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罗漫（中南民族大学教授）
王维《相思》是唐人著名的五绝之一，也是文本歧异最多、诗义歧异最大的五绝之一，仅诗题就有《相思》《相思子》《江上赠李龟年》3种。清管世铭的《读雪山房唐诗序例》，曾将王维“红豆生南国”、王之涣“杨柳东门树”、李白“天下伤心处”3诗合赞：“皆直举胸臆，不假雕锼，祖帐离筵，听之惘惘，二十字移情，固至此哉！”由于王维之弟王缙所编王维诗文集未收此诗，所以蜀刻《宋本王摩诘文集》不载。不载的原因，若据王缙《进王摩诘文集表》所言，应与王维诗文在安史之乱中“十不存一”有关。又由于宋本不载，所以此诗带有诗题的唐代文本现已无法看到，今人所见最早是唐人笔记中的失题文本。王维《桃源行》诗末云：“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王维的好友裴迪在《崔九欲往南山，马上口号与别》中以此诗为“今典”：“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莫学武陵人，暂游桃源里。”以下分别就《相思》令人迷惑的几种主要文本和几个主要问题，进行目前力所能及的深度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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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记录的始源文本及其原义
后世流传不同文本的《相思》，从诗题到诗句，除了末句“此物最相思”始终不变之外，其他均被历代不同的记录者、刊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路径和情感需要，多次修改过，某些修改几乎面目全非，诗语甚至完全相反。譬如“秋来发几枝”和“春来发几枝”，又如“劝君休采撷”和“劝君多采撷”，都是两两对峙，不可调和。再如“红豆”和“红杏”，完全两不相关。还有唐人记录的第3句“赠君多?缬”，“赠君”进入宋代以后，又作“赠公”“愿君”或“劝君”，行为、语气都不尽相同。尤其是“?缬”和宋人所改的“采撷”，前者名词，即彩色丝织品；后者动词，即采集。除了语音一致，语义完全不同。
唐人范摅《云溪友议》卷中《云中命》载：“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窜辱……唯李龟年奔迫江潭……龟年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缬，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朗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馀。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歌阕，合座莫不望行幸（成都）而惨然。龟年唱罢，忽闷绝仆地。”可证“二十字移情”所言不虚。“此词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园唱焉。”说明“红豆”一诗虽然不在王缙所编的文集之内，却毫无疑义是王维作品，至中唐时仍然在宫廷中演唱。所载和后世主要流传本迥异之处有三：失题、“秋来发几枝”“赠君多?缬”。
上举唐代的阙题文本，见于四库本《云溪友议》，也见于四部丛刊续编影印明刊本。现代一些整理本，如中华书局2017年版的唐宋史料丛刊《云溪友议校笺》，“赠君多?缬”作“赠君多?撷”，无校记，应该是失校了。因为“?缬”是彩色花纹丝织品，如《魏书·高阳王雍传》说“奴婢悉不得衣绫、绮、缬”。梁顾野王《玉篇·糸部》云：“?，五采备。”“缬，?缬也。”说明“?缬”是专有名词而“?撷”不成词。再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录整理的《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云溪友议》，反倒用宋代的版本，将唐代的“?缬”更改为“采撷”，而且体例不作校记。这就容易使读者误以为唐人文本是错误的，今人据以校改的宋代文本是“正确”的。
《云溪友议》的文本是目前所见唐代唯一被记载的文本，但却是一个不容易准确释读的文本。后世诸多文本的文字变异，无不出于读者和选家误读了这一文本的几个关键词所致。“红豆生南国”，陈述红豆生长于南方，直白如话，无需辞费。但是，并非每个读者都了解红豆的生长及其特征与功用，这就导致对第二句“秋来发几枝”感到陌生：按照植物常识，难道不应该是“春来发几枝”吗？殊不知古汉语的“发”，对植物而言有两个指向：草木萌生和花朵开放。前者如人人皆知的发芽、萌发。后者如专业学人可能知晓的“花发”即花开。唐人李峤《石淙》有“花发千岩似画屏”、任华《寄杜拾遗》有“莺啼二月三月时，花发千山万山里”等等。王维也有类似诗句，如《春园即事》的“间柳发红桃”、《忆弟二首》的“故园花自发”。所以，“秋来发几枝”就是“秋来‘开’几枝”。但这个“开”又不是秋末冬初十月小阳春的“花开”，而是熟透了的相思子豆荚在秋季骄阳下即“秋老虎”期间裂开、炸开。所谓“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即红豆生长在阳光充沛的南方，秋天到来，枝条上绽开的豆荚露出鲜艳的红豆，如果不及时采集，红豆就散落在地上。就笔者所见，历代选家、注家、评论家，几乎一律忽略了这个发字，才会各凭己意改动范摅所记的唐代文本。
