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以色列基布兹农场：平等主义理想的前世今生

开手机地图发现已经越来越接近以色列与约旦边境了。从加利利湖西面的山地往下走，巴士一路行驶在弯弯曲曲的下山路，最后来到湖的南面。路两旁除了以色列随处可见的橄榄树外，种植着一大片椰枣、牛油果、香蕉。在绿色种植场的护送下，巴士终于到达今天的目的地——Sha’ar Hagolan基布兹，离约旦边境只有大约一公里。

什么是基布兹？原意为“聚集”，基布兹（kibbutz，???????）是以色列特别的集体社区。传统上，基布兹以农业生产为主，但它们与普通的农村社区有着重要差别，可以说，从1910年第一个基布兹成立，它们标志着创造一种另类社会生活的尝试。在基布兹里面，成员们过着完全平等的生活：成员间的收入平等分配，基布兹的财产或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成员之间互相帮助共同合作。（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Vol1, 1992）是的，基布兹成立之初，最重要的原则之一便是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理想。

从第一个基布兹Degania在加利利湖南边成立，到今天大约270个基布兹都按照成员自愿加入的方式组建集体社区。成员的集体大会是基布兹中决定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成员们通过直接民主方式参与到社区的管理。从成立开始，基布兹核心的平等主义理想，便是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在旅舍放下行李，沿着两旁尽是草坪和树木的小路，穿过一座座不超过两层的平房，来到Sha’ar Hagolan的食堂。基布兹的成员都会在食堂之中就餐，而餐饮都是自助餐的形式。这似乎从一开始便是所有基布兹的主要安排，食堂是成员们重要的社区交流场所。

Sha’ar Hagolan基布兹 旅舍官网图片

Sha’ar Hagolan基布兹

早期基布兹：平等主义理想的艰难实现

因受到越来越大反犹压力以及一战前后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许多欧洲的犹太人迁徙到巴勒斯坦地区。随着1904年到1914年的第二波阿利亚运动（Second Aliyah，犹太人移民运动），一些从欧洲迁徙回来的开拓者，在社会主义理想和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驱动下创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基布兹。早期成立的基布兹生活比较艰难。大部分基布兹位于当时比较孤立的地理位置，以农业为主的基布兹常常面对艰苦的开荒和种植劳动，环境恶劣时许多成员面对疾病的困扰，加上附近阿拉伯村庄长期的敌意，这些先驱开拓者面对的苦难相当巨大。平等主义式的社区生活在当时可谓必要的生活方式。成员们通过共享式的合作来对抗严酷的条件。集体劳动，并且平均分配劳动所得，使得成员们能够在集体之下获得较好的生活。同时，平等主义的分配使得在因劳动而受伤或生病的成员获得保障，这对于开拓冒险十分重要。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些先驱者本身持有相当强的社会主义和锡安主义理想。锡安主义指的是在历史上以色列之地建立犹太人国家。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劳工锡安主义（社会主义锡安主义），主要发源于中东欧。左翼的劳工锡安主义深受社会主义的影响，坚信以色列立国必须依靠定居到巴勒斯坦的工人阶级建立犹太人社区。与左翼锡安主义的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相对的是，右翼锡安主义主流坚信较为强力的民族主义，其中主要代表是由泽维·贾鲍京斯基（Ze'ev Jabotinsky）建立的修正锡安主义（revisionist zionism）。贾鲍京斯基坚信，左翼锡安主义的通过建立社区逐渐演进策略是不现实的，因为犹太复国本质上是殖民运动，为了保证立国，除了各种文化措施以外，强大的军队是必要条件。只有强大的军队的支持下，才能迫使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接受犹太人的大规模移民。修正锡安主义以及后来发展出的利库德集团持有较强的民族主义，对阿拉伯国家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例如利库德第一位首相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坚持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控制，发展更多的犹太人定居点。对内，修正锡安主义坚持，以色列建国代表的是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拒绝与阿拉伯人分享权力，一方面表达在民主以色列中包容阿拉伯人，另一方面无视阿拉伯人对犹太人定居点的反对。这一支右翼力量到了1970－1980年代成为了主流思潮。

来到巴勒斯坦的先驱者们受早年左翼锡安主义的影响，建立基布兹，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便是在此地逐渐建立属于犹太人的家园。以色列立国之后的边境，许多依据基布兹的所在地而划。在社会理想方面，他们拒绝接受资本主义，希望建立基于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社会。共享收入和资源是实现平等主义理想的重要手段，甚至可以是重要目标，不同的平等主义理论或许有不同的论证。

