个小区旁边有条河，貉会钻到水里变成高超的游泳健将；金山区的貉栖息地旁边有不少丘陵灌丛，貉们展示出掘土、跳跃、和捕猎青蛙的惊人技巧；而到了奉贤和南汇，它们会迅速学习校园和社区设计，在人类世界的夹缝之中繁衍生息。”
2019年9月，藏身于居民楼地下室的貉，拍摄地点为上海青浦。王放 图
在他看来，我们不光要了解荒野中的野生动物，还要了解城市中野生动物，因为“没有了解，一切都失去了基础。”澎湃新闻采访到王放，与他聊了聊“人类与野生动物到底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这个话题。
Q：世界各地区、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对于把握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距离，有着怎样的差别？
A：人和野生动物、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一直随着时间、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发生改变。比如说在美国，在开发西部的在大移民时期，他们对于自然资源的使用也是非常的直接而凶猛的。他们到处开矿，然后污染水源，也有重金属的污染，然后大量地去砍树和杀野生动物。
美国东海岸最著名的山脉——阿巴拉契亚山脉，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植物生长旺盛的、非常富有生命力的一个山脉。但是在100年前，阿巴拉契亚山脉曾经被砍得不剩下什么树，野生动物大量地失去栖息地然后死掉，或者直接被猎杀掉。然后就出现了很多有毒的小镇，有毒的村庄，水也不能喝，农作物也不能吃。
所以在美国，他们也有自己的环境运动和环境反思。比如一个非常著名环境理论创始人，我们会管他叫“生态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先生，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叫《沙乡年鉴》。
这本书实际上写的是，大雁的迁徙、树木的生长、大雪之中动物的足迹等，他写的这个地方就是美国的威斯康星州。所以这是一个美国100年前的环境运动——在100年前的这段时间，人们重新发现自然的美好，重新找回丢掉的自然。
同样的事情其实在欧洲也有发生。比如说100多年前，人们曾经认为动物就是动物，可以从美洲随便引进物种，他们引进了美洲的水鼬，引进了美洲的灰松鼠，他们觉得无非是引进一种新的体型更大的松鼠或者鼬，可以生产更好的皮毛，可以让林子里变得更漂亮。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不管是从美洲引进的鼬科动物还是松鼠，都摧毁了欧洲的生态系统，杀掉了原生动物，带来了生态灾害。他们其实才在最近的三四十年时间里认识到，人和生态系统是有距离的，而生态系统是需要研究的，需要去合理管理的。所以，他们开始重新处理入侵物种，去帮助乡土物种。
曾经被采伐一空，今天恢复了100年的美国东海岸阿布拉契亚山脉 王放 图
所有这些例子，都是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文化中人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粗暴的使用、经历了一个凭借感觉去引进物种去改变生态系统的过程，在最近三四十年的时间里，人们才意识到，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精细的体系，人们才意识到需要用研究、大量的数据和更好的管理，才能够解决人和野生动物的冲突。
其实在中国，这个过程也一样，人们正在重新认识生态系统跟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
