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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珊瑚是海洋生物栖息繁衍的重要场所。每年珊瑚虫排卵繁育的季节，海南大学海洋学院教授李秀保都会带着科研团队，到海南的多片海域监测珊瑚生长、修复破碎的珊瑚礁盘、耕耘珊瑚苗圃……
他研发的火山岩固定珊瑚礁盘等多项珊瑚礁保护技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
李秀保在讲解珊瑚礁保护。资料图片
夜晚，海南三亚某片海域，海南大学海洋学院教授李秀保纵身一跃，下潜10米。鹰嘴鱼、刺尾鱼正在礁石间酣睡，在手电荧光的照射下，五彩斑斓。李秀保来到一丛丛珊瑚前，静静地等候珊瑚虫一年一度的排卵。他必须在珊瑚的精子、卵子排放后一个小时内完成受精卵的收集，带回实验室，破解珊瑚虫有性繁殖的奥秘，选育出更适应在这片海域生存的珊瑚虫。
不惧风浪，守护珊瑚之美
2003年，李秀保从安徽农业大学水产养殖专业毕业后，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黄晖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师从黄晖和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黄良民两位老师攻读博士研究生。水产养殖和珊瑚礁保护完全不搭界。李秀保说，自己是误打误撞进了珊瑚礁生态学的门。当时在国内，这个专业还属于冷门学科。
“黄晖老师见了我，只提了一个要求，赶紧学潜水。”李秀保说，起初他对珊瑚礁保护毫无概念，并不知道这个学科的试验田在海底，时常要负重几十公斤下潜到十几米深海，干抡铁锤、砸钢圈的活儿。
李秀保拿到潜水证后的第一次潜水是在三亚鹿回头海域——方圆十几米的鹿角珊瑚丛林连成一片海底的“热带雨林”，蔚为壮观。“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世界，珊瑚较为脆弱，而鹿角珊瑚更是对生态环境尤为敏感、挑剔。”李秀保说。
然而，过去，近岸污水排放、全球气候变暖、过度捕捞等对珊瑚礁造成了严重破坏，绵延数百米的珊瑚丛林逐渐退化成只剩下几米的珊瑚带，甚至有的已经很难再连成带。
“不能坐看海底的美丽消失殆尽。”一年100多次的下潜让李秀保渐渐爱上这片珊瑚海。2006年，他第一次在西沙群岛海域看到肉乎乎的肾形真叶珊瑚、仿佛冒着泡的气泡珊瑚、千枝散开的海底柏柳珊瑚等珍稀珊瑚物种，守护脆弱生命的责任感被激发了。
为了看珊瑚、拍珊瑚、研究珊瑚，他时常租条渔船就出海，一去就是一个多月。领略海洋之美，当然也会有风险。有一次李秀保下潜到三亚某片海域科考，海面上的快艇从他头顶呼啸而过，差点擦到头皮。十几年的野外科考中，李秀保经历了数不清的风浪、搁浅，但这些丝毫没有消减他对珊瑚礁、对海洋的热爱。
建造人工鱼礁为珊瑚生长提供有利条件
李秀保说，珊瑚就像一块块砖，为海洋生物垒砌一座座栖息繁衍的家园。珊瑚礁占整个海洋约1/1000的面积，为1/4的海洋生物、1/3的海洋鱼类提供庇护之所。只有保护好珊瑚，才能守护千千万万的海洋生物。
“人类必须有所作为。”2011年，李秀保所在的海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海洋牧场团队与海南三亚蜈支洲岛合作，正式启动了我国首个热带“海洋牧场”项目。
李秀保在三亚蜈支洲岛监测珊瑚礁修复效果。王丰国摄（人民视觉）
李秀保带领着团队尝试在海底培育珊瑚，将“海洋牧场”中的人工鱼礁设计与珊瑚礁修复结合起来，研发出了珊瑚种植人工礁和黎族船型屋形珊瑚种植礁。
台风、海底流沙让随流而动的珊瑚幼虫很难附着生存，而这种钢筋铁骨和废弃渔船混搭出来的人工鱼礁，可以牢牢地扎进海底。“我们在海底抡铁锤、敲敲打打，干的就是造礁盘、固基底的活。”李秀保笑着说。
三亚蜈支洲岛海域，一片80米长的工字形人工鱼礁，养育着1150株珊瑚。苗圃里每株珊瑚摆放的位置李秀保都了然于心：“这株是小叶鹿角珊瑚，前年8月种的，长势很好，过一阵就可以移栽到附近破碎的珊瑚礁盘上；那株是风信子鹿角珊瑚，去年底种的……”10年间，李秀保和他的团队共移植珊瑚10种5000多株，一岁的珊瑚成活率超过90%，修复珊瑚礁面积约1公顷，这片海域的珊瑚覆盖率从不足15%升至高于23%。
李秀保还创新使用玄武岩新材料来制作人工鱼礁，并就地取材，用海南特有的火山岩来固定破碎化的珊瑚礁。亲和、自然的火山岩引来珊瑚幼虫、珊瑚礁中鱼类的聚集。火山岩投放的前两年，不仅附着其上的珊瑚长势喜人，周围还出现了大量的海参、海胆、海百合。
可到了第三年，李秀保再到这片海域时，火山岩上已经变成了海藻，更加适应在火山岩上生存的它们挤占了珊瑚的生存空间。“眼下，如何恢复啃食海藻的鹰嘴鱼、马粪海胆等，是我们面临的难题。珊瑚礁修复，就是这样不断试错、不断改进的过程。”李秀保说。
恢复以珊瑚礁为依托的生态系统，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生态保护优先，人工修复为辅，这是我一贯坚持的珊瑚礁保护理念。”李秀保说，珊瑚是对生态环境非常敏感的物种。如果水质退化了，再好的修复技术也无用武之地。
2016年，李秀保作为领队、首席科学家带领20多名科研人员，奔赴南沙群岛海域，开展40多天的珊瑚礁生态调查。这次科考，既让他看到了丰富的南海生物种群，也见识到了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珊瑚白化，以及过度捕捞鱼类、大法螺导致的长棘海星的大量繁殖。李秀保说，一只长棘海星，一个月内就能啃噬几平方米的珊瑚。
李秀保团队成员在南沙群岛海域进行生态科考。资料图片