关于红豆，现代注释家，大都直接援引旧注，没有采用现代植物学的专业知识加以审视。百科词典等释义又极其简略，不能解决具体问题。
应予特别关注的是“种子鲜红色，有光泽……果实南方寺院多用为制作念珠”。再就是此处所引文本是流行本而非唐人所记的文本。“春来发几枝”形成两个指向：春枝“萌发”和春花“开放”。但红豆开花的五月花期已是仲夏，远超春天，只有红豆荚的成熟在秋季，方才符合“秋来……采撷”的叙事时序。遗憾的是，“秋来……采撷”的文本自洽，只是红豆在时间中的直线演化，改变了同时也是破坏了唐人所记“秋来发几枝……赠君多?缬”的文本原态。笔者结合王维崇奉佛教的文化特性判断：王维所赠的红豆，不可能是普普通通的红豆散粒，而是带有特殊纪念意义与福佑价值的同时也是王维本人珍视珍藏的佛家念珠。
“赠君多?缬，此物最相思。”二句意为：虽然朋友们赠给您的礼物绝大多数是高贵华丽的?缬，但只有我赠给你的红豆念珠最具相思的价值与意义。凸显红豆在华丽的人工制品中，具有最朴素、最天然、最真实的相思品质，暗示作者即赠送者最普通的身份和最诚挚的相思。
宋代几种主要文本的文字异动
计有功《唐诗纪事》（四库本）卷16“王维”条云：“禄山之乱，李龟年奔于江潭，曾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云：‘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又：‘清风明月苦相思（后略）。’此皆维所制而梨园唱焉。”史料显然来源于《云溪友议》。相同的是所唱二诗继续阙题。异动的是第二首的“朗月”换作“明月”。最关键的是第一首的“?缬”，转换成了同音的“采撷”，这是《相思》根本性质的文字异化和诗义衰变。但在诸多文本中，却是最容易让粗心的校笺家和受众作囫囵吞枣式欣赏与应用的文字“替身”，所以明清学者沿用较多，成为此诗迈向通俗化大众化的第一个转折性显著标志。缺陷在于“赠君多采撷”，直译即“赠给您多多采集”，不仅词语搭配不佳，而且语义扭曲，极不流畅。有鉴于此，此句被改作“愿君多采撷”或“劝君多采撷”，甚至“劝君休采撷”，目的都是为了清除“赠君多采撷”所形成的表达障碍。
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42《乐府门》亦载：“明皇乐工奔泊江潭间，于湘中采访使筵上唱云：‘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公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与《纪事》比较，“君”作“公”，其余一致。这是较《纪事》文本差异最少也最小的文本，也同样阙题。阮阅与计有功大体同时，都是两宋之际的著名学者。差异的原因，到底是阮阅所见的《云溪友议》版本作“公”，还是已经遗失的唐代其他史料文本作“公”，抑或是阮阅臆改“君”为“公”，目前不可考。
尤袤《全唐诗话》（文物出版社2020年影印清《历代诗话》丛书本）“王维”条阙题：“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按：中华书局2004年版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全唐诗话》，“赠”作“愿”，即“希望你多多采撷”，其余相同。较之《纪事》，首次出现“春来……愿君……”结构，使“秋来发几枝”转换为大众读者可以顺畅接受的“春来发几枝”，形成通俗化大众化的第二个显著标志。
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四库本）题作《相思》：“红杏生南国，秋来发故枝。劝君休采撷，此物最相思。”这是文本差异最大的一种。与范摅所记相比，一是最早题为《相思》，二是“红豆”作“红杏”，三是“几枝”作“故枝”，四是“赠君多采撷”作“劝君休采撷”。这个版本的成功之处，亦即精彩之处，是首次获得最具影响力的诗题《相思》，同时“劝君”一词影响广泛，直至今日。失败之处的“红杏”“故枝”“休采撷”，多被后人置之不理。
明清至近现代主要文献的《相思》文本
明赵宦光、黄习远编定本《万首唐人绝句》（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题作《相思子》：“红杏生南国，秋来发故枝。劝君休采撷，此物最相思。”除了诗题，全同洪迈本。
清王士禛《唐人万首绝句选》（四库本）题作《相思子》：“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休采撷，此物最相思。”此《选》虽然卷首署“宋洪迈元本，清王士禛编选”。但与同属库本的洪迈本《万首》比较，却有3点不同：《相思子》、“红豆”、“春来”。