基布兹分布（Abramitzky 2018）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平等主义理想影响下，早期基布兹实行收入资源的平均分配，同时拒绝私有制，成员没有个人财产。基布兹内部没有现金流通，实行按需分配，成员们在食堂一起就餐。基布兹提供许多公共设施，成员们共同分享使用。早期基布兹还建设独立的儿童住所，成员的子女一起生活，而不是睡在她们的父母家中，同时接受基布兹提供的集体教育。成员们在基布兹内共同劳动生产，并且禁止雇佣外部非成员劳动力——根据社会主义原则，雇佣劳动实质是一种剥削。（Abramitzky, The Mystery of Kibbutz, 2018）

当然，仅有理想并不能解释基布兹的建立以及长期的发展。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Ran Abramitzky在年初出版的新书《基布兹的秘密》（The Mystery of Kibbutz）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基布兹的成立以及后续的发展。在Abramitzky教授看来，有两个重要的经济学因素也影响着基布兹的建立和平等主义生活方式的维持。

Ran Abramitzky, The Mystery of the Kibbutz, 2018, Princeton

首先是集体生活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使得基布兹成员能够更获益。单独个人难以在偏远地区买一块土地赖以生活，需要面对很多难题：阿拉伯人的袭击，资金短缺，基础设施不足等等等等。相反，当集体共同建立定居点的时候，这些难题就能较轻易地解决。同时，共享的基布兹经济，使得内部提供的各种生产和服务有具效益。因为集体生活，公共生产能够降低原材料的单位成本，提高生产效率，特别是在平等主义理想驱动下，成员们更乐意努力集体工作。同时，基布兹内部提供的服务也因为规模化而更有效。基布兹中的伙食、洗衣、儿童看护照顾、公共设施，都因为向集体大量提供而使得个体成本降低。基布兹建立集体食堂、洗衣房、儿童住所、文化中心等等，成员们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得这些服务。可以想象，女性能够从这些传统家务劳动中释放出来，参与到劳动之中，也是很重要的影响。

此外，平等主义模式也为基布兹成员带来重要的保障作用，尤其是经济保障。平等分配的生活方式使得成员们不再担心因为各种的不幸而失去好的生活，成员生病或者家庭失去重要劳动力时，她们的生活也因为集体提供的生活服务而得到保障。基布兹运动中关键的规则之一便是“为成员及其家属提供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个人需求的满足，保证成员及其家属体面的生活。”（Abramitzky 2018）在基布兹成立的早期，面对艰苦的环境，未来的不明确，某种意义上好比罗尔斯在《正义论》所说的“无知之幕”，开拓者大多来自同样的背景，处于同样的经济状况，面对艰苦和不确定，很自然会选择能够互相提供保障的平等主义生活模式。

基布兹的发展：平等主义的蓬勃

基布兹成立早期的许多这些特征依然保存至今，尽管经历了几十年来的跌宕变化，正如Sha’ar Hagolan的食堂。周五晚上正好是犹太教的安息日开始，食堂满是下班休息的成员。成员中有老人，也有青壮年。一位父亲拉着一个木板车走进食堂，木板车上躺着他的女儿，女儿身上插着管，连着同在木板车上的仪器。大家与父亲打过招呼之后，也向小女孩打招呼。小女孩无法举手回应招呼，但是脸上仍然可以露出笑容。在食堂工作另一位成员，一只手不能自如活动，侧着头蹲下来，用另一只抓住小女孩的手，跟她聊天。成员们取过餐后坐在宽敞的食堂聊天进食。食堂的一边点起蜡烛，标志安息日的开始。

Sha’ar Hagolan食堂

Sha’ar Hagolan基布兹种植业和养殖业等农业行业以外，还有塑料产品工厂，其中主要生产交联聚乙烯管（PE-Xa pipe），是整个基布兹最主要的经济收入。当然，Sha’ar Hagolan还提供旅舍，发展旅游业。基布兹产业多样化之后，成员们在不同的产业中工作。

大部分基布兹在发展过程中也进行产业的多样化，从以往主要从事农业扩展到各种不同的产业。除了增加收入以外，基布兹经济的多样化同时也为成员们带来更多的保障。当基布兹成员从事不同行业中的不同岗位，具有更多样的能力时，基布兹整体面对风险的能力便会提高。例如当牛油果种植不景气时，塑料工厂的收入并不会受到冲击，基布兹作为整体的经济也能够稳定。到以色列立国以后，政府提供正式的失业保险，基布兹的平等主义方式更变为保障成员生活水平的全面支持。