在海上漂流了40多天，回到陆地后，看到久违的绿植，李秀保感慨：“要摸索开发出更好的修复技术，不仅让珊瑚活起来，还要恢复以珊瑚礁为依托的生态系统，让鱼类贝类等渔业资源也丰富起来，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此后，李秀保和他的团队不仅研究珊瑚，还把草食性鱼类、贝类纳入监测范畴，采集回实验室，在增殖放流时选择更适宜的鱼类。在他们的建议下，当地政府部门每年发动渔民和潜水爱好者下海捕捉长棘海星，保护珊瑚。仅2018年，在南海西沙海域就捕捉了6万多只长棘海星，有效遏制了其对珊瑚造成的损害。
“移栽珊瑚的目的是修复破碎的珊瑚礁，恢复海洋生物的栖息地，但有些缺乏科学论证的修复，适得其反。比如，从野外已经退化的珊瑚礁群落中，截取珊瑚断肢来培育苗圃，只会加剧珊瑚礁的退化。不考虑水质状况的盲目修复，同样达不到保护恢复的目的。”李秀保说，好在国内珊瑚保护的理念在改变，从最初的慢慢摸索到如今的科学研判、举措得当，国内珊瑚科研团队从最初的零星几个发展到如今的30多个，仅海南大学就有6个团队在做珊瑚的保护研究。李秀保盼望越来越专业的科研人员和科研装备能加入珊瑚礁保护研究中来。
(来源:人民日报)
庆节期间，北京长安街沿线布置了各具特色的创意立体花坛。其中一处名为“幸福之路”的花坛吸引不少路人驻足。海豚欢腾跃起，货轮满载远航，中欧班列驶向前方，满满的“一带一路”元素周围，缀满各色鲜花，寓意各国共同把这条造福世界的幸福之路铺得更宽、更远。
举世瞩目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10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实现共同发展繁荣”。10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描绘了一幅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宏伟蓝图。
10年来，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谨细腻的“工笔画”，共建国家共同将这份宏伟蓝图绘制成一幅壮丽多姿、精彩纷呈的“丝路画卷”：中老铁路让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货轮繁忙进出，斯里兰卡普特拉姆电站点亮万家灯火……放眼望去，壮丽的“丝路画卷”上，展现的是各国民众携手创造幸福美好生活、共同建设更加和平繁荣世界的动人前景。
十年有成 书写互联互通“大文章”
“四海之内若一家”“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千百年前，中国先人就如此憧憬贸易畅通、共同富裕的美好图景。今天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努力让愿景变成现实。
习近平主席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10年来，“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弘扬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以互联互通为主线，促进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不断实现更加深入的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中国与共建国家推进战略规划对接，政策沟通不断深化。截至2023年6月底，中国与五大洲的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中国分别于2017年、2019年成功举办首届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共建各方不断加强政策沟通，达成合作共识，凝聚起携手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强大合力。
这是在埃及开罗以东拍摄的建设中的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9月11日摄）。新华社发（艾哈迈德·戈马摄）
共建“一带一路”在设施联通方面攻坚克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一项项重大工程顺利竣工，一个个标志性设施启用：马尔代夫的跨海大桥通行流量已达上亿人次，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的“非洲第一高楼”拔地而起，雅万高铁将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和旅游名城万隆两地间的通行时间从3个多小时缩短到40多分钟……10年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不断完善。
这是在印度尼西亚普哇加达拍摄的一列行驶中的雅万高铁高速动车组（9月30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徐钦 摄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贸易畅通水平不断提升，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贸易投资规模稳步扩大，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和工程车辆、家用电器等“中国制造”对共建国家出口规模不断扩大，泰国香米、肯尼亚牛油果、乌兹别克斯坦巧克力等共建国家的优质食品越来越多摆上中国人的餐桌。统计数据显示，2013至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近2.9万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外贸总值的45.4%，较2013年提高了6.2个百分点。