Q：此次新冠疫情，网上很多人疑惑为何不“灭绝蝙蝠”。这种“灭害”是有必要的吗？
A：我觉得“灭害”是有必要的，但是，灭害的第一步，是去识别什么是“害”。
比如说在我们的发展历史上，曾经认为麻雀是害。但是后来发现，麻雀是生态系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吃的害虫要远远超过它吃掉的粮食，而它对于树木种子的扩散，对于植物的生长，乃至对于农业都有巨大的好处。
再说蝙蝠。蝙蝠吃害虫，蝙蝠传粉，蝙蝠也在调节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果没有蝙蝠，我们的农田会减产，我们的水会有污染。我们城市里害虫泛滥后，人会得更多的疾病。
蝙蝠也好，刺猬也好，果子狸也好，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它们非常重要，它们不是有害生物。
所以识别什么是有害生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需要大量数据积累的过程。
我们国家很多入侵物种，这些就是有害生物，比如进入了自然界的红耳龟和牛蛙，大量杀死针叶树的松毛虫，还包括在西南地区漫山遍野生长的飞机草和紫茎泽兰。
长满了入侵物种紫荆泽兰和飞机草的山坡，让珍贵的绿孔雀难以找到食物 王放 图
美洲的灰松鼠适应人类环境的速度惊人，被引进欧洲后成为入侵物种 王放 图
人们在处理有害生物、防治有害生物的过程中，有大量的教训，和一点点经验。
我觉得可以说一下新西兰这个国家。新西兰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因为他是岛国。所以生态系统比较脆弱，也比较封闭，在演化的过程中没有食肉的野兽。所以当外界的物种，比如鼬，比如家猫跑到荒野中之后，会对它的生态系统带来非常严重的打击。而如果外面的细菌病毒入侵，或是植物入侵，也会改变这个岛国生态系统的风貌。
所以它从第一步就开始严格管理。每一个坐着飞机降落在新西兰土地的游客，如果你带着苹果或黄瓜，被查到的话将面临高额罚款甚至是监禁。
新西兰规定，人们可以养猫，但是猫绝对不可以到室外去，甚至还有一些区域是不可以养猫的。然后，等他们发现某个哺乳动物入侵到生态系统之后，他们会在全国开展针对这种哺乳动物的毒杀，然后还定点清除掉一些哺乳动物。
他们对于生态系统是从全国层面上进行保护的，从游客、产品进出口、动植物保护区的建立，再到交通运输等，为了同一个目标——防止有害生物在新西兰的扩散——进行全行业协作，我觉得这个让人非常震撼，也让人钦佩。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尝试，但是没有达到新西兰这样的力度。
Q：作为一个野生动物知识有限的普通人，在参加博物向的户外旅行、野外探险、野生动物探险旅行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A：作为一个普通的旅行者，你要尽最大可能跟野生动物保持安全距离。
我们会去非洲进行野生动物观光游，什么时候是绝对不可以下车的，每一辆车要跟野生动物隔多远？然后在他们觅食的时候，他们繁殖的时候要保持怎么样不同的距离。其实在一个成熟的旅行市场，是有很多这样的规则的。在我们国家可能这样的市场并不成熟，那至少我的建议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发生任何驱赶、投喂或者主动靠近这样的行为。
任何时候，不应让人喂的食物成为野生动物的食物来源，然后也不应该为了拍照片，或者为了靠近，进入到它们的安全距离以内。这个安全距离呢，就是它们开始警惕、逃跑的距离。当它们开始停止自己的觅食、梳理、求偶或者各种各样正常的行为，这是你判断安全距离的一个准则。