但是，同是王士禛所选的《唐贤三昧集》，诗题、诗句已作《相思》：“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说明王士禛最后舍弃了源于洪迈本的两个文本，选择了《纪事》的文本，仅仅是“愿”与“赠”不同。潘德舆批点《唐贤三昧集》认同此本：“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本，此诗第三句作‘劝君休采撷’，《别裁集》亦然，看似进一步，不知皆浅薄也。”
《全唐诗》王维《相思》：“红豆生南国，秋来发故（一作几）枝。愿（一作赠）君多采撷（一作劝君休采撷），此物最相思。”徐倬据《全唐诗》编成的《全唐诗录》卷13删去夹注，与《全唐诗》完全一致。“发故枝”即“开在往年的枝条上”：沈约《八咏诗》说“新叶生故枝”、卢照邻《芳树》说“开红满故枝”。与《万首》比，《全唐诗》及《全唐诗录》的诗句，仅将《万首》的“劝君休采撷”，改作“愿君多采撷”。
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题作《相思子》：“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接近王士禛的《绝句选》。近人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诗题亦作《相思子》，与《别裁》不同处仅仅是“愿”作“劝”。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亦云“题下应有‘子’字。”
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四藤吟社本题作《相思》，诗句同《纪事》与《别裁》。后世几乎所有《唐诗三百首》注释本或改编本，一致沿用《唐诗三百首》的诗题和诗句。
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卷15《外编》作《相思》：“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及今人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修订本）与《笺注》同。此本优长在于除开第3句，全同唐人文本。
综上所述，王维《相思》的3种诗题出现于宋代，其中《相思》高度概括主题并广受欢迎与深入人心，另2题无法取代：《相思子》将诗义降格成咏物，《江上赠李龟年》则是对《云溪友议》的误读。如果以《云溪友议》的文本为祖本，考察其他文本的文字变异。那么，第1句“红豆生南国”，又作“红杏生南国”。第2句“秋来发几枝”，又作“春来发几枝”“秋来发故枝”。第3句“赠君多?缬”，又作“赠君多采撷”“赠公多采撷”“愿君多采撷”“劝君多采撷”“劝君休采撷”，在笔者所见的有限文本中，居然多达6种不同的表述。最早的“赠君多?缬”，竟然被“整容”到真容消失。今人多用晚见的“劝君多采撷”，并非唐人所传的“赠君多?缬”。明人杨慎的《升庵诗话》卷6感慨：“余尝谓古书重刻一番，差讹一番。一苦于人之妄改，二苦于匠之刀误。书所以贵旧本，以此。”
王维的“相思”言说与红豆的“赠”予对象
回顾《云溪友议》的记载，李龟年所唱的两首诗，每一首都携带“相思”：“此物最相思。”“清风朗月苦相思！”次首原文同样阙题，同样未见于《宋本王摩诘文集》。说明两诗王缙编呈唐代宗时并未见到。后人将次首题作《伊州歌》等，请参考陈铁民《王维集校注》（修订本）卷4《失题》校语。王维另诗《送沈子福之江东》亦有“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
王维诗还有另一种不言“相思”的深度相思。如《息夫人》：“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又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再如《送元二使安西》：“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劝君”二句古今激赏，奥秘在于，此时此刻就提前透支了未来与远方的相思，以未来的相思之情，劝饮眼前的杯中之酒：老友啊，别说不能喝了，再干一杯吧！出了阳关，你在千万里之外，想和我举杯对酌，可能吗？《千家诗》七绝，王维只选1首，就是《送元二使安西》。
回到《相思》，红豆“赠”予谁人呢？王维有诗直言南国、荆门、荆州。《送贺遂员外外甥》：“南国有归舟，荆门溯上流。”《寄荆州张丞相》：“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目尽南飞雁，何由寄一言？”贬往荆州之人，正是张九龄。张在仕途上有恩于王维，所以王诗说“终身思旧恩”。张是岭南韶州人，天然的南国身份。张到荆州后，选择橘树抒发《感遇》：“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灵感来自屈原《橘颂》：“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红豆生南国”，正是源于橘树“生南国”，以屈喻张。