“一带一路”金融交流合作不断向纵深拓展，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可持续的强大动力。在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撒马尔罕，撒马尔罕旅游中心2022年顺利建成，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就在旅游中心内的撒马尔罕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这座丝路古城的新地标，是在丝路基金向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对外经济银行提供的专项人民币贷款支持下开发建设而成，是共建“一带一路”资金融通不断扩大的一个缩影。截至2023年6月底，丝路基金累计签约投资项目75个，承诺投资金额约220.4亿美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有106个成员，批准227个投资项目，共投资436亿美元，项目涉及交通、能源、公共卫生等领域。
这是航拍的连接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和机场岛的中马友谊大桥（2019年8月30日摄）。新华社发（王明亮摄）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和深入，各国民心相通的桥梁更加通畅。几年前，黎巴嫩影片《何以为家》在中国上映，打动无数中国观众；近年来，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人世间》《山海情》等作品在几十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热播。10年来，中国与共建国家广泛开展多层次、多领域人文交流，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合作有声有色，各类丝绸之路文化年、旅游年、艺术节、影视桥、研讨会、智库对话等人文合作项目拉近了共建各国民众心与心的距离，将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不断推向深入，也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夯实民意基础。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从10年前的一个倡议，到今天成为惠及各国亿万民众的幸福之路，“一带一路”建设发展速度之快、取得成果之丰，令世界赞叹。塞尔维亚前总统博里斯·塔迪奇说：“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初期，我们完全没有预想到它会给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能够引发如此深远的影响。”
携手同心 奏响和平发展“协奏曲”
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要和平，不要战乱；要发展，不要贫困，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心声。共建国家携手齐心，将“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向深入，不断为消弭“四大赤字”作出巨大贡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打下更加坚实根基。
“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让和平发展的理念在国际社会更加深入人心，让共建国家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更加坚定。
“复兴号”列车通过中老铁路元江特大桥（2022年11月23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胡超 摄
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15世纪初，中国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留下千古佳话。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它们的主题不是掠夺与争战，而是文化和贸易、交流和友谊。今天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继承着“和平”“友好”“交流”的历史文化基因，谱写着各国共同维护和平、促进交流的时代新篇。
不少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曾经是“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冲突动荡和贫困落后的代名词。在和平、合作的国际环境中实现发展，是越来越多国家尤其是常年遭受动荡国家民众的共同期盼。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各国人民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带动越来越多国家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断壮大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伊拉克曾饱受战争摧残，而在如今的伊拉克，重建家园、努力推动经济发展是伊拉克人民最大的心愿。中国和伊拉克2015年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近年来，中企承建的瓦西特省华事德电厂、巴比伦省希拉污水处理厂等一大批兼具经济和社会效益的项目顺利落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民众生活的改善正从根本上消除动荡的根源，巩固近几年好转的安全局势。