从1920年最初的12个基布兹，805名成员，到以色列建国后，1950年共有214个基布兹，人口达66万成员，甚至到1980年全国共有255个基布兹，人口超过11万成员，基布兹迎来蓬勃发展时期。（Abramitzky 2018）第一代基布兹成员多数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她们见证了战争、压迫、屠杀，不少希望能够在巴勒斯坦建立新的理想家园。大部分基布兹也是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建立。基布兹对于以色列的经济贡献却是十分关键。1950年代，基布兹的农业生产是以色列农业生产的主要部分，并且因为规模经济的影响，相对私人农场，基布兹更具能力引入更高效的大型机器。同时，因为原则上拒绝雇佣外部劳工，基布兹更有动力发展新技术，创造了许多农业上的新生产方式，包括后来著名的滴灌技术。在工业方面，从1960年代起，基布兹便拥有超过100个工厂，从食物加工、家具生产到后来的塑料、橡胶、金属、电子产品，都对以色列工业发展带来重大贡献。

基布兹成员的生活水平也开始超过以色列的平均水平。到1970年代，基布兹成员可以住在较好的住房，享用漂亮的公园和绿化，以及现代化的生活设施。这时候的基布兹，以成员间的完全平等作为目标，似乎逐渐实现了当初的平等主义理想。

基布兹面对问题：理想和现实的差异

依靠意识形态理想和规模经济优势蓬勃发展的基布兹同样也面对来自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挑战。

早期以平等主义理想建立起来的基布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成员本身对这个理想的认可并投身到平等主义的事业之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第一代开拓者渐渐老去，新一代基布兹成员对集体主义的认同感逐渐也会减退，这或许是某种的历史必然。

在基布兹中，第一个出现的问题是集体生活对个人隐私的入侵。因为鼓励集体的社区生活，成员之间在同一块地方居住、工作、进食，互相之间能够保有私人空间变得十分狭窄。同时，集体主义生活意味着个人工作选择，衣食住行的偏好，都受到集体的指挥。甚至早期的成员也曾因无法忍受个人自由的压缩而离去。新一代的基布兹成员受更多个体主义的影响，对集体指挥的认同相对就更弱了。

另外，对集体主义生活认同感减少还体现在新一代基布兹成员对儿童住所体系的否定。家长们开始更希望子女能够与她们一起居住生活，而不再是每天限时的亲子会面。经过激烈的讨论，大部分基布兹农场废除了儿童共住体系，子女开始与她们的家长同住。

这些意识形态上的改变，不仅仅影响成员对平等主义的认同程度，同时也会带来或增强不同程度的经济问题。当儿童共住体系废除后，基布兹需要扩大或重新建造家庭住所，使得有子女的家庭能够舒适入住。为此，基布兹便需要向政府和银行做更多的信贷。以色列立国以后，劳工锡安主义已经成为以色列国内主流。长期执政的包括左翼的以色列地工人党（Mapai）以及后来的以色列工党，领导人大多是在第二次阿利亚运动来到巴勒斯坦地区，包括以色列首任总理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于是，左翼政府自然会对基布兹提供较多的支持，也为基布兹提供更低廉的信贷。但是，这也同时埋下了后来基布兹危机的种子。

另一方面，基布兹成员希望获得更大的个人自由，决定个人学习、生活、工作。基布兹内部不存在现金流通，成员也没有个人银行账户，但为了满足成员的要求，不少基布兹开始引入个人预算制，例如每个成员每月有某某额度的预算，可以在基布兹内的商店换取物品，衣物、家具、个人用品等等。成员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自由地“购买”物品，同时基布兹中变相引进了私有财产。

对基布兹更大的质疑针对的还是平等主义经济的安排，首当其中的是“搭便车问题”（free-rider problem）。因为平等分配，个人不管在什么岗位做多少工作，她所获得的收入都是恒定的。既然在工作中少付出收入也不会改变，那个人为什么还要全力以赴呢？同样，既然食堂食物任意领取，房间的电费集体缴纳，个人为什么需要节约呢？搭便车以及相关的这些问题，都是比较常见对平等主义的质疑。百分之百平等主义的基布兹可能需要面对更严重的搭便车问题。然而，Abramitzky教授的研究指出，基布兹成员事实上并没有如大家想象那样搭便车者遍地。根据以色列多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在个人上报的工作时间中，基布兹成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长超过以色列城市人口和非基布兹的农村人口。另外，根据1995年的数据，Abramitzky教授发现，基布兹成员从25岁到69岁年龄段都有超过85%的人口参与到工作劳动之中，远超非基布兹人口。当然，这不是最好的统计，个人上报可能会造假，也不排除总有部分人会搭便车，当这些数据的确反映，基布兹中的搭便车问题并非想象中那么大，并不会破环基布兹的平等主义运作。