很多时候，我并不认为跟野生动物之间的接触是个人行为，其实很多不规范的行为是由黑导游和不规范的旅游公司默许、甚至是推动的，比如说，你能不能够去水边捡起来一个海星去摸，能不能一脚踩在珊瑚礁上。
Q：你们设置了80台红外触发相机来观测记录城市中的野生动物，选定了如共青森林公园、滨江森林公园、虹旭社区、复旦大学校园、浦江郊野公园、顾村公园等地点。我注意到，其中有绿化较好的公园，也有人群密集的小区和大学。是如何选定这些观测点的，考量的因素有哪些？
A：我们在上海的动物调查前期有很多准备工作。我们把整个上海画成了一个一个的方格，然后每一个方格被赋予了环境值，比如人口密度、公路网络、草地灌丛及绿地的数量、建筑物数量，然后土地类型是森林用地还是工业用地，人口用地还是河流等。
我们用十个变量，把上海分成了高人类活动区、中人类活动区和低人类活动区。这是和“人“有关的三个分级。而和自然有关的分级呢，我们把上海分成了”林地”、“草地”、“溪流”、“湿地”等等。
我们把各种各样的标准汇集在一块儿，把上海分成了九类。比如低人类活动的林地、湿地、灌丛，中人类活动的林地、湿地、灌丛，高人类活动的林地、湿地、灌丛。然后除了林地、湿地、灌丛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更细的分类。
我们希望调查能够全面代表上海，这就需要覆盖每一种环境类型。第一步我们是在中人类活动、高人类活动和低人类活动的这个公园和社区开展调查，而后面，我们会逐渐进入学校、居民点，进入更多类型更丰富的地方。最基本的设计规则，就是调查是要能代表上海，不是只覆盖我们能去的地方，或者有动物的地方，还要覆盖那些缺少动物的地方、破坏严重的地方和正在恢复的地方。
在上海的兽类调查，是由市民志愿者团队完成的 王放 图
Q：从目前收集来的数据看，有哪些值得讨论的公众议题？
A：从目前收集上海的公民意见看，是非常多样化的。有人喜欢动物，有人不喜欢动物，有人希望赶走动物，有人希望留下动物。
所以，实际上这启发了我们怎么设计社区的绿地，怎么设计城市空间，能够减少野生动物跟人的直接的接触。
我们在青浦、奉贤的一些小区发现了貉的高密度活动区，貉活动的地点正好在居民楼的下边，而且没有灌丛和小树把貉的活动和居民的生活相阻隔。
其实用一些很简单的设计，比如种一排小的灌丛，就可以让人的来往行走与貉的来往行走有个天然的分割。或者是留一条小水沟，既给动物提供生存的空间，又不会让动物的活动跟每天人的进进出出有太直接的重叠。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议题是和城市里每个人相关的。比如说我们从收集回来的数据发现，一个正常的小区，其实居民没有太多抱怨，然后也有相当数量的野生动物。但是，当小区的管理人员开始投放鼠药，在一个个鼠笼把剧毒的药撒上去之后，就有居民的狗被毒死，有社区的流浪猫被毒死，同时野生动物数量也严重下降。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会伴随害虫数量的上升，也会伴随着居民的抱怨，因为他们家的狗被毒死或毒病，或者他们可能是爱猫的人，他们平常喂的猫一只一只消失掉或有明显的中毒症状。这都是我们收集反映回来的情况，也提醒着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城市的鼠害。
2019年9月，藏身于居民楼地下室的貉，拍摄地点为上海青浦。王放 图
Q：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出于控制野生动物数量，或者是盈利的目的，猎杀野生动物。您如何看到这个问题？从道德、科学、文化的角度来看，是否有不同的结论？
A：在很多情况下呢，狩猎也是有必要发生，而且必须要发生的。
我以前做博士后研究在美国东海岸，那个地方因为早期的人类活动，赶走了大型的食肉兽。
但是又因为自然保护，让那个地方森林恢复、草地恢复，所以大量的白尾鹿（white tale dear）。在美国的东海岸大量的繁殖，而且没有这个食肉兽控制。如果任由他们在东海岸生活的话，会毁掉森林、干掉庄稼，并且带来很多人畜共患的疾病。