阿联酋经济部次长阿卜杜拉·萨利赫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机遇，为实现共同发展创造了典范。
“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深入，让全球发展的动能更加强劲，让各国致力于共同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
中巴经济走廊为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蒙内铁路对肯尼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2%，中欧班列“钢铁驼队”开辟了亚欧大陆供应链的新通道……共建“一带一路”，始终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推动共建各国实现更加强劲的发展。
这是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拍摄的蒙内铁路内罗毕站（9月20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韩旭 摄
习近平主席强调，“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权利。”共建“一带一路”十分重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一带一路”建设搭建起共同发展的全球网络，让经贸合作的血液流向那些需求最迫切的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正努力帮助许多国家摆脱贫穷的困境，迎来发展的春天。
老挝副总理兼外长沙伦赛说，老挝从“一带一路”倡议中“受益良多”，从减贫脱贫到建设基础设施、实现联动发展，中国倡议为老挝经济复苏作出了重大贡献。约旦前副首相、经济学家贾瓦德·阿纳尼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亚洲和非洲的国家，“有机会真正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2021年8月12日，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冬梅（中）为非洲留学生讲解菌草鹿角灵芝的栽培情况。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近年来，一些国家内顾倾向抬头，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加剧，给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带来巨大阻力，国际社会对此十分担忧。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方位开放合作，推进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也为继续推进构建更加开放的世界经济提供了新的路径。
委内瑞拉作家、国际问题专家罗德里格斯·格尔芬施泰因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通过一个个合作项目将亚洲、非洲、欧洲和拉美等区域连接起来，促进各国贸易和投资，有助于营造和平健康的国际环境，为世界的繁荣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天下一家 走向和合共生“幸福路”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共商共建共享，促进互联互通，其中蕴含的以人为本、包容发展、命运与共等理念，为助力世界走出发展困局、迈向持久繁荣贡献了中国智慧。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以人为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既有宏大擘画，也有细处关照，因地制宜筹划项目，注重参与个体的现实需求。马拉维600眼水井成为润泽当地15万民众的“幸福井”，“鲁班工坊”帮助塔吉克斯坦等国众多年轻人掌握职业技能，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民众称赞中国菌草是“致富草”“幸福草”……许多“小而美、见效快、惠民生”项目扎实推进，不断增进共建国家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月12日，学生们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鲁班工坊内学习与实践。新华社发（奥斯帕诺夫摄）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包容发展，走的是一条各方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在团结新兴经济体力量的同时增进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互动，凝聚和平衡了推动全球发展的各方力量，弥补了既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不足。