其他经济上的问题，例如人才流失和逆向加入，对于蓬勃发展时期的基布兹同样并非大问题。然而，当1980年代基布兹危机发生后，一切似乎就不一样了。

基布兹危机：理想在现实面前的失守

在耶路撒冷南部与伯利恒交界，同样属于以色列边境的位置，Ramat Rachel基布兹在山上遥望位于伯利恒的拉结之墓（Tomb of Rachel）——犹太人祖先雅各的妻子拉结所葬之地。除了大片种植园以及成员平房以外，与Sha’ar Hagolan不同的是，Ramat Rachel基布兹看起来现代化很多，并且拥有颇为豪华的度假酒店。酒店以及车厘子种植负责人Dotan说，他带领的车厘子生产全球领先，出口到世界各地。同时，Ramat Rachel基布兹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产业，为农业、医药业、钻石加工行业提供精准点数和包装技术。不止三次，Dotan颇为骄傲说，她们依然保持平等主义的生活方式，没有钱，但十分富裕。

Ramat Rachel酒店 官网照片

Roni Dotan 以色列时报采访照片

然而，当下并非每一个基布兹都能如此。1980年代出现的基布兹危机迫使大部分基布兹进行改革，开始逐渐远离平等主义的最初运作。

在以色列工党的执政下，基布兹获得很多优势。左翼政府对社会主义基布兹提供很多支持，包括上文提到的低息信贷，政府对基布兹产品的补贴，以及在以色列税法底下，基布兹只需要按照成员平均收入进行纳税，这样基布兹成员避免了很多以色列累进税制下本需要缴纳的税。不过，1977年以色列选举，右翼利库德集团执政之后，逐渐开始减少对基布兹的资助。而随后的经济危机更是大大打击了基布兹。

1970年代，左翼联盟政府面对各种内忧外患。首先是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与埃及和叙利亚两国联盟对战。这次战争在国内引起极大反响，特别是国内对以色列战前准备不充分的不满，掀起一系列的抗议活动。最高法院随即发起调查。在调查和抗议活动的压力下，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Golda Meir，以色列首位女总理）最终辞职。

这次战争还引起了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报复，发起了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的石油禁运，引起第一次石油危机。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以色列对外经济受到影响，本来已经严重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加深。另外，工党内部还发生多起贪污丑闻，涉及到政府内部多名高层，这使得以工党为主的左翼联盟出现不同程度的执政危机。

另一方面，以色列立国30年后，人口构成开始出现大的变化。中东国家以及西班牙葡萄牙移民到以色列的犹太人（及其后裔）已经成为以色列犹太人的大多数。而工党左翼多为东欧犹太移民。人口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来照顾他们的利益，工党被视作政治统治精英集团。利库德集团通过动员这被忽视的大多数，在大选中获胜，完成了此次革命。

按照Abramitzky教授援引的数据，1980年代初，基布兹经济年收入达到20亿美元，盈余达1.2亿美元，资产远大于负债。此时以色列迎来了一次经济危机。当时以色列通货膨胀严重，年通胀率从1980年的131%攀升到1985年的500%。（Near, The Kibbutz Movement, Vol2, 1997）同时，以色列税率高企，商品出口降低，很多生产业，特别农业受到严重冲击。基布兹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危机。

在蓬勃发展时期，基布兹通过大量贷款进行生产发展，扩大生活区，提供更多的公共设施。同时，政府为了控制通胀实行一系列稳定措施，使得本来依靠通胀可以减缓还贷压力的基布兹面对相当高的利率。到1984年，基布兹年盈余变为亏损，赤字达1.65亿美元。到1988年，基布兹总负债接近50亿美元。（Abramitzky 2018, 以及Near, 1997）即便最终通过谈判，部分债务得以取消或重组，基布兹仍然深陷危机之中。基布兹成员生活水平直线下降。一系列大问题直接影响到基布兹成员的生活，以及基布兹的生存。

随着平均生活水平的下降，基布兹内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当外部的生活前景如收入期望值和生活保障比内部高的时候，基布兹的成员可能会选择离开基布兹，特别是拥有更高学历或者更高技术水平的成员。当基布兹危机到来时，基布兹成员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同时，以色列此时逐渐开始了高科技产业的飞速发展，使得城市生活前景渐渐高于大部分基布兹。再者，当处于经济危机的时候，基布兹能够提供的生活保障也将大幅下降，甚至出现严重的退休金短缺。因为成员没有个人账户，退休保障有基布兹提供，然而当基布兹无法承担的时候，成员们没有存款，甚至居住了一辈子的房子也不属于自己，政府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险金不足以维持全部生活。根据以色列国会讨论的数据，到2010年，30%到50%的基布兹成员将会是退休人口。老一辈的基布兹成员将面对严峻的问题，生活保障不再吸引新一辈的成员留守，基布兹不再能够留住基布兹成员，人才流失变得严重。反过来，高水平劳动力流失又加重了老一辈基布兹成员的生活问题，没有足够高效生产力的基布兹难以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