宋沈枢撰《通鉴总类》卷1《明皇思张九龄风度》云：“荆州长史张九龄卒。上虽以九龄忤旨逐之，然终爱重其人。每宰相荐士，辄问曰：‘风度得如九龄否？’”张九龄曾告诫唐玄宗说安禄山必反，明皇不纳，李林甫加速迫害，张谪往荆州，数年后归乡病故。李龟年在禄山已反、明皇逃亡成都之时，望西演唱王维想念张九龄的《相思》和“清风朗月苦相思”，内心苦痛而晕厥。《诗话总龟》的“赠公多采撷”也可作间接证据，因为张九龄曾被封为“始兴公”。杜甫《八哀诗》亦称“张公九龄”。王维早年有《献始兴公》求助并称美张九龄：“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雠。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fōu，甫鸠切）？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所以，《相思》的唐代文本：“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缬，此物最相思。”“赠君”即“赠予大君子”。是王维在秋雁南飞时“赠”给荆州的张九龄，有思念南国君子、求佛助佑的双重寄寓。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12日 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长沙博物馆近期举行的“长沙考古七十年成果巡礼”特展上
一件唐代瓷器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这只长沙窑青釉瓷碗上
题有一首失传的五言唐诗
住在绿池边，朝朝学采莲。
水深偏责就，莲尽更移舡。
长沙窑研究专家、长沙博物馆副馆长张海军介绍
“这首诗描绘了劳动人民采莲的场景，
文字朴实无华，意境恬淡自然。”
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题有这首五言唐诗的长沙窑青釉瓷碗。新华社记者 明星 摄
此诗用褐彩书写，施釉烧制而成
瓷碗出土于长沙望城铜官镇长沙窑遗址区
长沙窑瓷器
以彩瓷和诗文题记装饰为特色
始烧于中唐，盛于晚唐，衰于五代
其在瓷器上书写诗文题记更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首创之举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
著名的“黑石号”沉船
就装载了5万多件长沙窑外销瓷器
目前已发现的长沙窑器物题写各种诗句110首
其中只有10首在《全唐诗》能查到
有100首不见于《全唐诗》
通过遗址考古发掘
这些失传的唐诗重新呈现于世人眼前
一千多年前，他们在瓷器上书写了……
传统节日
寒食元无火，青松自有烟。
鸟啼新上柳，人拜古坟前。
唐长沙窑青釉“寒食元无火”瓷壶。长沙博物馆供图
饮酒习俗
与酒相关的诗文在长沙窑瓷中着墨颇多
可从中一窥唐代饮酒之风的盛行
人们以酒为媒，言志抒怀
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
春人饮春酒，春鸟哢春声。
青釉褐彩“春水春池满”诗文壶。长沙博物馆供图
自入新峰市，唯闻旧酒香。
抱琴酤一醉，终日卧垂杨。
青釉褐彩“自入新峰市”诗文壶。长沙博物馆供图
咏史
去去关山远，行行湖（胡）地深。
早知今日苦，多与画师金。
青釉褐彩“去去关山远”瓷壶。长沙博物馆供图
此诗以“昭君出塞”事件为吟咏对象
出语平易，意到笔随
送别
送别诗是唐朝诗作中的重头戏
长沙窑记录下的送别诗文
有恬淡平和的离别
有悲怆凝重的情思
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反映
鸟飞平无近远，人随流水东西。
白云千里万里，明月前溪后溪。
青釉褐彩“鸟飞平无近远”诗文瓷盘。长沙博物馆供图
不意多离别，临分洒泪难。
愁容生白发，相送出长安。
青釉褐彩“不意多离别”诗文瓷壶。长沙博物馆供图
怀乡
将怀乡思亲的情结写在瓷壶上
不论是家人还是游子
把壶酌酒时都能引起共鸣
岁岁长为客，年年不在家。
见他桃李树，思忆后园花。
青釉褐彩“岁岁长为客”诗文壶。长沙博物馆供图
夜夜携长剑，朝朝望楚楼。
可怜孤夜月，沧照客心愁。
青釉褐彩“夜夜携长剑”诗文壶。长沙博物馆供图
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
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
青釉褐彩“一别行千里”诗文壶。长沙博物馆供图
除了诗文之外
长沙窑彩瓷绘画中时常出现的大雁纹饰
也在向人们诉说着乡愁
爱情
爱情这一永恒的主题也出现在瓷器装饰中
著名的《君生我未生》就是其中之一
题有此诗的瓷壶1982年出土后
轰动一时，广为流传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
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题有《君生我未生》一诗的瓷壶。长沙博物馆供图
此外，瓷器上还留下了古人初遇的情意
夫妻相别的痛苦
和对再相见的期盼
二八谁家女，临河洗旧妆。
水流红粉尽，风送绮罗香。
青釉褐彩“二八谁家女”瓷壶。长沙博物馆供图