所以当地采取的办法就是科学家们每年大量反复调查白尾鹿的数量，然后制定出需要去人为控制的一个数量标准。然后，林业部门发放狩猎的许可证，猎人拿着那个收费许可证之后就可以去狩猎。
狩猎打的这个动物不可以进入商业市场，这样就避免了靠打猎来赚钱的市场行为。狩猎来鹿，可以自己吃，可以分给朋友，可以捐给各个福利部门，比如孤儿院、养老院或者教会等等。通过“科学家做调查-制定数量-政府部门核发狩猎证-猎人去狩猎-狩猎后自用或分发”，这样一条完整的链条，狩猎变成了一个不盈利的产业，能够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所以我认为这样的狩猎对于人和生态系统是有好处的，是可以维持的。
美国东海岸白尾鹿种群数量激增，需要靠有计划的狩猎来进行控制 王放 图
这并不是个例，比如说在非洲就有Trophy Hunting（战利品狩猎），狩猎一些年迈的动物，比如鹿群里或者羚羊群里最年老的个体，这个个体已经失去了繁殖上的功能。对于猎人来讲，它代表着漂亮的战利品。打掉一个这样的动物，猎人会给当地捐5000美元、8000美元，这个钱帮助社区脱贫，还有相当一部分用于野生动物保护。在欧洲、美洲、非洲都有这样的Trophy Hunting。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是严格的管理。监管部门要知道种群的数量，以及充分地讨论什么样的社会标准是可接受的。猎人进入该地区，打猎期间行为，如何把战利品收回来，打猎的收入是如何帮助自然保护和当地社区，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规范化的管理。在每一个环节都有这样的规范化管理之后，在我看来狩猎并不是一件十恶不赦的事情，甚至可以帮助到野生动物种群，帮助当地人，也帮助自然保护。
Q：采集狩猎时期，对于野生动物的征服代表先进文明。今天，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的崛起，与野生动物保持距离、特定物种的保护又代表了先进文化。我们现在与“人类与野生动物保持理想距离”的距离，有多远？
A：我想，人类和野生动物的距离并不是一个定死的标准值，而是随着我们的城市不断变化，随着我们人类野生动物关系不断变化，这个距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像北京，城市绿地跟人的生活是非常近的：紫竹院公园的周围都是社区，莲花池周围不光有社区，还有各种的机关和单位，奥林匹克公园是一个新兴的城市绿地，周围被五环、四环还有各种酒店包围。
这个绿地只能够容忍一些体型非常小的野生动物，比如说鸳鸯、绿头鸭这样的燕鸭，啄木鸟这样的鸟类，还有螳螂这样的昆虫，最大就只能容忍黄鼠狼、刺猬、松鼠这样的小型兽类。
城市中的哺乳动物以金花鼠这样的小型兽类为主，适应性强 王放 图
在长期文化的作用下，藏区人和野生动物之间，保持着相对较近的安全距离 王放 图
如果是这样的小动物，在人们对动物态度非常好的情况下，一两米就是相对安全的距离。
但在一些城市如柏林、华盛顿等，鹿是会进入森林的，像巴塞罗那，野猪是会进入城市的，所以人与野生动物就需要有更大的距离。
而当大动物进入城市之后呢，这种安全距离就必须尽可能放大，可能会变成10米、20米，甚至更大。这个过程中，就需要重新设计城市。比如说，城市里需要设保护小区，或者野猪活动的区域，需要篱笆、矮树、围栏，需要有一个人跟野生动物都尽可能感受到安全的城市景观设计。
所以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并不认为存在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化安全距离，不同的动物种类，不同的城市设计，安全距离是需要不断改变的。这个过程，其实需要研究人员和管理者不断地监管。