仿佛一夜之间基布兹成员被抛弃在风暴之中，打击十分巨大。

基布兹改革：逐渐远离平等主义的理想

为了生存，基布兹不得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私有化从199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在各个基布兹中。私有化改革的目的是希望尽量保证基布兹平等主义的原则的同时，尽可能地摆脱当前的经济危机。核心的思路，是由Yehuda Harel提出的，将基布兹的经济和社区生活分离开来。

提高效率是首要的目标。在基布兹日常消费方面，为了减少平均分配所造成的浪费，大部分基布兹开始实行服务的私有化改革。比如，以往的电费由基布兹集体缴纳，现在改为个人、家庭自主负责；部分基布兹开始改革集体食堂，有两成基布兹甚至将食堂承包出去，以减少食物浪费。很多服务通过私有化来实现节源，不过平等主义核心的服务仍然由基布兹集体承担，例如医疗、儿童看护、文化中心等等，以保证平等原则的不变。基布兹同时会建立特别基金，用来帮助紧急需要照顾的成员。（Abramitzky, 2018）基布兹还提高成员个人的每月津贴配额，鼓励成员为自主生活负责，到2001年，七成基布兹开始对成员在集体食堂的就餐进行收费。

在生产方面，为了提高效率，大部分基布兹开始私有化它们的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实行经济与社区生活分离。大部分基布兹工厂和农场成立独立分支，以最大化利润和降低成本为主要目标。这样的运作，完全就是将经济方面变为资本主义模式，让生产部门可以独立于基布兹全体作出运作的决定。部分基布兹甚至高薪从外部聘请专业管理者来打理它们的产业。基布兹的生产部门在某个层面可以不顾虑基布兹的集体生活方式进行运作，基布兹内部的社区生活仍然由基布兹成员决定。甚至部分基布兹内的幼儿园和学校，也被专业管理人员发现存在资源浪费，通过开放给基布兹周边居民儿童入学来实现资源充分利用，一方面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也提高基布兹在附近地区的声望。（Near, 1997）

对于成员而言，为了更好地留住成员为基布兹贡献，多种举措同时实行。大部分基布兹开始允许更多的成员到基布兹外就业，而且鼓励成员获取更高的教育，就职更高收入的工作。同时，基布兹也鼓励成员在基布兹内部成立新的商业部门，为基布兹广泛开源。除此之外，基布兹也开始更大规模地雇佣外部劳动力，用以补充流失成员空出的低技术工作。

更远离平均分配的改革出现在基布兹开始引入成员收入差异制。为了提供生产效率，并且尽可能留住高素质劳动力成员，基布兹开始实行反映市场的收入改革，通过参考市场上同学历同类岗位的薪酬，向基布兹成员提供不同的收入。在基布兹外部工作的成员保留他所获得的较大部分收入，内部工作的成员则按照新标准发放差异薪酬。那些能够为基布兹带来更高收入的成员，所能获得收入也会更高。并且根据学历的不同，成员会得到相应的收入。

没有比成员间的收入差异更远离基布兹当初的平均分配理想了。基布兹成员之间开始产生妒忌。老一辈成员投身数十年到基布兹中，为新一代成员提供高水平生活和高水平教育，最后新一代成员获得比老一辈多得多的回报，令不少老成员感到不公。某些成员因感到不公而起诉所在的基布兹。

当然，不同的基布兹改革的程度不一样。较为贫穷的基布兹不得不通过牺牲平均分配的理想来保证生存，而较为富裕的基布兹则可以更大程度保有平等主义的生活安排。大部分基布兹保留了生活保障底线，为成员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基本医疗、社会保险、公共设施等等。更富裕的基布兹，或许可以像Dotan所在的Ramat Rachel那样，依然保持着平均分配的安排模式，继续没有钱但很富裕的生活方式。除了富裕程度以外，成员对平等主义理想的认可度也会影响到基布兹在改革后是否能够保持较高程度的平等主义安排。但不可否认的是，危机之后的改革，已经使得基布兹整体上偏离了成立早期的社会主义、平等主义理想了。