我有方寸心，无人堪共说。
遣风吹却云，言向天边月。
青釉褐彩“我有方寸心”瓷壶。长沙博物馆供图
长沙窑瓷器诗文题记题材十分丰富
还涉及风景、民间故事、劝学、崇佛、礼仪教化等
真实记录了唐代长沙的民俗风情
是观照唐代生活的一面镜子
图为“孝”主题的瓷壶，左图为“羊申跪乳之志”瓷壶，右图为“牛怀舐犊之恩”瓷壶。长沙博物馆供图
诗与瓷的邂逅，凝固了大唐的风华
一千多年前唐时的长沙匠人们
自信地将充满灵感的文字和画作绘于瓷器上
瓷器随着古船一道漂洋过海
在更广阔的地域和人群中传播中华文化
古与今的重逢，唤醒了尘封的记忆
一千多年后的考古发掘
一批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文物重现天日
那些讲述爱意、前途与离别的诗句
正成为后人研读历史、理解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
策划：王敏、谭剑、王宇
记者：邢拓、明星、张格
编辑：牛昊、高松龄
鸣谢：长沙窑研究专家、长沙博物馆副馆长张海军
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张兴国
新华社国内部、湖南分社联合出品
侯乙编钟
曾侯乙尊盘 湖北省博物馆供图
湖北随州擂鼓墩1978年发掘的曾侯乙墓举世闻名，那里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尊盘等青铜器，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成就推向巅峰。
然而，翻开历史文献，却难以在江汉一带找到“曾国”这个诸侯国的痕迹。“曾国”是个啥？“曾侯”又是谁？代表古代音乐文化高峰的曾侯乙编钟，何以出现在汉水之滨这个无名之国？曾侯乙墓青铜器所表现出的诸多成就又从何而来？
历史扑朔迷离，但考古发掘总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经过40余年的考古发掘，研究人员逐渐拨开层层迷雾，窥见汉东之地两周时期一个诸侯大国的面目。
不仅有曾侯乙，还有“曾侯丙”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曾”字铭文的青铜器。比如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中，就曾提到“曾”字铭文青铜器。20世纪30年代遭军阀盗掘的安徽李三孤堆楚王墓中，有大量青铜器，其中包括“曾姬无卹壶”。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垄发现“曾侯仲子斿父”铭文铜器。曾侯乙墓更是震惊中外的重大考古发现。
曾侯乙编钟以宏大巍峨的“曲悬”架构，“一钟双音”的绝妙构造，以及丰富生动的错金铭文，在人类文化史、音乐史、科技史上都占得一席之地。2016年，第十届国际音乐考古大会在武汉签署的《东湖宣言》称，曾侯乙编钟“是公元前5世纪中国文明成就的集中体现，展现了人类智慧在‘轴心时代’所创造的高度”。
曾侯乙墓的发现，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也开启了对“曾国”的“揭秘”之旅。曾侯乙墓青铜器铭文上反复出现“曾侯乙作持”等字样，曾侯乙编钟最大的一件镈钟上，铭文写道：“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表明春秋战国之时，确实存在着一个名为“曾国”的诸侯国。而曾侯乙应为与楚王熊章（即楚惠王）同时期的曾国国君。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是考古人的惊喜、音乐人的惊喜、历史研究者的惊喜，也是中国的惊喜、世界的惊喜。它将2400年前的乐声带到今天，让全世界都可以领略来自孔子时代的华彩乐章。它还将一个在地下沉睡两千余年，在历史文献中几乎为空白的诸侯国，拉入今人的视野。
1981年7月，在距曾侯乙墓仅百米之遥，又发现一座战国古墓，定名为擂鼓墩二号墓（曾侯乙墓为擂鼓墩一号墓）。墓中出土一套保存完好的36件编钟，还有12件编磬。尽管墓葬发现时已被严重破坏，墓主身份是难解之谜，出土编钟规模也远不及曾侯乙编钟（曾侯乙编钟65件，编磬32件），但经专家鉴定，二号墓编钟与曾侯乙编钟为同一体系，音色、音律相通。因此，二号墓编钟被称之为曾侯乙编钟的“姊妹钟”。二号墓中也发现其他青铜器，特别是一组9鼎8簋的青铜礼器，显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非同一般，有学者推测其可能为曾侯乙夫人墓。
今天我们看到青铜器铭文中的“曾侯乙”，可能会觉得奇怪，堂堂曾国之君怎么会取这样一个名字。有意思的是，在与曾侯乙墓一水（厥水河）相隔的湖北随州文峰塔墓地，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座“曾侯丙”墓。这是一座战国中期墓葬，墓中出土青铜器物70余件，其中两件铜缶上都有“曾侯丙”铭文。
从墓葬规模和出土器物等线索，专家认为这也是一座曾侯墓，其墓主应为“曾侯丙”。曾侯丙墓的年代略晚于曾侯乙，“乙”和“丙”是他们的“日名”。“日名”是以十天干来命名的，在商周时期王侯之中并不少见。