比如一个地方如果突然出现了狂犬病，如果出现了传播森林脑炎的吸血蜱虫，那么这个安全距离就需要迅速地放大。
所以在安全距离制定的过程之中，需要我们不断地去监测、去了解野生动物的状况，不光知道它们的种类，也要知道它们的数量，还要知道数量的增加和减少。同时，我们还需要了解传染病的信息，特别是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信息。我们还需要有这些动物迁移的信息，他们在城市里怎么移动，以及，可能携带禽流感的鸟类是从什么地方飞过来的？又要在什么时候飞到什么新的地方去？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努力地加速调查城市动物，只有把城市动物的底摸清楚，我们才能够知道安全距离应该是多远。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样的时间去怎么样的调整，这个安全距离。这一定是个动态的、主动的监测和管理的过程，这是我的回答。
黄阿姨，看看我这块英纳格手表修得好吗？”“黄阿姨，我这块梅花手表生锈了，有办法吗？”……
在全新改造的天山菜市场里，便民服务钟表摊位的黄瑞霞阿姨红了，65岁的她不为赚钱只想为大家修钟表的心，一下子冲上了全国热搜。
黄瑞霞，还是那个大家熟悉的黄阿姨，每天乘地铁往返嘉定与长宁，在天山菜市场的钟表摊位“上班”，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火了。只不过顾客，由原本周边的街坊邻居，变成了从青浦、浦东、黄浦等地慕名而来的阿姨爷叔们，带着各自“老古董”手表，想来解决疑难杂症。
出来不是为了赚钱
对于上新闻、上热搜，黄瑞霞根本没放在心上，她坦言自己对这些也不太懂，“最近顾客真的挺多的，而且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找来。”
一大早，从浦东赶来的一对老夫妻，想修一块英纳格手表，老爷叔说：“当年我工资36元的时候，花100多元买了这块手表。现在自己退休没事做，在家想清洗手表的时候，一不小心把零件弄坏了。”
黄瑞霞带着放大镜仔细查看后，确认零件坏了，于是马上联系了一个供应商，确认是否还有库存零件。“没有我不会修的表，但是很多表的零件都不生产了，那就没办法了。”黄阿姨说，现在出来不是为了赚钱，想发挥余热为人民服务，“有一点点力，发一点点光。”
其实，黄阿姨对修表的自信，可是来自于大半辈子的累积。年轻时她在红星手表厂工作，后来又在嘉定开了一家修表店，因为有了孙女才暂时放下修表事业。如今孙女长大了，她便重出江湖。
老顾客都知道，黄阿姨做事仔细，修不好的手表还不收钱，平常加油、小修小弄不换零件都不要钱。久而久之，大家把手表放在她这里，总是特别放心。
是精细活，也是体力活
“上世纪80年代的老梅花表锈掉了，修得好吗？”一个带着电动车头盔风尘仆仆而来的爷叔问，随手拿出了这块“老古董”，“当时要卖400多元……”
黄阿姨拿到手表后，便从维修工作台上拿出一个墩子，还让隔壁铺子的人一起来帮忙，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是想让生锈的手表盖能转动打开。
“修手表不仅是精细活，也是体力活！”黄阿姨说，修手表的工具大大小小有几十件，还有些工具外面根本买不到，修表的时候有的要放大仔细看，有的则要用力气，“真的不简单！所以好多人找我，是因为外面真的很难找到会修表的人。”
有一次，一个顾客一下子拿着六块表来找黄阿姨，原来他坏一个就去买一个新的，因为找不到修表铺。
这些年来，黄阿姨既修过几十万元的私家名表，也修几十元的普通表，“只要在修表，不荒废这门手艺，能为大家服务，我就感觉很开心。”
“做了开心，不觉得累”