共建“一带一路”的持续深入推进，也带来了全球治理理念的创新。各国携手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让合作共赢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让真正的多边主义得到弘扬，为更加民主、公正的全球治理提供良好示范；“一带一路”建设跨越政治制度、发展方式、文化传统等差异，通过文明交流互鉴增进政治互信、超越文明隔阂，促进不同文明走向和合共生。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就是在反复思考世界各国应如何在千差万别的利益和诉求中实现共商共享、和而不同、合作共赢。”
新时代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创造性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理念和倡议，体现了中国致力于汇聚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盼稳定的最大公约数。中国以实际行动推动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实现更好相处，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巴基斯坦前总理肖卡特·阿齐兹说，他从一开始就赞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因为我们必须换个角度看世界、看问题”。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遵循“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交往原则，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新时代中国提出并不断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正是基于五千多年的文明传承。中美洲议会议长阿马多·塞鲁德说，维护和平、为人类创造发展机遇和幸福生活才是光明正道，中国是助力世界稳定前行的重要力量。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展望未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必将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开展，进一步促进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让各国民众享受更多发展成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不竭的动力。
文字记者：高文成 郑汉根
海报设计：闫宏伟、卓越
摄像： 李麟寅 陈晓宇 阮帅
编辑：叶书宏、谢彬彬、侯帮兴、程昊
统筹：郜新鑫、曹江涛
皮、蘑菇、东珠为什么得以成为备受清朝贵族追捧的奢侈品？
穿戴毛皮被认为代表了一种满族式生活的理想型。一直到今天，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东北地区依然以穿“貂儿”（东北地区对于皮草的统称）为时尚。而追踪其缘由，显然与清以来的宫廷贵族风尚密不可分。以乾隆皇帝为例，这位以“圣主”自居的君王，用满洲最珍贵的物产丰富着自己：貂皮和水獭皮袍子、口蘑，以及镶嵌着东珠的帽子。
镶嵌有东珠的帽顶。
我们是否可以让清帝国的边疆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又应当如何理解清帝国的经济、环境和政治地理？乌梁海人以捕猎毛皮动物为主，满洲地区是人参和珍珠的产地，蒙古人需要蘑菇、“扫雪”（学名叫石貂,也叫白鼬、岩貂）和鱼。清帝国的档案不仅仅关注人和土地，同样注意到了物品。特别是在农业核心区之外，高端商品受到密切关注。
穿在身上的毛皮、盘中的蘑菇，以及冬帽上的珠宝，这些物品的珍贵性，首先源于它们与清朝宫廷的联系。清廷对此类物品的生产活动一直保持着特殊的控制，清朝皇帝通过进贡制度，向满洲和蒙古地区征收毛皮、珍珠、蘑菇、人参等珍稀物产，除物产本身的价值之外，这些物产还代表着其产地所具有的纯真、丰饶、充满生机等象征意义，作为一种永恒的家园，与清朝宫廷有着密切的依存关系，进而对满洲和蒙古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帝国之裘》一书中，作者谢健把早期现代想象成一个自然与文化截然区分的时代；科学、治国或理性化本身就创造了一种文明。在谢健看来，清帝国与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是以采菇人、毛皮商、扫荡参田的兵丁的面目出现的。
谢健指出，“现代人到处抽干沼泽、砍倒树林、开垦土地。城市拔地而起，荒野后退，人类首次幻想一个遥远而未被打扰的大自然的存在。然而自然的元素比以往更多地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脖子上围着貂皮；街上有马和骆驼；还有鲟鱼、鹿肉、蘑菇和珍珠。这个时代不仅仅见证了自然被浪漫化，也目睹了其商业化：野物手手相传，从帝国边疆运输到帝国中心。居于统治地位的既不是自然也不是文化：这是个用貂皮镶边的世界。”