考古写就一部“曾世家”
自曾侯乙墓被发掘至今，考古人员又在湖北随枣一带发现多处曾国墓葬群。据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方勤介绍，迄今考古发掘已经确认的曾侯墓达16座之多，这还不包括考古勘探已认定的4座曾侯墓，此外还有10座夫人墓葬。考古资料已经勾勒出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曾国约700年的发展“简史”，使曾国成为迄今为止两周时期唯一一个能利用考古材料构筑其基本历史的诸侯国。
2009年，文峰塔墓地清理发掘一座春秋末期墓葬，出土鼎、缶、鬲、编钟等青铜器。一组10件套的编钟里，有一件通高112.6厘米、重142.7公斤的大钟，上面铸有169字的长铭文。根据铭文推断，墓主为“曾侯與”。在曾侯與墓附近的义地岗墓地，考古人员还发现“曾侯戉阝”“曾少宰黄仲酉”“曾仲姬”等青铜铭文墓葬。这些墓葬、器物、铭文，标识了春秋中晚期的曾国君侯、贵族的身份，将曾侯乙的家族上溯到春秋时期。
早在1966年，位于湖北省荆门市京山县的苏家垄，在修建水渠时发现一批青铜器，其中包括九鼎七簋，鼎、壶等器物上有“曾侯仲子斿父”“曾仲斿父”等铭文，其年代在两周之际。这是最早发现的曾国诸侯一级的墓葬器物，也是首次考古发现文献记载的“九列鼎”。2014年开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苏家垄墓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清整墓葬百余座，确认这里为曾国春秋早期高等级墓葬群。编号为79号的墓葬出土的鬲、簋、壶等多件铜器上都有铭文，显示墓主人为“曾伯桼”。而88号墓主人为女性，墓中有两件铜壶与79号墓中的两件铜壶造型一致，铭文也完全相同，同时墓中盙、鼎等器物上则有“陔夫人芈克”等铭文，推测其为曾伯桼夫人芈克。
位于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东赵湖村的郭家庙墓地，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曾发现过带铭文的青铜器，其中一件为带有“曾侯絴白秉戈”铭文的青铜戈。2002年和2014—2015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进行清理发掘，显示出这里也是一处存在诸侯级别墓葬、年代为两周之际的曾国公共墓地。一件出土铜钺上有18字铭文，释读为“曾伯陭铸造戚钺，用民为刑，非历殹刑，用民为政”。钺为权力的象征，铜钺上的铭文内容显示其主人“曾伯陭”可能是两周之际的曾国国君。
2010年底，随州市淅河镇蒋寨村农民进行农田改造时，发现一批青铜器。2011年，经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发现叶家山古墓群。经过考古发掘，出土大量陶器、青铜器、漆木器、玉器等文物，经研究应为西周早期墓葬，多座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上可见“曾侯”和“曾侯谏”等铭文，这是比曾侯乙要早500年的曾侯。其中一座墓葬还有一件象征王权的龙首铜钺，可知其为国君级别的墓葬。另一座大墓出土的青铜器物上有“曾侯犺作宝尊彝”铭文，推测其为西周早期另一位“曾侯犺”的墓葬。
此外，2018年10月至2019年，考古人员又在随州枣树林发掘清理曾国墓葬54座，马坑3座，出土青铜器千余件。枣树林墓地有两处确定为春秋中期曾侯夫妇合葬墓，其中一处为“曾侯宝”墓和曾侯宝夫人“芈加”墓，另一处为“曾公求”墓和曾公夫人“渔”墓。这些发现又给曾国历史加上了重要一笔，补上春秋中期缺失的一环。
至此，从叶家山到枣树林，从郭家庙、苏家垄到义地岗、擂鼓墩，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已经基本构建起一部在传世史料中几乎一片空白的曾国史。方勤说，除西周中晚期外，各个关键历史时间段的曾侯墓都有发掘，考古写就了一部曾世家。
曾侯乙编钟的先声
考古发掘勾勒出汉水流域一个完整的曾国形象，青铜和乐器是其十分突出的亮点。各个时期的曾国墓葬中都出土大量青铜器，都有丰富的音乐文物，尤其是编钟，从西周早期至战国时期一脉相承，到公元前5世纪曾侯乙时达到最高成就。
郭家庙墓地30号墓出土一组10件钮钟组成的编钟，形制统一、大小相次、音高稳定、宫调明确，完整呈现了徵、羽、宫、商、角的“五正声”宫调系统。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数量最多、音乐性能成熟的编钮钟，比曾侯乙要早300年左右。郭家庙墓地出土文物中，还有年代最早的瑟、建鼓，以及保存完好的曲尺型编钟木架、编磬组合。
年代为西周早期的叶家山“曾侯犺”墓，墓中出土一组保存完好的编钟，由1件镈钟和4件甬钟组成。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数量最多、年代最早的成套编钟，比曾侯乙编钟早500年，可谓曾侯乙编钟的先声。