其实，黄瑞霞很早就有个心愿，那就是再开一家钟表铺，“很多老顾客追到我家里来，找我修手表，市场需求很大。当时孙女还小，现在读书了，我也有空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黄阿姨看到天山菜市场改造，缺修手表摊位的负责人。于是，65岁的她主动请缨，联系了负责人，双方一拍即合。带着大大小小工具的黄阿姨又开张了，这回不仅老顾客来找她，新的顾客也是慕名而来。
如今，黄阿姨每天早上把孙女送到学校后，便像年轻的上班族那样挤地铁，从嘉定到长宁单程一个半小时也不觉得累，“做了开心呀，这点路不觉得远，坐地铁很方便的。”
修了大半辈子的手表，虽然岗位普通，但黄阿姨一直快乐地为大家服务着。让她比较揪心的是，这门手艺可能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我好多徒弟在苏州、杭州、南通……现在他们都不做了，我很担心这门手艺可能要失传了。老百姓还是有需要的，最好还是要有人做下去……”
晨报记者 荀澄敏 摄影报道
来源： 新闻晨报
湃新闻记者 巩汉语 邹佳雯
白浪 设计
拖着红色行李箱，黄建才只知闷头往前走。
箱子里装的是亡妻殷桃香的骨灰，这个60岁的男人，此刻走在上海空荡荡的街头，想起32年前，带着还未完婚的妻子，来上海买东西的场景。东西买完，他们就回家结婚。
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两个月前，妻子带着这个箱子，从江苏常州来上海化疗，5月6日，妻子经抢救无效，病逝于此。
当务之急，黄建才想尽快把妻子带回家去，“不能让她一直在外面漂着。”
疫情之下，上海虹桥站每天只有一班车能到常州，一票难求。但黄建才顾不了这些，总不能一直等着，先到车站再说。
5月7日这天，下午一点，黄建才拖着这只行李箱，徒步7个多小时，20多公里，从老闵行走到虹桥火车站。
一路上，按照常州当地的习俗，逢桥遇水，他便在心里说，殷桃香，哥哥带你回家。
上海虹桥火车站 本文图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巩汉语 邹佳雯 图（除署名外）
车站
见到黄建才的时候是5月8日下午三点多，他仰面躺在虹桥火车站的站外，皱着眉头睡觉。身边竖着一个红色行李箱，还躺着一个黑色行李箱和几个小包。他头发短而白，脸上有晒红的痕迹。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想走近看看他的情况，却不小心把他吵醒了。他手从衣摆下伸进去，一边抓挠身体，一边掏出一张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问道，我买不到票，但我想带老婆回家，江苏常州。
黄建才指指边上的行李箱说，我老婆在这儿。
疫情下，上海虹桥站每日可出发的旅客约为1100人次，不少旅客都是提前很多天抢票。而从上海到江苏常州，眼下一天仅一班车，发车时间是16:36。
在5月7日领到妻子的骨灰后，黄建才一刻不想停，当下就决定带妻子回家。疫情下，他没能叫到去虹桥站的车，也不懂怎么抢票，就把抢票的任务交给儿子、儿媳、侄女等，自己直接动身，从位于老闵行的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闵行分院，一路走向虹桥火车站。
地图显示，这一路24公里左右，步行约需5个多小时。但黄建才不认识路，也不太会用导航。他是跟着上海朋友的指示，边走边问的。途中，他吃了2个梨，3个橘子，1块锅巴和2瓶水，晚上八点钟才到。
一路上，黄建才紧紧抓着行李箱的把手。他不觉得多累，但是心疼妻子的情绪很浓。“我不想让她留在外面。”他担心红色行李箱的轮子被磨平，但又无计可施。他这一路几乎没有停下，只有在碰到过桥的时候，会放慢一点脚步。
在黄建才和妻子的故乡有一种说法，亡灵自己过不了桥，要喊名字带着过桥。“不然她不认识路，要跑丢掉。”
记不得有多少回了。每一次逢水过桥，黄建才就在心里一遍遍地说，殷桃香，你跟我走，我带你回去，他太担心妻子跟丢了。
“我不可能丢下她。我不能让她留在外面。”黄建才重复了很多次。
红色行李箱里放着殷桃香的骨灰，黄建才拿着死亡证明。
亡妻