《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作者：（美）谢健，译者：关康，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年8月
撰文︱（美）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
摘编︱何安安
18 世纪毛皮开始成为汉人精英的时尚标志
“呜呼！神州之陆沉百有余年，而衣冠之制犹存，仿佛于俳优戏剧之间，天若有意于斯焉。”
1780年来到中国的朝鲜饱学之士兼讽刺作家朴趾源（1737年-1805年）吃惊地发现，在中国只有两种人身穿文明人的衣服：朝鲜人和伶人。其他的中国人都像野蛮人一样身穿毛皮。他参加从朝鲜王京到北京向清朝的乾隆帝（1736年-1795年在位）进贡的使团。皇帝本人的衣着似乎就是野蛮人统治的一部分：他不仅自己穿毛皮，还下令其他朝臣一体照办。实际上，当使团结束任务时，乾隆帝将代表大清慷慨好施的礼物貂皮赏给了朴趾源。作为满洲人就得穿毛皮，而到18世纪后期，不仅满洲精英，就连汉人精英也不能免俗。
朴趾源知道，世道已今非昔比：早在清朝入关之前，满洲人和汉人截然有别。他们外表迥异：汉人蓄发；满洲人留辫子。汉人妇女缠足；满洲妇女天足。他们的服饰也不一样：满洲精英穿毛皮；汉人穿丝绸。满洲人穿马靴和有马蹄袖的马褂；汉人精英对这种与骑马有关的时尚不感兴 趣。到一百多年后的 18 世纪，两个族群的外在区别开始消失：从外表已经不容易区分满洲人和汉人了。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物质文明的变迁说明满洲人已逐渐融入了北京的生活；同时也说明对于汉人而言，毛皮不再是满洲意识的标记，而是辽阔帝国的象征。
其实，剧变产生于 18 世纪：像毛皮这种边疆地区的物产终于成为汉人精英的时尚标志。到 1800 年，外地游客对北京这座城市能够提供的商品感到惊奇：蒙古地区的扫雪皮（marten，一种白鼬的皮）和银鼠皮马褂、口蘑（steppe mushrooms）、满洲地区的东珠。街上还有贩卖野味的商人，男男女女穿着有马蹄袖的衣服，有时候还能看到活的大象、虎和熊。
美丽的长白山位于吉林省东南部。
在明代（1368年-1644年）的汉语中还没有“扫雪”“银鼠”这些词。而到了清朝，这个空白就被鉴赏家、当铺掌柜和朝廷填补上了：对市场的真正了解不光需要新词汇，还得有关于这些商品的意义和产地的故事。假毛皮、秧参和冒牌口蘑充斥街头巷尾，可是消费者想买到真货——来自原始边疆的未被污染的纯天然产品。
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被视为是时代变迁的标志
我们理所当然地将日常生活中的物品视为时代变迁的标志。技术和设计，当然还有时尚和物质都是时代的象征。不仅物件的外在标示着年代，就连它们的种类和质量也有同样的功能。然而回顾过去，我们也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即便排除了最新的技术和时尚，即便缺乏物质财富，我们的生活也不能算是返璞归真。实际上，人类的物质遗产既不是简单的也并非单向的，这一点与我们的书面遗产相比毫不逊色。差异和不均才是常态。
然而从年代的角度看，大体上从16世纪开始，我们生活中物品的数量才有了增加。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商业和生产核心区域。从15世纪末开始，明朝已臻繁盛。彼时消费激增、市场成长、土地紧张，工农业扩展到新的边疆地区。当时中国人生产、消费的物品和同时期西欧人一样多，甚至尤有过之。而和之前的汉族王朝相比，晚明时期的中国人在消费方面有更多的选择，也拥有更多的财富。奢侈品买家能够从整个明帝国和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取产品：蒙古草原的羊毛、毡子，西藏的麝香，台湾的鹿皮，日本的白银和朝鲜的人参。1571年之后，明朝与统治今天内蒙古的俺答汗之间建立了和平关系，明与亚洲内陆的贸易节奏因而加快。同一年，随着西班牙殖民马尼拉，这个贸易链还囊括了美洲的产品：墨西哥的白银和波托西（Potosi）银币成为现金和税收的新基础；吸烟如同病毒一般泛滥；农夫开始种植马铃薯、玉米和红辣椒。全球化时代就此拉开帷幕。
消费增长的同时，原先代表个人身份的标志越来越不重要了。想仅仅是对他或她看上一眼就判断出其地位已经不容易了：“近来……使女穿着丝绸，歌姬不以丝锦绣服为贵。”精英为了保持自己的特色只得求助于鉴赏家。像《长物志》这种教导人们如何过文雅生活的书成为畅销读物。它们告诉读者，一位绅士应当购买或者收藏什么东西；还证明一个人消费什么东西可以使他看起来更文雅。正如卜正民（Timothy Brook）所揭示的那样，仅仅购买明朝的花瓶尚不足以维持一个人的高等身份，还要把它正确地摆放在来自日本的桌子上，还得插数量适宜的花（仅仅多出两枝，就会使房间看起来像酒馆一样俗气）。
1644 年，明朝崩溃，满洲人列队开进北京城，他们看上去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他们和关内的人一点都不像；他们的穿着像野蛮人（汉语所谓胡人）而非汉人精英。其他方面的差异也很显著。他们说的、写的是另一种语言。男人剃光前额，把脑后的头发留长扎成辫子。妇女保留天足、拒绝缠足。满洲贵族骑马，赞美武士文化，穿毛皮、戴东珠。基于以上原因，来到清朝宫廷的欧洲观察者形容满洲人是容易接近且率真之人：“他们喜欢接见陌生人；不像汉人那样冷酷和酸腐，所以他们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显得更有人情味。”满洲人的出现在明朝遗民中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回应。有些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1645年，清朝占领苏州之后，《长物志》的作者文震亨绝食而死。
坐拥富足财产的皇帝扮演着淳朴和自然生活的化身