曾国的礼乐文物体现了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发展成就。西周初年，周公在革新殷商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制礼作乐”，制定了具有宗教、政治、伦理多重功能的礼乐制度，明确规定了王、诸侯、卿大夫、士等阶层的乐悬制度以及在不同场合应演奏的钟乐曲目。
编钟与编磬“金”“石”相配，形成“乐悬制度”。《周礼》：“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郭家庙墓地发掘的钟、磬、瑟、鼓等乐器，经复原研究发现，郭家庙编钟的横梁和立柱可组成曲尺形，与编磬刚好构成“轩悬”这一诸侯级的乐悬规制。曾侯乙编钟作为礼乐之器，其巍峨、完美的“曲悬”架式，与配套编磬三面悬挂，完整、明确地呈现了周代诸侯的“轩悬”制度，并与其他青铜礼器一起交织出一幅近于现实的礼乐场景。
曾侯乙编钟的“一钟双音”为世人所惊叹。而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中发现的编钟，有侧鼓音的标识符号，通过测音，5件编钟共有10个音高，构成六声音列，这是迄今所见西周早期出土数量最多的双音编钟。可以说，曾侯乙编钟是中国古代千余年礼乐文化积累和曾国数百年传承的结果。
“曾随之谜”
追溯历史，西周灭商以后，将姬姓宗亲姻戚分封到各地，设立诸侯国。按照传统说法，周初分封的诸侯国众多，长江流域及江汉地区并没有强国，只在汉水流域封了一些姬姓小国。楚国也是周封的一个小国，最初的地望在汉水以西。
考古发掘所见的曾国，位于汉水以东。目前发现最早的曾国墓地叶家山西周墓，学者们研究认为其属于周文化系统，墓地的布局、随葬器物组合和形制特征等方面，都具有典型的周文化特征。曾国应是周初分封的侯国。
2012年在随州文峰塔发现的曾侯舆编钟上有长篇铭文，经过释读，其中记述：“伯适上庸，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根据这些文字，研究者认为，曾的始封国君是“伯适”。伯适就是南宫适，西周初年著名的贤者，周文王、周武王时的重臣。南宫适有功于周文王、周武王，被封为“南公”，到南方营建国土，以镇抚淮夷，临有江夏，担负着经略长江中下游之责。后来出土的曾公求编钟、芈加编钟等，其铭文记载也可以印证曾国之先祖为“伯适”。叶家山曾侯犺墓出有“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铭文簋，可能是墓主人曾侯犺为其父亲“南公”所作。
曾国既是周的封国，其文化自然源于中原文化，所以西周早期叶家山墓葬中，保留着典型的中原文化特征。但是，到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曾国墓葬中的文化元素更加多元，特别是与楚国的联系显现出来。苏家垄墓地出土器物上的“陔夫人芈克”铭文，反映了曾国与楚国的关系。芈为楚国的国姓，“芈克”当为从楚国出嫁到曾国，证明曾楚两国已有姻亲联系。
此时的曾国应当是一个军事实力强大的诸侯。在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发现长达32.7米、葬车28辆的陪葬车坑，为春秋早期诸侯国中最大的车坑，显示出曾国的强大的军事实力。
“汉东之地随为大。”根据历史典籍记载，周初在南方分封的姬姓诸国中，“随”应是最大的一个诸侯。但是，考古发掘却鲜见有“随”的墓葬和器物。于是学术界提出了“曾随之谜”的课题。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等人根据曾侯乙墓青铜铭文提出，“曾”和“随”可能是一家，“曾”即是“随”，“随”即是“曾”，一国两名，就像楚国有时也叫荆国一样。
曾侯與编钟的出土，为“曾”“随”一国两名提供了新证。根据其铭文中记载，周王室式微之后，曾国与楚国交好，吴兵大举进攻楚国，使楚国生变，这时在曾侯的帮助之下“复定楚王”。这段铭文与史籍中“楚昭王奔随”的历史相合。《左传》记载，公元前506年吴王伐楚，攻破郢都，楚昭王奔随，在随的帮助下复国，回师郢都。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曾侯乙去世后，楚惠王要特制一件镈钟送祀，因为曾侯乙的先辈曾侯與曾经救过楚惠王的先辈楚昭王，有恩于楚国。曾侯乙编钟中最大、也是最特殊的一件镈钟，上面的铭文表明，楚惠王熊章得到曾侯乙去世的消息，特铸镈钟以供曾侯乙永远享祀。
2012年，考古人员在文峰塔发现一件铜戈，上有铭文“随大司马嘉有之行戈”，这是考古发掘首次发现标识“随”的铭文，为“随”与“曾”一体说提供了出土实物证据。
2019年在枣树林墓地发掘的“芈加”墓，研究认为是“曾侯宝”的夫人。墓中出土的编钟上，有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这与湖北省博物馆此前征集的一件“芈加鼎”上的铭文“楚王媵随仲芈加”相合，表明芈加是从楚国嫁去随的。这再一次印证了曾侯即是随侯，曾国即是随国，“曾随之谜”再度拨去一层面纱。