今天的基布兹

在Ramat Rachel的餐厅就餐时，讲解到一身大汗的Dotan坐在旁边。想起他很自豪地介绍Ramat Rachel种植的车厘子如何革新技术提高生产出口全世界，他本人也常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介绍车厘子的新种植技术。同时，我也想起坐在Sha’ar Hagolan食堂，躺在木板车上的小女孩。她爸爸吃过饭后，拉着她的木板车走在两边尽是草坪和树木的路上回家，在黄昏中渐行渐远。

经历过一个世纪的基布兹，有过蓬勃发展也有过严峻危机，到今天以新的方式继续存活着。最早形成的平等主义理想在这一百年间以不同的方式实现着，也鼓励着我们不断思考，平等主义的现实应该是什么模样。

015年11月20日，被美国政府关押以色列间谍乔纳森·波拉德获释，从1985年11月21日被捕算起，时间已过了三十年，被释放时，乔纳森·波拉德已满头白发。

1985年11月21日上午，在华盛顿的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外，人们见到一个30岁出头的男人被警察逮捕。

次日，当地各大报纸登出消息：联邦调查局逮捕了31岁的海军情报分析员乔纳森·波拉德，罪名是向外国提供机密情报。后来证实这个外国竞是美国最信任的盟友—一以色列。此案当即引起各方关注，并使两个盟国的关系陷入一场危机之中。

乔纳森·波拉德1954年8月7日出生于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是纽约圣母大学微生物学教授，一位著名的微生物学家，在圣母院大学主持一个研究癌症的实验室，乔纳森·波拉德是三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乔纳森·波拉德高中毕业后，考入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据他的老师回忆，在学校里，他的成绩中等偏上，政治观点倾向保守，但却表现出了对中东及以色列的出奇的兴趣，有时候对同学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中情局间谍，有时候又说自己是摩萨德的间谍，还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上校，这些后来全都证明是虚假的。联邦调查局的办案人员推测，就是从那时起乔纳森·波拉德心中开始产生一种强烈的亲以倾向。

曾参与乔纳森·波拉德一案的海军犯罪调查局（NCIS）特工罗纳德·奥利弗在其著作《Capturing Jonathan Pollar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中说， 1974年至1978年间，乔纳森·波拉德曾多次承认使用非法药物。

1977年乔纳森·波拉德大学毕业后，曾申请加入美国中央情报局，但因未通过测谎，而被拒绝，后来乔纳森·波拉德选择进入位于波士顿的塔夫特大学弗莱特学院攻读法律和外交，但却没有得到硕士学位。

1979年9月19日，乔纳森·波拉德加入海军，成为一名文职情报分析员。

起初他在海军监视与情报中心工作（海军情报司令部下属部门），负责分析非共产党国家海面舰艇方面的情报，在乔纳森·波拉德被雇佣的两个月后，乔纳森·波拉德所属部门的技术总监理查德·哈弗要求将乔纳森·波拉德开除。原因就是在于乔纳森·波拉德在海军任职时，依然改不了撒谎的习性，多次谎称其父亲是中情局间谍，否认自己吸毒，查德哈弗对乔纳森·波拉德的一些其他行为也持有怀疑，比如其频频与南非情报部门接触，但最后海军监视与情报中心并没有开除乔纳森·波拉德，而是将他重新分配到海军情报支援中心工作 ，1984年，转入海军调查组工作。

乔纳森·波拉德当时的年薪大约在3.1到4.1万美元之间，在华盛顿有一套公寓。他的生活和工作作风很朴实，平时少言寡语，深居简出，被捕的消息传出后，他的邻居和同事都很吃惊。

乔纳森·波拉德从事间谍活动是从1984年6月开始的，其动机据说是出于强烈的民族感情，想帮助以色列“抵御”阿拉伯敌人。如果真是如此，他的条件确实得天独厚，他所负责的正是中东地区的反恐怖情报分析工作。

这一年，乔纳森·波拉德主动结识了来纽约大学攻读计算机科学专业的以色列空军上校阿维·塞拉，告诉他有关美国情报部门隐瞒以色列情报的具体事件，并表示愿意作为间谍工作。

阿维·塞拉立即将情况告知了以色列空军的一名情报指挥官，以色列方面一开始是拒绝的，认为这是一个圈套，但很快发现乔纳森·波拉德提供的材料很有价值，其情报更是得到了以色列空军参谋长的赞许。