在肿瘤医院治疗期间，殷桃香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5月4日后陷入昏迷状态。黄建才隐隐觉得，这一次，妻子可能真的挺不过了。
5月6日早晨，他像往常一样摸了摸妻子的脚，一片冰凉，心里有了些许判断。按照习俗，他给弥留之际的妻子穿上了新衣服，粉色的，妻子喜欢。
5月6日下午五时许，殷桃香抢救无效，宣告死亡。
殷桃香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白色的布单蒙上了她的脸。起先，同一个病房中有3位病友3位家属，如今另两位病友都已陆续回家。5月6日的傍晚，房间里只剩下黄建才和停止了呼吸的妻子。
殷桃香的身体还有一些软，有一点点余温。黄建才不想妻子被这样带走，她看起来真不像一位逝者。
他把妻子脸上的白布掀下来，露出她的脸——看起来没有太多的异样。他下意识地摸摸妻子的脸，再摸摸手，摸摸脚。他心里一点也不怕，这是他最熟悉的人。
黄建才没有第一时间给殡仪馆打电话。直到下午七八点，天黑下来了，妻子的体温跟着气温一同下降。他拨打了殡仪馆的电话，要对方第二天早上来接。
晚上十点，和之前一样，他靠在妻子的床边睡着了。早上是被嘈嘈切切的鸟鸣声惊醒的，老闵行是个老街区，道边有梧桐树，上海疫情下街上的人不多，鸟鸣显得清晰。
殡仪馆的车辆带走了殷桃香和她的随身衣物。黄建才收拾了一下，开始联系去虹桥火车站的车辆。
下午一时许，他在医院门口等到了那个骨灰盒，三十余年的枕边人成了一捧骨灰。
他特意留下一个行李箱，其他东西都跟着妻子火化了。他想得很清楚，捧着妻子的骨灰在街上走会惹人害怕，他要把妻子的骨灰盒放进行李箱带回去，无论有多难。
医院门口，他在心里轻轻对行李箱里的妻子说：妹妹，哥哥带你回家。
黄建才不敢松开手中的行李箱。
病房
2020年，殷桃香被确诊淋巴癌。从那时起，从常州到南京，再到上海，有时是黄建才，有时是儿子，带着殷桃香求医问药。
2022年3月10日，儿子照例带着殷桃香来上海进行新一轮的化疗。只是赶巧到了新茶上市的时节，家里做茶叶生意，忙得走不开人。一家人商量了下，便留殷桃香独自一人在上海。黄建才说，妻子把生意看得比什么都重。
他后来总是后悔。3月10日，上海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1例和无症状感染者64例。而这个数字在未来不断上升，总数逐渐达到几十万例。与此同时，整个上海的医疗系统、交通出行都受到影响。
在医院总归是安全的，黄建才这样想。直到4月16日一大早，黄建才儿子收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殷桃香病情突然恶化。
黄建才决定立马去上海，内心想着最坏的打算。听说上海物资不好买，赶在坐高铁前，他为妻子买了两身新衣服——万一这次妻子真的不能回来，需要准备这些。16日八点多，常州没有几家开门的小店，他兜兜转转找到了一个开门的商场店铺，买下了两套春装——这些年，妻子喜欢红色的、嫩色的衣服，他特意挑了一套粉红色的。
在病房里，黄建才陪伴妻子度过她生命中的最后的二十天。
黄建才一般不允许妻子看手机，担心太耗费她精力，除了一种情况——儿子、孙子给她打视频电话。小孙子帅帅15个月大，刚会走路，奶声奶气地喊“阿奶”，殷桃香听着很高兴。小帅帅也很聪敏，喜欢在爷爷身上闹腾、扒拉，换到奶奶边上，则安安静静地待着。
有一次，孙子给病房的奶奶打视频，黄建才心里一动，喊同病房的家属帮忙，给孙子和妻子按下了一张同框的视频截图。他想这张截图会一直保存下来，这是他留给还不记事的孙子，与奶奶特殊的纪念。
黄建才不是不想带妻子回去，但车票难买，儿子过不来，他又总指望她能好起来，囫囵个地带她回去。种种心情交织，黄建才时常感觉心疼又愧疚，一次脱口喊了她妹妹——他从未这么叫过她。殷桃香有点惊讶，但看起来是喜欢这个称呼的。
那之后，他经常喊她妹妹。
黄建才在上海虹桥火车站外等候
半生
思念在深夜喷涌，黄建才回忆着与殷桃香这半生的故事。