皇帝们是生活在不断增长的财富中的消费者，他们挥金如土，住在世界上最大城市的中心，身边是让人眼花缭乱的建筑、丝绸、天文仪器、钟表和用满、汉、藏、蒙古文写成的书籍。坐拥富足的财产，他们还扮演淳朴和自然生活的化身。
努尔哈赤端坐在用鹿角制成、饰以虎皮和鹿皮的宝座上，被漆器和丝绸以及其他象征财富的物品围绕着。皇帝们也在菜单中专门给野味留了位置。朝廷消费着从帝国各个地区送来的美味，皇帝们把满洲野味和汉地城市化的、复杂的烹饪，蒙古酒，中亚的瓜果糅合在一起。不过，野味是最好的。占领北京之前，宫廷厨师就把虎、熊、狍、麋、山羊、野 猪、野鸭和野鸡作为食材；食谱记载了宫廷服务人员如何清洗肉类，并切成大块，然后用海盐、酱油、大葱、姜、四川辣椒和八角炖煮。研究宫廷饮食和满洲食品的学者吴正格解释道：“这种食法虽然原始一些，但也表现了满族人粗犷、豪爽和实惠的食风。”
清朝木兰秋狝。
它也反映出满洲人的健康观。康熙帝在这方面是最坚定的：“北方人强悍，他们不必模仿那些体质脆弱的南方人的饮食嗜好。生活在不同环境下的人们有不同的口味和肠胃。”他以满洲长者的身份推荐“鲜牛奶、醃泡过的鹿舌和鹿尾巴、苹果干和干酪饼”。
每年，皇帝都会把自己猎获的鹿肉分给皇后、妃嫔和宠臣。只要皇帝杀掉一头鹿，内务府就把它切成六份：尾、胸肉（满：kersen）、臀肉（满：kargama）、排骨、肉条、肉块（满：farsi）。尽管满汉大臣都会得此赏赐，但任何人都不会忽视这种食物的族群文化背景：汉语完全无法翻译“胸肉”“臀肉”和“肉条”这些概念，汉文档案只能采用音译：克尔森、喀尔哈玛、法尔什。似乎野味仅仅属于满洲人。在皇家菜单中，野禽肉也享有类似的地位；它们同样体现着“满洲之道”。每只被猎杀的野鸡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朝廷记录了是谁、如何弋获的，包括有没有使用猎鹰。内务府通常会把鹿肉和野鸡肉绑在一起制成礼物。宫中妇女会定期收到上述每种肉类，包括一份由皇帝赏赐的2斤鹿肉、野鸡肉和鱼肉组成的年例。避暑山庄同样拥有一个豢养着野鸡和鹿的动物园可供消遣。
某些野生植物和真菌也具有同样的魅力。因此宫廷厨师总是把口蘑和野味一起烹调（汉语的“口蘑”指来自 [长城] 关口外的蘑菇）：它会增加菜肴的野性滋味。乾隆帝在巡幸满洲故乡盛京时尽情享受鹿筋烧口蘑和口蘑盐煎肉。其子嘉庆帝（1796年-1820年在位）也在狩猎的时候吃口蘑。实际上，口蘑在宫廷从未过时。1911年，在辛亥革命前夕，皇位仅剩一个月的4岁皇帝溥仪吃了4次口蘑。当然，御膳不可能是粗制滥造的；尽管其精神是粗犷的，但制作过程还需要厨师的本事和手艺。
毛皮时尚也印证了这种意识的存在。入关前，满洲统治者下令给从明廷缴获的丝制龙袍镶上貂皮——从明朝人的角度看这是野蛮人的做法；入关后，他们继续穿明式龙袍，但在领子、袖口缝上毛皮，还穿着貂皮裙。清初宫廷通过正式的舞蹈赞美毛皮的满洲特色，一群一群的侍从穿戴上豹皮袍子和貂皮帽子，高唱开国之歌。史家谈迁（1594年-1658年）目睹了这一场景，并在日记里详细描述了这种“满洲舞”：“凡二三十人北面立。衣文豹者持彩箕一……衣貂锦朱顶金带者四人，结队而舞，低昂进退有度。”
冬天，皇帝们戴黑貂皮帽子，到了每年阴历的最后两个月，再换黑狐皮帽子。帽子顶部是镶嵌着东珠的三重帽顶。此时还要配上冬装马褂：皇帝在初冬时节穿黑貂皮，新年前两个月穿黑狐皮。在冬季的其他月份，皇帝穿镶着海獭皮的龙袍。夏季，这些毛皮衣服就被收纳入库，但东珠仍然在全套衣装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包括帽子上的装饰品和由108粒珍珠串成的美丽念珠。亲王的穿着也有类似的元素：貂皮、海獭皮和东珠。
黑龙江省博物馆所藏的貂皮龙袍。
清廷的这些物产象征着帝国的等级制度。虽然很多人穿毛皮，但是颜色、种类、裁剪方式体现着一个人在帝国中的位置。在努尔哈赤的时代，最高级的精英穿戴东珠、黑貂皮、猞猁狲皮，地位稍低的贵族穿松鼠皮和鼬鼠皮。在高级贵族中还存在差异：顶级贵族穿嵌毛貂皮袍、 黑貂皮袍、“汉人”式貉皮端罩（满：nikan elbihe dahū）、猞猁狲皮端罩；次一等的穿纯貉皮袍或黑貂皮镶边的衣服；第三等穿黑貂皮镶边“女真式”袍子。巩固了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后，早期满洲宫廷还通过立法禁止奢侈行为，以便将社会阶层和政治等级制度化。1637年，朝廷下令所有满洲贵族男女佩戴饰以东珠的帽子和发钗；等级越高，戴的东珠就越大、越多。1644年之后，清廷再次颁布禁奢令，从此亲王在头上佩戴10颗东珠，郡王8颗，贝勒7颗，以此类推，最末一级贵族戴1颗。
被奢侈品连起来的世界
如果说，清朝的消费者重构了边疆特产的来源和悠久历史，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应该这么做了：没有证据表明中世纪的“沙菌”或“北珠”和清代的“口蘑”或“东珠”是一回事。至少，它们在清代市场的普及性显示其价值在18世纪和之前时代存在区别。当然，即便在清朝，这些东西也一直都属于奢侈品，只有一小部分人享受得起。
然而，就算当时人对它们的讨论多于消费，18世纪末的市场需求也达到了相当强烈的地步，以致出现了遍及整个帝国的前所未有的连锁效应，甚至扩展至世界范围。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曾经雄辩地论证环境史的第一循环应当是食物的历史：人类与土地的关系与我们生产日常食物的工作相比不一定更有意义。可以肯定的是，日用品的历史最重要。然而还是有人在对稀有物品的追求中寻找意义，甚至为此送命。蘑菇和毛皮或许就是奢侈品，它们在物质文化中的存在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种强大的标准：它们可以成为时代的尺度。最终，它们又为地方、清帝国和全球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联系。