每次接头时，乔纳森·波拉德都会为以色列一方带去很多绝密文件。在案发前的18个月间谋生涯中，乔纳森·波拉德窃取的文件达50万页，其中包括阿拉伯国家军事部署、伊朗重建核反应堆、苏联对中东导弹和军火的出售、美军密码、美国在中东间谋名单等等。乔纳森·波拉德提供的卫星图片，使得以色列成功突袭了位于突尼斯的巴勒斯坦解放总部，炸死多名巴勒斯坦高官，阿拉法特也差点因此遇难。

乔纳森·波拉德在新部门工作时，总是最先到，最晚离开，很受上司的喜欢。上司准备提拔他任中东处长，甚至还想让他接班，但乔纳森·波拉德却在不久后露出了马脚。尽管他越来越忙，可是工作上的业绩却越来越差，经常调阅一些与自己职责无关的绝密文件，而且还将大批文件带回家。

1985年11月，有同事检举乔纳森·波拉德常把机密文件带回家，这引起了海军犯罪调查局的怀疑，海军犯罪调查局随即会同联邦调查局，一起着手对他进行调查，还在乔纳森·波拉德的办公室中安放了微型摄像头。

11月18日，当乔纳森·波拉德带着机密文件更走出办公楼时候，就被等候多时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截住，发现他的手提箱内装有大量的高度机密文件。盘问之下，乔纳森·波拉德承认自1984年初开始，把美国文件提供给以色列方面，代价是每月2500美元，以及数万美元用于酒店、餐饮和珠宝的现金收入。

乔纳森·波拉德的问题败露后，起初同意与联邦调查局合作，但这只是缓兵之计。11月21日早晨，乔纳森·波拉德和他的妻子驾车外出，临近以色列使馆时，突然一个急转弯摆脱跟踪，冲入使馆。但10分钟后，使馆人员便把他送了出来，守候在那里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上前速捕了他。第二天，乔纳森·波拉德的妻子安妮也在家中被捕，罪名是间谍同谋。

时任以色列总理的西蒙·佩雷斯

乔纳森·波拉德案发后，美国政府及舆论界立即指责以色列的行为“令盟邦心寒”。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则声称，以色列政府并不知道此事，下令内部进行调查，还召回了两个与此案有关的驻美外交官（驻美科技参赞）。

以色列科学关系局局长拉菲·艾坦

以色列政府关于此事的调查报告称：乔纳森·波拉德为一个以色列高层官员工作。此官员名叫拉菲·艾坦，长期从事反恐怖主义情报工作，亲自主持在华盛顿的间谍工作。此人曾于1978~1984年，在梅纳赫姆·贝京和伊扎克·沙米尔两位前总理身旁任反恐怖活动的特别顾问。1984年西蒙·佩雷斯上台后，撤了拉菲艾坦的反恐怖顾问之职，艾坦在政坛似乎销声匿迹，但暗中被调到美国负责情报工作，布建乔纳森·波拉德即是由他经营，但西蒙·佩雷斯强调说这只是孤立事件，是不负责任的机构在没经过政府的允许下的个人行为。

案发一周后，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代表以色列政府公开向美国道歉，交还了窃取到的文件，并同意让一个美国5人小组到以色列调查、盘问有关人员，而且宣布“如果调查证明某个情报组织卷入乔纳森·波拉德案，将解散该机构”。

其实这个被西蒙·佩雷斯称为“不负责任的机构”，正是由其本人在国防部任职期间所建立的科学关系局，又称莱克姆，它的职责是定期派遣特工到国外搜集有关科技发展的情报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武器系统，莱克姆也负责任命以色列驻外大使馆中的科技参赞，1985年，拉菲·艾坦对乔纳森乔纳森·波拉德事件承担责任并辞职，并且科学关系局被解散。

在乔纳森·波拉德审判期间，其声称他是出于利他主义而非贪婪从事的间谍活动，但美国政府表示，他就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出卖的这些机密情报。

政府调查显示，被告向他的某些朋友提供美国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是通过美国海军来源获得。

被告曾向两名朋友泄露机密文件，这两人都是专业投资顾问，文件中包含被告认为可以帮助他的朋友向其客户提供投资建议的经济和政治分析......被告承认，虽然他没有获得报酬，但他希望最终能够通过商业机会获得奖励，而这些朋友将在他离开美国海军后为其支付报酬。

参与本案的海军犯罪调查局特工罗纳德·奥利弗指出，乔纳森·波拉德不仅出卖机密给以色列，还将机密信息传递给南非情报部门，并企图通过第三方向巴基斯坦出售机密信息。

乔纳森·波拉德还代表妻子窃取与中国有关的机密文件，他利用这些信息推进了她个人的商业利益。她将这些秘密材料存放在房子周围，当乔纳森·波拉德的间谍活动曝光时，联邦调查局、海军犯罪调查局发现了这些材料。