第一次见到殷桃香是在1988年的冬天，媒人给他俩说亲，殷桃香个子高挑，有1米67，长得也漂亮，站在亲戚家的堂屋里朝他笑。
黄建才也相过好几次亲，但都是看看就溜掉了。但见到殷桃香第一眼，黄建才便喜欢上了。没过两三天，就约着殷桃香去看电影。黄建才长相不如殷桃香，但工作好，当过5年兵，退役后被分到县城的糖烟酒公司，是当时一家很知名的国企。两人便从各自宿舍出来，开始了第一次约会。
黄建才觉得自己是个不太浪漫的人，看过的电影记不住，没送过什么礼物，嘴还笨，但殷桃香没怪过他。
1990年1月18日，农历腊月二十二，后一天就是北方的小年。这是黄建才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日子，他与殷桃香结婚了。
婚期特地选择年关，那时同事、亲戚朋友都放了假，来得人很多。为了这次婚礼，家里配置了冰箱、彩电、缝纫机等，花了一万多块，在当时很是风光。
一片热闹声中，殷桃香从楼上下来，穿着一套红衣，戴着头纱，化了好看的妆，黄建才说“漂亮得认不出来”。此后他们两次搬家，很多老物件都没了，但婚礼当天的头纱和殷桃香亲手钩的花，都还小心翼翼地保留着，黄建才知道这些东西有着重要意义。
结婚那天，他们去照相馆拍了结婚照，属于两人的幸福时刻在上世纪八十与九十年代之交定格。那一年，黄建才27岁，殷桃香26岁。
之后，他们有了儿子，取名黄达，喻意飞黄腾达；过了千禧年，国企改革下工人纷纷下岗，黄建才便和殷桃香一起琢磨着做点生意。
2008年，两人白手起家，开店做起茶叶批发，黄建才主外，经常天南海北地进货、出货，殷桃香则留在常州，照顾店里生意。她精明能干，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天生是干生意的，黄建才说她长了张会“骗人”的嘴。
“我对不起你”，殷桃香去世后，黄建才在心中反复地道歉。为了家里的生意，妻子操劳了半辈子，没有好好带她出去玩过。没坐过飞机，高铁也没做坐几次，前几年，她说想去北京看看，但手里的生意放不下来。黄建才“骂”她，告诉她“钱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但殷桃香不听，总不愿放手。
“现在没办法了，她已经先走了。”黄建才说。
回家
上海曾是黄建才的“开心地”。
黄建才记得，结婚前两天，他带着殷桃香来过一次上海，主要是为了结婚买些东西。
两人是坐车来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车不太好，路也不太好，从常州到上海300公里的路程，要花六、七个小时，路上还要停下来吃顿饭。车慢慢地开，殷桃香头靠着黄建才，第一次来到家乡人都说是大城市的上海。
他们去了南京路，逛了上海的大商场，26岁的女孩，走到哪里眼里都是新奇和喜欢，买了很多小物件，碗、杯子等等。
“这个时候我很开心，她也很开心，”黄建才说。
但经历了妻子病危、离世、火化，这里又成了黄建才的伤心地。
时间回到2022年5月7日。
晚上七八点，到了虹桥火车站附近，黄建才找了一圈，终于在晚上十点找到了一个半室内的场所，有灯，风小，可以暂时歇脚。他拿红色行李箱靠着身体，不安稳地睡了一个晚上。这一天不可能有车带他回家了。
黄建才的火车票 受访者 供图
5月8日早上，黄建才还没抢到票，他尝试搭到一部车，想去青浦跨过道口回家，没能实现。不幸中的万幸，到了当日下午四点前后，侄女替他抢到了票。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他带着妻子的骨灰盒，站在了常州的土地上。两个小时后，他将这只一路颠簸的箱子通过隔离酒店交给了儿子。
行李箱脱手的一瞬间，黄建才心里说，妹妹，儿子来接你了。
接下来，儿子会把殷桃香的骨灰带到老家。家人们在那里备下了墓地，亲人们会来吊唁。
黄建才不能参与这些，但他心里很安定——把妻子带回家，他做到了。
责任编辑：管卓 图片编辑：乐浴峰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