1700年-1850年间，清帝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催生了新的贸易网络，后者改变了整个帝国，以及中国与看似迥异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很多地区出现了追求毛皮、蘑菇等奢侈商品的热潮，以致当地经济命脉都被控制住了。18世纪的最后25年之后尤其如此。世界各国与清朝的贸易也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例如位于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在差不多整个18世纪的最初10年没有贸易活动。部分原因在于两国发生了争端，清朝分别于1764年-1768年、1779年-1780年和1785年-1792年三次暂停对俄贸易。1792年之后，恰克图贸易重开，贸易额以指数方式增长；仅仅1775年-1805年，利润就是过去的四倍。清朝与缅甸的陆上贸易发展过程与此类似。和北方一样，清廷西南地区与南掌王朝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导致1765年-1769年的中缅战争，于是清朝同样暂停了边贸，结果贸易额暴跌。
当清廷于1790年最终取消禁运，玉石、燕窝、犀角、鹿角和鱼翅进口迅速增长。清朝和琅勃拉邦（今老挝）的陆上贸易同样在这一时期增速。这主要是由清朝对类似产品的需求促成的：象牙、孔雀翎、犀角和鹿角。在海上，中国人利用中式帆船与苏禄王国即今菲律宾展开贸易，贸易额于1760年-1814年翻了一番。1750年-1820年，与交趾支那（越南南部）的海上贸易增长四倍。在这些繁荣的贸易中，港口城市广州见证了美洲和不列颠商船数量的显著增加。其部分原因在于太平洋海獭和夏威夷檀香贸易的高速增长。
居于新贸易中心地位的是毛皮、矿物、海产和森林产品等自然资源。这种贸易的崛起恰好是 18世纪战争结束的成果。追求新疆软玉的“玉石潮”于1776年和 1821年臻于顶点。中国和缅甸的玉石贸易也有类似的时间线：“爆发期”从1760年延续到1812年，缅甸玉价格“暴涨”。在新疆和蒙古方面，从18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当局竭力控制淘金汉人营地的增加势头。西南边疆的采铜业开始得相当早，可追溯至18世纪的最初25年。然而其黄金时期从1760年开始，当时产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当地铜矿的高产差不多维持到1820年。中国人经营的矿井在这时期越界进入越南北部，到19世纪初，越南高地的经济命脉就被中国矿主控制住了。同时，在东南亚的海上，中国新开挖的金矿和锡矿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婆罗洲、普吉岛、吉兰丹、霹雳州、雪兰莪州和邦加岛的大地上。
人们对珍珠、玳瑁、海参（也被称作 trepang或beche-de-mer）的追求同样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图们江和鸭绿江上的中国商人很早之前就在中朝边境的商业城镇庆源和会宁购买海参，而在整个18世纪，朝鲜商人把海参当作贡品带到北京。然而在太平洋沿岸的中国东北地区，盗采海参的行为仅仅在1785年-1818年间才成为一个问题，当时刚开始有人在海边定居。在南海，从18世纪 60年代开始，苏禄王国的海参收获量增加，苏拉威西和荷属东印度的丰收则始于18世纪80年代。19世纪初，该项贸易在两个地区达到顶峰：20年代，海参与胡椒竞争荷属东印度最有价值出口商品的地位。就在这些年，针对中国市场的海参生产扩大到澳大利亚北部，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海参捕捞业已经蔓延到遥远的斐济和大洋洲的其他岛屿。
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201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印第安纳大学副教授。
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和整个太平洋都经历了资源开发的狂潮。进入现代之后，尽管某些上述贸易仍然以缩小的形式保留下来，但过度开发使绝大多数繁荣一时的商业在 1840 年衰退甚至崩溃。燕子被“肆意掠夺”，终于在婆罗洲灭绝；苏禄的珍珠贝床被采掘一空；夏威夷檀香树被砍伐殆尽。
实际上，一如我们所知，在同样的时代，淡水珍珠贝、野生人参、海獭以及貂都经历了相似的命运。有些被捕猎，有些被挖掘，有些被砍伐。有些货物是欧美水手运来的，有的来自中国商人。或来自内陆亚洲，或东南亚、大洋洲或美洲。然而，雷同的发展模式和挑战从这些商品的增长与衰落中浮现。当然，18世纪末之前，其他国家很难触碰中国经济的外壳。
不过这一时期消费热潮的“生态后果”是前所未见的。1700 年，还没有大规模的海参贸易；没有太平洋毛皮贸易；没有东南亚之外的檀香交易；新疆和缅甸的大型玉矿，马来半岛的锡矿，蒙古、伊犁和婆罗洲的重要金矿尚未发现；中国铜矿也还没有主宰越南北部的经济。婆罗洲海岸以及菲律宾群岛有丰富的珍珠母贝；东南亚海域海龟和海参大量繁殖。受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清朝对自然资源需求的影响，内陆亚洲、东南亚以及泛太平洋地区开始面对相似的挑战。
以上内容节选自谢健所著的《帝国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边疆》一书，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美）谢健（Jonathan Schlesinger）
摘编︱何安安
编辑︱张进
校对︱薛京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