澳大利亚政府也证明乔纳森·波拉德曾向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一名官员泄露美国机密文件，乔纳森·波拉德一开始承认他将一份机密文件传递给澳大利亚人，后来，他改口称是他的上级命令他与澳大利亚人分享情报。

CNN记者沃尔夫·布利泽在他所著的《Territory of Lies》（Harper Collins，1989）中引用了一份机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据说是时任国防部长的卡斯帕·温伯格提供给法官的，其中描述了乔纳森·波拉德的间谍活动，并提到乔纳森·波拉德出卖了一份美国国家安全局名为《Radio-Signal Notations》的10卷本手册，其内容详细描述了美国在全球的电子监视网络。

截止到2018年，乔纳森·波拉德都泄露了哪些情报给以色列，还尚未正式公布，有报告显示，他窃取的文件资料可以装满长宽高各5英尺的房子的房子，并且乔纳森·波拉德为以色列提供过数千份文件，但以色列退还给美国的文件不足两百份。

1987年3月，尽管检察官根据认罪协议，建议乔纳森·波拉德“只判处数年的监禁”，但法官奥布雷·罗宾逊注意到乔纳森·波拉德违反了认罪协议中的数条条款，他根据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提交的危险评估备忘录判处乔纳森·波拉德无期徒刑。

3月4日，美国地方法院叛处乔纳森·波拉德终身监禁，其妻安妮·亨德森入狱5年。

这一判决让乔纳森·波拉德和美国上下都深感意外，乔纳森·波拉德辩称自己是爱国者，目的不是伤害美国，而是帮助盟友。以色列各界要求追查失误责任，为此，佩雷斯政府差点分裂倒台，在乔纳森·波拉德监禁期间，以色列通过官方和非官方渠道一再试图获取乔纳森·波拉德的释放。

1988年，以色列总参谋部战时办公室主管亚伊尔·克莱因上校及其“矛头”公司安全行动组被曝光为哥伦比亚毒贩进行培训，培训对象包括为毒品卡特尔及其右翼联盟充当杀手的队伍，随着调查的深入，英国记者安德鲁·科伯恩指出，克莱因团伙曾公开声称，他们一直“是在我们国防部的全力支持和授权下”工作的，而且还在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军官中训练反政府武装人员。

克莱因的一名助手，某以色列上校声称，他们对每名官至中尉的危地马拉军官进行培训，相互间还签订了合同，这是由国有的以色列军事工业界安排的。

在伦敦的《观察家》杂志中，休·奥肖内西报道说，在一封1986年3月由以色列劳动党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签署的信件中(该信件被该杂志获取)，拉宾授权“矛头”公司“输出军事技术和国防设备”，并进一步指示，“每次谈判都应有一封正式的授权书。”

亚伊尔·克莱因事件的曝光引起世界哗然，其中一位被卷入事件的以色列将军宣称，此事件曝光就源自美国政府对乔纳森·波拉德案的报复。

1989年，由于政府未能遵守认罪协议条款，乔纳森·波拉德的律师提出撤回认罪请求和陪审团审判的动议，后来该动议被否决。

1995年，乔纳森·波拉德申请成为以色列公民，一开始遭到以色列内政部拒绝，理由是以色列还没有授予过尚未移民者公民身份，后来由于以色列多位高官施压，决定于1995年11月22日为其授予以色列公民身份。

1998年，克林顿总统考虑赦免乔纳森·波拉德，以缓和美以关系，从而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结果引起举国愤慨，中情局居住乔治·特内特以辞职相威胁，几个前任国防部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释放乔纳森·波拉德将助长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由于反对方声势浩大，克林顿不得不打消念头。

2005年7月，乔纳森·波拉德再次提出一项新的审判动议，这次是以律师无效的协助为由，后被驳回。

2015年11月20日，乔纳森·波拉德被美国政府释放，但其必须再在美国呆上5年，才能移居以色列。

乔纳森·波拉德目前居住在纽约，并在一家投资公司任职分析师。

参考文献：

Wolf Blitzer：《Territory of Lies》，Harper Collins，1989

Mark Shaw：《Miscarriage of Justice The Jonathan Pollard Story》，Paragon House，2001

Ronald Olive：《Capturing Jonathan Pollard》，Naval Institute Press，2009

Michael Sulick：《American Spies》，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2013

Elliot Goldenberg：《Spy of David》，Strategic Media，2014

作者简介：杨旭，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后就职于中直机关，现供职于国纪万象信息情报研究院，长期关注全球情报机构及国际情报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