曾即是随，一开始或为西周王室为遏制南方蛮夷之国而封建的诸侯国。但是，随着楚国的强大，曾国逐渐“楚化”，甚至受楚国所控制，其文化面貌也逐渐摆脱周文化的影响，而融为楚文化的一部分。春秋晚期以后，曾国出土文物中的楚文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叶家山揭示了曾国始封的秘密，郭家庙表明曾国在春秋时期仍是军事强国，义地岗与擂鼓墩揭开了曾随之谜，展示了曾楚之间的历史关系。”方勤说，“正是这些不期而遇的考古发现，让我们得以揭开尘封的曾国秘密，与古人进行穿越千年的对话。”
“战略资源纽带”
曾国不仅有丰富而精美的青铜器，考古发掘还显示西周初年以来，曾国可能就是重要的青铜冶炼加工基地。在叶家山西周早期墓中，就出土了随葬的铜锭。在苏家垄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大面积与墓地同期的冶炼遗存。这些发现表明，曾国不仅拥有大量青铜器，而且拥有冶炼和生产青铜器的能力。
考古发现最早的铜矿是江西瑞昌的铜岭古矿冶遗址，至晚在商代中期就已经开采。两周时期，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阳新港下村遗址、安徽南部铜陵、南陵古铜矿采冶遗址群等均已出现。其中，湖北大冶铜绿山遗址规模相当宏大，开采时期从西周早期一直到西汉时期。由此可见，商周时期，长江中游的湖北东部至安徽南部，有一条十分重要的铜矿开采和冶炼带，这条铜资源带沿江布局，因资源禀赋而生，或许又因长江、汉水等交通要道而兴。
商周时期，铜是生产兵器、礼器及贵族生活用具的主要资源，是列国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武汉市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重要城址，有着独具特色、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商王朝在此设立如此重要的控制力量，大概也是为了把控长江中游铜矿资源带。
2021年1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在位于武汉市黄陂区的鲁台山郭元咀遗址，发现商代晚期铸铜遗址，仅用于铸铜的人工台地面积就达千余平方米，是迄今所见长江流域规模最大的商代铸铜遗址。经对其铜矿料的检测分析，其原料可能就来自鄂东铜绿山。这一发现找到新的证据，证明早在商代，长江中游铜业就已实现从开采、冶炼到铸造、运输的“全产业链”发展。
可以猜想，长江中游等地古矿出产的铜原料，通过长江水路运输，集中到盘龙城、郭元咀等“冶铸基地”进行加工，而后又通过水路或陆路运输，源源不断流向中原及北方地区。周灭商以后，势必要继续加强对南方铜矿资源的控制，保障资源供给线路的畅通。从曾国出土青铜器的规模、技艺来看，它应该有稳定可靠的铜资源供应和发达的青铜冶炼加工工业。
历史地理上，有“随枣走廊”之说，即在汉水以东，今湖北枣阳至随州一带，自古就是重要的军事和交通要道，是扼制江淮及汉东苗蛮的战略要塞。一些学者研究认为，曾国作为周王室“镇抚淮夷”的诸侯国，扼守随枣走廊，是中原地区铜矿战略资源供应安全保障的守卫者。据方勤介绍，苏家垄墓地出土曾伯桼铜壶，铭文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传世曾伯桼簠铭文相一致。传世曾伯桼簠铭文记载，曾伯桼“克狄淮夷，抑燮繁阳，金道锡行，且既卑方”，“金道锡行”即为青铜之路。西周时期，周王封曾、鄂于南国驻守此“金道锡行”。
随着周王室衰微，诸侯纷起争霸争雄，原在汉水以西的楚国崛起，迅速向东扩张，控制了从夷越蛮人手中抢下的铜矿资源。而此时的曾国，由于多年“经略南方”，也积累了雄厚的国力。于是，曾楚之间势必发生强烈的冲突。根据《左传》《史记》等史料记载，春秋时期楚国数度伐随，最终使随成为楚国的附庸国。
楚国控制了铜矿的生产和加工，但仍然需要中原及北方的广阔市场，要将铜矿和铜产品卖给周王室和诸侯国，以聚敛财富。曾国或许就是楚国向中原输送铜资源的“中间商”。即使到战国中期，曾国仍然在楚国之侧保持着富有而繁荣的发展状况，尤其是在青铜技艺和礼乐文化上持续发展。而楚国则因掌控了长江流域的铜矿资源和“金道锡行”运输要道，遂能“问鼎中原”，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楚庄王问鼎中原，放言“楚国折钩之喙，足以为九鼎”，这既是一种耀武扬威，也是对楚国以铜为重要战略资源的军事经济实力的高度自信。
由此可见，在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双星并耀的年代，曾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不仅是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经济资源流通、往来的枢纽，更是长江中游与中原地区文化交融的重要纽带，在中华文明进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和特殊地位。（记者 皮曙初）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